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過錯鑒定
司法過錯鑒定
醫療事故鑒定和司法鑒定,哪個更能反映事實一直在理論界爭論不休,司法過錯鑒定。
醫療事故鑒定一般由當地醫學會組織醫學專家進行事故評定,被認為不能排除和醫院千絲萬縷的聯系,影響其公信力.醫療的司法鑒定由法醫得出結論,因缺乏臨床實踐的認定和判斷,被認為不能反映真實。,這兩個鑒定本身不沖突,兩者的效力是相同的。醫療事故鑒定實際上包含了司法鑒定的內容,認定構成醫療事故的條件必須符合:醫療過錯造成患者損害,過錯與患者損害存在因果關系。所以一旦被認定為醫療事故,則沒有必要進行司法鑒定,法院也不會受理要求進行司法鑒定的申請。但不構成醫療事故的或如本案沒有給出鑒定結論的,一方如果申請進行過錯司法鑒定,是否受理需由人民法院決定,如果確有必要,可在醫療事故鑒定后,進行司法鑒定。如患方在判決后再申請進行司法鑒定的,法院均不予受理。不甘做“便宜老竇”,偷偷收集孩子指甲、血液到親子鑒定中心檢測;本是地貧兒基因檢測,卻意外發現孩子并非親生;懷了孩子后為確定哪個才是生父,每次帶一個情人檢測,一個個排除;一對親生父子,一度檢測發現不符合遺傳規律的矛盾基因座,進一步檢測判斷是基因突變導致,驗明正身的確為父子……親子鑒定就是人生小舞臺,出于各種原因和目的做親子鑒定的人撐起了親子鑒定市常專家指出,親子鑒定技術成熟,最快6小時能出結果;而目前,廣州有司法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僅5家。
現場一幕
偷偷藏起孩子指甲、血液做親子鑒定
日前一個周二的下午3點鐘,法醫鑒定中心大堂顯得格外安靜,只有寥寥可數的兩三人,有的拿著醫院拍的片子來做司法鑒定,有的在繳費、取報告,只有楊先生顯得有點局促不安,司法鑒定《司法過錯鑒定》。
只見這位楊先生,理著平頭,身著藍色短袖上衣、西裝長褲,看起來一副“小老板”樣,但此刻的他臉色卻有些凝重,心中暗自祈禱著千萬不要遇到熟人。要不是迫不得已,誰想來做親子鑒定呢?為著妻子近來的行蹤不定和模棱兩可的話語,夫妻倆的爭吵越來越頻繁,他腦中甚至蹦出一個可怕的念頭:該不會一直在幫著別人養孩子吧!一旦萌生了這樣的想法,他就坐立不安了,覺得不能坐以待斃,于是,趁妻子不留意,假借給孩子剪指甲,藏起3歲兒子的幾段指甲;騙孩子說要檢查扎手指,偷偷用紙巾吸了些血液,就帶到鑒定中心做親子鑒定。但當被工作人員問到來做什么時,他眼中閃過一絲憂郁,嘴巴同時言辭閃爍地回答說:“別人委托我來幫做親子鑒定。”
現狀篇
親子鑒定有多普遍?
廣州每年親子鑒定量超5000宗
所謂DNA親子鑒定,即通過根據人類遺傳學的理論,對可疑的父與子或母與子的DNA進行比對,以判斷之間的親生關系,其理論基礎是遺傳規律與統計學原理。“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有DNA親子鑒定,近10年的數量一直呈上升態勢。”南方醫科大學司法鑒定中心臺運春講師向新快報記者介紹稱,該中心由2005年成立之初的3個月七八宗親子鑒定,到前年的1500宗,增長幅度明顯。
有數據顯示,去年上半年廣州就做了2400多宗親子鑒定。臺運春對記者稱,僅南方醫科大學司法鑒定中心、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兩家去年年檢測宗數就在3500宗左右,據此估計,廣州市有司法鑒定資質的親子鑒定機構去年做的親子鑒定量會在5000宗左右。
第二篇:司法過錯鑒定申請書
尸體檢驗申請書
申請人:舒萬林,男,侗族,1973年7月24日生,貴州省凱里市人,住址:貴州省岑鞏縣羊橋鄉兩河村兩河組。系死者的父親。
申請人:周家琴,女,漢族,1971年7月2日生,住址:貴州省岑鞏縣羊橋鄉兩河村兩河組。系死者母親。
申請事項:
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指定鑒定機構對死者舒麗紅的身體進行尸體檢驗,確定死者的死因。
事實與理由:
申請人的女兒于2010年10月29日在貴州省人民醫院進行心臟修復手術,手術完成后,醫院安排舒麗紅(死者)在重癥監護室觀察了三天,主治醫生認為已經脫離危險,就安排申請人把女兒就轉入普通病房,于2010年11月18日(轉入普通病房的第十天)在醫院死亡。醫院出示的死亡原因為:死者為右肺感染而死亡。申請人對醫院的醫生的行為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嚴重不滿,為了查明事實,還原案件真相,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依據《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二十五條規定,依法向貴院提出申請,懇請批準。
此致
南明區人民法院
申請人:
二〇一一年三月八日
第三篇:體檢過錯鑒定
體檢過錯鑒定
尊敬的領導:
您好!
我名叫周濤,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合浦縣農民,體檢過錯鑒定。我的丈夫盧星為了切除一個良性脂肪瘤,廣西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給他做了兩次大手術,由于嚴重誤診和術中操作嚴重失誤,丈夫帶著健壯的身體走進手術室,但他永遠離去了,幸福的家庭被徹底毀在手術刀下,留下孤子寡母兩人相依為命。
2年了,我丈夫的尸體還在殯儀館里,為了讓我丈夫能盡早入土為安,絕望中的我向您求助,渴望能得到您的援助!渴望您解救母-子兩人。
全國高檢法醫黃雪梅看了盧星住院病歷,十分震驚!
胡-總-書-記指出:了解基層民-意、傾聽基層民聲、化解基層矛盾是提高執政基礎打牢執政基石的關鍵。目前,案件重審中申請司法鑒定困難重重,醫院不講醫德,法院不講公正,故渴望能做好醫療事故的司法鑒定,查清死因,明確責任,依法裁決,還我一個公道,還科學一個清白,還黨和政府一個公信。
一、術前診斷錯誤導致重大醫療過錯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2008年底我丈夫體檢時,發現左腎上極有一個小小的良性脂肪瘤。后來,醫生告訴我們說做腹腔鏡手術取出腫瘤是目前最先進的手術方式,這個手術方式的優點是對人體損傷不大,術后康復快。于是,我們采納了醫生的建議,于2009年2月18日在廣西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行腹腔鏡左腎部分切除術,手術進行5個多小時,術中、術后出血多。后來,我們才發現醫生為了誘騙我們做手術,誤導我們選擇錯誤的手術方式:理由是腎臟血流非常豐富,術中被切斷的動脈血管超聲刀無法止血,只有擴大手術切口形成開放性手術方式才能徹底止血。證明術前選擇的手術方式是錯誤的,最終導致嚴重併發癥的發生:降結腸穿孔后解大量血便,為了止血不得不做第二次手術。
第二次手術的目的是為了切腸止血。2009年11月4日下午,盧星突然解暗紅色血便400ml(0.8斤)后,急救車接診入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治療。11月5日,做腸鏡檢查擬診為“降結腸癌”,當晚轉入廣西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住院治療。11月7日和8日共解血便14次,失血約4斤,醫生認為盧星解血便的原因是“降結腸癌破潰出血”,準備“行降結腸癌根治術”。11月8日下午8時15分開腹,很明顯醫生采取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方式是最愚蠢的,未能考慮到盧星解大量血便的原因是第一次手術后有關聯。手術進行中,我在手術室門外焦急等候,發現護士們每隔幾分鐘就拿一袋血沖進手術室里,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可能手術發生意外?!手術進行2小時45分,有一名醫生從手術室里出來要求我簽字切除左腎,說是左腎門動脈大出血。為了“止血保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導致左腎門動脈大出血,為了救活我丈夫補簽另一份手術同意書,因術中出血28斤后醫治無效死亡。
之后,我覺得很奇怪:術前說的是“降結腸癌破潰出血”,術中腎門動脈怎么會大出血呢?于是,我要求把術中切下的內臟組織器官全部拿去作病理檢查,其結果顯示:左腎門動脈正常,解血便的原因是降結腸炎癥引起壞死穿孔所致。
后來,在名醫的幫助下,獲知術前診斷錯誤。假如術前醫生能夠考慮到盧星解血便的原因是與第一次手術后有關聯,假如術中誤切左腎門動脈后能及時切除左腎,那么33歲復員軍人盧星,現在還活著。
除嚴重誤診和術中操作嚴重失誤,醫院還多收費,亂收費,銷毀重要的病歷資料,涂改病歷等重大醫療過錯行為。
二、為什么申請司法鑒定就這這么難呢?
事發后,我曾與醫院協商未果,后起訴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青秀區人民法院,鑒定材料《體檢過錯鑒定》。
案件受理后,法院錯誤地委托沒有鑒定資質的廣西區南寧市醫學會作為本案件的鑒定單位,所作出鑒定結論沒有事實和科學依據,如沒能出示其合法的有效證件,也沒有鑒定人員簽名,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六)第(七)項的規定。同時也違反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十條的規定。也違反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同時對左腎門動脈出血作出的分析意見沒有病理支持。更為離譜的是,醫學會用一份根本就不存在的CT檢查作為依據,證明醫院沒有過錯。事實上,醫院有CT檢查收費記錄,無檢驗報告單,實在太荒唐了。因此,我對鑒定結果不服,多次申請法庭要求有鑒定資質和權威的北京華夏物證鑒定中心作為本案件的鑒定單位,對盧星左腎門動脈出血的原因和解大量血便的原因,以及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有因果關系,進行醫療過錯的司法鑒定,但是被青秀區人民法院錯誤的駁回。
申請司法鑒定為什么這么難?后來,一審法院沒有對案件重新鑒定就駁回我的訴訟請求。我不服,上訴到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現發回青秀區法院重審。
兩次庭審中查明:術前尿常、CT和術后的全血細胞計算十五分類有收費結果出現,但醫院卻無法提供檢查報告單,報告檢查結果。同時,醫院為了隱瞞事實真-相,對重要的病歷資料進行銷毀,但是一審法庭并沒有追究醫院的過錯責任,而錯誤地采納沒有鑒定資質的南寧市醫學會作出錯誤的鑒定結論,沒有再對盧星死亡原因重新作鑒定或尸檢,就強行駁回我們的訴訟請求,我對原審判決不服,上訴到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庭審中,醫院稱:拿去作病理檢查不包括左腎門動脈,術前尿常規檢查、CT檢查和術后全血細胞計算十五分類,這三項檢查醫院確實收錢了,但沒有做檢查。
全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法院黃雪梅看了盧星病歷感到很震驚,都不敢相信有這樣的醫院,并在博盧星的在天之靈讓我在汗顏中頓悟》上比較詳細解讀了案例。
三、失去黨的溫暖必將會失去天下人心
丈夫走了,家庭破了。至今,丈夫躺在殯儀館2年多,不能瞑目,也沒入土為安。作為妻子的我心已碎,帶著3歲的孩子,支撐著風雨飄搖的家,不知能撐多久!
“小家不穩,大家不安”。在生死面前,我需要愛、需要關懷,一些熱心的“兄弟姊妹”經常來看望和慰問我。
尊敬的領導,我需要得到您的幫助,需要解救我們母女兩人。
我知道,一個農民與醫院在經濟實力上不對等,在社會關系是上不對等,在時間成本上不對等,但我還是決心犧牲全家的生命和一切討回公道。
面對醫院嚴重誤診和術中操作嚴重失誤等重大醫療過錯行為,我已經負債10多萬元,仍在堅強地支撐著……
目前,我全家生活猶如在黑暗的苦難中,在絕望中,我帶著一個不滿4歲的小孩,求助無果,投訴無門,乞討上天,曾寄托神靈,年邁的家婆在絕望中投入“教徒”的懷抱,天天乞求上帝來拯救我們,尋找精神支柱。
最后,我和小兒哀求您幫幫這可憐的孤子寡母吧!把我們從精神的鴉片中解放出來。
毛主席說,群眾是黨最親的人。盼望黨和政府真心傾聽群眾的苦難,希望法院能準許我的申請,對盧星死亡原因與醫院在診療過程存在的錯誤重新做醫療過錯的司法鑒定,在此基礎上作出公正的法律裁決。
致禮!
周濤
2011年 11 月30 日。
第四篇:醫療過錯鑒定申請
醫療過錯鑒定申請
申請人:謝本平,男,44歲,漢族
住 址:重慶市南川區南平鎮興湖村9組
申請事項
請求對南川區人民醫院與徐紅梅醫療糾紛中的醫療過錯進行鑒定。
事實與理由
2010年8月13日,重慶市醫學會受南川區人民法院委托,對“徐紅梅醫療事故爭議”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并作出重慶醫鑒
[2010]022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申請人認為,該鑒定書不足以成為本案的判案依據。理由如下:
一、申請人在一審中主張的最根本的法律關系是“過錯賠償”,這應該是法院委托鑒定的重點,而不是“徐紅梅醫療事故爭議”委托鑒定。申請人在一審訴訟中,主要是追究南川區人民醫院的醫療過錯,而一審法院直接以“徐紅梅醫療事故爭議”為由委托重慶市醫學會進行鑒定,顯然有誤導當事人的意思,是欺負申請人不懂法律、不懂醫療訴訟程序的惡劣行徑,是從法律上蠻橫的強奸了申請人,是司法不公正的表現。
二、重慶醫鑒[2010]022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在鑒定意見中表述的醫方過失行為與鑒定結論自相矛盾,其過錯與死亡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的表達嚴重不符合客觀邏輯。
羊水栓塞的死因是否可以掩蓋醫療機構的一切過錯責任?徐紅梅發生羊水栓塞死亡后果與整個手術診療過程究竟有沒有關系?是否徐紅梅此次手術必然會發生羊水栓塞? 申請人認為:徐紅梅作為39歲高齡產婦,有前二次剖宮史,目前是實施第三次剖宮術,本來發生各類產科并發癥的機率就較大,而醫方在主觀意識上并沒有將徐紅梅列入高危產婦,也沒有配備足夠應對高危產婦的技術力量來實施本次手術,甚至連最常規的術前多項必要的檢查也是延用十天前的產檢結
果??正所謂“意識決定成敗”——醫方的主觀輕率意識是造成徐紅梅發生羊水栓塞死亡的主觀因素,應當承擔主要或完全責任。任誰都可以看出,重慶醫學會下達的 “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輕微責任” 的鑒定結論與醫方存在的過失之間是不符合邏輯的,我們有理由認為:醫學會是站在醫療機構的立場上給予的結論,是一種對醫療機構過失的保護行為,因此需要重新對醫方過錯責任程度進行司法鑒定。
三、重慶醫鑒[2010]022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鑒定有遺漏。在鑒定現場,醫患雙方當事人不論用口述還是書面提出,均應成為專家鑒定的參考,患方當時曾口頭提出醫方在手術前未對徐紅梅做血常規、尿常規、B超、心電圖等一系列的術前常規檢查,而是采用十天前徐紅梅在該院檢查的結果作為手術依據(詳見病歷),這符合診療法規嗎?但在《鑒定書》中,專家只字未提。——這些常規檢查延用十天前的結果是否符合診療規范?如果不符合診療規范,是否屬于術前準備不充分的過失范疇?這需要在過錯責任鑒定中進一步鑒定。另外,醫方在手術過程中,在對病人實施所謂的搶救過程中,讓病人家屬簽署了兩份病危通知書,這是怎么回事?合符診療規范嗎?如果不符合規范,是否涉嫌病歷造假?這些疑問也需要在司法鑒定中予以鑒定。
四、通過對羊水栓塞病理的研究而得出的幾點推斷。
大家都知道羊水栓塞是羊水進入母體循環引發的產科并發癥,但羊水在一般情況下是很難進入母體循環的,除非達到下列條件:
1、損傷:產程中,宮頸擴張過程過速或某些手術操作損傷宮頸內靜脈或剝離胎膜時蛻膜血竇破裂。
2、過高的宮內壓:不恰當或不正確地使用縮宮素以致宮縮過強。另外在第2產程中強力壓迫子宮以迫使胎兒娩出,這些都是人為地導致AFE的重要因素;而雙胎、巨大兒、羊水過多則系病理性因素的宮腔內壓過高而使羊水經破裂的胎膜從開放的血竇進入母體血循環。
3、某些病理性妊娠因素:胎盤早期剝離、前置胎盤、胎盤邊緣
血竇破裂,羊水可經破裂的羊膜及已開放的血竇進入母血循環。
申請人認為:徐紅梅產生羊水栓塞,符合第二個條件:過高的宮內壓。重慶市醫學會在組織鑒定會時,南川區人民醫院麻醉醫師王福田是唯一一名全程參予手術并到場參加鑒定會的見證人。他用很直觀語言描述了手術現場:當胎膜刺破后,羊水一下子就“標”出來了,濺得主治醫師張敏口罩和帽子上都是,緊接著病人徐紅梅就出現異常情況??以上描述,可以推斷出:徐紅梅是在羊水“標”出之后才引發的羊水栓塞。申請人曾詢問在場專家:是否屬宮縮過強的表現?專家回復:全身麻醉情況下,無宮縮。由此是否可以推斷:徐紅梅羊水能“標”出老高的前提條件,要么是人為的強力壓迫子宮,要么是羊水過多,如果羊水過多,則是可以通過B超檢查出來的。以上推斷,是否可以斷定徐紅梅發生羊水栓塞系醫師手術操作不當或術前準備不充分而導致的呢?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僅以重慶醫鑒[2010]022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作為唯一依據來判決本案,讓醫方在徐紅梅的死亡后果中只承擔輕微責任,于法理不通,于情理更是不通。今為維護申請人合法權益,特請求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鑒定,請予批準。此致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委托人:謝曉東
2011年6月7日
電話:***
第五篇:醫療過錯鑒定申請書
醫療過錯鑒定申請書一:醫療過錯司法鑒定申請書
申請人:*** 住址:************************ 電話:
被申請人:
聯系人:
電話:
請求事項
請求葫蘆島市連山區人民法院依法指定司法鑒定機構對被申請人的醫療行為是否有過錯以及過錯與申請人的損害結果是否有因果關系進行鑒定。
具體鑒定事項
1,CT復查不及時
2,神經外科會診不及時
3,手術延誤
4,上述過錯與最后病人出血量增加,以及后來的嚴重后遺癥有因果關系
5,過錯與后果因果關系的參與度有多大
事實和理由
1,CT復查不及時
患者于8月2日2點出現再出血癥狀并不斷加重,需要神經內科及時復查CT。但事實上5點才在會診后做的CT。根據復查CT報告腦出血已經從入院的10毫升增加為60毫升。因為手術不能清除全部出血,而手術記錄記載清除出來的血有60毫升,證明出血量在60毫升以上。根據**主任查房意見出血在100毫升。如果及時做CT,可能在出血30-40毫升的時候及時手術。
根據8月1日22點10分的門診病歷記載,發病已經5小時。到次日2點,發病已經9小時。如果在3點左右完成CT檢查,在4點至5點之間做手術已經符合時間要求。
2,神經外科會診不及時
根據病程記錄,從2點后病情不斷加重。已經具備需要神經外科會診的條件。但5點神經外科會診才進行。
3,手術延誤
因為上述原因,手術在發病后次日7點開始。此時,發病已經14小時,再出血已經發生5小時。出血量在60-100毫升之間。已經喪失了最佳手術時機,盡管手術挽救了生命,但確帶來了嚴重的后遺癥。
綜上所述,被告葫蘆島中心醫院存在診斷和治療的延誤,導致本有可能及時診斷治療的腦出血因為過錯而加重了病情。其過錯和病人后來的大量腦出血存在因果關系。此致
北京法源司法鑒定中心
申請人:*** 20XX-3-8 醫療過錯鑒定申請書二:醫療過錯鑒定申請書(868字)申請人:,女,年月日生,漢族,北京人,唐山市有限公司科退休,現住:北京市西城區西直門內大街號,聯系電話:
訴訟代理人:
申請事項:申請法院委托鑒定機構對醫院對陳的診療行為進行醫療過錯鑒定。
事實和理由:
申請人訴醫院一般醫療損害一案現北京市區人民法院已經立案。
為查明事實,明確責任,現申請人依法申請法院委托鑒定機構對醫院對徐陳診療行為進行醫療過錯鑒定,請法院依法核。
1、鑒定書認為,肝衰竭(重型乙、丙型肝炎,藥物性肝炎共同作用)是導致患者死亡原因。事實是,患者完全是因為單一的重型乙型肝炎肝衰竭導致患者的死亡,與丙肝病毒和藥物無關。李可文死亡前的各項化驗指標足以證明本次鑒定書的關于患者死亡原因的結論是錯誤的。
2、供體的病原學檢查沒有檢驗記錄,法律原則是重證據不重口供,被告口述進行了檢查沒有檢驗記錄的證據支持,病原學檢查的事實不能成立。因此,鑒定書認為供者的腎臟符合腎移植要求的結論是錯誤的。
3、鑒定書認為患者長期接受免疫抑制劑,全身處于免疫抑制狀態,病死率高預后差,故被告的醫療過失行為對患者的死亡應承擔輕微責任。這一結論是錯誤的。事實是,李可文術前肝功化驗各項指標完全正常,免疫狀態正常,因為本次住院術后感染乙型肝炎,是被告醫院造成的醫源性乙肝感染,被告不能舉證證明提供了合格的腎源,并非法私自使用了生物制劑ALG(可能帶有乙肝病毒)藥物,導致了李可文的乙肝病毒感染。其后,又因被告的誤診誤治,導致了李可文乙肝病毒巨量復制肝細胞壞死肝功能衰竭,從而導致李可文死亡!舉例說,司機駕駛機動車違規發生交通事故將行人撞死,鑒定責任時要對死者分別對待,這位死者身體太弱不禁撞,如果死者身體強壯就不會撞死,所以,死者身體太弱應當承擔死亡的主要責任,而違規的司機承擔輕微責任。這樣的鑒定結論難道不夠可笑嗎? 故此,原告再次提出進行醫療過錯責任比例的司法鑒定。請求本案法庭支持原告的上述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