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現代史學史 梁啟超

讀《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淺談梁啟超與史家四長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治家、啟蒙思想家、文學活動家和學者。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甲午戰爭中國敗于日本后，隨其師康有為鼓吹變法維新發動“公車上書”，創辦《中外紀聞》、組織強學會。次年任《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等重要政論文，鼓吹維新變法，影響很大。二十三年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二十四年入京參加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后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間起初曾謀劃與革命派聯合，思想一度激進，創辦《清議報》，宣傳“斥后保皇”。1903年游歷美洲后轉向保守，堅持君主立憲，反對革命。其時，他對于國人影響最大的還是思想啟蒙。《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大量介紹西方的政治學說及其他學術思想，批判中國的封建專制與舊學，講求“新民”之道，并倡導文學改良運動。廣泛宣傳西學，先后發表了《中國史敘論》、《新史學》，批判中國封建史學，提倡“史界革命”。二十九年后，與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長期論戰。主張開明專制和社會改良，反對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辛亥革命后第二年回國。先任共和黨領袖，歷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與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又接連策動了倒袁運動。1916年赴廣西、廣東參加護國戰爭。1917年反對張勛復辟，出任段祺瑞的財政總長，后來辭職，不再參與政事。

1918年底至1920年初赴歐洲考察，著《歐游心影錄》，主張用東方古代文明挽救西方物質文明的破產。1921年著《中國歷史研究法》，闡述整理東方文明的方法。1922年著《先秦政治思想史》，鼓吹儒家、墨家已創立“社會主義”學說，且勝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1925年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先后講授中國文化史、歷史研究法，并指導中國史學史、東西交通史等專業的研究。1926年春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1926—1927年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進一步表述了其史學理論。生平長于史學，于文化史較有研究，著有《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素抱編纂中國通史及多種專史宏愿，終未實現。著述多收入《飲冰室合集》。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國近代史學理論著作。梁啟超撰。本書原為1926年10月到次年5月作者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所作的學術講演稿，是對其1921年所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補充。其部分內容曾在《清華周刊》發表，1933年始由商務印書館刊行全書，后收入《飲冰室專集》。今讀《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為中華書局2010年版次。

全書分總論、分論兩部外加附錄兩則。總論包括《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長》及《五種專史概論》。梁啟超說：研究“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 1

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他還闡明了史家應具備的“四長”，即史德、史學、史識和史才。在分論中，詳盡地論述了有關“人的專史”、“文物的專史”等專史的撰寫方法。其中所講許多治史經驗詳盡又發人啟迪，將此書作為研究歷史的理論指導作了一下方法摘要。

總論三章，注重于對史學的目的、史家修養和各種專史的性質特點進行概括的理論說明。

“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史家的責任就在于對過去的歷史求真之后，提出有借鑒的經驗，在歷史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此概是“讀史使人明智”。而要做到可供資鑒的目的，前提是求的歷史的真實。怎樣才能求得真實？可用鉤沉法、正誤法、新注意、聯絡法、搜集排比法。

鉤沉法，意如其名，將沉沒或是快要沉沒的事情鉤起，找與此事有聯系的人求真。

正誤法，對于前人記錯的事實，不盲從，應改正。此處忽略了區分正誤的具體方法。

新注意，即為新角度，從前人沒有過的角度方法重新看歷史現象。

搜集排比法，散落零亂的史實，似無價值，一經搜集排比，意義便極其重大。聯絡法，追溯本源法，“許多歷史上的事情，順看平看似無意義，亦沒有甚么結果，但是細細的把長時間的歷史通盤聯絡起來，就有意義、有結果了。”

通過五種方法，求的歷史的真相，并賦予新的意義，新的價值，作為活動的經驗借鑒。

在論及史家修養時，梁啟超評價了劉章的得失，劉知幾認為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學誠添上一個史德，并為四長。“劉子元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如何才配稱史才、史學、史識，他不曾講到。學誠所著《文史通義》，雖有《史德》一篇，講到史家心術的重要，但亦說得不圓滿”。

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對于傳統史家所提出的才、學、識、德“四長”梁啟超作了新的解釋，特別突出了“史德”的重要性，史家首先具備了“心術端正”還要做到記事忠實公正，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史家往往“心之所趨，筆之所動”，或多或少融入了主觀想法，最常犯夸大、附會、武斷的毛病應當時時注意，極力鏟除！“史家道德，應如鑒空衡平，是甚么，照出來就是甚么，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鏟除凈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史學，即史家的學養，應以對某一方面的“專精”為主，輔之以各類知識的“涉獵”。“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專精同涉獵，二者皆不可少。做專精的方法：首先選定局部研究，然后搜羅材料，判斷真偽，最后決擇取舍。具體有，勤于抄錄，平時看書要多抄錄下來，以倍他日之需；練習注意，在平時看書，有意識的多練習關注一定范圍內的信息；逐類搜求，找到一條有觀研究的信息就跟著追尋下去。做涉獵的方法：隨便聽講，隨便讀書，隨意談話，長期堅持積累。不論是培養精專還是涉獵之法，都極其煩瑣，且需要長期不懈的堅持，選擇研究歷史當做好吃苦耐勞的決心。

史識和史才，則是指觀察力和組織史料、駕馭文字的能力培養。“史識”即“史家的觀察力”。不會觀察歷史現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談不上歷史研究。一般的歷史觀察法是從全部到局部，再從局部到全部，兩種方法要同時并用，缺一不可。養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應注意，不要為因襲傳統的思想所蔽，不要為自己的成見所蔽。要把自己的意見與前人的主張，平等的看待，才能得到敏妙的觀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識。史才，史家的構造文章技術，如何可以養成史才? “多讀，少作，多改”。多讀：讀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資料可以自己試作，與他比較；精妙處不妨高聲朗誦，讀文章有時非搖頭擺尾，領悟不來。少作：作時謹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無須多貪作。筆記則不厭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時，幾個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謹慎，要鄭重，要多改，要翻來覆去的看。

“同學諸君方在讀書時代，只是預備學問，說不上著作之林，但我們學歷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此刻雖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當著作家的志向。”致力歷史研究者，具備史德、史學、史實和史才治史家四長，至關重要。

五種專史概論，概括的了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時代的專史五種專史的研究方法。分論部分原擬詳敘人、事、文物、地方、斷代五種專史的具體研究和寫作方法，但僅成“人的專史”七章(其中第七章有目無文)和“文物的專史”五章，余皆有目無文。關于“人的專史”，主要談了列傳、年譜、專傳、合傳、人表五種體裁的大體沿革、編纂特點，作用和撰寫方法。

寫人物傳，最好選擇那些思想及行為牽涉面廣，可以作為時代風氣或學術文化代表的人作對象，以便通過一個或一群人的事跡，反映一時代一社會之面貌與變遷。尤其是合傳，應將事跡互有關系的人物歸入一類撰寫，以便通過一組人物事跡的相互補充，明了某一制度文物、事件或學派之演變全貌。關于“專傳的做法”，把整個中國文化分為思想及其他學說、政治及其他事業、文學及其他學術三大部分，每部列出幾十個代表人物寫成傳記，從各個側面反映中國文化精華及其變化的軌跡。

“文物的專史”，大致可分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類。政治為社會骨干，其專史應首先將民族、國土、時代、家族、階級等基礎問題研究清楚，然后才是政治制度變遷、中央政權、政權運用等專題研究。經濟為社會血脈，文化為社會神經。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梁啟超多年研究歷史的治學積累。梁啟超涉獵東西方史學著作，結合中國史書的過去和現狀，使《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得到系統整理，其條分縷析，言簡意賅，其中許多治史經驗和精辟見解對今日之研究歷史著深受啟迪,讀之受益匪淺！

第二篇：中國史學史復習資料

1．編年體：是我國最早的史書編纂體裁之一。孔子刪定的《春秋》采用編年體，初步將人物、地點、時間、事件四個因素結合起來記敘歷史，它已有了明確的時間順序，把事件有系統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編排，上下連貫，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過程。這種體例經過《左傳》作者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2．紀傳體：是以記載歷史人物事跡為主的史體。創立于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該書以本紀記載歷代帝王的事跡和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譜列年爵；以書的形式記歷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記載諸侯公卿的事跡；以列傳的形式記社會各階層人氏的事跡。以后歷代正史均沿用這種史體！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所著。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該書所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也涉及到歷代的典章制度。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等九門，對每一種制度，都能綜慣古今，溯源明流。該書為編寫制度通史開創了先例

4．《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含 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記述了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三千多年間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其內容豐富，堪稱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讓歷代學習。其記錄的時間、范圍廣泛，事跡全面，人物豐富，涉及典籍面廣，在史料搜集取舍上，為后世樹立了典范。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尊重史實，秉筆直書，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史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5．《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是我國古代社會杰出的史學家。《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并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著名的“三長論” 和“直筆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應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后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劉知幾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古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代表作，與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干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其一，“六經皆史”論。關于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于“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于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

7．二重證據法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把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作為一種重要的治史觀念和方法，是20世紀初年中西學術交融和新史料大量發現刺激之下的產物，此為其所具有的強烈的時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等新出地下資料進行多方向多層次的大量研究的情況下，王國維最終總結出了綜合利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這是王國維昭示后人的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影響深遠。

8。《海國圖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撰的最詳備的世界史地著作，書中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戰艦和火器生產技術；系統的的闡述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辯證關系。是一部研究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探尋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之路的維新思想的啟蒙書！

中國古代史學產生應該具備哪些基本條件？（1）文字的發明。沒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書，對于某件事情，如果沒有文字記載，單憑記憶，不可能長久。有了歷史記載的材料，才能編纂成史書和產生史學。(2)歷法的產生。因為史學史以時間為基礎的，有了歷法才能推算時間，確定歲時年月。一部史書如果沒有確定的時間，即使史料載豐富也是毫無簡直的。（3）歷史意識的產生。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史為鑒，作為施政的依據；同時作為教育后代的教科書等

9．《 史記》與《漢書》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內容等方面有哪些差異？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僅記載西漢一代歷史。在體例上，《漢書》對《史記》體例進行了改造，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傳，同時創設了《惠帝紀》、《地理志》、《食貨志》、《藝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傳記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獻，如《董仲舒傳》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貨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說”等。《漢書》還詳細記載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歷朝的歷史）《）《）《）

10．劉知幾的史學貢獻

1、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史學發展狀況，使史學評論走上了獨立發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記載的虛偽，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對古人和經典進行了批判，體現了一種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經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規范史書修撰環節。對史料：主張“采摭群言”，對“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須堅決舍棄；論史事：主張荀悅、干寶提倡的“五志”，再廣以“三科”，反對“四煩”； 論人物：選擇惡可戒世、善可勸后者，反對“愚智畢載，妍媸靡擇”。

4、論述了各類史體的長短得失，提出了史體特別是紀傳體的發展方向。

（1）論古今史體，歸為“六家”。認為古代史學是發展變化的，史書體裁是不斷演進的，他把古代史籍分為記言體、記事體、編年體、國別體、通代紀傳體、斷代紀傳體六家，并一一考鏡其源流發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對編年、紀傳二體短長進行剖析。編年體按年記事，但人物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紀傳體內容豐富充實，但紀傳體多重復，時間概念不清。“二體”各具短長，尤其對紀傳體的體例和結構作了理論總結。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發展，揭露了史館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發展：在《史官建置》篇，劉知幾對唐初以前的史官發展脈絡加以條梳。（2）唐代設館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難以直書；監修者眾，史官無所適從；監修不當，銓配無 法。

6、提出“史才”標準，奠定后代史學人才標準 史官素質：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編次勒成，郁為不朽；高才博學。史學人才標準：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才”：組織史料和表達的能力；“學”，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識”：是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學貢獻

郭沫若開辟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科學道路。他在1929年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存在，而奴隸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奴隸制本身后來又轉化為封建制。它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學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而中國歷史的進程同樣是受這個普遍規律所制約的。這是郭沫若對中國史學的重要貢獻，也是有利于中國革命的重要論點。郭沫若出版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這是研究先秦學術思想的姐妹篇，他還為中國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獻學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他根據形式、花紋、文體和字體，為中國青銅器的分期提出了權威性的看法

第三篇：西方史學史讀后感

讀后感

在讀《西方史學史》中，讀到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一些內容，很有感觸。

《羅馬帝國衰亡史》是由愛德華·吉本所寫，吉本出生于英國薩里郡的普特尼鎮一個英國紳士家庭，生活富足。吉本的父親（也叫愛德華?吉本）早年在劍橋大學深造，后為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吉本本人與其父親生活經歷相似，早年受到良好教育，數年之后亦為英國國會議員。

吉本為家中長子，母親在其出生之后又生了六個孩子，在吉本10歲時去世。吉本自幼多病。

1752年，14歲時被父親送往牛津，不到15歲就考取瑪格達倫學院。但他父親后來發現他對天主教感興趣，當時在英國一個天主教徒會受到上流社會的排擠，他父親立刻就把他送到瑞士洛桑，交給一位基督教新教導師。在洛桑期間，他參加過伏爾泰的聚會，學會了法語，開始用法語寫作其第一部作品《論文學研究》(1761年正式出版)。

一提到在歐洲歷史上叱咤風云千余年的羅馬帝國，想必人們便會下意識的想到英勇善戰卻又拜倒在美人裙下的愷撒。誠然，愷撒是一位天才的將領，卓越的統帥，在他的治下，羅馬軍隊為共和國帶來了無與倫比的恒久光榮。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羅馬之所以能在強敵環伺的中歐控制西方文明長達十幾個世紀，所依賴的并不是在最初幾百年間攻克的遼闊疆域，而是強有力的政治和社會體制。這后者，自然應該歸功于羅馬帝國的實際開創者，奧古斯都大帝，即屋大維。

很多人以為屋大維不過是憑借著愷撒的聲望輕而易舉地登上帝位的，其實不然。愷撒被刺之時，作為其養子的屋大維才18歲，正在阿波羅尼亞的軍隊中，無論從地位、聲望、勢力上，都遠遠比不上愷撒的同僚，雷必達和安東尼。那么，這個不及中國弱冠之年的年輕人，是如何擊敗聲譽卓著、勢力龐大的兩位前輩，登上羅馬帝國的至高寶座的呢？除卻愷撒的余蔭影響之外，更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個人的才華和努力。

屋大維外表風度翩翩、溫文爾雅，性格冷靜而敏感，極富洞察力和政治手腕。創業初期，他深知自己羽翼未豐，斷然不是雷必達和安東尼的對手，因此不遺余力地揚起愷撒養子的大旗籠絡軍隊，更以同樣的身份與上述兩位前輩結盟。他們通力合作，歷經數次苦戰終于剿滅了刺殺愷撒的卡西烏斯和布魯圖斯，血洗了羅馬城尤其是元老院。在利用一次偶然的政治事件巧妙地踢開雷必達后，他開始了與安東尼長達數年的周旋。看準了安東尼流連于埃及艷后的懷抱致使軍紀廢弛的時機，屋大維在長期的厲兵秣馬下當機立斷，傾盡全力在希臘大敗安東尼，隨后不給他的敵人留下一絲喘息的機會，乘勝揮師埃及，徹底消滅了安東尼及其情人克利奧帕特拉的勢力。

創業不易，守業尤難。舅公兼養父愷撒被刺的情景歷歷在目，怎能不讓性情敏感的屋大維夙夜擔憂？他清楚的知道愷撒的被殺并非來自強大的權力而主要源于可怕的夸耀，于是便終其一生對元老院保持相當的敬意，對人民許諾以古老的自由。他放棄危險的執政官一職，轉而一步一步地攝取保民官、監察官以及大祭司這些最尊貴而且最能博得人民愛戴的官位，并安于“第一公民”的盛譽。他極其審慎地使用著自己的權力，盡力不去冒犯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共和思想，卻逐漸地越來越嚴密地控制著帝國的各種最高權力。到了其統治的后期，雖然沒有皇帝的名號，但羅馬的人民，已經基于長年來的巨大愛戴而習慣于服從穩坐宮廷中那位擁有最高權威的人所下達的一切命令了。

當然，在小心翼翼地鞏固著自身地位的同時，作為一位有著遠見的政治家，屋大維也為帝國的穩定做出了很多富于建設性的工作。早年的軍旅生涯讓他深切地感受到，經歷了數百年的東征西討，羅馬的疆域已經空前的廣大，不能再進行盲目的擴張。于是他在軍事和財政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精心計劃的改革，建立了駐扎在邊境而不得干涉內政的常備軍和專用來保護自己的禁衛軍，并以懷柔政策對待羅馬漫長邊境線以外不安分的蠻族——這一政策在后續諸帝中也有很好的延續。他還大量興建神廟、劇院和道路等公共工程，使得羅馬的宗教、貿易、郵政和交通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總之，他的大量工作，都直接促進了羅馬從共和國到帝國時代、從對外擴張到對內發展的轉型，并使得羅馬文明在各項方面都達到前無古人的輝煌和鼎盛。

贊曰：中國各朝多以開國太祖最為尊貴，同樣的，奧古斯都大帝亦無愧于羅馬帝國最偉大君主的稱號（盡管他從未自稱皇帝）。在他漫長而光榮的一生中，無論是鞏固自身地位還是鞏固羅馬權威的作為，都展現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氣，驚人地體現了中國先哲老子所言“夫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的原則，終成一代英主。然而伴隨著羅馬政治形態上從共和走向帝制，羅馬原有的小規模奴隸制經濟也正不同步地瓦解，羅馬原有的經濟基礎遭到破壞，在其之上的很多形態也相應發生變化。公民政治和公民兵制遇到危機，公民道德淪喪，同時自然資源流失，農業發展不平衡。在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下，羅馬帝國衰落了下去。

羅馬從建城、建國到建立帝國開始，走了一條武力征服的道路。伴隨著軍事上的武力征服，小奴隸制經濟向大奴隸制經濟形態演變。在這種經濟形態的演變過程中，衍生并附帶了很多環境和社會結構問題。這些問題深化了羅馬本身的深層次的矛盾，使龐大的帝國難堪重負，舉步為艱。所以說，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是多元而復雜的。

羅馬原是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在長期的對征服和擴張戰爭中，羅馬掠奪了大量的財富和土地，同時也俘獲了大批奴隸，為大奴隸制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奴隸被廣泛使用于農業、畜牧業、采礦業和手工業，逐漸成為羅馬社會的主要生產者，另一方面，戰爭掠奪的大量土地被充作國家公有地，出租或出賣給富有公民。于是，羅馬貴族和富商競相侵占、租賃和購買公有地，興建莊園，同時兼并小農土地，致使以大量使用奴隸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增長，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奴隸和奴隸主階級的矛盾，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羅馬和同盟者、被征服者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元老院貴族和騎士階層的矛盾等等都充分暴露，并且日益尖銳。雖然當時一些人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試圖通過改革來消除這一矛盾，但是最終失敗了。

羅馬帝國的大部分地區屬地中海類型氣候，冬季溫暖濕潤，夏季較為干熱，境內河流較密，水流湍急，山區森林茂密，農業作業區廣泛。在阿爾卑斯山北部和高盧等地區屬溫帶海洋性氣候，降水量豐富，空氣濕潤，也是比較適合人類生存的地區。但是隨著羅馬的發展，其境內的自然資源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直接影響了羅馬的農業生產。這對于依賴意大利本土農業很強的羅馬來說，是致命的。王政時代結束后的羅馬，是以美德和榮譽為宗旨的。羅馬公民純樸、高尚、富有愛國心和榮譽感，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這種傳統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爭先為祖國效力，這是羅馬共和國之所以能夠經歷嚴峻考驗卻依然屹立地中海的原因之一。早期羅馬公民為富者大公無私、廉潔奉公；為民者，崇儉恥奢、保守純樸。即使像西庇阿這樣的將軍，也親自耕作。然而，隨著羅馬對外征服和疆域的不斷擴大，以前那種道德觀正在迅速成為過時的東西。

同時奢華之風吹遍羅馬之時，拜金主義思潮也涌進了羅馬。人們認為只有大量的財富才

能享有崇高的光榮和價值，而貪污和受賄成了公開的秘密。

這些奢華和腐敗都是建立在廣大底層人民的辛苦勞動基礎之上的。到了帝國后期，隨著由元首制向君主制過渡，君主的個人權力也不斷加強。許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至極。許多貴族地主揮金如土、醉生夢死，增加賦稅，致使民不聊生，政局動蕩。在這種情況下，羅馬公民被統治者無休止的賦稅弄得疲憊不堪，根本無暇顧及帝國的安危與興亡了。

綜上所述，羅馬開始的源頭是好的，但是羅馬歷經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了一些末決的問題和矛盾，這些問題和矛盾又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時機和解決機制，所以，當到了帝國晚期時，已是積重難返、無力回天了。這些因素中，除了經濟形態發展和政治形態發展的特殊性外，許多個別和偶然因素也是促成羅馬衰亡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說，羅馬的衰亡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單個因素造成的，羅馬衰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四篇：中國史學史復習材料

先秦史學的特征：

1、史學撰述體例的特征。

先秦史學在撰述體例方面，歷經了一個持續不斷的演進變化的過程，這與史學形成與發展所應具備的相關要素及相應條件密切相關。文字形成之后，結繩刻畫和口述傳承被神話傳說的追述形式所替代。歷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現、政事的需要，漸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載體的政令檔案匯編，進而形成早期的編年體史著。隨著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細密、社會生活劇烈變動的需求等諸多因素，史學撰述體例逐漸豐富多樣，并駕齊驅，編年體漸趨完備，國別記言體形成，紀傳體通史規模初具。

2、史學記載內容的特征。

隨著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史學撰述體例自身的發展、史學主體意識的形成、史學功能認識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動史學記載的內容不斷發生相應變化。先秦史學記載的內容，呈現著記事內容從簡到繁、單一到多重、簡單到復雜、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觀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會人生的全貌的層遞式的發展變動演進的特征。

3、史學主體意識的特征。

在人類社會歷史生活的發展變化進程中，中國古代先人在與自然的抗爭中，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在爭取生存、發展和追逐利欲的紛爭中，史學主體意識逐次呈現出從古到近、人數由少到多的自覺意識不斷累積增強的發展變化趨勢。

4、史學功能原則的特征。

隨著史學的發展完善，史官制度的發展完備及其職分職責的細密化，歷史經驗教訓的累積，史學意識的自覺化的增進，以及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形勢變動的需要，人們對史學功能原則重要性的認識與時俱進，使之呈現出漸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識的特征。如史學借鑒功能的形成，疏通知遠認識功能的形成。

5、史家歷史觀念的特征。

伴隨著史學多重因素的發展變化，歷史社會生活環境的劇烈變動，歷史典籍的漸次增加累積，史家認識的不斷提高深化，史家的歷史觀念呈現出層出不窮、多家并存、互促互進、各領風騷的競爭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歷史觀念的不斷變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觀、圣王史觀、民本史觀、復古史觀、循環史觀、變易史觀等歷史觀念，不斷推動影響著先秦歷史的發展進程。

總之，先秦史學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進并且推動了先秦史學從萌芽到規模初具的發展進程，為中國史學的發展形成奠定了堅實寬廣的基礎，并對其后中國史學的發展演進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秦漢時期的史學特征：

1.開創了紀傳體編史的先例。

紀傳體是秦漢史學的創造，司馬遷是開創者。他在《史記》中采用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本紀放在全書之首，按年月次序編寫帝王的歷史，以記載帝王的言行政績為主，同時敘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書記載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這五個部分既有分別，又有聯系，相輔相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五種體例中，又以本紀和列傳為主，故稱為紀傳體。在《史記》的影響下，紀傳體成為我國史學的最重要編寫體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這種方法編寫的。2.厚今薄古的史學觀念。

秦漢人寫時大多厚今薄古，與現實緊密聯系。在著史中，略古詳今。《史記》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當代史，班固的《漢書》，荀悅的《漢紀》以及官修的《東觀漢記》都是以當代史為主，而且由當代人寫當代史。充分說明秦漢史學家著述為現實服務的觀念。

3.秦漢史學進入了新的時期。

秦漢史學出現了繁榮的現象，史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愈來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顯。因而編寫歷史書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出現了大部頭的史學著作，如《史記》，《漢書》等巨著，而且這兩部著作均為私人編寫。與此同時，統治者愈來愈重視史書的編寫工作，特別是組織人力集體編寫，如《東觀漢記》等就是統治者組織學者進行編寫的。官修史書由此登上歷史舞臺。另外，隨著史學地位的提高，史書的列別比以前明顯增多，在紀傳體之外，還有編年體、雜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晉南北朝史學特征：

1、史學的多樣化發展以及學科批評的展開。

史學的多樣化發展，集中體現在四點：第一，史書的數量宏富，體制不斷創新，種類多樣；第二，史書的作者來自社會不同階層，而且既有漢族，又有少數名族，成分多樣；第三，史書的領域一再拓展，專史門類多樣；第四，史學評論的逐步深化，史評對象多樣。從主要評論史事，到轉而以評論史家、史書為主，再到開始探討歷史學發展的歷程。

2、史學的學科獨立及其官化傾向。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又一顯著特征，是史學擺脫了經學附庸地位而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史學的學科獨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圖書目錄的分類，二是學校教育與學術機構的設置。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官化傾向更集中的體現，一是自曹魏起開始設置專職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監修國史的“史館”制度。

3、史學上的門閥觀念和民族意識之印記。

當時的史學，從形式到內容，都烙上了門閥觀念的印記：一是譜牒、譜學的盛行和“譜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別傳的大量涌現。三是正史的本紀和列傳成了門閥士族的譜牒家史。狹隘的民族意識是魏晉南北朝史書中的最普遍的表現。史學成了他們為本族和本族政權爭奪“正統”地位的工具。同時，主張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的思想和堅持國家統一的觀念，在魏晉南北朝史學中也有所發展。

隋唐五代史學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學的程度加強。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承北齊之制，設立史館，擴大編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學的人為史官，以宰相監修，直接控制史書的修撰。

2、更加重視史學的鑒戒作用。

這一時期以魏征為代表的史學家，強調史學的鑒戒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調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視民心向背與政權興衰的關系；第三，注重君臣關系，強調君臣相輔。總之，這一時期編撰的史書，主要把亡國之君的行為當成本朝皇帝“取鑒”的基本內容，從反面向當時的統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鑒的治國方略，即注意調整君民關系、君臣關系，實行“以靜求治”的施政方針。

3、史書種類與體裁的多樣化。

史學在這一時期，有了長足的進步，各類型、各種不同體裁的史書紛紛出現。舊有的編年、紀傳體史書無論記載內容，還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體、地理書、方志、史注、史評等新的史體也大量出現。同時。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雜史、故事、筆記，有價值的類書以及眾多的佛道經典，文集數量明顯增加。

宋遼金元史學特征：

1、完備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趨向完備，不僅超過了前代，而且比明清嚴密。遼金元設立了自己的修史機構，雖然沒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較系統地保存了本民族的歷史。元代翰林兼國史院，開明清翰林國史院的先河。

2、會通的史學思想。

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敘述從戰國到五代的治亂興衰；南宋鄭樵繼承司馬遷通史之風撰《通志》，并明確提出了“會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是繼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體通史。“主通明變”成為當時的風氣。

3、史學的義理化傾向。

一方面宋人學習《春秋》褒貶筆法，借以懲惡勸善。以義理斷史事，以史事證經義是義理史學的另一個內容。朱熹認為漢高祖、唐太宗雖然有大功業，也不值得肯定，因為他們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義。到元代，理學被確立為官方思想，理學化的史學占據主導地位。

明清史學的特征：

1、歷史著述的總結性趨勢。唐甄的《潛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總結性著作。王夫之的《讀通鑒論》與《宋論》是歷史評述的總結性成果。章學誠是全面總結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杰出史學家。《校讎通義》是一部系統的歷史文獻學理論的總結性著作。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我國第一部最為完整的學術史專著。《大明會典》、《大清會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樂大典》、清《古今圖書集成》兩部類書以及空前的大叢書《四庫全書》，都是古代文獻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則是目錄學的總結性成果。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均為體大思精的歷史地理學杰作。

2、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實。王世貞治史求真務實的精神，開這一時代史學考證風氣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先驅。乾嘉學者嚴密的考證方法，實事求是的學分、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值得提倡。

3、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學者，不僅精通經史子集，而且關注天文、地理、水利、醫藥、士農工商等應用學科，表現出寬廣的文化視野。

明清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還表現在通俗史學的繁榮。綱鑒類史書、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盛極一時。明清史學不斷走向社會深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表現形式，歷史知識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到了普及。

4、具有啟蒙色彩的史學思想。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落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出現了市民階層。社會的變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學領域，興起了反理學、“六經皆史”與經世致用三股史學思潮。

劉知幾的史學理論：

１．劉知幾在《史通》中明確指出，史家治史不僅僅是勸善懲惡，而必須將史學作為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視史學的功用，強調史學與政治的聯系，這種理論不僅在當時，就是在后世也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２．劉知幾以前的史學家多鼓吹“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劉知幾對此大加批評，他認為成敗與天命無關，今未必不如昔，只不過歷史在發展。社會發展必然出現新特點，這是一種客觀的、不以“天命”或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勢”在起作用。這在當時是進步的歷史觀。

３．劉知幾史學思想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考察中國封建史學發展過程時，從理論上論證了以下兩個問題。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長論”，認為一位優秀的史學家應該具有史才、史學、史識。所謂史才，是指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和書寫記事的技巧；所謂史學，是指豐富的史學知識和史料知識；所謂史識，是指過人的見識，即分析歷史事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態度。劉知幾認為一位史學家要搞好歷史，“三長”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學又離不開史識。其二，他主張直筆著史。劉知幾從歷史記載的真實出發，大聲疾呼“直書”、“實錄”，揭發和斥責對歷史進行歪曲的現象。并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史學發展中提倡直書的傳統，明確地將“直書”作為編纂史書的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加以論證。

章學誠的史學理論：

1、經世致用論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對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闡發。他認為，研究歷史要有效發揮作用，必須堅持詳近略遠的原則，注重研究當代史；還應根據不同的社會特點，使研究符合時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開風氣之先，千萬不可為世風所囿。

2、六經皆史論

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切合時事、服務于時事的歷史著作，“六經皆史”的“史”，既具有“歷史資料”的含義，用以矯正宋學空談義理的弊病，同時，又具有經世之史的內容，以反抗乾嘉考據學派閉口不談義理的流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為史料搜集、歷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3、史義論

史義論是章學誠史學思想的中心，最終把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推向最高峰。史義（又作史意）是相當于史事（歷史事實）、史文（歷史文筆）而言，指的就是歷史理論和觀點。章學誠主張只有具備史義的著作，才稱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則只是史料匯編。

4、史德論

章學誠在總結唐代劉知幾才、學、識三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質是具備史德。史德的內容不只是據實直書、書法不隱，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如實反映客觀歷史，能以理性制約情感。

5、史書編纂論

（1）章學誠提出要創立新史體，以改造舊書籍。新史體由本紀（按年編排的大事紀要）、因事命篇的紀事本末、圖表三部分組成，綱舉目張、圖文并茂。

（2）主張編寫通史。

（3）將史籍按內容和功能分為撰述（著作之書）和記注（為著作提供材料的資料匯編）兩類。

（4）擴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圍。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講求文字技巧，往往影響史書記事的真實。

野史：野史是與正史相對應的史學門類，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典志等體裁的私俢史書，也包括筆記、詩話、紀聞、稗史等，形式不拘，內容包羅萬象。

通俗史學：通俗史學是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的總稱，在擴大史學的社會影響、普及歷史知識方面作用大。筆記：筆記（又稱雜記、筆錄、叢談等），是隨筆記錄當時見聞、閱讀心得的一種書籍，大致可分為小說故事、歷史瑣聞、考據辨證三類。

第五篇：史學史名詞解釋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約前87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書分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五十二萬余字，記載了我國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長達3000年左右的歷史。《史記》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與宋代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并稱“史學雙璧”。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東漢官吏、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陜西咸陽東北）。班固自幼聰慧，九歲能誦讀詩賦，十三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陽太學，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后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漢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修成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漢書》是繼《史記》之后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后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杜佑：（735--812），唐中葉宰相，政治家、史學家。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績，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創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裁，開創了中國史學史的先河。其孫之一為晚唐著名詩人杜牧。《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記述唐天寶以前歷代經濟﹑政治﹑禮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專書。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內分九門﹐子目一千五百余條﹐約一百九十萬字。

劉知幾：唐代史學家。永隆年間（680年）以弱冠舉進士，歷任著作佐郎、中書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國史二十余年。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從事私人修史工作。開元九年，六十歲時因營救長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不久去世。有《史通》傳世，對中國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評，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

《史通》：是中國及全世界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是唐朝的劉知幾。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此書花了九年時間編纂而成。

《春秋》：是古代中國的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據傳是由孔子修訂的。書中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傳》既是中國古代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著作。記錄了周朝王室和魯國、齊國、晉國、鄭國、楚國、吳國、越國等諸侯國的歷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約前947年），下至智伯被滅（前453年）。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

《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則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時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記載上古帝王、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傳承的史籍。全書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謚法》等十五篇。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史學家，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兒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陳壽四十八歲，開始撰寫并《三國志》。歷經10年艱辛，陳壽完成了流傳千古的歷史巨著《三國志》。，書中有440名三國歷史人物的傳記，全書共65卷，36.7萬字，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

《三國志》：是由西晉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是三國分立時期結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產物。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漢族，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后移居江南。著名史學家，為《三國志注》作者。與裴骃、裴子野祖孫三代有史學三裴之稱。

《三國志注》：為南北朝時裴松之撰，他一反傳統做法把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裴松之不僅開創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對研究三國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國志注》是中國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酈道元：（約470—527），字善長。漢族，范陽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學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終未能盡其才。他博覽奇書，幼時曾隨父親到山東訪求水道，后又游歷秦嶺、淮河以北和長城以南廣大地區，考察河道溝渠，搜集有關的風土民情、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撰《水經注》四十卷。文筆雋永，描寫生動，既是一部內容豐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優美的山水散文匯集。可稱為我國游記文學的開創者，對后世游記散文的發展影響頗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

《水經注》：是公元6世紀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著作，全書三十多萬字，詳細介紹了中國境內一千多條河流以及與這些河流相關的郡縣、城市、物產、風俗、傳說、歷史等。該書還記錄了不少碑刻墨跡和漁歌民謠，是中國古代較完整的一部以記載河道水系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水經注》文筆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在中國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有過深遠影響。其書名為注釋《水經》，實則以《水經》為綱。自明清以后不少學者從各方面對它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專門研究，形成了一門內容廣泛的“酈學”。《水經注》與《三國志注》（裴松之），《世說新語注》（劉孝標），《文選注》（李善），并稱“四大名注”。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學家，順陽（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后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司馬彪續作），記載了從光武帝劉秀起至漢獻帝的195年歷史。

馬端臨：(1254年宋理宗寶佑二年-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字貴輿，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中國古代宋元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注》、《多識錄》。馬端臨是宋元之際著名史學家，他為謀求治國安民之術，探討會通因仍之道，講究變通張馳之故，以杜佑《通典》為藍本，完成明備精神之作《文獻通考》。《文獻通考》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體例別致，史料豐富，內容充實，評論精辟。

《文獻通考》：簡稱《通考》，馬端臨編撰。從上古到宋朝寧宗時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繼《通典》、《通志》之后，規模最大的一部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稱“三通”。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歷來受人景仰。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紀傳體：東亞史書的一種形式，是以本紀、列傳人物為綱、時間為緯、反映歷史事件的一種史書編纂體例。紀傳體史書的突出特點是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中心內容，是記言、記事的進一步結合。

編年體：是我國傳統史書的一種體裁。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編排史實，是編寫歷史最早也是最簡便的方法。如《春秋》、《資治通鑒》等就是編年體史書。

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線，將有關專題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創者是南宋的袁樞，他的《通鑒紀事本末》就采用這種體例。紀事本末體，既不同于編年體之以紀年為主，也不同于紀傳體之以傳人為主，而是以記事為主，把歷史上的大事，詳其首尾，集中表述其過程。無論是編年體還是紀傳體，在記事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紀事本末體，是以事件為中心的著史體裁。

譜牒：就是記載某一宗族主要成員世系及其事跡的檔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記載了該宗族歷史，其形式和內容集中了檔案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旨要。《春秋三傳》：即《左氏春秋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注釋，則無法了解。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春秋》是記事的，后多散佚，僅留下經孔子整理的魯國的《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谷（榖）梁傳》、《左傳》。《春秋三傳》都是編年體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