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讓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

讓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

——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發布時間：2009年08月13日 15:00

來源：《求是》期號：2005.6作者：寧越敏 李健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

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

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

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

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騷亂、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

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

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

“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８０％。

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平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導致大多數新進城市者為了生計只能從事一些屬于第三產業的非正規就業行業，如飲食、家政服務、沿街銷售等。這種沒有經濟同步發展作為基礎的城市化，必然導致城市“病態”發展，人口擁擠、住房短缺、貧富懸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環境污染等問題接踵而來。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稱為“過度城市化”。化解矛盾，穩妥推進城市化進程

總體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伴生各種經濟社會問題是難以避免的，如農村發展滯后、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供應短缺等。為使城市化進程得以穩妥進行，一些國家采取多種措施來化解矛盾。

協調城市與農村的發展關系。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來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視城市的發展，而忽略了作為社會另一部分的農

村的發展。發展政策的傾斜，使得大部分農村地區相對來說處于貧困狀態，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嚴重不足。當農民在農村沒有出路的時候，唯一的出路就是進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城市貧困、失業、犯罪、環境惡化等問題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日本在處理城市與農村發展關系方面較為成功。日本政府比較注意農村、農業的發展問題，制定了大量法律促進農村發展，如為扶持山區農村及人口稀疏地區的經濟發展，制定了《過疏地區活躍法特別措施法》、《山區振興法》等；為促進農村工商業的發展，制定《向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關于促進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區建設及產業業務設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時，日本政府也比較重視對農村、農業的投資，投資方式多樣化。中央政府主要對建設項目進行財政撥款及貸款，地方政府除財政撥款外還可發行地方債券進行農村公共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加強了城市間、城鄉間的聯系為實現城鄉一體化提供了可能，而農村發展也為城市產業和人口的擴散開辟了道路。由此，日本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業不再是農村的支配產業，到１９８０年農村從事第三產業的比率高達４２％，小城市得到了較快發展。

多種方式消除城市貧民區。在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必然導致住宅和基礎設施供應短缺，而財富分配不均使得問題更加嚴重。早在１９世紀，歐洲國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貧民區現象。為解決城市貧民問題，西方國家曾采取多種措施。比如，早期解決住房的措施主要是興建工人居住區，其后歐美各國開始制定更為完善的針對城市貧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國自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開始注重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其中由聯邦政府發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兩項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解決城市下層居民住房問題進而治理中心城市。從“新政”來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進行以工代賑的大型社會工程建設外，還推出兩項直接影響城市生活的重大舉措。一是擬定“綠帶建鎮計劃”，在郊區選擇廉價土地，建造新社區供城市貧民區居民遷居，再將原貧民區清除，改建為公園等公用設施和綠帶。二是創建兩個新的政府機構，即房主貸款公司和聯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貸款，消除住戶因付不起分期貸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權的現象；后者是聯邦政府干預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設機構。這兩項運動對解決美國城市住房緊張以及增加就業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城市貧民區問題更為嚴重，而韓國解決該問題的經驗較為成功。１９６０至１９９０年是韓國城市化高速增長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１個百分點，但同時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導致出現城市貧民區。韓國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選擇合法化以及自我發展工程等措施，來處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區、非法聚集居住區的問題。１９８３年引入了聯合重建計劃，制定最低住房標準，承認居民在社區及社區發展中的民主權利，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同時還鼓勵非政府組織、房地產開發商參與社區建設，通過政府引導、組織各方參與社區建設，實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國家、社區以及社區居民、企業等多方受益。

倡導城市的集約型增長。西方各國在對城市發展的宏觀調控中，城市規劃始終是重要的工具。現代城市規劃興起于１９世紀末，早期的城市規劃理論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創造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汽車社會出現后，城市隨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對外擴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產生其他問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西方社會開始關注由此帶來的各種環境問題及其經濟社會后果，認為“以小汽車為導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擴張，這種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方式”。美國學者因此提出了“緊湊型城市”和“精明增長”的概念，提出城市發展應該采取ＴＯＤ模式，即以大運輸量的軌道交通系統為導向，以站點為中心建設半徑合理的居住區，并提供辦公、商業服務業等多項功能。１９９８年，美國波特蘭開始實行一種新的城市發展計劃——ＬＵＴＲＡＱ計劃，目的是在城市開發中盡量減少土地的消耗、機動車交通和空氣污染；強調街道的相互聯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適；強調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設計和寬敞空間。近年來西方國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規劃方面的理論和實踐表明，未來城市規劃發展的主流應該是“集約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實現人類居住區的可持續發展。

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締造城市的未來。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均產生許多復雜的問題，而政府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為此需要建立新的機制。聯合國人居中心針對城市建設提出“賦予能力框架”，鼓勵個人、家庭、社區、商業組織和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賦予能力”的觀念已廣泛應用于一些國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泗水大規模房屋改善計劃讓市民和社區組織參加優先事項的決策

過程。當城市面臨的問題超越城市行政區的范圍時，則需要從區域角度進行統一協調。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區域內城市間的協調機制，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的９個縣政府組成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負責灣區的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護與建設；二是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作者：寧越敏，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健，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生）

第二篇：促進人才資源和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

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指出，堅持人才資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把人才作為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建立健全人才資源開發宏觀調控體系。認真貫徹落實《決定》，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就是要使人才工作和人才資源開發，為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服務，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服務，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服務。人才資源的規劃、開發、調配和利用，一定要同國家重大發展戰略、重點建設項目、重要攻關課題和重要工作布局緊密配合，使兩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概括起來說，就是要重點抓好幾項工作。一是要緊緊圍繞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部署，制定相應的人才資源規劃，優化人才資源配置。要著眼于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認真研究和分析所需人才資源的數量、素質和結構，主動把人才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抓好抓實，為國家發展提供有力保障。二是要注意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在發揮市場配置人才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效整合人才資源，形成人才資源的整體合力，集中力量攻克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性課題。三是要緊緊圍繞科教興國、可持續發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等戰略的實施，有針對性的吸引、調配和補充緊缺人才和重點人才，以保證重大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博士服務團”、“西部之光”人才培養計劃、“西部千名學科帶頭人工程”、“院士專家西部行”、東西部干部交流和對口支援等活動，既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供了寶貴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又使許多青年人才在艱苦環境中得到鍛煉。要認真總結和推廣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努力使黨和國家的每一項重大發展決策都能獲得人才資源的充分配合和有力支持，都能為人才鍛煉成長提供舞臺。四是要進一步完善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打破部門和區域壟斷，加強宏觀調控，盤活現有人才資源。尤其要制定鼓勵和吸引人才到西部地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和農村工作提供服務的優惠政策，引導人才向中小城市流動，鼓勵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所同人才匱乏地區和單位之間的人才流動，推動應用性科技人才自主創業和向企業流動，鼓勵農業技術人才和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和基層創業，逐步解決人才積壓和人才短缺的矛盾，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人才資源的潛能。人才支撐發展，發展孕育人才。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項目的實施，為各類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舞臺。要鼓勵各級各類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胸懷大志、不畏艱險，自覺投身西部大開發、扶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這樣的偉大事業，在艱苦環境中磨煉自己，在社會實踐中成長為各項事業的骨干。

第三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土地利用相協調

胡錦濤強調：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土地利用相協調

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

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土地利用相協調

新華社北京８月２３日電 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２３日下午就完善我國土地管理制度問題研究進行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落實節約優先戰略，進一步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堅持各類建設少占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以較少的土地資源消耗支撐更大規模的經濟增長；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協調統一，不斷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堅持統一規劃、合理布局，促進區域、城鄉、產業用地結構優化；堅持當前與長遠相結合，提高土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能力，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劉守英研究員、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林堅副教授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并談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講解，并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土地是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耕地資源稀缺的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土地管理事業快速發展，初步建立起符合國情、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土地管理制度基本框架，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同時，我國土地管理仍面臨著不少新情況新問題。我們的發展，既要考慮滿足當代人的需要，更要為子孫后代留下生存發展空間。建立和完善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堅持節約集

約用地，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題中之義，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舉措，是造福子孫后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的長遠大計。我們一定要以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精神，緊緊圍繞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加強土地資源節約和管理工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土地資源利用相協調。

胡錦濤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重點抓好以下４方面工作。第一，切實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把劃定永久基本農田作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強化耕地保護責任制度，健全耕地保護補償機制，從嚴控制各類建設占用耕地，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加快農村土地整理復墾，大規模建設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第二，切實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強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整體管控作用，合理確定新增建設用地規模、結構、時序，降低經濟增長對土地資源的過度消耗，走集約式城鎮化道路，確保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應，嚴格執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完善土地使用標準。第三，切實維護群眾土地合法權益，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用地，完善征地補償機制，規范征地拆遷管理，加大土地督察和執法力度，維護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第四，切實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國有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加強土地行政管理能力建設。

胡錦濤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土地管理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協同、公眾參與、上下聯動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耕地保護責任考核體系，嚴格土地管理責任追究制。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要積極主動服務，不斷提高土地管理工作水平，各有關部門要密切配合，加強統籌協調，形成工作合力。要嚴格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規和法定程序，依法管地用地。要深入進行土地資源國情和土地法律法規宣傳教育，普及保護耕地和節約用地基本知

識，使全社會都深刻認識我國國情和保護耕地的重大意義，使保護耕地、節約用地觀念深入人心，廣泛形成保護耕地、節約用地的良好社會氛圍。

第四篇：讓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和諧

讓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和諧

——寄語兩會代表委員

每年的兩會，都承載著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也體現著黨和政府的治國理念。從加大城鄉醫療領域投入，到著手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從將提高個稅起征點作為2011年的第一件實事，到承諾5年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兩會前，這些讓人振奮的信息，讓群眾看到了黨和政府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對改革發展的堅定決心。把群眾的關切，轉化為治國理政的具體思路；將人民的心聲，上升為未來發展的國家意志，這是兩會的重要使命，也是代表委員的莊嚴職責。穩定物價、調控房價、縮小收入差距??媒體征集的兩會熱點、街頭巷尾的談論話題，都是人民群眾對未來的期盼，對社會公正的訴求。這些期盼和訴求，既是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破解現實難題、推進科學發展的著力點，更是國家未來方針政策的落腳點。

送別“十一五”，迎來“十二五”，今年的兩會非同尋常。未來5年，我們要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奠定決定性意義的基礎；要在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關鍵性的進展。時間緊迫，任務艱巨，更需要代表委員在繪制“十二五”藍圖時，以高度的責任意識建言獻策，以長遠的戰略眼光開拓創新，以嚴謹的務實精神攻堅克難。

從群眾的期望看，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還要跨越三個難關：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低水平是指質量不高，不全面是指統籌不夠，不平衡是指差距過大。這三個難關，恰是我們黨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點。我們所說的全面小康，不僅是經濟建設的進步，更有社會民生的改善；不僅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更有公平正義的追求。克服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讓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和諧，既是群眾的期盼，也是國家的目標。

當前，要進一步解決我們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根本途徑也是唯一途徑就是科學發展。剛剛過去的“十一五”，如果不是多年快速發展奠定的強大基礎，我們不可能有實力去扭轉改變長期以來的發展差距，不可能有實力去改善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無論是取消農業稅，還是大規模建設保障房；無論是連續7年提高基本養老金，還是30個省份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無論是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城鄉基本覆蓋，還是農村免費義務教育的全面實現，無不有力地證明：解決民生訴求，實現國家目標，離開“發展”，無從談起。

人民幸福離不開發展，國家富強離不開發展，這已是全社會的共識。而要更好地發展，離不開和諧穩定的環境，這也是歷史的結論。穩定是發展的前提。只有在穩定的環境里，我們才能推動發展、改善民生。離開社會穩定，發展就會錯失良機、受到阻滯。從這個意義上說，為中國的發展爭取一個穩定的環境，也就是為群眾的明天創造一個美好未來。“沒有祖國的發展強大，就沒有我們的平安撤離”，近日利比亞歸來同胞飽含深情的感慨，正說明了發展、穩定與人民切身利益的關系。

兩會在即，希望5000多名代表委員在12天的時間里，把人民群眾讓經濟社會發展更和諧的良好愿望，落實在“十二五”藍圖的繪制中，體現在未來國家的發展里。

（2011-3-1）

第五篇：淺談城市化進程與房地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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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城市化進程與房地產投資

作者：程征貴 林子文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文章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江蘇城市化進程的主要特征及其對房地產投資的影響，并運用逐步回歸法對江蘇城市的主要經濟指標及房地產投資額進行實證分析，根據最優相關模型得出城市化進程與房地產投資具有高度相關性的結論；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房地產投資；最優相關模型；對數相關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3.35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