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史學史》讀書筆記.doc

史學理論讀書筆記

從遠古傳說到馬克思主義史學

——讀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看中國史學發展

文學院中文系08級1044408029 徐衛明

[摘 要]白壽彝主編，瞿林東、陳其泰、吳懷祺、施丁、顧誠等五位教授撰寫的《中國史學史》，于2004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史學史》是歷史學專業基礎課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遠古時代神話傳說，下迄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馬克思主義史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通史性質的史學史教本。這本書匯注了白壽彝及他的學生兩代人的心血，是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的智慧結晶，是推動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強勁動力。

[關鍵詞]白壽彝

《中國史學史》

著作特色

啟示與反思

史學史是一門還在樹立中的學科，還處于發展期。“史學史的任務是闡述史學發展的過

[1]1程及其規律，闡述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及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在整個史學史領域，我們須照此推演中國史學史的梗概。

中國史學史是研究中國史學本身發展過程與及其規律的學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國史學史》出版，標志著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啟超便第一個提出撰寫中國史學史專著的設想，而后，此領域學者前赴后繼。我們一般說，在20世紀20到40年代，中國史學史初現雛形。而作為史學史學科豐碑式的人物白壽彝，其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及建設貢獻巨大，影響不言而喻。

1964年2月29日，白壽彝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文《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確提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在闡明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同時，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要批判地總結我國史學成果。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個經常任務。”基于此，寫好教本又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環節，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學專著的、具有通史性質的《中國史學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讀《中國史學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國史學史》內容上起遠古的傳說時代，下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史學。全書共8章，43萬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時期：中國史學的童年；第二章，秦漢時期：中國史學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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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史學的發展；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第五章，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史學；第六章，近代史學(上)；第七章，近代史學(下)；第八章，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書總結和借鑒中華民族史學的優良傳統和成果，闡明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特點與規律。白壽彝先生深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影響，十分注重將中國史學史發展放入中華民族文化系統中來考察，使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得到了科學的說明。參加本書編寫的成員，都是在史學研究領域內有很深厚功力的專業工作者，還是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該書文筆流暢，敘述清楚，說理深邃而又不顯枯燥，對于非歷史學專業的我來說，其也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1.遠古的神話傳說是中國史學的起源

中國史學的起源，是研究中國史學史分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史學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認為史學開端于史官。而本書首章第一節即遠古的傳說，這就意味著白壽彝先生把中國的史學起源定格在遠古神話傳說。他說，“中國史學的歷史起源，可以從遠古的傳說說起。無論從歷史意識來看，還是從傳述歷史的形式來看，追本求源，中

[1]1國史學還是要從遠古的傳說說起。”所以本書開篇便談遠古的神話傳說，這體現著白壽彝先生的獨特見解。

在我看來，本書利用神話和傳說來說明歷史，探索史學發展的淵源，是極具開創性的。從書中我們知道，遠古的神話傳說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戰勝自然災害和在生產中取得成功的傳說，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媧補天、后羿射日、農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棄等；一類是氏族由來和氏族、部落間原始戰爭的傳說，如禹、契、棄、公劉的傳說，黃帝、蚩尤大戰等。遠古的傳說不僅反映氏族社會人們的歷史意識，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實的歷史內容，包含更多的歷史真實性。依據這些神話傳說，我們可以了解到遠古時期的神意史觀。在這些零零散散的神話傳說資料中，有關于遠古時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關于氏族神的傳說，有關于朝代更替原因的傳說，“在具體事件上這些傳說不一定完全真實，但作為當時人們的一種意識的存在卻是真實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們反映了遠古時期人們的歷史觀念。”白壽彝先生告訴我們，應透過神話傳說的表象而注意其內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們來探討氏族社會人們對于自然、社會、神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原始意識，這種意識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著文明時代史學家的歷史觀點的發展和史學的面貌。

在對待整個歷史分期上，本書共八個章節，即八個分期，白壽彝先生既考慮到史學自身所表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顧到史學發展與當時社會的關系這一橫面；既突出了史學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國史學發展大的趨勢，使中國史學史的脈絡清晰明朗。

2.注重史學發展脈絡的整體性，同時在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學術生活和成就 本書以時間順序來闡述史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以歷史朝代為線索，貫通古今；同時注意史學家在歷史發展潮流中的思想變化，把史學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及時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層次地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如著者在介紹劉知幾和《史通》時，不忘提及其所處時代背景。在隋唐時期，門閥地主形成和發展起來，代替了前一時期的世家地主，成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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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階層，有不少皇朝重視以皇家力量組織官書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績，劉知幾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書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在時代發展潮流中，著者還提到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理論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體現在他一方面提倡直書精神，認為直書產生“實錄”，其社會影響是“令賊臣逆子懼”；另一方面，他始終維護“名教”觀念，認為“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實錄直書”理論便在徹底性上大打折扣，強烈的“激揚名教”意識，也和直書原則“唱反調”。著者在分析劉知幾的理論思想時，結合時代背景，闡明了隋唐時期極重的門閥觀念是體現在劉知幾思想和著作上的時代印記，從而，我們也能在時代大潮中把握史學家劉知幾的思想變化。

在我看來，從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理論和思想，從而看到時代潮流對其理論和思想形成的影響，我們也就能夠辯證地看待史學家的思想理論的進步性和局限性。站在這個角度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章學誠的史學和方志學尚屬封建文化的范疇，在其方志學的理論表述中帶有明顯的儒家傳統思想和道德。我們也就不能強求章學誠以新史學批判封建的舊史學，在時代潮流中，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學誠所能承擔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本章編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見解是獨到的。

3.注意史學發展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

在第二章第一節中，著者特別提到“尊儒和陰陽五行說、讖緯說的流行”這一內容，旨在說明社會現象、社會思想對史學發展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著者在書中提到“儒學國教化，也就是儒學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統治者所能承認的教義為準則，必須頂禮膜拜，[1]3刻板地服從，這對于史學的演進當然產生了消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禁錮了史學家思想，鉗制了史學發展多元化趨勢。在論述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迷信思想的盛行對史學演進的影響時，書中分述兩方面：一方面，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對包括史家在內的學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對學術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如劉向、劉歆父子著書宣揚陰陽五行說為封建政治服務；但另一方面，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得到了考驗，有識見的史家和學者在唯心主義思想泛濫的困難條件下，繼承了孔子和司馬遷以來不妄災異、重視人事、重視總結政治成敗經驗的傳統，對唯心迷信的邪說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譚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來，把握史學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有利于我們理解史學思想產生的影響因素和史學思想的時代印記。以第四章第二節中“理學對宋元史學思想的影響”為例，本書著者探討了史學思想發展與理學間的相互關系。理學的產生，使這個時期的史學思想打上了的鮮明的時代印記，理學家關于天人問題的探究，左右著宋代史學求通的觀點，同時，理學家把史學作為“格物窮理”的一種手段，求歷史盛衰之理，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史學思想的發展對理學體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把社會思想同史學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能明晰史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和規律，從而在橫向上把握史學發展的方向和動機。

4.體現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學術傳承

史學發展規律體現在諸多方面。在史書編撰體例上，白壽彝先生致力于史學在每個階段的發展情況，描繪其發展線索。如司馬遷開創“紀傳體”史書編撰體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陳壽《三國志》、范曄《后漢書》、“二十四史”相繼繼承和發展“紀傳體”體例，白壽彝先生將其體例一一道出，以尋求著史書的規律性，同時，每談及一部著作，必說明其體例，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都作論述。在史學思想的傳承性上，白壽彝先生將每位史家的史學思想單作論述，如第二章第三節“劉氏父子的史學思想”、第三章第五節“杜佑的史學思想”、第四章第七節“馬端臨的史學思想”、第五章第三節“王夫之的史學思想”等，注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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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和前后的內在聯系。在歷史文獻學的發展上，白壽彝先生同樣是采取類似論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節“歷史文獻學的成長”，其后對鄭樵、馬端臨在歷史文獻學上的造詣也多加論述。這種一脈相承的寫法，很好的體現了著者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建樹。

在我看來，《中國史學史》的這種編寫方式很好地體現了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著書的思想。以線條的方式將屬于一個系統的知識很好地穿起來，邏輯性強，呈現一個完備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又反映發展的全過程和發展特點及內在規律性，給讀者一個清晰的系統和明朗的概念體系。在前后對比對照中，找尋史學時代特點和運動規律。

5.著作內容豐富，細致入微，點面結合

對每一位編者來說，《中國史學史》都是他們智慧的結晶。該書內容翔實，引證豐富，細致入微。該書在整體上勾勒出中國史學發展的框架和脈絡圖，同時又對每個時期的史學發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詳細的論述。我們來看書中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繼續發展”，開頭兩節，綜述宋元時期史學、史學思想和歷史文獻學的發展，在這其中包括六個小點來佐證宋元時期的史學發展的總體特點。在每一小點中，著者善于運用原始史料來論證其觀點，讓讀者甚覺踏實。如著者直接采用《進<資治通鑒>表》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來闡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意圖。

本書點面結合可謂匠心獨運。“點”，最明顯的體現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單獨論述；“面”即是指史學發展的整體概貌。作為教本，該書十分注意史學史知識的全面性；作為學術著作，該書又在寬的基礎上有重點地深入論述。通過“面”的論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們對該時期的史學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過“點”的分節或分目對重要史家、史著、史學現象或史學思想進行細致剖析。通過對典型史著或史學現象的評述，精雕細琢般把史學發展的水平具體而微地展現出來。

總的來說，白壽彝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高水準的中國史學史著述，有自己獨特的體系、風格和規模，讀后我們在感嘆之余更多的應該是一份思考。

二、讀《中國史學史》，我的幾點認識

中國史學的發展和中國歷史的演進，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中國這片土地是中華民族的[3]1古代先民生息并創造了燦爛文明和輝煌歷史的環境和舞臺。”同樣，我們回顧中國史學的發展，也不應該忽視這片孕育了幾千年文明的中華大地。中國史學的起源是遠古的神話傳說，我想，神話傳說是離不開這塊土地，離不開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創造和探索。史學史知識的兩塊內容是過去的史學發展的狀況和今天對那些史學面貌的理解，過去發生的史學正是我們民族智慧的體現，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學。歷史在演進，史學在成長，史學史記錄著史學的演進，環環相扣，中國史學發展的系統，在《中國史學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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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史》極具教本特色。我們知道史學論文的表達方式有4種，即專著、論文、綜合體史書和教材。教材區別于其他三種表達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統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統地陳述該領域盡可能全面的知識。教材的編寫不要求對知識的創新，也不要求對已采納的觀點進行論證，至于論證，是讀者需要做的思考，讀者要懂得教本為什么這么說而不那么說；同時，教本旨在給讀者一種總述方式上的一點啟示和引導，這是《中國史學史》編寫所秉承的一些準則。當然“那種教本中只能寫大家公認的有結論的東西的說法和做法，對

[1]2于新興的學科只能是一種阻礙”，所以本書在編寫上也謀求一些變化，比如在編排體例（章節體，注意歷史時期的階段性）和編寫內容（遠古神話、史學思想、歷史文獻學、歷史文學史學著作）上都有一些創新。

當然，《中國史學史》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有些章節在論述過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內容有些過多。在第五章第六節“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大段引用章學誠原話，不利于本書著者的觀點表達，同時給讀者造成不便，有損教本的傳播旨意。另外，書中對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論及較少，我們只能從“皇朝史撰述的興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內容中初見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端倪。當然，沒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盡管有一些缺點存在，我們卻不能忽視《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所謂瑕不掩瑜。

一本《中國史學史》雖不能囊括中國史學發展的全貌，但作為大學教本，其價值卻不言而喻。讀罷，寫下一些東西，以饗勞自己。

參考文獻

[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薛瑩.讀<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散記[J].史學史研究：1987，01.[3]趙毅，趙軼峰.中國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

第二篇：中國史學史復習資料

1．編年體：是我國最早的史書編纂體裁之一。孔子刪定的《春秋》采用編年體，初步將人物、地點、時間、事件四個因素結合起來記敘歷史，它已有了明確的時間順序，把事件有系統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編排，上下連貫，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過程。這種體例經過《左傳》作者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2．紀傳體：是以記載歷史人物事跡為主的史體。創立于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該書以本紀記載歷代帝王的事跡和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譜列年爵；以書的形式記歷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記載諸侯公卿的事跡；以列傳的形式記社會各階層人氏的事跡。以后歷代正史均沿用這種史體！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所著。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該書所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也涉及到歷代的典章制度。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等九門，對每一種制度，都能綜慣古今，溯源明流。該書為編寫制度通史開創了先例

4．《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含 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記述了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三千多年間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其內容豐富，堪稱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讓歷代學習。其記錄的時間、范圍廣泛，事跡全面，人物豐富，涉及典籍面廣，在史料搜集取舍上，為后世樹立了典范。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尊重史實，秉筆直書，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史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5．《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是我國古代社會杰出的史學家。《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并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著名的“三長論” 和“直筆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應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后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劉知幾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古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代表作，與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干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其一，“六經皆史”論。關于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于“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于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

7．二重證據法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把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作為一種重要的治史觀念和方法，是20世紀初年中西學術交融和新史料大量發現刺激之下的產物，此為其所具有的強烈的時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等新出地下資料進行多方向多層次的大量研究的情況下，王國維最終總結出了綜合利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這是王國維昭示后人的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影響深遠。

8。《海國圖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撰的最詳備的世界史地著作，書中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戰艦和火器生產技術；系統的的闡述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辯證關系。是一部研究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探尋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之路的維新思想的啟蒙書！

中國古代史學產生應該具備哪些基本條件？（1）文字的發明。沒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書，對于某件事情，如果沒有文字記載，單憑記憶，不可能長久。有了歷史記載的材料，才能編纂成史書和產生史學。(2)歷法的產生。因為史學史以時間為基礎的，有了歷法才能推算時間，確定歲時年月。一部史書如果沒有確定的時間，即使史料載豐富也是毫無簡直的。（3）歷史意識的產生。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史為鑒，作為施政的依據；同時作為教育后代的教科書等

9．《 史記》與《漢書》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內容等方面有哪些差異？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僅記載西漢一代歷史。在體例上，《漢書》對《史記》體例進行了改造，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傳，同時創設了《惠帝紀》、《地理志》、《食貨志》、《藝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傳記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獻，如《董仲舒傳》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貨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說”等。《漢書》還詳細記載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歷朝的歷史）《）《）《）

10．劉知幾的史學貢獻

1、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史學發展狀況，使史學評論走上了獨立發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記載的虛偽，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對古人和經典進行了批判，體現了一種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經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規范史書修撰環節。對史料：主張“采摭群言”，對“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須堅決舍棄；論史事：主張荀悅、干寶提倡的“五志”，再廣以“三科”，反對“四煩”； 論人物：選擇惡可戒世、善可勸后者，反對“愚智畢載，妍媸靡擇”。

4、論述了各類史體的長短得失，提出了史體特別是紀傳體的發展方向。

（1）論古今史體，歸為“六家”。認為古代史學是發展變化的，史書體裁是不斷演進的，他把古代史籍分為記言體、記事體、編年體、國別體、通代紀傳體、斷代紀傳體六家，并一一考鏡其源流發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對編年、紀傳二體短長進行剖析。編年體按年記事，但人物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紀傳體內容豐富充實，但紀傳體多重復，時間概念不清。“二體”各具短長，尤其對紀傳體的體例和結構作了理論總結。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發展，揭露了史館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發展：在《史官建置》篇，劉知幾對唐初以前的史官發展脈絡加以條梳。（2）唐代設館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難以直書；監修者眾，史官無所適從；監修不當，銓配無 法。

6、提出“史才”標準，奠定后代史學人才標準 史官素質：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編次勒成，郁為不朽；高才博學。史學人才標準：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才”：組織史料和表達的能力；“學”，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識”：是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學貢獻

郭沫若開辟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科學道路。他在1929年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存在，而奴隸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奴隸制本身后來又轉化為封建制。它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學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而中國歷史的進程同樣是受這個普遍規律所制約的。這是郭沫若對中國史學的重要貢獻，也是有利于中國革命的重要論點。郭沫若出版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這是研究先秦學術思想的姐妹篇，他還為中國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獻學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他根據形式、花紋、文體和字體，為中國青銅器的分期提出了權威性的看法

第三篇：中國史學史復習材料

先秦史學的特征：

1、史學撰述體例的特征。

先秦史學在撰述體例方面，歷經了一個持續不斷的演進變化的過程，這與史學形成與發展所應具備的相關要素及相應條件密切相關。文字形成之后，結繩刻畫和口述傳承被神話傳說的追述形式所替代。歷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現、政事的需要，漸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載體的政令檔案匯編，進而形成早期的編年體史著。隨著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細密、社會生活劇烈變動的需求等諸多因素，史學撰述體例逐漸豐富多樣，并駕齊驅，編年體漸趨完備，國別記言體形成，紀傳體通史規模初具。

2、史學記載內容的特征。

隨著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史學撰述體例自身的發展、史學主體意識的形成、史學功能認識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動史學記載的內容不斷發生相應變化。先秦史學記載的內容，呈現著記事內容從簡到繁、單一到多重、簡單到復雜、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觀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會人生的全貌的層遞式的發展變動演進的特征。

3、史學主體意識的特征。

在人類社會歷史生活的發展變化進程中，中國古代先人在與自然的抗爭中，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在爭取生存、發展和追逐利欲的紛爭中，史學主體意識逐次呈現出從古到近、人數由少到多的自覺意識不斷累積增強的發展變化趨勢。

4、史學功能原則的特征。

隨著史學的發展完善，史官制度的發展完備及其職分職責的細密化，歷史經驗教訓的累積，史學意識的自覺化的增進，以及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形勢變動的需要，人們對史學功能原則重要性的認識與時俱進，使之呈現出漸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識的特征。如史學借鑒功能的形成，疏通知遠認識功能的形成。

5、史家歷史觀念的特征。

伴隨著史學多重因素的發展變化，歷史社會生活環境的劇烈變動，歷史典籍的漸次增加累積，史家認識的不斷提高深化，史家的歷史觀念呈現出層出不窮、多家并存、互促互進、各領風騷的競爭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歷史觀念的不斷變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觀、圣王史觀、民本史觀、復古史觀、循環史觀、變易史觀等歷史觀念，不斷推動影響著先秦歷史的發展進程。

總之，先秦史學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進并且推動了先秦史學從萌芽到規模初具的發展進程，為中國史學的發展形成奠定了堅實寬廣的基礎，并對其后中國史學的發展演進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秦漢時期的史學特征：

1.開創了紀傳體編史的先例。

紀傳體是秦漢史學的創造，司馬遷是開創者。他在《史記》中采用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本紀放在全書之首，按年月次序編寫帝王的歷史，以記載帝王的言行政績為主，同時敘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書記載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這五個部分既有分別，又有聯系，相輔相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五種體例中，又以本紀和列傳為主，故稱為紀傳體。在《史記》的影響下，紀傳體成為我國史學的最重要編寫體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這種方法編寫的。2.厚今薄古的史學觀念。

秦漢人寫時大多厚今薄古，與現實緊密聯系。在著史中，略古詳今。《史記》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當代史，班固的《漢書》，荀悅的《漢紀》以及官修的《東觀漢記》都是以當代史為主，而且由當代人寫當代史。充分說明秦漢史學家著述為現實服務的觀念。

3.秦漢史學進入了新的時期。

秦漢史學出現了繁榮的現象，史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愈來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顯。因而編寫歷史書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出現了大部頭的史學著作，如《史記》，《漢書》等巨著，而且這兩部著作均為私人編寫。與此同時，統治者愈來愈重視史書的編寫工作，特別是組織人力集體編寫，如《東觀漢記》等就是統治者組織學者進行編寫的。官修史書由此登上歷史舞臺。另外，隨著史學地位的提高，史書的列別比以前明顯增多，在紀傳體之外，還有編年體、雜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晉南北朝史學特征：

1、史學的多樣化發展以及學科批評的展開。

史學的多樣化發展，集中體現在四點：第一，史書的數量宏富，體制不斷創新，種類多樣；第二，史書的作者來自社會不同階層，而且既有漢族，又有少數名族，成分多樣；第三，史書的領域一再拓展，專史門類多樣；第四，史學評論的逐步深化，史評對象多樣。從主要評論史事，到轉而以評論史家、史書為主，再到開始探討歷史學發展的歷程。

2、史學的學科獨立及其官化傾向。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又一顯著特征，是史學擺脫了經學附庸地位而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史學的學科獨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圖書目錄的分類，二是學校教育與學術機構的設置。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官化傾向更集中的體現，一是自曹魏起開始設置專職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監修國史的“史館”制度。

3、史學上的門閥觀念和民族意識之印記。

當時的史學，從形式到內容，都烙上了門閥觀念的印記：一是譜牒、譜學的盛行和“譜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別傳的大量涌現。三是正史的本紀和列傳成了門閥士族的譜牒家史。狹隘的民族意識是魏晉南北朝史書中的最普遍的表現。史學成了他們為本族和本族政權爭奪“正統”地位的工具。同時，主張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的思想和堅持國家統一的觀念，在魏晉南北朝史學中也有所發展。

隋唐五代史學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學的程度加強。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承北齊之制，設立史館，擴大編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學的人為史官，以宰相監修，直接控制史書的修撰。

2、更加重視史學的鑒戒作用。

這一時期以魏征為代表的史學家，強調史學的鑒戒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調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視民心向背與政權興衰的關系；第三，注重君臣關系，強調君臣相輔。總之，這一時期編撰的史書，主要把亡國之君的行為當成本朝皇帝“取鑒”的基本內容，從反面向當時的統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鑒的治國方略，即注意調整君民關系、君臣關系，實行“以靜求治”的施政方針。

3、史書種類與體裁的多樣化。

史學在這一時期，有了長足的進步，各類型、各種不同體裁的史書紛紛出現。舊有的編年、紀傳體史書無論記載內容，還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體、地理書、方志、史注、史評等新的史體也大量出現。同時。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雜史、故事、筆記，有價值的類書以及眾多的佛道經典，文集數量明顯增加。

宋遼金元史學特征：

1、完備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趨向完備，不僅超過了前代，而且比明清嚴密。遼金元設立了自己的修史機構，雖然沒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較系統地保存了本民族的歷史。元代翰林兼國史院，開明清翰林國史院的先河。

2、會通的史學思想。

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敘述從戰國到五代的治亂興衰；南宋鄭樵繼承司馬遷通史之風撰《通志》，并明確提出了“會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是繼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體通史。“主通明變”成為當時的風氣。

3、史學的義理化傾向。

一方面宋人學習《春秋》褒貶筆法，借以懲惡勸善。以義理斷史事，以史事證經義是義理史學的另一個內容。朱熹認為漢高祖、唐太宗雖然有大功業，也不值得肯定，因為他們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義。到元代，理學被確立為官方思想，理學化的史學占據主導地位。

明清史學的特征：

1、歷史著述的總結性趨勢。唐甄的《潛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總結性著作。王夫之的《讀通鑒論》與《宋論》是歷史評述的總結性成果。章學誠是全面總結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杰出史學家。《校讎通義》是一部系統的歷史文獻學理論的總結性著作。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我國第一部最為完整的學術史專著。《大明會典》、《大清會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樂大典》、清《古今圖書集成》兩部類書以及空前的大叢書《四庫全書》，都是古代文獻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則是目錄學的總結性成果。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均為體大思精的歷史地理學杰作。

2、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實。王世貞治史求真務實的精神，開這一時代史學考證風氣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先驅。乾嘉學者嚴密的考證方法，實事求是的學分、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值得提倡。

3、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學者，不僅精通經史子集，而且關注天文、地理、水利、醫藥、士農工商等應用學科，表現出寬廣的文化視野。

明清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還表現在通俗史學的繁榮。綱鑒類史書、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盛極一時。明清史學不斷走向社會深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表現形式，歷史知識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到了普及。

4、具有啟蒙色彩的史學思想。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落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出現了市民階層。社會的變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學領域，興起了反理學、“六經皆史”與經世致用三股史學思潮。

劉知幾的史學理論：

１．劉知幾在《史通》中明確指出，史家治史不僅僅是勸善懲惡，而必須將史學作為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視史學的功用，強調史學與政治的聯系，這種理論不僅在當時，就是在后世也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２．劉知幾以前的史學家多鼓吹“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劉知幾對此大加批評，他認為成敗與天命無關，今未必不如昔，只不過歷史在發展。社會發展必然出現新特點，這是一種客觀的、不以“天命”或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勢”在起作用。這在當時是進步的歷史觀。

３．劉知幾史學思想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考察中國封建史學發展過程時，從理論上論證了以下兩個問題。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長論”，認為一位優秀的史學家應該具有史才、史學、史識。所謂史才，是指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和書寫記事的技巧；所謂史學，是指豐富的史學知識和史料知識；所謂史識，是指過人的見識，即分析歷史事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態度。劉知幾認為一位史學家要搞好歷史，“三長”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學又離不開史識。其二，他主張直筆著史。劉知幾從歷史記載的真實出發，大聲疾呼“直書”、“實錄”，揭發和斥責對歷史進行歪曲的現象。并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史學發展中提倡直書的傳統，明確地將“直書”作為編纂史書的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加以論證。

章學誠的史學理論：

1、經世致用論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對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闡發。他認為，研究歷史要有效發揮作用，必須堅持詳近略遠的原則，注重研究當代史；還應根據不同的社會特點，使研究符合時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開風氣之先，千萬不可為世風所囿。

2、六經皆史論

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切合時事、服務于時事的歷史著作，“六經皆史”的“史”，既具有“歷史資料”的含義，用以矯正宋學空談義理的弊病，同時，又具有經世之史的內容，以反抗乾嘉考據學派閉口不談義理的流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為史料搜集、歷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3、史義論

史義論是章學誠史學思想的中心，最終把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推向最高峰。史義（又作史意）是相當于史事（歷史事實）、史文（歷史文筆）而言，指的就是歷史理論和觀點。章學誠主張只有具備史義的著作，才稱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則只是史料匯編。

4、史德論

章學誠在總結唐代劉知幾才、學、識三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質是具備史德。史德的內容不只是據實直書、書法不隱，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如實反映客觀歷史，能以理性制約情感。

5、史書編纂論

（1）章學誠提出要創立新史體，以改造舊書籍。新史體由本紀（按年編排的大事紀要）、因事命篇的紀事本末、圖表三部分組成，綱舉目張、圖文并茂。

（2）主張編寫通史。

（3）將史籍按內容和功能分為撰述（著作之書）和記注（為著作提供材料的資料匯編）兩類。

（4）擴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圍。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講求文字技巧，往往影響史書記事的真實。

野史：野史是與正史相對應的史學門類，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典志等體裁的私俢史書，也包括筆記、詩話、紀聞、稗史等，形式不拘，內容包羅萬象。

通俗史學：通俗史學是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的總稱，在擴大史學的社會影響、普及歷史知識方面作用大。筆記：筆記（又稱雜記、筆錄、叢談等），是隨筆記錄當時見聞、閱讀心得的一種書籍，大致可分為小說故事、歷史瑣聞、考據辨證三類。

第四篇：中國史學史教案

中國史學史教案

附中國史學史參考書目：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白壽彝《中國史學史教本》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倉修良《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中國史學批評縱橫談》朱杰勤《中國史學史》等等,以上史學史，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史籍介紹和匯編為主，闡述其源流，考訂其史官制度之變遷，重于歷史文獻學和制度的發展；另一類為歷史哲學方面的內容，闡述歷史意識的產生、歷史學的形成與歷史發展的關系，探求史學發展的規律，以及史學對當時社會的影響。

第一講

中國史學史的目的和任務及史學的起源

一、中國史學史的任務

中國史學史是闡述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闡述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清代樸學的興起與其時代的關系，宋代理學興起與史學著作之風格如司馬光與司馬遷對于三家分晉的記載大不相同）及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如甲骨文的了現對于古代歷史認識的改變，黨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僅是史學的總結，更標志著政治方針的重大變化。），（中國的歷史學真正成為一門科學則是新興的學科，近人梁啟超、夏曾佑在建立方面有一定功勛，他著有《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新史學》等著作，盡管不夠嚴謹，其奠基之功不可沒滅。）通過敘述史學本身由低級向高級的演進的具體過程和源流演變進程，并揭示其發展規律的歷史。

歷史學與歷史是有區別的，歷史是曾級發生過的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上的真實事實，而歷史學則是通過利用史料來研究和描述人類歷史的學科，它包括占有史料、認識歷史以及歷史研究、歷史編纂的理論和實踐，帶有很大的主觀性。

歷史學的發展基本上是與歷史的發展相一致的。一方面，史學隨著歷史（諸如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的了發展而發展，并在促進歷史的發展中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它又因為對歷史的認識需要有個認識上和技術上的準備過程，往往表現出滯后于歷史發展的現象（人們的認識水平是非常重要而關鍵的，如對于紅樓夢的研究可謂見仁見智），甚至不如哲學和政治學那樣跟得上歷史的腳步。歷史也是變化發展的，要從后往前進行觀察，正如人們所說的“周公畏懼流言日，王莽謙恭待士時。若是當時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誰知？”。（又如人們對秦始皇修陵墓大加撻伐，但今天秦始皇陵及兵馬俑為我們創造了大量財富。）

二、史學的起源

自從有了人類的歷史，就產生了人類最初的歷史意識。我國原始社會的人們，在生產斗爭（治水平土和耕稼）和氏族部落間械斗的過程中（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黃帝與炎帝和蚩尤的戰爭等等），為了積累和保存以往的經驗，紀念那些為公眾利益做出貢獻的英雄人物以及自己的祖先和氏族的起 源的傳說（這反映了原始婚姻關系的情況，如盤古氏開天地，如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商的祖先，棄為其母姜原踐巨人足跡所生，《山海經》、《詩經》、《史記》等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多有），先是口耳相傳，繼又輔之以結繩刻木的手段幫助記憶，這種原始的歷史觀念和流傳方式，是歷史記載發生的前提。這些遠古的傳說在史學上的價值，恰恰在于它是遠古的和非史學的，只有它們才能提供關于史學來源的材料。首先，遠古的傳說不僅反映了氏族社會人們的歷史意識，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實的歷史內容。其次，當人們創造出來文字以后，這些遠古的傳說經過后人的加工、整理并記載下來，成為史學家探索、揭示先民初始時期社會歷史面貌的重要資料。第三，遠古的傳說所反映出來的氏族社會人們對于自然、社會、神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原始意識，曾在相當長的年代里影響著文明時代史學家的歷史觀點的發展和史學的面貌。今天，我們從先秦史籍中還能看到被保存下來的一部分古代神話、故事傳說，盡管這些資料記載是零星的，并且免不了都經過后人的加工，而且各書的記載亦互相差異，但無疑都是現實生活斗爭的反映，是古代歷史的鏡子，而不是后人憑自己的臆想所虛構出來的。后來文字與歷法產生以后，人們又用文字來記載歷史事件及其發生的時間和空間而形成了歷史著作，歷史學終于產生了。

三、史籍和史官

中國史學的產生于奴隸社會，從夏到到西周的一千多年間，奴隸主不僅占有物質資料的生產，而且壟斷著精神產品的生產，歷史學被奴隸主階級所壟斷，因此，這一時期的史學無不打上奴隸主階級的烙印。早在原始社會末期的顓頊帝和帝堯時，因為上古時期“古者民神不雜”，由于出現了九黎亂德的情況，人人可以溝通天人，致使 “民神雜糅”、“民神同位”，使神靈 “無有嚴威”，于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國語·楚語下》）第二次是在帝堯時期，他出兵征伐三苗，所謂“報虐以威，遏絕苗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尚書·呂刑》）這樣就把溝通天人的特權掌握在奴隸主階級自己的手中，他們這種壟斷是通過巫覡（男曰覡，女曰巫。）來實現的。

我國從夏代起進入階級社會，出現了國家機構，于是就要擬定各種制度，發布政令，從而產生了文書。各個部門進行工作，都各有自己的文件，如軍事、政治、生產技術等等，將這些文件分類加以保管，就成為檔案，這些檔案文件便是最早的成文史料，流傳至今的《尚書》就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檔案文件匯編。

天命思想是商周奴隸主階級繼承原始社會人們對于自然（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認識的一種遺跡，也是他們進行階級統治的一種工具。殷商奴隸主階級認為天命決定著人事，如史書上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以此神化自己對于現實世界的統治。殷人已有明確的史書記載，所以《尚書》上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西周統治者雖然鑒于商亡的歷史教訓，感到天命不可盡信，但他們提出的“以天為宗，以德為本”的原則，仍然帶著舊的迷信天命的色彩。商周統治者都從天命論證歷史和說明現實的情況，表明神意史觀在當時占著主導的地位。

當時輔佐商王和周王進行統治的官吏，具有宗教首領的性質，他們的知識結構具有宗教祭祀方面的知識、中醫藥方面的知識和天文方面的知識，是中國第一代的知識分子，也負有提供歷史經驗的責任，所以叫做巫，也可以叫做史，所以上古時代是巫史不分的。其中有一些史官，雖然不是專為記載歷史而設，但他們 除交通神人、處理政務、箴君王、備顧問外，還掌管文書、起草公文、記錄時事。還常為國君講授歷史，以使國君無忘先王之業，當時的統治者還把歷史當作教育后代的課本。這樣，大約在距今三千七百多年以前，我國就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后又連續不斷地產生了甲骨文、金文，《尚書》、《詩經》等最早的一批文字資料和作品。未能成文的歷史和時事，則主要依靠瞽史（可見古代人們的社會分工是很合理的，也是各用其所長，人盡其材），默記口誦，賡續流傳。

從甲骨文起，在歷史記載中所包含的時間、地點、人物及事件始末諸要素日趨完善，涉及到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的各個方面，其寫作技巧也日益提高，歷史著作產生的條件已逐漸成熟起來。

“史”字原義，并非指書，而是指用文字記事的人，是職務名稱，如同后世起草文書、掌管文件的秘書、書記之類的官吏，職位并不太高。在西周，一些下級機關部門，凡是從事于記事的官吏皆稱史。（中國古代很多制度是從周代完善起來并有典籍記載的。）《說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對此，清代學者江永曾作過解釋，認為這里的“中”是指簿書，“又”是指右手，手持簿書為“史”，這正與周代那些起草文書、掌管文件的官吏叫“史”之義相符合。為什么當時把簿書叫做“中”呢?清代另一學者吳大澄有過進一步的說明，認為“中’字是“冊”的簡筆字，持中就是持冊。周代把辦理文書的工作叫做“治中”，這個“治中”也就是治冊，是辦理文書的的同義詞。

夏代既然已經出現了國家，那么在奴隸制國家機構中，設置這類性質的官吏應當說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古籍中亦記載夏代設有太史令。如《呂氏春秋·先識》篇說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至于殷代設置這種官吏，則已更無爭議，《尚書》上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不僅在《尚書》、《逸周書》、《左傳》、《國語》等先秦史籍中都記載有內史等名稱，而且甲骨文中亦有“作冊”、“史”、“太史”、“內史”、“尹”等職稱的出現。這些職稱，直到西周初期還在沿用著，西周金文里就有“作冊”、“內史”、“內史尹”等的稱呼。在《周禮》中則還記載了周代的史官設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這五史之說，前人依據春秋時期史料考定，基本上都得到證實。史官的地位是比比較尊貴的，而且是世襲的，帶有文化家族的意味，占有獨特的知識話語的權力。另外，在《禮記·玉藻》篇和《漢書·藝文志》兩書還載有左史、右史的名稱，不過所記職責互不相同，前者言：“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后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對此，清代學者黃以周曾作過考辨，指出其具體分工應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二史都是設在國王身邊的官吏，記言就是為國王起草文書，發布文告推行政令；所謂書事，則是指負責記錄所發生的與國王有關的一些事件，這就不單局限于人事方面，自然界的重大變化即天道亦需記載，周代史官已經比較完善了，不僅王室有史官，至少在春秋時各諸侯國各有史官和史書，如晉之《乘》、楚之《梼杌》《鄭志》以及其余各國之《春秋》其名稱散見于各種史籍之中，如董狐（晉）、齊之太史兄弟、南史氏、左史倚相等等，打破了王室壟斷史書記載的特權。三代以來史官的發展趨勢是人事的內容逐步超過了天道，史官的職守逐步地擺脫了神道宗教的事務，慢慢地分離而成為某種專業，因而史官有更多的機會從事于歷史記載、史料的搜集、匯編和保存，這就為史學進一步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西周統治者的道德觀念，與其政治、經濟制度相適應，并成為統治集團成員言行是非的準繩，維護著奴隸制的等級制度。所以，其道德觀念，對整個社會具有法律裁判的性質和作用，而對歷史著作也就具有了指導思想和理論根據的意 義。

至少在春秋初期，為了在歷史記載中直接表達統治者的愿望和要求，史官們經過長期的記事實踐，根據當時存留史事的格局，逐步在記事中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表現其立場觀點的方法。記注式的文字記錄，已初具歷史著作的性質。《春秋》是這種著作的代表。它按時間順序記錄史事，奉周禮為評人論事的標準，著重于對統治集團成員的道德訓誡。是我國保存下來的第一部具有歷史著作雛形的官修編年史。

四、甲骨文與金文所記載的歷史

不僅關于史書史官的記載見之于文獻，而且見之于甲骨文字與金文等實物資料。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體文字，已發現的大約有十萬片，可以辨識有三千多字。因為它是殷商王家占卜的文辭，所以也稱之為卜辭。殷人信奉鬼神，事無大小，都要取決于占卜。凡政治、軍事、病喪、祭祀、風雨以及日常大小事件，事先都要先占卜一下，并把占卜的原因和結果，刻在甲骨上面。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古籍里所說的“君舉必書”的最早起源。正因為一舉一動都有記載，所以其內容非常廣泛，可以說反映了殷商社會的各個方面。

(1)反映自然界的變化：風、雨、日蝕、大風暴的來臨，天象的惡劣變化等。（這從《易經》中的一些內容也可以明顯的看出來人們對于自然與人事的關系的得視。）

(2)反映對外戰爭：為了獲得大量的奴隸以滿足奴隸主階級的貪欲，殷王朝曾向周圍方國部落不斷發動戰爭，抓捕俘虜以充當奴隸。武丁時代戰爭特別頻繁，甲骨文中有大量記載。

(3)關于階級斗爭情況的反映：據專家研究，殷代全國各地建造了很多監獄，用來囚禁奴隸，而奴隸則用逃跑、暴動等方式與奴隸主進行反抗斗爭。這類記載在卜辭中數量相當大，它一方面反映了殷代統治者利用龐大的國家機器對廣大奴隸進行統治和鎮壓，同時也反映了當時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日益尖銳和激烈。(4)關于生產活動的反映：在殷代，特別是盤庚遷殷以后，農業逐步發展起來，在卜辭里有禾、黍、麥、稻、米、、田、圃、蠶、桑等字，并且占卜有年、受年和祈年的記錄很多。和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歷法，也已經相當嚴密，在甲骨文中，習見“十三月”的名稱，足見殷人是懂得置閏的。手工業方面，從地下發掘資料證明，不僅種類很多，而且所造的工藝品還非常精致。甲骨文里除了載有銅、石、玉、骨等工種外，還有造船、織綢、制革、釀酒等部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殷代在交通方面已有了驛傳制度。

另外，關于殷王的生活、遷都的情況以及各種祭祀活動也都有記載。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盡管甲骨文不是有意識的歷史記載，同時它的內容又是以王家活動為中心，但畢竟為我們透露出當時社會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又不象后世史書那樣往往經過有意的粉飾、歪曲和篡改，因而其真實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更何況商王的王家活動又不可能是孤立的，它與當時社會的各方面都 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甲骨文無疑是我們研究三千年前殷商社會歷史、政治、軍事、農業手工業生產以及社會風俗習慣等珍貴的歷史資料。

金文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現存西周鐘鼎文就是西周史官們的一種作品。金文又稱鐘鼎文，是鑄在鐘鼎盤盂等青銅器上的銘文。鐘鼎文起源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流傳下來的兩周青銅器，有銘文者已達四千具以上。古人鑄器，本意在于實用。在器物上刻字或鑄字，起初是為了示其所有，后來又發展到有專為勒銘 記事而作器。如《墨子·魯問》云：“攻其鄰國，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于竹帛，鏤之于金石，以為銘于鐘鼎，傳遺后世子孫。”存世金文中有關祀典、錫命、征伐、契約等等的記載，最長者達四百九十七字，為毛公鼎銘。金文一字一句皆為古人真跡，絕無傳抄錯誤或經后人竄改的毛病，所以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內容多為分封、賞賜、戰爭、紀念、會盟等的專門紀念，也可以作為日后的封地歸屬的憑證。由于文字發展到此時已經比較成熟，所以金文又多少帶有工藝品的意味，所以制作精美，書法考究，成為后世學習書法的范本。

除官方史官外，還有一些輔助性的史官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如古書上所說的瞽史、朦史。對于史料的留存和史事的傳播來說，瞽史的作用亦不能低估。古籍中往往把他與左、右史相提并論，不是沒有道理的。瞽朦是屬于太師的樂官，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

(《周禮·春官》)，即“主誦詩并頌世系，以戒勸人君?。又說“瞽為詩”，他們的說唱，應包含著比筆錄詳盡的史實，對簡略而缺乏關聯的左、右史的記錄，起著聯絡會通、委曲細節的作用，他們之間相互補充，保存了我國古史的相對全貌。春秋時人引的《瞽史之紀》，可斷定是他們諷諫周王的文字記錄。

《國語·晉語四》引“《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晉國’。”又引“《瞽史之紀》曰： 唐叔之世，將如商數’。”語意都是和其“知天道”、“世奠系”吻合的。靠他們口誦而賡續流傳的史事，為以后融合言、事的史書的編纂，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五、《尚書》及其史學價值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史書，其體裁屬史料選輯。它的內容主要是政府檔案，如報告、公告、誓詞、命令之類，所以它也是遠古歷代的政治論文集。相傳孔子曾整理編選過《尚書》，因而成為儒家經典之一，又稱《書經》。班固《漢書·藝文志》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指春秋時代的秦穆公，而不是戰國以后之秦朝）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始皇焚書時，《尚書》一度散佚，至漢文帝時，尊孔崇儒，才由秦時任過博士官的老儒生伏勝口授默寫出來，共有二十八篇，因為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所以叫《今文尚書》，《今文尚書》被西漢政府立于學官，設立博士傳授，因而廣為學者所傳誦。漢武帝時，魯共王劉馀，“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漢書·藝文志》）所謂古字，即秦以前的籀書，也叫蝌蚪文。經過當時學者孔安國的校讀整理，結果比伏生傳授的多出十六篇，于是世間便出現了今文與古文兩種不同版本的《尚書》但《古文尚書》沒有列入學官，流傳不廣，西晉永嘉之亂以后便失傳了。到了東晉王朝在江南建立后，為用儒家思想來鞏固統治，廣求經籍，豫章內史梅賾便出來獻上一本所謂《古文尚書》。它除包含《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以外，還多出二十五篇，又帶著孔安國的《傳》，即注釋，說是孔壁《古文尚書》失而復得。大家信以為真，加上朝廷的提倡，于是廣為流行。唐代孔穎達奉詔編定《五經正義》，用于科舉取士，其中對《尚書》的解釋，就用這孔安國的《傳》。當時梅賾所獻的這部《古文尚書》，被作為官定本頒行全國，元、明、清時，民間鄉墊都讀它。其實孔壁《古文尚書》業已亡佚，梅賾所獻的這本連同《孔傳》，乃是三國末年魏晉間人偽造的。宋朝的朱熹已懷疑梅氏《古文尚書》的可靠性說：“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卻平易易曉”，認為不合事理，令人懷疑；至于《尚書》孔安國《傳》，則“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朱子語類》）至清 代，閻若璩寫了一本《尚書古文疏證》，舉出一百二十八條證據證明《古文尚書》是偽作，后來丁晏又著《尚書余論》，惠棟也著文進行說明，進一步揭露偽造者是三國魏的王肅，于是《古文尚書》是假書，孔安國的《傳》是偽《孔傳》，終于成為鐵案。這是我國學術史上極有科學性的一項研究成果。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中的《尚書》，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的合編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今古文都有的三十三篇為真，其余為偽。兩書的篇目劃分也不盡相同。由于《尚書》的今古文之爭，所以后世形成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學派，其風格大為不同。大致而言，古文學派忠實于經文原意，重于訓詁、音韻與文字的考訂與名物制度經典的解釋，今文學派重于發揮經文中的微言大義，重于闡釋經文中所包含的倫理與哲學思想，而且為后人的自由發揮提供了一定空間，多為變法者或思想宣傳家所所采用。

《尚書》是以記言為主的史書，其內容大多是歷史人物的言語，誠如唐代劉知幾所說“蓋《書》的所主，本于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史”（《史通·六家》）《尚書》基本上是統治者的講話記錄或文告。典是重要的史事記錄；誥是君對臣的談話；謨是臣對君的謀劃；誓是王誓眾之辭；命是冊命或君主的某種命辭；一言以蔽之，《書》是政事之紀，它反映了我國奴隸社會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動。若按其性質而論，可以分為如下六類：

（1）講述帝王事跡：如《堯典》，這已經可以稱之為正式的歷史，所以大家認為是戰國時人根據傳說追記成的。

（2）記載典章制度：屬于后來志書性質，如《禹貢》，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地理志，據近代學者考證，它也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呂刑》則類似于后代的刑法志。

（3）議論國家政治：《洪范》就是箕子為武王論天地之大法，談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4）

誓師詞：如《甘誓》、《牧誓》就是分別為夏啟、周武王對外作戰的誓詞。

（5）

策命：《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封晉文侯為方伯(諸侯的領袖)的命令。

（6）

誥：誥在全書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內容所涉及的范圍也很廣，有的是自上而下，也有是自下而上。《盤庚》是商王對臣民的訓話，屬于前者，《無逸》則是周公勸告成王之詞，屬于后者。

從上述分類可以看出，前三類乃是歷史記載，后三類則為文書檔案。從總的來看，盡管它還稱不上是真正的歷史著作，但其史料價值卻不可忽視，因為它是我國現存最古而又較完整的史書，保存了我國奴隸社會最早的一批重要文獻，特別是商周二代。這些文獻資料對于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情況、生產關系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都有重大的作用。盤庚遷都，是商代歷史上一件大事，這位商朝的“中興賢主”為了遷都到殷，先后發表過三次講演。由于當時從世族百官到百姓庶民幾乎一致反對，所以他反復說明遷都的原因，勸告群臣必須服從王命，指責群臣不該以“浮言”鼓動群眾，并告誠人民應當聽從他的命令，否則將如乘船一樣，會有沉溺的危險。《盤庚》篇就是這三次講演的記錄，它不僅反映了遷殷前后臣民的不安情緒，面且也反映了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階級關系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等情況。雖說是當時的政治文件，卻成了寶貴的歷史資料。至于《周書》十九篇，除少數篇目外，大都為西周初期的文獻，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周初統治者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諸如武王伐紂、周公討叛、營建 洛邑、封樹侯國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逸》篇，已經體現出周初統治者具有以殷為鑒的思想，它告誡成王不應貪圖安逸，要效法文王勤勞節儉，“懷保小民”，這種敬天保民、以殷為鑒的思想在當時來說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尚書》既是文件匯編，因此在內容上各篇之間互相獨立而缺乏內在聯系，加之又無明確的時間記載順序，就為研究古代史的人留下了一些困難。

第二講

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

一、《春秋》名稱之由來

春秋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就是因為一部史書而得名的，這是因為記事必須標年，商時一年只分春秋二季，所以取春秋二字連用來代表年，作為史事記載的通稱。晉代杜預在解釋《春秋》書名時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記遠近、別同同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春秋經傳集解序》）這就是說，編年史體之所以稱為春秋，就因為其書以年為綱，舉春以包夏，舉秋以賅冬。因此，春秋時代以后仍然有許多編年體史書籍沿用著這一古老的名稱，如《吳越春秋》、《楚漢春秋》等。

春秋時各國史書各有其名，如晉國叫《乘》，鄭叫《志》，秦叫《秦記》，楚叫《梼杌》，魯國叫《春秋》，孔子編的史書名為《春秋》，就是沿用魯史記的原名，以魯國舊有的史書為基礎，（魯國是史書和保留周禮文化最完善的國家），又是當時通用的一個名稱。但隨著各國史記的忘佚，《春秋》之名便專屬孔子了。

二、孔

子

生

平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魯國人，生于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他的祖先原是宋國奴隸主貴族，由于統治集團內部斗爭的失敗，遷居魯國，家庭衰落。所以孔子早年生活貧困，靠給富貴人家相禮為生，也做過管理倉庫和看管牛羊的小吏。中年時曾一度擔任過魯國季氏政權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職。此后便“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可是并無成效。他一生當中，很大部分時間是用在講學和整理典籍上面。他一個人招收大批學生進行講學，據說他有弟子三千，其中有突出成就的為七十余人。他的學生中如顏回、原憲等不少人的出身是很貧苦的。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他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古時學在王官，而他卻大開私人講學之門，這在當時影響是很大的，對“官府之學”的沖擊和對非官方學術活動的開展都起了很大作用，使學術文化得以在比較廣泛的范圍內開放。

在講學的同時，孔子還整理了古代典籍《六經》，并用它作為教材教育學生，從而使這些典籍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所以孔子在教育史上、文化史上都是作出過重大貢獻的。

由于孔子在社會政治生活和教育文化實踐中的豐富閱歷以及好學勤思的習性，使他成為春秋時代最大的思想家和學者，就在當時已被人們認為是“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墨子·公孟》)的杰出人物。但是孔子在政治上畢竟是個保守主義者，他相信周王朝是社會制度的最完美形式。所以他雖然生活在我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但他不是站在這個時代的前列為新制度的誕生而 大喊大叫，相反，他是一位哀嘆世風不古而力圖重建文武周公事業和他自己理想中的西周盛世而奔走吶喊的保守思想家。他對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推崇備至，他經常形于夢寐：“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楚見周公！”（《論語·述而》）

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作為封邦建國制基礎的井田制在瓦解，奴隸制在崩潰，社會即將進入土地私有制，進入封建社會，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奴隸主貴族的最高代表周天子的權威旁落，各地諸侯也逐漸衰弱了，而大夫則日益驕橫，陪臣執國命，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子式微，諸侯坐大，這是歷史的趨勢。孔子看到奴隸主階級江河日下，禮崩樂壞，痛心疾首，為挽救日見衰敗的奴隸制，孔子為之奔走呼號，為維護封建禮制而嘔心瀝血，如在他七十多歲高齡時，他聽說魯國的大夫在季氏自己家中用天子之樂舞八佾，他怒不可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請求國君派他帶兵去討伐大逆不道之臣。他克已復禮的主張到處碰壁，但從不灰心。他的這套政治方針當然是行不通的，他只能到處碰壁，正如魯迅先生所形容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并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孔子在政界失敗了，便去從事文化教育，拿起文史作為斗爭工具，從思想意識方面繼續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張。

三、孔子作《春秋》的目的

孔子出身于貴族,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他自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重禮文、行、忠、信的教學內容，強調歷史知識、社會實踐和作人原則的結合。由于在政治實踐上的處處碰壁，他改而企圖用學術著作來宣揚并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他作春秋的目的，主要出于一種撥亂反正的目的，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會道德準則，通過對歷史上一些人和事的敘述和評論來宣揚自己的學說。他認為：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通過史實來說明問題，將比空談理論深刻明白得多，所以他修編了《春秋》一書。他作《春秋》的態度近乎苛刻，以一種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責任感來寫的：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

對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司馬遷和孟子都有評論，司馬遷說：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在于闡述“王道”，維護周禮所規范的社會秩序，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和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馬遷又說：

“上大夫壺遂曰：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 達王事而已矣。’”（《史記·太史公自序》）可見，孔子修《春秋》并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有他明確的目的，那就是通過寫歷史來宣揚他的思想觀點，評論“是非”，“懲惡而勸善”，鞭撻當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現象。擁護周天子的權威，維持正在崩潰之中的奴隸制，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社會狀態，通過正定名份，使人各安其位，各尊其德，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所以，《春秋》與其說是一部史學著作，不如說是一部政治學著作。

四、《春秋》的思想特點和史學特點

1、主觀主義的歷史觀點，所謂尊尊親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孔子修《春秋》并不是根據歷史事實，從研究史實中得出結論的，而是結論早已存在于他的心目之中。他常常是強使史實就他，用選擇甚至歪曲史實的辦法，來宣揚他的思想觀點的。例如，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天，晉文公在城濮大敗楚國，成為中原的霸主。當年冬天，又在溫地大會諸侯以討不服，并把周天子也叫去參加。周天子這時早巳失去了過去的權威，只好聽從諸侯的召喚，親自趕去聽侯吩咐。會諸侯于踐土(今河南原陽西南)。孔子根據他”君君臣臣“、維護周天子權威的原則，認為自古以來，只有天子召見諸侯，哪有諸侯召見天子的?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于是便在《春秋》中把這一歷史事實寫成：“天王狩于河陽。”意為周天子到河陽(在今河南孟縣西)冬獵。這樣寫，周天子的權威是維護住了，天王像個天王的樣子了，晉文公以臣召君之失也掩蓋起來了，臣下像臣下的樣子了，但卻完全違背了事實，是十足主觀主義的寫法。

又如《春秋·閔公二年》記載：“十有二月，狄入衛。” “入”意為侵入過，但不能占有其地。而實際情況卻是狄滅了衛國，那個好鶴的衛懿公君死臣散，國土為狄人所占領。孔子為什么不據實直書呢?因為當時齊桓公稱霸，若寫狄滅了衛，就等于說齊桓公不能尊周攘夷，不能攘逐北方的狄人，不能救患、分災、討罪，霸主不象個霸主。所以必須為齊桓公隱諱恥辱，只說狄人到過衛國。

再如魯隱公是被魯大夫公子羿所殺，魯桓公被齊侯所殺。當時魯桓公帶著他的老婆姜氏到齊國會見齊侯，姜氏同齊侯私通，為桓公發覺，齊侯就叫彭生將桓公弄死。按照《春秋》用詞的慣例，隱公應書被 “弒”，桓公應書被 “戕”。但這樣寫對統治階級來說是不光彩的，所謂家丑不可外揚，于是孔子就在《春秋》中書作：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薨”的含義是壽終正寢，善終，不是被殺。這樣孔子就隱諱了尊者的無恥，但卻掩蓋了事實的真象。

2、懲惡揚善，立場鮮明。這尊者隱諱的史學方法，孔子修《春秋》時使用得很多。孔子千百計地掩蓋統治者的丑事和罪惡，無非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尊嚴，讓人們順從他的統治。而在另一方面，孔子對于敢于犯上作亂，敢于不遵守奴隸社會的秩序的，則堅決予以貶斥。例如衛國的司寇齊豹，因被衛侯之兄縶奪走了官職和食邑，就殺縶作亂。孔子在記載這一歷史事實時，根本就不承認齊豹是司寇，連齊豹這個名字都不屑提，干脆稱他為“盜”，書曰：昭公二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又如襄公二十一年，邾國庶其背叛他的國君，以漆、閭丘之地投降魯國。昭公五年，莒國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之地投降魯國。三十一年，邾國黑肱以濫地投降魯國。三人都是小國的大夫，非卿。按照《春秋》記事慣例，是非卿不書名的，但孔子認為這三人盜地叛君，罪惡極大，便在《春秋》中破例地記上他們的名字，意思是要把他們三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使之遺臭萬年。據說如果不這樣進行“懲不義”，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貪冒之民，將寘（zhi）力焉”，奴隸社會的等級制度就將會維持不住了。

《春秋》書法的特點，是通過謹慎人用字來表現作者的立場觀點，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所謂“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 這種特點的產生，一方面，由于統治階級要求在歷史記載中強烈體現自已的意志，另一方而則與我國古代官修史書獨特的體制有很大關系。至少從商代以來就發生的利用歷史對國君進行勸戒的作法，在春秋時有意識地擴展到了勸戒統治階級主要成員。他們不僅注意比較遙遠的過去，更注意目前，企圖通過成文的歷史，在當代樹立起符合自己理想的楷模，譴責違背統治者利益的人和事，及時發揮其教育作用，這也說明史學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人們重視其在社會上的教育作用。顯然，孔子是想用隱諱、褒貶的方法來“懲惡勸善”，使“亂臣賊子”懼，從而維護住周王室的尊嚴，阻止奴隸制度的崩潰。但這只是他自己的主觀愿望而已，在實際上，他的這部《春秋》在當時能起這么大的政治作用嗎?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但這卻是夸大之辭。《左傳》作者對《春秋》也推崇備至，顯示出作者對史學目的的認識同于《春秋》，《左傳》闡釋了《春秋》筆法，而且談到了對《春秋》的看法：“君子曰：‘《春秋》之稱（用詞造句），微而顯（言簡意豁），志而晦（記事而義深），婉而成章（表達委婉，但順理成章），盡而不汙（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

3、文字簡約的《春秋》筆法。當時，書寫條件大受限制，文字是寫在竹簡或木牘之上的，篇幅也有限，漢字又是如此難寫，因此文章不可能長篇大論，所有不關重要的字、詞都得省去。孔子寫書又有所“忌諱”，怕“時難”，為求“免禍”，對于當代之事，常常是有話不敢直截了當地寫出來，更由于瞽史的作用，可能使一字褒貶的真實含義得到傳揚，所以當時統治者的近切愿望，可以通過這種簡賅的用字來表達，所謂春秋筆法就是用字講究，符合事件與人物的性質標準，不加專門的評論，而是在行文中通過用字來表達作者的立場與評價，如弒、篡、征、討、伐等等。所謂《春秋》的“筆削大義微言”，只不過是我國古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編纂學上的一種表達形式而已。通過這種書法所表出來的是奴隸主政權的官方立場，其書法除了“告則書，不告則否”，“令不及魯，故不書” 之類的慣例外，主要在于遵循政治思想上的原則，其圍繞“君舉必書”這一中心所進行褒貶予奪的標準，是周禮。周禮的核心是“經紀人倫”，這在《春秋》中所反映是很充分的，它反對一切違背周禮的僭越行為，表彰那些唯禮是從的人事。《春秋》多從禮與非禮評鑒史事，決定書與不書，及如何書。《春秋》簡約地羅列了我國春秋時期的大事，有取舍詳約，于紀事中寓褒貶，對我國史學著作具有發端的意義。但是它記事過于簡略，每條最多者四十多字，最少者僅一字；表達作者態度的方法使不少記載的字面意義違背史實；更缺乏對史事具體過程和情節的記述，《春秋》記載了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部共只用了一萬八千多字，極其簡略，導致了晦澀不明。有的記載只有標題而無具體內容，從不說明事件的原因和經過，所以單從《春秋》看，孔子寓于其中的褒貶到底是什么是很難了解的。就連孔子的學生們都聽過孔子口授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事件，對《春秋》的含義也是 “退而異言”，理解的很不一致。于是“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左傳》是《春秋》的講解本，只有兩者結合起來，才能看出歷史的事實與孔子所表達的褒貶所指。

4、重人事而不宣揚鬼神：孔子對鬼神是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他自己可以說是“不語亂、力、怪、神”，他雖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去宣揚。《春秋》里面盡管也記載了許多災異如水、旱、雷、電、地震等，而且孔子也有較濃重的天命思想，可是他對這些災異并沒有人為地去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沒有把它與人事關系牽連在一起。春秋時期各種政治軍事活動如會盟、征伐本來都是結合著祭祀活動進行的，但《春秋》卻能把人事從神秘的氣氛中分離出來，是先秦時期的史籍中最早擺脫天、神羈絆的史書。這種思想內容正體現了以天道解釋歷史變動的史觀轉向以人事解釋歷史變動的史觀的過渡。

五、孔子及其《春秋》對于史學的貢獻

①孔子是私人修史的開創者：在此以前，著述歷史皆是史官之職，孔子《春秋》的創作，標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現，這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史書從官書中解放出來，私人著作的風氣隨之興起，這是個很大的進步，表明學術已不再為少數貴族所壟斷。盡管這種解放是有限的，但其影響很大。

②初步創立了編年體史書的雛形：《春秋》采用編年體，初步將人物、地點、時間、事件四個因素結合起來記述歷史，它已有了明確的時間順序，把事件有系統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編排，上下連貫，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過程，這與甲骨文的記事零碎、金文的一篇篇孤立相比，已完全不同，它是我國第一部名符其實 的歷史書。

《春秋》紀事，一般都有年、時、月、日，日子不明則有年、時、月，至少也有年、時。同時它所記的，正如上文已經指出過的，并不單純只是魯國一國的歷史，而是把春秋一代天下大勢的演變，做了全面的記載，涉及了一百二十四國之事，實際上它是一部春秋國際史，這也是孔子的一種創造。

③屬辭比事，提出了一套歷史編撰方法：屬辭指的是語言的用詞講究，遣詞造句，比事指排比史事。孔子在《春秋》的編寫過程中，對于用辭和史料的選擇編排都是很講究的，力求用簡單的字句區分出不同的事態。如同樣寫戰爭，就有伐，侵，戰、圍、入、滅、救、取、敗等不同的字眼：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同樣殺人，又有殺、誅、弒等區別：殺無罪者曰殺，殺有罪者曰誅，下殺上曰弒。作者為了表達自己的意圖，主選辭用字上規定一些義例，這是《春秋》書法上的一個特點，也是史學上一種新的寫作方法，這種方法對后世史家撰史起過一定的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孔子作《春秋》，在中國史學史上確實是一件大事，它標志著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孔子是中國奴隸社會史學的結束者，又是中國封建社會史學的開創者，其承先啟后之功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

第三講

《左傳》及其史學地位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具有編年體史書雛形的史書，編年體的真正成熟的代表之作是《左傳》。《左傳》的出現，是我國古代史學發展趨于成熟的標志。

一、《左傳》的名稱與作者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是一部以《春秋》為綱的編年體史書。在漢代尊經的情況下，把它與寫定于漢初的《公羊傳》（公羊高）《谷梁傳》（谷梁赤）一起看成是《春秋》三傳。其中公羊和谷梁兩傳主要闡釋《春秋》的 “微言大義”，雖然涉及歷史，有些地方對理解《春秋》也不無參考價值，但基本上只是在文字間強辭奪理、穿鑿附會。主要是借題發揮，其史學價值并不大。司馬遷和班固都記載說《左傳》是春秋時期的史官左丘明的作品，是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的。司馬遷說：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關于這個問題，唐代劉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說得更加清楚：

“《左傳》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后人。或曰傳者，所以傳示來世。……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著述之冠冕也。?

根據司馬遷和班固劉知幾等人的記載，左丘明和孔子大約是同時代的人。《論語》中甚至提到左丘明，而且孔子對左丘明非常尊敬，似乎左丘明年長于孔子，至少他們應是同時代的人。所以按一般情況而言，《左傳》的成書的年代應與《春秋》相當，但其書雖與《春秋》紀事的起點相同，卻記載了孔子死后五十年的事情，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之類，還有一些帶有預測意味的的話也得到應驗，由此可知，《左傳》成書應在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以后，戰國時期一些諸子百家的著作中也常引用《左傳》中的話，一些內容已經比較流行，由此可以推斷出《左傳》的成書當在戰國初期。但司馬遷等人的說法并沒有錯，章學誠在《文史通議》中說過：“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這是符合先秦著作形成的實際情況的。《左傳》最初是出于左丘明的口耳之授，后來才著之竹帛，又經過后人一些加工整理，才最后寫定。在戰國以前，著作大體都是集眾作的。那時學術重傳授系統，誰是這部書的最初傳授者，誰就是這部書的作者或編者，但是書中往往附益有不少其他人的東西。他的弟子或后來的傳授者們都可以加些詞句或篇章進去，對原書進行擴充，所謂“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已有也”，并不是前人寫了一本書，后人就絲毫增刪不得。其實《左傳》是一部集眾合成的作品，唐代的劉知幾就已指出過：《左傳》文辭，“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但由于左丘明是它的最初傳授者，因而左氏也就被稱為《左傳》的作者了。

至于左丘明傳誦《左傳》，最初是否就是為了解釋《春秋》，“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以至“受經作傳”，對于這個問題，自漢代以來就有爭論，至今尚無定論，但從《左傳》本身來考察，不能否定的事實是：它大體是以《春秋》為綱，用具體史實來解釋說明、補充訂正《春秋》的。《春秋》待《左傳》而明，兩者相輔而行，《春秋》離開《左傳》就難以獨立成書。但《左傳》不象《公羊》和《谷梁》兩傳那樣完全依據《春秋》，所謂“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它帶有很大的獨立性，相當于一部相對獨立的史書，而且涉及了不少《春秋》中所沒有的內容。關于左丘明的歷史，古代留下來的材料很少。他復姓左丘，省稱左氏。司馬遷稱他是“魯君子”，君子即貴族。又說“左丘失明。” “左丘明無目”。據《周禮》記載，古代有一種官名“瞽朦”，職務是“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 以役大師。”這是一種樂官，同時也可以說是一種史官，他們傳誦歷史或歌唱史詩，以提供鑒戒，箴諫時世。所以《國語》說“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朦不失誦，以訓御之。”瞽，無目。蒙，有眸子而無見。古以盲人為樂宮，因而瞽朦便成為樂官的代稱。左丘明很可能是春秋末期出身于魯國貴族的一位瞽蒙。他既熟知統治階級的歷史，又習聞先輩瞽蒙的誦說，因而掌握了豐富的史實。同時由于職務的關系，他自己也必須傳誦這些史實，一年復—年，傳誦的內容逐漸豐富，組織日益嚴密，修辭越發考究，于是便成為講解《春秋》的絕好好材料了。然后又經過孔門子弟的記錄補充，加工潤色，至戰國初年，一部與簡略的《春秋》互為表里的《左傳》便最后完成了。所以它實是始于左丘明而又集眾合成的作品。

二、《左傳》思想特點

作為中國進入封建社會以后才寫定的一部史書，《左傳》比起寫成于奴隸社會的《春秋》來，在思想內容和編纂方法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春秋》的出發點是維護正在崩潰的奴隸制，所 以據魯、親周、故殷、寓褒貶，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以至不惜歪曲歷史事實。《左傳》則不同，它的歷史觀點有許多大的進步，具有一定的思想進步性。

1、《左傳》不再以一國為中心，不象《春秋》以魯國為中心，而是以全局為出了發點來記載歷史，平均注意于晉、魯、楚、鄭、齊、衛、宋、周、吳、秦、越、陳等各個國家。雖然由于各國積累的史料有多有少，主要以晉國的內容為重要，但也是兼記各國史實。因而在記載各國史實時有詳有略，但從《左傳》記事的出發點看，它對各國并無偏倚。這是當時周王室的“大一統”局面已無可挽回地瓦解，而戰國的局面業已出現的反映。還反映了一些民族融合的內容。《左傳》承認了社會的變化。這種歷史進化觀點是十分可貴的，表明了作者對于歷史發展的正視，它所包括的內容更加現實些，不象《春秋》完全出于道德標準。

2、《左傳》不為尊者諱，對于奴隸主貴族以至周天子的腐朽沒落，反而多所揭露。具有歷史進化論的觀點。《左傳》一書的歷史進化論觀點，主要表現在它對春秋以來舊秩序的破壞沒有什么留戀婉惜之情。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社會無論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都起了劇烈的變化，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作為歷史學家來說，對待這些問題的反應就更為敏感。事實證明，《左傳》作者在對待這些問題上的態度是積極的。眾所周知，左傳記載齊桓、晉文的霸業，晉悼的復霸，是全書精采的篇章。然而書中并沒有流露出象孔子那樣鼓吹恢復西周宗法封建秩序的觀點或感情，對于春秋初年開始衰微沒落的周王室也沒有給予任何同情，所以能夠如實地記錄了周鄭交質、晉侯召王(僖公二十八年)、王室向諸侯求金、求車(隱公三年、桓公十五年)等史實。這些史實反映了當時的周王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已連一個諸侯的地位也不如了。對于由“王”而“霸”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大國兼并小國和吞滅同姓國的歷史事實也毫不掩飾，并且認為這種兼并是很自然的趨向，而不是什么違天不道的事情。相反，對于那些不符合 社會發展趨向的舊制度的殘跡，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卻是堅決反對。書中不僅多次引用當時著名的政治人物、賢大夫的言論，對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國君加 以無情的譴責，而且作者還借用“君子”之言來直接發表議論。如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作者就借“君子曰”發表了一大段議論，譴責“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難以在上矣”(文公六年)。這種抨擊是很激烈的。可見作者對于野蠻、殘忍、滅絕人性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這些言論，顯然又與《左傳》作者的“民本”思想密切相關。

到了春秋晚期，諸侯衰微，政在大夫又成為整個社會的政治趨勢，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則標志著新的社會歷史時期的開始。對于這種局面，特別是對那些所謂“亂臣賊子”的掌權行為，《左傳》作者大都寄予一定的同情。魯國新興地主勢力季氏趕跑了魯昭公，《左傳》記載說：“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昭公三十二年)。這就表明季氏趕走魯君，是深得民心并且得到諸侯贊同的正當行動。他還引用了晉范獻子評論季氏政權的一段話，來進一步說明魯政權操在季氏之手的局面已定，魯昭公就是要想復辟也只能是徒勞的。范獻子說：“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昭公二十七年)。象這樣一個基礎穩固、四處有援、大得民心的新興政權，有誰能夠把它推翻呢?這種承認社會、事物發展變化的歷史進化觀點，在許多史實的記載敘述中都有所反映，特別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載史墨評論昭公之死的一段結論性的話更為典型；他說：“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三后之姓(指虞、夏、商)，于今為庶”。這種觀點自然和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不僅如實地記下了這些歷史事實，而且記下了對這些歷史事實所進行的觀點鮮明的重要評論，也就決非出于偶然。這種觀點，正是西周末年以來王室勢力衰微，地方權力加大，諸侯國政權不斷更迭的歷史反映。《左傳》作者既能承認并又肯定這一社會變革的現實，其本身就是一大進步。這種歷史進化的觀點，對于后來的許多歷史學家都起了良好的影響，成為此后中國史學園地里發展起來的一種優良傳統。它如實記下了晉侯召天王的史實，不像《春秋》那樣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的這些記載，對于奴隸主貴族的代表——公室的沒落，字里行間帶著惋惜的情調，但卻并不為之隱諱。它暴露公室的腐朽，揭示公室同異姓諸侯之間的矛盾，肯定了新興的地主階級由于得到人民的擁護，必將上臺執政，對于日暮途窮的奴隸主階級并一留戀，這種進化論的史觀是符合歷史發展的，是十分可貴的。這種記事的態度，同《春秋》往后看是不同的。這是戰國初年奴隸社會業已崩潰，封建制度正在確立的社會現實在史學上的反映。

3、對于鬼神觀念的變化。《春秋》很重視記載災異，其用意，是要把天象和人事聯系起來，認為這是天要人間發生某種事變的預兆。《左傳》也記星象的變動，談天命，談鬼神，而有常以來占卜來預言吉兇休咎，認為人世間的禍福都是天從社會外部決定了的。所以它具有很濃厚的迷信色彩，基本上是以天命論的唯心史觀來觀察和解釋社會的變化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左傳》又常以信傳信，疑以傳疑的態度，敘述著尊天命與懷疑天命的兩種思想斗爭，提出了“重人事，輕鬼神”的觀點，作者調和天道與人事，并不是輕視人事，而是企圖借助天道的權威來維護作者想象中的天給人世所擬定的綱紀，因此作者強調的并不是天道，而是在不破壞這一原則的前提下強調實現人的作用。這說明在人們的頭腦中，上帝的觀念已經模糊起來，《左傳》作者對于商代以來的統治思想天命鬼神觀念已經動搖了，而且它具有一種折衷的態度和矛盾心理，說明它對鬼神采取了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4、《左傳》具有可貴的民本的思想。

在奴隸社會，奴隸被看作會說話的工具，甚至連牲畜都不如，隨著奴隸社 會的瓦解，封建制度的出現，人的地位逐漸提高了。《左傳》注意到了人的作用，它記載昭公三年叔向與晏嬰的那段對話，就很清楚地指出了：齊國為什么將為陳氏所有呢?因為老百姓“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晉公室為什么難以繼續維 持下去呢?因為“民聞公命，如逃寇讎”。可見，《左傳》的作者已經看到了人心向背對政權存亡的決定作用。他還寫道：“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它認為天和神都要尊重人的意志，這就否定了天和神的神圣性，而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指出了決定社會變化的力量來自社會內部，即人的努力，而不是來自社會外部，即天的安排，它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這在二千多年以前，是很進步的思想。但這些在《左傳》中并不占主導地位。

5、《左傳》提倡記載史事必須據事直書，它贊揚像齊大史兄弟、南史氏這樣的一些“直史”和“良史”。《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

“大史書曰：‘崔抒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左傳》歌頌的這種直書、實錄的精神，后來被作為史官的美德和評價史書的一個標準，在整個古代史學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古代史官堅持直書，是出自史官的責任感，也是對史學的社會作用的認識有了提高的表現。因為只有如實地記載史實，史書才能發揮垂訓鑒戒、鑒往知來的作用。當然，像齊大史、南史氏這樣的古代史官或史家，即使能擺脫統治者的壓制，頂住權貴勢力的干擾，極有膽識地堅持秉筆直書，也不可能在總體上寫出歷史的本來面貌。因為他們本身不可能突破階級立場和時代的限制，他們堅持書“崔抒弒其君”，就是受忠君思想的支配，目的仍是為統治階級服務。對于被統治階級，他們就不會秉筆書了。但是，他們冒死直書，堅持實錄的精神是可貴可敬的，而且比起隱諱的筆法來，他們的記載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學性。

6、作者用周禮來作為品評是非的標準。要實現其正定名分的目的，這和《春秋》是一脈相承的。它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繼承并發揮了《春秋》以周禮為準則的正名思想，它說：“君子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以周禮作為評論人物、褒貶人物事件的準繩。但時至春秋，諸侯強大而王室衰落，周王往往被諸侯所左右，面對這種局面，《左傳》作者是矛盾的，即不愿拋棄舊原則，又不能無視新現實，于是只好折衷，承認新現實而申明舊原則。

7、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

《左傳》通過對各國歷史事實的記述，暴露了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政治斗爭，特別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如王權的衰落，諸侯的強大，卿大夫的專權。這里既包含了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之間的斗爭，又包含了舊貴族之間的相互矛盾．另外還有下少的記載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通過這些矛盾斗爭，暴露了統治者荒淫殘暴的罪行，以及因之而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如記晉靈公時的情況是：“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指晉靈公女寵家的財富)溢尤”（昭公三年）。這是一個多么鮮明的對比！由于這個原因，晉國民眾統治者恨之入骨，“聞公命如逃寇讎，”反映出階級矛盾的尖銳激烈,在齊國,由于統治階級的拼命剝削，官府貯藏的糧食多得腐爛變質,而勞動人民的生活則痛苦不堪，甚至連小吏三老也挨凍受餓。人們為了生活下去，不斷進行反抗，結果又遭到統治者的殘暴鎮壓，《左傳》記載當時的情況是：“國之諸市，履賤踴貴”。說明了人民被處刑砍腳的人很多，在市場上出現了假腳昂貴，鞋子反而無人購買的反常現象。這些記載，自然都是研究春秋時期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

三、《左傳》在歷史編纂學上的成就

1、《左傳》的編纂方法，也比《春秋》前進了很大的一步，可以說它是一部比較成熟的編年體史書。它是可以獨立成書的，它突破了《春秋》只記事不記言的框框，言事兼記，每事皆詳，內容豐富，全書達十八萬字，是《史記》之前篇幅最大的巨著。它對材料有剪裁，敘事有重點。雖然以時間為主要線索，也常常突破時間的局限，對于重大歷史事件必追述其前因后果，給人以清楚的印象。如對晉楚城濮之戰，晉秦鄢陵之戰等重大事件，對齊桓公、管仲、晏嬰、晉文公、鄭子產等重要人物，都溯源竟委，前后照應，予以詳細記敘，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時，《左傳》以記載事實為主，又有論斷性的文字，這就把史和論結合起來了。

2、《左傳》取材廣泛，而善于運筆，它大體上以魯《春秋》為綱，而“取各國史策為之”。一些無經之傳非魯史的部分，和經傳歷法有差異的地方，可能就是取材于別國史乘，它還記載了不少史料價值很高的材料，如各諸侯國之間的載書，一些私人往來信件和民間歌謠。這些材料的運用，往往能把某些歷史人物和事件表達得準確鮮明，形象生動。它的記事范圍不只局限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活動，而是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學術文化、社會生活、自然現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特別是關于自然科學上的一些現象的記載，為我們研究自然科學如天文學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3、《左傳》在歷史文學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左傳》文字通俗清新，簡潔精煉，準確明快，尤長于描寫人物和戰爭。它善于對眾多的歷史人物，按照他們各自在歷史事件中所處地位，描述其在事件中的各種表現，真實地反映出主要人物的個性和思想。象趙盾、子產、叔向、晏嬰、晉靈公、楚靈王、鄭莊公、晉文公等人物，都寫得各具情態，神彩煥然。如寫晉國初霸時期的中心人物文公重耳及其周圍的一些人物，用了相當的篇幅，詳寫了重耳在外十九年的流亡生活。表現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的經歷，揭示其最后回晉作了君主在政治上就比較成熟的原因。在城濮之戰中，他能聽取各種意見，制勝強敵，奠定了晉國霸權的基礎。

“公子”流亡遭冷遇，最后返國為君，這在春秋時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但重耳的性格及其經歷，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著力描繪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能加強讀者對歷史人物及有關歷史事件的理解，取得一般概括性的敘述所難以達到的效果。

《左傳》寫戰爭的文字特別出色。司馬遷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作者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它善于抓住戰爭的起因，敵對各方在戰前的動態，戰時的力量對比，各方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軍事布署，參戰人員對所赴戰爭的看法和打算，及其遭遇，戰爭的經過和結局等，縱橫交錯、宏纖畢具地表現戰爭的全局。春秋時明幾場主要的戰爭，如齊魯長勺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韓原之戰、郡之戰，晉楚郵之戰、鄢陵之戰，都寫得繪聲繪色，雄壯激烈。

4、《左傳》對中國史學影響很大。它成書之后，即在各國與各地廣泛流傳，戰國后期不少人采用《左傳》以著書。司馬遷寫《史記》時，不僅大量利用它所提供的材料，而且仿效其君子曰而為“太史公曰”，對史事人物加以評論，后 來的劉知幾、章學誠都把它看作編年體史書的鼻祖，給予很高的評價。如劉知幾在《史通·二體》中說：“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于斯備矣。后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更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

四、《左傳》的姊妹篇——《國語》

《左傳》又稱《春秋內傳》，此外又有《春秋外傳》，就是《國語》，這兩書之間有密切的關系。關于《國語》，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三國韋昭、唐劉知幾亦都確認《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但 《國語》中又記有涉及楚滅越、殺越王無疆的事，此事發生往公元前334年，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不可能活到這時候。所以《國語》中也挾雜有后人補充的一些材料，但它的最初編者應是左丘明。

《國語》以國為單元，分國編排史料，計《周語》三卷，《魯語》二卷，《齊語》一卷，《晉語》九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吳語》一卷，《越語》二卷，共二十一卷。內容為記西周穆王至戰國魯悼公期間的一些史實。其下迄魯悼公年間智伯之誅，與《左傳》相同；但起子西周穆王，則比《左傳》提前多了。全書以記言為主，“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其記載以無具體年月者為多，一事始末也常不完整，事與事之間不一定連貫，文風和語言也不統一。所以這是一部重要言論的集子，一部片斷史料的匯編。它不象《左傳》那樣系統、連貫、完整，對材料有剪裁、有組織、有加工、有評論，又言簡意賅，成—家之言。因此《左傳》可說是一部熔鑄而成的歷史著作，而《國語》則是整輯排比而成的一部史料集子。但《國語》分國編排史料，開后來國別史的先河（同進稍后的《戰國策》也是國別體史書，特別善于寫辭令，語言非常有邏輯性，而且在技巧上非常講究。）在編纂體例上也自成一家，劉知幾稱之為“國語家”，在歷史編纂學上有很大的影響。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中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很清楚地指出了《春秋》、《左傳》、《國語》三書的關系。清代趙翼認為：《國語》“乃是左氏采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國史以備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摘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事自成片斷者，則不忍竟棄，因刪節而并存之”，成《國語》。

所以《國語》與《左傳》，作者雖同為一人，但兩書在個別地方，對于同一事件的記載卻互有出入，也就不足為怪。例如《國語·越語下》記載，越滅吳在魯哀公十年，《左傳》則云：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兩者相差十二年。又《國語·周語中》記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是周文公即周公旦之詩，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卻說是西周末年召穆公之詩：兩書記載有所不同。這并不難理解：《國語》是左丘明的史料匯編，它摘錄列國史書原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對其中的史料不一定經過考定；而《左傳》則是左丘明的一部著述，對所引用的史料必然要作一番鑒別考定，不照抄舊文。

據統計，《國語》全書所記載的史事，是《周語》三十三條，《魯語》三十七條，《齊語》六條，《晉語》九十二條，《鄭語》一條，《楚語》十八條，《吳語》七條，《越語》二條，合計一百九十六條。其中記晉事最多，達九十二條。《左傳》也是這樣，記晉事所占的篇幅最大，為全書的四分之一。再以《國語》所記的一 百九十六條史料的主題同《左傳》對看，計同于《左傳》者一百零四條，為《左傳》所無者九十二條。同于《左傳》者，多可看出《左傳》引自《國語》。例如曹劌論戰—事，《國語·魯語上》記載云：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本而后民歸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氏，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財用不匿，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矢民求不匱于財，而神求優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知夫，茍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 而《左傳》記此事，則為：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偏，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國語》記曹劌論戰，文詞支蔓，冗弱無骨；而《左傳》則詞多體要，語言簡潔。人們講究文章要鳳頭、豬肚、豹尾，是要開宗明義，立義明確，內容充實，結尾要有力，而《國語》中曹劌論戰這一節則并非這樣。這是《左傳》中不少材料引自《國語》，而又經過刪節潤色的證明。至于《國語》有而《左傳》無的九十二條史料，其中有一部分是屬于《左傳》記事范圍以外的。《左傳》傳《春秋》，所以編年記事與《春秋》同起于魯隱公元年。隱公以前的史事，如《國語》中所記錄的周穆王征犬戎，周厲王彌謗、幽王滅亡，周東遷等等，雖屬重大，但也理所當然地為《左傳》所棄置。

在《國語》中還有一部分史料，則可能由于同《左傳》的主題無關，顯得煩碎細小，因而也為《左傳》所不采用。如《國語·魯語下》記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物如羊，卻故意對孔子說得土狗，孔子回答：“羊也。”這說明孔子對出土文物有很強的判斷能力。又如在陳國，孔子認出“肅慎氏之矢”，說明他的歷史知識很豐富。對于這類關于孔子博物有學識的材料，《左傳》一概不收，因為這同它的主題無關。它是一部偏重于記政治活動的史書，所以它也記孔子的言行，而且不下十余條，但只限于孔子在政治方面的言論與行動。總之，《左傳》引用了《國語》的大量材料，但它并不是隨便照抄，而是經過了一番選擇的。

《國語》與《左傳》的歷史觀點很一致，它們在編纂學上都突破了春秋時期各國史記的框框，不再以一國為中心，而是平均注意于各國，說明作者思想中周王室大一統的觀念已很淡薄，這方面兩書是相同的。它與《左傳》一樣也不為尊者諱，反而有許多揭露奴隸主貴族暴虐沒落的記載。如記載周厲王彌謗：“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誣，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國語》也講天命，但也注意到人事的作用，《左傳》認為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語則進一步指出這些大事來源于農業之中，它把農業看成是社會的基礎，是國家的根本大事，這是唯物的思想，比《左傳》還要進步。

《國語》與《左傳》作者同為左丘明，便前者是一部史料匯編，后者是一部歷史著作，《左傳》中的許多記載來源于《國語》，所以《國語》的史料價值很高。

第四講 司馬遷其及史學巨著——《史記》 《史記》是一部貫通上下三千年的通史，它確立了紀紀傳體的史書體裁，開創了貫通古今的通史的寫作，并以其獨特的人民性與卓越的思想性滋養著后代的進步史學家，影響一真延續到現代。魯迅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的產生，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奠定了古代史學確立和發展的基礎。《史記》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國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亞洲許多國家的重要史料。是一部具有世界意義的史學名著。

一、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

1、家學淵源。司馬遷(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縣)人，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生長的時代，正是我國封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發展的時代，也是大一統局面出現后第一個經濟文化的高潮時代。司馬遷的幼年，是跟著父親司馬談住在家鄉度過的，“耕牧河山之陽”(《史記·太史公自序》)，參加過一些農業勞動，可見他的家庭應是一個中產以下的人家。司馬談是一位具有淵博學問的人，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自序》)。寫過《論六家要旨》對儒、墨、名、法、陰陽、道德各家進行了分析和評論，他肯定地贊揚了道家，批判了其他各家學說。《論六家要指》繼承了《荀子·非十二子》、《莊子·天下》、《韓非子·顯學》批判精神的傳統，并接受了《呂氏春秋》總攬百家語之影響的重要論述。他對各個學派有批評也有肯定，比較中肯地道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學的短長。他批評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而肯定它“序四時之大順”；批評儒家“博而寡要，事難盡從”，“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而肯定其“序君臣父子長幼之禮”；批評墨家“儉而難遵”，肯定它“強本節用”，批評法家“嚴而少恩”，肯定它“正君臣上下之分”。司馬談又特別強調各派的貫通融合，認為“‘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明言各家學說都是“為治”，只是提法不同，歸根結底，都是殊途同歸的。對各家學說只要取舍適當，都能為治國服務。西漢國家實現了空前統一，要求學術文化經過相互吸收而進行一番整理總結。司馬談所著，即是以各家學說同歸于“治”為指導思想，進行此項總結的嘗試。以上兩個方面，即對各家學派“一分為二”地加以總結而又主張吸收各家所長的思想，對司馬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勤奮博學。漢武帝建元年間，司馬談作了太史令，移家長安，這對司馬遷來說，有了更好的學習環境，他在父親的親自指導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自謂“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序》)，古文即古代學問的總稱。這表明他很早就有古文修養，很早就能閱讀用古文寫的古代典籍。后來還曾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跟孔安國研究《尚書》，并進而博覽和研究古代典籍以至當代的檔案文書，為日后繼續他父親的史官事業準備了條件。

3、閱歷豐富。司馬遷在青年時代就開始了漫游生活，據他自己說，“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過梁、楚以歸。”(《太史公自序》)。這次遠游，足跡遍及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和今山東、河南等地。回到長安后，任職郎中，平時是宮門武裝侍衛，皇帝外出就是車駕的侍從。雖然郎中只是一個小官，但司馬遷從此卻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活。后來因“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又有過第二次遠游，一直到達了今天的四川和云 南西部。在侍奉武帝出巡的時候，也到過很多地方，自云：“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史記·五帝本紀》)。可見他的游蹤，幾遍全國。

這樣多次的長途漫游，對司馬遷后來進行偉大著作《史記》的寫作起著很大的影響。在游歷過程中，他不但觀賞了祖國雄奇壯麗的山河，考察了各地的歷史遺跡，收集了大量古代的文物資料和歷史故事傳說，掌握了許多重要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了解了各地的風土民情、經濟生活和地理形勢，而且也使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下層群眾的實際生活狀況。所有這些，既使他擴大了眼界，開擴了胸襟，豐富了生活，增長了閱歷，同時對他的政治見解和歷史觀念的形成、發展也都起著一定的作用。為什么《史記》能夠寫得那么生動、逼真而又富有活力，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他探訪過韓信、蕭何、曹參的故居，憑吊過屈原自沉的汩羅江，到過孔子的故鄉去觀車服禮器。特別是彭城、豐、沛一帶的漫游，對于他描寫秦楚、楚漢戰爭的形勢、重要人物的活動和漢朝初年統治集團的面貌，都有很大的影響。而這些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又往往都是在官方簿書的記載中無法見到的非常珍貴的資料。所以游歷對于司馬遷來說，是他一生中進行學習和實踐的一個重要過程。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漢王朝視察和安撫少數民族地區，這個重大使命的委派，說明他的才能和學識已被漢武帝所看中。這時他年僅三十五歲。

4、責任與使命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東巡，登泰山舉行封禪，司馬談以太史令侍從武帝。到了洛陽，卻因病留了下來。封禪在封建統治階級看來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未能參予，確使他又急又氣，恰好這時出使西南的司馬遷回到了洛陽。當時已經處于病危的司馬談向他兒子交待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很悲痛地垂著眼淚回答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又：“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喜哉！”(《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去世的第三年，即元封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這對于他的偉大著作事業，無疑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他可以方便地查閱“石室金匱”，也就是皇家圖書館里所藏的各種典籍文書和檔案資料了。又過了三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倡議并主持了改革歷法的工作，這是中國天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司馬遷任太史令以后所做有益于人民的一件好事。漢興以來，一直沿用秦的《顓頊歷》，以致出現“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漢書·律歷志》上)的現象，早有改正的必要。掌管歷法是太史令的重要職務之一，所以司馬遷為太史令后，于元封七年與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等上書，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漢書·律歷志》上)。武帝于是他就把司馬遷等人的建議和統治階級受命改制的思想聯系起來，“改正朔，易服色”，并正式命令司馬遷等人共同制訂漢歷。在司馬遷的主持下，聘請了許多懂得歷法的專家和民間的歷法研究者共數十人，終于制訂出一個以正月為歲首的新歷，這就是有名的《太初歷》，亦即今天還在通行著的“夏歷”。改歷工作的勝利完成，充分說明了司馬遷對于天文歷法的精深造詣，他確實稱得上是一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并知醫藥，長于文史的學識淵 博的通才。

5、悲憤經歷，忍辱負重。太初元年，在改歷工作完成以后，司馬遷就開始他的偉大著述工作。從二十歲起，他就已經在著手準備了，二十多年以來，無論是著述思想還是歷史資料，應當說已經基本醞釀積累就緒，特別是從全國范圍的長期游歷中所得的調查資料，自然比任何本本史料都要可貴，加之任太史令后又有四五年的資料整理準備，于是太初元年就正式開始寫作《史記》。這年他正是四十二歲的壯年。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專心著述的司馬遷，因李陵案件說了幾句公道話，觸怒了漢武帝，被捕入獄，處以死刑，這確是一場飛來橫禍。按照漢律，判死刑的人，有兩種情況可以免死，一種是納錢贖罪，另一種是受“腐刑”。前者司馬遷是辦不到的，他說：“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報任安書》)。這種親身遭遇，使他看到了當時社會人情的冷暖，世態的炎涼，看到了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虛偽性與殘忍性。第一條路既然走不通，要活下去，那就只有忍受恥辱而受殘酷的“腐刑”。這時的司馬遷，精神極為痛苦，徘徊于生死斗爭之中。但他想到自己的著述尚未完成，父親的遺志沒有實現，就這樣死去那是毫無代價，也心有不甘，他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他想到了歷史上許多于國有功的英雄人物，“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但到了大禍臨頭的時候，也都只有忍垢于塵埃之中。他還想起了古代的許多先輩，也都是在苦難的境遇中，發憤著作，以鳴其不平于天下后世的：“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都大邑，則仆嘗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報任安書》)。司馬遷為了實現平生的著作理想，決計步先輩之后塵，忍辱含垢，終于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種遭遇，自然加深了他對封建專制統治的認識，從而也就增強了他的作品的進步性，從此以后也給他的創作事業帶來更大的力量。他在給好友任安的信里，就正反映了他當時精神上難以形容的痛苦和發憤著書的決心。出獄不久，司馬遷做了中書令，名義上地位比太史令為高，實際上只是個“閨閣之臣”，與宦者無異。這種處境，常常刺痛他那受了損害、受了污辱的心靈，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報任安書》)。當司馬遷初任太史令時，心中充滿了對生活前途的美好理想，并對仕宦表示很大的熱心。現在擔任了名義比太史令顯貴得多的中書令，他的仕宦興趣卻反而消失無余了。他除了堅持著述工作以外，對其他一切事情全然抱定沉默的態度，毅然以刑后余生的全部精力，貢獻于他的著作。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他在給友人任安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著作已經基本完成的消息：“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綱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這是司馬遷用整個生命換取來的一部偉大的著作，是他理想、血汗和精神的結晶。這時他大約五十四、五歲。此后，他的事跡就無從查考了，卒于何年也無從確定，大概逝世在武帝末年，他的一生約與武帝相終始。

二、進步的歷史觀

司馬遷的認識水平可以說是超越了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所以其《史記》的思想特點與其進步性是后世封建史家所無法比擬的。

1、“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發展觀。

如何看待天人關系，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大問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正統思想家，宣揚天人感應，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絕對權威。司馬遷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提出要“究天人之際”，無疑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他是一位具有豐富科學知識修養的學者，精通天文歷法，他根據天文科學的知識，說明自然界的發展、天體的運行都有自己的一定規律，而這種規律又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只能并且必須按照這種規律去行事。他說：“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太史公自序》)。所以，在司馬遷心目中的“天道”不是永恒不變的，“《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之行，故長于變”(《太史公自序》)，可見他強調的這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顯然是對立的。他還認為天是沒 有意志的，“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悲士不遇》載《全漢文》卷26引《藝文類聚》卷30)。人的禍福與天毫無關系，這種思想，不僅有力地打擊了宗教迷信，更重要的還在于他敢于和當時的官學天人感應論針鋒相對地唱對臺戲。要知道，他還是個董仲舒的“及門”弟子呢，能夠作出如此成就，便越發顯得難能可貴了。另外，還必須注意的是，他所指的天，有時亦指時勢而言，如《魏世家》說：“天方令秦平海內”。，《秦楚之際月表》稱贊劉邦的成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等等，象這一類的“天”，與其把它解釋成具有意志的、帶有迷信色彩的內容，不如把它按照“勢”或“時勢”的觀點來理解更適合于司馬遷作《史記》的原意。盡管由于科學發展水平所限以及司馬遷本人所承受的思想的復雜性，天人之間的關系還不可能說明得很清楚，但是他能夠表明天道、人事各有自己的規律，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觀愿望去作隨心所欲的安排，人的禍福與天毫無關系，天道、人事都按照自己的規律在不斷地變化(當然兩者之間，也常常會產生相互制約與影響的作用，人謀可以制約歷史的進程，時勢也可以影響人事的變化)，這種思想在當時來說，無可否認是一大進步。

“通古今之變”，目的在于從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的變化和相互聯系中，找出一些因果關系作為當今的借鑒。關于這點，司馬遷曾明白表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這就說明他是用“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太史公自序》)的方法來研究歷史的發展與變化。為了達到“通古今之變”的目的，他創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體裁，把自有史以來到漢武帝為止上下數千年人類歷史的活動過程全部貫串在一起，這種通史體裁，本身就可以“通古今之變”，使各個時期的歷史特點以及禮法制度的因革損益，在這條歷史長河中比較得一目了然。所以鄭樵竭力稱頌其“會通之義”。《史記》中以十表體現“通古今之變”最為明顯，但在其他各種體例的編寫中，也同樣貫串了這一精神。他在評論秦取天下而成帝業一事時，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秦國的歷史談起，并聯系當時社會的巨大變動以及秦在各國之間所處的地位，從而肯定了秦成帝業的歷史影響。他的結論無疑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他在《平準書》里，歷舉各代史實來說明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并且在研究復雜的歷史變化過程中，得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的歷史辯證發展的法則。有的人只就“一 質一文，終始之變”，便把它說成是循環論，其實不然，這里的“文”是指形式，“質”是指內容，兩者是對立而又統一的，何況這一論點又是在論述歷史發展時提出來的，所舉的社會歷史都是在發展變化著而不是簡單的循環重復，正所謂“綜其終始”，“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承敝通變”。事實證明，司馬遷在當時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自己編撰《史記》的目的要求，在當時來說，不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為后來史家寫史指出了應走的道路，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2、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司馬遷創立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突出各種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突出人物在物質文化創造上的功績，這本身就是對宣揚天的作用和宗教鬼神思想的否定。他認為決定人類命運的不 是天和鬼神，而是人類自己。他說，“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進而小人退，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賢人隱，亂臣貴”(《楚元王世家》）這就是說，只要“君子用而小人退”，政治就上軌道，國家就會興旺；“賢人隱，亂臣貴”，政治必然腐敗，國家肯定危亡，充分重視人謀在歷史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楚漢戰爭開始時，楚占絕對優勢，但最后卻以楚敗而告終。這個變化，當然不是出于偶當然,司馬遷在評論這一事件時指出，漢之所以能奪取天下，與它軍事上“謀計用兵”，政治上集思廣益是分不開的，而人心向背又是楚漢之爭成敗的一個關鍵。他批評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項羽本紀》）他寫項羽所到之處實行坑殺政策，所過之境“無不殘滅”；還寫他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寫他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寫他坑田榮降卒，虜其老弱婦女，于是“齊人相聚而叛之”。對于劉邦，則寫他破武關后約束大家“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寫他在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而他“又讓不受”。通過這樣鮮明的對比，兩種不同的后果也就生動地體現出來了，漢得楚失，決不是出于天意，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決定于人謀。

3、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原因

司馬遷對于當時國家經濟和社會財富的發展狀況是非常關切的，他在《史記》中曾寫了《平準書》、《貨殖列傳》的專門篇章來論述國家經濟和社會財富生產狀況，試圖從經濟的發展來尋求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在《貨殖列傳》中他分析人類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發展情況時說：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里一方面說明物質生產的歷史有其自身規律可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另方面說明社會的分工是由生產和交換的需要而決定的，而社會生產的發展又是由于各人為滿足物質需要而去從事工作的結果。這些論點都表明了司馬遷是認識到物質生產對社會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還力圖用這種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是一種樸素的唯物歷史觀，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名往”。二千多年前能夠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作這樣的分析，在中國歷史上確是罕見的。他還肯定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要求是合理的，認為人們關心自己的生活，謀求個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他總結了“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的社會現象，因而得出了“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貨殖列傳》)的光輝結論。這種觀點同統治者利用仁義道德來抹煞人民物質利益的重“義”輕“利”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司馬遷把人對物質生活的需求放在首位，一個人如果吃穿都無著落，也就談不上仁義道德。所以他很含蓄地說：“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侯之門仁義存”(《游俠列傳》)。司馬遷還試圖從經濟條件出發，來說明人們社會地位、思想意識和政治制度。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役使關系是由于人們對財富占有的多寡而決定的。“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有錢有勢就有仁義，這是司馬遷所發現的真理，也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的虛偽性與片面性的無情揭露。當然，司馬遷的這一觀點，同時也給統治者指明，所謂仁義道德并不能起萬能作用，對于勞動人民首先要滿足他們最起碼的物質生活要求，否則再宣傳也無濟于事。這種思想在當時來說是大膽的、進步的，它有利于廣大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4、成一家之言。

家本是社會組織單位，把家運用到學術領域，稱具有獨立思想體系的流派為家，是經過相當長過程的。《荀子》、《韓非子》、《莊子》書中有關學派的評論對此都起過推動作用。司馬談論述各家學派，見解更超過前人。他所特別推崇的道家，是融合各家之長、能隨時適應客觀變化的道家，這與老莊的道家不同。實則表明司馬談要吸收各家之長，而自成一家的抱負。于是至司馬遷，便立志要把著史這一家學跟作為獨立學派的“家”統一起來。司馬遷對此看得格外意義重大，他說：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讓焉。”（《史記·太史公自序》）

這就是說，周公以后五百年，孔子寫了《春秋》；現在孔子去世又五百年了，應該繼承孔子的事業，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上面所談，司馬遷以；“通”、“變”觀點總結歷史盛衰變化的因果關系，懷疑

甚至否定“天意”的安排，重視人心向背和人謀對歷史發展的作用，都是構成他獨立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我們在肯定司馬遷歷史觀進步性的同肘，也必須注意到他的世界觀和歷史觀都還是比較復雜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能不在他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我們在研究司馬遷歷史觀時應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

三、《史記》光輝的人民性

1、大膽地歌頌農民起義領袖的歷史功績

《史記》把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列入世家，項羽列入本紀，這種舉動在整個封建時代的史學家和史學著作中確是絕無僅有的范例。不僅如此，司馬遷還在他的書中反復地論述了陳勝的首義之功，并把《陳涉世家》置于漢代諸世家之前，以顯示陳勝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與作用，篇中又著重敘述了陳勝起義以后如何迅速得到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的具體歷史過程，篇末則特別點出：“陳勝雖已死，其所臵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他把陳勝領導的農民起義比做湯、武征伐桀，紂，孔子寫作〈春秋〉，這在古代史上是最高的評價了。作這樣的比 擬，那是有其深刻的含義的。司馬遷一再強調陳勝的“首事”之功，實際上就是把陳勝起義作為開辟歷史新時代的代表人物來看待的。沒有陳勝的首難，就推不倒暴秦，從而也就不可能出現漢朝的大一統局面。所以在記述陳勝之時用他自己的話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有人認為他的遠大志向也就是富貴。這種觀點的提出，在當時是非常大膽而杰出的。

司馬遷為項羽立本紀，是因為項羽曾經一度成為全國的首腦——西楚霸王，成為發號施令于全國的政治中心人物，他說：“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急)也“(《秦楚之際月表》)。后來項羽“位雖不終”，失敗了，可是他滅秦的歷史功績，為“近古以來未嘗有。”(《項羽本紀》)，是永遠也否定不了的，因而在《項羽本紀》的全篇文章中，他傾注了飽滿的精神和同情的筆鋒，對于項羽的英雄精神予以充分表彰，他說項羽見到秦始皇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司馬遷身處漢代，敢于把漢的敵手列入本紀，與高祖并列，其卓識大膽和推崇景慕之意不是灼然可見了么?對于農民起義領袖的英雄形象和歷史功績，竟能如此熱烈地歌頌，這就充分說明司馬遷對勞動人民反抗統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的同情，承認“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和正義性，肯定他們推動歷史前進的不朽功勛。所有這些，都表現了司馬遷史學思想中卓越不凡的人民性。

2、熱情地頌揚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歷史人物

司馬遷在《史記》里，還熱情地頌揚了那些對國家民族作過貢獻，對廣大人民有過好處的歷史人物。他在敘述這些英雄人物時，都是懷著崇敬的心情、抱著熱愛的態度，分別不同情況，給予頌揚和評價，使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和業績，千百年來一直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對于我國古代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一生遭遇，司馬遷是寄以滿腔的同情，對他崇高的品質加以大力地贊揚。司馬遷之所以如此崇拜和熱愛屈原，就因為屈原熱愛自己的祖國，能與惡劣勢力作不妥協的斗爭，盡管兩次被流放，他仍始終不忘自己祖國的危亡和人民的痛苦，所以司馬遷贊揚他：“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并認為象屈原這樣的人物，“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他在《廉頗藺相如列傳》里，突出地描述和頌揚了他們兩人以國事為重的高尚品質。王蜀則強調他愛國精神之重大影響，面對敵人高官厚祿的引誘，寧愿犧牲自己，不肯背叛祖國，這種愛國精神，在當時的齊國曾經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再如他寫信陵君、司馬穰苴、李廣等人物時，也都能從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發揚愛國精神，傾注愛國思想，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曾經起過積極的教育作用。另外，司馬遷在評論歷史人物時，還以對人民態度的好壞作為衡量的標準。凡是對人民起過有益作用的人，大都得到表揚和贊美，反之，則受到批評和譴責。《吳起傳》說：“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土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李將軍傳》說：“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而對屢立戰功的霍去病，在肯定其戰功的前提下，對他不關心士卒疾苦則加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赍數十乘，既還，重車馀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衛將軍驃騎列傳》)非常明顯，這些對不同人物的贊揚和批評，正反映了司馬遷評價歷史人物是以對待下層群眾的態度如何作為準繩的。這在《蒙恬傳》里表現得更為突出。盡管蒙恬主持筑長城、通直道，對秦實有大功，最后被趙高胡亥處死，也自覺冤枉。然而司馬遷從被壓迫 人民的利益出發，認為當時天下未定，百姓困窮，痍傷滿目，根本不應當興此規模巨大的工程，而蒙恬“阿意興功”。完全無視千百萬人民的痛苦，落得個慘死的下場，實屬罪有應得。對此，他在《蒙恬列傳》的論贊里是說得那么懇切而入 理，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對人民的同情心理。他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當然，司馬遷在《史記》中所頌揚的人物，范圍是相當廣泛的，除了上述兩類人物外，對于那些為安定社會秩序作過重大貢獻、盡忠補過立有大功，高節至賢敢于反抗強暴者的人物，也都分別不同情況，有分寸地予以頌揚和評論。

3、勇敢地揭露統治階級人物兇殘狠毒的面貌

司馬遷同情廣大被壓迫人民的思想感情，不僅表現在對許多人物的歌頌上，而且表現在他敢于對當時最高統治者漢武帝及其爪牙兇殘狠毒面貌的揭露上。他在《史記》里立了《酷吏列傳》的專篇。所寫人物全屬漢代，并且除一人為景帝時外，其余九人都是漢武帝時暴力統治的執行者，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善于采用兩面手法，挑撥離間，排除異己，結黨營私，榨取錢財。對于他們窮兇極惡的面目，司馬遷都以辛辣的語言一個個刻劃出來。他寫寧成，說“其治如狼牧羊”，并引了當時民間流傳的諺語“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來說明人民對他的憎恨。對于酷吏們貪酷枉法，揣度圣意，深意周納、作威作福的作法可謂刻劃的入木三分。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俗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當有人責問他：“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因如是乎?”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一問一答，不僅赤裸裸地暴露出杜周阿諛逢迎的丑惡嘴臉，更主要的還道出了封建社會法律的實質，揭露了封建社會法律的虛偽性，所謂法律，在封建社會中只不過是統治階級任意殺人的工具，他要怎樣殺人，就會有怎樣的法律。正由于司馬遷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能夠揭露得如此尖銳和深刻。對于統治階級所津津樂道的仁義道德的虛偽性，司馬遷也同樣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不過是掌權者粉飾門面欺騙人民的一種手段，“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何知仁義，已饗其利 者為有德”(《游俠列傳》)。什么仁義道德，什么法律科條，說到底，都不過是束縛、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工具而已。對于統治者殘酷屠殺人民的罪行，司馬遷在《酷吏列傳》中亦加以深刻的揭露。義縱任用牙爪之吏，“以鷹擊毛摯為治。?，?所誅殺甚多。”做定襄太守時，一天之內竟殺“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這些酷吏的兇殘罪行無不使人切齒，可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反而受到“上以為能”的稱贊。這就說明這批掌握生殺大權，到處淫威殺人的歹徒，是完全得到漢武帝的直接縱恿和支持的。所以司馬遷不僅對那些酷吏進行了揭露和批判，而且對于罪魁禍首的漢武帝亦予以譴責和諷刺。他在《平準書》里，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記錄了各種不同的巨大數字，揭露漢武帝輕用民力、厚斂于民的罪行，指出所謂“平準”，只不過是在為國興利的幌子下，進上步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壓榨和迫害而已。批評了漢武帝表面上講究“仁義道德”，實際上卻是嚴刻寡恩。衛宏《漢舊儀注》中說：“太史公作景帝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但即便被削去，在《史記》中仍然還保存著大量揭露漢武帝暴虐奢侈以及妄求長生不死的愚昧可笑的記載。對于當今皇上尚且如此直書，其勇敢大膽的精神也就可以想見了。這種精神在封建時代史學家當中又有誰可以和他相媲美呢！

4、忠實地據事直書的精神

司馬遷《史記》，從漢代劉向、楊雄、班固等人起，都一致公認它是部“實錄”，班固并解釋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何謂實錄?劉知幾在《史通》里有過說明：“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謂實錄”(《惑經》篇)。這個說明與班固的四句話十二個字精神是一致的，即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編寫歷史。司馬遷寫《史記》正是這樣做的。他對于漢初近百年歷史，首先記載了它的繁榮、強盛和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局面。由于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武帝執政初期，農業和工商業都得到很大發展，人民生活一般說是比較好過的。所以司馬遷面對這一繁榮景象是歌頌的。他在《平準書》里說：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

類似的記載，還散見于《史記》其他的許多篇章中，諸如“海內殷富，興于禮義”。(《孝文本紀》)，“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南畝。”等等，不勝枚舉。可是漢武帝為了夸張功德，發動了一系列對外戰爭，同時又耗費大量金錢來搞封禪、求仙和巡游的勾當，結果是“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瞻。”(《平準書》)。“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酷吏列傳》)整個王朝統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從以上這些治亂盛衰絕然相反的記載中，充分說明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對具體歷史事實的處理，確是做到了“不虛美，不隱惡”。他記載漢對匈奴的戰爭也同樣直書其事。漢朝為了征伐匈奴，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盡管取得了很大勝利，但是損失也是十分慘重，這在《匈奴列傳》和其他許多有關篇章中都有詳實的記載，正所謂 “見盛觀衰”。記事是如此，記人也同樣是如此。項羽和劉邦是兩個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凡是讀過《史記》的人都會感到司馬遷是愛項羽而憎劉邦的，可是他在具體敘述兩人的歷史功績時，卻又能做到“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在《項羽本記》里，司馬遷集中了許多重要事件，以飽滿的精力，把項羽那種叱咤風云、氣蓋一世的英雄形象描繪在讀者面前，他熱情地歌頌其勇猛直前“將五諸侯滅秦”的歷史功績，深切地同情其烏江自刎的悲慘結局。但是，對于項羽坑殺秦卒，分封諸侯、剛愎自用以及專重武力等等，同樣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和尖銳的批評，特別是通過韓信之口批判了項羽在政治上的重大弱點。韓信說：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惡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臵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淮陰侯列傳》)。

韓信所列舉的這些缺點和錯誤，不是無關緊要的小節，而是關系到勝敗存亡的大端。對于這些弱點，司馬遷并不因為同情喜愛項羽而加以諱飾。西漢王朝的開國君主劉邦，在司馬遷的筆下無疑是一個屬于貶斥的人物，而所處的時代又使他不可能進行明顯的褒貶，于是他就把對劉邦的批判，往往是巧妙地借有關人物之口在有關的列傳中表露出來，這樣，既記載了歷史，又進行了揭露。在《項羽 本紀》中，通過與項羽的對比，襯托出劉邦的怯懦無能而又殘酷無情的流氓無賴嘴臉，在《留侯世家》中寫出了劉邦的貪財好色，在《蕭相國世家》中寫出了劉邦的猜忌功臣，在《淮陰侯列傳》中更借韓信之口譴責了劉邦誅殺功臣的罪行。綜合這一系列散見于各篇的敘述，一個狡詐多端的流氓無賴的本色也就完全畢露出來了。元明之際的雜劇作家雎景臣寫過一出《山坡羊·高祖還鄉》就是沿著這一思路寫的，其立意構思可謂別出心裁。但在另一方面，司馬遷對于劉邦在楚漢戰爭和建立西漢王朝中所起的作用還是照樣加以肯定，并承認他比項羽機智而多謀。劉知幾在《史通·曲筆》篇指出：“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而不直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為本朝及個人恩怨而諱飾，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切身的利害問題。又如司馬遷在認識能力上明顯要比當時以至后世的史學家高出一籌，如寫秦始皇出身時，不是對他大加神話，而是如實敘述其身世來歷，寫出其不明到底是秦莊襄王之子還是呂不韋之子，不像后世史家對其加以種種的神話。而司馬遷寫當代歷史敢于據事直書，不向暴力屈服，特別是對當朝開國君主和當今皇上的丑惡行徑，照樣大膽地進行揭露和諷刺，如實地記載下真實歷史情況，他的不朽之作《史記》，自然無愧于“實錄”之稱。這種“善惡必書”的實錄精神，為我國封建時代的史學編纂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5、擴大了史書的記事范圍

司馬遷寫作《史記》，擴大了史書的記事范圍，使它不單只是記載帝王將相的歷史。《史記》作傳的對象，范圍極其廣泛，幾乎 涉及到整個社會各階層中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物，其中有：歷代的帝王、貴族、大小官僚、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思想家、經學家、說客、策士、刺客、游俠、隱者、土豪、商賈、醫者、卜者、農 民、悱優、婦女等等所謂三教九流，引車賣漿者流，這就突破了古代以來歷史僅記上屈貴族人物的藩籬，這是他獨到的見不識，不同凡響。在這些人物中，有許多是屬于中下層的。就以西漢王朝初年的統治集團人物來說，從開國君主到佐命元勛，也大都出身于社會的中下層，有屠狗的屠戶，養馬的馬夫，小商販，甚至是專給做喪事人家充當吹鼓手的。這就使《史記》一書有可能比較深刻地反映社會的全貌。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的《史記》，不單寫了漢族的歷史，也寫了少數民族的歷史，如《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等》。此外，還替朝鮮、大宛等鄰近中國的國家立了專傳，并對中亞許多國家的歷史也作了記載，這些記載對于研究世界史，特別是這些國家的古代歷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以后許多史家對司馬遷這一創造大都予以繼承，從而成為我國歷史家編纂史書的優良傳統之一。

四、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巨大貢獻

1、創立了完整的紀傳體史的體例 司馬遷的《史記》，創立了紀傳體的全部體例，包括本紀

十二、列傳七

十、世家三十、十表、八書，全書共一百三十卷。《史記》的體裁，是司馬遷在總結繼承先秦史學成就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盡管五種體裁各有淵源，但其原來的性質、用途卻與《史記》不盡相同，何況把這五種體裁有機地結合在一部書里，使它們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自然要經過一番精心的安排和組織，因此，它絕不是隨意的湊合，更不是因襲，而是一種創造。正如梁啟超所說：“諸體雖非遷所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充而各盡其用，此足證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也”(《中國歷史研究 法》第二章)。是用編年的形式，提綱挈領地寫出一代大事,并非專為敘述帝王 政跡而立。司馬遷心目中的本紀，是綱紀天下政治的意思，也就是把當時在政治上起主導作用的中心人物立為本紀。所以項羽并非皇帝，呂后也非天子，而司馬遷都把他(她)們列入本紀，因為在楚漢戰爭期間，項羽是“五年之間，號令三嬗”的中心人物；而呂后在惠帝時實際上是掌握實權的人物。后來史家在撰述紀傳體史書時，雖然模仿《史記》，卻是貌同而心異，實際上已失去了司馬遷立本紀的真實精神。就象劉知幾這樣杰出的史評家，也不理解這一精神，因而在《史通》里對司馬遷為項羽立本紀大表不滿，這正說明劉知幾在這個問題的看法上，還是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思想境界遠比不上司馬遷。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對于那些起過作用而沒有立傳的人物，“不容盡沒”，亦以表載之。所以表是全書的聯絡和補充。書——以敘述社會制度和自然界現象為主體，對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等制度的發展和現狀加以系統的記述，具有文化史性質，為后來文化典章制度史提供了良好的開端。世家——主要敘述貴族王侯的歷史，雖然也是以人物為中心，但它與列傳不盡相同，往往把某一家族的世代活動也記錄下來。列傳——是記載各個時代不同階層、不同類型的各種人物的歷史。當然，這五種體例，并不是各自獨立。面是相互配合，互為補充，從面聯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史體的產生，對后世史學的發展起了重大的影響。鄭樵說：“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作”(通志·總序)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它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而被確定為正史。無論其涉及范圍之廣，涉及時代之遠，史學價值之高，藝術影響之大，它都是空前的。

2、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為后世史家樹立了典范

司馬遷能夠寫出這樣一部貫串古今三千年歷史的偉大著作，首先就得掌握極為豐富的歷史材料，否則是不可想象的。凡是讀過《史記》的人，都可以發現作者對于史料搜集的辛勤，史料來源的廣闊，史料掌握的豐富，史料取舍的審慎，都是十分驚人的，司馬遷用自己的創作行動，在史學建設上作出了杰出貢獻。南宋鄭樵雖然揚馬抑班，但由于他自己對《史記》未作認真考察，輕信了班彪，班固父子之言，竟然也說出“亙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躋于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通志·總序》)這一番話來，實在未免厚誣古人。司馬遷《史記》的史料來源，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先秦典籍和當世流傳的著作。這些書大多收藏在皇家圖書館里，即所謂“石室金匱之書”。漢武帝很喜歡收藏書籍，多次下令全國，征求圖書，并在宮廷里設了幾個藏書的地方。經過最高統治者的搜訪征求，皇家圖書館的藏書越來越多，“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漢書·司馬遷傳》)。司馬遷以其特殊身份，對這些藏書完全有機會可以看到并加以利用。這部分書籍，數量肯定十分可觀，司馬遷用“六經異傳”、“百家雜語”來概括，也肯定不會只有七八種，凡《漢書·藝文志》見錄的書目，除晚出者外，皇家 圖書館里應該都有收藏。二是檔案文書，這一部分資料也是大量的，因為不但有當代的，面且還有前代留下來的。如秦東向以爭天下，“悉內(納)六國禮儀”(《史記·禮書》)；到了天下并起亡秦的時候，“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史記·蕭相國世家))。象這一類的檔案公文材料，自非一般人所能見到，而司馬遷因職務關系，在撰寫《史記》時卻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尤其有關秦漢之際的歷史，許多內容都是依據這類材料寫成的，如《曹相國世家》、《樊噲列傳》等所記戰功，若是沒有檔案材料可資依據，要寫出那樣精確的數字是很難想象的。又如《三王世家》，就曾全錄封策原文，保存了“漢廷奏覆頒下施行之式”。三是 重視運用親身見聞和實地調查的材料。這種由實地采訪所得的材料，其價值往往勝過于有形的文字記載，它不但可以補充書面史料之不足，訂正舊日載籍之謬誤，并且可以加深對真實歷史了解的程度。《史記》之所以能夠取得那樣偉大的成就，與作者掌握并運用這類豐富的活的材料是分不開的，特別是秦以來至漢初這近百 年歷史的撰寫，主要就是依據這部分活的資料。如秦楚、楚漢戰爭的敘述，秦漢之際各種人物的描寫，能夠寫得那么生動而有文采，都與此有極大的關系，而秦漢之際大小戰役戰場的復雜變化，如果沒有一個了如指掌的形勢在胸中，也是無從加以捉摸和敘述的。正如顧炎武所說：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了然。……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后代書生之所能幾也。?（《日知錄》卷26《史記通鑒兵事》）

司馬遷用實際行動告訴了大家，編寫史書，親歷其境采訪史事是非常重要的。他從復雜的社會中，創造性地積累豐富的現實材料，為史學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司馬遷在掌握了豐富的史料以后，并沒有為史料所役使而隨便引用，凡所采錄的，都經過一番考訂選擇的工夫，有可疑的則存疑，寫作態度十分審慎。“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訓”(《史記·五帝本紀》)，既然不雅訓，他就不采納；“神農以前，吾不知已”(《史記·貨殖列傳》)。自己不知道的，就不隨便寫；“至《禹本記》、《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記·大宛列傳》)，古書所記奇談怪物，他更不隨聲應和。由于他對史料采取這樣謹嚴詳審的態度，嚴肅地忠實于信實的史料，所以他的《史記》才為后人一致公認為實錄。

3、詳近略遠的編撰原則

重視當代史的研究，這是《史記》的一大特點。司馬遷是武帝時代人，而其書就有《今上本紀》，他把歷史一直寫到當代的漢武帝。以朝代而言，夏、商、周三代各成一紀，到了秦朝，既有《秦本紀》，又有《始皇本紀》。至于漢代，則從高祖到武帝每人各為一紀。在十表中，三代作“世表”，十二諸侯作“年表”，秦楚之際則作“月表”。全書一百三十篇，其中專記漢代歷史的就有六十二篇，兼記漢代及秦代的有十一篇。自天下并起而亡秦到《史記》成書約百年時間，這一百年的歷史，在全書分量的比重上要比過去幾個時代的總量大得多。這種重今思想，不單表現在具體篇章數量的比重上，更主要的還直接反映在內容中。他對秦漢大一統局面的出現，一直是抱著熱情歌頌的態度，而對上古倒并不抱多大敬意，這也說明司馬遷進步和發展史觀。他在《六國年表》中有一段話正反映了這一思想，他說：

“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由于司馬遷的著眼點是在秦取天下，“世異變”，“成功大”，因而對于那些不識時代變化而“牽于所 聞”、以古非今的思想提出了批評。班固也稱“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漢書·司馬遷傳》)。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司馬遷在《史記》的撰寫中，確實是貫徹了詳今略古這一原則，成為史學領域里發展起來的優良傳統之一。

4、運用時代語言反映時代特點 撰寫歷史少不了要記述人物的言語，這種言語如何表達，在史學領域里顯然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做法，一種是采用當時的口語和方言，另一種則是“援引《詩》，《書》，憲章《史》、《漢》”，“怯書今語，勇效昔言”(《史通·言語》)。這兩種做法，效果自然不同。因為人們的語言可以透露出各自的生活經驗和心理狀態，是其全部生活的反映，而每個人又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這樣，各種語言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反映一定社會所具有的特點。所以劉知幾在寫《史通》時，就從理論上提出了史家寫史必須采用當時語言，“從實而書”，“記其當世口語”，不必加以文飾的主張，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反映出真實歷史情況。其實這一主張，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早已躬行有得，并且做得十分出色，為《史記》記的成就增添了光彩。如寫陳勝年輕時為人傭耕的一段對話：“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茍富貴，毋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陳涉世家》)簡單數語，活生生地刻劃出—群農民天真質樸的性格，反映了陳勝對現實不滿的心情，透露出他那非凡的理想。《李將軍列傳》寫李廣因擊匈奴兵敗，革職家居，一天晚上外出歸來，路經霸陵亭，亭尉喝醉了酒，竟呵止他 不給通行，司馬遷引了李廣從騎和亭尉的一段對話，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只這一句話，就強烈地反映出失勢人物的遭遇和亭尉作威作福的那付神態。象李廣那樣的失勢人物和神態活現的亭尉這兩種人，在當時都是不少的，司馬遷對前者的同情，對后者的憎惡，自己雖未發一言，其情狀則已溢于詞表。此外，書中還大量引用當時的民諺歌謠來表達當時人們的思想感情，司馬遷在社會實踐中，仔細觀察社會，處處留心民間口頭語言，從而有可能大量吸取這些生動的口語，恰當地使用在自己的著作中，取得了極好的效果。

5、創立了論贊的作法。

古代史書沒有論贊，如《春秋》所用的筆法，《左傳》中只有簡單的論贊，而司馬遷則創立了對人對事進行評論的論贊。論人論事，特別客觀公正，沒有或少有個人的意氣和愛憎，現在看來，也不失其進少性與客觀性，深為后人所稱道。而且司馬遷的論贊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借別人的評論或反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陳涉為王以后，故傭耕者來訪，說了陳涉一些壞話，陳涉將之處死，司馬遷用故友之口來說明陳涉之敗由于忘本，導致眾叛親離。又如《叔孫通列傳》，更是一篇體現這種形式的典范，全篇多次對叔孫通進行了評論，可是作者本人卻一次都未直接出面，先借秦諸生的話：“先生何言之諛也”，點出叔孫通為了升官發財，違背事實，對秦二世奉承拍馬。接著就借魯之兩生的話指出他在漢高祖時制定朝儀，不過是為了“面諛以得親貴。”而這套朝儀，確實使得漢高祖喜得心花怒放：“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是高祖第一次行朝儀后所說的一句得意忘形的話，自然也意味著對定朝儀的人的贊賞。其實司馬遷引這句話，還是在于針對叔孫通的“諛”而進行的批評。此外，傳中還引用叔孫通一批弟子的埋怨和吹捧的話，米襯托叔孫通的虛偽與狡猾。總之，對于叔孫通的為 人，司馬遷個人沒有發過一句議論，都是通過別人的評論，把這個歷事十主，以面諛得親貴的叔孫通的面目，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用這種形式來表達作者自己的觀點，在《史記》的許多篇章中都反映得非常明顯。當然，司馬遷并不只是限于引用別人的議論或反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往往還通過吸收當時民間流傳的歌謠、諺語、俗語等穿插在他的敘述和論贊里，來反映自己主觀的評價，并且做得非常出色。另一種是在歷史敘述的過程里，把自己對所敘人物、事件和現象的

態度、論點表現出來，也就是說采用客觀的內容來體現主觀的評價。這是《史記》寓論斷于敘事之中的最基本形式。又如〈李斯列傳》，司馬遷通過對李斯生平事跡的敘述，使人們看到這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典型人物。列傳開頭說：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這個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李斯卑鄙的思想品質和丑惡的人生觀。《廉頗藺相如列傳》則通過完壁歸趙、澠池之會、將相交歡等歷史情節的描繪，突出了藺相如勇敢機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貴品質。通過歷史敘述以表達其論斷的形式，在《史記》一書中 廣泛地得到使用的，特別是對著名歷史人物的敘述。還有第三種，《史記》里還經常采用對比襯托的形式來表現作者的意旨，這一形式，在《李將軍列傳》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列傳里司馬遷曾插進程不識治軍來襯托和說明李廣在作戰中所以常常獲得勝利，原因就在于得到士卒的擁護。他先借程不識作陪襯，這是以客襯主，后來又用程不識之口道出兩人治軍的異同，這又是反客作主，最后通過敘述，把兩人作了對比，這就更進一步加強了作者對李廣的肯定評價，這種并敘比較的藝術手法，極盡抑揚變化之妙。不僅如此，司馬遷還通過《李將軍列傳》和《衛將軍驃騎列傳》這兩篇文章的比較敘述，寫出了李廣跟衛青、霍去病的出身不同、治軍不同、戰爭經歷不同和所享名聲與下場也各不相同的情況，通過這種對比，更加襯托出李廣一生為保衛祖國奮身疆場和體恤士卒熱愛人民的品質，但是這樣一位深得軍心、民心的愛國將領，卻一直受到貴戚的排擠和壓抑，最后落得個“引刀自剄”悲慘結局，面衛青、霍去病卻步步青云。司馬遷在這兩篇傳記中，處處給予李廣以深厚的同情，并對他的遭遇表露出憤憤的不平。在《項羽本紀》里，寫鴻門宴中的項羽和劉邦，一方是輕敵、不忍和少謀，一方是怯懦、沉著而有機智。通過人物事件的對比刻劃，不但使作者的觀點在讀者面前展現出來，同時也體現了作者表達語言的高超藝術手法，達到這樣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

五、《史記》在歷史文學上的巨大貢獻

1、人物描寫中的形象性與典型性。

《史記》不但是一部偉大勝利的史學名著，同時也是一部杰出的歷史文學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所以魯迅說它是“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史記》作者善于用不同的筆調，不同的語言，去刻劃多種多樣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使他們個性分明，神態逼露。同為貴族出身的四公子，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點，同樣都是策士，每人有每人的臉譜特色。司馬遷正是通過對各人不同形象的描繪，表現出他的愛和憎，表揚和批評。他把項羽刻畫成一個力拔山兮氣蓋世、專欲以力服人、終于為人所制的失敗英雄的形象，把大詩人屈原塑造成一個對祖國無限熱愛和忠誠的愛國志士的形象。對于管仲和晏嬰，前者突出他和鮑叔之間高尚的知己情感，后者則集中記敘了晏嬰和越石父以及御者的軼事來歌頌，通過不同的藝術概括，使這兩個歷史人物的形象，深深地銘刻在人們的心目中，而為人人所喜聞樂道。對于反面人物也一樣，象歷事十主，以面諛得親貴的叔孫通，出身微賤、驟致富貴的外戚田分等，經過生動的描繪和精心的塑造，一個個原形畢露，他們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全部呈現在讀者面前。抓住主要情節，具體細致地描寫人物的活動，避免千人一面的概念化敘述，這是司馬遷寫作人物傳記的最大特色。歷史人物經過他的藝術加工，個個

性格突出，人人形象逼真，收到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的效果。

2、高超的語言藝術

司馬遷在語言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他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語言藝術大師。他善于運用豐富多采的語言，生動地刻畫出多種多樣的典型人物的形象。特別是善于運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來表現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特征。項羽和劉邦都曾見過秦始皇，并且都講過想要取代秦始皇的話。但是由于他們兩人的身份地位和 性格的不同，因此在司馬遷的筆下，他們兩人說話的語氣也就大不一樣：“(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項羽本紀》)。而劉邦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高祖本紀》)前者粗獷直率，后者欣羨延慕。如果把這兩句話加以對調，則于兩人的形象性格就會顯得大不相稱。又如張良在鴻門宴說的一段話：“臣良奉白壁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羽本紀》)。同樣兩句贈送禮物的話，前者說“獻”，后者言“奉”，一字之別，正好反映了對方——項羽和范增兩人身分地位的不同。可見司馬遷在語言的選擇和運用上，每句話、每個字，都是經過精心細致地推敲的。在《史記》中，司馬遷還大量采用當時的口語，來刻畫人物的性格和神態，而且很成功。《張丞相列傳》里寫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項羽本紀》里寫劉邦在鴻門宴上不告而別，范增得知此事，立即敲破玉斗，怒氣沖沖地說：“唉！豎子不足與謀。”《蘇秦列傳》中寫蘇秦與他嫂嫂的一段對話：“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等等，都表現出由于作者成功地使用了生動、活潑的口語，把說話人的聲音笑貌也都形象逼真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在《史記》中熟練地使用語言藝術、特別是大量地采用當時的口語來刻畫人物個性，可以說這是司馬遷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司馬遷還通過人物的語言，來進一步反映和揭露各種社會矛盾。如上引蘇秦和他嫂嫂的對話，就活畫出一幅封建社會的世態炎涼。而在《汲鄭列傳》中，司馬遷通過翟公的遭遇，更加典型地揭露了封建社會人情的虛偽與冷酷：“下邦翟公為廷尉，賓客闐(盈)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這一揭露是多么真切而深刻！顯然與司馬遷本人的親身遭遇，使他看透了封建社會里人與人之間殘酷的利害關系是分不開的。他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正如后代蒙學作品中所說的“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另外，司馬遷還常常利用歌謠、諺語、俗語等穿插在敘述和論贊里，同樣使他在寫人敘事上，增強了形象的真實感和作品的戰斗力。

3、歷史和文學統一的典范

《史記》既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杰作，但它首先是一部史學名著，作者司馬遷用他那不畏最高統治者殘酷迫害的堅強毅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根據大量歷史事實，創造性地寫出了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這是我國秦漢以來出現的大一統局面在歷史文化上的反映。書中所有人物都是真人真事，不夸張，不虛構，它是一部信史，與單純的文學作品有著重要的差別。但是另一方面，司馬遷又能抓住文學的特點，通過種種藝術加工，根據歷史事實，忠實地塑造了各種類型的人物典型，巧妙地使兩者結合和統一起來，創造了歷史和文學統一的典范。

六、《史記》產生的歷史條件與續補

司馬遷歷史學及其《史記》的成立，有深刻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淵源，還有他個人的條件和努力。第一，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動蕩：自春秋戰國至秦漢，封建制逐漸代替了奴隸制，而封建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又逐步發展起來，新舊勢力的紛爭，陳勝吳廣的反秦起義，諸侯王與朝廷的對抗，各族之間的矛盾，各個集團間的傾軋，接踵繼起，紛至沓來；于是政權興而又亡，社會寧而又亂，各種人物出沒浮沉。這一切，給司馬遷打開了廣闊的視野，提出了眾多的問題，也提供了認識歷史的良好條件；第二，司馬遷以前的思想家在宇宙觀方面的唯物主義觀點，和對人類社會一些個別零散的唯物主義觀點，為他建立自己較為系統的樸素的唯物觀點創造了條件；第三，唯心主義的系統化及其泛濫，給唯物主義提出了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回答各種問題的任務，二者“相激使然”，是司馬遷歷史觀中唯物主義觀點比較豐富的一個重要原因；第四，先秦史學已在歷史理論、編纂范圍、著作體例、歷史材料、歷史文學方面，為司馬遷創作《史記》打下了基礎；第五，個人的修養和閱歷，特別是他參加制訂太初歷的科學活動和最高統治集團的政治活動，提高了他觀察和理解史事的能力，而遭李陵之禍，內心“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于是尋求“一家之言”。

時代為司馬遷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司馬遷“隱忍茍活”，鍥而不舍，終于在繼承家學的基礎上，創造出了具有完整意義的歷史學。它的成立，開創了我國史學史上封建史學的新時代。從整體上看，他敢于面對現實，敢于說真話，敢于從實際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去尋求自己的道路，更多地保留了封建制上升時期地主階級思想的生氣；他評論史事，不以已經取得獨尊地位的儒學為主要的標準，有儒家、有道家、有法家，甚至有“鄙語”、“諺語”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諸子獨立思考的作風。其后，人們對《史記》的評價大多注重其獨特的思想趣向，劉向揚雄稱贊《史記》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揚雄和班彪、班固則說“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贊》）（處士即隱士，如宋代的林逋，梅妻鶴子，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司馬遷死后，他的外孫楊惲對其書有傳布之功。“遷既死后，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漢書·司馬遷傳》）此后，由于《史記》的巨大成功吸引著許多學者繼續司馬遷的工作。人們要依照他的辦法續寫以后的歷史。自遷以后至東漢初年班彪之前的100余年間為《史記》作續補的有16人之多，他們是：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等等。其中最有名者為褚少孫與馮商、揚雄，凡褚少孫所補均有“褚先生曰”，但其篇目未明，價值亦不甚大。《史記》初名《太史公書（記）》，魏晉時始得名《史記》，但魏晉時人并未予以足夠重視，至唐代以后始重其書。后世注《史記》者也大有其人，其中最重要者是宋裴因的《集解》，唐司貞的《索引》，張守節的《正義》，人稱《史記》三家注。

第五講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

一、史學獨立地位的確立

魏晉南北朝以前，人們并沒有把史學當作一門學問，當時尚無史學這個概念，史書被當作儒家經典的附庸。在南北朝時期，中國史書數量大增，在目錄學上形成 一個獨立的門類，史學在學術文化領域中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取得了重要

的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社會秩序動蕩不安，封建經濟制度從戰國秦漢的土地私有制演變為封建莊園制，這種制度經濟上軍事上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社會動蕩另速了民族間的融合，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數學、醫學、地理學、農業科技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出現了祖沖之、酈道元、賈思勰、裴秀的著名的科學家。在科學文化上，纖維紙普遍使用，對于學術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也為史書的撰寫和流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矛盾尖銳復雜，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各分立政權之間的矛盾，以及各政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互相交織，激烈斗爭，向史學家提出了許多迫切需要回答的歷史問題，也為史書的編寫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同時各地方政權為生存而需要物質武器，提出“足食強兵”的口號，同時也需要精神武器，于是重視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各政權先后收集了大理圖書和編成了很多圖書目錄。

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庫中，有經學、玄學、佛學、等思想武器，經學是對儒家經典的闡發與議論，漢儒治經，以名物訓詁為主，這時業已走向繁瑣和迷信。東漢時經學又與讖緯神學結合起來，來欺騙民眾。標志著經學的衰落，各種異端思想興盛起來，于是有玄學的興起，清談玄學祖尚虛無，放蕩不羈，以無事為貴。又有佛教的盛行，宣揚天堂樂趣，因果報應之說，無非叫人們摒絕一切內心的思慮與感情，安分守已。玄學和佛教固然可以用來麻痹人們的斗爭意志，但畢竟是偏于虛無縹緲的說教，嚴重脫離實際，并不能提供統治的鑒戒和應變的辦法。這樣，在當時整個學術文化領域中，史學的作用就突顯出來了。史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它見之于行事，深切著明，重具體事實，提供歷史經驗教訓，可以鑒往知來，又可以“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勛”，當時急需的是治國用兵之才，是應變有效的辦法，而經學、玄學、佛學并不能教給人們這種才能，只有史書才是有效的教材，所以此時史學被各政權所重視，普遍修撰史書，正所謂“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史學成為重要的學術門類。同時各政權為了表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每個政權都設立史官，撰修史書，說明自已是順天應人的政權，別的政權都是偽政權。各政權又設設立名目不同的史官職務，有叫著作郎的，有叫撰史學士的，或叫修史學士的，史官成為清要的職位。史官制度的健全，對于史料的及時保存，系統史著的撰修，有重大作用。

各政權設置史官，詔修國史，目的當然是為了占有以至壟斷史學，使之完全為自己的統治服務。但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并不是統一的王朝，全國處于分裂狀態，而且朝代更替頻繁，有的政權僅維持幾十年就垮臺了。這樣，統治者也就不可能將史官制度發展得很健全，將封建文化專制搞得很嚴密。東漢初不準“私改作國史”，后來蔡邕亦有國史“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的顧慮，而隋朝，“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但漢、隋之間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卻不曾禁止私人撰寫史書，這就空出了較大的自由，使私人撰史之風盛極一時。《隋書·經籍志》記載：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紀聞見，以備遺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眾。”私撰史書，便于發揮作者的專長，成一家之言，常有較高的質量，富有創造性。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又一原因。史書數量大，在圖書分類目錄上便自然成為獨立的部類。于是西晉荀勖在編《中經新薄》時，便專門將史書編為一類，這是經史分家，史學擺脫經學的附庸地位開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標志。東晉李充時，又將史書的地位排在諸子之前，僅次于經書的位置，這是當時史書在整個學術文化領域中

地位提高的反映，此后這種分類法被普遍采用，到按經、史、子、集的名稱和順序著錄圖書的《隋書·經籍志》問世，這種四分法的權威地位便確立了，直到現在，一些圖書館還在采用此法。

史學一詞，也是產生于此時的。《晉書·石勒載記》中記載：“太興二年（公元319年），勒偽稱趙王。……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睿為史學祭酒。”這是我國歷史上關于“史學”一詞最早的記載。石勒出身羯人，并曾為人力耕，文化水平有限，卻能重視史學，這是因為史學和經學學雖皆為統治者用以維護統治的工具，但經學重在抽象的義理，而史學則重在具體的事實，提供有據可查的容易理解事實，自然易于為石勒所接受，這也是明白淺顯的道理。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并建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館，分別由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謝元立主持，這表明史學的獨立地位得到社會的公認。

《隋書·經籍志》所載的史書大多是魏晉南北朝時的作品，同一種斷代史書往往多到二三十家。如此時編寫的后漢歷史有十二家，三國歷史二十余家，晉史二十三家，十六國史三十家，南北朝史十九家。這還只是限于紀傳、編年二體有據可查的斷代史而言，四百年間竟出現百部以上的著作，撰史風氣之盛也就可以想見了。這一時期，不但史著數量大增，史著門類也在不斷擴大，有通史，有斷代，有紀傳，有編年，另外還有傳記、史注、方志等等，其中尤以紀傳體的斷代史和人物傳記為最多，這一方面固然由于《史》、《漢》兩書的影響，另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九品中正制的實行有利于褒貶人物的史學思想的發展，從而使得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逐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二、社會上對史學的重視

封建統治者對史學的重視，促使了史學地位的提高，而史學地位的提高，又引起了整個社會對史學的關注。與此同時，經學的勢力，由于受到漢末黃巾起義軍的掃蕩和魏晉時期道家哲學的嚴重挑戰而逐漸衰退下來，失去了它在學術思想界原有的獨占統治地位，這就刺激了學者們以史學作為努力的方向，并以名列史家為光榮，于是世族子弟竟相爭入史局，作為顯名進仕之階。晉華嶠言當時的佐著作郎“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晉書·閻纘傳》)。宋著名史家何承天年老撰國史，“諸佐并名家年少”(《宋書·何承天傳》)。北齊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顏氏家訓·勸學篇》)。隨著史學社會地位的提高，史職竟成了沽名釣譽的工具，當時慕史家之名的大有人在。為了達到個人的虛榮，甚至出現了許多不擇手段的怪現象。何法盛竊人史著則千載傳為奇談：“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與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南史·徐廣傳》）。這個傳說雖不一定可信，但它卻反映了史學在當時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只要能夠寫出歷史著作，便可以一舉揚名于世，說明當世社會風氣對于史學的重視。

三、史學發展的新趨向

1、編寫斷代史成風

魏晉南北朝時代，由于政局動蕩不安，朝代更迭、國家興亡顯得十分頻繁，前朝滅亡后朝為之修史，這是編寫斷代史成風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這一時期統治者特別重視本朝史的編寫。那些旋興旋滅的短命王朝或政權，亦多設官修史，為自身樹碑立傳。此一時期，私人著史之風更為盛行，王朝更迭頻繁又為私人修史提供了有利條件。由于個人修斷代史史料易于搜集，撰寫容易完整，自成一書，成為斷代史特別發達的一個重要條件。雖然當時所撰之書由于戰亂大多亡佚，但它們在史學發展過程中都曾起過不同程度的作用，也出現一不少秉筆直書的良史，如北魏太武帝年間崔浩撰寫國史，“敘述國事，無所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史通·古今正史》）此時遺留下來的僅有的幾部著作，無論從史學思想、史書內容和編撰技巧等各方面，也足以反映出這一時期史學領域的基本面貌，代表此時史學發展的重大成就。

2、人物傳記的發達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又一特點，是人物傳記特別發達，這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精神面貌。當時學者和統治者都特別注重紀傳體。從學術淵源來看，《史》、《漢》的盛行，對這一時期史學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而門閥制度的發達、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更為這種史體的風行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紀傳體的重心在于人物傳記，它最能夠表現史家的才能，反映作者的史識，因此紀傳史作者精心構思之處亦多集中于此，而社會上品評史家長短、評價史書優劣，也大都著眼于人物傳記。所以魏晉南北朝許多史家一意致力于傳記的經營，對于表和志往往不太重視，這對于后世研究此時的社會經濟軍事狀況大為不利。陳壽的《三國志》就是一部典型的代表作。這種情況的產生，當然不應單從史家的學力和才華尋找原因，主要的應從當時的史學思想追究根源。當時史學思想的重點在于褒貶人物，而對于典章制度并不那么重視，這正是社會客觀條件在史學上的反映。正因如此，擺脫其他內容，敘述人物始末的人物傳記，在這時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既有分類傳記，也有以地域為中心的傳記。著名史家謝承曾撰《會稽先賢傳》七卷，陳壽著《益部耆舊傳》十篇，習鑿齒作《襄陽耆舊記》五卷，等等，都是記載某一地區的人物傳記。袁宏著《名士傳》三卷，皇甫謐作《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三書，梁時和尚釋慧皎撰《高僧傳》十四卷，等等，則是按照同類編寫的人物傳記。這些著作的出現，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豐富了歷史著作的內容。魏晉時期的清談，實際上這是當時一批代表寒門庶族地主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對門閥士族地主階級所進行的軟弱的抗議，是統治階級內部斗爭在思想領域的反映，而《高土傳》、《逸士傳》等著作，則在一定程度上為研究這一社會現象提供了史料。又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大為盛行，為封建統治者增添了一種新的統治工具，給勞動人民套上了一付新的精神枷鎖。它不僅影響著當時的政治、經濟，而且成為這一時期文化思想領域中的突出現象，佛教的流傳已經充斥于當時社會的各個領域，幾乎支配著當時的整個社會。隨著佛教中許多流派的先后傳入和創立，也就涌現了一批有名望的僧人，其中有不少人 還參予了當時的政治斗爭。這些內容正史中很少記載，因此，象《高僧傳》《洛陽伽藍記》這類著作，又正可補充正史記載之不足。同時，隨著佛教的傳入，也帶來了今天的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地的古代繪畫、音樂藝術和醫學、音韻學、邏輯學等知識。因此，《高僧傳》對于研究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

及佛教史來說，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魏晉南北朝時期所出現的各類人物傳記，為研究當時的社會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為史學的發展充實了豐富的內容。可是，隨著人物傳記的發展，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的家傳、別傳和墓志、碑銘，這類文章大多是些隱惡揚善、歌功頌德之作，必須善于區別。

3、地方志的萌芽

關于方志的起源，說法很多。但是從后來方志所具有的內容來看，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記載某一地區有關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內容的著作。這種具備亦地、亦史特點的著作，實際上在西漢以來所出現的“地記”中已經有所體現。這種地記，一般都是既載人物，又述風土。這種著作的出現，反映了當時地方經濟的發展與門閥豪族勢力的增長。南北朝時期，江南經濟逐漸發展，因而在這個地區出現了不少地記性質的著作，而豪族勢力的增長又成為產生地記一類著作的社會基礎。這樣，亦地亦史性質的著作，在這個時期得到了比較普遍的發展。習鑿齒所撰的《襄陽耆舊記》，馬端臨謂其“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后載其牧守”(《文獻通考》卷198《經籍考》史部傳記)，其實就是屬于這樣一類的著作。這樣的著作，從內容來看，已經完全具備了地方志的規模。再就常璩的《華陽國志》而言，是屬于方志。清代章學誠早巳講了，地方志如同古國史，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地方歷史，而《華陽國志》的內容正是如此，它敘述了巴蜀、漢中、南中一帶風土、人情、物產等情況，記載了這一地區的政治歷史。不過它是通過人物傳記的形式來表述歷史的，如公孫述傳、二牧(指劉焉、劉琦)傳、蜀二主(指劉備，劉禪)傳，??一直寫到成漢李雄。對于漢以后的地方土女也都一一記錄其名姓。古代書目無地方志--類，杜佑在《通典州郡門·序》中提到《華陽國志》，顯然是把它作為地理書看待的。《隋書·經籍志》則把它列入霸史(地方政權的歷史)一類。這種亦地亦史性質的著作，雖然還沒有統一的歸類，但是它們的大量出現，卻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特點，即地方經濟的發展和豪族割據勢力的強大，因而這類著作也就成為我們研究當時社會歷史的有用資料。

4、譜學的建立

魏晉南北朝時期，修撰家譜也盛極一時，并且形成了專門之學——譜學（也叫譜牒學），它是這個時期史學發展中新出現的反映時代精神的又一個特色。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這一時期的譜牒著作，連同亡佚的計算在內，共有五十余種，近一千三百卷。譜牒學的盛行，是和門閥豪族勢力的發展分不開的。門閥豪族最重門第、血統、婚宦，譜牒學正是為這一目的服務，它是為維護門閥豪族利益、鞏固門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種史學。郡望觀念是在門第制度之下產生的，標舉郡望在于顯示門第。而門第的高下，又是直接關系到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因此對于姓譜記錄非常重視，這是當時那種莊園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唐代柳芳在論述譜學源流時指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宮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 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

‘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新唐書·柳沖傳》)。這段話集中地說明了譜學發達的社會根源，它是完全為了維護門閥豪族的特殊地位和權利的。同是王姓，獨以瑯琊王氏為貴。瑯琊王氏也以此自別于他郡王姓來顯示自己的高貴。梁武帝蕭衍未做皇帝之前，曾給齊帝上了一個奏書，徹底道破了譜牒與門第之間的利害關系。奏書中說：“且夫譜牒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梁書·武帝紀》上)。可見譜牒對于門閥豪 族保持門第上的特殊地位和權力是何等的重要。另外，在九品中正制的選舉制度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不以人材優劣為本，而以門第高下為據，這就從政治上促成譜學的發達。在門第 森嚴的情況下，婚姻制度亦與門第有密切關系，門不當，戶不對，門第不相稱就不能通婚，這也非得講究家譜不可。還有在社交活動中，譜學也顯得十分重要。當時社會上避諱之風十分盛行，與別人交談，不能觸犯對方的祖諱。官場中對避諱一事更為講究，做官的都必須熟悉家譜，否則會招致意料不到的后果。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的發達，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社會上的需要。

有了各類家譜，也就有了專門的人去研究各家譜學，從而又產生了統譜或百家譜。最初作統譜的是西晉摯虞，他編了一部《族姓昭穆記》，把各家譜系分清。這種譜學純粹是為高門世族服務的東西，對家族之外來說，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高貴，借以維持其社會地位和特殊權力，就家族內部來說，則是為了模糊階級界限，掩蓋階級實質，一族之內存在著尖銳的階級對立，族長就是大莊園主，被剝削的族人雖也上譜，卻處于農奴地位。可見譜學是維持封建宗法制度，鞏固族權統治的有力工具。在這種譜學盛行的情況下，也曾產生了先賢傳、耆舊傳之類的史學著作，這類傳記，實際上也只是在于表彰這些人物的門第和郡望而已。

5、史學理論的出現

隨著史學獨立地位的確立，史學理論也相應出現了，雖然此時的史學理論還很不成體系，但這是治史深入的又一表現。論史事，如諸葛亮著《論前漢事》；二是評論史書, 考辨史體，如何常侍著《論三國志》、徐眾著《三國志評》等，可惜這些史評專著今皆亡夫，相傳曹丕也有理論著作傳于后世。但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卻一直流傳下來了。《文心雕龍》是一部文學理論著作，而其中的《史傳》篇論述史書的起源演變、紀傳體與編年體的得失，又評論古代一系列史書的體例，提倡“奸慝懲戒”、“善惡皆總”，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史學評論專篇。它對唐代劉知幾著《史通》有很大的影響，我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史通》，就是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史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史評總結史學實踐，評論史實，評論史書編纂方法，提出批評意見，這有助于史書質量的提高，把歷史研究推向進步。

史考是考證史實、駁議辨疑，如晉譙周的《古史考》，劉寶的《漢書駁議》，陳姚察的《定漢書疑》之類。《史通·古今正史》記載：“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譙周的《古史考〉曾產生很大影響，揭開了我國古史考證的序幕，為把古史研究引向深入大有益處。

6、史鈔、史注和史考的興盛

史書種類繁，數量多，卷帙又大，讀者必然難以遍讀，亦不易掌握，于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有史鈔的興起。史鈔即“鈔撮舊史，自為一書”。它刪繁就簡，博取約存，提要鉤玄，便于綜覽。其中有合抄眾史，如三國吳張溫的《三史略》、南朝梁阮孝緒的《正史削繁》等；又有專抄一史，如晉葛洪的《漢書鈔》，南朝梁張緬的《晉書鈔》、《后漢略》之類。大抵所有的正史在當時都有人下過節抄的功夫。同時又出現了《童悟》之類的通俗歷史讀物，表明這時期的史學也在向普及的方面發展。《隋書·經籍志》記載，南朝梁時甚至出現了“四境之內，家有文史” 景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又有注史之風的興起。注史即釋音訓義，注解舊史，解原文之不懂難懂者，“開導后學，發明先義”，對讀史起輔助作用。注史始于東漢虔服、應劭之注《漢書》。《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又有《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可惜兩書均已亡夫佚。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提倡讀史，注史之風也隨之大盛。單從《隋書·經籍志》看，當時注《史記》的有三家，注《漢書》的有二十幾家，注《后漢書》、《三國志》的也不止一家。此時注史人數之多，除清代以外是最多的，可謂名家輩出。史注是史學普及的一種產物，它原是舊史的一種附庸之作。但是三國兩晉南北朝人的一些史注，例如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之類，卻并不局限在對于原著的文字訓詁，而是以史實的增補和考訂為主，兼及備異和論辯，引據博洽，注文篇幅甚至超過原著。這就使史注這種附庸之作具有了和原著同等的史料價值，這是對于史著的一種發展，也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進期治史深入、史學研究水平提高的一種表現。

四、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及其它史書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發達還表現在對重要史書注釋工作的重視。當時從事注釋工作的人很多，單以《漢書》而言，從漢末至陳，為它作注的就有二十五家之多。裴因的《史記集解》和其父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便是在這個時期所完成的著名的史注。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家庭，八歲就已學通《論語》和《毛詩》，后更“博覽墳籍，立身簡素”，二十歲便開始做官，東晉武帝時歷任殿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代晉稱帝，建立宋朝，這時裴松之已四十九歲。宋文帝時，官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被封為西鄉侯。文帝以《三國志》過于簡略，乃命裴松之作注。于是松之“上搜舊聞，旁摭遺逸”(《上三國志注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于元嘉六年(429年)七月，書成奏上，宋文帝極為稱贊，說它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宋書·裴松之傳》)。

對于〈三國志注〉的內容，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曾作了概括的說明，“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可見裴松之注《三國志》，重點不在于訓詁名物，而在于史料補闕、備異、矯妄、論辯等四個方面。清人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曾將其內容歸納為六類：“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偽異；一曰傳所有之

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由于補注的內容涉及面很寬，所以搜集采摘的資料也就特別廣博，引用的書籍達一百五十余種，作注時所費功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陳壽的《三國志》過于簡略，因此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就顯得特別重要，加之他所引用的那些歷史著作后來絕大多數都亡佚了，如果要想對三國時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了解得更詳細些，那就只有依賴于裴氏的《三國志注》。大家比較熟悉的曹操在許昌實行屯田一事，陳壽在《魏書·武帝紀》中只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魏書·任峻傳》中也只用了“是的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臵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個字。從這簡單的記載中，要想比較清楚地了解曹操屯田的來龍去脈，自然是很困難的。裴松之在《武帝紀注》中補充了有關屯田事跡一百四十字，在《任峻傳注》中又補充了一百八十二字。經過這樣的補充，于是曹操實行屯田的目的，措施和結果都清楚地表達出來了，這就為研究曹操屯田解決了一大困難。對于歷史人物，補充的資料也很多，如三國時期著名的科學家馬鈞，陳壽在《三國志》中只字未提，裴松之分別在《魏書明帝紀注》和《杜夔傳注》中引了有關著作的記載共一千二百余字，對馬鈞的生平事跡和創造發明作了詳細的交待，從而使馬鈞在科學技術上的成就得以流傳下來。又如對當時的哲學家王弼，陳壽在《魏書·鐘會傳附王弼傳》中僅用了二十三個字，當然也就難以講清王弼的生平事跡和學術想。裴松之在注中引了七百五十余字，既補充了生平事跡，又增敘了思想學說，為后人研究這位哲學家提供了方便。

另外，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通過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以反映出魏晉時期史學發展的趨向和水平。這一時期史學非常繁榮，史家人才輩出，史著成果累累，就是三國史的著作，也是蔚為大觀。可惜這些著作后來大都失傳，可是它們的成果，在《三國志注》中卻被大量引述，加上裴松之所引用的大都首尾完具，一般均不加剪裁割裂，對于了解這些著作的大概情況無疑是個有利條件。同時我們從裴注的引文中還可以看出，當時許多歷史學家在搜集資料、考訂史實、編纂史書等方面，都曾作出過很大的成就，對于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著作也都發表過各自不同的意見。所有這些，對于我們研究當時的歷史編纂、史學思想乃至整個史學的發展水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再就裴松之《三國志注》本身來說，在史學史上也有著重要的貢獻。前人為史書作注，大都著眼于名物訓詁、音義地理等的解釋，《三國志注》除此之外，還大量補充史實，匯集異同，考辨真偽，進行評論，為史書注釋工作開拓了新的途徑。特別是對辨別史料真偽，確定史料取舍，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對于歷史編纂學來說有很大的貢獻。

當然，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也還存在著不少缺點，正如前人所指出的，在補充史實方面，“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鑿空語怪，凡十余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于史法有礙，殊為瑕疵”。(《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正史類《三國志》提要)。同時所引史料考訂失實、荒唐不經的情況亦多有之，所以劉知幾批評說：“喜聚異聞，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史通補注》)。至于遺漏之處亦在所不少，特別是許多重要歷史人物，原書不詳，裴注未補，原書未載，裴注不增。趙翼曾經指出：“裴松之注《三國》，號稱詳竅。??然鐘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注中自應補入，而裴注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奸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識之相懸，本傳既遺，而注亦并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陔余叢考》卷6《三國志》條)此外，此時的史學著作還有《洛陽伽藍記》《水經注》《世說新語》等等。

第六講 隋唐史官制度的建立與史學功能新特點

一、隋唐兩朝對于史書控制的強化

史學的重要作用，在漢唐間的數百年中，逐漸被統治者，尤其為最高統治集團所認識，因而控制修史日趨嚴密。唐以前，由于官修，私修兩種情況同時存在，但大多數是奉詔著史，或是在成書之后得到朝廷認可，但基本上都是一人獨立作史，他們都想成一家之言，而不在書中摻雜別人的意見，這些史學家多數本身就是史官，有些不是史官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們都可以看到史官們所記載下來的史料和保存的典籍，并利用這些文獻來著史，所以隋以前所有歷史著作的寫成，又都同史官制度有密切關系，盡管如此，修史往往不能完全符合當權統治集團的需要，甚至某些奉詔所修的國史，亦由于修史者不盡站在以皇帝為代表的最高統治集團一邊，自覺不自覺地觸及乃至危害其統治利益。隋文帝時，為了進上步加強中央集的統治，在史學方面加強了控制，開皇十一年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明令禁止私人修史。唐代在政治上的再統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相應的措施，掃除分襲割據的痕跡，樹立統一的歷史觀點，私人修史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要。于是唐代于武德年間下詔修前代史,李淵在《命蕭禹等修六代史詔》中要求編修史書，必須做到“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但史書并未修成。除了各方面原因外，也由于當時統治者對于官修史書的措施并不得力。貞觀君臣十分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太宗曾說“夫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并開始編纂實錄與修撰國史等本朝史，在這一過程中，修史與取鑒、資治有緊密而有機的結合起來，歷史著述在整個文化典籍中取得獨立和占居第二的地位的穩定，紀傳體史著取代了“古史記之正傳”的編年體史著而處獨尊，正史的修撰逐漸官府化和制度化，從而使司馬遷開創的紀傳體史書的地位逐步鞏固起來。所以唐從貞觀年起，就開始修前代史書，設置秘書內省，修五代之史（《唐會要·史館上》）由姚思廉領銜主修《梁書》、《陳書》，李百藥主修《北齊書》，令狐德芬修《周書》，魏征主修《隋書》，并任命宰相房玄齡總領監修，由魏征總加撰定，詳加損益，撰總論，讓令狐德芬主管體制、義例等問題，一時可謂人才濟濟，群英薈萃。還讓房玄齡等重修《晉書》，太宗親自作宣武二帝紀和陸機、王羲之二傳的史論，全書總題御撰。在撰修前代史的同時，對國史修撰的控制更加嚴密了，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又“別臵史館于禁中，專掌國史”（《唐六典》卷九《史館》）把修國史與前代史區分開來。唐以后，史官制度發展為史館制度，從此歷朝之紀傳體正史便由官方史館修編而成于多人之手，不再是由某人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了。在這些正史上雖然都有撰者的名字，其實他只是主編人而已，有的甚至是掛個虛名。只是因為他是宰相，是監修國史，官銜最高，史館修成史書時便由他上表呈送皇帝，書便署了他的名字，實際上這書乃是史館個集體之作。

二、史館修史制度的確立

關于史館，關于史館，《史通·史官建置》記載：

“暨皇家(指李唐)之建國也，乃別臵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42 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

又《唐會要》卷六三《史館·史館移置》記載：

“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 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及大明宮初成，臵史館于門下省之南。?

?開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監史館，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諫議大夫尹暗遂奏移于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據此可知，史館為國家官署之一，隸屬于門下省或中書省，由宰相兼任“監修”，即史館之長。館址則在禁中，位于門下省(鸞臺)或中書省(風閣)的附近。以前史官隸屬于秘書省，這是掌管圖書秘籍的官署，如后之國家中央圖書館，政治地位并不高。唐代史館改屬門下省或中書省，這是唐朝的中央首腦機構，宰相治事之所，政治地位很高。從史館的隸屬關系，首長職銜，館址所在，以及“館宇華麗，酒饌豐厚”等等看，唐朝的統治者是在大力提高史館的地位、重其職，也盡力為史館的修史工作提供便利條件，而其目的，則是直接地嚴密地控制史書的編纂，并使之能產生最大的社會影響。

史館的任務是修前代史，也負責儲備材料以修本朝史。修前代史之史官常用他官兼任，其書修成，其職即罷，帶有臨時性；為修本朝史而收集資料之史官，則帶有固定性。史官有“修撰”、“直館”之名，《舊唐書·職官志》載：“登朝官領史職者，并為修撰；未登朝官入館者，并為直館。”此外，史館中還常設有修史輔助人員多人： “楷書手二十五人，典書四人，亭長二人，掌上固六人，裝橫直一人，熟紙匠六人。?

對于史館中執筆修史之士，朝廷是很注意選擇的，以便保證修史為朝廷政治服務。所以就是史館中的人員，也并非人人都能直接參與修撰之事。咸亨年間，唐高宗李治下過這樣的命令：

“撰修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輯訛舛，亦恐泄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眾所推者，錄名進內。自余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

由于史館修撰是選擇他官兼任，所以出現過在家修史，而不居史館編撰的現象。朝廷怕失去控制，泄漏秘密，于是又有“就史館參詳撰錄”的規定，《唐會要》卷六三《史館·在外修史》記載：

“(開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詔左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李元紱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院撰錄，令國之大典，散在數所。且太宗刊臵史館，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草不墮矣。’從之。?

此外，對于史官又有利祿引誘，將史館設在鸞渚為鄰，與鳳池相接的地方，館宇華麗，酒饌豐厚。至于史書修成之后，皇帝又有豐厚的賞賜，僅《冊府元龜》卷五四四《國史部·恩賞》中所輯錄的此類材料，就有二十多宗。

史館修史，不論前朝還是本朝，都離不開史料，唐代憑借其政治經濟威力，在搜集資料方面很有成就，太宗、玄宗時曾多次下令搜集史料，為史館修史提供情了豐富的史料。

唐政府最為重視的還是對于本朝史料的收集，以為史館編修本朝史提供依據，其中收集史料的一套做法，相當完備。

(一)于門下省設置起居郎，中書省設起居舍人，兩者職同而分侍：“每天子

臨軒，侍立于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唐朝規定：起居注每季為卷，季末錄送史館。這種起居注記錄皇帝每天的言論和行事，它的起源甚早，可以上溯于漢代。漢武帝時即有《禁中起居注》，東漢時有《明帝起居注》，有《漢獻帝起居注》，以后三國兩晉南北朝各帝王亦多有起居注。所以在《隋書·經籍志》中，起居注形成為史部十三類之一。但直至隋初，并無正員專司其事，僅以令官兼掌，又廢置不常。至隋煬帝時，始專置起居舍人二員，唐時又把這一職司固定完善起來，并明確了它同史館的關系。可惜唐以前的歷朝起居注，均已亡佚，流傳至今的只有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二)武則天長壽二年以后，又規定宰相須記《時政記》，按月匯送史館。《舊唐書·姚恕傳》：“自永徽以后，左、右史(即起居郎、起居舍人)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后謀議皆不預聞。恕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時政記》可以補充起居注的不足，也是史館修史的重要資料來源。

(三)唐朝還規定：中央及地方各官署，均有錄報大事于史館的責任，這就使史館的資料來源更加廣泛了。據《唐會要>卷六六三記載，唐朝曾頒布《諸司應送史館事例》，其具體內容如下：

?祥瑞。——禮部每季具錄送。

?天文祥異。——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驗同報。

?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并其主名字報。

?蕃夷入寇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 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虜畜產并報。

?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太常寺具所由及樂詞報。

?州縣廢臵及孝義旌表。——戶部有即報。

?法令變改，斷獄新議。——刑部有即報。

?有年及饑，并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濫。——戶部及州縣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恤同報。

?諸色封建。——司府勘報，襲封者不在報限。

?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并錄制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縣令善政異跡。——有灼然者，本州錄附考使送。

?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州縣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

?京諸司長官薨卒。——本司責由歷狀跡送。

?刺史都督護及行軍副大總管已下薨。——本州、本軍責由歷狀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謚。——考績錄行狀謚議同送。?諸王來朝。宗正寺勘報。

?已上事，并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勘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并限一月內報。?

唐代史館就是依據上述起居注、時政記及諸司錄報之材料，來編纂本朝史。所編本朝史，大致可分為二類：編年體之實錄與紀傳體之國史。

唐朝時，每一帝死后，便由嗣君命史館匯集其在位史事，用編年體勒成一書，謂

之實錄。實錄起源于南朝，現在所知的最早實是著錄于《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中的“《梁皇帝實錄》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至唐，新君編纂先帝實錄，成慣例。據《新唐書·藝文志》記載，唐朝自高祖李淵至武宗李炎的十六代皇帝，均修有實錄，不缺一帝，總數達二十五部之多。這當然是史館工作的一項成果。自唐宣宗以后的五個皇帝，因唐末戰亂，實錄或佚或闕，后由宋朝人宋敏求補成。于是唐朝二十一代君主，無不修有實錄。可惜這套實錄后來都失傳了，現在只能看到韓愈主編的《順宗實錄》五卷，收在《韓昌黎集·外集》中。實錄是各帝統治期間的編年體大事記，修成于后一代，被當作帝王的一種法祖教科書。它的史料性很強，是根據起居注、時政記、各官署錄報材料編成的史料長編，它為國史的編纂提供了依據。國史一稱正史，是紀傳體史著，它總輯各實錄事跡，勒成著作。比起實錄來，國史對史料有更多的刪節和加工。

在唐代，朝廷曾不斷令人撰寫本朝國史。從貞觀直到武則天時期，修本朝史者史不絕書，而且多為一時名臣。但唐人寫國史，只能是隨寫隨續。安史之亂以后，中原蕩覆，圖典焚佚，朝廷撰修國史不能正常進行了，所以唐時終于沒能修成一部比較完整的唐代史，但已經修成的部分唐國史，卻為后人著述唐史提供了藍本。唐代史書可謂多矣，有魏征等修成的《隋書》、《陳書》、《梁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等等，但不同的是，這些史書多為官方編修，或由史館自己編成而由官方修改認可，如李延壽之《南北史》，總的來說，其思想成就并不高。尤其可貴的是，李延壽的《南北史》能夠拋棄以前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的偏見，南北一視同仁。

綜上所述，隋唐時期設館修史制度的確立，是中國史官制度發展的結果，是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勢力上升，文化專制主義加強的結果。史館憑借國家的人力、物力、權力，大集群儒，廣泛收集各種資料，集體編成史書，這有助于克服個人收集史料與整理史料的種種困難，提高了修史的速度，便于史料的及時整理與保存。但史館是封建王朝控制史學的一種官署，由官來寫史，為官而寫史,目的是提供鞏固統治的歷史鑒戒，維護封建秩序。史館又實行宰相監修，遇事諸多牽制，常使執筆修史者無從下筆。同時所任用的史官們又往往是自視甚高的平庸之輩，劉知幾曾指出：史館中“人自以為荀(悅)、袁(宏)，家自稱為政(劉向字子政)，駿(劉歆字子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加之史官內外串通，各有背景，人多嘴雜，“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俱知，筆未棲毫而縉紳咸誦。”實錄則取嫉權門，直書則見仇貴族。這樣，史館史官只好“爭學敬且，務相推避”了。即使是出類拔萃的史家，在這種官僚機構中也是難有作為的。所以，史官修史，成書快，卷帙大，但質量差，充斥著封建主義的官方思想，在編纂體例上也難有創新。但進代總是向前發展的，便唐以后史學的成就，主要的不是表現在官辦史館的作品上，而是主要表現在私人的創作上。在唐代，真正對史學的發展作出創造性新貢獻的，是私撰《史通》的劉知幾和創作《通典》的杜佑。

第七講 宋元時期史學的特點——以《資治通鑒》為例

第一節 宋元史學的特點

宋代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進步，中外交流頻繁，中國的經濟重心

完成了南移，也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階級矛盾也很尖銳，所以地主階級進行了改革，在思想上興起了理學，希望以此來應對新的社會變化，主張 “文以載道”。這些特點在史學上都有所反映，史書的編撰和文獻的整理都取得了不小成就，在歷史觀點上，思想家和史學家由于見解分歧，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史書的各種體裁和體例都出現了，如紀事本末體。在內容和體裁上這些作品也都各具特色，顯示出多姿多彩的風貌。

第一是編年體史書比以前有很大發展。官修的《日歷》和《實錄》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其中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編年體的巨制，在它的影響下，編年體史書有了很大發展，較為重要的作品有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等。

第二是典制體史書的發展。宋初王溥修《唐會要》、《五代會要》，徐天麟撰寫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典制體的巨制。對后世典制體史書的撰寫產生深遠的影響。宋朝秘書省設會要所，編寫宋代歷朝會要多達3 000余卷。這些材料當時沒有公布。今天的《宋會要輯稿》是清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集抄出來的。元修的《經世大典》880卷，從形式上看是類書，但實際內容是典制書。此外還有專科性的典制書。

第三，通史在史書撰述中的地位大大加強。編年、紀傳和典制三種重要體裁史書中都有自己的通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文獻通考》三部通史巨制的出現，是宋元時期的代表作。

歐陽修的《五代史記》也是通史性質著作，呂祖謙的《大事記》是一部編年 體的通史，上起接春秋，下至漢武帝征和年間，共12卷，是沒有完成的著作。此外，黃震的《古今紀要》等，也是通史性質著作。

第四，古史和當代史的史書增多。前代史的總結和撰寫受到重視。古史的增 多和史學求通的觀念有聯系。重要的史書有司馬光的《稽古錄》、劉恕的《通鑒外紀》、蘇轍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紀》、羅泌的《路史》和金履祥的《通鑒前編》等。其中有的著作理學氣味較濃。

北宋時期的《舊五代史》《和元人修的《宋史》、《遼史》、《金史》在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元人修三史，決定“宋、遼、金各為一史”，這是史學觀念上的一個發展。《遼史》的《表》、《國語解》，《金史》的《國語解》以及《宋史》的《道學傳》等篇目有新意，都反映出社會文化的變動。《金史〉敘事簡而有要，深得史法。由于三史編修時間短，史實考訂不精，特別是《宋史》疏漏的缺點尤其突出。

宋人記錄、編修當代史成為一種風氣。朝廷設相應的機構記載國家大事。機構設置和名稱在不同時期不盡一致，但基本上沿襲下來形成了制度。1．時政記。有中書時政記和樞密院時政記兩種。2．起居注。起居注官員侍立皇帝身旁，跟從行幸，記載朝廷大事。3．日歷。據時政記、起居注和相關材料，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加以編纂。4．實錄。它是據日歷的材料進一步加工修成的。5．會要。會要載典章制度的有關材料。

6、國史。國史的體裁是紀傳體，是根據其他材料進一步修成的。《文獻通考》卷一九二《經籍十九》記載宋代修的國史有：太祖、太宗、真宗的《三朝國史》，仁宗、英宗的《兩朝國史》和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的《四朝國史》。洪邁曾想合九朝三史為一書，但沒有做到。另外還有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和寧宗的《四朝國史》。由于政治斗爭的影響，宋代實錄與國史有些不斷重修，這是宋代史學引人注意的又一個方面。

宋人撰寫當代史重要著作有王禹的《東都事略》、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46 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此外還有數量很多的雜史、筆記。

第五，新體裁、體例史書出現。重要的作品有袁樞的《資治通鑒紀事本末》，是紀事本末體史書，朱熹和他學生寫的《資治通鑒綱目》，是綱目體史書。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學術史性質的作品。

第六，民族史、地方史和域外史有很大的發展。

宋元時期歷史文獻學比前一時期有顯著的發展。治金文獻形成為專門的學問，即金石學，目錄學、校讎學有較大的發展。文獻的辨偽、刊誤、糾繆上出現新的局面。古籍的注釋及類書、叢書的編纂，是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為史學 的研究提供了條件。宋人的辨偽、考訂，可以說是開后代考據學的先聲。

這個時期史學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在對歷史過程的理解上，各種不同的歷 史觀點展開激烈的辯論。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宋人力圖從“理”的角度把握歷史 過程，這是歷史哲理的思考。在天人關系上，新的見解出現了，天人感應的災祥 說受到進一步的批判。在史學工作作用的理解上，宋人有不同的觀點，他們從歷 史盛衰總結的角度，從史學和經學關系上，從歷史的教化作用上，從史學對社會 生活的影響上，提出各自的認識。總之，史家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史學工作的作用，反映出他們對社會現實的關心，使史學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發揮作用。兩宋史學家 很多人又是理學家；有的人雖不是理學家，但思想上和理學有聯系。理學對宋代 史學產生多方面的影響。

在歷史文學上，不少史家是有成就的，許多史家又是著名的散文家。歐陽修 文風簡潔曉暢、搖曳多姿。司馬光的文風嚴整之中而又從容，寫戰爭恢宏場面，顯示其駕馭文字的能力，曲折有致，有聲有色。這些都使他們的史著產生更大的影響，有的篇章成為千百年來人們傳誦的名作。

第二節 宋元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

一 理學對宋元史學思想的影響

宋元時期史學思想的變化，是隋唐史學思想的繼續和發展。史學家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反映在史學思想上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哲學上的變化，理學產生，對宋元的史學思想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使這個時期的史學思想打上又一個鮮明的時代印記。而史學思想的發展對理學體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史學思想的斗爭同當時的理學和反理學的斗爭，同理學內部的分歧和斗爭有密切的聯系。

宋代理學家關于歷史的認識是當時史學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宋代史學家很 多人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者和理學有某種聯系。這種既是史學家，又是理學家或者和理學有一定關聯的二重屬性，為宋代史學的變化帶來不同的效 應。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蘇轍、朱熹、呂祖謙、王應麟、黃震、金履祥等 人的學術特征，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在《宋元學案》中說得清清楚楚。馬端臨師 承朱學的傳人。鄭樵有反理學的觀點，同時又和理學有一定的聯系。理學關于天人問題的探究，影響宋代史學求通的觀點。邵雍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他著的《皇極經世書》把自然發展史和人類社會歷史，作為宇宙發展總過程的組成部分，編排出從“開物”到“閉物”的具體行程。在這個宇宙變動的周期中，人類歷史只占極小的區段。周敦頤作《太極圖說》，王夫之認為這本書是

“究天人合一之原”。張載以氣化流行觀點，說明人與生物同源，天人統一。二程認為理為宇宙根本，理支配自然變化，也支配社會歷史變動。理的流行成為歷史變動的原因，促使歷史發生變化。朱熹進一步發揮這樣的觀點，并運用這樣的思想指導寫史書。

宋代修的許多古史，把人類歷史記載大大提前。有的從盤古開辟天地寫起；有 的在歷史“邃古之初”，首先論述理氣的流行，再敘人類產生；有的古史首篇就是《太極篇》。貫通天人古今去寫歷史，成為一種風氣，以天理名分思考歷史的變動，是貫通古今的一種做法。

籠統說理學家輕視史學，這樣的看法不妥當。理學反對先史后經，反對廢經 治史，反對把史學作為“記誦之學”。他們把史學作為“格物窮理”的一種手段，求歷史盛衰之理，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程頤說：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

《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歷史興廢存亡之“理”，在程頤看來是支配社會盛衰變動的普遍法則，物極則反，事極則變，是萬事萬物變化法則，也是人類歷史變化的法則。

理學家說的歷史盛衰之理，是先驗的天理，這種天理體現為封建綱常道德名 分的教條，維系這種天理，社會才可以長治久安。二程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名分正則天下定”。朱 熹說：“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人間君王適應變化，對一些制度可以作變通損益，但天理綱常是不能變動的。二程說稽古而不泥常，是指古代的東西可以為借鑒，但不能死守著框框不作任何變動。

關于歷史過程的見解，理學家一般都是美化三代，宣稱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時 代。二程說先王三代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是以法把持天下，以智力把持天下，歷史的發展是后世不如前世。程頤說：“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邵雍把中國歷史分成皇、帝、王、伯<霸)四種情況，以皇。帝、王、伯(霸)和一年四季 的春、夏、秋、冬相比附，說：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余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余；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余波也。唐季諸藩鎮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邵雍的皇帝王霸說，從趨勢上看歷史在倒退。一個周期結束后，接著是新的周期 開始。但歷史不是簡單地循環，三代而后，基本是伯(霸)道通行于世 ,邵雍把皇、帝、王、霸作為統治的一種特征。他認為，三皇以道行事，五帝以德行事，三王以功行事，五伯以力行事。皇帝王伯和道德功力相配合，構成一個系統。邵雍的這一套編造出來的理論，在北宋理學中顯示出自己的特點，對宋代史學產生影響。

理學家關于《春秋》褒貶義例的各自見解以及關于正統看法的分歧，直接影 到史書的編纂。有的史家稱辨正統，是“直欲還天理人心之正”。有的人稱朱熹 寫的《資治通鑒綱目》的凡例，是“合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一些史評著作以 理學的觀點評判歷史是非功過，討論歷史盛衰興亡。范祖禹在《唐鑒》中的議論，受到程頤的稱贊，稱范祖禹的議論是三代以下的好文字，原因是范祖禹以“純王”的天理來評論唐朝的史事與人物。

二 宋元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

從史學思想上看，宋元史學表現出它的深邃性、豐富性。北宋時期，宋元史 學思想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來了，圍繞這些問題不同的觀點展開了爭論。南宋時 期史家思考深入了一步，把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思考在哲理的高度上進行更加 系統的討論。元代的史學思想是承南宋的余緒而有所變化。

宋元時期的史學思想發展可以歸結為：

——歷史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歷史變化的過程是怎樣的，怎樣看待歷史的王道時期和霸道時期。

——史學的意義是什么。這又涉及到經和史關系的問題。歷史研究的目的是 什么，史學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對社會產生作用。

北宋時期史學思想突出的是名教思想，強調名分等級，認為這是歷史和社會 的根本問題。司馬光說：“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后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理安得獨在哉！?名分紊亂，禮制即崩潰，則天下大亂。這是司馬光思考歷史興衰的主要觀點。

與司馬光不同的是王安石，雖然王也要維護封建統治，但他不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他認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對先王之政，只能法其意，他所提倡的《周禮》，只不過是借《周禮》之名以行改革之實，他還認為災異發生不是人事引起的，不能用歷史事實附會災異現象。王安石以“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的道理來駁斥災異論的“傅會”之訛誤。這是宋代史學思想的一個大發展。他還主張學習各方面的知識，以求經世致用。

南宋時有朱熹和陳亮關于王霸義利之辨，從天理人欲的角度談歷史過程問題，朱熹認為是道支配歷史，貫串歷史，彌漫在整個社會中的是“利”和“欲”，只是有時暗合義理，就整個社會歷史來看，“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朱熹認為義和利兩者不能兩立。陳亮則反對其說，主張功利主義，他認為其一治理社會可以王霸并行用，義利雙行，陳亮堅持世界和歷史的客觀性質，認為歷史過程是一貫的，其二不能把歷史打成兩截。不能認為后代都不如古代。其三認為義利不是絕對對立的，王霸可以并用。南宋的鄭樵提出會通觀點，反對把歷史過程割裂開來，馬端臨則把古今制度變化作為一個連續過程看待，指出反古實難，他的思考更加深入了一步。宋元時期關于史學工作作用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三種觀點。第一種看法認為 從歷史的興衰變化上，總結出可以借鑒的治道來，這可以稱為“資鑒”的觀點。第二種主要是理學家的看法，認為要從歷史盛衰中總結盛衰之“理”，以歷史證明天理萬古常存；以“理”去“格君心之非”，使人君排除不合天理的雜念，按天理行事。史學是格物致知、認識天理的手段。第三種是從歷史盛衰大勢中，從歷代典章制度得失中，總結認識，作為經世之用。陳亮的事功之學，葉適的經制之學，在史學致用上顯示出自己的特色。呂祖謙集合事功、經制之學，在這個問題上有自己的看法。呂祖謙認為，學習歷史最重要的是尋求歷史變化的原因，說：“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閫范，治體，議論，處事。”史學的作用很大，他說：“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喪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呂祖謙重視史學，抬高史官的地位，反映出呂祖謙學術的特點之一。他對史官作用的評價太過分了。但是程朱貶抑史學為理學之附從，呂祖謙和他們相比較，是

一個鮮明對照。此外，兩宋時的歷史文獻學和金石學興起，這是一個新的現象，說明了文化的普及與大眾化。

第三節 司馬光及其編年體巨著——《資治通鑒》

一、《資治通鑒》編修的經過

1、司馬光的生平及其編修《資治通鑒》的動因

《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為北宋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光所編著。光(1019~1086年)字君實，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宋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由奉禮郎遷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土。當時正值神宗用王安石變法，而司馬光是反對變法的“舊 黨”首領，故于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執政后，司馬光即請求作外官，出知永興軍。次年，王安石為相后，又自請改判西京御史臺(閑差)，在洛陽十五年，專門從事于《資治邇鑒》的編纂。哲宗即位（1085年)，保守派重新得勢，司馬光擔任宰相，把新法廢除得一干二凈。第二年，他便死了。死后封溫國公，謚文正。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政治見解上盡管迥然不同，王安石認為司馬光是反對新法的人推出來的招牌，司馬光則認為王安石是被呂惠卿等所利用，可是他們兩人的私交始終很好，相互之間并無人身攻擊。

司馬光從小就愛好歷史，這是他編修《通鑒》的先決條件。《資治通鑒》是奉詔編纂的，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受詔，至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十二月書成奏上，歷時十九年之久。其實在受詔之前，他早已開始這一工作了。仁宗嘉佑年間，就著手編寫過一部“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的大事年表，于歷代治亂興衰之跡，采獵經史，作了扼要的記載，名為《歷年圖》，計七卷，在治平元年(1064年)進呈給英宗。接著又在此基礎上，仿《左傳》體裁，起自三家分晉，止于秦二世三年，寫成編年史八卷，取名《通志》，“于七國興亡之跡，大略可見”(《進通志表》)。實際上這就是今本《通鑒》中的周、秦二紀。進呈英宗后，深得贊賞，并于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馬光設局于崇文院，編輯歷代君臣事跡，官府還給他提供了自行選擇助修人員，得就秘閣翻閱所藏圖書、并給吏史筆札等方便條件，這樣，就使司馬光有可能順利地從事這項艱巨的工作。盡管以后他的官職多次變動，但編書工作卻從未中斷。

司馬光為什么要編修《資治通鑒》，他在皇佑中曾對劉恕講過：“《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劉恕：《通鑒外紀后序》)。又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亦說：“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于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

神宗于1067年繼位以后，司馬光進《通志》，神宗以其“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資治通鑒》，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可見當時統治者對此書是何等的重視。

2、編修《通鑒》的優良方法

第五篇：西方史學史_《編年史》讀書筆記

歷史之最高職能就在賞善罰惡—《編年體》讀后感

塔西陀出生于羅馬省的一個貴族家庭，早期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嚴格訓練，并以博學多識為一部分的元老貴族所器重，因此較早的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公元78年，塔西陀與當時羅馬的顯貴、執政官阿格里古拉的女兒結婚，由于這種關系，加上其岳父的大力相助使他的仕途非常的順利，官運亨通。在龐大的羅馬帝國中，塔西陀歷任三朝，躋身高位，先后擔任過公元81年的財政官，公元88年的行政長官和公元97年的執政官以及行政總督等要職，這一些為塔西陀熟悉的了解和掌握當時社會的各種情況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并造就了他有著超乎前人的良好政治素質和豐富的社會閱歷及經驗，因此他在隱退官場后，便利用其資深的文學基礎開始著述事業，從而寫下了許多傳世佳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歷史》（羅馬史）、《編年史》（羅馬編年史）、《日耳曼尼史》。

《編年史》是塔西陀的最后一部著作，十六卷本。他洋洋灑灑，夾敘夾議，從提伯里烏斯繼位一直寫到尼祿統治末年，記述的是提伯里烏斯、卡里古拉、克勞迪烏斯、和尼祿四個皇帝當政的時期，時間跨越大約54年，是一部皇朝斷代史。這部作品雖然殘缺不全，但它所表現了他那前無古人的文學功底，讀過《編年史》這本書之后，給我留下了以下幾個深刻的印象！

一：實事求是

從《歷史》和《編年史》看來，他是以“歷史之最高職能就在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懸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作為宗旨的，他著述時均以此為準則，這是他對帝制，首先是對皇帝的專制、殘暴及腐化墜落的抨擊和揭露；對社會道德的衰微，首先是對個人品行的肆意褒貶；對共和制，首先是對理想化了的理論道德和政治制度的頌揚和向往中均可見一斑。他認為“很少有人生來就能辨別什么是對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別人的經驗才能得到教訓。”所以，他要用史書使人們獲得教訓，分辨善惡。他在史書中以她的道德觀度量一切，他道德的藍本是經過美化了的羅馬共和時期的道德—忠勇愛國，崇尚道德，民享自由，他寄情懷予歷史寫作，緬懷共和，針砭時弊，以書見志。因而，史學家湯普遜說：“本質上的他西陀是道德家，他把歷史看成是教材。”馬克思也稱他西陀為“貴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

在寫作過程中，塔西陀更多的是以批判的眼光來解剖這一歷史時期，他不像波里比阿那樣，從羅馬政體的形式來論證羅馬的功業和長治久安，來總結羅馬的經驗，而是從一個較小的角度，從專制帝王，社會風尚等等來考察1世紀的羅馬，來評價帝國的得失。他本人也承認“我已經談到的和將要談到的事看起來可能只是一些細枝末節的記錄”他著作的焦點是表現善與惡的小事。在編撰《編年史》中敢大膽的深刻揭露。尼祿是羅馬帝國最壞的一個皇帝，塔西陀對他的殘暴、昏庸、淫亂的統治痛斥得不遺余力，它不僅敢寫尼祿這樣的暴君，而且筆鋒直指奧古思都，他用歷史學家有力的筆借公眾的議論把奧古思都描寫成一個虛偽的、玩弄權術和生活不嚴肅的君主，并把羅馬共和國滅完的主要職責推到他身上，同時還指出“奧古思都私心極大，把自己的親人都安插在高官顯位，并把元老院和高級長官及至立法的職權都集中于一身，實行專制統治”。（《西方史學史研究》1988年第4期P48）但在塔西陀作品中德行的好壞是有強烈的對比的，不僅有批判，也有贊揚，比如，對皇帝提伯里烏斯的侄子日耳曼尼庫提推崇備至，花了很多的篇幅歌頌他的人品和軍功，說他可以和馬其頓亞歷山大媲美，又如，他把日耳曼尼庫提的妻子大格阿里皮娜寫成當時道德女性的典范，具有勇敢、正直、忠貞等各種美德，為了鞭撻墜落的羅馬貴族，還往往用小人物和蠻族的某些事跡來形成對比，一個被釋放女奴出于正義掩護了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結果遭到嚴刑拷打，最后自盡而亡。塔西陀借題發揮，說這個女子“把羅馬那些生而自由的男子、騎士和元老們比得黯然無光，因為這些人沒有受到任何拷打，但每個人都依舊出賣自己最親近的人”（《編年史》卷十五P57）

重要的是，塔西陀對于那些作為反面人物而著意刻畫和揭露的皇帝，還是采取比較誠實的態度，并非一筆抹殺，一棍打到，雖然出現某些偏頗的地方，但基本上還是比較公正的，如對尼祿的描寫，塔西陀認為他是“羅馬帝國中最壞的一個皇帝，因此對他的殘暴昏庸和淫亂統治痛斥得不遺余力，但塔西陀并不把他一概痛罵，尼祿有值得稱贊的地方，他都一一記錄了下來，他說尼祿有事特別的寬厚，就連罵他的人都得到寬免”（《編年史》卷十六P6）他贊揚尼祿不為自己立金像和銀像的做法，尤其是對尼祿忠于愛情的品德給與充分的肯定。（《編年史》卷十五P57）

二;反暴政，頌共和

一方面，塔西陀反對暴政，揭露帝制，鞭撻暴君，而且，他總是一道德家的那種悲天憫人的態度來寫歷史，有人稱“他的主題集中在政治暴政的滋長和羅馬道德的衰落上”，對塔西陀而言，他不能見容于羅馬暴君，所以，對他們頗多過激之言；但作為一個生活在羅馬君主政體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并又在帝國任職高官，為了生計他也得見容于這種君主政體，這是一個兩難的“抉擇”。其實塔西陀的偏見是偏離羅馬史實的，他并不能對早期羅馬帝國的人與事做出正確的科學分析，他也未必能認識到帝制尤其在羅馬帝國時代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殘忍的一面也有對當時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面。例如，被他抨擊的提貝里烏斯‘對這個皇帝的建樹缺少應有的評價，他把早期羅馬皇帝都寫成是“暴君”、帝國的萬惡之源，這是有失公允！

另一方面，塔西陀歌頌共和政體，贊美昔時的世風淳樸，留戀就貴族派人士的自由生活，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他反對民主政治，輕視下層民眾，他所贊同的和所向往的是一種溫和的貴族共和政體。因為，這種政治的“優點”在于，它既不需要在民主政治下去費心“研究群眾的性格和駕馭他們的辦法”也無個人專政下的種種弊端。

三：羅馬帝國的衰微

塔西陀生于羅馬帝國的盛世，這是羅馬帝國編年史上的“羅馬和平”的繁榮年代，公元一世紀前后的羅馬已經發展成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以致地中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了一個國家的內海，海內一統，羅馬帝國之勢如日中天，達到極盛，但是在外表繁榮的背后，國家廣闊的大帝國內，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上層統治階級內部，元老貴族與騎士貴族、貴族與平民、奴隸主與奴隸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作為身居高位，對帝國政事了然于胸，親眼目睹宦海沉浮，官場爭斗，尤其是君皇殘忍、宮闈內幕，一個有著犀利目光與洞見一流的古代史家來說，塔西陀自然會比其他人看的遠，看的深，這就是為什么他能在羅馬帝國上升時代能夠察覺到君主制的弊端！

在塔西陀的眼中，本已在逐漸墜落的羅馬傳統，因為新的放蕩而徹底摧毀了，羅馬的力量被奢侈之風腐蝕了，他認為這種腐蝕之風同“古代”的紀律和祖先的遺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我們祖先的時候勇氣而不是金錢構成羅馬國家更好的基礎”。而現在羅馬人幾乎成為了一個病入膏肓的民族，它已無法抵御外來的惡習。他寫到“每一個國家的每一種事物只要是墮落的和足以使人墮落的，都要在羅馬出現。”可見他眼中的羅馬墮落之深。他以滿腔的義憤寫到：“荒淫無恥的丑行層出不窮；羅馬人的道德早就敗壞了。”在大家爭相作惡的環境里塔西陀是帶著感情寫作的！

四：宗教迷信色彩

塔西陀的思想中夾雜著宗教迷信色彩，這與他的道德觀和歷史思想有著很密切的關系。宗教色彩 給道德說教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光環，使之更具有感化力，塔西陀認為諸神干涉人間事物，考慮的首先是對它們惡行的懲罰，諸神通過預兆和災異現象來警告羅馬人，告訴羅馬人他們的憤怒和不快！羅馬人把他們的成功歸于天意、神助，把自己看成是天命所歸的民族。神壇一直是羅馬人的圣地，不管羅馬在戰爭中有多大的不幸，他們總是傾力保護神和神廟。在塔西陀看來，諸神對羅馬的一切罪惡，都有所反映，并且罪人總有一天會受到懲罰。《編年史》中，它記載了這么一件事，尼祿毒死不列塔民庫并火葬了他之后，發生了一場暴風雨，因此人們都認為者表示了諸神對于這一謀殺的憤怒。這些記載不僅說明塔西陀道德說教中的迷信色彩，也可以從中看出他對歷史的解釋是多元的！

六：小結

在《編年史》第十一卷里有一節關于補充元老名額的爭論，他收錄了這么一段話：“在過去，對于那些與羅馬有血緣關系的民族來說，一個由羅馬人組成的元老院就夠了；他們并不因為古老共和國而感到臉紅。而即使在今天，人們還引用在古老制度下羅馬的性格為古人提供的德行的榮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