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學史名詞解釋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約前87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書分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五十二萬余字，記載了我國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長達3000年左右的歷史。《史記》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與宋代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并稱“史學雙璧”。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東漢官吏、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陜西咸陽東北）。班固自幼聰慧，九歲能誦讀詩賦，十三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陽太學，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后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漢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修成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漢書》是繼《史記》之后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后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杜佑：（735--812），唐中葉宰相，政治家、史學家。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績，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創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裁，開創了中國史學史的先河。其孫之一為晚唐著名詩人杜牧。《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記述唐天寶以前歷代經濟﹑政治﹑禮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專書。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內分九門﹐子目一千五百余條﹐約一百九十萬字。

劉知幾：唐代史學家。永隆年間（680年）以弱冠舉進士，歷任著作佐郎、中書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國史二十余年。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從事私人修史工作。開元九年，六十歲時因營救長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不久去世。有《史通》傳世，對中國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評，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

《史通》：是中國及全世界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是唐朝的劉知幾。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此書花了九年時間編纂而成。

《春秋》：是古代中國的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據傳是由孔子修訂的。書中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傳》既是中國古代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著作。記錄了周朝王室和魯國、齊國、晉國、鄭國、楚國、吳國、越國等諸侯國的歷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約前947年），下至智伯被滅（前453年）。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

《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則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時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記載上古帝王、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傳承的史籍。全書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謚法》等十五篇。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史學家，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兒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陳壽四十八歲，開始撰寫并《三國志》。歷經10年艱辛，陳壽完成了流傳千古的歷史巨著《三國志》。，書中有440名三國歷史人物的傳記，全書共65卷，36.7萬字，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

《三國志》：是由西晉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是三國分立時期結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產物。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漢族，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后移居江南。著名史學家，為《三國志注》作者。與裴骃、裴子野祖孫三代有史學三裴之稱。

《三國志注》：為南北朝時裴松之撰，他一反傳統做法把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裴松之不僅開創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對研究三國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國志注》是中國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酈道元：（約470—527），字善長。漢族，范陽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學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終未能盡其才。他博覽奇書，幼時曾隨父親到山東訪求水道，后又游歷秦嶺、淮河以北和長城以南廣大地區，考察河道溝渠，搜集有關的風土民情、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撰《水經注》四十卷。文筆雋永，描寫生動，既是一部內容豐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優美的山水散文匯集。可稱為我國游記文學的開創者，對后世游記散文的發展影響頗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

《水經注》：是公元6世紀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著作，全書三十多萬字，詳細介紹了中國境內一千多條河流以及與這些河流相關的郡縣、城市、物產、風俗、傳說、歷史等。該書還記錄了不少碑刻墨跡和漁歌民謠，是中國古代較完整的一部以記載河道水系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水經注》文筆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在中國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有過深遠影響。其書名為注釋《水經》，實則以《水經》為綱。自明清以后不少學者從各方面對它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專門研究，形成了一門內容廣泛的“酈學”。《水經注》與《三國志注》（裴松之），《世說新語注》（劉孝標），《文選注》（李善），并稱“四大名注”。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學家，順陽（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后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司馬彪續作），記載了從光武帝劉秀起至漢獻帝的195年歷史。

馬端臨：(1254年宋理宗寶佑二年-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字貴輿，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中國古代宋元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注》、《多識錄》。馬端臨是宋元之際著名史學家，他為謀求治國安民之術，探討會通因仍之道，講究變通張馳之故，以杜佑《通典》為藍本，完成明備精神之作《文獻通考》。《文獻通考》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體例別致，史料豐富，內容充實，評論精辟。

《文獻通考》：簡稱《通考》，馬端臨編撰。從上古到宋朝寧宗時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繼《通典》、《通志》之后，規模最大的一部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稱“三通”。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歷來受人景仰。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紀傳體：東亞史書的一種形式，是以本紀、列傳人物為綱、時間為緯、反映歷史事件的一種史書編纂體例。紀傳體史書的突出特點是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中心內容，是記言、記事的進一步結合。

編年體：是我國傳統史書的一種體裁。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編排史實，是編寫歷史最早也是最簡便的方法。如《春秋》、《資治通鑒》等就是編年體史書。

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線，將有關專題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創者是南宋的袁樞，他的《通鑒紀事本末》就采用這種體例。紀事本末體，既不同于編年體之以紀年為主，也不同于紀傳體之以傳人為主，而是以記事為主，把歷史上的大事，詳其首尾，集中表述其過程。無論是編年體還是紀傳體，在記事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紀事本末體，是以事件為中心的著史體裁。

譜牒：就是記載某一宗族主要成員世系及其事跡的檔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記載了該宗族歷史，其形式和內容集中了檔案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旨要。《春秋三傳》：即《左氏春秋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注釋，則無法了解。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春秋》是記事的，后多散佚，僅留下經孔子整理的魯國的《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谷（榖）梁傳》、《左傳》。《春秋三傳》都是編年體史書。

第二篇：中國史學史名詞解釋——精

《尚書》是一部綜合性的歷史文獻，它記錄了上起堯舜下到春秋中葉的秦穆公期間1400多年的歷史，其內容與甲骨文金文相參而證，是研究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不可多得的史料。其包含的體例有典、訓、謨、誥、誓、命，是紀事本末體的萌芽，也開了編年體的先河，其中的《禹貢》關于九州的記載是后世大一統思想的根源。

《春秋》是孔子修訂的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現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寫的歷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迄于魯哀公14年（前481）。主要記載周王室和諸侯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一些自然現象，同時涉及各族關系、城筑、田賦、政治人物等等。表述歷史的方法上嚴格按照年、月、日順序逐條記事，對后來編年體史書的發展有典范作用。其中比事在對待史事處理、史書編輯上更是做出開創性的貢獻。《春秋》的社會思想的核心是尊周禮。孔子修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書籍來伸張“王道”。書籍內容重人事，把人事從神秘的氣氛中分離出來，是它在歷史思想上進步的方面，也是他在史學發展上的一個重大貢獻。書中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由于《春秋》的記事過于簡略，因而后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詳細記錄的“傳”，較為有名的是被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和《谷梁傳》。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

《左傳》編年體史書，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工于記事，長于記人。內容多取材于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后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范、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系、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后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史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并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單記魯國一國的史實，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內容豐富，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征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含 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記述了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三千多年間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其內容豐富，堪稱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讓歷代學習。其記錄的時間、范圍廣泛，事跡全面，人物豐富，涉及典籍面廣，在史料搜集取舍上，為后世樹立了典范。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尊重史實，秉筆直書，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史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三國志》作者陳壽，是一部紀傳體分國史，僅有紀傳無表志，包括《魏書》《蜀書》《吳書》共65卷。記事上起東漢末黃巾起義，下迄吳滅亡，西晉統一。《三國志》以魏為正統，魏國君用紀，蜀吳稱傳，但均用編年體方式，名為傳實為紀。它選材十分謹慎，如空城計等不確切的史事便不記載。它為各階層的人物立傳，內容簡約，反應當時的社會風氣。《三國志》是現存唯一的記錄三國歷史的史書。

《史通》《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是我國古代社會杰出的史學家。《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并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著名的“三長論” 和“直筆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應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后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劉知幾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占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記載自上古至唐代宗時期歷代典制的沿革，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通典》是我國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杜佑對文學的社會功用，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寫作《通典》是為了“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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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后于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后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于社會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資治通鑒》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北宋司馬光撰。全書294卷。《通鑒》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共1362年的歷史。司馬光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編年史。宋神宗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元豐七年書成，歷時十九年。《通鑒》由司馬光總其大成，是一部集體編寫的著作。協修者有劉恕、劉破、范祖禹三人。按時間先后敘次史事，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鑒。且文字優美，敘事生動，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并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通鑒》于敘事外，還選錄前人史論，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史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它是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一直受到此后史學家的推崇，成為后代編年體史書的典范。注釋《通鑒》的有南宋史炤《通鑒釋文》和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以胡三省《通鑒音注》最為詳備。

《通鑒紀事本末》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鑒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鑒》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于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于《資治通鑒》范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總之，《通鑒》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鑒》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鑒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系，對于整個歷史不能勾畫出一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還有，《通鑒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

《通志》二百卷，南宋鄭樵撰，是一部以人物為中心從上古到隋唐的的紀傳體通史。是自《史記》之后，現存的又一部紀傳體通史性著作。《通志》全書200卷，包括帝紀、后妃傳、年譜、略、列傳五部分，500多萬字。因為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突出，與《通典》、《文獻通考》并稱“三通”。“總序” 和“二十略” 是全書的精華。特別是其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五略，是鄭樵獨創，前史所無，實屬珍貴。書中他敢于批判某些傳統的思想，如反對主觀和迷信，這種思想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在我國史學發展史上有過一定的影響。清乾隆年間所修的《續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據《通志》的體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體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當然，它的體例和編纂方法也有不少缺點。例如，二十略的體例雖有所創新，但從《通志》的整體來說，它仍然沒有突破正統的舊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訂方面，也難免有主觀片面的臆斷。于鄭樵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還有其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例如，《通志》所載的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很少，而且對于農民起義都稱“反”稱“盜”。此外，鄭氏還存在著地理史觀、宿命論以及復古主義思想等。但是，綜觀得失，鄭樵是一位有貢獻的封建史學家，他在史學方面，特別是歷史編纂學方面的貢獻是應當給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對于后代史學的發展也起過一定的作用。

《永樂大典》明代永樂年間編著的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類書。《永樂大典》編纂于明朝永樂年間，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永樂大典》共計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0,095冊，全書字數約3億7千萬字。《永樂大典》的編纂者們采用了“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決編排問題。把各種典籍中凡出現過這個條目的一段記載，甚至整部書籍全都抄錄下來，還要點明采自什么文章、書籍，是何人撰寫的，讓人明晰出處，可以查考。書中插圖，這些圖畫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繪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態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精品。《永樂大典》正本已經杳無音信了，僥幸逃過明末戰亂的《大典》副本也有兩千多卷的殘缺。在整個清王朝，《永樂大典》被學者和統治者們重新重視和使用，也經歷了被偷盜、焚燒和劫掠的悲

慘命運，最終于1900年八國聯軍進占北京時被毀滅了。剩下的約400冊零本被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機構收藏。即使是這樣，《永樂大典》這部奇書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資料和文物價值而受到學者們的青睞。《日知錄》明末清初顧炎武所著的讀書筆記。他自著此書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為宗旨。是他一生考證史事的結晶，是一部包含學術思想、政治見解在內的重要著作。全書32卷，前七卷論經義，8-12卷論時事；13卷論世風；

14、15卷論禮制；

16、17卷論科舉；18-21卷論藝文；22-24卷雜論名義；25卷論古事真妄；26卷論史法；27卷論注書。此書每論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考證。

《文史通義》《文史通義》是清朝時期著名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撰寫的一部以評論史學為主的評論文史著作。《文》對清朝以前的史學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提出了許多理論性的認識，章學誠提倡“六經皆史”，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認為史書的體例應該隨著歷史和史學的發展而發展，在編著問題上他撰述了記注的區別。章學誠還提出“史德”對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進行補充，章學誠在方志學上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紹興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中進士，任湖北應城知縣，以疑獄失輕免官。后以為人幕僚、講學、編志為生。一生窮困潦倒。其代表作為《文史通義》，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書中闡發了“六經皆史”的觀點。主張史家要有“史德”，要求史家“善惡褒貶，務求公正”。提倡編寫通史，主張將史籍區分為撰述和記注兩類。主張把國史建筑在方志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主張和意見。、顧頡剛與古史辨：顧頡剛辯古史活動受到胡適的影響，他辨古史的方法與胡適的“歷史演進法” 有密切的聯系。“古史累地造成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在古史記載中，“時代 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2.“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們“不能知道某 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認為必須打破古史“人化”的 觀點。顧頡剛的基本觀點對有關迷信古史傳說起了廓清之功，對于古史研究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后來，他對古史的“破壞”轉移到古史的建設上來，作出了成績。但因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他對 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停留在文獻整理階段。所謂辯古史，到后來成為辯古書，他認為這是建設新古 史的工作。

王國維和古史新證：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古史，把新發現的材料跟古史記載結合起來，這種古史

新證。王國維在古史新政上的方法特點和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實物于紙上之遺文互 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去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國維在甲骨學研究上，1916年王國維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 續考》是兩篇重要的古史研究著作。《殷周制度論》、《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陳寅恪（詩文證史）

陳寅恪通曉多種東方古代和歐洲的語言文字，熟悉佛典，中年以后，致力于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 和明清間史事的研究。陳寅恪在近代考據家中是最有史識的學者。無論在史料學上或對“民族文化 之史”的論述上，他都有相當開闊的看法，他對史料有精到的見解。在史料學上，陳寅恪提出對史 料，包括偽材料，要善于審定和利用、材料中有真，有偽。真材料中有可能有部分偽。他提出史料 學的“通識”，是近代新考證學史料學觀點的重要特點。他認為詩詞、小說，以及稗史、叢談、筆 記，也應加以利用作為研究歷史的史料。詩文箋證是以歷史記載去箋證詩文。同時詩文又可用來證 史，探討史事的新線索，從而擴大視野，得到新解（讀秦婦吟，元白詩箋征稿，柳如是別轉）。“民 族文化之史”，是陳寅恪先生自己提出來的，內容很廣泛，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習俗、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等等，而沒有經濟。他著重以“相反相成”來說明民族文化上的變化，是具有明顯的辯證 法因素的。他寫了兩部著名的史論《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此外，他提出各 個民族、地區以及中原和周邊地區、民族的盛衰相互聯系的看法，這同樣是歷史通識。但他認為有 超時空的理性存在，脫離經濟談政治的變化。

陳垣：中國宗教史和歷史文獻學方面專家學者，晚年有“表微”書之作。他的學風特點是重史

源，講類例。他在宗教史上的重要著作有“古教四考”（《元野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襖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宗教三書”（《明季顛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和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補上了中國古宗教研究的空白。陳垣注意總結前人在歷史文獻學工作上 的經驗，并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并總結出文獻學工作的法則，重視史料來源。

1.屬辭比事

（1）.一種歷史編纂方法，原指連綴文辭，排比事實，記載歷史。后泛稱作文紀事。

（2）.《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指遣詞造句，綴輯文辭。比事，指排比史事。其中，比事還有一層含義，是對諸多史事比其大小、輕重而有所取舍、詳略，以便使用較少的文字表達出較多的歷史情況和論斷。《七略》

（1）.中國第1部官修目錄。西漢經學家、天文學家、目錄學家劉歆在公元前6～前5年間編成，為政府新校本圖書的總目錄。先是公元前26年漢成帝劉驁命光祿大夫劉向領導政府的校書工作：由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校定本既成,概由劉向寫一敘錄,隨書奏上。劉向所寫敘錄單行錄出后,匯編為《別錄》 ,計有20卷。公元前6年劉向死。漢哀帝劉欣命劉歆繼承父業，將新校本集中于天祿閣,綜合編目成《七略》7卷。

（3）.《七略》是一部分類目錄，第一次展示了我國古代的圖書分類方法，它以學術性質作為分類標準。在著錄上確立了較為完全的著錄方法，除編有內容提要外，還利用了“互見法”和“分析法” 《七略》創立出的分類法和著錄法對我國圖書館目錄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三篇：中國史學史期末復習名詞解釋考試重點簡版

中國史學史期末復習名詞解釋考試重點簡版

一、名詞解釋

1、《華陽國志》：東晉，常璩著，是關于巴蜀地區的方志史書。全書12卷，約11萬字，記事上起巴蜀兩國的傳說時期，下至東晉時期成漢政權的滅亡。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前4卷記述巴蜀、漢中、南中各郡的地理概況；卷5-9以編年體形式記述西漢末東晉巴蜀地區的歷史；卷10-12記述梁、益、寧三洲的歷史人物事跡。它是我國保存最早的較為完整的地方志史書，對研究西南地區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2、《十六國春秋》：北魏，崔鴻著，傳記體晉代北方十六國史。100卷，又序列、年表各一卷，記載西晉滅亡后中原地區先后出現的十六個政權，這些政權各有自己的史書，但體例不一，記述差距較大，崔鴻根據舊的記載，加以綜合匯編，成就此書。本書歷史地位很高，《魏書》、《晉書》、《資治通鑒》等均將其作為重要參考資料。本書各國各為篇卷，叫做“錄”，各國帝紀改為“傳”，記錄各國史事，系以各自年號，各國國主之事跡，則按正史本紀之體例，摒棄貴華賤夷的偏見。原書北宋已失，今傳為明人屠介孫、項琳等刊本，乃取《晉書》十六國事，及類書所引《十六國春秋》軼文，匯編而成。

3、《洛陽迦藍記》：北魏，楊衒之撰，記載北魏首都洛陽佛寺興衰的地方志，是一部集歷史、地理、佛教、文學于一身的名著，與酈道元《水經注》一起被認為是被炒文學的雙壁。共5卷，分城內及四門之外敘述，對寺院的緣起、變遷，廟宇的建制規模及與之有關的名人軼事、奇談異聞都記載詳核，兼敘爾朱榮亂事及有關古跡、軼文等，于當時豪門貴族、僧侶地主的驕奢淫逸，寓有譏憑之意。內容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學、藝術、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價值極高，其中所引《宋云家記》，敘宋云與僧惠生出使西行事，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資料。

4、《漢記》：東漢，荀悅著，是記述西漢歷史的史書，是我國最早的編年體斷代史，共30卷，是依《左傳》編年紀事的體例將班固的《漢書》按時間先后加以裁剪、編排，寫成此書，以供獻帝參閱。書中常用“荀悅曰”的形式發表有見地的史論，行文流暢，成就很高，收到后人贊揚。

5、《資治通鑒》：北宋，司馬光主持編纂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也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共294卷，敘事上起周威烈王23年，下訖后周世宗顯德6年，以事系年，詳略得當，以述事論人為主，全書絕大部分篇幅記述歷代治亂興衰，以供統治者借鑒，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

的地位。6.浙東史學：是我國古代一個重要的史學學術派別，也是儒家學術派別之一。興盛于明清，他們多出自或活動于浙江東部的紹興寧波，故此得名。以黃宗羲及其弟子萬斯同、再傳弟子全祖望等為代表的。他們高舉“經世致用”的旗幟，在當時史學陣地上沖鋒陷陣。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及黃與全祖望合著《宋元學案》是我國第一部學術史專著。

二、簡答

1、簡述《三國志》與《后漢書》的各自特點。

《三國志》（晉）陳壽，闡述自黃巾起義到晉滅吳近百年的歷史，敘事井然有條，成為我國紀傳體史書中的杰作。文筆洗練，敘事備約，人物形象生動，史實準確，取材嚴禁，尊魏褒晉，曲筆回護。

《后漢書》（南朝宋）范曄，為紀傳體東漢時。作者的史學觀點較班固大為進步，在體例有所發展。范曄在紀傳體史書基礎上，創立《文苑傳》、《列女傳》，把歷史載筆擴展到占人口半數的婦女方面，為皇后寫了本紀，還為“逸民”、“獨行”“黨錮”“孝子”立傳，使紀傳體史書更加完備。重視史論，主張作史書要“以意為主，以文傳意”，在史論中有不少唯物主義的言論。但范曄的思想中有很多迷信色彩，如專門為“方士”立傳。并且范曄并未完成《后漢書》的寫作就被危害，遺稿為后人所編排，難免有與原著不符之處。結構嚴謹、剪裁得體、資料豐富、完備周詳、以類相從、別具一格、體大思精、系以年月；褒貶分明、崇尚名節；揭露黑暗、思想進步。但是他重文采求簡要；崇門第，賤寒門。重政治，輕經濟，最大局限就是丟掉了《史記》重視農民起義的傳統。2.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原因

①是我國第一次激烈變動的時期，地主豪強各霸一方，階級斗爭、民族矛盾異常復雜，朝代更迭頻繁，分裂局面長期的不到統一。困惑的統治階級，在現實中找不到治亂的藥石，因而就想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②在這個時期，由于不斷混戰，軍人跋扈，奸臣弄權，文人學者的地位和生命沒有保障，常常無故遭到貶斥或殺戮，因此有些文人學者在仕途失意之際退而從事史書的著作，以書憤懣。③這一時期紙已廣泛使用，字體也較前簡易，特別是突破了漢儒經學的網絡之后，學術思想較為自由，為學術發展提供良好條件。

3、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特色是什么？你是如何看待的？

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較為自由、活躍，是我國史學“百花齊放的”時代，除了后來興起的“典志”、“會要”、“紀事本末”、“學案”等史書類型以外，重要的史書類型在這個時期都先后創立起來了。史學已經擺脫了“經學”的附庸地位，在學術領域里，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劉宋開始，國家所設置的四種專科學校，以史學為專科之一。“史學”這個名詞即將出現于這個時期，表明了史學已有其突出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表明了史學本身的發展。不過，就一般情況來說，這一時期的史學是“文勝于質”的，不少史著都具有山林風月之色和佛玄鬼神之氣，可說是有別于其他各代史學的特色。

4、“史學”概念最早出現在我國《晉書》文獻的記載中。史學專科學校最早設立在魏晉南北朝的劉宋時期

5、結合實踐談談你對史家三觀“史才”、“史學”、“史識”的看法。

①史才---——掌握文獻的能力，運用體裁、體例的能力和文字表達的能力。②史學-——各方面的知識，主要是文獻知識，也包括社會知識以及自然知識。③史識——史家的膽識和器局。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的關于編寫史書的原則均體現出這種器局和膽識。其最高標準是“好是正直，善惡必書”。認為“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是學者、良史的區別。

劉知幾的史識觀：對于符合他提出的編史原則的《左傳》和不為一般人所重視的兩部史書：宋孝王的《關東風俗傳》和王劭的《齊志》，劉知幾屢予表彰，備加贊譽，體現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識”。在《惑經》篇中，他批評《春秋》這部書“巨細不均，繁省失中”，“真偽莫分，是非相處”，指出《春秋》不過是一部“菁華久謝”的陳籍。在《疑古》篇中，他批評了《尚書》和《論語》，指出《虞書》贊美堯“克明俊德”，能識別大才大德，是編造出來的“奇說”；堯、舜禪讓的美談，是捏造出來的“虛語”。總之，他認為“遠古之書，其妄甚矣”，不能輕信，更是不遺余力。還值得提出的是他的“直書”說，他認為修史以“直書”為貴。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里對于古代史家為直筆而犧牲的極為贊嘆，說“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畏強御；韋（韋昭）崔（崔浩）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劉知幾對史家隊伍，那種毫無品節“故為異說，以惑后來”的丑類，大力口誅筆伐，說他們是“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應把他們“肆諸市朝，投畀豺虎”。但是，劉知幾畢竟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史學家。他的思想帶有很大的時代和階級局限。如他把農民起義的領袖，誣蔑為寇盜，把歷史成敗的“人事”，解釋為帝王將相的個人作用。所有這些，說明他還沒跳出唯心史觀的窠臼。

6.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的關于編寫史書的原則？ 1）史書“以實錄直書為貴”。記載史事應該“善惡必書”，不掩惡，不虛美，不文過飾非，曲筆誣書。2）史事內容記載“事關軍國，理涉興亡”的大事，二不應該記載小事、鎖言。3)人物要有選擇，不能“愚智畢載”，要區別流品，給予正確的評價。4）體例要“詳求卻義”謹嚴合理，不能“名實無準”。5）搜集史料，不僅要“征求異說，踩著群言”，還要細心鑒別，明其真偽。6）敘述史事，應以“應以簡要為主”，要“文約而事豐”，反對“虛加練飾，輕事雕彩”。7）記述人物的語言，要用“當世口語”，“從實而書”，不要“怯書令語，勇效昔言”。

7、隋唐史學發展的原因？為什么唐初出現了八部正史的著作？

1）帝王的重視。唐太宗親自制定有分有合的修史制度，鼓勵官修正史；自身文化修養高，重視當代史的修纂。2）重視史學人才的培養。3）典籍的收藏。4）國家組織許多學識淵博、文筆風流的人從事編修工作。5）印刷書出版發行水平的提高。6）大一統，社會穩定。唐初八部正史著作：李世民領導撰修的《晉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與庾儉《周書》；李延壽《南史》《北史》；魏征《隋書》。

8、十通：（唐）杜佑《通典》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旨在“爭諸人事，將施有政”，強調人事應當適應時勢，“隨時立制，遇弊則變”。全書兩白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宋鄭樵《通志》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四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責五行相應說。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及時政。因以匯聚考核典制為特點，故以后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后來又“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清朝敘文獻通考》，稱為“十通”。

9、《國榷》明朝編年史，談遷把公元1328-1645年間的大事按日編寫，主要根據《明實錄》和明代學者的著述。他慘淡經營，先后改了六次，歷經36年之久，編修成了四百多萬字的巨著。在私著明史中，篇幅最好繁，包羅最宏富。

10、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及黃與全祖望合著的《宋元學案》是我國第一部學術史專著。它為我國史學的發展又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因此說，黃宗羲不僅是清代史學的開山，也是我國史學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黃宗羲的主張、對史學批判（材料）經世致用】

《明夷待訪錄》思想傾向、宗旨、材料要旨（材料）對君權給予全盤否定。《明夷待訪錄》一書，是反映黃宗羲政治、經濟思想和歷史觀的代表作。在該書中，黃氏從多方面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他根據古代公天下的傳說，認為君主的設立，本是為天下興利除弊的，可是后世的君主卻把天下當成了自己的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給天下造成無盡的災難。因此認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著”。他認為官吏的設置是為了與君主分工共同治理天下，而不是“私其一人一姓”，官吏的工作，不僅以君主的好惡是非為依從。并主張要以“法治”來代替“人治”。使學校具有“養士”和議政的作用。這些已經帶有近代民主政治的色彩。

11、考據學派代表人物、作品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主要校正原書上的文字和釋訓名物。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尤重典章制度與史實謬葛考證。趙翼《廿二史札記》，側重提出原書中的重要問題，羅列史料加以論證。全祖望：《經史答問》杭世駿：《諸史然疑》、洪亮吉：《四史發伏》。

12、清代史學成就-----經世史學（經世致用）蓬勃發展：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和其它著作里給予全盤否定。唐甄《潛書》里斥言：“自秦漢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王夫之《讀通鑒論》，顧炎武《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著作，竟也不顧一切，就連封建制度的基本教條，所謂“君臣之義”，也全拋開了。清初統治者同時也采用以禮優待的辦法，收羅文人。他們大開“博學鴻詞科”、“經學科”，籠絡人才。并搜集各類著作。繕寫《永樂大典》，編纂《四庫全書》，開館撰寫《明史》。紀事本末體有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通鑒有畢沅《續資治通鑒》，夏燮《明通鑒》。邵二云。章學誠等“均卓然成家”，對史學的貢獻是歷史上少有的。

13、明代史學成就——《永樂大典》，《四書大全》。

14、清史學家，對歷史進行比較研究：馬骕的《繹史》（馬三代）。顧炎武極為贊賞，認為是“必傳之作”。除馬外，還有嚴衍的《資治通鑒補》。

15、梁啟超“四弊”“二病”“三惡果”：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三惡果：難讀，難別擇，無感觸。梁啟超在研究史學方法上有所創新：強調純純客觀研究，反對“強史就我”，主張“裁抑其主觀，終史于客觀”。認為理想的中國史，應包括以下五方面：1.智力（指思想史）2.產業（指經濟史）3.美術（指藝術史）4.宗教5.政治

16、材料梁啟超說：“清初諸師，皆治史學”，因為他們“于宗社之變，類含隱痛，志圖匡復。故好研究古今史跡成敗，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經世之務。（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清代史學特征---經世致用。

2.為何研究地理厄塞與經世之間的關系？（黃宗羲希望通過著史來總結明清興亡的歷史教訓，為現實服務。《明夷待訪錄》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對忘明的歷史進行了分析、批評，意在通過總結明亡的經驗教訓，改造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弊病，為理想中的圣君明主提供治國之法。）

17、宋代史學特點：南北兩宋始終是主張“治心以治世”的史學流派占主要地位，所以對于褒貶義例，撰史用字，正統篡逆之爭特別活躍“,闡幽發微”的史論比比皆是。它在史著、史家、史體、史料學等各個方面，確實達到成穩的水平，對后世產生了影響極大。宋以后至清，史學基本上呈下坡路趨勢，沒有出現超越宋的成果。宋代史學，由于其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技術諸條件影響，以及前代奠定的深厚的史學傳統和基礎，其豐碩成就中具有成熟期的疑古和考析的特點。

宋代對史學上的重要貢獻：1對史料的收集工作，類書上千卷2史料的考訂工作，較前代更加精密3是用私人力量修改政府所修的“正史”4是對歷史知識普及工作的重視。宋代史家編的各種“平話”對普及歷史知識起了極為有力的推動作用。這也是我國史學面向群眾的一個良好開端。18.最早史書《尚書》，《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編年體史書 19簡述《史記》《漢書》《漢紀》的成就和各自特點？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作者在先秦史學的基礎上，創造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史書體例。嚴謹實錄、客觀公褒貶分明。成就“1《史記》以“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亡之理”為目的，寫成一部貫通三千多年的歷史，堪稱為一家之言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2《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力圖探尋歷史發展的規律。3對社會經濟關系十分重視。在《貨殖列傳》里，提到經濟發展有其自身所遵循的到來，是行政命令不能勉強的。{創立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貫通古今的通史體裁，集政治經濟，氏族文化為一體的綜合編史方法秉筆直書的實錄風格，擺脫史學對經濟學的衣服，構建史學的獨立地位，夾敘夾議愛憎分明的“書法”，詳盡系統的記載3千年的歷史，保存大量歷史資料，記載漢民族及四夷的歷史。《漢書》：東漢班固沿用《史記》的體例，加以發展編撰而成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在編篡體例上，班固把《史記》里的“書”改為“志”，把世家并入列傳。全書由紀，表，志，傳等四個部分所組成。史料翔實記事完備，語言莊嚴工整，多有排偶句式。缺點：歷史觀非常矛盾，完全站在當時儒家正統思想的立場上，為封建王朝服務，使《漢書》成為“追述祖德，附會權寵”的“官史”。成就它擴大了歷史研究領域。為我國的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經濟史，水利工程史，藝術史，目錄學以及歷史地理學科的學術源流，都提供了一些開創的著述開創斷代史，保留了大量的重要歷史資料，文贍事詳。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完善史學的書志體，發展完善目錄學。

《漢紀》：東漢荀悅著，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步編年體的“斷代史”。成就：從史學觀點上說，荀悅較班固進步。在他寫的《申鑒》卷三中，曾公然否定“天人感應”和卜噬的作用。《漢紀》在史書體裁上的發展，也有十分重大的貢獻。他以“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八字方針，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地排列起來，加以類比。大大地減少了編年體以年月的局限所造成的記載上的困難。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20，清代地理方面有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讀史方與紀要》，官修的《大清一統志》等等。

21，史學理論的新發展：清史論名著成就最大的是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章學誠繼承浙東史學派的優良傳統，對當時徒托空言的經學，進行了猛烈抨擊，提出了“六經皆史，盈天地之間，反涉著作之林，皆史學”，大大地提高了史學在清代學術的地位。其“發凡起例”多為后世史家所推崇。史學觀點和具體理論，都在劉知幾，鄭樵所奠定的“史論”基礎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別是對他對“史德”的提倡，更為史界樹一新風。章學誠史學經世之說主要是強調知時而實用。提倡“史義”與“史德”—所謂“史義”，是指歷史著述的宗旨，或是指探索學術文化演變之法則。著述歷史之義，要在記事行文的基礎上，總結歷史，表述思想，以達到一定宗旨。“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謂“史義”之要旨。所謂“史德”是指著述歷史的寫作態度，也就是講求史學家的思想修養。

22龔自珍—《尊史》《古史鉤沉》——總結史學與民族興亡的關系，力求把當時學者從舊書堆里拉出來研治“經世致用”的史學。提出史學家應“善入”“善出”。“善入”是要求史學家熟悉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社會的歷史和文化），如數家珍;”善出“是對于上述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及其相互聯系，史家要把它明白地表現出來，使人如觀劇一樣心領神會。否則，寫出的史書就沒有“至情高論”。他還說，機子啊史實必須與治亂興衰之“道”結合起來，“入則道，出則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這樣的史書才是真正的史學著作，這樣的史家才是才是獨具特色的“史之別子”【尊史—研究歷史的重要性，必要性，經子皆史；史與人類前途，國家民族有一定關系；強調史職的重要：善出善入】 23, 史評著作的發展歷程，代表，著作思想。

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世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兩漢以來，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隋書?經籍志》史部分為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并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黃宗羲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勢更新”的進步歷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歷史，史論中寓有政論。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學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價古代各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歷史考證，提高本朝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于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制。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評價，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并譏諷官史之弊端。

24、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特色是什么？你是如何看待的？

各類史籍獲得全面的發展：①正史——《三國志》、《后漢書》、《宋書》、《南齊書》、《魏書》、②別史——袁宏《后漢紀》；常璩的《華陽國志》；魚豢《魏略》，魏崔鴻《十六國春秋》③起居注、普跌、家專多④重視地方志書《略陽伽藍紀》《水經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學術思想較兩漢自由、活躍，是我國史學“百花齊放”的時代。除了后來興起的“典志”、“會要”、“紀事本末”、“學案”等史書類型以外，重要的史書類型在這個時期都先后創立起來了。史學在這一歷史時期，已擺脫了“經學”的附庸地位。在學術領域里，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這一時期的史學是“文勝于質”的，不少史著都具有山林風月之色和佛玄鬼神之氣。《竹書紀年》的出土與整理，發現了一些從來所不知道的史料，有力地糾正了過去對古史的一些錯誤說法，對古史研究上有十分重大的貢獻。

25、《讀通鑒論》思想傾向、宗旨、材料要旨（材料）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歷史，史論中寓有政論。王夫之的史學思想：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歷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26、魏源的“三世說”：治平世、生平世、太平世。

第四篇：中國史學史復習資料

1．編年體：是我國最早的史書編纂體裁之一。孔子刪定的《春秋》采用編年體，初步將人物、地點、時間、事件四個因素結合起來記敘歷史，它已有了明確的時間順序，把事件有系統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編排，上下連貫，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過程。這種體例經過《左傳》作者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2．紀傳體：是以記載歷史人物事跡為主的史體。創立于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該書以本紀記載歷代帝王的事跡和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譜列年爵；以書的形式記歷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記載諸侯公卿的事跡；以列傳的形式記社會各階層人氏的事跡。以后歷代正史均沿用這種史體！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所著。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該書所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也涉及到歷代的典章制度。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等九門，對每一種制度，都能綜慣古今，溯源明流。該書為編寫制度通史開創了先例

4．《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含 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記述了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三千多年間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其內容豐富，堪稱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讓歷代學習。其記錄的時間、范圍廣泛，事跡全面，人物豐富，涉及典籍面廣，在史料搜集取舍上，為后世樹立了典范。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尊重史實，秉筆直書，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史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5．《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是我國古代社會杰出的史學家。《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并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著名的“三長論” 和“直筆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應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后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劉知幾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古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代表作，與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干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其一，“六經皆史”論。關于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于“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于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

7．二重證據法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把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作為一種重要的治史觀念和方法，是20世紀初年中西學術交融和新史料大量發現刺激之下的產物，此為其所具有的強烈的時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等新出地下資料進行多方向多層次的大量研究的情況下，王國維最終總結出了綜合利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這是王國維昭示后人的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影響深遠。

8。《海國圖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撰的最詳備的世界史地著作，書中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戰艦和火器生產技術；系統的的闡述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辯證關系。是一部研究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探尋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之路的維新思想的啟蒙書！

中國古代史學產生應該具備哪些基本條件？（1）文字的發明。沒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書，對于某件事情，如果沒有文字記載，單憑記憶，不可能長久。有了歷史記載的材料，才能編纂成史書和產生史學。(2)歷法的產生。因為史學史以時間為基礎的，有了歷法才能推算時間，確定歲時年月。一部史書如果沒有確定的時間，即使史料載豐富也是毫無簡直的。（3）歷史意識的產生。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史為鑒，作為施政的依據；同時作為教育后代的教科書等

9．《 史記》與《漢書》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內容等方面有哪些差異？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僅記載西漢一代歷史。在體例上，《漢書》對《史記》體例進行了改造，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傳，同時創設了《惠帝紀》、《地理志》、《食貨志》、《藝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傳記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獻，如《董仲舒傳》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貨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說”等。《漢書》還詳細記載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歷朝的歷史）《）《）《）

10．劉知幾的史學貢獻

1、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史學發展狀況，使史學評論走上了獨立發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記載的虛偽，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對古人和經典進行了批判，體現了一種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經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規范史書修撰環節。對史料：主張“采摭群言”，對“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須堅決舍棄；論史事：主張荀悅、干寶提倡的“五志”，再廣以“三科”，反對“四煩”； 論人物：選擇惡可戒世、善可勸后者，反對“愚智畢載，妍媸靡擇”。

4、論述了各類史體的長短得失，提出了史體特別是紀傳體的發展方向。

（1）論古今史體，歸為“六家”。認為古代史學是發展變化的，史書體裁是不斷演進的，他把古代史籍分為記言體、記事體、編年體、國別體、通代紀傳體、斷代紀傳體六家，并一一考鏡其源流發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對編年、紀傳二體短長進行剖析。編年體按年記事，但人物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紀傳體內容豐富充實，但紀傳體多重復，時間概念不清。“二體”各具短長，尤其對紀傳體的體例和結構作了理論總結。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發展，揭露了史館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發展：在《史官建置》篇，劉知幾對唐初以前的史官發展脈絡加以條梳。（2）唐代設館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難以直書；監修者眾，史官無所適從；監修不當，銓配無 法。

6、提出“史才”標準，奠定后代史學人才標準 史官素質：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編次勒成，郁為不朽；高才博學。史學人才標準：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才”：組織史料和表達的能力；“學”，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識”：是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學貢獻

郭沫若開辟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科學道路。他在1929年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存在，而奴隸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奴隸制本身后來又轉化為封建制。它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學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而中國歷史的進程同樣是受這個普遍規律所制約的。這是郭沫若對中國史學的重要貢獻，也是有利于中國革命的重要論點。郭沫若出版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這是研究先秦學術思想的姐妹篇，他還為中國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獻學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他根據形式、花紋、文體和字體，為中國青銅器的分期提出了權威性的看法

第五篇：西方史學史讀后感

讀后感

在讀《西方史學史》中，讀到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一些內容，很有感觸。

《羅馬帝國衰亡史》是由愛德華·吉本所寫，吉本出生于英國薩里郡的普特尼鎮一個英國紳士家庭，生活富足。吉本的父親（也叫愛德華?吉本）早年在劍橋大學深造，后為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吉本本人與其父親生活經歷相似，早年受到良好教育，數年之后亦為英國國會議員。

吉本為家中長子，母親在其出生之后又生了六個孩子，在吉本10歲時去世。吉本自幼多病。

1752年，14歲時被父親送往牛津，不到15歲就考取瑪格達倫學院。但他父親后來發現他對天主教感興趣，當時在英國一個天主教徒會受到上流社會的排擠，他父親立刻就把他送到瑞士洛桑，交給一位基督教新教導師。在洛桑期間，他參加過伏爾泰的聚會，學會了法語，開始用法語寫作其第一部作品《論文學研究》(1761年正式出版)。

一提到在歐洲歷史上叱咤風云千余年的羅馬帝國，想必人們便會下意識的想到英勇善戰卻又拜倒在美人裙下的愷撒。誠然，愷撒是一位天才的將領，卓越的統帥，在他的治下，羅馬軍隊為共和國帶來了無與倫比的恒久光榮。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羅馬之所以能在強敵環伺的中歐控制西方文明長達十幾個世紀，所依賴的并不是在最初幾百年間攻克的遼闊疆域，而是強有力的政治和社會體制。這后者，自然應該歸功于羅馬帝國的實際開創者，奧古斯都大帝，即屋大維。

很多人以為屋大維不過是憑借著愷撒的聲望輕而易舉地登上帝位的，其實不然。愷撒被刺之時，作為其養子的屋大維才18歲，正在阿波羅尼亞的軍隊中，無論從地位、聲望、勢力上，都遠遠比不上愷撒的同僚，雷必達和安東尼。那么，這個不及中國弱冠之年的年輕人，是如何擊敗聲譽卓著、勢力龐大的兩位前輩，登上羅馬帝國的至高寶座的呢？除卻愷撒的余蔭影響之外，更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個人的才華和努力。

屋大維外表風度翩翩、溫文爾雅，性格冷靜而敏感，極富洞察力和政治手腕。創業初期，他深知自己羽翼未豐，斷然不是雷必達和安東尼的對手，因此不遺余力地揚起愷撒養子的大旗籠絡軍隊，更以同樣的身份與上述兩位前輩結盟。他們通力合作，歷經數次苦戰終于剿滅了刺殺愷撒的卡西烏斯和布魯圖斯，血洗了羅馬城尤其是元老院。在利用一次偶然的政治事件巧妙地踢開雷必達后，他開始了與安東尼長達數年的周旋。看準了安東尼流連于埃及艷后的懷抱致使軍紀廢弛的時機，屋大維在長期的厲兵秣馬下當機立斷，傾盡全力在希臘大敗安東尼，隨后不給他的敵人留下一絲喘息的機會，乘勝揮師埃及，徹底消滅了安東尼及其情人克利奧帕特拉的勢力。

創業不易，守業尤難。舅公兼養父愷撒被刺的情景歷歷在目，怎能不讓性情敏感的屋大維夙夜擔憂？他清楚的知道愷撒的被殺并非來自強大的權力而主要源于可怕的夸耀，于是便終其一生對元老院保持相當的敬意，對人民許諾以古老的自由。他放棄危險的執政官一職，轉而一步一步地攝取保民官、監察官以及大祭司這些最尊貴而且最能博得人民愛戴的官位，并安于“第一公民”的盛譽。他極其審慎地使用著自己的權力，盡力不去冒犯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共和思想，卻逐漸地越來越嚴密地控制著帝國的各種最高權力。到了其統治的后期，雖然沒有皇帝的名號，但羅馬的人民，已經基于長年來的巨大愛戴而習慣于服從穩坐宮廷中那位擁有最高權威的人所下達的一切命令了。

當然，在小心翼翼地鞏固著自身地位的同時，作為一位有著遠見的政治家，屋大維也為帝國的穩定做出了很多富于建設性的工作。早年的軍旅生涯讓他深切地感受到，經歷了數百年的東征西討，羅馬的疆域已經空前的廣大，不能再進行盲目的擴張。于是他在軍事和財政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精心計劃的改革，建立了駐扎在邊境而不得干涉內政的常備軍和專用來保護自己的禁衛軍，并以懷柔政策對待羅馬漫長邊境線以外不安分的蠻族——這一政策在后續諸帝中也有很好的延續。他還大量興建神廟、劇院和道路等公共工程，使得羅馬的宗教、貿易、郵政和交通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總之，他的大量工作，都直接促進了羅馬從共和國到帝國時代、從對外擴張到對內發展的轉型，并使得羅馬文明在各項方面都達到前無古人的輝煌和鼎盛。

贊曰：中國各朝多以開國太祖最為尊貴，同樣的，奧古斯都大帝亦無愧于羅馬帝國最偉大君主的稱號（盡管他從未自稱皇帝）。在他漫長而光榮的一生中，無論是鞏固自身地位還是鞏固羅馬權威的作為，都展現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氣，驚人地體現了中國先哲老子所言“夫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的原則，終成一代英主。然而伴隨著羅馬政治形態上從共和走向帝制，羅馬原有的小規模奴隸制經濟也正不同步地瓦解，羅馬原有的經濟基礎遭到破壞，在其之上的很多形態也相應發生變化。公民政治和公民兵制遇到危機，公民道德淪喪，同時自然資源流失，農業發展不平衡。在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下，羅馬帝國衰落了下去。

羅馬從建城、建國到建立帝國開始，走了一條武力征服的道路。伴隨著軍事上的武力征服，小奴隸制經濟向大奴隸制經濟形態演變。在這種經濟形態的演變過程中，衍生并附帶了很多環境和社會結構問題。這些問題深化了羅馬本身的深層次的矛盾，使龐大的帝國難堪重負，舉步為艱。所以說，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是多元而復雜的。

羅馬原是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在長期的對征服和擴張戰爭中，羅馬掠奪了大量的財富和土地，同時也俘獲了大批奴隸，為大奴隸制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奴隸被廣泛使用于農業、畜牧業、采礦業和手工業，逐漸成為羅馬社會的主要生產者，另一方面，戰爭掠奪的大量土地被充作國家公有地，出租或出賣給富有公民。于是，羅馬貴族和富商競相侵占、租賃和購買公有地，興建莊園，同時兼并小農土地，致使以大量使用奴隸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增長，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奴隸和奴隸主階級的矛盾，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羅馬和同盟者、被征服者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元老院貴族和騎士階層的矛盾等等都充分暴露，并且日益尖銳。雖然當時一些人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試圖通過改革來消除這一矛盾，但是最終失敗了。

羅馬帝國的大部分地區屬地中海類型氣候，冬季溫暖濕潤，夏季較為干熱，境內河流較密，水流湍急，山區森林茂密，農業作業區廣泛。在阿爾卑斯山北部和高盧等地區屬溫帶海洋性氣候，降水量豐富，空氣濕潤，也是比較適合人類生存的地區。但是隨著羅馬的發展，其境內的自然資源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直接影響了羅馬的農業生產。這對于依賴意大利本土農業很強的羅馬來說，是致命的。王政時代結束后的羅馬，是以美德和榮譽為宗旨的。羅馬公民純樸、高尚、富有愛國心和榮譽感，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這種傳統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爭先為祖國效力，這是羅馬共和國之所以能夠經歷嚴峻考驗卻依然屹立地中海的原因之一。早期羅馬公民為富者大公無私、廉潔奉公；為民者，崇儉恥奢、保守純樸。即使像西庇阿這樣的將軍，也親自耕作。然而，隨著羅馬對外征服和疆域的不斷擴大，以前那種道德觀正在迅速成為過時的東西。

同時奢華之風吹遍羅馬之時，拜金主義思潮也涌進了羅馬。人們認為只有大量的財富才

能享有崇高的光榮和價值，而貪污和受賄成了公開的秘密。

這些奢華和腐敗都是建立在廣大底層人民的辛苦勞動基礎之上的。到了帝國后期，隨著由元首制向君主制過渡，君主的個人權力也不斷加強。許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至極。許多貴族地主揮金如土、醉生夢死，增加賦稅，致使民不聊生，政局動蕩。在這種情況下，羅馬公民被統治者無休止的賦稅弄得疲憊不堪，根本無暇顧及帝國的安危與興亡了。

綜上所述，羅馬開始的源頭是好的，但是羅馬歷經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了一些末決的問題和矛盾，這些問題和矛盾又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時機和解決機制，所以，當到了帝國晚期時，已是積重難返、無力回天了。這些因素中，除了經濟形態發展和政治形態發展的特殊性外，許多個別和偶然因素也是促成羅馬衰亡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說，羅馬的衰亡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單個因素造成的，羅馬衰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