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而在地區間、產業間、部門間、就業狀態間、企業間、乃至工作間的轉移。勞動力流動，是勞動力商品化的結果，是勞動力追求價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現。一般來說，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有利于縮小地區之間的工資差別。城市化的涵義分為狹義和廣義。

1、狹義：城市化指農業人口不斷轉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過程。

2、廣義：城市化是社會經濟變化過程，包括農業人口非農業化、城市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城市用地不斷向郊區擴展，城市數量不斷增加以及城市社會、經濟、技術變革進入鄉村的過程。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工業轉移的過渡時期出現的一種必然結果。農業勞動力比重的大小，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實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

人口流動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促進作用

1、人口流動促進城鄉融合，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吸納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完成了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移和地域轉移.龐大的流動人口成為城鄉經濟、文化、技術、信息交流的中介,有效的促進了城鄉交融.青年大遷徙,是城鄉之間溝通融合的橋梁,他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隨時隨地把城市文明、城市經濟信息和城市人口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等傳播到農村,使廣大的農村人口了解城市文明,有利于促進城鄉融合,間接的起到了促進人口城市化進展的作用.2、人口流動提供廉價勞動力.人口流動為城市建設提供大批廉價勞動力,滿足了城市經濟高速發展起步階段對勞動力的需求.外來人口涌入城市,一般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中,并處于生產第一線勞動崗位上,為城市市政工程,冶金鑄造,紡織化工和環衛等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福利待遇低的部門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資源,緩解了這些“冷門企業”用工難的問題,促進了城市建設事業的發展.3、人口流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換.據粗略統計,在我國5億多農業勞動力中,至少有1Π3轉移到了第二、三產業.據大連、成都、廣州、廈門4市調查,流動人口中從事經濟活動的占81.5%,他們在流入城市前大都在家務農,流入城市后轉入第二、三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縮減了從事第一產業人口比重,將產業結構重心調整到第二、第三產業.同時,由于流動人口向各行各業的大量深入,也加速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4、人口流動進一步擴大了城市消費.流動人口不僅是城市的生產者群體,也是龐大的消費者群體.這有利于商品經濟走出“市場疲軟”的低谷,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城市商業、服務業、交通業、郵電業、通訊業的不斷發展,彌補了城市產業結構的不足,增加了財稅收入,促進了城市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

5、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沖擊了城市的計劃福利體制,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補充了城市勞動力的/不足0,他們拾遺補缺,為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舒適做出了很大貢獻。農村勞動力進城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降低了城市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城市職工的流動性,對城市企業原有用工制度帶來有力沖擊,對全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口流動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負面影響。

1、對農民工的歧視性制度安排減緩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由于中國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無力或不愿支付農民市民化成本，而人為地維護并強化了城鄉二元制度，農民和市民在居住、就業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維護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的制度還不完善，不僅在城鎮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很難參加社會保險，而且那些在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也有較大難度。教育制度方面，城鎮教育資源有的與戶籍制度掛鉤，不對農民工子女開放；而對農民工子女開放的教育資源往往收費較高，客觀上將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

2、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不高，就業競爭能力較弱，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在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就業結構變化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現較大差異，缺乏技能的勞動力供大于求農民工社會保障普遍缺乏。

3、加重城市負擔且不利于城市管理，由于流動人口對城市人口增長而言是一種社會性機械增長,而非自然增長,他們對社會的需求往往帶有突加的性質,對城市施加的是無計劃的,全方位的壓力,必然導致城市管理難度增加,誘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公交壓力過大,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治安惡化,居民生活環境受損,計劃生育失控以及城市負擔加重等.4、人口素質低不利于產業的升級轉型，我國流動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城鎮常住人口.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第三產業的興起,使城鎮經濟建設對流動人口產生了強烈的依賴,盡管流動人口給城市生活帶來了生機與活力,但因為他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綜合素質不高,很難適應城市產業的不斷升級.大量流動人口將面臨失業的危險,這又勢必會引起更嚴重的就業問題,從而阻礙城市化的進程.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流動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給城市化進程本身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只要通過合理疏導,有效管理,以及適當的宏觀控制,人口流動必將給我國城市化帶來巨大的福音。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要采取相應的措施減少戶籍制度的影響，加強完善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農民進鎮、進城的門檻；要牢牢抓住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

在以加快城市化進程為主導的前提下，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加快城市化進程，將發展中小城鎮建設作為吸收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攻方向。著力發展小城鎮，特別是中心集鎮，這也是國際、國內經濟發達國家、地區的普遍經驗。同時要加強中心城市的吸納功能。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城市轉移會在就業、入學、交通等方面給城市帶來壓力,增加城市基本建設投資。

二、加強勞動力轉移環境的改善，建立農村勞動力狀態監測體系。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機構,調整農村勞動力就業政策,疏通各種就業渠道,降低農村勞動力就業成本。同時對農村勞動力就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要創造一種優良的社會環境,逐步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就業模式,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達到脫貧致富、穩定社會目的。

三、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指導，進一步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依托自然優勢向多種經營轉移，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解決好城鎮資源短缺問題，開拓就業市場，否則，大量民工進入大城市，就會給大城市的發展帶來新問題，形成“城市病。”

四要進一步強化轉變農村勞動力就業觀念、轉變勞動力管理部門的就業觀念,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要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最大限度地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實現農業內部充分就業。通過科技、資金、市場等方面的扶持和投入，加快農業生產的深度、廣度開發，挖掘就業潛力。要進一步改善農村消費環境，推進貿工農一體化，增加就業崗位，實現農民增收。同時，大力發展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拓展就業領域，是帶動經濟持續發展，增加增大就業容量的重要途徑。

第二篇：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的關系

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的關系

2011-7-29

摘 要：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但是城市化的發展也引發出了一系列問題，如大量占用耕地、城市發展道路決策失誤、土地規劃不完善、土地征用補償引發的沖突、小產權房等。所以，有必要制定合理的土地管理和征用政策，協調土地保護與城市化進程之間的關系。本文將探討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關系，以減少城市化進程過程中引發的社會矛盾。

關鍵詞：城市化，土地，管理，政策，關系

一、概況

城市化是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一個過程。近十年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飛速發展，特別是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增長速度逐年增快。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們城市每年平均擴展13平方公里，平均來講一平方公里客運容納1萬人左右，那么城市化的結果是每年擴容13萬人，擴展的規模和人口都是很大的。城市化擴展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工業用地，而用于住宅的只有25%左右，還有一小部分用作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城市化程度不同和城市用地結構不同的，其用地量有著很大的差異。

二、城市化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矛盾性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水平的加速提升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同時，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也會進一步刺激投資與建設，同時也會進一步刺激消費需求，進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與西方歐美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是較低，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從數據上看，及時歐美國家的城市化水平保持原有標準，我國也很難再10年趕超所以，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進一步提升時一種必然的趨勢。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方向存在失誤。建國后，我國政府在城市發展的判斷上犯了錯誤，一種堅持以重工業發展優先，嚴格限制城市發展的規模，城市化進程發展緩慢。直到改革開放后，才提出發展小城鎮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小城鎮是聯系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紐帶，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但是小城鎮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過于優先，不應該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戰略方向，只可以作為城市化發展的一種補充。所以，我國應該進一步發展大中型城市，適當的發展小城鎮。

1.城市化發展規劃與土地政策、土地規劃不配套

在我國城市化發展初期，其規劃往往與土地規劃不配套，我國的土地管理法規定，城市化規劃要與土地規劃相連接，城市化規劃中的建筑用地規模不應該超過土地規劃中的用地規模。然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各個地區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紛紛建設開發區，掀起房地產熱，進而吸引投資，造成了土地的流失和耕地的占用。

2.土地資源的缺乏制約了城市化發展的腳步

城市化的發展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資源，就會造成土地供給矛盾的激化，政府為了保護耕地，有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限制了耕地轉化為工業用地，從而造成城市地價不斷攀升，城市的房價也超過了大部分市民的購買能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化的發展，阻礙的經濟的發展。從客觀角度講，城市化的發展與保護農村耕地直接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為了促進城市化的發展就必然要占用更多的土地，而城市化又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所以就必須處理好城市化與土地政策直接的關系。

城市化過程中征地補償過低，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在很多城市里，土地管理部門負責征收農民的功底，然后將征收的土地交由開放商進行經營。在一些中小城市里，大部分以拍賣的形式轉讓土地，一些政府官員為了自身的利益刻意提高土地的價格，以獲取利益。農民雖然有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但是這種土地管理政策極大的傷害了農民的利益。農民無法拒絕國家對土地的征收，而且在價格上地府政府也占有絕對的優勢，地府官員通過剪刀差從土地中獲利，這種壓低地價的行為在各地也較為普遍。征收農民的土地后，其獲得的往往是一次性補償，這些費用僅夠其生活5年左右，如在城市僅夠其2年的生活費用，所以農民并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

三、城市化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統一性

1.城市化的推進有助于土地政策的完善

(1)科技的發展為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提高支持。科技的發展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迅速發展，同時依靠科技進步還可以優化城市的產業機構，刺激城市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也是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科技的發展也為土地管理和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技術基礎，例如，通過衛星遙感技術隊土地進行監管。

(2)城市化相關制定的改革有利于土地管理政策的落實。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個性制度也在不斷的改革和完善，比如戶籍制定和社會保障制度，只有不斷開放戶籍制度的約束，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化的門口，同時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失去土地的農村可以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樣的保障，才可以刺激農民向城市遷移，同時保障土地管理政策更加合理和科學，使其真正的落實下去。

(3)城市化的發展為土地管理政策提供法律支持。為了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讓土地更好的利用，刺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就必需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所以，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就會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土地的合理轉讓和農民的切身利益。同時，為了保障土地轉讓市場的規范性，也需要法律來保障和完善，對于土地轉讓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詳細的規定。

2.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

(1)完善土地管理政策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動力。從城市化的發展動力因素分析，其核心動力是工業，農業是其原始動力，第三產業是其補充動力。只有在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剩余的勞動力，才可以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勞動力和農產品。我國的實際情況是人口基數較大，耕地資源人均占有量不足，所以糧食生產的壓力也較大。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土地管理政策，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加強對農業的技術投入與支持，發展現代農業，只有在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可以為城市化的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2)完善土地管理政策可以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建立合理的土地征用補償機制可以切實的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我國的相關法律中規定，對于征收的土地，按照土地原來的用途給予補償。在我國大部分城市，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得到的補充往往不能滿足其生活、醫療的需要。參考美國的法律，人們的財產權受到法律的保護，政府征用公民的財產必須按照市值進行補償，我國政府也可以參考磁力，對失去土地的農村進行多元化的安置，比如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或者以土地換土地。只有不斷完善土地的管理政策，才可以讓農民自愿的交出土地，流向城市。

總而言之，城市化的發展會影響到土地政策的制度，可以促進相關土地管理政策的完善。同時，土地管理政策的多樣化和靈活性對于推動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也有積極的作用。只有正確認識二者之間的關系，才能發揮其各自的作用，進而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1]謝俊奇.城市化與土地供給的戰略思考[R].“綠色中國”第八屆論壇，2005：123—124

[2]李強.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15—118.[3]連麗紅.小城鎮建設與土地利用[J].河北經濟，2006(8)：32—33.[4]閻巖.內蒙古農村小城鎮建設發展模式及對策研究[EB/OL].[2007—07—23].http：

///data/2007/0723/article_ 335101.htrn.[5]世界城市化的幾種模式.[EB/OL].[2007—10—13].http：///theory/1506.[6]黃鵬，盧靜.國外城市土地利用規劃策略的啟示[J].國土資源情報，2004(9)：45—46.[7]王榮啟，青連斌.城市化的規律與模式[N].學習時報，2004—3—25(6).[8]許經勇.我國城市化現狀引發的深層思考[J].經濟研究，2006(4)：20—22.[9]金利強，徐洪水.城市化發展中的土地問題[EB/OL].[2007—02—13].http：//www.tmdps.cn.tom/news

作者：宋慧 劉磊 來源：《魅力中國》2011年4期

責任編輯：葉凡

第三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作者：解安寧 陳利根

摘要：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1986年以來江蘇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省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業增加值、城鎮人口數量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土地利用；相關分析；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F30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20-5104-05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in Jiangsu Province

XIE An-ning，CHEN Li-g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inant factor panel data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6 to 2010，rel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studi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level of urbanization，built-up district area expanded quickly and farmland area decreased constantly.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built-up district area is 0.94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farmland area is-0.446.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in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studied with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land use change during urba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industrial added value，urban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three production value.Key word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nd 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城市化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容易造成土地資源有限供給與社會經濟需求增長性之間的矛盾。國內外城市化過程的經驗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城市化發展在促進城市用地擴展的同時，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轉變，導致土地權屬關系和經濟關系發生變化[1]。目前關于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城市化與土地利用的相互關系[2-5]上，研究方法逐漸轉變為以定量分析為主[3-5]。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具有內在的協調需求，只有二者協調發展，才更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統與城市經濟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發展[6]。二者協調發展研究的關鍵問題是準確篩選出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江蘇省1986-2010年的統計數據為支撐，定量分析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的相關關系及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以期為江蘇省城市化快速發展中的土地高效優化利用提供借鑒。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發展及土地利用狀況分析

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中心，是華東第一大省。據統計，1986年江蘇省總人口為6

269.9萬人，城鎮人口為1 109.77萬人，城市化率為17.7%（同期，全國城市化率為24.5%）；1999年，江蘇省城市化率為34.9%（同期，全國城市化率34.8%）； 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率達到60.6%（同期，全國為49.9%），比1986年增長了近43個百分點，年均城市化率增長1.72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中伴隨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產業的擴張，城市范圍擴大，土地面積增加，這是城市化的必然趨勢[5]。隨著江蘇省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尤其表現在城市建成區面積。1986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700萬hm2，到2010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到32.711萬hm2。由圖1可見，江蘇省城市化率與城市化建成區面積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定量研究

2.1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度量

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人口轉化，生產生活方式由原先的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社會發展過程，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產業、資本、市場在城市范圍內的相對集中。因此，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影響因素較多的復雜動態過程[5]。為了能夠準確反映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必須選取一些能夠代表城市化發展的指標并進行合理測定。為了便于分析和突出城市化發展的特征與規律，在設置評價指標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具體包括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在遵循以上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理論分析法和專家咨詢法對指標進行設置和篩選。首先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化進程指標設計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在對城市化進程的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初步確定將城市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居民生活水平、經濟水平、生態環境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功能指標[5-7]。最后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剔除不恰當的指標，從而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城市化進程具體指標為：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Y1，反映城市人口結構組成）、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Y2，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Y3，代表居民生活質量和生活狀況）、國內生產總值（Y4，反映經濟發達程度）、人均綠地面積（Y5，反映生態環境的建設力度）。

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于政府統計部門公開發布的權威統計數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江蘇統計年鑒》等，同時還參考了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相關數據，從而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與權威性。

將上述指標通過對數關系，構建代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綜合性能指標——城市化進程參數K[5，7]。

Ki=lgYi（1）

Yi=■Yij（2）

式中：Ki為第i年的城市化進程參數，Y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的原始值。

根據上式進行計算，得到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相關指標數值及參數見表

1、圖2）。

總體來看，1986-2010年間，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具體而言又可分為3個階段：①1986-1992年。1984年國務院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為鄉鎮企業，并要求各地積極發展。自此，鄉鎮企業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主導著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的城市化格局；同時，高考制度的恢復和城市建設的興起，大批農村學子和農民工涌入城市，非農人口迅速增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②1993-2002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江蘇省經濟進入新一輪擴張期，1992-1994年間GDP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南京、無錫、南通、蘇州等市興辦了國家級或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特別是昆山的自費工業開發區，張家港保稅區，蘇州工業園區的籌劃、建設，形成了新一輪的開發區熱。同時，小城鎮穩步發展，建制鎮由1993年的807個增加到2003年的1 043個。開發區的大力發展和城鎮空間的快速擴張，推動了江蘇省城市化進程。③2003-2010年。2003年以后大規

模的城鎮建設拉開了帷幕，5條城市發展軸有4條主體均在長江以北地區，這些快速交通走廊相當一部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這也使地處蘇北腹地的城市和地區的區位條件極大改善；同時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江蘇省（特別是蘇北地區）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工業化加快推進。2003年，蘇北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 232.9億元，占全省總額17.8%，蘇北生產總值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例為21.3∶45.4∶33.3，蘇北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3%，比2000年上升2.6個百分點，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逐漸增強，以工業化帶動了城市化，城市化又促進了工業化。

2.2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相關性分析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數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建成區面積逐漸增大，與此同時，大量農田被占用并轉變為建設用地。為了進一步定量反映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之間的相關關系，本研究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和耕地面積進行相關性分析，根據相關系數的大小確定城市化進程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程度。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由此可見，隨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江蘇省建成區面積逐步擴大，二者呈正相關，而且相關系數較大；另一方面，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建成區面積的擴大，也必然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因此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與耕地面積呈負相關。

2.3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利用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土地利用的主導影響因子選取 土地利用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人文過程，影響土地利用的因素也較為復雜，而且對于不同地域、不同時間的土地利用過程而言，其影響因素也不同。本研究在遵循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即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土地利用影響因素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綜合來看，這些因素既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也有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交通基礎設施發展、技術進步和政策因素等

[8]。但是，由于政策和技術等因素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影響會體現在其他社會經濟活動中，而且這些因素不易直接觀測和量化[9]，本研究重點從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考察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導因素。經濟發展用GDP（X1）、人均GDP（X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固定資產投資額（X4）、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5）、工業增加值（X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7）、商品零售價格指數（X8）來表示；人口增長用城鎮人口數量（X9）來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產值比重（X10）、第三產業產值比重（X11）、第三、二產業比（X12）來表示；交通基礎設施發展用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3）、人均客運量（X14）、人均貨運量（X15）來表示。

眾多的因素之間可能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因此，首先需要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影響江蘇省土地利用變化的因子進行定量分析，這樣可以在關系錯綜復雜的影響因子中找出眾多影響因子的共同因素和特殊因素，從而在不丟失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用較少的幾個綜合指標代替原來較多的變量，而且使這些較少的綜合指標既能盡量多地反映原來變量指標所反映的信息，同時它們之間又是彼此獨立的[10]。利用SPSS11.5軟件對所選取的因子進行主成分分析，通過它們在新組合成的主因子中的載荷，評價這些因子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相對重要性。主成分因子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和主成分載荷矩陣見表

2、表3。

由表2可見，前2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已經高達92.1%，而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90.0%的原則要求，對大多數數據均已能做出充分的概括性判斷。因此，只需要將第一、第二主成分Z1、Z2求出即可。尤其是第一主成分，其特征根是11.6，該成分的解釋力度達到77.4%。結合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X1、X2、X3、X4、X5、X6、X9、X11、X13、X14、X15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900）。第二主成分在X7、X8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800）。

通過對表

2、表3分析可知，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主導因子分別為X1（GDP）、X2（人均GDP）、X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固定資產投資額）、X5（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6（工業增加值）、X9（城鎮人口數量）、X11（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3（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4（人均客運量）、X15（人均貨運量）、X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8（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它們能夠較好地代表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

2.3.2 模型構建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是解釋土地利用變化常用的系統分析模型。其數學模型為：

Y=a0+a1X1+a2X2+??amXm（3）

式中：a1、a2、??am為回歸系數，X1、X2、??Xm為一系列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因素。

本研究將經過主成分分析所獲得的13個因子（Xi）設為自變量；將建成區土地面積（Y1）、耕地面積（Y2）設為因變量。

2.3.3 回歸結果分析 經過逐步回歸，得出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變化、耕地面積變化與主導因子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Y1=11 920.71+36.82X9+6.47X3（4）

Y2=5 688 109+100.19X11-136.60X9-291.46X6

（5）

依據SPSS 11.5運算結果，所建立模型Y1的擬合參數R2=0.968，調整后的R2=0.965，F-statistic為336.16，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模型Y2的擬合參數R2=0.671，調整后的R2=0.605，F-statistic為10.179，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

根據公式（4），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為了滿足城鎮人口數量增長對住房、基礎設施等的需求，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即城市建成區面積越來越大，可以說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是促進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購買力和投資能力增強，特別表現在對住房的改善性居住需求的增強，直接或間接增加了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導致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大。

由公式（5）可知，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到達0.05顯著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導致耕地面積的減少和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加，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建成區用地的內部挖潛，通過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從而提高產業用地的節約集約水平，即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不是依靠大規模的占用耕地，而主要是通過提高現有用地的集約利用水平，這也就解釋了耕地面積變化與三大產業產值的增加呈正相關關系的原因。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公式（4）的合理性，即城鎮人口數量的增加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沖動，城市建設用地需求急劇增加，大量耕地被侵占并轉變為建設用地，耕地面積逐年下降。結論與建議

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①1986年以來江蘇省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問題逐漸顯現。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X3）、工業增加值（X6）、城鎮人口數量（X9）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1）。具體而言，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①大力提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同時必須要協調好土地內部結構的高效調整與個體功能的最大發揮，嚴格管控耕地使用面積，提升建設用地的單位面積生產率；②嚴格按照土地利用規劃進行土地開發，嚴格執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建立城市“成長管制區”[11]，使城市功能分區更明顯，從而避免城市土地無序擴展和蔓延。③完善城市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制定促進用地企業節約集約用地的激勵機制，盤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集約程度以緩解建設用地供需矛盾。④抓住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提升產業結構層次，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貢獻率，降低經濟發展、城市擴張、人口增長對土地的壓力，緩解土地供需矛盾。

參考文獻：

[1] 尚國緋，路紅衛.河北省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J].經濟論壇，2004（18）：26-27.[2] 司馬文妮.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研究[D].陜西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1.[3] 王新杰.西安市城市化與土地利用時空關系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0.[4] 安瓦爾·買買提明，張小雷，楊德剛.新疆和田地區城市化與土地利用變化的定量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6）：137-141.[5] 王晉良.大連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的關系[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

（1）：59-63.[6] 朱天明，楊桂山，蘇偉忠，等.長三角地區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評價[J].資源科學，2009，31（7）：1109-1116.[7] 李雪銘，張春花，張 馨，等.城市化與城市人居環境關系的定量研究——以大連市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14（1）：91-96.[8] 魯春陽，楊慶媛，靳東曉，等.中國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研究進展及展望[J].地理科學進展，2010，29（7）：861-868.[9] 魯春陽，高成全，楊慶媛，等.不同職能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影響因素分析[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2，31（1）：120-125.[10] 徐建華.現代地理學中的數學方法[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 胡元盛，曾 珩，左丹鳳，等.城市化進程中土地資源高效利用[J].市場論壇，2011

（2）：14-16.

第四篇：淺談城市化進程

【摘要】城市化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個必然的過程，所謂城市化便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城市數量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經濟集中發展的過程。然而城市化進程也并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問題。本文就城市化進程這一話題，做淺顯的討論。

【關鍵字】含義、衡量指標、過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經濟活動不斷進行空間上的集聚而逐漸轉化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城市化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社會結構變化過程。

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其涉及的領域和內容是多元化的。而城鄉關系的轉型，則表明城市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和相關因素

城市化的產生和發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動和吸引：農業發展、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的崛起。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1.為城市人口提供商品糧2.為城市工業提供原始積累資金3.為城市工業生產提供原料4.為城市工業提供市場5.為城市發展提供勞動力2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第三產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后續動力

一、城市化指標

a)人口指標

人口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生活條件和生活水平的變化，這

些變化又是生活方式變化的主要誘因。因為城市生活水平高于農村，于是吸引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將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排擠出了農業生產領域，于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就不得不去非農業領域特別是城市尋找就業機會。

b)城市化的量

i.城市化的“量”，是城市化發展的數量方面，如城鎮的數量、城

鎮的規模、人口和產業集聚的程度、人均GDP，可以用多種指標

來衡量，區域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是一個最常用的指標。

c)城市化的“質”

i.從區域角度看主要表現在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是否與區域經濟發

展的速度同步。從內部來看主要表現為城市居民素質的高低、城

市景觀是否豐富而協調、城市文化是否多樣、城市環境是否優美、社會治安如何、具有歷史和文化價值的景觀和地段是否得到有效

保護及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等方面。

二、過度城市化

（一）人口快速增長、無序流動并缺乏管理

國際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鎮內的人口總數占該國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市化水平，這在操作上比較簡便，也利于橫向比較，但這種城市化的內涵缺乏全面性，容易產生重城市化數量，輕城市化質量。城市化過程最重要的應通過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吸收他們進城市定居，改變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實質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單純的人口城市化。

而大量的農民進城打工，不能在城鎮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沒有解決，還可能出現新的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這正是城市化質量不高的表現。也表現了管理的欠缺。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設、城市無限擴張。

現在有一股風，一說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鎮建設與擴張。城市無限擴大，小城市要迅速變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變成大城市，大城市要盡快成為特大城市，甚至國際城市。

城市化必然會促進城鎮發展和規模擴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簡單地等于城市建設數量增加，而忽視產業結構的優化，自然資源配置的優化以及城鄉協調發展。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縮小貧富差距，推進社會公平。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個漸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社會轉型過程。城市化不能不顧條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現的問題會越多。而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一般認為是一種“雙向互促共進關系”，即經濟發展推動了城市化步伐，而城市化進程促進了經濟發展。過分強調城市化率會使經濟發展滯后于城市化進程，甚至破壞這種雙向互促共進關系，給城市化發展帶來巨大風險。如城市貧困化，失業率提高，環境污染，社會治安問題以及人們的精神壓力問題。

三、我國城市化的新變化

a)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非公經濟快速崛起，經濟成分趨向于多元化。目前

我國城市化動力結構為：公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外資經濟為輔助，三者大體上成鼎立之勢。這樣的動力結構，就為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條件。

b)城市化模式演變成計劃、市場和外向三種模式并存的格局。、c)城市化質量顯著改進。各地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強了科技創新，信息

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競爭力增強，城市化質量有了大的飛躍。

城市化是一個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同時城市化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經濟結構轉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更才是城市化的內在動力和實質內涵。城市化是伴隨著經濟增長、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和社會變遷的一個發展過程，是經濟生活空間的轉移、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國民意識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轉變的文明過程。因此，在城市化過程中，既要考慮其發展速度，也要注意在加速過程中保證其他各個方面能跟上城市化進程。避免導致因為只考慮發展速度，而使質量上發生根本性問題。

第五篇：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 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 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 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沈志蘭

一、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意義

隨著上海經濟重心的東移和“浦東金三角”發展戰略的構建，地處發展極的南匯正進入 跨越式發展階段。“兩港”建設，臨港綜合經濟開發區，國際醫藥園區等國家級、市級重大 項目的啟動，及南匯區新一輪城鎮規劃的實施，有力地推動了南匯區農村城市化建設的步伐。

據預測，到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達45％，而南匯區到2010年的城市化水平預見 將達59％，2020年達75％，其中，海港新城將達90％。南匯目前城市化率僅為28％，與上述 目標存在巨大落差。正在建設的海港新城現有1．1萬人，預見2010年將達15萬人；惠南新城 現有人口13萬，預見2010年將達30萬；正待啟動的臨港工業區，按有關資料預測也將達40萬 人口。然而，與此同時南匯區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急劇攀升的問題日趨突出。我們認為，促 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農村城市化進程中較為現實可行的重要途徑。首先，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為提高南匯區城市化水平提供了人力資源保障。其次，大量的農村 剩余勞動力還將融入南匯區開發建設大軍，為南匯區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作出貢獻。再次，農村勞動力轉移可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確保社會穩定。為 此，我們就這—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

二、南匯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現狀、特點

統計數據顯示，至2001年末，南匯區農村人口為574273人，農村勞動力資源為398420人，使用勞動力為366056人，可見其中32364人為顯性剩余勞動力。若按2001年南匯區糧食和 經濟作物畝均純收入486元測算，要達到人均2240元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則南匯區40540 0畝耕地僅能承載88130個勞力，那么在農村勞動力總量中的166749個務農勞力中，隱性剩余 勞動力78619人，達48％。如此推算，至2001年末，南匯區共有農村剩余勞動力110983人。

在這些剩余勞動力中，有8．16萬人有非農就業意向。通過調查，這一群體中，36歲以 上者占52％，26～35歲者占38.5％，16～25歲者占16.5％；大專以上者占4％，高中者占10.5％，初中及以下者占85.5％；具有中級技能者占1.96％，初級技能者占25.86％，傳統工(農村五匠)者占33.21％，無技能者占38.9％。

由此可見，在有非農就業意向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存在著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技 能缺乏這一共性，其余3萬多剩余勞動力中，這一情況就更為嚴重。這些問題的存在，客觀 上阻礙南匯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轉移。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一）小城鎮建設緩慢，傳統二元化戶籍制度的束縛

小城鎮建設是上海郊區農村城市化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首選途徑。南匯區小城鎮建設的 外部環境和發展形勢總體較好，但全區目前經濟和社會的高速發展要求相比，顯得過于緩慢。全區城鎮體系的新城、中心鎮、一般集鎮的規劃還處在修編階段，有些小城鎮在功能布局、基礎設施配套等方面還有所欠缺，影響城市整體功能的發揮，特別是未能達到對農村剩余 勞動力的轉移的預期效應。

傳統的農業、非農業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在就學、參軍、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對兩 種不同身份的公民作了硬性區分。農民只能通過升學、征地等很少的通道才能轉為城鎮戶口，大量農民無法改變身份，離開土地。資料顯示：自1993年至2002年12月31日止，全區共計 辦理征地農業戶口“農轉非”40407人，占2002年未農業人口的7％。同期，非農人口占全區 人口的28％。不少已經轉向非農產業的農民仍與土地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農民既不把非 農產業作為自己的長久生存保障，脆弱的農業也不可能確保農民的收入來源。

（二)非農產業吸勞能力相對下降

1、二、三產業欠發達，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產業支撐。現階段全區二、三產業欠發達，農村勞動力轉移還比較緩慢。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遠遠小于勞動力供應量，特別是—些 招商企業在有效轉移農村勞動力方面沒有達到預期效應，出現農村勞動力回流現象。1991年，南匯區非農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251867人，占勞動力總量的73％。2001年，非農產業吸納 農村勞動力199307人，占勞動力總數的54％，下降了19個百分點。

2、產業結構調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近年來，南匯區產業結構特別是工業結構進行 了優化調整，固定資產技術裝備不斷提高，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逐漸減少。

3、企業紛紛轉制，本地勞動用工持續下降。南匯區企業轉制已基本完成，在工業企業 中，股份合作、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等多種投資主體的企業達664戶，占規模以上企業總數 的55％。這些企業十分注意比較用工成本，在壓縮用工總量的同時，更多地招錄價廉外來勞 動力，以此增強對外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農業自身容納能力不斷削弱

1、農民賴以棲身的土地資源日益減少。據統計，近年來，全區每年減少2萬畝耕地。目 前，南匯區人均耕地不足0．6畝，大批農民失去了土地。隨著兩港建設高峰的到來，越來越 多的土地將被用于非農建設，土地資源日益減少，有限的土地積累了過剩的勞動力。據統計，目前，全區人均耕地小于0．2畝的64個生產組中，農業人口16888人，實際可耕地面積僅 為1930畝。如三墩上塘二組，12．6畝耕地上承載著365人的農業人口。如按稅費改革耕地畝 均收入為693元標準測算，12．6畝耕地的總收入為8731．8元，人均23．93元，大大低于農 村生活基本保障線，這些過剩的勞動力為了生計，急需轉移。

2、產業弱勢明顯，效率不高，結構不盡合理。從1991年～2001年10年間，全區農業總 產值從85421萬元(90年不變價，下同)增加到196149萬元，增幅129％，而同期工業總產值從 529107萬元增加到3387141萬元，增幅540％，與工業相比，農業發展速度緩慢，其原因主要 是：一方面，農業自身效率不高，生產規模化程度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據區農委資料，南匯區糧食作物的畝均純收入為150元，經濟作物為畝均650元，大量的農業設施、化肥投 入并未得到滿意的收成，種植業邊際效益逐步遞減。另一方面，農業產業化、組織化水平低 下，延伸產業吸納能力有限。歷史上有名的彭鎮小紹興三黃雞，近年來也曾先后涌現大團桃 子、三墩甜瓜、新場矮腳青菜等，但這些生產方式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是農民自發的小打小鬧，其產業化、組織化水平亟待提高。據有關資料反映，發達國家的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的 產值比例為2∶1∶7，發達國家對農產品的加工約占總量的80％。而我們的農業產前即農藥 和種子占農業產值的60％左右，而這部分利益絕大部分流向農業以外的產業。據統計，到目 前為止，全區為農業提供產前、產后服務的新經濟組織80家，農業“龍頭企業”總量少、規 模小、效益有限，農產品深加工企業數量少、門類不齊，全區區級僅有農產品加工企業14戶，占比5．8％，且總體經濟效益不佳。

（四）尚未形成促進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的機制

1.政府管理機制尚未理順。鎮級機構改革后，成立鎮勞動與社會保障中心，農村勞動力 的就業服務已納入其職能范圍，但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管理、服務相對欠缺。

2.政府責任體系尚未建立。目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指標尚未納入鎮級政府的考核 體系。這就帶來了工作重心一定的偏差。在招商引資工作中，更多考慮的是招資項目金額的 大小，較少考慮能提供多少就業崗位。至于對農民的職業培訓、就業援助等工作，在議事日 程上幾乎排不上號。

3.農村勞動力市場尚未建立、健全。南匯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尚處于自發性和偶然性階 段。全區沒有面向農村勞動力的統一管理的市場體系；社區性勞動服務中心尚未向農村勞動 力開放；社會性勞務中介公司數量有限，大多處于小打小鬧階段。

四、加快城市化步伐，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建議

(一)轉變觀念，提高認識

南匯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狀況令人擔憂，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農村城市化、農業現代化、農 民市民化的關鍵，是社會穩定、政局穩定的基礎。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 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我們要充分認識到現階段農村剩余 勞動力轉移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加強領導，把這一工作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著力點，當作落實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抓住南匯區兩港建設和城市化發展 的機遇，加快解決速度。

（二)強化政府職能，建立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機制

1、加快小城鎮建設，推進城鎮戶籍制度改革。加快南匯區城鎮化進程，本著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原則，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同步發展。利用小城鎮的 區位優勢，促進農村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的優化配置，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地 轉移。

根據南府辦(2002)116號文件精神，加速推進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民子女“農轉非 ”工作，逐步改革現行的農業、非農業二元化戶口管理模式，縮小城鄉差別，讓農民充分享 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加快農民市民化進程，從制度上開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通道。

2、政府推動，政策扶持。首先，要打破城鄉二元用工體制。凡城鎮下崗職工再就業享 受的優惠政策同樣適用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納入全區就業和城市化整 體規劃。其次，按照《上海市農村非農就業工作實施意見》和南匯區委、區政府《關于促進 就業工作的若干意見》，宣傳、貫徹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優惠政策，優先實現每戶家 庭夫妻雙方有—人就業的目標。

3、轉變職能，建立責任體系。要把促進農民就業的指標列入鎮黨政班子的目標考核體 系，且考分權要有一定比例。要確立以區勞動部門為主，其他部門配合的責任體系，形成社 會各方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各鎮要加快勞動和社會保障中心的建沒，作為鎮級 政府管理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的職能部門，成為區、鎮兩級就業服務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完善服務功能，將促進農民就業、服務農民就業作為中心的主要工作職責。

（三）發展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空間

發展是硬道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是發展地區經濟，利用經濟增量吸納勞動力，實現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要從以下兩點著手：

1、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創造就業空間。要抓住南匯區大開發、大發展的良好機遇，充 分發揮“兩港”建設和臨港綜合開發區等重大項目落戶的幅射效應，加大招商力度，引進一 批起點高、能級大、產業鏈長的重量級項目。同時做好錯位發展文章，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的同時，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發展大企業、大集團的同時，發展各種所有制、多元投 資主體的中小企業，做好小企業大就業文章。加大對實體性企業的招商力度，在經濟增長的 同時，為農民就業提供新的空間。

2、加快城市化建設，發展第三產業。與一產、二產相比，第三產業容納勞動能力較強，在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上，第三產業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要利用兩港開發 和城市化建設的機遇，培育與港口建設相適應的物流、信息、商貿、旅游等服務產業，挖掘 與社區服務相配套的保潔、保綠、垃圾清運等非正規就業崗位，拓展吸納農村勞動力的空間。

(四)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加強培訓，提升勞動力就業素質

完善政府就業服務網絡，提供公益性就業服務。形成政府促進、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鎮級勞動與社會保障中心要與區級就業服務機構實行信息聯網、資源共享，共同成為農村勞 動力的主導市場。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各種形式的勞務中介公司，培育城鄉統一、有序、開放 的勞動力市場。

要建立、健全多層次、全方位、多形式的培訓體系。通過就業觀念教育和職業技能、文 化教育培訓提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競爭能力和整體素質。要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有效性，推廣訂單式培訓。

（作者單位：上海市南匯區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