第一篇：清末中國音樂教育改革與明治維新音樂教育改革之比較

清末中國音樂教育改革與明治維新日本音樂教育改革之比

較

摘要：清末中國與日本明治時期均屬于兩國社會及教育變革之關鍵期，然則其音樂教育通過向西方學習的變革后，結果卻大相徑庭，本文通過分析其原因望能對當今音樂教育發展有所啟示。

關鍵詞：音樂教育；明治維新；戊戌變法；比較研究

中國的清末民初與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同屬于兩國教育邁入近代化的重要時期，可視為近代學校音樂教育的開端。然而日本近代學校音樂教育發展的速度卻大大高于中國，其原因值得思考。

一、主動性與被動性

（一）西方教育的主動入侵

隨著1840年的第一次戰爭爆發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國門。1842年，在華英美人士開設的禮遜學堂中的音樂課，成為現知中國土地上最早的音樂課。1881年1月，中國近代出現的第一所大學—登州文會館，為教會學校。在教會學校的音樂課中，為我國培養了一批近代音樂教育力量，更造就了一批“新舊并蓄”的人才，既通“四書五經”，又曉西方宗教、歷史、哲學等西學的新人才。我國近代學校的音樂教育啟蒙老師為教會學校，為西方國家伴隨著鴉片戰爭后攜帶文化的主動入侵。1872年～1875年，在有識之士的幾番周折地努力下，派出了中國最早的留學生—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然則受到清政府內部頑固守舊分子的阻礙最后不得已告終。縱觀中國近代派選留學生上，學習范圍局限于船舶、制造、駕駛、算學等實用軍事學科，沒有關注到西方國家先進的文化及社會科學，這時受局勢所迫被動地學習西方以達自救目的的功利主義學習，社會科學為忽視部分。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的音樂教育實則是西方國家的主動入侵，我方的被動接受使然；更由于近代中國被迫走

[1]上留學之路，沒有達到全社會呼吁變革的主動性，導致了對教育變革的不徹底性。

（二）對西方教育的的主動探索

在走向西學的道路上，日本則更具主動性。1853年7月8日，美國艦隊闖進了日本東京灣使得民族深陷危機局勢之中。1857年幕府設置了洋學教育機構，藩主及一大批有識之士一同為西行留學作準備。1862年幕府派出首批留學生開始了向荷蘭學習階段，1863年起有派往英國、美國的留學生，更有自發出國留學的有識之士。1866年4月8日，幕府更發出允許人們自由到海外貿易與留學的命令。1868年，建立了明治天皇的維新政權后，真正步入近代化階段。1872年，政府正式頒布的《學制》開啟開始了教育西化的道路。不同于中國的是，早在幕府末年，日本向西方學習的領域就囊括了除軍事外的經濟、法律等社

[2]會科學。1879年頒布“教育令”，并建立“音樂調研所”推進近代化的學校音樂教育；伊澤修二前往美國學習音樂，回國編寫了《小學唱歌集》使得日本近代音樂教育真正步入正軌。1880年，美國音樂教育家梅森應邀擔任“音樂調研所”的音樂教師，為日本近代學

[3]校音樂教育的教材編寫和師資培養作出了貢獻。

二、“嫁接式”與“移植式”

（一）“嫁接式”的日本近代音樂教育

1872年，新學制頒布后，伊澤修二赴美國師范學校學習使日本學校的音樂教育才開始走上了正軌。日本的音樂教育模式并非原封照搬西方國家的教育模式，而是正確把握本民族

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平衡關系。伊澤修二所設的音樂調研所的任務為：“將西洋樂和日本音樂相‘折衷’（調和），創作新的歌曲；第二，培養振興“國樂”的人才；第三，推進各學校音

[4]樂教育的實施。”“明治二十四年（1891 年）的小學校教則大綱中明確指出：歌詞及樂譜，盡量擇用與本國古今名家有關之作 也就是說要兼顧自己民族與他民族的傳統，用本民族與外來音樂中的優秀作品教育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日本的學校唱歌運動遵循著伊澤修二

[5]的折衷思想，即主張學習西方音樂的同時也學習日本雅樂 箏曲 俗曲等傳統音樂。”明治

中期出現的音樂教材《普通小學讀本唱歌》，其中歌詞全部來自小學《國語》教科書的韻文教材，旋律全由日本人作曲，后被稱為“文部省唱歌”，至今仍編入小學學校音樂教材中。

（二）“移植式”的中國近代音樂教育

在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學堂奏定章程》全盤學習日本已建立的學制。早在1898年，康有為在《請開學校折》的上書中提出設立樂歌課的要求，其中提出：“遠法德國，進采日本，以定學制”。以日本音樂教育為范例的改良活動大力開展，其音樂教育的目的為飽受凌辱后中國人極力自強的功利主義心理，錢仁康先生有關學堂樂歌的一項考證式研究表明，目前所見有數十首學堂樂歌曲調來源于二十首日本歌曲。在沈心工、李叔同等一批留日學者對日本音樂的全盤肯定及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否定態度。清末民初學堂樂歌大多選用歐美流行歌曲及日本學校歌曲作為樂歌曲調。對外來音樂文化的全盤肯定及對自身民族音樂文化的全盤否定，表現出在當時的中國學者在經過西方列強的沉重打擊后對自身民族文化的不自信性。一方面將造成對中國傳統民族音樂傳承的缺失；另一方面則使全盤西化的音樂文化更難與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融合，加劇了近代學校音樂教育建立的難度。

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音樂教育改革

（一）自上而下的音樂教育改革

日本從幕府時期就由統治者及藩主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甚至在19世紀30年代時，藩主就私下與西方諸國交往，新式教育在強藩中早已萌芽。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成為了中央集權統一的國家，至上而下的改革將能進行得更加順利，教育可通過立法和宣傳得到推廣及普及。再者，國家補助國民教育經費，為教育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持。1872年9月，明治政府正式頒布了《學制》，形成了自上而下統一的學校教育系統。音樂教育方面1879年由統治者建立了“音樂調研所”，用于培養音樂師資和音樂家，同時成為西方音樂教育文化的輸入窗口。1891年文部省頒布《小學校教則大綱》，雖然此時的音樂課仍為“加學”（選擇）的科目，但大綱中已經包括了音樂教育的功能目標和教學的內容及方法。

（二）自下而上的音樂教育改革

由于在封建機構的框架中，中國的洋務運動帶來了新式教育的萌芽，變革的細胞并不是自上而下地發生每一階層的，而是地方性、階層性的活動，造成新式學校的經費來于學校所附屬的洋務機構，沒有固定的資金。1898年康有為在《清開學校折》中提出了開設音樂課的建議。1902年梁啟超在《飲冰室談話》中強調了音樂的功用及唱歌課為學校不可或缺的課程。梁啟超提出：“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從事

[6]教育則已，茍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學校中玩玩不可闕者。”在康、梁二人位代表的社會學者的鼓動下，產生了一批自發求學日本的音樂教育家，以沈心工、李叔同為代表的一批留日音樂教育家為學堂樂歌注入了重要的力量。1903年2月，沈心工留學歸來在南洋公附屬小學創設了唱歌課，在課程中設置了樂歌課，成為我國最早正式設有音樂課程的一所學校，造成全國性的影響。1904年4月，曾志忞編著的《教育唱歌集》為中國近代最早出版的音樂教科書之一。同年5月，沈心工編寫的《學校唱歌集》在學校音樂教育中適用甚廣。1903年曾志忞在《江蘇》雜志發表了《樂典大意》和《唱歌教學法》，論述了音樂理論研究觀點。1909年頒布的《修正初等小學課程》中規定初等小學堂開設“樂歌”課，但當時的音樂課仍屬于“隨意課”；直到1912年民國建立后，音樂課才一改“隨意課”的地位。中國

近代音樂教育的出現是在有識之士從思想的傳播，到身體力行，到付諸實踐的自發性行為。不同于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國則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促成了中國近代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

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期由于接受西方文化的態度不同、學習西方文化的定位差異及政府的改革力度都促成了在這場教育變革的行動中成效。最終的原因當歸結于中國傳統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保守特性及在特殊局勢下將教育視為自救的功利主義心理。望能以此為鑒，在多元文化環境下的借鑒和學習西方音樂教育模式過程中注意恰當的自我定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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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析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

淺析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繼“大化改新”之后的歷史性轉折，明治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教育改革則是改革中的重中之重。任何文化落后的民族，民智未開的國家，都是難以進入近代社會的，教育能夠促進民智的開化。同時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巨大工程，離開近代教育，要想日本實現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文明開化”也是不可能的。日本明治維新抓緊教育改革是吸收，消化和運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和各種經驗的最后途徑。

重視教育是日本新政權在明治初年就已提出的重大課題之一，在1868年的《王政復古大號令》中便有“登用人才乃是第一急務”的內容。政府主要領導人之一木戶孝允就曾經指出：“取舍文明各國之規則，漸次振興全國之學校??實乃當今政府一大急務。”1871年他又指出：膚淺的模仿西方人不是真正的開化，“要想人才繼出，千年不斷，只有寄希望于教育。”另一方面，巖倉具視1870年也指出：“使國家進入文明，走向富強，不言而喻在于啟發人智。”因而在各項改革措施中，教育改革實行的最早，公布的法令最多，政府部門撥給教育部門的經費也較其他部門為多。（詳見附表）

一.教育改革的內容

實際上日本在幕府時期教育就已經相當普及了。德川幕府各藩有各藩的藩校，均系武士階級的教育機關，教學內容除了儒家經典外，尚有算術、洋學、醫學與天文學等實用主義的科目。而日本文化的發達，歸功于教育的普及，對教育的重視，實導源于東亞文明的根源——儒教圈對讀書識字的重視。明治政府于1871年設立文部省。統管文化教育事業。1872年，文部省頒布第一個教育改革法令《學制》和《關于獎勵學事的指示》，開始了有綱領有計劃的教育改革。《學制》確立了近代日本的資產階級國名教育方向。

《學制》規定：“學制為八年，六至十四的兒童接受近代化的義務教育，將全國分為八大學學區，設立二百五十六所中學。五萬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學。平均六百名人口即設立一所小學。同年設立師范學校，以培養師資。以期‘自今以后，期望于一般人民者，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

該學制的頒布的意義在于：

1.否定以往之學問系士人以上階級的獨占物，無華士族農工商及婦女之別，課一般人民以接受教育的義務。

2.學問教育的目的在于“立身為財本”，“治其產，置其業”，并非專為國家的目的而受教育。

3.學問教育由人民的自由自發予以推行并自負費用，否定由政府提出學費衣食的舊習慣。

下面具體的從教育的階段性來分析教育改革的內容。

（一）以小學為基礎,努力普及國民教育,提高全民整體素質。

明治維新時辦教育，以小學為一切學校的基礎，抓小學教育全力以赴，以期普及國民教育。明治政府極端重視少兒的智育發展，著重灌輸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傳授初步科技知識。為了辦法小學教育，明治初年以來連年不斷頒發的各種教育法令，學校令，學校規程和教學綱要等文件，屬于小學教育的占一大半。1872年頒布的學制，規定學制為八年，六至十四的兒童接受近代化的義務教育，將全國分為八大學學區，這樣的學制是仿照法國的學區制度，并不適合日本的國情，而且采取自費的原則，經費，小學的設施都由村民自己負擔，無法全面實行，甚至有搗毀小學建筑，襲擊教員的事件。

明治政府遂于1879年頒布新的教育令。采取美國的自由主義教育制度，廢除原來的學區制度，有每個町村或數個町村聯合設置一小學，義務教育的年限縮短為十六個月。但實行的結果，反而使就學率銳減，甚至發生燒毀學校事件，遂又于1880年頒布“日本教育令”。強制設置小學或師范院校，并把義務教育的年限延長到三年，并規定讀書、識字、算術、地理、歷史、修身為必修科目。

在教育內容上,極端重視兒童的智育發展。當時小學的科目多,內容也頗深,據《學制》規定,下等尋常小學開十五門課程,包括語文、算術、歷史等。上等尋常小學還增添幾何等課程。小學還因地制宜設一二門外語課。據統計，當時“在每周學時總數中，屬于語文課的科目合計占百分之四十，算術、理科、地理、歷史合計占百分之五十三，兩類總計占百分之九十三, 余下的修身等科目只占百分之七。”

小學學制的變革促進了就學率的提升。在1872年確立初等義務教育制度時，小學的就學率僅有28%，較之英國的40%為低。但1900年，英國達到90%的時候，日本已經超前英國了。及至1910年前后，兩國均達到100%的程度。

表1：明治維新時期小學數目一覽表

年次

小學校數

教員數

兒童入學率（%）

1873

13558

25531

28.13

1875

24225

44501 35.38

1877

25459

59825

39.87

1894

24046

50487 61.7

小學教育的普及為以后階段教育打下了基礎，同時使日本的識字率大為普及。明治三十五年的識字率為90%，到了明治四十二年達到了98%。

（二）努力推進中高等教育的發展

明治政府在19世紀90年代后期初等教育基礎牢固確立后,在繼續充實初等教育的同時,重點轉為改進中等和高等教育上，開始建立和發展現代科研事業。從頒發《學制》以來,中等教育在學制長短、課程設置繁簡等方面不斷變革。教育改革之初,中學學制不一,科目紛亂龐雜,甚至有專學漢文一種科目的中學。經過整頓后, 1881年制定的《中學教學大綱》明確規定，中學采取四、二分段制,入學資格必須是小學的中等科畢業,繼六年初等教育之后,以中學為后續教育機構的制度。從這時開始實施,后來一直沿用。

由于中學教育以升學為主,課程設置和教學要求都比較高，十分重視基礎科學知識和外語的教育。早在1881年，日本政府就規定，中學設置代數、幾何、物理、化學、英語等課程。1886年，又規定普通中學要學二門外語，中學的基礎科學知識占全部教學時數的三分之二。隨著中學校數目的激增，在明治二十七年只有八十一所學校，可是到了明治三十四年已經增至二百十幾所。由于缺乏教員，因此帶動了師范院校的建立與發展。明治三十五年設立廣島高等師范學校，另設立臨時教員養成所，以培養中學教員，翌年頒布“專門學校令”，同時制定公私立專門學校規則，設立醫學、法學、語言等專門學校。

關于高等教育，1877年由東京開成大學及東京醫學學校合并而成為東京大學，分設法、理、醫、文四學部。明治十九年東京大學與公布大學合并為帝國大學。后來明治三十年京都帝國大學成立時，原來的帝國大學遂改稱東京帝國大學，到了明治四十年代東北北海道等地也設立了帝國大學。

官立學校之外，私立高等學校也逐漸發達。在私立大學中最早創立的是福澤諭吉的慶應大學。明治八年新島襄創立同志社，明治十五年大隈重信創立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此外還創辦了“神宮皇學館”、“皇典講習所”等等。

（三）興辦女子學校

關于女子教育，明治政府亦十分重視。文部省學監美國人達維特·莫爾萊認為：“女子教育十分重要，在兒童幼稚心靈易動之時，予以教育者必在婦女，而婦女之于兒童，不只在于教其學業，其一言一行皆為兒童之楷模。”所以，“欲使國家后來之人必成良善，則應先行其母之教育。”主張“日本也應女子作為教育進步之媒介。”

早在巖倉具視赴歐美考察時，就曾有5名年齡十四五歲的女孩隨同歐美留學。日本第一所女校—東京女子學校，于明治五年在東京成立，授女學生以國書、英學、手藝等，這是女子部專門收容貴族的女子，明治三十二年政府頒布高等女學校令。設立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并成立日本女子大學以招收一般民間女子就讀。到了明治三十年全日本有二百五十所高等女學校。當時的女子教育多為重視禮儀和家政，關于社會問題和科學的知識修養，則不被重視。

二.改革的特點

1.實用性

明治改革初期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積極發展資本主義。而要實現三大政策這個建設國家的總目標，就必須攝取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培養管理國家和發展實業的各種人才，普及教育，啟迪民智。但是以前的教育更多重視的是儒家經典的傳播。因此，明治政府在教育上明確提出大力發展實用教育的理念，大力振興實業教育，造就科技骨干力量，抓技術教育。《學制》就提出“以淘汰無用之雜學，開導文藝長進”之方向為目的，對以往的教則，制度乃至書籍、器械、講授方法、授業之規等等概行更革。

自從明治初年以來，不論中小學教育或大專學校教育，都貫徹技術教育的方針。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明治政府著手在中小學的普遍教育中加強技術教育，在小學和師范學校中因地制宜添設農業科、商業科、工業科，小學普遍設手工科，中學則設立實業科。

2.強烈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色彩

教育強調國民要為國家效忠，弱化個人主義，強調國家主義，教學的內容多有忠君的思想成分，這也是受西方國家主義風潮影響的產物。

自明治十五年森有禮出任駐英公使，游歷歐洲諸國之際，被當時盛行于西歐各國的國家主義風潮感化，終至成為熱誠國家主義的贊美者。于是當他出任文部大臣，于明治十九年三月一日廢除從前的教育令，頒布“帝國大學令”，四月頒布“師范學校令”、“中學赦令”、“小學校令”等學校通則，以代替尚不完全的原“教育令”。這是日本棄自由主義，而確立推行國家主義化教育及軍國主義教育的轉折時代。由于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教育上也極為推崇自由化，天皇害怕這種教育會危及自身的統治，日本天皇于一八七九年頒布《教學大旨》，決定從今以后，“基于祖宗之訓典，專事闡明仁義忠孝，而道德之學則以孔學為主”，“教學之要務在闡明仁及忠孝、探求知識才藝。”又于1890年發布“教育敕語”。敕語的中心是忠與孝，以之為“國體的精華，教育的淵源。”“教育敕語”一方發揮了學校教育內容上實質最高法規的作用，一方卻隨天皇、皇后“御真影”下 賜給各學校及其他團體，通過儀式的奉讀與低頭拜聽，以深植國民絕對服從之心。

為了加強對學校的管理，明治政府還在學校推行軍事化的管理，以師范學校最為明顯。強令師范教師學生住在宿舍，并授學生以兵式體操。抑有甚者，以現役的陸軍上校山川浩為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學生寄宿的學校生活則采用陸軍的內務班制，推行灌輸師范生的軍隊式組織。事實上，師范學校的組織設備給以教育完全模仿軍營教育，此一方式直到日本二戰戰敗才被廢止。

3.強制性

日本義務教育被廣泛地實施，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在于國家的強制性的保障。適齡兒童上學都是強制性的，甚至專門作了“就學牌”，以示區別，并由警察督促帶牌兒童去上學。有的縣還制定罰規，處罰不送適齡兒童入學的家長。

4.帶有封建色彩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改革很難根除封建主義色彩的影響。近代的日本社會是士族支配的社會，士族意識對近代日本教育影響深遠。

明治維新后，由于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征兵令等一系列措施，武士失去了封建時代的特權和維生的經濟基礎。為了謀生，他們乃利用從前所受的知識能力為工具，轉業于新的近代性職業，其中很多人轉入教育事業，以維持生活。例如明治十六年小學教師的40%，中學教師的73%為士族出身。

至于受教育的比例，明治初期由于就學的費用原則上是由國名自己承擔，授業費小學每月為五十錢、二十二錢、十二錢五厘的三種，而中學的就學費用卻高達五元五十錢，以當時的米價為基準，這種學校的費用是一種相當昂貴的負擔，因此，非一般農家能夠負擔。由于昂貴的學費，中高等教育被士族所壟斷。例大學預科的大學預備門的學生比例，在明治十一年，有81.1%為士族階層弟子，又至明治十八年為止的畢業生中，札幌農學校有75.7%，東京商業學校有52.6%為士族弟子。在女子教育創辦初期，東京女子師范學校也只是專門收容貴族的女子。女子的教育內容也多為儒家之類思想。

三.改革的作用和缺陷

第一，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萬壽夫在《日本的經濟發展和教育》一書的序言中曾說“明治以來，直到目前，我國社會和經濟的迅速發展，特別是戰后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涼人，其重要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及和發展。實業教育和專門學校制度，為日本提供了各級各類專門人才。由于明治政府的積極提倡教育的普及，工場勞工的教育程度明治三十年，文盲率估計有38.2%，而尋常小學畢業者，只不過占12.2%，但是降至大正八年（1919年）的全國調查，文盲率只有8.8%。

表2：工場勞工接受教育水平一覽表（單位: %）

教育水平年次 大正八年（1919年）昭和五年（1930）

未上學及尋常小學中途退學者 31.1% 9.9% 尋常小學校畢業者 48.9% 57.8% 高等小學校以上畢業者 19.8% 32.7% 合計 100.0% 100.0%

第二，推進和促進了日本近代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教育改革推動了日本教育的革新，由從前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教育轉向近代化的實用教學。不斷的接觸和引進西方的先進教育理念，為日本的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教育的改革促進了大批學校的興建，前文中的表一就正好說明了這一點。還促進了日本私學的興起。這些在前文已經詳盡地述說了，筆者在這里將不再贅述。

第三，提高了整個國民的文化素質。日本義務教育的普及，無疑極大地提高了整個日本民族的國民素質。一八七五年小學的入學率達到百分之三十五點二，一八八五年達到百分之四十九點六，一八九五年達到百分之六十一點二，一九零五年達到百分之九十八點五，一九二五年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四。

第四，教育的普及促進了階層的流動，打破了官員階層唯士族所壟斷的局面。使學校成為培養人才，官員的后備機構。

明治維新前，學校一直是修身養性的場所，各級官吏的任免與教育不發生關系。改革后建立的學校以培養各級官吏和各級各類專門人材為宗旨，并引進了以“能力主義”為基礎的近代考試制度，從而為士族以外的各階層國民提供了各種發展的機會和可能。就國民的角度講, 它意味著得到了平等的進取機會(從國家的角度看，各級各類人材的脫穎而出則有利于優勢組合。

但是日本明治維新也存在著諸多缺陷。例如，大農業生產方式的移植并不符合日本的國情，因而招聘外籍教師傳授技術也難以解決日本農業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學制》頒布后，由于對教員的待遇菲薄，薪水通常只有二至四元（只相當于政府高級官員的4%至8%），所以師范學校畢業的學生多辭退教員職務而轉業。“概言今日教員之情態，多是不免于一時之貧困，因永安其職者少。”此外，在日本的出國熱中，也有徒為“裝飾”的鍍金者。1873年，日本政府對歸國的留學生進行學業檢測時發現，不僅有英語發音不良，會話拙劣者，更有因為學業未就而難以參加測試者。因此，當時社會上便有非議之聲，要去廢除出國留學的制度。

另外明治天皇在《學制》頒布后不久發布的《教育大旨》中，明確規定今后的學校教育要“專事闡明仁義忠孝”，把“忠”“孝”作為學校教育的中心內容。此后，這種封建的道德傳統又和帝國主義、擴張主義結合在一起，因此近代教育改革的這種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綜上所述，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次教育改革 把舊的封建教育改造成資本主義教育，它對于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及整個民族文化水平和素質的提高，都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但是，在教育改革過程中，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這成為了日后日本教育改革需要克服的一大難題。

附表：明治初期太政官及各省歲出額（單位：千日元）

年 月

太

政

官

元老院

教部省

內務省

民部省

工部省

文部省

司法省

宮內省

陸軍省

海軍省

合計

1869.1--9

--

--

384

（1347）

2268

1869.10—1870.9

--

123

554

（1355）

2252

1870.10—1871.9

--

121

144

513

（3195）

4184

1871.10—1872.12

398

132

--

--

709

571

464

912 7346

1767

13540

1873.1—12

490

--

--

574

1303

767

678

8128

1188

14505

1874.1—12

653

616--

281

1330

883

775

8673

1685

15892

1875.1—6

223

275

--

146

869

259

443

3642

1033

7390

1875.7—1876.6

519

209

2372

--

4631

1743

1111

933

6959

2825

23170

1876.7—1877.6

422

174

4191

--

4343

1695

1385

290

6904

3424

24587

合計

2740

470

454

7454

153

10805

7881

5019

5482

（59471）

107788

來自：龍的天空

原文：http://www.lkong.net/thread-364536-1-1.html

第三篇：淺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

淺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

摘要：

1868年日本進行了著名的明治維新運動，使得日本擺脫了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迅速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并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與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擬。在運動中，教育制度的改革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自此以后，日本的教育在短短的幾十年的時間里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達到了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本文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的教育改革措施進行分析，從而探尋其對我國教育改革的啟示。

關鍵詞：日本；明治維新；教育改革

正文：

19世紀中葉，日本進行的明治維新運動改變了日本的命運使其完全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并進入了世界強國之列。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原因得益于其“文明開化”之實施。用日本學者的話說：“為前史未有之大變革，凡百庶政，殆皆創始于是時，而以教育制度為最。”

一、教育改革的背景

日本在明治時代之前，屬于江戶時代，由德川幕府把持統治權。為了鞏固德川在政治上的領導權，幕府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便對對外貿易和同外國交往上進行隔絕。這一政策使日本完全與外界斷絕往來，國家的發展也完全落后于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在此情況下，國內人民在教育上受到儒學和佛學的思想專控，農民的生活困苦，商人的利益也受到嚴重的損害，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滿，社會矛盾尖銳。國家財政也存在危機，下級武士的處境日益貧困，幕府又實行高壓性措施，整個幕府統治陷入癱瘓之中。同時，國外環境也并不安寧，1853年美國的堅船利炮撞開了日本的大門，是日本面臨淪為西方殖民地的威脅。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推翻了幕府統治。為了擺脫外來的威脅，以及改變日本國內混亂的局面，明治天皇攜政府中的有志之士，進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史稱“明治維新”。

二、教育改革的風向標：西學東鑒

明治天皇重用改革名臣巖昌具視、木戶孝允、森有禮以及教育名家福澤諭吉等，都充分認識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先進文明在推動日本發展和變革中的巨大力量。因而，在他們的大倡導和鼓勵下，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

（一）、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

明治之前的幕府統治時期，就已經認識到留學的重要性。1862年，幕府和各藩曾派遣了學生赴英國、荷蘭等國留學。明治政府教育改革的首選便是打開國門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1868年，明治政府發布《五條誓文》把“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列為基本國策之一，并采取積極的實踐。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右大臣巖倉具視帶領龐大的代表團出訪歐美，表明明治政府向西方學習的決心和迫切心情。此次訪問成為日本之后的教育改革的強大動力，并開啟了日本的留學之風。初期，由于日本政府缺乏經驗，選拔不嚴，使得留學成果并不顯著。后來，逐漸改進，使留學生回國后，能在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都發揮巨大的作用。

（二）、聘請外國專家，致力于國內教育。

明治年間，政府雇用了大量的外國專家從事國內的各個領域的工作。以希望將外國先進的知識技術傳入日本。為了使他們長期留在日本，給這些外國專家的待遇也相當優厚。例如，當時日本的高等學府——東京大學給與外籍專家的薪俸占了該校全年預算的1/3。由此可知，明治政府在教育上給與了巨大的財政支持，這也是日后日本教育迅速發展的基石。

三、教育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大力普及小學教育，提高全民的整體素質

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的《學制》，明確提出了要從小學抓起。為了能夠普及小學教育，政府把全國分成8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劃分為32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劃分為210個小學區，形成一個統一的全國教育網。同時，明治政府把普及初等義務教育作為重要的教育改革內容。政府規定：凡六歲以上兒童，均需讀完小學，女子與男子有同樣的受教育權利；凡拒絕送子女入學的父母，要受到相應的懲罰。采取強制的法令，以保障改革的順利實施。

在教學內容方面，日本仿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將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傳入國內，取代了傳統的“四書五經”的儒家封建思想。通過明治政府的努力，全國小學的普及迅速，兒童的入學率也普遍提高。為了滿足學生數量日益增長的需要，日本政府也大力建設師范學校來培養急缺的教師人員。

政府的扶植是普及義務教育效果顯著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是與國民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是離不開的。由于當時的日本政府財力有限，對教育的投入力度嚴重不足，因而有許多學校的建設都是民眾出資完成的。經過兩方的共同努力，明治政府建立的40年間，日本在普及小學教育方面取得立顯著的成果。成功實現了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目標。而英國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用了70年，法國則用了80年。而在時間上，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國范圍內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比美國早4年，比法國早10年。小學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國民的素質，同時，也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改進中高等教育和創立實業教育

明治政府在初等教育基礎牢固之后，重點就轉向中等教育和實業教育的發展上。日本政府認為，中學“是對希望從事實業和希望升入高等學校的人進行必要教育的場所”。初期，中等教育的治學方針是就業和升學兼顧，后來逐漸確定以升學為主。

1872年，《學制》頒布后，中等教育在學制的長短、課程設置繁簡等方面不斷的變革。教育改革之初，中學學制不一，課程紛亂繁雜。經整頓后，1881年制定的《中學教學大綱》明確指出：中學采取四、二分段制，入學資格必須是小學的中等科畢業，繼六年初等教育之后，以中學為后續教育機構的制度。1886年，中學又改為普通中學(一年)和高等中學(二年)，高等中學只有官立，全國分五區，每區一所。1894年，五所高等中學改稱“高等學校”，設法、醫、工、文、理、農、商等專業學科。這是中學教育的重點學校，為東京大學等輸送了許多優秀的后備力量。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把提倡實業之學、創辦實業技術學校作為發展教育的基本方針確定下來。當時，文部省明確指出：盡管我國文明確有進步，然而這種科學知識與技能尚未滲透到普通人民中間，教育與勞動顯然分開，農業及工業等各種事業大部分仍因襲陳規陋習；今天國家欲充實未來的實力，必須努力向民眾子弟施以科學技術和實業一致并適當結合的教育。1872年，《學制》規定：開辦工農、水產、商業等10種實業學校。但此時，實業教育在日本并未得到充分的發展，實業技術教育少，人員也不多。

到19世紀90年代，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而帶來的產業革命，對技術

人員和熟練勞動者的迫切需要，使日本國內的實業教育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明治政府先后制定了《實業補習學校規程》、《徒弟學校規程》、《實業教育國庫補助法》等來推動實業教育的發展。同時，國庫每年支出15萬日元來興辦實業教育。政府在當時的大、中、小學都貫徹了技術教育的方針。其一，在課程設置上，小學開設了手工科，中學開設了實業科目，如工業、農業、商業。其二，在各級教育上專設了實業學校：初等教育開辦實業補習學校、乙種實業學校等；中等教育開辦實業中學、甲種實業學校等；高等教育則開辦專科實業學校。這樣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三級配套的龐大實業教育網。日本實業教育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興旺起來，從1893年到1912年間，發展極為迅速。

(三)、創辦重點大學，注重培養高水平人才。

為了能夠迅速培養出一批的高級的管理人才和科學技術人才。明治政府對重點大學的建設也是刻不容緩。1877年日本國內第一所現代化大學——東京大學落成。1886年根據《帝國大學令》改稱為東京帝國大學，分為大學院和分科大學兩部分。大學院主要側重于進行學術和科學研究；分科大學以傳授專門知識為主，培養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人才。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對東京大學也是給與了大力支持。1880年，給這所大學的撥款占該年全部文教經費的44％。除了建立東京大學之外，各省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需要建立了一些高等教育機構，來培養

技術人員和國家公職人員等。1886年又設立工科大學，1890年成立農科大學。自1872年《學制》頒布以后，便取消了高等學校錄取學生的身份限制，無論士農工商，只要有真才實干，平民百姓出身的也能進入高等學府。為了實現這樣的教育理念，《學制》還規定：對學習努力，才能行正，將來能完成學業，但家境貧寒者，檢查其學業合格后，可貸給學資，但工作后須償還。這個規定就為一部分優秀而家境清寒的平民子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同時，政府和學校還選派大批高才生出國留學。

（四）、大力興辦師范教育，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

明治政府在大力興辦學校教育之時，也深深感到教師資源的極度缺乏。若沒有足夠數量和質量的教師隊伍，創辦的學校就是一紙空文。于是在1886年，明治政府頒布了《師范教育令》，確立了兩級師范體制，即師范學校分為尋常和高等兩種。尋常師范學校由地方設立，培養公立小學的教師和校長；高等師范學校由國家設立，培養的是中等師范教育人員。此外，為了解決教師數量的不足，除建立師范學校之外，還實行了各科短期訓練的方式進行這項工作。并且，政府還采取一些積極措施，以提高教師特別是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待遇，鼓勵立志于教育事業。1896年3月，國會終于通過了《小學教員年功加薪國庫補助法》。這一法令規定，凡是5年教齡的小學教師，本薪一律加15％，以后每增加5年加薪10％，但最多加到35％為限。同時，這一時期，還建立了教師管理制度，把中等學校、師范學校以上的教師的任免權，上交中央政府，由文部大臣檢定。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日本的教師數量急劇增加，緩解了教師人員不足的現象，為日本教育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五）、道德教育的加強，封建主義的抬頭

伴隨著日本政府的教育改革的實施，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思想大量的涌入國內，使日本很快的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然而，由于西化的思想越來越重，傳統的封建儒學被打擊得體無完膚。政府內部的保守勢力意識到了這種現象對天皇制的威脅，于是上書天皇要求在進行改革之時，莫忘“道德”之修養。之后明治政府就頒布了一系列的制度來加強這方面的教育。1879年，文部省頒布了《教

育大旨》，闡明了明治政府的教育工作指導思想。《教育大旨》中說：“維新伊始，先破陋習，持廣求知識于世界之卓見，一時取西洋之長，雖奏耳目一新之效，其流弊為輕仁義忠孝，徒以洋風是竟，恐終將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義亦不可測。就菲我邦教學之本意也。是故自今而后，應基于祖宗訓典，專一闡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主述孔子。”它指出了全盤西化產生的弊病，強調了繼承日本固有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教育令》經1880年修改后規定，從小學起要實行“尊皇愛國”的思想教育。1882年文部省頒布了《關于小學修身書編纂方針之訓令》，提出，雖然儒學是來自于中國，但它與日本的道德修養緊密結合著，如果日本采用儒學教法，必須先學習尊崇出于國家最高地位的天皇。

同時期也頒布了《小學教員須知》第一條指出：教員的重要職務雖是教人以知識，但更重要是教人以善良，更應該盡全力于道德教育之中，使學生們忠于皇室，愛于國家。1890年，日本天皇親自頒發了《教育敕語》，其中心思想是宣揚“大和魂”，要求臣民忠于天皇而無二心。由于近代天皇制的建立，傳統的封建思想開始抬頭，國家教育體制得到發展。甚至之后，日本放棄了美國式的教育模式，轉而學習德國的軍式教育，致使之后的日本形成了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

四、日本教育改革的成果

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改革下，教育成績蒸蒸日上，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一）、普及文化知識，國民素質普遍提高

明治維新之后，全國的日本人已具備了基本的讀書寫字的能力。義務教育的普及率達到百分之百，國民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時，政府也不斷地向國民灌輸為人之道德，愛國之情操，培養了學生為國奉獻和自我犧牲的精神。這樣做使日本國民能有很高的覺悟，大多數人都愿意把他們的智慧和精力獻給自己的國家，認為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緊密相關。體力勞動者也希望為國家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盡到一個公民的義務。

（二）、培養出大批的科學技術和管理人才

這對日本從落后的封建國家轉變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1962年，日本政府發表了《日本的成長和教育》的白皮書，總結其歷史經驗時指出：自明治時期以來，日本的經濟迅速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驚人的經濟增長，是世界上一件令人十分注目的事件。日本之所以能夠如此，教育的普及和發展是一個重要因素。

（三）、學生的盡職精神得到培養，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

由于日本的教育體制，使日本國民意識到，自己屬于某一個整體或集團。在他們看來，忠誠于自己所屬的組織是個人最應該具有的基本品德，這種精神就是日本的盡職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集團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因而他們認為，拼命的為集團工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種觀念已經完全融入到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中，成為一種國家的意識特征。如果一個人對本職工作不盡職，不僅會被認為是道德問題，甚至是人格問。基于日本這樣的國民性，它的社會經濟發展才會如此的迅速而高效。

五、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因素

明治維新的教育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存在多種因素的：

（一）、明治政府的統治者對教育事業的重視以及大力支持

明治維新是由天皇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因而改革的阻力較小。領導者們對于教育的重視也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將教育發展看作是“文明開化”的中心任務，可以說是很有遠見的。教育是造就新思想、新人才、新血液的基臺，教

育強大的國家，國力也會強大。

（二）、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

盡管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存在不少困難，但對教育的投資卻絕不吝嗇。“窮什么也不能窮教育”的理念促使日本政府對教育采取慷慨之舉。據查，公民教育經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是：1885年為1．8％，1890年為2．1％，1910年為2．3％。在國家和地方行政費用中的比率始終占10％左右，在地方財政支出中，從1880年至19lO年平均占23％左右。我們不得不為日本政府的大手筆而發出感嘆，對教育重視之如此，又怎會得不到教育之回報？

（三）、國民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明治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功與日本國民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教育不分門第、財富之別，對每個人都會打開的，只要你能夠通過刻苦的努力，就能夠取得知識和學歷，提高社會地位。這就給與了人們追求知識的動力，人們都希望通過教育來獲得生活上的富足和事業上的成功。同時，國內的資本家、工商業者也都意識到，只有提高工人的知識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才會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因而他們也注重教育的發展，這就為教育的改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六、從教育改革中看啟示

從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文化教育傳統來看，兩國都屬于儒家文化圈，文化教育思想背景十分相似。因此在借鑒日本教育改革經驗時，要結合我國的國情，為我國教育發展提供些啟示。

（一）、以教育為重，教育“先行”

日本在明治維新開始之前，也是處在半殖民的的危機之中，之后卻迅速的擺脫了這種困境而且還用了不到5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百年的發展歷程，建立了一個經濟發達，軍事強大，能與世界資本主義強國相抗衡的新興國家。這就給了我們啟示：落后的國家要想實現國家的騰飛，就必須盡可能的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思想理論和科學技術，為自己所用，不能總是閉門造車。要做到這一點，教育是必須首要重視的。教育“先行”，以教育的先進成果來引導經濟的發展。

（二）、要加大對實業教育的重視

明治維新時，實業教育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迅速發展，而出現工業革命以后，實業教育更是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同時，日本還出臺了一系列法令來保障實業教育的實施。我國也存在職業教育的建設，但由于我國的文化傳統和思想的偏見，職業教育的發展一直不成氣候，得不到重視。再考慮到中國現有的國情，對熟練技工和高級技師的需求也是存在很大缺口的。因此，我國也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必要，同時，政府也應積極的采取保障措施。

（三）、政府對教育的重視是取得教育改革成功的保障

日本明治時期的教育改革中，政府對教育發展的每項政策及其細節，都做了細致的規劃，而且自始至終都在堅持。我國國土面積廣闊，地形環境各異，對教育的發展也不平衡。但政府應該注意到，教育發展的實質性意義，要努力的承擔其責任，推動我國教育與時代相結合，實現教育的新發展。

七、結語

綜上所述，明治維新時期成功的教育改革，在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對于同屬亞洲地區，有一衣帶水的中國來說，有必要借鑒日本的歷史經驗。雖然，我國在歷史上也曾有過借鑒其經驗發動戊戌變法，卻失敗了的經歷，但卻不能因此而放棄向其學習的意志。畢竟它是成功的，我們只有真正的吸取其可用之處，才會實現我國教育的改革成功。

參考文獻：

[1]張健、王金林 《日本兩次跨世紀的變革》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2]吳廷璆 《日本史》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4年

第四篇：教育改革之感想

我眼中的中小學教育

甘宇 思政二班

***

即將踏上教育崗位，作為一名未來的中學教師，對當前中國的教育體制有一些自己的體會，一學期的小學支教經歷也讓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產生的很多感想，是以往都未能感受到的。同時，作為一名大生學生，也是經歷過中小學教育的學生，站在學生的立場上來體會現在的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對于我國目前的中小學教育體制存在諸多質疑。以下就是我對中國中小學教育現狀存在的一些問題的感想和體會。

一、教育仍很不公平

所謂教育公平，是指國家對教育資源進行配置時所依據的合理性的規范或原則。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次(1)確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2)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3)教育成功機會和教育效果的相對均等，即每個學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達到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包括學生的學業成績上的實質性公平及教育質量公平、目標層面上的平等。這里我們主要談論的是過程的平等問題即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雖然教育公平是相對的，但是現存的教育不公平問題十分明顯。特別是地區、城鄉、階層差異尤其明顯。從2002年全社會5800多億元的教育投資來看，當年，占全國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只獲得了其中的23%，而占人口少數的城市卻獲得了絕大部分，從這個數字可見一斑。在很多農村、山區，九年制義務教育根本得不到保障，很多適齡孩子沒能力和機會入學，輟學率相當高；在偏遠地區，基礎設施、師資得不到保證，學生們坐在危房中讀書很常見，學校根本找不到合適的教師，只能上最基礎的幾門課。反觀，在城市中的學生，卻享受著不斷升級換代的教育設施，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課程，在家長的安排下上著各種課外輔導班。就拿我支教的那所學校來講，是一所礦工子弟校，學校師資力量相當缺乏，學校共七個老師，三個是才畢業的專科院校的藝體專業的新老師，對于文化課程的教育缺乏專業性。其次四個老老師中只有兩位是師范專業，其余是礦上職工轉職的。和鎮上的中心小學相比，差距甚遠，不管是從師資還是學校的教學條件。

這種越是在需要的地區越是得不到投資和發展導致公平缺失嚴重，挫傷了農村的可持發展的能力，相對城市，農村的孩子一直接受著劣等的教育，并將農村居民的低素質持續下去，造成長期性的城鄉差異。在城鄉、地區、階層差異日益拉大的今天，要想跨越城鄉、地區、階層界限，實現跳躍，從而過上更為康實的生活，教育是極其重要的一個途徑。但現實狀況是教育公平現狀很不理想。然而社會的穩定，往往依賴于各種差異之間的和諧、融合與流動。假如一個體系內的差異擴大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差異之間的界限森嚴到不可流動的地步，這個體系必陷入混亂和崩潰。通過教育，處于弱勢的群體獲得了通往較高層群體的渠道，他們有了奮斗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會有益地降低對現狀的不滿。反之，如果沒有了教育這個通路，或者教育不公平，通路走不通，這個群體便會找不到一種改變自身狀況的方式，社會失去了自我調節的機制，以至矛盾無處化解、不滿無處釋放，于是混亂便不可避免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高度重視教育公平問題。

二、教育理念存在嚴重偏差

中小學教育是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公民的基礎教育，它是以提高國民素質為目標而進行的不定向的非專門的基礎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學校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全面發展的學生，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然而，如今的中小學教育只是評價一所學校辦學水平高低的標準，是以升學人數的多少為尺度的；評價教師的業績也以學生成績的優劣為指標。導致當前的中小學教育呈現出 “教育產業化”的奇怪模式。學生就如工廠生產產品一樣，每一個都是按照相同的模式和方法生產出來的，每個產品都是一樣，產業化的教育必定只能生產同一個型號的學生，而不是真正的自主發展的人。自學生一進學校，教師就開始把他們當做專才來訓練和塑造，強迫學生按教師的意愿行事，使學生難以通過主體的活動，生動活潑地發展自身的素質，這樣長久下去學生的思維都會形成一個固定的模式，毫無創造性，這樣培養出來的都是會學習的機器，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懂得運用于實際操作只是的人才。

學校為了升學率只注重學生知識的培養，從而忽略了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培養一個健全的社會人，一個健全的社會人必須有健全的人格。學校還應培養良好的品德的社會人。而現在許多學校往往忽略這一點，只重視學生的成績，而不注重對學生的德育進行教育。導致現在許多中小學生行為品質問題的產生。

在以學習成績評判學生制定人才標準這種錯誤的教育理念的指導下，導致學生成為最終的受害者。社會以升學率評價學校，學校迫于壓力不得不狠抓學習。學生的資料書堆滿了書桌，沒日沒夜的拼命學習，特別是面臨升學壓力的學生更是學習負擔重。家長望子成龍心切，在這樣一個以學習成績作標準競爭激烈的社會大環境下，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落后，許多不顧孩子的實際接受能力和他們的主觀愿望，向孩子提出各種苛刻的要求，報各種各樣的培訓班，更加加重了孩子的負擔。

處于中小學階段的學生是其身心發展的重要階段，沉重的學習負擔讓學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學習上，根本沒注重身體鍛煉，很多學校更是刪減體育課，藝術課等，導致現在我國的中小學生的身體素質嚴重不良。其次是對于學生的心理健康很不理想，沉重的學業負擔代替了童年應該有的玩耍的快樂，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每個階段有不同的任務，特別是小學初中階段，學生的最主要任務應該是建立健全的人格，而不是各種各樣的不是他們年齡階段該承受的知識。過于沉重的學業負擔嚴重學生的心理健康帶，導致近些年來“問題”學生越來越多，更甚至因為學習自殺的學生也是越來越多，學生的厭學情緒也越來越明顯。這樣的教學理念已經延續了多年，要改變也不是一時能辦到的，特別是在這個以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前提下，高考中考都是一個坎，要想改變這個現狀，從根本上是改變整個社會，整個教育體制的指導理念和思想。學校，教師應以培養全面發展的學生的健全人格為教育目標，培養社會合格公民。

三、教育改革落實不到位

國際著名教育改革理論專家哈維洛克(R.G.Havelock)教授曾對“教育改革”作過如下定義：“教育改革就是教育現狀所發生的任何有意義的轉變”。有意義的轉變是教育改革所期望看到的，也是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我國提出教育改革，提出素質教育已經有些年了，但是反看這些年實行的所謂的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有何區別呢？不過是給應試教育披上了一個比較好看的外衣。面對錢學森先生“中國為什么出不了杰出人才”的追問，我們不得不好好反思我們的教育。為什么中國十幾億人口都出不了一個諾貝爾獎，這和我們的應試教育不無關系，完全抹殺了學生的自主創新性，學生只會死板地學習書本上的知識，都是學習能手，但是動手創造力不行。國人也認識到了應試教育存在的嚴重弊端，因此提出了素質教育。到底什么是素質教育呢？素質教育是為人的基本教育。素質教育的內容比較廣泛，我認為，最主要的是愛心、創造力、自我心理調控力這三種素質的培養。素質教育不是單獨進行的，它潛在于 智育、德育、美育、體育等以及各種日常的活動。但是現在的許多學校對于素質教育要么就是“有名無實”只是一個口號，要么就是單純地強調美育和體育，開展一些課外活動課，而沒有真正做到對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的培養。素質教育提出已經有些年了，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仍然是應試教育的模樣，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我國高等教育資源的供給不足，要想徹底改變應試教育，開展素質教育，我國必須大力發展高等教育。

四、教師素質還有待提高

這里所說的教師素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教師的教學能力素質，二是教師的個人品德素質，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師德。所謂“師范”即身正為師，學為示范。近些年來，我國大力培養優秀的中小學教師，免費師范生的政策也是由此而產生的。但是，總體來看，我國的教師數量還嚴重不足，特別是在一些經濟不發達落后的地區，在數量都不能保證的前提下，何來保證教師質量。中小學教育作為基礎教育，其重要地位是很明顯的。一個好的建筑大樓只有有了穩固的基礎才能有更好地往上發展。中小學教育也是如此，對于學生今后的成長成才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中小學老師，特別是西部地區、鄉鎮地區的教師總體水平十分落后，教師沒有經過專業的教師教育訓練和學習，許多教師本身的知識文化水平也是非常落后的，因此他的教學可想而知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其次，教師的個人品質問題值得重視。如今的許多教師一味地追逐個人利益，為了多賺錢搞副業，心思完全不放在教學上，對于教學知識敷衍了事，對學生不負責，教書反而成了他的“副業”，還有一些教師把學生當成了“搖錢樹”，向學生要錢的現象屢見不鮮；還有一些教師個人品質存在問題。老師是學生的榜樣，身正才能為師，但如今的許多教師個人作風問題實在不堪。因此，在培養教師的時候應特別注重對教師師德的培養和教育。要有“以生為本”的教學理念來實施教學。

以上這些只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和意見，我國當前的中小學教育問題存在也不是一朝一夕，要想一下子改變也是不可能的。我認為存在諸多問題的一大重要因素在于我國的教育投入不夠，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正因為對教育投入不夠造成教育資源不足，教育公平難以實現；教育投入不夠，教師的個人生活問題得不到滿足使其想法設法地去賺錢；教育投入不夠，教育改革也不能落實到位。我國對于教育的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還達不到4%，雖然溫家寶總理表示今年會達到4%。但是這個水平是遠遠不夠的。國之發展，教育為本。只有好的教育才能有好的人才，有好的人才才能建設更好地國家。因此要想解決我國教育存在的諸多問題首先國家得高度重視教育，加大教育投入。

參考文獻

1.百度百科

2.劉克漢，論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成因及解決對策，教育探索，2001.3

第五篇：教育改革之反思陋見

教育改革之反思陋見 東河南中心校 趙建志

一、應試教育之根，難以結出素質教育之果 中國的應試教育根深蒂固，其輝煌歷史可以由此上溯到大約1400多年前的隋朝，由隋文帝、隋煬帝開創的科舉考試制度經唐朝一代的發展、成熟，最終形成此后封建社會選撥人才、任用官吏的一種主要的不可替代的制度。其間只有元朝開國初期，蒙古統治者曾一度取消科考，但后期迫于社會士人階層的強大壓力，也予以恢復。到明、清時期更是發展到鼎盛，甚至成為一種變態的瘋狂。平心而論，科舉考試選撥制度的出現，較之隋唐以前的選拔人才制度，不論是世襲制，還是舉薦制，都應該算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它擴大了選拔人才的范圍，給下層士人階層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平臺，能夠使真正具有治國安邦之才能者通過考試出人頭地，使國家能夠發現和籠絡到比較優秀的人才，故而才有了歷史上的大唐盛世、兩宋輝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制度逐步僵化、腐朽，到了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制度已經蛻化成一張禁錮士人階層，扭曲其靈魂、摧殘其身心的羅網，選拔上來的已不再是人才精英，充其量也只能是國家統治機器的工具和皇家的忠實奴才。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讀書已成為一塊升官發財的“敲門磚”，門一敲開，“磚”也就丟棄了。為了能夠金榜題名，無數讀書人窮經皓首，苦讀四書五經，甚至到了瘋狂、變態的地步。“十年寒窗無人曉，一舉成名天下知”，到那時便可“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看遍長安花”了，無怪乎，古人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了。最終大清王朝在世界滾滾發展的潮流中，日落西山，“無可奈何花落去”，科舉考試制度也宣布“壽終正寢”。我們新中國成立后，選拔人才的制度也是屢經改革，也先后經歷了基層推薦、唯成分是舉、考試選拔等，實踐證明，仍然只有考試選拔制度最為社會認同和相對公平，所以當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后，廣大知識青年歡欣鼓舞，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經過考試選拔充實到各行各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提供了強大的人才資源。但不可否認，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其弊端也逐步暴露，并日益嚴重，“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令人望而生畏、觸目驚心。讀書就是為了高考、升大學，升上去者萬事大吉、高枕無憂；升不上去者學無所用、難有出路。雖說近年來，國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取消統招統分，擴大高校招生，但直接結果卻是上大學代價越來越大，甚至出現了老百姓傾家蕩產供出大學生，卻就業無門，難找工作，于是更推動了考名牌、讀名校，甚至是“考研熱”“考公務員熱”等非理性熱潮。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提出實施素質教育以來，已經過了二十余年，素質教育仍然是一個令人沉重而嘆息的話題，基本上是“雷聲大雨點小”，年年喊推進，年年沒長進，素質教育仍然還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而難以落實到實際中。究其原因，根本還在于我國現行的選拔人才制度，社會上普遍實行和認同的仍然是應試教育，在眾多家長、教師、學生的心目中，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考名牌大學，畢業找一份好工作，如果達不到這個目的，讀書的意義與作用就大打折扣，從整個教育評價機制來看，仍然是以考試論英雄，以成績定成敗。素質教育之推進，難矣！家長不買帳、社會不認同、教師受質疑、學校受排斥，緣何推進？故而我國也只能在國際奧林匹克學科競賽中一項一項拿大獎，但卻與世界尖端的發明創造無緣，培養不出一位拿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培養出的理論家多，實干家少，高級打工白領多，發明創新人才少。國家雖然在整體上已經斷了奶，但社會上仍傳承和追求的是“學而優則仕”的思維模式，所以在我國創造出了世界絕無僅有的“百萬大軍考公務員熱”。應試教育之根，的確難以結出素質教育之果。

二、“復古”與“西化”的兩種極端變革 面對當前中國教育的種種弊端，眾多有識之士也是不斷“把脈會診，開方治療”。國家以及一些高校也相繼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在社會中還出現了“復古”與“西化”兩種極端變革走向。據悉，在南方一些地方，又重新出現了久違了的家庭私塾，“人之初，性本善”“趙錢孫李，周武鄭王”的朗朗讀經聲又穿越歷史的隧道重新響蕩在現代人耳畔。創辦者的美好宗旨是宏揚傳統文化與國粹精華，改變物質世界、經濟社會帶來的道德滑坡、禮儀淪喪，這確有可取之處。我國兩千多年來的文化積淀確實不容泯滅與遺棄，教育的發展確實不能割斷我國的歷史，老祖宗留下的珍寶------很多光輝的教育思想和理論，在現在也確實還熠熠閃光，值得傳承發揚。但回頭走老路，“復古”卻是沒有出路的，現在靠讀“四書五經”能把載人飛船、“嫦蛾一號”送上天嗎？正如鄧小平同志早已指出的，教育改革如果不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是沒有出路的，我們當前需要的是改革創新，而不是“復古”，重新回到老路上去。但另一種“西化”思想也應該慎重。有些改革激進人士，大談特談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體制、考試制度，似乎我國只要“全盤西化”，則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確實我們進行教育體制改革應該大力借鑒人家的先進經驗和成功做法，尤其是教學內容、教學模式的變革和考試招生制度方面，應該說對我們頗有啟發借鑒價值。例如像人家的開放式課堂教學、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培養學生進行“自主、探究、合作”式的學習能力，不拘一格、注重個性的選撥制度等，都值得我們去學習、借鑒。但畢竟國情不同，基礎不同，全盤拿來，可就會水土不服，出現“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的狀況，且不說別的，如果當下突然取消考試選拔制度，是否會使社會無所適從，出現波動呢？須知，凡事“過猶不及”，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做法不僅會適得其反，而且往往會引起社會的強烈波動。目前情況下，我們應該在現行體制的基礎上，堅持批判繼承與選擇學習的原則，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民情，吸取我國古代傳統思想之精華，并廣泛借鑒發達國家之成功經驗、優秀成果，一方面改革與完善現行的考試招生制度，突出“以人為本”，注重發展個性，堅持成人、成才并舉，擴大高校自主招生的權利、范圍，突出高校的辦學特色，突出教育的國家公共資源服務角色，尤其是要理性領引大眾的升學就業思想意識，根據社會需求形成培養人才的不同層次界面，緩解高校的招生就業壓力，最終形成我國人才結構的“金字塔”式構造，實現社會需求與個人追求的理性和諧統一。

三、教育改革之根本在體制，之關鍵在教師 教育全面改革，實施素質教育之所以二十多年來進展艱難緩慢，之根本在于現行體制之痼疾，現行之教育體制統一有余，靈活不足，偏重分數，忽視能力，考試定終身，分數定命運，就業重學歷品牌，輕實際能力，直接導致社會愈來愈烈的“高考大戰”、“考研熱”等非理性行為。要一下子徹底扭轉改變社會上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行為，也確非易事，不是一朝一夕、吶喊幾聲、呼吁幾下就可以實現的，尤其是搞一些表面文章，做一些皮毛事情，不僅于事無補，甚至還會適得其反，更加推波助瀾。回想筆者讀書之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也未大肆宣傳什么素質教育，搞什么學生減負，我感覺那時大家思想卻比現在輕松，課余生活也比現在豐富得多，考試論分排名、以分定高下的做法也不甚強烈。現在大喊減負，學生負擔卻一年比一年重，小學一、二年級學生的書包就塞得滿滿的，沉甸甸地背不動；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卻幾乎只剩下了以分數一項論英雄。體制不改革，光空喊口號是無濟于事的，必須從上至下，真正轉變思想觀念，變“成才”教育為“成人”教育，變培育精英為培養公民，形成一種“人人發展，人人成才；學有所專，學有所用”的社會氛圍，要建立一種全面、科學、人文、協調的教育評價體系，改變那種單一以考分排名列隊的做法，真正減輕學校、教師的壓力，使其能夠“靜下心來教書，潛下心來育人”，消除那種迫于壓力，急功近利、殺雞取卵的做法，使學生消除讀書的壓力感、恐懼感，達到一種“快樂讀書，快樂成長 ；全面發展，突出個性”的境界。果真如此，則負擔不減自輕矣，“素質教育”不喊自落實矣。而教師作為教育教學活動的具體落實者，地位作用至為關鍵，教育政策制定的再好，關鍵還在于教師能夠真正落實好，“經”再好，和尚不會念，甚至念歪了，怎能修成正果？所以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整個教育工作者的整體素質至關重要、影響深遠。縱觀我國一些名校，無一不是有一位好校長帶出來的好學校，無一不是優秀師資匯聚的地方，諸如民國時期蔡元培校長治領下的北大、當代魏書生校長帶領下的盤錦中學、蔡林森帶領下的洋思中學，莫不如此，概無例外。所以，要想真正實現教育體制的改革突破、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必須要重視師資隊伍的培養和建設，改革現行的師資培養模式，真正提高教師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吸收更多的優秀人才進入教師隊伍，實行嚴格的教師資格準入機制，實現社會出類拔萃人才向教師隊伍的匯聚。同時要切實加強現有師資力量的培訓，用先進的教育觀念、教育思想武裝其頭腦，用現代教育技術、教學方法提高其能力。實行教師在崗繼續教育和脫崗培訓相結合，提高其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強其工作成就感和榮譽感，使其真正承擔起“培養人、教育人、健全人、成就人”的社會角色作用。如此，則教育方可駛入良性發展的軌道，素質教育之開花結果則指日可待。筆者自感身居下層，坐井觀天、管中窺豹，偏于己見。但古人云“位卑未敢忘憂國”，在此將自己十余年來在教育一線之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湊合成文，望能夠為國家之教育大計，素質教育之落實搖旗吶喊、鼓噪聲勢，雖難免為有識之士貽笑大方，但也就在所不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