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城市對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平等性

論城市對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平等性

耒陽市長沖中學 楊碩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城市經濟與規模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因工作需要入居城市，他們在為所在地城市的建設與發展發揮著自己的光和熱，奉獻著青春和智慧。同時，這也帶來了一個城市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民工的子女入學教育的新問題。受城鄉差別意識的影響，城市人總對外來人尤其是農村人帶有較強的偏見，甚至歧視。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政策帶著偏見，這似乎已是一種較深的傳統觀念。基于這種觀念，外來工還不可能平等地與本地城市人享有相同的權力與優惠政策，外來工的子女就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問題。在時下倡導“教育和諧、和諧教育”的今天，筆者以為城市對外來人口子女教育應持比較平等的政策。

首先，外來人口是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他們為城市的經濟建設發揮著重要作用。

他們在城市里艱苦創業，在這里勤奮工作，與城里人一樣，甚至比城里人更艱難更努力地在拼搏，在追求人生的理想。通常情況，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民工做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像那些臟活、重活等。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垃圾清潔工、街道建筑工，這個城市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干凈美麗的城市、整潔的街道、花園恐怕就難找了。還有許多行業也是一樣。所以，對外來工的作用，我們城市是不能低估的。

基于這一點，筆者以來，外來工既然在為城市貢獻自己的力量，作為一個平等的人（盡管不是本地人），理應受到城市的平等對待。讓他們享有較多平等的城市人的權力，少些對他們的偏見與政策上的歧視。這其中，對外來人口子女的就學教育問題，是外來人口子女的父母最為關心也是最為敏感的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城市的這一建設重要力量就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們受到城市的平等看待，他們把自己看作城市的一員，他們才會安心踏實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從而給該城市的建設添磚加瓦，不遺余力地默默奉獻。相反，如果城市不能正確地看待這個問題，采取一些這也限制那也限制的政策，外來人口的自尊心會深受打擊，怨恨自己不能平等地對待，整天為自己的兒女就學問題擔心：擔心因為無本地戶口，學校不接受自己的孩子，擔心學校收取高昂的學費、建設費以及贊助費，擔心自己的孩子被本地城市人譏為鄉下人或鄉巴佬等等。這樣一來，外來人口的工作熱情受到挫敗，他們的工作效率能不影響嗎？而更受到傷害的恐怕是他們的下一代——外來工子女，其心靈的創傷恐怕會難以抹平，從而無形之中給他們的切身感受也許是：人人平等這只是一句口號，離真正實現平等似乎遙遠。

其次，城市對外來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應做到合理性與穩定性。外來人口子女的教育在當今是我國一件國計民生的大事。每年外出打工，流入城市的民工數以千萬，這是一個浩大的隊伍。而與之相緊密聯系的外來工子女教育則成了一個面臨務必解決的大問題。

目前，外來工子女入學有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就讀當地重點公立學校，這對絕大多數外來工子女而言恐怕較難，除非有特殊的經濟背景。其二，就讀一般公立學校，這對一部人而言，還是可以實現；其三，就讀當地各種參差不齊的私立（民辦）學校。這對大部分外來工子女而言是這樣的。由以上可以看出，當地城市對外來工實施的中小學教育政策存在明顯的偏見與不合理性。同樣是中國合法公民，同樣是在一同城市工作，為什么外來工的子女就受此“虐待”？孩子是無辜的，他們幼小的心靈在“迷惑”什么？他們純潔的心靈是不是在被無形的“塵染”？他們也在思索，盡管他們不能向社會清楚地表達：“我們外來工子女怎么啦？”

鑒于此，筆者以為，當地城市應結合本地特點，在國家宏觀教育政策的指導下，采取合理的措施，制定合理的外來子女教育政策，至少應該對外來工子女實行不帶有任何偏見與歧視的教育政策，為實現教育公平，應該在教育政策的合理性的基礎上保持教育政策的穩定性，這樣，使外來工對自己的子女就學教育才會放心、安心與順心。同樣，這些外來工子女也會安心、認真地學習，與本地城市學生一樣，快樂地生活與健康地成長。這實際上也就真正開始了現實意義上的公平教育，從而逐步實現和諧教育的大目標。

那么，對外來工子女教育的合理性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筆者以為，城市教育應就關注以下幾方面：

一、不受外來工戶口的地域限制。無論學生的父母是吉林長春的，還是湖南衡陽的，等等，他們在其父母服務的城市中小學就學，一律與本地城市戶口學生一樣，持有平等的就學資格。打破地域的局限性這個瓶頸，城市基礎教育的春天才會為遲不遠。

二、外來工子女具有與當地城市戶口的學生一樣的招生政策。無論來自哪個省份，哪個地方的學生，當地城市教育部門應采取同樣的招生政策。如劃區片就近入學，實行一條分數線（如重點學校錄取一條線），實施同樣的教學課程計劃，享有同校學生的同等教育政策。

三、學校管理機構與教職人員對外來工子女應與本地城市學生一視同仁。外來工子女學生與本地城市學生一律平等地對待，這是學校管理人員與教師應切記的一點。在一所學校，尤其是外地人與本地城市人共校同班的情況下，學校的管理工作與教職工的教育教學工作的難度均會加大。因此，作為管理層，尤其要重視處理學生間發生的矛盾，以平等的尺度來衡量，來解決出現的新問題。對二者都不偏頗。這樣教育管理既體現了公平性，也實現了以人為本的教育。同時，也為創造和諧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當地城市相關部門也應采取一些有助于外來工子女教育的優惠政策。如教育行政部門實行外來人口困難戶子女的學雜費減免、寄宿費補助；社會保障部門把他們納入城鎮暫住人口醫療保障范疇等。這樣，就可以暫且解決外來務工人員的困難，得到及時的救助，以防外來人口子女輟學情況的出現。從而，既安定了外來務工人員的心，好好地讓他們為城市作貢獻，同時，又使他們感受到當地政府（城市）

對外來工子女教育的重視，感受到黨對他們的關懷。隨著外來工子女的日漸成長，他們會更加努力地學習，為振興中華而發奮讀書。

總而言之，城市基礎教育要得到正確而良好的發展，就不能忽視對外來人口子女教育，這一新的城市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門的關注與發展。城市要發展，離不開外來工，更離不開外來工子女教育，因此，城市各部門，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門要解放城鄉觀念，打破地域觀念，重視外來工，對他們的子女教育采取科學、合理、平等的政策，從而推動當地城市建設，推動教育與經濟的和諧發展。

第二篇：城市外來人口對公共事業管理的影響

外來人口對公共事業管理的影響及對策08公管2班020208226殷曉霞

一、城市外來人口的背景

人口問題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問題，是關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較弱是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是中國公共事業管理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中國公共事業管理的任務之一是針對中國人口的現實情況，提供相適應的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人口環境的需求。

近年來，由于國家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和產業結構省級，實施城市帶動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戰略，人口城鎮化率以每年超過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城鎮化的結果是人口的流動和遷移。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進入90年代，隨著中國國內經濟的迅猛發展，各地區經濟、文化、物資、交流日益頻繁，特別是作為勞動力的人的流動量最大。而且新時期人口流動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那種簡單的、盲目的自發的人口婚姻遷移，而是一種復雜的、自在的帶有強烈商品意識的流動。人口流動也由原來向西北、向東北的政策性流動轉變為鄉村向城鎮流動、縣市向地區、省城流動、內地向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大量的流動人口中90%的人處于勞動年齡，育齡階段。這些人文化素質極不平衡，絕大部分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有的甚至為文盲、半文盲。這些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來尋找就業機會，成為該城市外來人口。在大量的外來人口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的同時也因為其自身的一些特點和當地管理部門管理不當等原因給社會治安帶來了較大負面影響。

二、城市外來人口引發的問題

外來人口多數來自經濟不發達地區，當來到經濟較發達地區后發現兩地存在較大的貧富差距，往往在其心理上形成強烈的不平衡感，加之處于陌生環境，原有的群體間監督效能弱化，往往會經不住物質的吸引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目前對城市外來人口的管理存在著諸多弊病，極易引發各種社會問題。

首先，對城市外來人口管理體制混亂，管理力度不夠，各部門各自為政、多頭管理互不銜接，導致對外來人口的無序管理。

其次，對外來人口生產、經營單位、場所管理力度不夠。大量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從事第三產業，其中少數人為了牟取暴利在生產經營中大量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有時候甚至偷稅漏稅，較大程度上干擾了當地市場秩序，造成國家稅收的流失。

再次，對外來人員的生活場所管理不夠，大量外來人員分散居住在出租房內，利用出租房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同時也成為少數人逃避計劃生育的棲身地。

最后，對外來人口的疏導不夠，一些外來人員因找不到工作和暫居地而露宿街頭，無序地流散在各地。這些現象不僅嚴重影響市容市貌而且極易引發各種犯罪。

外來人口不受地域、戶口限制，來去自由居無定所，給政府各項管理帶來許多困難，加上一些地方重收費、輕管理，從而導致外來人口脫管、漏管嚴重。

三、對于城市外來人口引發的問題的對策

（一）、充分認識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1、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形勢嚴峻，必須切實抓緊抓好。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服務手段，流動人口的違法生育比例較大、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流動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狀況令人堪憂，流動人口享有計劃生育服務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的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突出問題之一。因此，我們必須增強歷史責任感和時代緊迫感，切實抓緊抓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

2、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我國流動人口以農民工為主體，規模龐大、分布廣泛,解決好流動人口問題事關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因此，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尊重其主人翁地位，維護其合法權益，促進其同當地居民和睦相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是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具體舉措。

3、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要求。人口流動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市化進程，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發達地區帶動落后地區的有效途徑。因此，做好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實現人口合理分布，緩解農村人口壓力，促進農民的全面發展是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貫徹落實國務院5號文件的具體舉措。

4、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必然要求。流動人口事關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戰略目標的實現，是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是貫徹落實中央《決定》，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具體舉措。

（二）、堅持以現居住地為主，戶籍地和現居住地協調配合，建立和完善統一管理、優質服務的新體制

1、各地要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的全局意識，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根據《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若干規定》等有關規定，按照中央《決定》和國務院5號文件的要求，認真落實流入地和流出地各項工作職責,探索建立不同類型的管理和服務工作模式，總結、推廣好做法、好經驗，為人口流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2、流入地要按照“屬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務”的原則，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納入屬地的經常性工作范圍，做到與戶籍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同部署、同落實、同考核；為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提供市民化服務，做到與戶籍人口同宣傳、同管理、同服務。創新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手段和服務方式，以多種形式增強其對流入地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促進流動人口同當地居民的融合。

3、流出地要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與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結合起來，積極配合流入地，從源頭上加強對流出人口的管理和服務，做好外出人員的宣傳、教育、培訓，落實避孕節育措施，免費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加強外出人員的登記工作，及時向流入地提供、反饋流出人口相關信息。依法落實流出人口及其家庭應該享有的獎勵優惠政策。

4、流入地和流出地要協調配合，大力加強和推進兩地或多地的區域合作。人口流出和流入相對集中的地區以及交界地區要通過簽訂區域協作協議、建立信息通報和區域聯席會議制度等形式，建立起兩地或多地相互協調、齊抓共管、合作共贏的長效協作機制。

（三）、堅持綜合治理，推進部門配合，不斷完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體系

1、政府主導，部門配合，統籌解決流動人口問題。各地要明確各相關部門職責，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流動人口管理服務工作的全局，充分發揮人口計生委兼職委員單位的職能作用，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政府目標管理責任制，逐步形成部門之間密切配合、管理互補、服務互動、信息互通、多方共贏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新局面。

2、堅持重心下移，構建城市社區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平臺。各地要結合本地區實際，整合政府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城市社區管理和服務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門分工負責、整體聯動，采取聯合辦公、一站式服務等方式，按照便民原則，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在城市街道、社區組建基層流動人口協管員隊伍時，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列入其工作職

責，共同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

3、堅持群眾參與，調動廣泛的社會力量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各地要在流動人口集中的社區、企業、集貿市場等成立計劃生育協會，引導流動人口依法行使民主權利，積極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促進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完善企事業單位法定代表人計劃生育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制，配合做好有關管理和服務工作。加強宣傳報道，營造群眾參與、關愛流動人口的社會氛圍。

（四）、堅持依法行政，維護流動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的權益

1、管理和服務并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服務。加強普法工作，向流動人口宣傳《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中所規定的實行計劃生育的權利和義務，提高流動人口遵守有關政策法規，履行計劃生育義務的意識，自覺依法規范自己的生育行為。

2、積極開展便民服務。改革和完善《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管理制度，流動人口可以憑證享有國家政策規定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基本項目免費服務，逐步做到與戶籍人口享有同等的服務。流入地要暢通免費提供避孕藥具的渠道，建立流入育齡婦女現居住地“定點服務”制度。流入地和流出地要依法免費辦理相關手續，努力做到上門服務。

3、堅決維護合法權益。嚴禁流出地跨地區設立管理站，嚴禁強迫已婚育齡婦女返鄉孕檢，嚴禁在簽訂合同和辦理證件時，搭車亂收費，或以各種名義收取押金、保證金。各級人口計生部門要開通維權熱線和信訪電子信箱，暢通投訴渠道，接受群眾監督。加大執法力度，嚴肅查處侵犯流動人口權益的違法侵權行為，堅決維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

4、拓寬服務領域。要打破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的界限，建立和完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將各項惠民政策延伸到流動人口中。要采取有效措施，有針對性地滿足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需求。在做好流動人口婚育管理和服務的同時，積極幫助未婚流動人口加強自我保護意識，提高生殖健康水平。

（五）、堅持互通信息，完善統計制度，促進“一盤棋”管理和服務格局的形成1、建立部門協作機制，完善信息通報制度。相關部門為流動人口辦理經商、務工、購房、租房、社會保障等手續時，應與人口計生部門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各地要充分利用政府及相關部門信息網絡，依托社區和行業信息管理載體，建立和完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信息系統，做到信息互聯共享。

2、做好流動人口信息采集工作，改革和完善統計信息制度。合理設定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統計指標，建立常規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基礎信息統計制度。加強出租房屋計劃生育管理工作，以出租屋、流動人口公寓和封閉住宅區管理為重點，強化社區外來人口登記制度，明確規定房屋出租戶有依法協助政府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義務，全面實行簽訂計劃生育管理責任書制度，掌握出租房屋和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積極探索“以房管人”的長效機制。

3、加快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化建設。各地要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化建設納入人口和計劃生育信息化發展規劃，列入工作目標管理考核。要繼續加強和完善全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交換平臺建設，各省（區、市）人口計生部門要依托育齡婦女信息系統（WIS），建立和完善流動育齡婦女管理服務信息系統。積極通過區域協作，開展跨地區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交換試點工作。逐步實現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適時變動、異地查詢、跟蹤管理和服務。

（六）、加強領導，保證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

1、切實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擺上重要位置。各地要緊緊依靠黨委、政府，充分發揮各級綜治委和農民工辦職能作用，建立健全整體聯動的部門協作機制。要認真按照中央《決定》和國務院5號文件精神的要求,深化流動人口管理服務體制改革，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

管理服務納入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和城市公共管理服務體系，加強制度建設，完善政策法規，統籌解決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問題，促進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

2、各級人口計生部門要實行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一把手”負總責制度，統籌安排和綜合協調各業務機構的職責。各省（區、市）人口計生部門要成立專門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小組，研究流動人口計劃生育重點、難點問題，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措施。

3、建立經費保障機制，保證管理服務經費落實。各級政府和人口計生部門要認真按照中央《決定》和國務院5號文件的要求，將流動人口納入流入地人口總數，把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經費納入各級財政正常的預算支出范圍。

4、完善管理機構和服務網絡，提高管理和服務能力。各省（區、市）和流動人口較多的市、縣人口計生部門要設立專門的機構，按照常住人口規模比例配備必要的專職工作人員；鄉鎮、街道及社區應按照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人口總數配備必要的專（兼）職人員，不斷完善與工作要求相適應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機構和服務網絡。同時要加強對專（兼）職人員的教育和培訓，提高依法管理和優質服務能力。

5、完善評估制度，加大督查和考核力度。要按照將流動人口納入流入地人口總數、將違法生育一并納入流入地和流出地“兩個納入”的要求，制定合理的工作評估標準和體系，實行以流入地為主的目標管理雙向考核。加大督查和考核力度，落實各項獎懲制度，推進各地工作的有效開展。

第三篇：Ohrgxg關于城市公辦學校中農民工子女教育平等問題的調查報告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

外語系

2007級英語（1）班

蒙曉紅

《關于城市公辦學校農民工子女教育平等問題的調查報告》

社會實踐的參加者：蒙曉紅

社會實踐的主題：城市公辦學校中農民工子女教育平等問題的調查 社會實踐的時間：2010年9月——2010年12月 社會實踐的地點：貴陽市

(一)入學機會不平等

1.繳納費用高

目前,大多數城市的學校收費仍然對農民工子女實行“雙軌制”的歧視性政策。此外,除了教育部門規定的課本費及雜費外,公辦學校的隱性費用高。因此,農民工子女往往被高費用的“門檻”擋在了校門外。

2.入學條件高

農民工子女入學還存在非經濟因素障礙。農民工子女入學公辦學校要辦理繁瑣手續,這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和財力,而且未必能夠順利辦成。如果沒有這些手續,當地公辦學校則以此為由拒絕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

(二)受教育過程中的機會不平等

1.教育形式不同

中國九城市流動兒童少年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工子女在重點學校就讀的比例(9.2%)遠遠低于在普通學校就讀的比例(72.2%)[1]。并且,有些學校將農民工子女單獨編班,人為地將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學生加以區別對待。這種基于家庭背景

對學生群體進行強制性分類,實行“同城隔離”的分校教育或“同校隔離”的分班教育,使得農民工子女在受教育過程中難以與城市學生平等地共享教育資源。

2.教學和評價的不平等

有幸插班到混合班的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學生在同一時空下學習,面對同一教師,理應享受平等的教育。但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農民工子女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平等待遇。并且,在評獎評優、參加競賽和課外活動中也受到限制,無法和城市學生享受平等的機會。

(三)取得學業成功的機會不平等

進入公辦學校的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女,由于學習基礎差,加上教學環境改變,教材進度和難度的差異,教學方法的不同,影響其學習效果。與城市學生相比,農民工子女學業成績普遍偏低。并且,由于我國現行的是“戶籍管學籍”的升學制度,農民工子女還面臨著升學問題。受到非戶籍身份的限制,農民工子女初中畢業后,往往不得不回到原籍所在地繼續升學。

二、城市公辦學校農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現行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變遷

1.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

美國社會學家帕金(Frank Parkin)認為,任何社會都會建立一套程序或規范體系,使得資源和機會為社會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排斥方式有兩種:“集體排他”和“個體排他”。[2]我國的戶籍制度實質上是一種典型的“集體排他”性的屏蔽制度,阻止農村人口總體與城市人口總體分享某些機會和資源。天然的制度身份差異導致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不同國民待遇。在“戶籍管學籍”的屬地管理體制下,農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問題與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密切相關,戶口成為他們在城市中平等接受教育的“瓶頸”。

2.地方負責的義務教育財政管理制度

社會轉型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向非農產業轉移,勞動力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流動。但是,義務教育體制的調整滯后于人口流動帶來的經濟結構變化。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實行“國務院領導下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體制。義務教育經費主要依賴于地方財政收入,地方政府是實施義務教育的主體。城市普及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由市、區教育財政負擔,教育經費按戶籍學生數下撥。因此,一些學校和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城市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對于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仍持排斥態度。可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財”的問題實質上是“政”的問題,是中央與地方,城市與鄉村以及不同地區之間、不同地方政府利益矛盾的表現。

(二)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但是,政策的出臺并不等于問題的解決。從政策執行角度解讀現行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發現它還存在一些欠缺之處。

第一,合法性不高。教育政策只有被利益相關人所接受、認可,才具有了合法性,并能夠有效地執行。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流入地政府需要對當地的教育資源和利益重新做出調整和分配,這必然將打破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平衡而引起利益沖突。同時,有些流入地政府擔心會產生“盆地效應”,難以接受、認可農民工子女就學政策,其自身利益需求和行為傾向影響著教育政策的有效執行。第二,政策資源的不充足性。任何政策的執行,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是政策執行的物質基礎。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沒有新資源支援,面臨經費、教育資源不足等問題,流入地政府執行政策的積極性不高。第三,欠缺必要的明確性。政策的具體明確性是政策執行有效的關鍵所在,是政策執行者的依據[3]。但是,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缺乏明確性。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中有了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出現政策失真問題也就不可避免。

(三)“城市中心”價值取向下的學校教育

農民工子女入學在不同程度上導致學校教育經費不足和教育資源短缺,給學校教學管理、教育質量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公辦學校為維護自身利益,以各種借

口來少收或拒收農民工子女,致使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在入學機會上不平等。對于受教育過程機會不平等和取得學業成功機會不平等的原因,下文將運用一定的社會學理論加以探討。

沖突論教育社會學創始人韋伯認為,社會成員之間或因經濟狀況,或因權利地位或因文化條件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身份集團,這些身份集團之間存在利益沖突。我國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將公民劃分為制度身份等級不同的“鄉下人”和“城市人”兩大利益集團。城市居民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資源占有上處于絕對優勢,使得城市居民形成了身份優越感和對農民的排斥、歧視的文化心理。如今,城鄉二元結構變為了城市內部的城市居民群體與農民工群體之間的隱性二元結構,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無法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由于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及其子女“制造”的刻板印象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和社會排斥、歧視,加之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在價值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乃至語言等方面也存在差別。一些城市教師和學生以“城市人”的優越感自居,誤解、歧視、排斥來自群體之外的“他者”——農民工子女,導致農民工子女在受教育過程中遭受了不平等待遇。

(四)弱勢狀況的農民工子女家庭資本

據有研究調查表明,不同社會階層背景的家庭中,可以用來幫助子女獲得教育機會或較好學業成績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比較明顯,體力勞動者三方面的資本都相對較少[4]。相對于城市家庭,大多數農民工子女家庭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處于弱勢狀況,強化了農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問題。

1.弱勢的經濟資本及其影響

面對公辦學校各種名目的收費,農民工家庭無力承擔,家庭經濟資本低下成為農民工子女入學機會平等的重要障礙。并且,經濟資本的弱勢狀況,限制了對子女的教育投資,由于缺乏學習的物質保障和學習場所,孩子的成長環境和學業成就的取得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2.弱勢的文化資本及其影響

布爾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有三種存在形式:

(1)身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布爾迪厄認為教育期望來自習慣,是人們對客觀可能性的主觀內化和領悟。每一個個體的選擇行為是考慮其社會階級客觀機會結構的結果,他們把自己從某種教育機會中排除。但有調查顯示,與城市學生的父母相比較,農民工子女的父母對其子女的教育期望相對比較低[5]。農民工子女關于教育的抱負又深受父母的教育經歷和文化生活機會的影響,不利于他們取得學業成功。

(2)客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家庭文化耐用品擁有量可以反映出家庭客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狀況。有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工子女家庭的電子設備和圖書、報刊擁有量在很大程度上低于1999年“當代中國少年兒童發展狀況調查”中的農村兒童的情況[6] 顯然,與城市家庭相比,農民工子女家庭擁有的客體化形態文化資本則更處于劣勢狀況,無法為其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物質資源。

(3)制度化形態的文化資本。據某項調查顯示,公辦學校中農民工子女的家長文化程度有約半數左右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受過高層次教育的人少,具有大專以上高學歷者只占較小比例,且仍有一定比例的文盲或半文盲[7]。由于農民工子女的家長自身文化素質較低,他們對其子女的教育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3.弱勢的社會資本及其影響

農民工子女家庭的社會資本可分為外部的社會資本和內部的社會資本。家庭外部的社會資本主要指父母與學校、教師的關系;家庭內部社會資本主要指親子關系。進城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是以親緣、地緣關系為紐帶。在與城市居民交往有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社會交往的內傾性和表層性[8]。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交往上呈現出油水不沾的分離狀態,這將影響到農民工子女的父母與教師聯系。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難以有效地形成教育合力,不利于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同時,作為家庭內部的社會資本重要構成的親子互動對學生學業成有重要影響。但是,農民工子女的父母整日為生計而奔波,無暇和子女進行親子互動,致使親子關系疏遠,甚至對立,家庭的教育功能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三、實現農民工子女教育平等問題的對策

(一)對現行制度進行改革和創新,為農民工子女教育平等提供制度保障

1.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實行就近入學制度

改革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就是要求取消黏附在戶口上的利益差別,逐步建立“自由遷徙、自主定居、籍隨人走、城鄉一體”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二元社會格局。依據新《義務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條規定,農民工子女具有在法定監護人的工作或居住地就近入學的權利。在基礎教育階段采取常住人口取代屬地管理的教育體制,實現受教育權利由“身份制”轉化為“公民制”。

2.從法律、政策上明確教育責任主體,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擔機制

修訂現行有關農民工子女教育的法律、政策,明確各級政府承擔的教育責任,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權。針對流入地政府行政不作為行為,實施問責制,督促流入地政府履行管理職責。并且,建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教育成本分擔機制,為農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充足的教育資源。義務教育是一種典型的公共產品,國家的公共財政應該對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給予支持,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設立農民工子女教育專項資金,分擔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農民工在流入地履行了納稅人義務,流入地政府應該承擔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可以從農民工交納的稅額中按一定原則和培養費用比例轉撥給教育部門,以補充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不足。

(二)構建平等、多元、無歧視的學校教育

1.實施“平等且滿足農民工子女特殊需求”的教學和課程

學校管理者和教師要樹立平等的教育觀,既要在行動上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更應從心理上接納農民工子女,構建平等、無歧視的學校教育環境,一視同仁地對待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學生。同時,應該包容和尊重農民工子女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學校和教師應結合農民工子女的生活經驗、學習基礎、心理特征和學習需求,研究具有接納性、適切性的教學內容,編制符合他們特殊需求的校本課程,實施“平等且滿足農民工子女特殊需要”的差異教學。

2.采取多元化評價和靈活的管理辦法

教師應該依據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實行多元化評價,發現農民工子女身上體現的閃光點。同時,學校在制度層面上也要取消在評優獎勵、參加競賽等活動中的身份限制,實現平等的教育評價。并且,學校應該盡量簡化入學手續,實行靈活多樣學籍管理和收費制度,以適應農民工子女的特殊需求。

3.開展具有針對性的課外活動和教育輔導

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促進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的交往,結成“一對一”的伙伴關系,增強城市學生對農民工子女的理解和接納,改變農民工子女交往的封閉性。并且,針對農民工子女入學公辦學校后出現的學習、心理適應性等問題,采取教育輔導和心理咨詢等措施,促進農民工子女更好地適應、融入新的教育環境。

(三)改善和提升農民工子女的家庭資本

1.改善家庭的經濟資本

政府和社會需要改善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尊重和保護農民工的勞動權益,清除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并且,對農民工實行教育關懷,提高其整體文化素質和就業能力,改善其經濟生活狀況。從而解決因家庭經濟困難而造成的“上學難”的問題,為子女創造良好的物質教育環境。

2.提升家庭的文化資本

農民工應該自覺地接受繼續教育和家庭教育培訓來提升自身的文化資本,從而改善家庭教育環境和提高家庭教育質量。同時,社會支助系統尤其是社區、學校,應為農民工子女家庭提供咨詢服務,促進其家庭教育的科學化、合理化。此外,應該整合社區、學校的客觀化形態的文化資本,為農民工子女提供公共文化資源、活動設施和場所,來彌補農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資本的不足。

3.加強家庭的社會資本

建立學校與家庭的聯系,加強家校合作。教師應該定期開展家訪和組織家長會,幫助家長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和科學的家庭教育方法,改善親子關系;家長也應主動與教師進行溝通,積極參加學校活動。這既有利于增進雙方的信任、理解,也使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間形成教育合力,對農民工子女采取一致的持續性教育行為,保證教育教學工作更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

[參考文獻]

[1]鄒泓,等.中國九城市流動兒童發展與需求調查[J].青年研究,2005(2):3.[2]Frank Parkin.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53-58.[3]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91.[4]劉精明.轉型時期中國社會教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162.[5]周序.文化資本與學業成績——農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資本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J].國家教育政治學院學報,2007(2):74.[6]關穎.青年流動人口如何對下一代負責——天津市青年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狀況調查[J].青年研究,2002(5):11.[7]吳恒祥.關于公辦學校中流動兒童少年就學狀況的調查[J].教學與管理,2003(8):34.[8]朱力.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J].江海學刊,2002(6):85.

第四篇：論平等就業權

論平等 就 業 權

（本部）

序號152

姓名：何斌

學號：1017010318 【摘要】：不歧視原則是人權平等在就業領域的集中體現，是平等就業權的核心內容。不歧視原則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證成和最充分的現實依據。農民工不平等就業是我國當前不平等就業問題的一個最為突出的表現，對勞動者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負面影響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國農民工不平等就業困境的關鍵，是重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制度體系，并著力解決好三個主要問題：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的勞動者身份；建立健全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內容；完備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機制。

關鍵詞：不歧視原則；平等就業權；農民工；保障機制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和農村生產力不斷解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工勞動力隊伍。農民工是指具有農村戶口而在城鎮務工的勞動者，他們是在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類特殊的勞動者[1]。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使我國勞動關系呈現出一種“城市人”對“農村人”、“體制內”對“體制外”的雙重等級勞動關系。目前，不平等就業問題日益嚴峻，而農民工的不平等就業問題成為所有就業問題中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平等權利與不歧視原則是國際人權法的核心，平等就業權是反就業歧視的權利支點和權利平臺。不歧視原則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堅持不歧視原則不僅是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農民工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

一、不歧視原則與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內在關系

（一）不歧視原則的涵義

不歧視原則是聯合國人權條約的核心內容，國際勞工組織（ILO）八個基本公約中有兩個涉及不歧視[2]。在國際文件中，最早對“歧視”概念進行解釋的是國際勞工組織于1958年通過的《（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該公約第一條第一款將“歧視”定義為：“基于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的任何區別、排斥或特惠，其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就業或職業方面的機會平等或待遇平等。”[3]國際人權法中的不歧視規定是基于個人受到歧視性待遇不符合平等這樣一個理念產生的。歧視的本質特征在于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或者說沒有正當理由的差別處理[4]。

【參考文獻】

[1]李雄.勞動權保障與制度重構——以農民工為視角[J].現代法學，2006，（5）：112.[2]ILO Convention No.111,Discriminatio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Convention,1958;and ILO Convention No.100,Equal Remu neration,1951：1.[3]M.Banton, Discrimination, Buckingham of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7.[4]周偉.論禁止歧視[J].現代法學，2006，（5）：69.（二）不歧視原則與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內在關系

一方面，不歧視原則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證成。這主要是因為：不歧視原則是建立在人的固有尊嚴的基礎之上的。人的尊嚴作為人的一種類似本能的需求和渴望，伴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人的尊嚴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富內涵的概念，正如羅納德·德沃金所說，“有權享有尊嚴”的概念曾被道德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冠以不同的含義[5]。

從法律上講，人的尊嚴的概念源于現代人權思想和康德的哲學學說，與人本身固有價值相聯系。人的尊嚴是每個人人之為人的固有屬性，具有普遍意義[6]。因此，從維護人的尊嚴出發，從無差別的人的自然屬性出發，研究農民工的平等就業權保障，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保障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法理學底蘊，凸顯農民工應有的主體價值。另一方面，不歧視原則還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現實依據。從根本上講，建立在人的尊嚴基礎之上的不歧視原則，不僅反映了人權的普遍性，也是人權平等的內在要求。即是說，不歧視原則是人權平等的核心內容，不歧視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一并成為人人享有人權的基礎。正如舍思特克所指出，平等與不歧視原則是“人權法的核心”[7]。就權利保障而言，不歧視原則所滲透的平等精神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現實依據。

二、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現狀及其困境

（一）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現狀

考察我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現狀，我們可以從如下兩個維度進行觀察：一方面，在我國城鎮化建設和農村生產力不斷解放的雙重拉動下，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鎮，形成一個巨大的農民工勞動力隊伍。從根本上講，“民工潮”是在我國以城鄉或工農利益差別為基本內容的二元經濟的社會結構背景下，由部門間比較收益勢差而引導的、以致富為目的的一種地區間勞動力自愿流動；是一個農村隱性失業問題在城市公開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尤其是勞動體制改革促動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反映[8]。其為“民工”，有人稱其為“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有人稱其為“流動人口”，有人稱其為“農村勞動力”，有人稱其為“農民”，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既有的勞動用工制度主要還是針對改革前國有企業職工而設計的，在我國勞動就業市場化改革步伐明顯快于相關配套制度改革的情況下，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遭遇了制度失衡和權利失衡的雙重擠壓，最終處于被“邊緣化”的危險境地。

【參考文獻】

[5][美] 羅納德·德沃金.生命的主權[M].倫敦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93：223.[6]齊延平.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32-33.[7]Jorome J.Shestack, The Jurisprud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odor Meron(eds),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1984：101.[8]李拓.新時期中國階級階層結構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155.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或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形式出現，或者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現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政策規定的形式出現。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政策性”過強而“法制化”過弱，這是當前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集中寫照。

（二）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困境

首先，農民工的身份不明確。身份即一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映射了人們對一個人的印象、認識或評價。從整體上講，我國對農民工身份的認識和定位還處于十分混亂的狀態。雖然農民工這一稱謂沿用已久，甚至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概念，但這并不表示農民工就是其應有的身份。現實生活中與農民工有關的概念還不少，比如，有人稱其為“盲流”，有人稱

從上述對農民工各種不同的稱謂中，我們不難看出，農民工自其產生之日起，就面臨社會對其身份的不同理解、認識和對待；甚至可以說，林林總總的農民工稱謂，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對農民工的感知、認識或評價問題，更體現了社會對農民工身份——這個嚴肅問題所持的何種態度。身份即意味著利益，我們無法想象，當“主體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和諧、公平正義普惠”成為時代主旋律的時候，主體身份十分混亂的農民工是處于多么尷尬的境地！同時，農民工這種稱謂混亂的身份已經成為其享有正當權益并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最大障礙。

其次，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不健全。我國《勞動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應當說，《勞動法》并未把農民工排除在其適用范圍之外。關鍵問題是，《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享有的平等就業權過于原則和抽象，不具有操作性。比如，《勞動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勞動法》第十二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從表面上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權。但如果仔細推敲，我們不難發現，平等就業權究竟是一種什么權利？平等就業權的定義和權利內容為何？就業歧視的定義及其判斷規則是什么？對于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勞動法》可謂語焉不詳。另外，《勞動法》也未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身份不同而受歧視。當歷史的車輪已經跨入新世紀的時候，如果中國還存在就業“身份歧視”的話，這既是中國政府無法容忍的問題，也是世界無法容忍的問題。又比如，千呼萬喚的《就業促進法》終于出臺了，其中的平等就業制度是一大亮點，“公平就業”的專章規定是其集中體現。縱觀《就業促進法》的平等就業規定，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平等就業權規定依然宣示性過強，缺乏健全的實質內容。回溯平等就業權在我國的現狀，我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平等就業權策略還只是一種對當前各種就業問題簡單應對的策略，是一種存在“系統性”缺陷的平等就業權策略，是一種沒有中國立場的平等就業權策略；而在各種不平等就業的問題中，最核心的問題在于勞動者平等就業權的實際淪落和用工自主權對平等就業權的肆意剝奪和侵害[9]。難怪許多國內學者和歐洲學者評價道，《就業促進法》在促進平等就業方面，仍然帶有過重的政策化色彩，而平等就業權缺少健全的實質內容，這導致《就業促進法》的“軟法”特征非常明顯。

【參考文獻】

[9]李雄.論平等就業權[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08年6月博士學位論文，2008：9.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就業區分制度對農民工的平等就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謂就業區分制度，是指在就業制度中，國家將勞動者因其社會身份的不同而區分為不同的就業在法律對平等就業權規定不足的情況下，在就業壓力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在用人單位日益膨脹的用工主權意識的情況下，農民工就業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就業歧視和不平等待遇，就不難理解了。群體，并針對區分結果對不同就業群體采取不同就業政策的現象[10]。農民工就業因為其固有的農民身份而無法進入主流勞動力市場，其就業領域的典型特征表現為“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11]。另外，在法律對平等就業權的內容規定不足，并缺乏就業歧視定義及其判斷規則的情況下，一方面，農民工既不知道自己究竟享有哪些平等就業的權利，也不知道用人單位的招工行為是否存在就業歧視；另一方面，法律對平等就業權規定的不足還為地方就業立法制造了不應有的機會。

當前，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是，盡管中央在逐步淡化農民工就業政策和法制的區別，但在GDP情節的影響和左右下，地方政府出臺的各種就業管理規定成為限制農民工平等就業的一個最大障礙。比如，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勞動局發布《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行業工種分為三類：A類為可以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B類為調劑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C類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是作為上海市政府推行再就業工程的重要舉措而出現的，實際上成為新中國第一部“職業保留法”[12]。可以說，我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類似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實際上已經把農民工從整體上排斥在城市主流社會之外。我們把城市社會對農民工所采取的這些政策，統稱為“集體排他”政策。“集體排他”政策由美國社會學家帕金（F.Pakin）在社會分層問題上而提出，其基本含義是將某一個社會群體整體地排斥在一種體制之外，使他們喪失了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從根本上講，對農民工的“集體排他”政策違背了不歧視的法律原則。

最后，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機制非常脆弱。在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立法不足的基礎上，這里所指的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機制脆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執法保障機制脆弱；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司法保障機制脆弱。就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執法保障機制來看，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有的地方政府以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片面強調經濟發展指標而忽視勞動者利益的保護，把嚴格執行勞動法與招商引資和優化投資環境對立起來，對勞動監察重視不夠[13]。

【參考文獻】

[10]肖玉.我國制度性就業歧視的法理學分析[D].長春:吉林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2005：19.[11]劉傳江,董延芳.農民工的隱性失業——基于農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職業學歷要求錯配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6）：14.[12]劉翠霄.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J].法學研究，2005，（2）：111

[13]蔣月等.中國農民工勞動權利保護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7.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執法力度和執法效果就令人非常擔憂了。就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司法保障機制來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就業促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實施就業歧視的，勞動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雖然是一個突破，但深層次的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就業促進法》規定的唯一訴訟機制不僅使就業歧視等不平等就業爭議解決的途徑過于狹窄，而且沒有在區分就業歧視類型（主要是用人單位對農民工的招工就業歧視和國家對農民工的制度性就業歧視）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就業歧視訴訟與相關訴訟機制如何對接。從整體上看，在平等就業權司法保障的現行框架內，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司法保障依然面臨制度不健全、機制不銜接、操作不方便等實際問題。

三、重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制度體系

筆者認為，走出我國農民工不平等就業困境的關鍵，是重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制度體系，其路徑選擇應當著力解決好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一）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的勞動者身份

勞動問題所反映的，并不是社會經濟不發達或財富不充分，而是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利的分配不公[14]。

我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缺失及其地位的淪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在制度上還沒有及時確認農民工應當具有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保障農民工的平等就業權，必須首先在法律上確認他們平等的主體資格。只有解決了法律主體資格的問題，才能進一步解決權利與義務的歸屬問題。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目前身份混亂、主體地位不明確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的勞動者身份。所謂勞動者，是指達到法定年齡、具有勞動行為能力和勞動愿望、以從事某種社會勞動獲取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公民[15]。雖然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使我國勞動關系呈現出一種“城市人”對“農村人”、“體制內”對“體制外”的雙重等級關系，但這并不能成為政策和法制區分勞動者的當然理由。恰恰相反，作為國家政策，免于歧視的自由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的原則[16]。同時，這些原則由于其人道性質或因涉及人類的良知，通常都具有強行法或“對所有人的普遍義務”的性質，任何國家，無論是否為有關人權條約的締約國，都有遵守這些規則的普遍性國際義務[17]。【參考文獻】.[ 4][德]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12 [15]李雄.勞動權保障與制度重構——以農民工為視角[J].現代法學，2006，（5）：115-116.[16]Third Restatement of U.S.foreign relations law, St.Paul, Min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193.702.[17]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以權利為基礎促進發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因此，我國政策與法制應當與時俱進，改變對農民工身份的傳統偏見，依法確認農民工

平等的勞動者身份。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有人指出，農民隊伍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不應該也不能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討論農民問題，而應該采用自然的標準，按年齡、受教育程度和職業來討論農民問題[18]。即便是在發達國家，農民的身份是基于職業選擇的自致身份，而我國的農民身份則具有相當程度的先賦性質。同時，對農民工和城鎮勞動者作體制上的區分和處理，并不能說明任何社會關系，而能夠表達社會關系的則主要是社會財富和稀缺資源的分配機制。從根本上講，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既是一個基本人權問題，也是恢復農民工平等國民待遇問題。從改革和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最廣大人民的貧窮和落后，從物質上和精神上極大地解放人。改革和發展成果是全體勞動者創造的，改革和發展成果的分享應當惠及全體勞動者，包括農民工。當然，實現農民工向平等勞動者身份的轉化需要制度的認可和社會的認可。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雖然農民工生活在城市已有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但他們依然被政府（制度認可）和城市居民（社會認可）視為農民，從而造成了農民工角色轉換和身份轉換的分離。比如，有研究表明，月收入不是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因素，而月收入滿意度則被納入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因素模型之中。即是說，日益嚴重的“同工不同酬”和“收入差距懸殊”等問題使農民工產生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而這種負面體驗則易將城市居民與農民工這兩個群體截然對立起來，進而可能回歸農民工自身所歸屬的群體即強化對其固有身份的認同[19]。

我們應當認識到，盡管正式制度“扶正”了農民工與其他勞動者平等的身份，但各種非正式制度對農民工身份真正回歸的阻力依然很大。因此，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勞動者的身份，除了政府應當有一個明確而堅決的表態和行動外，還必須采取“一攬子”的配套改革措施，并培育相互尊重、寬容的社會認同文化。

（二）建立健全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內容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指出，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不足[20]。我國目前所出現的大量的社會勞動問題，其實質即是勞動者的權利缺失和地位淪落[21]。因此，在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勞動者身份的基礎上，還必須跟進農民工平等就業的各項權利，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在《憲法》中莊嚴規定公民有遷徙自由的權利，為農民工的自由流動提供《憲法》依據。遷徙自由是現代文明國家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其性質為人身自由權，這是我國憲法學界通行的看法。同時，通過司法審查推動農民工遷徙自由權的落實。【參考文獻】

[18]劉洪禮,李學廣.試論我國現階段農民隊伍的構成[J].學術月刊，1983，（6）：42.[19]彭遠春.論農民工身份認同及其影響因素[J].人口研究，2007，（2）：88.[20][美]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餓[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36.[21]常凱.中國入世與勞權保障[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3，（6）：16.

第五篇：論平等作文

1112460112蔣詩婷測控

郵箱：1516312513@qq.com

論平等

最近，有一則關于印度變性人的新聞：印度最高法院承認變性者為第三性，與男女兩性平等。即在印度的法律中，除了男性與女性外，政府現在將允許變性者在官方文件上登記自己的性別為“第三性”。體現了印度憲法的平等精神，給予每位公民相等的機會，保障他們不分階級、宗教或性別地成長，并實現自己的潛能。這是一種平等精神的突破。變性人難道不是人嗎？他們也靠自己的努力和其他人一樣過著平凡的生活。他們應該受到平等地對待，享有平等的權利和負有應盡的義務。

個人認為，世上沒有絕對的平等。

自然界就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人類肆虐地屠殺動物，人類的雙手已經沾滿了鮮血。飛禽、走獸、魚蝦等動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為什么人類因為自己而殺害同樣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呢？我覺得宗教中，印度、泰國的佛教徒主張不殺生和素食。這才是做到了“眾生平等”的高境界。而可笑的是中國的僧人是吃肉的和尚。

社會中，男女也存在著不平等，更不用說是種族歧視了，即便社會在不斷向文明發展。

男性憑借著自己的體力比女性大等先天優勢，在社會上占著主導地位。文明程度與平等觀念成一定的正比關系。在越是發達的國家，男女平等的觀念落實到位，起碼在法律上首先提出了每個公民是平等的，有了法律的保護。但是，傳統中老舊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性別歧視導致女性工作難找，以及找到工作后，結婚生子后面臨被開除，甚者，面試時，詢問婚姻情況、是否生子等問題，將你直接不在錄用的考慮范圍內。在非洲一些國家，女孩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她們早早地接受家庭的安排十一二歲就要嫁給三四五十歲的半老頭，難道這是男女平等的體現嗎?

而由于不同種族，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屢見不鮮。據調查，南非經濟活躍人口中黑人占約百分之七十五，白人不到百分之十五。然而，2013年幾乎三分之二的高級職位均由白人擔任，黑人只占百分之十九左右。即便是美國還是存在白人小孩欺負黑人小孩的事情。

所謂平等，就是不論性別、年齡、家庭背景、職業貴賤，都擁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但是，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時有發生，如何消除減少這些不平等是我們真正要考慮的。首先，官方應該提出制定法律，在法律層面上體現每個公民的平等性。并且詳細地規范到具體的教育、就業、福利等方面，還要嚴格執行。然后，人們會轉變自己的想法，社會就會發生改變的。

平等是需要時間慢慢實現的，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一個國家是否制相關法律是實現平等的第一步。國家好比是一艘航海在廣袤海洋上的郵輪，而法律指向了這艘大船的未來。嚴格地執行法律是為這艘大船找一位謹慎地掌舵者，朝著法律的指向駛入一個平等、繁榮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