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作者：解安寧 陳利根

摘要：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1986年以來江蘇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省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業增加值、城鎮人口數量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土地利用；相關分析；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F30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20-5104-05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in Jiangsu Province

XIE An-ning，CHEN Li-g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inant factor panel data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6 to 2010，rel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studi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level of urbanization，built-up district area expanded quickly and farmland area decreased constantly.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built-up district area is 0.94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farmland area is-0.446.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in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studied with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land use change during urba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industrial added value，urban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three production value.Key word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nd 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城市化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容易造成土地資源有限供給與社會經濟需求增長性之間的矛盾。國內外城市化過程的經驗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城市化發展在促進城市用地擴展的同時，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轉變，導致土地權屬關系和經濟關系發生變化[1]。目前關于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城市化與土地利用的相互關系[2-5]上，研究方法逐漸轉變為以定量分析為主[3-5]。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具有內在的協調需求，只有二者協調發展，才更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統與城市經濟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發展[6]。二者協調發展研究的關鍵問題是準確篩選出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江蘇省1986-2010年的統計數據為支撐，定量分析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的相關關系及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以期為江蘇省城市化快速發展中的土地高效優化利用提供借鑒。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發展及土地利用狀況分析

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中心，是華東第一大省。據統計，1986年江蘇省總人口為6

269.9萬人，城鎮人口為1 109.77萬人，城市化率為17.7%（同期，全國城市化率為24.5%）；1999年，江蘇省城市化率為34.9%（同期，全國城市化率34.8%）； 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率達到60.6%（同期，全國為49.9%），比1986年增長了近43個百分點，年均城市化率增長1.72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中伴隨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產業的擴張，城市范圍擴大，土地面積增加，這是城市化的必然趨勢[5]。隨著江蘇省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尤其表現在城市建成區面積。1986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700萬hm2，到2010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到32.711萬hm2。由圖1可見，江蘇省城市化率與城市化建成區面積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定量研究

2.1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度量

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人口轉化，生產生活方式由原先的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社會發展過程，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產業、資本、市場在城市范圍內的相對集中。因此，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影響因素較多的復雜動態過程[5]。為了能夠準確反映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必須選取一些能夠代表城市化發展的指標并進行合理測定。為了便于分析和突出城市化發展的特征與規律，在設置評價指標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具體包括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在遵循以上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理論分析法和專家咨詢法對指標進行設置和篩選。首先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化進程指標設計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在對城市化進程的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初步確定將城市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居民生活水平、經濟水平、生態環境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功能指標[5-7]。最后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剔除不恰當的指標，從而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城市化進程具體指標為：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Y1，反映城市人口結構組成）、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Y2，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Y3，代表居民生活質量和生活狀況）、國內生產總值（Y4，反映經濟發達程度）、人均綠地面積（Y5，反映生態環境的建設力度）。

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于政府統計部門公開發布的權威統計數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江蘇統計年鑒》等，同時還參考了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相關數據，從而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與權威性。

將上述指標通過對數關系，構建代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綜合性能指標——城市化進程參數K[5，7]。

Ki=lgYi（1）

Yi=■Yij（2）

式中：Ki為第i年的城市化進程參數，Y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的原始值。

根據上式進行計算，得到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相關指標數值及參數見表

1、圖2）。

總體來看，1986-2010年間，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具體而言又可分為3個階段：①1986-1992年。1984年國務院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為鄉鎮企業，并要求各地積極發展。自此，鄉鎮企業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主導著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的城市化格局；同時，高考制度的恢復和城市建設的興起，大批農村學子和農民工涌入城市，非農人口迅速增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②1993-2002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江蘇省經濟進入新一輪擴張期，1992-1994年間GDP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南京、無錫、南通、蘇州等市興辦了國家級或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特別是昆山的自費工業開發區，張家港保稅區，蘇州工業園區的籌劃、建設，形成了新一輪的開發區熱。同時，小城鎮穩步發展，建制鎮由1993年的807個增加到2003年的1 043個。開發區的大力發展和城鎮空間的快速擴張，推動了江蘇省城市化進程。③2003-2010年。2003年以后大規

模的城鎮建設拉開了帷幕，5條城市發展軸有4條主體均在長江以北地區，這些快速交通走廊相當一部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這也使地處蘇北腹地的城市和地區的區位條件極大改善；同時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江蘇省（特別是蘇北地區）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工業化加快推進。2003年，蘇北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 232.9億元，占全省總額17.8%，蘇北生產總值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例為21.3∶45.4∶33.3，蘇北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3%，比2000年上升2.6個百分點，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逐漸增強，以工業化帶動了城市化，城市化又促進了工業化。

2.2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相關性分析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數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建成區面積逐漸增大，與此同時，大量農田被占用并轉變為建設用地。為了進一步定量反映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之間的相關關系，本研究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和耕地面積進行相關性分析，根據相關系數的大小確定城市化進程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程度。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由此可見，隨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江蘇省建成區面積逐步擴大，二者呈正相關，而且相關系數較大；另一方面，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建成區面積的擴大，也必然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因此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與耕地面積呈負相關。

2.3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利用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土地利用的主導影響因子選取 土地利用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人文過程，影響土地利用的因素也較為復雜，而且對于不同地域、不同時間的土地利用過程而言，其影響因素也不同。本研究在遵循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即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土地利用影響因素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綜合來看，這些因素既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也有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交通基礎設施發展、技術進步和政策因素等

[8]。但是，由于政策和技術等因素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影響會體現在其他社會經濟活動中，而且這些因素不易直接觀測和量化[9]，本研究重點從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考察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導因素。經濟發展用GDP（X1）、人均GDP（X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固定資產投資額（X4）、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5）、工業增加值（X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7）、商品零售價格指數（X8）來表示；人口增長用城鎮人口數量（X9）來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產值比重（X10）、第三產業產值比重（X11）、第三、二產業比（X12）來表示；交通基礎設施發展用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3）、人均客運量（X14）、人均貨運量（X15）來表示。

眾多的因素之間可能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因此，首先需要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影響江蘇省土地利用變化的因子進行定量分析，這樣可以在關系錯綜復雜的影響因子中找出眾多影響因子的共同因素和特殊因素，從而在不丟失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用較少的幾個綜合指標代替原來較多的變量，而且使這些較少的綜合指標既能盡量多地反映原來變量指標所反映的信息，同時它們之間又是彼此獨立的[10]。利用SPSS11.5軟件對所選取的因子進行主成分分析，通過它們在新組合成的主因子中的載荷，評價這些因子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相對重要性。主成分因子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和主成分載荷矩陣見表

2、表3。

由表2可見，前2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已經高達92.1%，而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90.0%的原則要求，對大多數數據均已能做出充分的概括性判斷。因此，只需要將第一、第二主成分Z1、Z2求出即可。尤其是第一主成分，其特征根是11.6，該成分的解釋力度達到77.4%。結合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X1、X2、X3、X4、X5、X6、X9、X11、X13、X14、X15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900）。第二主成分在X7、X8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800）。

通過對表

2、表3分析可知，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主導因子分別為X1（GDP）、X2（人均GDP）、X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固定資產投資額）、X5（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6（工業增加值）、X9（城鎮人口數量）、X11（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3（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4（人均客運量）、X15（人均貨運量）、X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8（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它們能夠較好地代表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

2.3.2 模型構建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是解釋土地利用變化常用的系統分析模型。其數學模型為：

Y=a0+a1X1+a2X2+??amXm（3）

式中：a1、a2、??am為回歸系數，X1、X2、??Xm為一系列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因素。

本研究將經過主成分分析所獲得的13個因子（Xi）設為自變量；將建成區土地面積（Y1）、耕地面積（Y2）設為因變量。

2.3.3 回歸結果分析 經過逐步回歸，得出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變化、耕地面積變化與主導因子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Y1=11 920.71+36.82X9+6.47X3（4）

Y2=5 688 109+100.19X11-136.60X9-291.46X6

（5）

依據SPSS 11.5運算結果，所建立模型Y1的擬合參數R2=0.968，調整后的R2=0.965，F-statistic為336.16，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模型Y2的擬合參數R2=0.671，調整后的R2=0.605，F-statistic為10.179，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

根據公式（4），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為了滿足城鎮人口數量增長對住房、基礎設施等的需求，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即城市建成區面積越來越大，可以說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是促進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購買力和投資能力增強，特別表現在對住房的改善性居住需求的增強，直接或間接增加了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導致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大。

由公式（5）可知，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到達0.05顯著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導致耕地面積的減少和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加，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建成區用地的內部挖潛，通過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從而提高產業用地的節約集約水平，即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不是依靠大規模的占用耕地，而主要是通過提高現有用地的集約利用水平，這也就解釋了耕地面積變化與三大產業產值的增加呈正相關關系的原因。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公式（4）的合理性，即城鎮人口數量的增加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沖動，城市建設用地需求急劇增加，大量耕地被侵占并轉變為建設用地，耕地面積逐年下降。結論與建議

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①1986年以來江蘇省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問題逐漸顯現。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X3）、工業增加值（X6）、城鎮人口數量（X9）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1）。具體而言，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①大力提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同時必須要協調好土地內部結構的高效調整與個體功能的最大發揮，嚴格管控耕地使用面積，提升建設用地的單位面積生產率；②嚴格按照土地利用規劃進行土地開發，嚴格執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建立城市“成長管制區”[11]，使城市功能分區更明顯，從而避免城市土地無序擴展和蔓延。③完善城市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制定促進用地企業節約集約用地的激勵機制，盤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集約程度以緩解建設用地供需矛盾。④抓住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提升產業結構層次，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貢獻率，降低經濟發展、城市擴張、人口增長對土地的壓力，緩解土地供需矛盾。

參考文獻：

[1] 尚國緋，路紅衛.河北省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J].經濟論壇，2004（18）：26-27.[2] 司馬文妮.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研究[D].陜西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1.[3] 王新杰.西安市城市化與土地利用時空關系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0.[4] 安瓦爾·買買提明，張小雷，楊德剛.新疆和田地區城市化與土地利用變化的定量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6）：137-141.[5] 王晉良.大連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的關系[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

（1）：59-63.[6] 朱天明，楊桂山，蘇偉忠，等.長三角地區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評價[J].資源科學，2009，31（7）：1109-1116.[7] 李雪銘，張春花，張 馨，等.城市化與城市人居環境關系的定量研究——以大連市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14（1）：91-96.[8] 魯春陽，楊慶媛，靳東曉，等.中國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研究進展及展望[J].地理科學進展，2010，29（7）：861-868.[9] 魯春陽，高成全，楊慶媛，等.不同職能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影響因素分析[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2，31（1）：120-125.[10] 徐建華.現代地理學中的數學方法[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 胡元盛，曾 珩，左丹鳳，等.城市化進程中土地資源高效利用[J].市場論壇，2011

（2）：14-16.

第二篇：城市化進程分析

城市化進程分析

王建康201***1工商4班

摘要：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它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重大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研究、總結并重新審視城市化的理論，回顧、梳理并進一步分析城市化的實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首先對城市化的概念以及中國城市化的狀況等基本問題進行了闡述，對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分析。然后重點研究了中國城市化的歷程及現狀，中國城市化的模式以及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及優化和創新。提出推進城市化建設的對策和建議。關鍵詞：城市化城鄉差距動力機制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城市化簡述

1、城市和城市化簡述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人們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城市是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變革的產物。在地理經濟學中，城市被定義為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有足夠多的非農人口，并具有生活必須的住宅、公共設施伴隨著生產、交易、消費等活動的綜合聚合體。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產業活動在空間上集聚、鄉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村人口轉化為非農村人口，人口向城鎮集聚，農村地區轉化為城鎮地區，城鎮數量增加的過程。城市化，也有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工業、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只有經歷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城市化的過程是隨著現代工業的出現，資本主義的產生而開始的。城市化三大標志：

1、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

2、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上升（最主要標志）；

3、城市用地規模擴大。演進過程：一般分為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動力機制：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其中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城市興起和成長的前提，工業化是城市化的主導力量，第三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又促進了城市化。

2、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與現狀

一百多年來，中國城市發展的進程，走的是一條十分曲折、反復的道路。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由于受到世界列強的侵略，以及受到軍閥割據的困擾，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區，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擴張，另一些地區則完全處在工業化的進程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劃。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使得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更有甚者，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的是“反城市化”戰略，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將城市人口遷往農村，比較典型的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市民返鄉，干部下放等等。此種逆歷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決城市人口聚集問題，反而使我國的城市化問題積蓄、矛盾累積。由于我國的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這樣，到了改革開放以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就呈現出一種突然爆發的局面。總之，我國的城市化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自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放開了對原有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涌入城市，這成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進程的開端。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人口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年平均提高1%以上。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了12585萬人，但是在“十一五”時期，根據中國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歷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我國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頸”——城市化規模擴張的制約與品質提升的壓力逐漸凸顯。

在中國，城市化所承載的，不僅是發展經濟，還有城鄉一體化、城鄉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各地政府對中央的有關文件沒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城市化的工作基本上單一的體現在對城市規模擴張和對GDP增長的追逐上，沒有兼顧公共設施及民生的改善，使現階段的城市化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也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這與城市化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馳，所以總結城市化進程中的不足，為城市化的未來找出一條與經濟發展相匹配與環境相協調城市與鄉村和諧發展的新路子，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城市化動力機制探析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誕生和發展所需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所構成的綜合系統。作為社會現代化重要標志的城

市化的發展受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1、城市化的宏觀動力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會加速經濟增長。

2、城市聚集經濟：城市化的內生動力

市化經濟是一種集聚經濟，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它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企業內部規模經濟；二是產業功能聯系所產生的外部性而形成的地方化經濟；三是由多個行業向城市地理集中所形成的城市化經濟。近百年來，美國城市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一種非常顯著的正相關，經濟發展程度與城市化階段之間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國的經濟與城市化同步增長就是很好的證明，城市作為聚集的中心，在勞動、資金、交通運輸、通信設施、市場容量、人力資源以及居住條件等方面，比周圍地區擁有更多的優勢，這就使得生產活動不斷向城市聚集，從而產生聚集的規模效應和經濟效益。

3、市場機制：城市化的主導動力機制

現代城市是市場經濟的堅強堡壘。城市化過程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大發展的過程。城市的最大特點是“市”。即市場有城市就有市場，城市發展到何種程度。市場就發育到何種程度。縱觀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市場經濟最早就是在城市工商業中產生、發展、壯大的，然后向其他領域進軍。農村和農業是市場經濟最后征服和占領的陣地。可以說，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賴于城市化過程的積極推進，沒有城市化的強力驅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大發展。當然，市場經濟發育和城市化過程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契機和原動力。正是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調節和引導，促使社會經濟資源向城市區域流動，從而促進了城市化進程。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心城市建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市場經濟體制的資源配置功能使城市集聚性大大增強，為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其次，市場經濟的主體性要求和競爭性原則使城市政府的城市意識大大增強，在城市建設中勇于開拓創新。最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再次，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特征使中心城市產生強大的輻射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綜合來看,當前中國城市化的動力已呈錯綜復雜的局面,二元城市化動力機制已經不足以概括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必要從新的角度予以審視。在諸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因素中,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制度變遷與創新等是影響乃至決定城市化發展的關鍵。

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制度優化與創新

1、城市化進程中優化制度安排、推進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我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關鍵是理論認識存在誤區，導致制度安排出現偏差，由此延緩了城市化進程的步伐。1980年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總的來說是沿著行政區劃建制的變動而進行的，仍舊屬于一種表層性變動，遠未跳出“城鄉壁壘”的思維定式，沒有確定“敞開城市大門、改變9億農民的身份是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的戰略性理念。我國城市化進程滯后于經濟規模的擴展和產業結構的要求，根本原因是有關制度的變革沒有跟上經濟發展變化的需要。在加速城市化進程中，現階段政府可實施的政策手段有：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和取消對農民進城歧視性條規等。路永忠、陳波翀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決策模型,解釋了制度創新對城市化的作用模式,認為制度創新通過降低城市化的交易成本和系統風險,從而導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升。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城市化進程中優化制度安排、推進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2、產業政策的完善與創新

(1)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建筑業

我國目前尚處于由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較長時期內仍將占據主導地位。此外，我國目前的資源稟賦特征是自然資源和資本資源相對不足而勞動力資源卻絕對過剩，只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才能突出我國的比較優勢。建筑業具有很高的產業關聯度，會產生對就業的多層次帶動效應，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將起到積極作用。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將起到積極作用。

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變動關系來看，在工業化初期，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主要得力于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發展。當工業化進程發展到中后期以后，重化工業開始在產業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工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逐漸減弱，第三產業一般會接替第二產業，成為城市化進程加速的最終引擎。

(3)促進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中小企業對就業的吸納不僅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加而擴大，而且中小企業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集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質量。

3、就業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推進就業體制改革創新，要培育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健全覆蓋城鄉的就業服務體系。要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取消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從政策上賦予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同等的就業機會,使他們能夠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同時,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各項權益,包括平等取得工資報酬的權利、依法獲得勞動保護的權利等等。消除城鄉分割的二元就業格局,為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其次,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促進城鄉一體化就業。一是要加強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為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提供準確的信息服務。幫助農民對轉移成本、轉移的收益和風險做出準確的判斷,從而減少因盲目轉移而遭致的損失,避免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過度轉移。二是要加強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能力。

4、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要使制度安排既具有發展性、長遠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就應該采取分類分層的保障方式。即根據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發展情況和生活安置能力等各種具體條件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采取農民自愿和政府組織引導相結合的辦法，根據不同的條件，（包括是否保留原來的承包地）設置不同的保障方法，逐步建立有益于農民成為永久性城市居民的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在純粹的速度指標上是偏慢的（每年的平均速度在1%左右），但是在保障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標上又是超前的（沒有保證全體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十一五”計劃和“十二五”計劃交接之際，停下腳步反思城市化進程當中出現的問題、總結經驗與不足是相當必要的。在成功舉辦世博會之際，希望我們的城市化也如世博會的口號一樣——“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在發展中不斷反思錯誤，不斷進步，讓城市化腳步逐步深入的進行下去，讓城市化的成果能夠惠及城鄉居民。

參考文獻：

[1]高 勇：《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探討》[J]，經濟學家，2004（1）。

[2]張壽正：《關于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失地問題的思考》[J]，中國農村經濟，2004（2）。

[3]李程驊：《城市化不應是“農村邊緣化”》[N]，人民日報2009（11）。

[4]王一鳴等.《關于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若干問題研究》，宏觀經濟研究，2000年第2期

[5]范恒山，陶良虎《中國城市化進程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6] 孫宏：《中國城市化道路研究》[D];中共中央黨校;2003年

[7]

第三篇：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而在地區間、產業間、部門間、就業狀態間、企業間、乃至工作間的轉移。勞動力流動，是勞動力商品化的結果，是勞動力追求價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現。一般來說，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有利于縮小地區之間的工資差別。城市化的涵義分為狹義和廣義。

1、狹義：城市化指農業人口不斷轉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過程。

2、廣義：城市化是社會經濟變化過程，包括農業人口非農業化、城市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城市用地不斷向郊區擴展，城市數量不斷增加以及城市社會、經濟、技術變革進入鄉村的過程。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工業轉移的過渡時期出現的一種必然結果。農業勞動力比重的大小，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實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

人口流動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促進作用

1、人口流動促進城鄉融合，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吸納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完成了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移和地域轉移.龐大的流動人口成為城鄉經濟、文化、技術、信息交流的中介,有效的促進了城鄉交融.青年大遷徙,是城鄉之間溝通融合的橋梁,他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隨時隨地把城市文明、城市經濟信息和城市人口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等傳播到農村,使廣大的農村人口了解城市文明,有利于促進城鄉融合,間接的起到了促進人口城市化進展的作用.2、人口流動提供廉價勞動力.人口流動為城市建設提供大批廉價勞動力,滿足了城市經濟高速發展起步階段對勞動力的需求.外來人口涌入城市,一般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中,并處于生產第一線勞動崗位上,為城市市政工程,冶金鑄造,紡織化工和環衛等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福利待遇低的部門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資源,緩解了這些“冷門企業”用工難的問題,促進了城市建設事業的發展.3、人口流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換.據粗略統計,在我國5億多農業勞動力中,至少有1Π3轉移到了第二、三產業.據大連、成都、廣州、廈門4市調查,流動人口中從事經濟活動的占81.5%,他們在流入城市前大都在家務農,流入城市后轉入第二、三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縮減了從事第一產業人口比重,將產業結構重心調整到第二、第三產業.同時,由于流動人口向各行各業的大量深入,也加速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4、人口流動進一步擴大了城市消費.流動人口不僅是城市的生產者群體,也是龐大的消費者群體.這有利于商品經濟走出“市場疲軟”的低谷,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城市商業、服務業、交通業、郵電業、通訊業的不斷發展,彌補了城市產業結構的不足,增加了財稅收入,促進了城市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

5、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沖擊了城市的計劃福利體制,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補充了城市勞動力的/不足0,他們拾遺補缺,為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舒適做出了很大貢獻。農村勞動力進城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降低了城市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城市職工的流動性,對城市企業原有用工制度帶來有力沖擊,對全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口流動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負面影響。

1、對農民工的歧視性制度安排減緩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由于中國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無力或不愿支付農民市民化成本，而人為地維護并強化了城鄉二元制度，農民和市民在居住、就業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維護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的制度還不完善，不僅在城鎮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很難參加社會保險，而且那些在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也有較大難度。教育制度方面，城鎮教育資源有的與戶籍制度掛鉤，不對農民工子女開放；而對農民工子女開放的教育資源往往收費較高，客觀上將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

2、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不高，就業競爭能力較弱，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在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就業結構變化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現較大差異，缺乏技能的勞動力供大于求農民工社會保障普遍缺乏。

3、加重城市負擔且不利于城市管理，由于流動人口對城市人口增長而言是一種社會性機械增長,而非自然增長,他們對社會的需求往往帶有突加的性質,對城市施加的是無計劃的,全方位的壓力,必然導致城市管理難度增加,誘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公交壓力過大,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治安惡化,居民生活環境受損,計劃生育失控以及城市負擔加重等.4、人口素質低不利于產業的升級轉型，我國流動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城鎮常住人口.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第三產業的興起,使城鎮經濟建設對流動人口產生了強烈的依賴,盡管流動人口給城市生活帶來了生機與活力,但因為他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綜合素質不高,很難適應城市產業的不斷升級.大量流動人口將面臨失業的危險,這又勢必會引起更嚴重的就業問題,從而阻礙城市化的進程.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流動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給城市化進程本身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只要通過合理疏導,有效管理,以及適當的宏觀控制,人口流動必將給我國城市化帶來巨大的福音。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要采取相應的措施減少戶籍制度的影響，加強完善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農民進鎮、進城的門檻；要牢牢抓住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

在以加快城市化進程為主導的前提下，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加快城市化進程，將發展中小城鎮建設作為吸收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攻方向。著力發展小城鎮，特別是中心集鎮，這也是國際、國內經濟發達國家、地區的普遍經驗。同時要加強中心城市的吸納功能。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城市轉移會在就業、入學、交通等方面給城市帶來壓力,增加城市基本建設投資。

二、加強勞動力轉移環境的改善，建立農村勞動力狀態監測體系。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機構,調整農村勞動力就業政策,疏通各種就業渠道,降低農村勞動力就業成本。同時對農村勞動力就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要創造一種優良的社會環境,逐步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就業模式,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達到脫貧致富、穩定社會目的。

三、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指導，進一步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依托自然優勢向多種經營轉移，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解決好城鎮資源短缺問題，開拓就業市場，否則，大量民工進入大城市，就會給大城市的發展帶來新問題，形成“城市病。”

四要進一步強化轉變農村勞動力就業觀念、轉變勞動力管理部門的就業觀念,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要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最大限度地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實現農業內部充分就業。通過科技、資金、市場等方面的扶持和投入，加快農業生產的深度、廣度開發，挖掘就業潛力。要進一步改善農村消費環境，推進貿工農一體化，增加就業崗位，實現農民增收。同時，大力發展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拓展就業領域，是帶動經濟持續發展，增加增大就業容量的重要途徑。

第四篇：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的關系

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的關系

2011-7-29

摘 要：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但是城市化的發展也引發出了一系列問題，如大量占用耕地、城市發展道路決策失誤、土地規劃不完善、土地征用補償引發的沖突、小產權房等。所以，有必要制定合理的土地管理和征用政策，協調土地保護與城市化進程之間的關系。本文將探討城市化進程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關系，以減少城市化進程過程中引發的社會矛盾。

關鍵詞：城市化，土地，管理，政策，關系

一、概況

城市化是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一個過程。近十年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飛速發展，特別是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增長速度逐年增快。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們城市每年平均擴展13平方公里，平均來講一平方公里客運容納1萬人左右，那么城市化的結果是每年擴容13萬人，擴展的規模和人口都是很大的。城市化擴展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工業用地，而用于住宅的只有25%左右，還有一小部分用作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城市化程度不同和城市用地結構不同的，其用地量有著很大的差異。

二、城市化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矛盾性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水平的加速提升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同時，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也會進一步刺激投資與建設，同時也會進一步刺激消費需求，進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與西方歐美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是較低，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從數據上看，及時歐美國家的城市化水平保持原有標準，我國也很難再10年趕超所以，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進一步提升時一種必然的趨勢。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方向存在失誤。建國后，我國政府在城市發展的判斷上犯了錯誤，一種堅持以重工業發展優先，嚴格限制城市發展的規模，城市化進程發展緩慢。直到改革開放后，才提出發展小城鎮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小城鎮是聯系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紐帶，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但是小城鎮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過于優先，不應該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戰略方向，只可以作為城市化發展的一種補充。所以，我國應該進一步發展大中型城市，適當的發展小城鎮。

1.城市化發展規劃與土地政策、土地規劃不配套

在我國城市化發展初期，其規劃往往與土地規劃不配套，我國的土地管理法規定，城市化規劃要與土地規劃相連接，城市化規劃中的建筑用地規模不應該超過土地規劃中的用地規模。然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各個地區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紛紛建設開發區，掀起房地產熱，進而吸引投資，造成了土地的流失和耕地的占用。

2.土地資源的缺乏制約了城市化發展的腳步

城市化的發展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資源，就會造成土地供給矛盾的激化，政府為了保護耕地，有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限制了耕地轉化為工業用地，從而造成城市地價不斷攀升，城市的房價也超過了大部分市民的購買能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化的發展，阻礙的經濟的發展。從客觀角度講，城市化的發展與保護農村耕地直接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為了促進城市化的發展就必然要占用更多的土地，而城市化又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所以就必須處理好城市化與土地政策直接的關系。

城市化過程中征地補償過低，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在很多城市里，土地管理部門負責征收農民的功底，然后將征收的土地交由開放商進行經營。在一些中小城市里，大部分以拍賣的形式轉讓土地，一些政府官員為了自身的利益刻意提高土地的價格，以獲取利益。農民雖然有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但是這種土地管理政策極大的傷害了農民的利益。農民無法拒絕國家對土地的征收，而且在價格上地府政府也占有絕對的優勢，地府官員通過剪刀差從土地中獲利，這種壓低地價的行為在各地也較為普遍。征收農民的土地后，其獲得的往往是一次性補償，這些費用僅夠其生活5年左右，如在城市僅夠其2年的生活費用，所以農民并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

三、城市化與土地管理政策之間的統一性

1.城市化的推進有助于土地政策的完善

(1)科技的發展為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提高支持。科技的發展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迅速發展，同時依靠科技進步還可以優化城市的產業機構，刺激城市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也是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科技的發展也為土地管理和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技術基礎，例如，通過衛星遙感技術隊土地進行監管。

(2)城市化相關制定的改革有利于土地管理政策的落實。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個性制度也在不斷的改革和完善，比如戶籍制定和社會保障制度，只有不斷開放戶籍制度的約束，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化的門口，同時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失去土地的農村可以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樣的保障，才可以刺激農民向城市遷移，同時保障土地管理政策更加合理和科學，使其真正的落實下去。

(3)城市化的發展為土地管理政策提供法律支持。為了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讓土地更好的利用，刺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就必需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所以，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就會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土地的合理轉讓和農民的切身利益。同時，為了保障土地轉讓市場的規范性，也需要法律來保障和完善，對于土地轉讓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詳細的規定。

2.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

(1)完善土地管理政策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動力。從城市化的發展動力因素分析，其核心動力是工業，農業是其原始動力，第三產業是其補充動力。只有在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剩余的勞動力，才可以為城市化發展提供勞動力和農產品。我國的實際情況是人口基數較大，耕地資源人均占有量不足，所以糧食生產的壓力也較大。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土地管理政策，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加強對農業的技術投入與支持，發展現代農業，只有在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可以為城市化的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2)完善土地管理政策可以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建立合理的土地征用補償機制可以切實的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我國的相關法律中規定，對于征收的土地，按照土地原來的用途給予補償。在我國大部分城市，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得到的補充往往不能滿足其生活、醫療的需要。參考美國的法律，人們的財產權受到法律的保護，政府征用公民的財產必須按照市值進行補償，我國政府也可以參考磁力，對失去土地的農村進行多元化的安置，比如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或者以土地換土地。只有不斷完善土地的管理政策，才可以讓農民自愿的交出土地，流向城市。

總而言之，城市化的發展會影響到土地政策的制度，可以促進相關土地管理政策的完善。同時，土地管理政策的多樣化和靈活性對于推動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也有積極的作用。只有正確認識二者之間的關系，才能發揮其各自的作用，進而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1]謝俊奇.城市化與土地供給的戰略思考[R].“綠色中國”第八屆論壇，2005：123—124

[2]李強.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15—118.[3]連麗紅.小城鎮建設與土地利用[J].河北經濟，2006(8)：32—33.[4]閻巖.內蒙古農村小城鎮建設發展模式及對策研究[EB/OL].[2007—07—23].http：

///data/2007/0723/article_ 335101.htrn.[5]世界城市化的幾種模式.[EB/OL].[2007—10—13].http：///theory/1506.[6]黃鵬，盧靜.國外城市土地利用規劃策略的啟示[J].國土資源情報，2004(9)：45—46.[7]王榮啟，青連斌.城市化的規律與模式[N].學習時報，2004—3—25(6).[8]許經勇.我國城市化現狀引發的深層思考[J].經濟研究，2006(4)：20—22.[9]金利強，徐洪水.城市化發展中的土地問題[EB/OL].[2007—02—13].http：//www.tmdps.cn.tom/news

作者：宋慧 劉磊 來源：《魅力中國》2011年4期

責任編輯：葉凡

第五篇：淺談城市化進程

【摘要】城市化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個必然的過程，所謂城市化便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城市數量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經濟集中發展的過程。然而城市化進程也并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問題。本文就城市化進程這一話題，做淺顯的討論。

【關鍵字】含義、衡量指標、過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經濟活動不斷進行空間上的集聚而逐漸轉化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城市化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社會結構變化過程。

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其涉及的領域和內容是多元化的。而城鄉關系的轉型，則表明城市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和相關因素

城市化的產生和發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動和吸引：農業發展、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的崛起。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1.為城市人口提供商品糧2.為城市工業提供原始積累資金3.為城市工業生產提供原料4.為城市工業提供市場5.為城市發展提供勞動力2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第三產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后續動力

一、城市化指標

a)人口指標

人口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生活條件和生活水平的變化，這

些變化又是生活方式變化的主要誘因。因為城市生活水平高于農村，于是吸引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將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排擠出了農業生產領域，于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就不得不去非農業領域特別是城市尋找就業機會。

b)城市化的量

i.城市化的“量”，是城市化發展的數量方面，如城鎮的數量、城

鎮的規模、人口和產業集聚的程度、人均GDP，可以用多種指標

來衡量，區域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是一個最常用的指標。

c)城市化的“質”

i.從區域角度看主要表現在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是否與區域經濟發

展的速度同步。從內部來看主要表現為城市居民素質的高低、城

市景觀是否豐富而協調、城市文化是否多樣、城市環境是否優美、社會治安如何、具有歷史和文化價值的景觀和地段是否得到有效

保護及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等方面。

二、過度城市化

（一）人口快速增長、無序流動并缺乏管理

國際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鎮內的人口總數占該國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市化水平，這在操作上比較簡便，也利于橫向比較，但這種城市化的內涵缺乏全面性，容易產生重城市化數量，輕城市化質量。城市化過程最重要的應通過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吸收他們進城市定居，改變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實質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單純的人口城市化。

而大量的農民進城打工，不能在城鎮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沒有解決，還可能出現新的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這正是城市化質量不高的表現。也表現了管理的欠缺。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設、城市無限擴張。

現在有一股風，一說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鎮建設與擴張。城市無限擴大，小城市要迅速變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變成大城市，大城市要盡快成為特大城市，甚至國際城市。

城市化必然會促進城鎮發展和規模擴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簡單地等于城市建設數量增加，而忽視產業結構的優化，自然資源配置的優化以及城鄉協調發展。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縮小貧富差距，推進社會公平。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個漸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社會轉型過程。城市化不能不顧條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現的問題會越多。而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一般認為是一種“雙向互促共進關系”，即經濟發展推動了城市化步伐，而城市化進程促進了經濟發展。過分強調城市化率會使經濟發展滯后于城市化進程，甚至破壞這種雙向互促共進關系，給城市化發展帶來巨大風險。如城市貧困化，失業率提高，環境污染，社會治安問題以及人們的精神壓力問題。

三、我國城市化的新變化

a)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非公經濟快速崛起，經濟成分趨向于多元化。目前

我國城市化動力結構為：公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外資經濟為輔助，三者大體上成鼎立之勢。這樣的動力結構，就為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條件。

b)城市化模式演變成計劃、市場和外向三種模式并存的格局。、c)城市化質量顯著改進。各地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強了科技創新，信息

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競爭力增強，城市化質量有了大的飛躍。

城市化是一個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同時城市化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經濟結構轉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更才是城市化的內在動力和實質內涵。城市化是伴隨著經濟增長、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和社會變遷的一個發展過程，是經濟生活空間的轉移、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國民意識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轉變的文明過程。因此，在城市化過程中，既要考慮其發展速度，也要注意在加速過程中保證其他各個方面能跟上城市化進程。避免導致因為只考慮發展速度，而使質量上發生根本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