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存單的法律性質

存單的法律性質 交作業

存單同樣也是類似存折的一種信用憑證，但是存單一般用于一次存取的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的定期儲蓄以及定活兩便儲蓄。相對于存折，存單有更為嚴格的書面形式要求，需加蓋銀行儲蓄所和經辦人私章，同時寫明存款戶名、存款金額、存期、存入日、到期日、帳號、利率等。鑒于二者的相似和方便起見，我們在以下的討論中把銀行發給儲戶的信用憑證一概稱為存單。

存單在法律意義上是表明存款人于金融機構間存在存款合同關系的重要證據，其性質屬于合同憑證，用來證明存款人與存款機構之間的約定。由存款人將一定數額的款項交付給儲蓄機構，存款機構在存款期滿時或某個具體時間向存款人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存款機構出具了存單，不論自己的經辦人將該筆款項入帳或不入帳或部分入帳，存款機構無權單方更改，如單方更改則其更改違反合同規定。

存單(折)是用來證明銀行必須無條件支付給客戶一定金額的合同憑證。那么可以說，存單是一種有價證券。所謂有價證券，是指代表某種民事權利的文書，該文書與其所代表的權利密切結合，行使權利以持有相應的文書為必要。

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有價證券作不同的分類：首先，依權利和證券結合的程度，可將有價證券分為完全的有價證券和不完全的有價證券。凡權利的發生、轉移和行使都以證券的存在為必要，即權利的發生以作成證券為必要、權利的轉移以交付證券為必要、權利的行使以出示證券為必要，這樣的證券是完全的有價證券，票據法上的票據就屬于此類，存單也屬于此類;凡權利的發生不以作成證券為必要，而只有權利的轉移與行使須交付、出示證券的，是不完全的有價證券，如公司股票、債券等。

其次，凡以財產權(包括債券與物權)為權利內容的，就屬財產權有價證券如票據、存單、債券、提單等;凡以社員權為權利內容的，就屬社員權有價證券，如公司的股東權為社員權，因此公司股票是社員權有價證券。

再次，對于財產權的有價證券，可依權利的性質進一步分為以請求支付金錢為權利內容的金錢債權證券和以請求交付物為權利內容的兼具債權與物權性質的物品證券，前者如票據和各種債券，也包括存單，后者如提單等。

根據上述分類，存單是表示金錢債權的完全的有價證券，即存單權利的產生與行使以存單的存在為必要，存單權利人可以就存單上所載的金額向銀行行使支付請求權，請求支付的是一定的金錢，而非其他物品或勞務。

第二篇：承諾書法律性質（推薦）

承諾書法律性質

承諾書是 承諾人對要約人的要約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的書面形式。依據《合同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即受約人同意接受要約的全部條件而與要約人成立合同。

承諾書是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法，承諾書有法律效力

公司與你簽定的書面承諾書應當屬于勞動合同的一部分，不違反法律，是合法有效的，應當具有約束力。可以依據該承諾書主張權利。

從分類來看，承諾制度可以分為民事承諾和行政承諾，區分兩者最重要的標準是訂立合同的目的。行政合同的內容必須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雙方都無完全的自由處分權。而民事合同則不然，只要民事合同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規定，就應合法有效。

一般來講，簽訂保密承諾書是簽訂人事、勞動聘用合同的一個條件，或者是補充協議，如，行政機關在錄用、聘用、調用工作人員時，經常要求這些工作人員就某一事項向用人機關作出書面承諾。如果把保密承諾書與人事、勞動聘用合同結合在一起的話，保密承諾書是典型的內部行政合同，其主體、目的和內容等都具有行政性合同的性質，所以說，保密承諾書是一種行政法意義上的法律文書。保密承諾書雖然與私法合同一樣，取決與雙方當事人的合意，但當事人無權就違反保密義務應當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進行約定，保密承諾書的內容也不能超出行政主體的法定職權范圍。此外，雖然保密承諾書原則上應當以保密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為基礎，但由于保密行政管理的特殊性，黨和政府的政策也是我國保密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權的重要淵源，保密行政主體依據政策所賦予的權限所締結的保密承諾書也合法有效，其他超出權限范圍所締結的承諾書則屬于無效。

第三篇：分家析產的法律性質

分家析產的法律性質

分家，顧名思義，把一個家分開，分成若干個家。一個完整的家解體，幾個新的家庭成立、誕生。分家，主要是分財產。財產中，主要分固定資產和資金。俗話說：“樹大分杈，子大分家。”由此可見，父母主持為子女分家是一種習慣,在以前漫長的時代里，“分家”是常見的現象。

一、分家析產的起源—諸子均分制

諸子均分制是自給自足農業經濟和血緣擬血緣群體共有制共同規定的獨特的財產繼承制度，它包含著“襲位”與“析產”兩個基本內涵。“襲位”是為了“傳宗”，即保障父家長集權的傳承;“析產”是為了接代，即保障族群分脈枝葉同生共長。二者相輔相成保證了“祖業”傳承。也就是說，“襲位”是“析產”的保證;而“析產”則是“襲位”是基礎，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二、分家析產的法律性質。

對于分家析產的法律性質，未見法律有明文規定，理論探討也不多見，多為個案由審判實踐判定。關于分家的法律性質，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分家是一種贈與性，即父母將自己所有的財產贈與給子女。另一種觀點認為，分家是對家庭共同財產的分割。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應當認為分家是贈與與家庭共同財產的分割兩種法律行為的結合。根據實際情況，分家是原來共同生活在一個家庭中的家庭成員之間，為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的家庭，而將原有

家庭財產分成份額給分家后的各個家庭所有的一種法律行為。至于財產所有權如何變更，則根據財產所有權原有的狀況，發生贈與或分割的問題。如果用于分家的財產屬父母所有，則屬父母對其所有的財產以贈與方式處分的問題;如屬家庭成員共同所有，則屬共同共有財產的分割問題;如家庭財產中既有父母所有的財產，又有家庭成員共同所有的財產，則贈與、分割均包括在內。

三、分家析產與財產繼承的區別。

財產繼承，發生在被繼承人死亡之時，被繼承人死亡，其近親屬依據死亡人生前留下的遺囑，沒有遺囑的按法律規定而發生的、由繼承人依法無償占有該財產的活動;而分家析產，是家庭成員間的矛盾、糾紛或其他原因，不愿意再繼續共同生活在一起而對家庭中的家庭共有財產進行分割處分的活動。

首先，應區分家庭共有財產和老人的個人合法財產，兩種不同性質的財產區分開來之后，分別進行繼承活動和分家析產活動。其次，兩種財產的性質也完全不同：

1、繼承是繼承死亡人生前的合法個人財產，如死者生前合法所有的動產與不動產等;

2、分家析產的財產是指全體家庭成員共同創造、共同享有的財產。

再次，在繼承和分家析產活動過程中，對財產的處置方法也不同：

1、繼承。按遺囑內容或按法定繼承順序進行;

2、分家析產。按人口和其他標準平均分配。

三、在分家析產時，應注意的問題。

應注意這樣幾點：(一)分家析產時，要把家庭共有財產和家庭成員的個人財產區分清楚。分家析產只能是分割家庭共有財產，屬于家庭成員的個人財產是不屬于分割范疇的。(二)分家析產時，要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分割家庭共有財產。對家庭共有財產的分割，特別是對某些生產、勞動工具、設備等財產的分割，要盡可能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發揮家庭成員各自的專長。對于某些特定的不便分割的財產，也可以特別協議的方式作變通處理，以充分發揮該項的效用。分家析產直接關系到家庭成員今后生活安排的問題，因此，應當通過訂立分家析產協議書的形式進行，這樣，就不至于有分家后因某項財產產權的歸屬不清發生糾紛。

四、分家析產后發生贍養糾紛，應怎樣處理。

分家析產協議是一種無名合同而已,他的法律依據是民法通則司法解釋第九十條:“在共同共有關系終止時，對共有財產的分割，有協議的，按協議處理;沒有協議的，應當根據等分原則處理，并且考慮共有人對共有財產的貢獻大小，適當照顧共有人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等情況，但分割夫妻共有財產，應當根據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處理”。以房子為例，如果在分家前房子是家庭共同財產,如果發生贍養糾紛案件時，老人則不能要回這所房子,但可以要求分家所得人履

行贍養義務.如果分家前所分財產(房子)是老人的個人財產,則為贈與合同,根據合同法可撤消。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贈與人的近親屬的;(二)對贈與人有撫養義務而不履行的;(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的。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一年內行使。

第四篇：招標投標的法律性質

招標投標的法律性質

招標投標是合同訂立的一種方式，因此，要從合同訂立的一般原理來認識招標投標中的法律問題。

（1）合同訂立的一般原理。合同是當事人這間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合同的訂立一般要經由要約和承諾兩個階段。要約是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愿意按一定的條件同對方訂立合同，并含有一旦要約被對方承諾時即對提出的要約一方產生的約束力的一種意思表示。提要要約的一方稱為要約人，對方成為受要約人。一項有效的要約必須符合以下要求：①要約必須表明要約人愿意按照要約中所提出的條件同對方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②要約的內容必須明確、肯定，即應該包括擬將簽定的合同的主要條件，一旦受要約人表示承諾，就足以成立一項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的合同。③要約必須傳達到受要約人才能生效。要約的約束力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個是指對要約人的約束力，另一個是指對受要約人的約束力。要約對兩者的約束力是不同的。一般地說，要約對于受要約人是沒有約束力的。受要約人接到要約，只是在法律上取得了承諾的權利，但并不受要約的拘束，并不因此而承擔了必須承諾的義務。不僅如此，在通常情況下受要約人即使不予承諾，也沒有通知要約人的義務。所謂要約對要約人的約束力，是指要約人發出要約之后在對方承諾之前能否反悔，能否把約的內容予以變更，或把要約撤消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產生于要約已經到達受要約人之后到受要約人作出承諾這段時間。在法律上要把要約與要約邀請區分開來。要約邀請又稱要約引誘，其目的雖然也是為了訂立合同，但它本身不是一項要約而是為了邀請對方向自己發出要約。要約與要約邀請的主要區別在于：如果是要約，它一經對方承諾，要約人即須受到約束，合同即告成立；如果是要約邀請，則即使對方完全同意或接受該要約邀請所提出的條件，發出該項要約引誘的一方仍不受約束，除非他對此表示承諾或確認，否則合同仍不能成立。承諾則是受要約人按照要約所指定的方式，對要約的內容表示同意后種意思表示。承諾的法律效力表現在要約人收到承諾時起合同即為成立。

（2）招標投標的法律性質。招標投標的目的在于選擇中標人，并與之簽定合同。因此，招標是簽定合同的具體行為，是要約與承諾的特殊表現形式。招標投標中主要的具體法律行為有招標行為、投標行為和確定中標人行為。①招標行為的法律性質是要約邀請。依據合同訂立的一般原理，招標人發布招標通告或投標邀請書的直接目的在于邀請投標人投標，投標人投標之后并不當然要訂立合同，因此，招標行為僅僅是要約邀請，一般沒有法律約束力。招標人可以修改招標公告和招標文件。實際上，各國際政府采購規則都允許對招標文件進行澄清和修改。但是，由于招標行為的特殊性，采購機構為了實現采購的效率及公平性等原則，在對招標文件進行修改時也往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則，比如各國際政府采購規則都規定，修改應在投標有效期內進行進行，應向所有的投標商提供相同的修改信息，并不得在此過程中對投標商造成歧視。②投標行為的法律性質是要約行為。投標文件中包含有將來訂立合同的具體條款，只要投標人承諾（宣布中標）就可簽定合同。作為要約的投標行為具有法律約束力，表現在投標是一次性的，同一投標人不能就同一投標進行一次以上的投標；各個投人對自己的報價負責；在投標文件發出后的投標有效期內，投標人不得隨意修改投標文件的內容和撤回投標文件。③確定中標人行為的法律性質是承諾行為。采購機構一旦宣布確定中標人，就是對中標人的承諾。采購機構和中標人各自都有權利要求對方簽定合同，也有義務與對方簽定合同。另外，在確定中標結果和簽定合同前，雙方不能就合同的內容進行談判。

第五篇：淺析避稅行為的法律性質

淺析避稅行為的法律性質

避稅是指納稅人試圖濫用法律形成的可能性,通過法律所未預定的異常的行為安排達成與通常行為方式同一的經濟目的,謀求法律規定外的減輕稅負的行為。明確其法律性質，不管是對征稅主體還是納稅主體來說，都有利于他們認識自己行為的性質。

一、學界觀點及淺析

從目前來看，學者們對避稅行為的法律性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分歧仍然很大。對于避稅行為是否合法的問題，學界大致有三種觀點：違法、合法和脫法。

（一）避稅行為是違法行為

只有部分學者持該種觀點，他們認為避稅行為違反了稅法的宗旨，違反了量能課稅的稅法原則，并且因為部分納稅人的避稅行為導致在相同或者類似情況下，其他未采取避稅行為的“合法”納稅人比采取避稅行為的納稅人多交納了稅款，造成了納稅不公，有違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

但該觀點問題不少。稅法的宗旨主要體現為保障稅收三大職能的有效實現,即保障有效獲取財政收入、有效實施宏觀調控和保障經濟與社會的穩定三個目標。而這三個目標的實現應該是政府的任務,不應該成為納稅人的負擔。要求納稅人行為符合稅法的宗旨,無疑是把稅收職能實現的任務置于普通納稅人身上。

（二）避稅行為具有合法性

認為避稅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是避稅行為并不違反稅法的文義規定,且是私法上適法有效的行為,選擇何種行為方式是納稅人的行為自由。另外，對于納稅人種種避稅行為，法律都是無能為力的，法律并沒有明文禁止不準做出這些避稅行為，亦即“法不禁止即可為”。

因為避稅行為越演越烈及其導致的稅收功能的發揮存在嚴重障礙和避稅規制的現實必要性，而漸漸被多數學者所擯棄。雖然擯棄該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但也掩飾不了該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筆者基本贊同該觀點。

（三）避稅是一種脫法行為

所謂脫法行為，是指行為雖抵觸法律的目的，但在法律上卻無法加以適用的情形。脫法行為的本質，在于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實現一定的行為目標，同時達成法律無法對其適用的目的。

該觀點認為，避稅行為既不是合法行為也不是違法行為，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按照該觀點的說法，避稅行為不是違法行為，因為它并沒有觸

犯某種法律規范，因而它并不違法。但是，不違法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合法的，因為，它雖然在形式上并沒有觸犯法律，但在實質上，它是有違法的宗旨和稅法的基本原則。然而，這種說法卻是存在著極大的不合邏輯性的缺陷。根據持該觀點學者的說法，避稅行為不違法，也不合法，它是作為一個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狀態而存在的，但是這樣一個中間狀態是否存在卻是值得商榷的。

二、避稅行為法律性質新探

筆者基本贊同避稅行為是一種合法行為的觀點。其合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合法的根源在于稅收法定主義的原則

也就是說避稅行為合法的前提在于該行為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即所謂 “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具體在稅法上即是“無法律則無課稅”或“租稅是法律的創造物”。所以，避稅行為合法性的基礎就在于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稅收法定有兩方面的內容:第一，征稅主體必須依法行使征稅權力即國家必須依法征稅,國家不能超越法律規定而以道德的名義要求納稅人承擔納稅義務。第二，納稅主體必須依法履行納稅義務。

從稅收法律關系主體雙方的地位看，一方始終是國家或代表國家的稅務機關，另一方則是企業、法人或自然人。國家擁有立法權力，可以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單方面決定產生、變更、終止稅收法律關系。但是，在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情況下，只能將避稅認定為合法行為。

據此可以看出，避稅行為是否合法，不應由學者們作價值判斷，而是應該根據法律的具體規定，作出事實判斷。法律不作規定，只能將避稅認定為合法行為。

（二）避稅沒有違反稅法宗旨和稅法基本原則

納稅人只負有“依法”納稅的義務，至于稅法宗旨的實現，則不是他們所應該也不是他們所能夠保證的。國家應該通過科學完善和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以及高素質的稅收征收隊伍來保障合稅法的宗旨的實現，做不到這一點，只能是政府的失職。納稅人有根據稅法進行選擇的自由，這是憲法予以保障的。憲法第56條規定:公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只是依法納稅的義務)。而且，避稅是行為人利用稅收法律的漏洞和缺陷的行為，它并沒有削弱稅法的法律地位。避稅實質上就是納稅人在履行應盡法律義務的前提下，運用稅法賦予的權利保護既得利益的手段。國家針對避稅暴露出的稅法的不完備、不合理，采取修正、調整舉措，也是國家擁有的基本權力，這正是國家對付避稅的唯一正確的辦法。

（三）避稅產生的原因不可歸責于納稅人

從避稅產生的原因來看，經濟學告訴我們，人是經濟的人，具有趨利避害的本性。稅收是對納稅人財產的無償的強制性轉移。納稅人受利益驅動，有著強烈的減輕乃至免除其納稅義務的本能欲望。由于立法者認識能力的局限性、立法者文字表達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現實社會經濟生活的的飛速發展，既使是最高明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也會受存在法律的漏洞、含糊、不規范和其它缺陷。稅法同樣避免不了這種成文法的局限性，從而使納稅人具有了規避稅法的現實可能，這是不可歸責于納稅人的。

（四）避稅是一種私權利

除了遵守稅收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規定之外，納稅人的其他行為應該是一種授權性的行為或者說是享有選擇權的行為。避稅行為在不違返稅收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規定下，可以認定為一種納稅人的私權利，納稅人享有選擇的權利。納稅人為了減少稅賦都會采用比較經濟的考慮才能使自己的稅少交或者不交，可以采用避稅、稅收籌劃等方式來對自己的稅收行為進行計劃。

三、結語

避稅在我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作為一個“經濟人”，不管是法人，還是自然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其目的所在，國家不應該因為自身立法原因造成的稅收減少問題來否認納稅人的自由。國家只能夠通過自己對立法的完善來減少納稅人避稅的機會，但是這個是一個長期、逐步的過程。所以在現階段，避稅仍然是一個合法的行為，不應該遭到法律的抵制。

參考文獻

[1]劉劍文．稅法專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程燎原, 王人博.贏得神圣——權利及其救濟通論[M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3.[3]曹建明.國際經濟法學[ 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