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我國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的整合

淺論我國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的整合　淺論我國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的整合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化、社會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重要歷史時期，尤其是中國加入ｗｔｏ后必將直接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和來自方方面面的挑戰。眾所周知，城市是市場經濟改革的主戰場，實施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相適應的新型城市社會保

障體系，盡快為市場經濟構筑完善的安全體系，事關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事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與完善。

綜觀世界各國發展的軌跡，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國家市場經濟越發達，就更需要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與之配套，從而，使頗具風險的市場經濟能夠在社會保障這個社會穩定機制減壓下，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下面談談我對我國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整合的看法。好范文版權所有

一是建構一體化的城市社會救助體系。目前，我國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存在著立項繁多、多頭管理的分散狀態。諸如：針對城市“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的“三無對象”采取的社會救濟制度、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失業保障和在全國普遍建立和實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這些社會救濟制度往往立項分散、經費分散、救助對象分散、管理方式分散，不利于城市社會救助工作的深入與開展。職能部門很難進行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管理，尤其是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前提下，這些單項分立的制度很難獨立系統地承擔起對城市不同層次貧困居民的社會救助。必須改變目前我國城市社會救助體系中存在的立項分散的狀況，建立健全統一的、一體化的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建構起項目統一、經費統一、管理機構統一的新型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在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的前提下，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救助體系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城市社會救助體系一體化啟動運行后，將大大地拓寬城市社會救助的覆蓋面，囊括所有的城市貧困戶和貧困居民。

二是實施統一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當前，我國城市中的大、中型國有企業，正經歷著由經濟轉型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而帶來的壓力和陣痛，企業中的失業者大批量的以“下崗”的方式存在，正式登記的失業者比例不高。由于下崗職工的情況比較復雜，職能部門在對其實施保障的過程中，經費來源和管理都相當困難，很容易造成保障經費來源不穩定等諸多問題，出現積重難返的嚴峻態勢。針對這些棘手的問題，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應該從大局著眼，停止目前對下崗職工和失業者采取的各類短期行為和不規范的保障方式，代之以在城市中建立和實施“失業保險、再就業培訓和職業介紹”三位一體的、統一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深化，改革初期實行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這三條保障線已經完成了向兩條保障線并軌的過渡，也就是說，如果失業者享受失業保險兩年后仍然沒有就業的，失業保險機構將不再為其提供失業保障，而轉由民政部門將其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疇。這樣，通過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兩條保障線”，牢固地筑起了統一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這是當前及今后一定時期內適合我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

三是以社區建設為平臺，構筑多元化的社會保障網絡。由于我國人口多，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實施規模宏大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單靠政府行為和失業保險部門、城市低保的力量來承擔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發動全社會的力量筑起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城市失業社會保障體系。近年來，隨著社區建設的跨越式發展，以城市社區建設作為新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運作平臺，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新路子。這項新生事物是在政府倡導和扶持下，為滿足社區成員的多種要求，依托城市街道和社區居委會，發動社區力量開展的具有福利性、便民性和社區管理、城區建設相統一的綜合服務機制。它在保障城市特殊貧困群體的基本生活，滿足城市居民的各種服務需求，大批量地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失業者求職等諸多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目前，在第一、第二產業就業數量大大過剩的情況下，新興的第三產業，尤其是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已經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失業者求職的主要渠道。積極發展開拓社區服務和社區建設是創造就業機會，吸納下崗職工再就業，發揮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的社會與經濟雙向效益，推動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規范化、產業化、社會化的重要途徑。好范文版權所有

四是構筑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城市反貧困社會服務體系。除了救助、求職和收入保障以外，對城市貧困居民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也是完善我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從我國現實情況看，我國城市貧困居民所需要的社會服務主要是教育和醫療兩大服務種類。目前，在我國大、中、小城市中政府與社會實施的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市場化的因素，貧困居

民將來接受教育和公共醫療的機會可能會相對降低，長此下去，勢必會造成貧困人口人力資本暨部分群體素質（包括身體素質和智力素質）進一步下降，深化城市貧困問題的矛盾。因此，在實施城市教育和醫療制度改革中，必須統籌考慮將如何保護貧困居民的問題。在教育方面，義務教育階段要嚴格限制征收不合理費用，對城市貧困群體，例如特困戶、失業貧困戶子女提供必

要的特殊幫助，減免其學雜費；非義務教育階段要建立起穩定的獎學金、教育貸款和勤工儉學制度，以保證貧困戶學生不會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難以入學或中途退輟學。現在我國還沒有建立健全這種制度，比如窮孩子上大學，沒有錢，只能靠大企業家或者經濟條件好的人以慈善的方式去贊助，銀行助學貸款也十分有限。在醫療方面，建立起專門服務于城市貧困居民的醫療補助制度，確保城市貧困居民能夠獲得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普遍建立統一與分散相結合的基金制度，實行政府牽頭協調，投入基本基金，同時，更多地鼓勵社會化機構的廣泛參與。

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的構筑與整合，必將推動我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走上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發展的軌道，這一新型的城市社會保障模式必定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真正成為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社會穩定機制，加速推動我國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模式的建構與發展。

第二篇：淺論我國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的整合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化、社會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重要歷史時期，尤其是中國加入ＷＴＯ后必將直接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和來自方方面面的挑戰。眾所周知，城市是市場經濟改革的主戰場，實施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相適應的新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盡快為市場經濟構筑完善的安全體系，事關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事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與完善。

綜觀世界各國發展的軌跡，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國家市場經濟越發達，就更需要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與之配套，從而，使頗具風險的市場經濟能夠在社會保障這個社會穩定機制減壓下，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下面談談我對我國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整合的看法。

一是建構一體化的城市社會救助體系。目前，我國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存在著立項繁多、多頭管理的分散狀態。諸如：針對城市“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的“三無對象”采取的社會救濟制度、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失業保障和在全國普遍建立和實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這些社會救濟制度往往立項分散、經費分散、救助對象分散、管理方式分散，不利于城市社會救助工作的深入與開展。職能部門很難進行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管理，尤其是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前提下，這些單項分立的制度很難獨立系統地承擔起對城市不同層次貧困居民的社會救助。必須改變目前我國城市社會救助體系中存在的立項分散的狀況，建立健全統一的、一體化的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建構起項目統一、經費統一、管理機構統一的新型城市社會救助體系，在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的前提下，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救助體系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城市社會救助體系一體化啟動運行后，將大大地拓寬城市社會救助的覆蓋面，囊括所有的城市貧困戶和貧困居民。

二是實施統一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當前，我國城市中的大、中型國有企業，正經歷著由經濟轉型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而帶來的壓力和陣痛，企業中的失業者大批量的以“下崗”的方式存在，正式登記的失業者比例不高。由于下崗職工的情況比較復雜，職能部門在對其實施保障的過程中，經費來源和管理都相當困難，很容易造成保障經費來源不穩定等諸多問題，出現積重難返的嚴峻態勢。針對這些棘手的問題，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應該從大局著眼，停止目前對下崗職工和失業者采取的各類短期行為和不規范的保障方式，代之以在城市中建立和實施“失業保險、再就業培訓和職業介紹”三位一體的、統一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深化，改革初期實行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這三條保障線已經完成了向兩條保障線并軌的過渡，也就是說，如果失業者享受失業保險兩年后仍然沒有就業的，失業保險機構將不再為其提供失業保障，而轉由民政部門將其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疇。這樣，通過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兩條保障線”，牢固地筑起了統一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這是當前及今后一定時期內適合我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

三是以社區建設為平臺，構筑多元化的社會保障網絡。由于我國人口多，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實施規模宏大的失業社會保障體系單靠政府行為和失業保險部門、城市低保的力量來承擔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發動全社會的力量筑起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城市失業社會保障體系。近年來，隨著社區建設的跨越式發展，以城市社區建設作為新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運作平臺，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新路子。這項新生事物是在政府倡導和扶持下，為滿足社區成員的多種要求，依托城市街道和社區居委會，發動社區力量開展的具有福利性、便民性和社區管理、城區建設相統一的綜合服務機制。它在保障城市特殊貧困群體的基本生活，滿足城市居民的各種服務需求，大批量地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失業者求職等諸多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目前，在第一、第二產業就業數量大大過剩的情況下，新興的第三產業，尤其是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已經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失業者求職的主要渠道。積極發展開拓社區服務和社區建設是創造就業機會，吸納下崗職工再就業，發揮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的社會與經濟雙向效益，推動社區服務與社區建設規范化、產業化、社會化的重要途徑。

四是構筑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城市反貧困社會服務體系。除了救助、求職和收入保障以外，對城市貧困居民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也是完善我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從我國現實情況看，我國城市貧困居民所需要的社會服務主要是教育和醫療兩大服務種類。目前，在我國大、中、小城市中政府與社會實施的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市場化的因素，貧困居民將來接受教育和公共醫療的機會可能會相對降低，長此下去，勢必會造成貧困人口人力資本暨部分群體素質（包括身體素質和智力素質）進一步下降，深化城市貧困問題的矛盾。因此，在實施城市教育和醫療制度改革中，必須統籌考慮將如何保護貧困居民的問題。在教育方面，義務教育階段要嚴格限制征收不合理費用，對城市貧困群體，例如特困戶、失業貧困戶子女提供必要的特殊幫助，減免其學雜費；非義務教育階段要建立起穩定的獎學金、教育貸款和勤工儉學制度，以保證貧困戶學生不會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難以入學或中途退輟學。現在我國還沒有建立健全這種制度，比如窮孩子上大學，沒有錢，只能靠大企業家或者經濟條件好的人以慈善的方式去贊助，銀行助學貸款也十分有限。在醫療方面，建立起專門服務于城市貧困居民的醫療補助制度，確保城市貧困居民能夠獲得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普遍建立統一與分散相結合的基金制度，實行政府牽頭協調，投入基本基金，同時，更多地鼓勵社會化機構的廣泛參與。

新型城市社會保障模式的構筑與整合，必將推動我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走上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發展的軌道，這一新型的城市社會保障模式必定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真正成為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社會穩定機制，加速推動我國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模式的建構與發展。

第三篇：我國運動員社會保障

我國運動員的社會保障問題

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將直接影響中國體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而現行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在保障的廣度和深度上存在著一些弊端。本文通過對中國運動員社會保障現狀的分析, 并結合我國國情, 就如何完善我國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構建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我國運動員社會保障現狀

近年來, 中央和各地方制定出一些行之有效的運動員社會保障措施, 但是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進入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 仍然存在許多亟需解決的問題:

(1)退役安置困難。當前我國退役運動員去向大致可分為: 從教、上學、經商、從政、自主擇業, 但大多數運動員都只能自主擇業, 退役運動員的就業率越來越低, 安置運動員所用時間呈現逐年遞增趨勢。

(2)綜合素質普遍偏低。運動員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平等, 100% 的健將運動員、60.5%的一級運動員不能完整接受我國所有教育階段的教育, 致使退役后無法在社會立足。

(3)運動員傷殘保障不夠。“金牌戰略”使運動員不得不經常進行超負荷訓練, 健將級運動員全部都有職業傷病, 一級運動員傷病率達85.6%, 二級運動員傷病率82%。退役后則不能享受醫療保險, 職業傷病會加劇生活困難。

(4)懶惰思想普遍存在。運動員退役后如果遇到生活困難, 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社會救助來解決當前困難, 從而打擊努力工作以爭取更多收入的積極性, 使得處于貧困線下的退役運動員不能自拔。

(5)退役補償金和工資報酬不合理。國家尚未對運動員制訂特殊的社保資金管理辦法, 各省、市體育局在操作過程中缺乏有力的政策依據, 實施工作中存在不少困難, 特別是補償經費的來源得不到保證。

二、運動員社會保障現狀分析

（1）社會關注不夠。長期以來，我國的運動員社會保障社會關注不夠，以體育保險為例，直至1995 年桑蘭發生意外后，我國的體育保險才逐漸受到人們的關心和重視。

（2）工作進展緩慢。雖然，2006 年底，國家體育總局出臺了我國第一個有關運動員社會保障的綜合性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運動員保障工作的通知》，但目前很多地方體育局還沒有認真研究這份文件，更不用說具體執行了。

（3）保障范圍不廣。目前，我國的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只限于國家隊隊員、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的運動員和職業俱樂部的運動員，未兼顧到無工資收入的學生運動員，這些對基層運動員是很不公平。

（4）退役運動員就業困難。沒有了“安置”之后，運動員退役就將面臨人才市場的雙向選擇，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找工作實在是難。

（5）運動員社會保障未充分考慮行業特殊性及內在規律。與其它行業相比，競技體育具有高投入、高對抗、強競爭、長周期、不確定等特點，這就導致運動員傷殘具有時間較集中、發生頻率較高、險異質性較大、影響較長遠的特點，而目前我國的運動員社會保障未充分考慮競技體育行業特殊性及內在規律，在對運動員的傷殘鑒定、賠償、補助標準上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亟待完善，如運動員在退役后發現的延遲性傷殘去哪里鑒定、如何鑒定、鑒定后如何獲得賠償等問題如何處

理。六是社會保障管理多部門交叉分管，條塊分割。出于部門利益，各權利主體在社會保障的規劃、實施、運行上互相扯皮、互相牽制，把管理當作一種利益分享，把自己管理范圍視為利益上的“勢力范圍”而各不相讓。由于監督機構設置不合理及運行中的不到位造成運動員社會保障的監督缺位，使運動員社會保障管理部門趨于利益分享，為公眾服務的觀念日漸淡薄。七是保障資金使用效益差。我國現有運動員社會保障資金籌集途徑及機制運作不規范，很難為運動員社會保障提供及時、足額的資金，反而社會對運動員社會保障資金的需求急劇增加，給國家財政增加負擔。

三、對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的建議

1、加強立法，用法律強制實施

法律法規具有強制性、長期性和不易變更性等特點，法律法規的制定可以給運動員保障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建議制定符合競技體育行業特點的運動員職業福利、醫療保險、意外傷害、養老保險、就業安置、傷殘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規范行業內部單位和個人在實現運功員保障中的權利和義務，使運動員的保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提高立法層次, 加強執行力度。

隨著我國政府職能轉變, 原有關于運動員社會保障的法規實際意義下降, 亟需提高立法層次, 建立與社會相適應的運動員社會保障制度, 另外立法部門及時監督法律法規的執行, 保障運動員的權益得到維護。

3、完善機構設置，提高管理效率

（1）成立運動員就業、就學指導機構，對退役運動員進行就業咨詢與指導，進行職業技能培訓，進行就學咨詢與指導，扶持退役運動員自主擇業等。

（2）成立運動員協會，組織義賽或其它活動籌款，出面協調并維護運動員合法權益，幫助退役運動員解決生活困難等。

（3）成立傷殘鑒定機構，制定符合競技體育特殊性的鑒定和補助標準。

(4)建立運動員傷病信息庫，詳細記載運動員自開始參加訓練以來不同時期的身體狀況、所產生的傷病、傷殘的原因、醫療方案、治療結果。

4、多渠道籌集保障基金

（1）建立運動員互濟資金，要求所有運動員都必須參加，有工資收入的，按工資比例交納，職業俱樂部的運動員按合同工資計算。無工資收入的，由于其基數較大，可由其監護人交納較少金額。

（2）可以組織社會知名度較高的運動員參加一些公益活動或義演，以他們為代言人向社會籌集公益資金。

（3）根據公益捐贈事業出臺法律政策，對捐贈運動員社會保障資金的企事業法人、自然人和個體工商戶給予享受稅收減免政策，積極引進企業和個人贊助與捐贈。

（4）允許體育社保基金上市，貼現發行體育國債，在利率上給予高于國債的優惠政策，確保退役運動員的社保專項基金和醫療保障基金具有長期、穩定的收益和增值。

（5）爭取體育扶貧工程專款和體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以確保運動員社保資金的籌措。

5、加強運動員的文化素質和技能培訓。退役運動員之所以無法跳出“貧困-救助”怪圈, 是因為資本形成不足, 即能力和知識的不足。社會投資理論主張授之漁而非授之魚, 要解決運動員退役后生活困難問題, 就須要進行“上游”干預, 服役期間加強文化素質培養, 進行技能培訓, 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6、利用高科技加大宣傳, 實現主體多元化。科技高速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放大效應”, 可使運動員問題得到關注, 一方面迫使政府盡快出臺解決政策, 另一方面使社會各方產生同情心, 促使以政府為主、輔之以企業和第三部門的多元社會保障主體的形成, 為問題的解決提供指導方針。

第四篇：澳大利亞社會保障模式

澳大利亞社會保障模式

10級社會保障 唐樂樂 201012040408

前言：

澳大利亞在大洋洲被稱為經濟與社會福利最協調的國家，這離不開澳大利亞獨具特色的社會保障模式。澳大利亞社會保障模式以社會救助為核心，以緩解貧困為政策目標，國家財政給予全力支持。

社會保障簡介：

澳大利亞是一個擁有1800多萬人口的聯邦制國家，由聯邦政府及六個州和兩個領地政府組成，下設650個地方政府。澳大利亞的社會保障制度始于1909年，以社會救助為核心，輔之以部分社會保險計劃（主要是強制性職業年金和自愿養老金儲蓄計劃）和全民醫療保健計劃，具體包括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家庭津貼、傷殘保障、優待撫恤、住房補貼、移民補助、救災補助以及社區服務等。在澳大利亞，所有的社會保障津貼，除了兒童補助之外，都是根據收入調查的，所有津貼都實行單一比率，而且都由總國庫直接支付。社會保障模式：

澳大利亞的社會保障模式屬于社會福利救濟與個人儲蓄混合模式。在任何情況下，單一的老年保障制度也許都是不足的，比如，強制性儲蓄積累制度（無論是國營還是民營）的一個缺點就是不能夠解決所有人的養老問題。這時，就有必要引進其他輔助制度，同時采用多種老年保障制度，以彌補單一制度的缺陷。社會福利與個人儲蓄這種混合模式就是為了互補這兩種模式的不足而采用的。它的特征是以個人儲蓄養老金為主、社會福利救濟為輔的一種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采用這種模式的有澳大利亞，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澳大利亞于1992年引進個人儲蓄養老金制。引進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減少對社會福利救濟的依靠和增加儲蓄，從而增加投資。通過資本的積累和增加投資，以此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讓人們多儲蓄，個人儲蓄的養老退休金都可以減免稅金并由民營基金公司經營養老金。養老退休金由強制性儲蓄和自愿性儲蓄兩部分組成。到退休時，人們可以一次性地提出全部養老金或逐年提取。通過稅制的方法，政府試圖鼓勵人們逐年提取。

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政府僅對特定對象提供社會保障，主要是生活貧困者,其余社會成員通過市場途徑去謀求個人保障,因而這種模式是典型的市場型保障制度。社會救濟金與公共補貼是政府所采用的主要手段。

模式形成原因：

同西方國家相比較，澳大利亞福利制度的發展速度顯得頗為緩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多組數據表明，1955一1970年，在其成員國中，較之以國民生產增長率和稅收增長率，澳大利亞用于福利事業的經費的增長率是最慢的。澳大利亞在60年代初與70年代中期用于社會保障和福利的經費分別占本國當時國民生產總值的9.6%和12.8%，低于18個成員國的平均值，即13，2%和18.8%，列倒數第3位其福利制度的完備程度上，也多有遜色于別國之處。雖然其受益范圍在擴大，但仍有諸多盲區。以勞動力市場為例，在1990年澳就業人口中，20%是難以享受到就業保險的零工，而同期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比例分別是16.9%和17.6%。造成上述狀況的原因：

是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是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其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和成熟程 1

度尚不及西方國家，而福利制度是西方資本主義成熟和發展的產物。

二是就社會情況而言，澳大利亞貧富懸殊不大，社會富裕程度較高，因此，建設福利制度的迫切感不如歐美國家。

三是就澳大利亞福利制度本身來說，它是基于英國福利制度的模式，在吸取經驗教訓和謹慎探索中，結合本國具體實際情況，逐漸建立起來的。

這一方面避免了諸多失誤和損失，但另一方面則導致其發展速度緩慢。澳大利亞福利制度形成的歷史從20世紀初算起，已有一個世紀。作為澳大利亞社會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內容與特征之一，它是伴隨著民族的成熟、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演進和社會的需要而不斷提高、擴展、加深、修正和補充，逐步得以形成、完善和確立。在這過程中，澳大利亞民族意識所具有的本土化揚棄功能顯示出了巨大作用，使原本被澳大利亞人視作“舶來品”的西方福利制度逐漸植根于澳洲大陸，進而形成適合澳洲社會，具有澳大利亞特色，并促進澳大利亞社會轉型的社會制度。它對人們的行為規范與價值觀念、各種社會利益集團關系的重新調整以及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而難以估量的。

澳大利亞社會保障制度的啟示

(一)社會保障模式和水平應與國力、國情相適應。澳大利亞現行的全民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與該國多年來的國力、國情的發展變化是基本相適應的。人口少、國力強是澳大利亞的一大特征,這也是其實施高福利的主要基礎。與澳大利亞相比,我國的情況反差很大。首先是人口多,為世界之最,是澳大利亞的66倍。而且居民身份復雜,有農業與非農業之分,老年人比重大,人口老齡化進程快。再看綜合國力,我國人均GDP只有6231元人民幣,還不到澳大利亞的二十分之一。加之,我國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較大,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保障模式只能是多層次、城鄉有別的,而不是全民型的保障,是溫飽型的保障而不是福利型的保障。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

(二)堅持國家、單位、個人共同擔負、“三位一體”的社會保障體制。澳大利亞社會保障制度有上百年的歷史,在社會保障金的供給方面,由聯邦政府預算大包大攬、聯邦與州政府分級負擔到聯邦政府、州政府與雇主、雇員共同負擔,經過了許多周折,闖過了多種難關,成為澳大利亞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里程碑,并正在著力推進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雖然時間短,但社會保障金由政府、企業(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的機制是來之不易的,行之有效,路子對頭,方向正確,應堅持下去,加以完善。今后,應逐步降低政府預算的投入比重,逐步提高個人、企業(單位)的負擔比例。只要與財力、國力和個人、社會的承受能力相適應,政府的負擔比例高一點或低一點,都不會影響政府在社會保障中地位和作用。更不能以政府投入比例的高低去確定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調控與監管職能。特別是在政府投入比重降低以后,一定要更加重視和加強政府的監管。

(三)強化財政部門對社會保障的調控能力。在社會保障方面,從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到財務會計和保障資金的管理與監督,澳大利亞的財政部門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多頭”管理中,財政部門不僅顯示了重要職能和作用,而且社會保障支出占政府預算支出的比重之高,也是少有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目前已經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全國財政系統率先成立了專門的社會保障機構;在中央一級,專門成立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打破了社會保障由勞動、民政、人事、衛生“割據”的局面。與之配套,省以下也將作相應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的調控能力還不強,社會保障支出在政府預算中的比例只有10%左右,僅相當澳大利亞的四分之一。不容忽視的是,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已經進入了“危機”時期,養老、失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正在“吃老本”,不少地方難以為繼。今后,必須“及時、足額”地把社會保障支出真正擺到各級政府預算的重要戰略位置,高度重視,嚴肅對待。

(四)加快社會保障立法。澳大利亞有社會保障大法,還有十幾部單項社會保障法規,目前的文字量已是六年前的2倍多,而且每年都要修改4—12遍。相比之下,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明顯滯后,大“法”沒有,小“法”也沒有,嚴格起來講是一無所有。從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發展和現實出發,在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法制方面應該把握這樣幾點:一是大小并舉,全國推進。既要加快社會保障基本法的立法,也要重視和強化地方性法規的建設,最好自上而下。二是先起步,再完善。經過多年的改革和發展,在我國進行社會保障立法的主客觀條件基本成熟,迫在眉睫。應先期出臺,再不斷地加以修正和完善,不可能一勞永逸。三是宜“粗”不宜“細”。過于求全、求細、求嚴,不利于盡早出臺,甚至有可能長期“扯”下去。但是,也不能粗制濫造,漏洞百出。四是突出重點,由點到面。如養老、失業、醫療三大社會保險,既是當前的熱點、難點,也是改革的重點,如能有所突破,對整個社會保障立法意義重大。

(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監督機制。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我國建立社會保障監督機制應注意如下四個環節:一是建立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在人大常委會內部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障委員會,賦予其相應的職能。二是加強社會對保險基金征收、支付、積累、運營、保值增值情況的監督。三是加強財政、審計監督。國家和地方的財政、審計部門對保險基金經辦機構的財務收支、資金管理和運營情況定期進行檢查、審計,并將結果向本級政府報告。四是加強社會保障系統內的監督、測評,從制度上杜絕虛報冒領社會福利現象。如建立虛報冒領監測、評估程序,對保障對象的財產、收入、就業等情、況進行評估、測評,對不夠條件的停止救濟,并給予一定的懲罰。

第五篇：關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論文

摘 要:福利國家型、社會保險型、強制儲蓄型、國家保險型是目前國外較流行四種社會保障模式。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宜選擇以社會保險型為主，強制儲蓄型及國家保險型并存的混合型保障模式。

關鍵詞:社會保障;模式選擇;影響因素四種社會保障模式

1.1 福利國家型福利國家型模式，以英國、瑞典為代表。

這種模式為公民提供了一套“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由國家來承擔所有的責任和風險。這種模式以公民的權利為核心，確立了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原則。但由于政府承擔了過多的責任，以致于財政負擔過重，同時也不利于國民勞動積極性的發揮。目前，這種模式在我國很難適用。

1.2 社會保險型模式

社會保險型模式，以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為代表。這種模式對不同的社會成員選用不同的保險標準，并以勞動者的社會保險為核心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與福利國家型模式相比，其缺陷在于:由于采取現收現付的方式籌集資金，費率受人口年齡結構、就業率的影響非常大。其優點是:建立了政府、社會、雇主與個人之間的責任共擔機制，具有風險保障的共濟性。這種模式比較適應我國農村。

1.3 強制儲蓄型

強制儲蓄型模式，以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為代表。新加坡在20世紀50年代創設了公積金制度，并由最初的養老用途逐漸擴展到醫療、住房等領域，成為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內容。強制儲蓄型模式強調雇主與個人的責任，缺乏政府與雇主和個人之間的共濟性，不具有普適性。

1.4 國家保險型

國家保險型模式，以前蘇聯為代表。二戰后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采用了這種模式。這種保險模式以社會公平為目標，保障范圍覆蓋全體國民。其缺陷在于給國家和企業造成了沉重負擔。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這種模式在我國已經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不宜再適用。但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仍可考慮在小范圍內、階段性地選擇使用。農村社會保障模式的影響因素

2.1 農村社會保障模式的一般性影響因素一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社會保障模式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同，對社會保障模式建立的出發點影響巨大，甚至存在有根本性差異。其次，政治體制不一樣，對社會保障模式運行產生的影響千差萬別。再次，利益群體對社會保障模式的作用非常巨大。二是人口因素。從家庭結構看，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農村家庭逐漸向核心家庭過渡，子女數目的急劇減少導致了每個子女所負擔老人的系數明顯加大，使得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難以保證。這就迫切需要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而養老保險和老年福利等將成為中國新的社會保障模式的關鍵領域[3]。三是社會文化與心理因素。長期以來，哺幼養老，“養兒防老”的思想在人們心中，特別是在中國農民心里根深蒂固，甚至上升到倫理和法律規范層面，直接影響著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四是傳統保障制度的因素。由于社會保障發展所具有的連續性和慣性，新舊體制的更替需要一個過程。因而能夠與現有的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模式建設過程將具有漸進性，新制度中會包容中國傳統保障制度中的有益部分。

2.2 農村社會保障模式的經濟影響因素一是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社會保障模式、結構及社會化程度。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時，國家財力充裕，國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的社會化程度也就越高，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對象全民化、保障的覆蓋面寬是理所當然的。二是經濟運行狀況。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必須與一定時期內的經濟運行狀況相適應。第一，一定時期內經濟的運行狀況制約著社會保障模式的覆蓋面和功能。第二，一定時期內經濟運行的供求關系制約著社會保障模式的重點和內容。第三，一定時期內經濟運行的特點決定著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三是經濟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并非根本經濟制度范疇，而是屬于經濟體制范疇，它是經濟體制中的穩定系統。從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的關系看，經濟制度是內容，經濟體制是形式。

因此，作為經濟體制組成部分的社會保障制度，必然要體現和服務于社會經濟制度。所以，社會經濟制度影響著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四是經濟結構。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都在發生變化，復雜化、多元化是總體趨勢，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難以定型，因而也對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產生重要影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

第一，農村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項目可以借鑒福利國家型模式，即以政府為直接責任主體，拋棄“施舍”觀念，將提供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作為政府的法定責任。既然《社會保險法》已頒布，那么農村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就應當長期化、穩定化。

第二，農村醫療保障可以分為農村公共衛生、農村合作醫療及農村補充醫療三個層次來進行模式設計。首先，農村公共衛生制度是整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基礎。這個層次應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貧困地區，可由中央政府承擔全部財政責任;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可由地方政府承擔財政責任;經濟條件一般的地區，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承擔財政責任。其次，農村合作醫療作為農村醫療保障的主體，這個層次可以綜合借鑒福利國家型模式和社會保險模式。由政府和農村集體組織以及農民個人分擔籌資責任。經濟發達地區，可由集體組織和個人來承擔大部分籌資份額，地方政府給予適當補助;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村集體組織按5:3:2的比例分別承擔籌資責任;經濟條件一般的地區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個人各承擔I/4的籌資責任。再次，農村補充醫療保障制度適用于經濟基礎較好的農民群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商業保險的屬性，因此，這個層次可借鑒社會保險型模式[4]。

第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可借鑒社會保險型模式。從目前情況看，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及運營大體有三種:現收現付制、完全積累制、部分積累制。其中，現收現付制是以近期橫向收支平衡原則為指導的基金籌集模式。但現收現付制容易導致代際收入再分配，即當代人的受益支出需要下一代人來提供，從而使得社會養老保險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無法相對應。

完全積累制是以縱向收支平衡原則為指導的基金籌集方式。它是在農民勞動期間，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由集體組織和農民定期繳納保險費，并記入個人賬戶，作為長期儲存積累并增值的基金，其所有權歸個人。

部分積累制是介于現收現付制和完全積累制之間的混合籌資模式。即在現收現付制的基礎上，在國家、集體和個人支付能力范圍內，比現收現付多籌集一部分金額作為積累基金，使收大于支，從而積累一部分基金，以適應人口結構變化的需要。

參考文獻:

[1] 陸菊芳.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化解對策[J].經濟師，2007(2):88-89.[2] 王 越.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3] 鄭功成.社會保障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4] 石秀和.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