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城鎮貧困人口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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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城鎮貧困人口的關系 作者：趙智龍 李 釩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10期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城鎮貧困人口的關系，提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應該既要關注城市化的發展，又要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鎮貧困人口問題。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城鎮貧困人口

[中圖分類號]C812

[文獻標識碼]A

第二篇：略談中國城市化進程

略談中國城市化進程

熊**

[摘要]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標志之一。近年來,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城市化問題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重點分析我國城市化現狀及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幾點簡要意見。

[關鍵字]中國城市化問題建議

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體現了社會發展的水平。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里茲曾經說：二十一世紀之初影響世界的兩件事，一個是美國的信息化，一個是中國的城市化。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發源地之一，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從開始聚集的原始村落、從事貨物貿易的集市，乃至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的演變，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城市創造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

一、中國城市化現狀 中國社科院2010年7月29日發布的城市藍皮書稱，截至200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46.6%，城鎮人口達6.2億，城鎮化規模居全球第一，初步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為骨干，小城鎮為基礎的多層次的城市體系。

這份名為《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指出，1996到2005年，中國每年新增城鎮人口數量超過2000萬人；2006到2009年，每年新增的城鎮人口數量大約為1500萬人。到2009年底，中國城鎮人口總量為美國人口總數的兩倍，比歐盟27國人口總規模還要高出1/4。

雖然城鎮化率快速提高，但藍皮書認為，目前，中國的城鎮化呈現出典型的不完全城鎮化特征，城鎮化率在統計上有些高估。

其續稱，實際上中國現有的城鎮人口統計中包含大量的農業人口。僅此一項，就使得中國的城鎮化率被高估9個百分點左右。如果再考慮到大量尚未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中國完全的人口城鎮化率至少要降低10個百分點。因此，如果按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實際城鎮化水平將遠遠低于目前的統計數據。

這部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藍皮書預計，今后一段時間，中國城鎮化進程仍將處于一個快速推進的時期。到2015年城鎮化率達到52%左右，到2030年達到65%左右。

二、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

城市化是鄉村變為城市的復雜過程，是社會發展中重要的世界性現象。藍皮書的作者同時指出，中國城鎮化速度與質量嚴重不協調?！爸袊某擎偦侨狈|量、不協調、不和諧的城鎮化”。西方用200年、100年時間才完成的城市化，中國許多城市卻試圖花20年、10年的時間就實現趕超。城市化不能光看速度，更不能淪為“形象秀”的工具，更重要的要看城市化的具體內涵。過于熱衷對速度的追求導致了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問題。

1、生態環境問題

城市化的發展是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來推動的，大量人口和產業的聚集, 對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在中國, 環境問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固體廢棄物污染、水污染、空氣污染等問題也日益加??；交通擁堵問題日漸嚴重；大多數城市都是工業、人口高度集中地區，大量廢棄物的產生遠遠超過了城市環

1境的自凈化能力，導致城市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城市化陷入了巨大的生態困境中。2008年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19.01億噸，比2000年增加近11億噸；城市生活垃圾達到1.54億噸，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平均為66.8%，全國將近2／3的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全國近一半的城鎮飲用水源地水質不符合標準；城市大氣污染嚴重，2008年在監測的519個城市中，空氣質量達到一級標準的城市21個(占4.0%)，達二級標準城市378個(占72.8%)，達三級標準城市113個(占21.8%)，劣于三級標準城市7 個(占1.4%)。北方城市，特大、超大型城市，產煤區的城市空氣污染尤為突出。

2、資源問題

資源供給是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然而，資源利用危機已經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瓶頸”，資源緊缺、浪費以及利用率低下等嚴峻考驗著我國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

從水資源來看，中國人均淡水資源只有2290多平方米，城市化人口的劇增使生產用水和生活用水大幅上升，加上江河湖泊等地表水及地下水質遭到嚴重污染，全國城市日缺水量達1600萬立方米，年缺水量60億立方米。

從土地資源來看，城市規模的擴張使大量城郊結合部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城市規模的擴張使大量城郊結合部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城市化的宗旨本應是他們戶口的城市化、生活的城市化和就業的城市化。然而，為了解決城市建設準備金不足或其他融資渠道狹窄的困難，許多地方政府通常采用的解決辦法就是盡量壓低征地拆遷費用支出，這使得被征地農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據建設部資料，我國的城市、建制鎮、集鎮和村莊的建設用地合計為18.95萬平方公里（2.84億畝），占全部非農業建設用地的53.7％。其中城鎮（包括設市城市、縣城及一般建制鎮）用地4.28萬平方公里（0.64億畝），占23％；鄉村居民點（包括集鎮和村莊）用地14.67萬平方公里（2.20億畝），占77％。居民點用地中，土地利用的集約程度隨居民點規模的下降呈顯著下降態勢，特大城市的人均占地僅75平方米，但小城市已上升為143平方米，建制鎮和農村居民點則上升為154平方米和170平方米。這不僅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更嚴重危害了社會的安定。由此可見，如何更加集約、更有效率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將決定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成功與否。另一方面，這些農民的土地被征用，他們一般就地轉化為城鎮戶口，卻沒有真正融入城鎮生活。正是由于逾２億“準城市人口”的存在，“淺度城市化”形勢嚴峻。

從能源來看，城市需要的能源供給嚴重不足，尤其是石油和電力。2009年我國累計進口原油2.04億噸，比上年增長13.9%；煤炭消費量27.4億噸，增長3.0%；全國綜合能源利用效率約為33%，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

3、城市化地區發展不均衡

盡管我國城市化進程迅速推進，總體城市化水平即將達到50%，但各地區的城市化發展水平相當不平衡?？臻g上明顯地表現為沿海東部地區高度城市化，內陸地區低度城市化趨勢。而且，地區梯度差異極大。2008年，沿海和東北地區的12個省區城市化水平最高，平均城市化率達到61.68%，尤其以上海、北京、天津三個直轄市城市化水平最高，分別為88.6%、84.9%、77.23%。內陸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差異很大，低的如西藏只有22.61%，高的有內蒙古51.71%，跨度很大。河南、四川、貴州、云南、甘肅和新疆不到40%，河北、安徽、湖南、青海略高于40%。

4、城市化總體水平滯后于社會發展。

首先，我國城市總體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我國城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城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其次，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城市就業結構不太合理，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偏低。

再次，城市化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就業結構不相適應，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和就業結構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 我國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涌向了城市,特別是東部沿海的開放城市, 這給城市的吸納能力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從宏觀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 經濟的快速發展一般伴隨著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然而盡管中國經濟保持了多年的快速發展, 但失業問題一直是令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頭疼的問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07》公布的數據, 截止 2006 年底, 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達到 847 萬人, 失業率達到 4.1%, 而這一數據還不包括相當一部分停留在城市中的農民工。與原本的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相比, 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本身文化素質較低, 一般也不具備專門的職業技能, 因此在就業市場上的劣勢就更加明顯, 這就導致許多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在尋找工作時所遇到的困難更多, 失業的可能性也越大。

最后，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業發展水平。國際經驗表明,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 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有較為明顯的正相關性。而我國，由于城市數量較少，小城鎮較多，不能適應工業化發展需要，工業達不到有效集聚；城市基礎設施水平落后，不能有效滿足現代工業規模效益的需要，最終導致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工業化水平。

5、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城市化的過程本身肯定會帶來城市區域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這些都需要城市能夠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然而, 目前, 中國的大中小城市普遍存在著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問題。大城市中交通擁擠, 居民居住條件差, 不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還在 10平方米以下, 生活條件相當之差。而中小城市自來水、天然氣的普及率都還比較低。相關資料顯示, 2003 年中國城市的人口密度為 847 人 /平方公里, 約為2002 年的兩倍, 而人均生活用水卻只有 77.1 噸, 比上年減少18.4 噸, 用水普及率僅為 86.2%。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相對不足已阻礙了城市化。

三、建議

1、防污與治污兩手轉, 改善城市的人居環境。

一是要適度超前規劃，使工業污染遠離城市。

二是要建立嚴格的環境污染責任制度。經濟學認為, 企業的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有必要建立嚴格的環境污染責任制度, 督促企業把污染的后果計入自身的成本,惟有如此, 才能夠引起企業的重視, 消滅污染的根源。

三是要提高全社會的節能減排意識, 形成有效的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僅靠自覺是遠遠不夠的, 要從有效的監督入手, 使環境污染被置于“陽光”之下, 形成良好的“節能減排”的社會風氣。

2、有層次、有重點推進城市化進程

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考慮到不同地區城市發展的現狀，采取不同的政策，分層次、有重點地推進城市化的發展。要充分發揮大城市、特大城市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 使這些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因為從全球范圍來看, 不少發達國家在勞動力轉移高峰時期基本上都是向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轉移。同時, 也要兼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 堅持走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協調發展的城市發展體系。

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緩解城市就業壓力。第三產業具有較大的就業彈性，有很強的就業人口吸納能力。另一方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也可以使我國在產業發展布局、產業結構方面進行有效升級，使得產業布局更為合理，產業升級取得更大的發展。

4、改革制度

從制度上建立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的機制，著力解決城市化過程中存在戶籍、勞動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制度性障礙，使進城農民真正享受到市民權，給予包括失地農民在內的進城農村人口公平生活的權利?？紤]依次開放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戶籍的梯度發展政策，逐步放寬直至完全消除戶口遷移的限制。同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建立健全服務體系和培訓制度，增進農民工的就業能力和就業水平。將對包括失地農民在內的進城農村人口管理全面納入城市政府的管理體系，使他們能夠參與城市政治、社會生活，能夠享受城市公共服務所帶來的子女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方面的社會福利。

5、加大力度努力完善公共設施基礎建設

以公共交通為例，建立適合城市間協調發展的多層次、立體化的先進交通網絡體系，逐步規劃建設大容量的軌道交通，降低城市公共交通的使用以及資源耗用和環境壓力，在規劃線路方案時考慮生態環境的保護，在建設中要注重綠化，改善能源質量，考慮交通網絡建設對人文景觀、文化遺產的影響。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交通網絡的科技含量，實現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雙重目標。再次，正確處理好公路、鐵路、水路和航空等交通方式的分工協作關系，整合交通網絡體系，推動公路、鐵路、水路和航空聯動規劃，形成以高速公路、城際軌道、鐵路、水路、航道為脈絡，以車站、港口、機場為節點的現代化立體交通網絡，實現合理銜接。最后，通過制定各種交通方式的具體導向政策,明確各種方式的發展方向和適用范圍，形成合理共存和優勢互補的局面，促進各種交通方式的緊密銜接。

四、總結

我國正處于高速發展的時期，應該抓住歷史機遇，有序有力地推進城市化進程。而我國城市化的實現，也必將會全面推動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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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而在地區間、產業間、部門間、就業狀態間、企業間、乃至工作間的轉移。勞動力流動，是勞動力商品化的結果，是勞動力追求價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現。一般來說，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有利于縮小地區之間的工資差別。城市化的涵義分為狹義和廣義。

1、狹義：城市化指農業人口不斷轉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過程。

2、廣義：城市化是社會經濟變化過程，包括農業人口非農業化、城市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城市用地不斷向郊區擴展，城市數量不斷增加以及城市社會、經濟、技術變革進入鄉村的過程。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工業轉移的過渡時期出現的一種必然結果。農業勞動力比重的大小，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實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

人口流動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促進作用

1、人口流動促進城鄉融合，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吸納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完成了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移和地域轉移.龐大的流動人口成為城鄉經濟、文化、技術、信息交流的中介,有效的促進了城鄉交融.青年大遷徙,是城鄉之間溝通融合的橋梁,他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隨時隨地把城市文明、城市經濟信息和城市人口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等傳播到農村,使廣大的農村人口了解城市文明,有利于促進城鄉融合,間接的起到了促進人口城市化進展的作用.2、人口流動提供廉價勞動力.人口流動為城市建設提供大批廉價勞動力,滿足了城市經濟高速發展起步階段對勞動力的需求.外來人口涌入城市,一般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中,并處于生產第一線勞動崗位上,為城市市政工程,冶金鑄造,紡織化工和環衛等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福利待遇低的部門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資源,緩解了這些“冷門企業”用工難的問題,促進了城市建設事業的發展.3、人口流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換.據粗略統計,在我國5億多農業勞動力中,至少有1Π3轉移到了第二、三產業.據大連、成都、廣州、廈門4市調查,流動人口中從事經濟活動的占81.5%,他們在流入城市前大都在家務農,流入城市后轉入第二、三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縮減了從事第一產業人口比重,將產業結構重心調整到第二、第三產業.同時,由于流動人口向各行各業的大量深入,也加速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4、人口流動進一步擴大了城市消費.流動人口不僅是城市的生產者群體,也是龐大的消費者群體.這有利于商品經濟走出“市場疲軟”的低谷,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城市商業、服務業、交通業、郵電業、通訊業的不斷發展,彌補了城市產業結構的不足,增加了財稅收入,促進了城市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

5、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沖擊了城市的計劃福利體制,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補充了城市勞動力的/不足0,他們拾遺補缺,為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舒適做出了很大貢獻。農村勞動力進城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降低了城市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城市職工的流動性,對城市企業原有用工制度帶來有力沖擊,對全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口流動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負面影響。

1、對農民工的歧視性制度安排減緩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由于中國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無力或不愿支付農民市民化成本，而人為地維護并強化了城鄉二元制度，農民和市民在居住、就業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維護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的制度還不完善，不僅在城鎮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很難參加社會保險，而且那些在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也有較大難度。教育制度方面，城鎮教育資源有的與戶籍制度掛鉤，不對農民工子女開放；而對農民工子女開放的教育資源往往收費較高，客觀上將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

2、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不高，就業競爭能力較弱，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在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就業結構變化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現較大差異，缺乏技能的勞動力供大于求農民工社會保障普遍缺乏。

3、加重城市負擔且不利于城市管理，由于流動人口對城市人口增長而言是一種社會性機械增長,而非自然增長,他們對社會的需求往往帶有突加的性質,對城市施加的是無計劃的,全方位的壓力,必然導致城市管理難度增加,誘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公交壓力過大,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治安惡化,居民生活環境受損,計劃生育失控以及城市負擔加重等.4、人口素質低不利于產業的升級轉型，我國流動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城鎮常住人口.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第三產業的興起,使城鎮經濟建設對流動人口產生了強烈的依賴,盡管流動人口給城市生活帶來了生機與活力,但因為他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綜合素質不高,很難適應城市產業的不斷升級.大量流動人口將面臨失業的危險,這又勢必會引起更嚴重的就業問題,從而阻礙城市化的進程.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流動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給城市化進程本身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只要通過合理疏導,有效管理,以及適當的宏觀控制,人口流動必將給我國城市化帶來巨大的福音。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要采取相應的措施減少戶籍制度的影響，加強完善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農民進鎮、進城的門檻；要牢牢抓住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

在以加快城市化進程為主導的前提下，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加快城市化進程，將發展中小城鎮建設作為吸收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攻方向。著力發展小城鎮，特別是中心集鎮，這也是國際、國內經濟發達國家、地區的普遍經驗。同時要加強中心城市的吸納功能。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城市轉移會在就業、入學、交通等方面給城市帶來壓力,增加城市基本建設投資。

二、加強勞動力轉移環境的改善，建立農村勞動力狀態監測體系。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機構,調整農村勞動力就業政策,疏通各種就業渠道,降低農村勞動力就業成本。同時對農村勞動力就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要創造一種優良的社會環境,逐步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就業模式,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達到脫貧致富、穩定社會目的。

三、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指導，進一步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依托自然優勢向多種經營轉移，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解決好城鎮資源短缺問題，開拓就業市場，否則，大量民工進入大城市，就會給大城市的發展帶來新問題，形成“城市病。”

四要進一步強化轉變農村勞動力就業觀念、轉變勞動力管理部門的就業觀念,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要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最大限度地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實現農業內部充分就業。通過科技、資金、市場等方面的扶持和投入，加快農業生產的深度、廣度開發，挖掘就業潛力。要進一步改善農村消費環境，推進貿工農一體化，增加就業崗位，實現農民增收。同時，大力發展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拓展就業領域，是帶動經濟持續發展，增加增大就業容量的重要途徑。

第四篇：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的關系

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的關系

2011-7-29

摘 要：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但是城市化的發展也引發出了一系列問題，如大量占用耕地、城市發展道路決策失誤、土地規劃不完善、土地征用補償引發的沖突、小產權房等。所以，有必要制定合理的土地管理和征用政策，協調土地保護與城市化進程之間的關系。本文將探討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關系，以減少城市化進程過程中引發的社會矛盾。

關鍵詞：城市化，土地，管理，政策，關系

一、概況

城市化是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一個過程。近十年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飛速發展，特別是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增長速度逐年增快。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們城市每年平均擴展13平方公里，平均來講一平方公里客運容納1萬人左右，那么城市化的結果是每年擴容13萬人，擴展的規模和人口都是很大的。城市化擴展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工業用地，而用于住宅的只有25%左右，還有一小部分用作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城市化程度不同和城市用地結構不同的，其用地量有著很大的差異。

二、城市化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矛盾性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水平的加速提升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同時，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也會進一步刺激投資與建設，同時也會進一步刺激消費需求，進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與西方歐美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是較低，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從數據上看，及時歐美國家的城市化水平保持原有標準，我國也很難再10年趕超所以，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進一步提升時一種必然的趨勢。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方向存在失誤。建國后，我國政府在城市發展的判斷上犯了錯誤，一種堅持以重工業發展優先，嚴格限制城市發展的規模，城市化進程發展緩慢。直到改革開放后，才提出發展小城鎮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小城鎮是聯系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紐帶，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但是小城鎮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過于優先，不應該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戰略方向，只可以作為城市化發展的一種補充。所以，我國應該進一步發展大中型城市，適當的發展小城鎮。

1.城市化發展規劃與土地政策、土地規劃不配套

在我國城市化發展初期，其規劃往往與土地規劃不配套，我國的土地管理法規定，城市化規劃要與土地規劃相連接，城市化規劃中的建筑用地規模不應該超過土地規劃中的用地規模。然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各個地區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紛紛建設開發區，掀起房地產熱，進而吸引投資，造成了土地的流失和耕地的占用。

2.土地資源的缺乏制約了城市化發展的腳步

城市化的發展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資源，就會造成土地供給矛盾的激化，政府為了保護耕地，有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限制了耕地轉化為工業用地，從而造成城市地價不斷攀升，城市的房價也超過了大部分市民的購買能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化的發展，阻礙的經濟的發展。從客觀角度講，城市化的發展與保護農村耕地直接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為了促進城市化的發展就必然要占用更多的土地，而城市化又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所以就必須處理好城市化與土地政策直接的關系。

城市化過程中征地補償過低，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在很多城市里，土地管理部門負責征收農民的功底，然后將征收的土地交由開放商進行經營。在一些中小城市里，大部分以拍賣的形式轉讓土地，一些政府官員為了自身的利益刻意提高土地的價格，以獲取利益。農民雖然有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但是這種土地管理政策極大的傷害了農民的利益。農民無法拒絕國家對土地的征收，而且在價格上地府政府也占有絕對的優勢，地府官員通過剪刀差從土地中獲利，這種壓低地價的行為在各地也較為普遍。征收農民的土地后，其獲得的往往是一次性補償，這些費用僅夠其生活5年左右，如在城市僅夠其2年的生活費用，所以農民并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

三、城市化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統一性

1.城市化的推進有助于土地政策的完善

(1)科技的發展為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提高支持。科技的發展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迅速發展，同時依靠科技進步還可以優化城市的產業機構，刺激城市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也是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科技的發展也為土地管理和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技術基礎，例如，通過衛星遙感技術隊土地進行監管。

(2)城市化相關制定的改革有利于土地管理政策的落實。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個性制度也在不斷的改革和完善，比如戶籍制定和社會保障制度，只有不斷開放戶籍制度的約束，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化的門口，同時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失去土地的農村可以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樣的保障，才可以刺激農民向城市遷移，同時保障土地管理政策更加合理和科學，使其真正的落實下去。

(3)城市化的發展為土地管理政策提供法律支持。為了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讓土地更好的利用，刺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就必需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所以，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就會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土地的合理轉讓和農民的切身利益。同時，為了保障土地轉讓市場的規范性，也需要法律來保障和完善，對于土地轉讓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詳細的規定。

2.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

(1)完善土地管理政策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動力。從城市化的發展動力因素分析，其核心動力是工業，農業是其原始動力，第三產業是其補充動力。只有在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剩余的勞動力，才可以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勞動力和農產品。我國的實際情況是人口基數較大，耕地資源人均占有量不足，所以糧食生產的壓力也較大。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土地管理政策，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加強對農業的技術投入與支持，發展現代農業，只有在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可以為城市化的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2)完善土地管理政策可以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建立合理的土地征用補償機制可以切實的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我國的相關法律中規定，對于征收的土地，按照土地原來的用途給予補償。在我國大部分城市，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得到的補充往往不能滿足其生活、醫療的需要。參考美國的法律，人們的財產權受到法律的保護，政府征用公民的財產必須按照市值進行補償，我國政府也可以參考磁力，對失去土地的農村進行多元化的安置，比如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或者以土地換土地。只有不斷完善土地的管理政策，才可以讓農民自愿的交出土地，流向城市。

總而言之，城市化的發展會影響到土地政策的制度，可以促進相關土地管理政策的完善。同時，土地管理政策的多樣化和靈活性對于推動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也有積極的作用。只有正確認識二者之間的關系，才能發揮其各自的作用，進而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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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慧 劉磊 來源：《魅力中國》2011年4期

責任編輯：葉凡

第五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作者：解安寧 陳利根

摘要：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1986年以來江蘇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省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業增加值、城鎮人口數量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土地利用；相關分析；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F30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20-5104-05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in Jiangsu Province

XIE An-ning，CHEN Li-g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inant factor panel data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6 to 2010，rel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studi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level of urbanization，built-up district area expanded quickly and farmland area decreased constantly.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built-up district area is 0.94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farmland area is-0.446.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in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studied with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land use change during urba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industrial added value，urban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three production value.Key word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nd 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城市化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容易造成土地資源有限供給與社會經濟需求增長性之間的矛盾。國內外城市化過程的經驗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城市化發展在促進城市用地擴展的同時，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轉變，導致土地權屬關系和經濟關系發生變化[1]。目前關于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城市化與土地利用的相互關系[2-5]上，研究方法逐漸轉變為以定量分析為主[3-5]。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具有內在的協調需求，只有二者協調發展，才更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統與城市經濟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發展[6]。二者協調發展研究的關鍵問題是準確篩選出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江蘇省1986-2010年的統計數據為支撐，定量分析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的相關關系及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以期為江蘇省城市化快速發展中的土地高效優化利用提供借鑒。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發展及土地利用狀況分析

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中心，是華東第一大省。據統計，1986年江蘇省總人口為6

269.9萬人，城鎮人口為1 109.77萬人，城市化率為17.7%（同期，全國城市化率為24.5%）；1999年，江蘇省城市化率為34.9%（同期，全國城市化率34.8%）； 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率達到60.6%（同期，全國為49.9%），比1986年增長了近43個百分點，年均城市化率增長1.72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中伴隨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產業的擴張，城市范圍擴大，土地面積增加，這是城市化的必然趨勢[5]。隨著江蘇省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尤其表現在城市建成區面積。1986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700萬hm2，到2010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到32.711萬hm2。由圖1可見，江蘇省城市化率與城市化建成區面積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定量研究

2.1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度量

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人口轉化，生產生活方式由原先的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社會發展過程，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產業、資本、市場在城市范圍內的相對集中。因此，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影響因素較多的復雜動態過程[5]。為了能夠準確反映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必須選取一些能夠代表城市化發展的指標并進行合理測定。為了便于分析和突出城市化發展的特征與規律，在設置評價指標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具體包括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在遵循以上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理論分析法和專家咨詢法對指標進行設置和篩選。首先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化進程指標設計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在對城市化進程的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初步確定將城市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居民生活水平、經濟水平、生態環境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功能指標[5-7]。最后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剔除不恰當的指標，從而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城市化進程具體指標為：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Y1，反映城市人口結構組成）、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Y2，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Y3，代表居民生活質量和生活狀況）、國內生產總值（Y4，反映經濟發達程度）、人均綠地面積（Y5，反映生態環境的建設力度）。

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于政府統計部門公開發布的權威統計數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江蘇統計年鑒》等，同時還參考了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相關數據，從而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與權威性。

將上述指標通過對數關系，構建代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綜合性能指標——城市化進程參數K[5，7]。

Ki=lgYi（1）

Yi=■Yij（2）

式中：Ki為第i年的城市化進程參數，Y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的原始值。

根據上式進行計算，得到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相關指標數值及參數見表

1、圖2）。

總體來看，1986-2010年間，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具體而言又可分為3個階段：①1986-1992年。1984年國務院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為鄉鎮企業，并要求各地積極發展。自此，鄉鎮企業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主導著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的城市化格局；同時，高考制度的恢復和城市建設的興起，大批農村學子和農民工涌入城市，非農人口迅速增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②1993-2002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江蘇省經濟進入新一輪擴張期，1992-1994年間GDP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南京、無錫、南通、蘇州等市興辦了國家級或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特別是昆山的自費工業開發區，張家港保稅區，蘇州工業園區的籌劃、建設，形成了新一輪的開發區熱。同時，小城鎮穩步發展，建制鎮由1993年的807個增加到2003年的1 043個。開發區的大力發展和城鎮空間的快速擴張，推動了江蘇省城市化進程。③2003-2010年。2003年以后大規

模的城鎮建設拉開了帷幕，5條城市發展軸有4條主體均在長江以北地區，這些快速交通走廊相當一部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這也使地處蘇北腹地的城市和地區的區位條件極大改善；同時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江蘇省（特別是蘇北地區）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工業化加快推進。2003年，蘇北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 232.9億元，占全省總額17.8%，蘇北生產總值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例為21.3∶45.4∶33.3，蘇北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3%，比2000年上升2.6個百分點，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逐漸增強，以工業化帶動了城市化，城市化又促進了工業化。

2.2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相關性分析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數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建成區面積逐漸增大，與此同時，大量農田被占用并轉變為建設用地。為了進一步定量反映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之間的相關關系，本研究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和耕地面積進行相關性分析，根據相關系數的大小確定城市化進程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程度。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由此可見，隨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江蘇省建成區面積逐步擴大，二者呈正相關，而且相關系數較大；另一方面，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建成區面積的擴大，也必然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因此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與耕地面積呈負相關。

2.3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利用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土地利用的主導影響因子選取 土地利用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人文過程，影響土地利用的因素也較為復雜，而且對于不同地域、不同時間的土地利用過程而言，其影響因素也不同。本研究在遵循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即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土地利用影響因素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綜合來看，這些因素既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也有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交通基礎設施發展、技術進步和政策因素等

[8]。但是，由于政策和技術等因素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影響會體現在其他社會經濟活動中，而且這些因素不易直接觀測和量化[9]，本研究重點從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考察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導因素。經濟發展用GDP（X1）、人均GDP（X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固定資產投資額（X4）、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5）、工業增加值（X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7）、商品零售價格指數（X8）來表示；人口增長用城鎮人口數量（X9）來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產值比重（X10）、第三產業產值比重（X11）、第三、二產業比（X12）來表示；交通基礎設施發展用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3）、人均客運量（X14）、人均貨運量（X15）來表示。

眾多的因素之間可能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因此，首先需要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影響江蘇省土地利用變化的因子進行定量分析，這樣可以在關系錯綜復雜的影響因子中找出眾多影響因子的共同因素和特殊因素，從而在不丟失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用較少的幾個綜合指標代替原來較多的變量，而且使這些較少的綜合指標既能盡量多地反映原來變量指標所反映的信息，同時它們之間又是彼此獨立的[10]。利用SPSS11.5軟件對所選取的因子進行主成分分析，通過它們在新組合成的主因子中的載荷，評價這些因子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相對重要性。主成分因子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和主成分載荷矩陣見表

2、表3。

由表2可見，前2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已經高達92.1%，而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90.0%的原則要求，對大多數數據均已能做出充分的概括性判斷。因此，只需要將第一、第二主成分Z1、Z2求出即可。尤其是第一主成分，其特征根是11.6，該成分的解釋力度達到77.4%。結合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X1、X2、X3、X4、X5、X6、X9、X11、X13、X14、X15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900）。第二主成分在X7、X8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800）。

通過對表

2、表3分析可知，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主導因子分別為X1（GDP）、X2（人均GDP）、X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固定資產投資額）、X5（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6（工業增加值）、X9（城鎮人口數量）、X11（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3（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4（人均客運量）、X15（人均貨運量）、X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8（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它們能夠較好地代表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

2.3.2 模型構建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是解釋土地利用變化常用的系統分析模型。其數學模型為：

Y=a0+a1X1+a2X2+??amXm（3）

式中：a1、a2、??am為回歸系數，X1、X2、??Xm為一系列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因素。

本研究將經過主成分分析所獲得的13個因子（Xi）設為自變量；將建成區土地面積（Y1）、耕地面積（Y2）設為因變量。

2.3.3 回歸結果分析 經過逐步回歸，得出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變化、耕地面積變化與主導因子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Y1=11 920.71+36.82X9+6.47X3（4）

Y2=5 688 109+100.19X11-136.60X9-291.46X6

（5）

依據SPSS 11.5運算結果，所建立模型Y1的擬合參數R2=0.968，調整后的R2=0.965，F-statistic為336.16，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模型Y2的擬合參數R2=0.671，調整后的R2=0.605，F-statistic為10.179，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

根據公式（4），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為了滿足城鎮人口數量增長對住房、基礎設施等的需求，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即城市建成區面積越來越大，可以說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是促進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購買力和投資能力增強，特別表現在對住房的改善性居住需求的增強，直接或間接增加了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導致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大。

由公式（5）可知，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到達0.05顯著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導致耕地面積的減少和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加，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建成區用地的內部挖潛，通過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從而提高產業用地的節約集約水平，即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不是依靠大規模的占用耕地，而主要是通過提高現有用地的集約利用水平，這也就解釋了耕地面積變化與三大產業產值的增加呈正相關關系的原因。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公式（4）的合理性，即城鎮人口數量的增加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沖動，城市建設用地需求急劇增加，大量耕地被侵占并轉變為建設用地，耕地面積逐年下降。結論與建議

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①1986年以來江蘇省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問題逐漸顯現。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X3）、工業增加值（X6）、城鎮人口數量（X9）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1）。具體而言，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①大力提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同時必須要協調好土地內部結構的高效調整與個體功能的最大發揮，嚴格管控耕地使用面積，提升建設用地的單位面積生產率；②嚴格按照土地利用規劃進行土地開發，嚴格執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建立城市“成長管制區”[11]，使城市功能分區更明顯，從而避免城市土地無序擴展和蔓延。③完善城市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制定促進用地企業節約集約用地的激勵機制，盤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集約程度以緩解建設用地供需矛盾。④抓住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提升產業結構層次，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貢獻率，降低經濟發展、城市擴張、人口增長對土地的壓力，緩解土地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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