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史學史名詞解釋——精

《尚書》是一部綜合性的歷史文獻，它記錄了上起堯舜下到春秋中葉的秦穆公期間1400多年的歷史，其內容與甲骨文金文相參而證，是研究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不可多得的史料。其包含的體例有典、訓、謨、誥、誓、命，是紀事本末體的萌芽，也開了編年體的先河，其中的《禹貢》關于九州的記載是后世大一統思想的根源。

《春秋》是孔子修訂的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現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寫的歷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迄于魯哀公14年（前481）。主要記載周王室和諸侯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一些自然現象，同時涉及各族關系、城筑、田賦、政治人物等等。表述歷史的方法上嚴格按照年、月、日順序逐條記事，對后來編年體史書的發展有典范作用。其中比事在對待史事處理、史書編輯上更是做出開創性的貢獻。《春秋》的社會思想的核心是尊周禮。孔子修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書籍來伸張“王道”。書籍內容重人事，把人事從神秘的氣氛中分離出來，是它在歷史思想上進步的方面，也是他在史學發展上的一個重大貢獻。書中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由于《春秋》的記事過于簡略，因而后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詳細記錄的“傳”，較為有名的是被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和《谷梁傳》。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

《左傳》編年體史書，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工于記事，長于記人。內容多取材于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后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范、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系、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后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史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并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單記魯國一國的史實，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內容豐富，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征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含 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記述了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三千多年間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其內容豐富，堪稱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讓歷代學習。其記錄的時間、范圍廣泛，事跡全面，人物豐富，涉及典籍面廣，在史料搜集取舍上，為后世樹立了典范。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尊重史實，秉筆直書，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史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三國志》作者陳壽，是一部紀傳體分國史，僅有紀傳無表志，包括《魏書》《蜀書》《吳書》共65卷。記事上起東漢末黃巾起義，下迄吳滅亡，西晉統一。《三國志》以魏為正統，魏國君用紀，蜀吳稱傳，但均用編年體方式，名為傳實為紀。它選材十分謹慎，如空城計等不確切的史事便不記載。它為各階層的人物立傳，內容簡約，反應當時的社會風氣。《三國志》是現存唯一的記錄三國歷史的史書。

《史通》《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是我國古代社會杰出的史學家。《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并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著名的“三長論” 和“直筆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應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后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劉知幾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占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記載自上古至唐代宗時期歷代典制的沿革，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通典》是我國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杜佑對文學的社會功用，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寫作《通典》是為了“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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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后于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后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于社會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資治通鑒》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北宋司馬光撰。全書294卷。《通鑒》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共1362年的歷史。司馬光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編年史。宋神宗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元豐七年書成，歷時十九年。《通鑒》由司馬光總其大成，是一部集體編寫的著作。協修者有劉恕、劉破、范祖禹三人。按時間先后敘次史事，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鑒。且文字優美，敘事生動，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并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通鑒》于敘事外，還選錄前人史論，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史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它是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一直受到此后史學家的推崇，成為后代編年體史書的典范。注釋《通鑒》的有南宋史炤《通鑒釋文》和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以胡三省《通鑒音注》最為詳備。

《通鑒紀事本末》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鑒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鑒》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于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于《資治通鑒》范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總之，《通鑒》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鑒》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鑒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系，對于整個歷史不能勾畫出一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還有，《通鑒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

《通志》二百卷，南宋鄭樵撰，是一部以人物為中心從上古到隋唐的的紀傳體通史。是自《史記》之后，現存的又一部紀傳體通史性著作。《通志》全書200卷，包括帝紀、后妃傳、年譜、略、列傳五部分，500多萬字。因為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突出，與《通典》、《文獻通考》并稱“三通”。“總序” 和“二十略” 是全書的精華。特別是其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五略，是鄭樵獨創，前史所無，實屬珍貴。書中他敢于批判某些傳統的思想，如反對主觀和迷信，這種思想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在我國史學發展史上有過一定的影響。清乾隆年間所修的《續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據《通志》的體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體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當然，它的體例和編纂方法也有不少缺點。例如，二十略的體例雖有所創新，但從《通志》的整體來說，它仍然沒有突破正統的舊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訂方面，也難免有主觀片面的臆斷。于鄭樵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還有其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例如，《通志》所載的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很少，而且對于農民起義都稱“反”稱“盜”。此外，鄭氏還存在著地理史觀、宿命論以及復古主義思想等。但是，綜觀得失，鄭樵是一位有貢獻的封建史學家，他在史學方面，特別是歷史編纂學方面的貢獻是應當給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對于后代史學的發展也起過一定的作用。

《永樂大典》明代永樂年間編著的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類書。《永樂大典》編纂于明朝永樂年間，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永樂大典》共計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0,095冊，全書字數約3億7千萬字。《永樂大典》的編纂者們采用了“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決編排問題。把各種典籍中凡出現過這個條目的一段記載，甚至整部書籍全都抄錄下來，還要點明采自什么文章、書籍，是何人撰寫的，讓人明晰出處，可以查考。書中插圖，這些圖畫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繪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態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精品。《永樂大典》正本已經杳無音信了，僥幸逃過明末戰亂的《大典》副本也有兩千多卷的殘缺。在整個清王朝，《永樂大典》被學者和統治者們重新重視和使用，也經歷了被偷盜、焚燒和劫掠的悲

慘命運，最終于1900年八國聯軍進占北京時被毀滅了。剩下的約400冊零本被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機構收藏。即使是這樣，《永樂大典》這部奇書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資料和文物價值而受到學者們的青睞。《日知錄》明末清初顧炎武所著的讀書筆記。他自著此書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為宗旨。是他一生考證史事的結晶，是一部包含學術思想、政治見解在內的重要著作。全書32卷，前七卷論經義，8-12卷論時事；13卷論世風；

14、15卷論禮制；

16、17卷論科舉；18-21卷論藝文；22-24卷雜論名義；25卷論古事真妄；26卷論史法；27卷論注書。此書每論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考證。

《文史通義》《文史通義》是清朝時期著名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撰寫的一部以評論史學為主的評論文史著作。《文》對清朝以前的史學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提出了許多理論性的認識，章學誠提倡“六經皆史”，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認為史書的體例應該隨著歷史和史學的發展而發展，在編著問題上他撰述了記注的區別。章學誠還提出“史德”對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進行補充，章學誠在方志學上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紹興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中進士，任湖北應城知縣，以疑獄失輕免官。后以為人幕僚、講學、編志為生。一生窮困潦倒。其代表作為《文史通義》，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書中闡發了“六經皆史”的觀點。主張史家要有“史德”，要求史家“善惡褒貶，務求公正”。提倡編寫通史，主張將史籍區分為撰述和記注兩類。主張把國史建筑在方志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主張和意見。、顧頡剛與古史辨：顧頡剛辯古史活動受到胡適的影響，他辨古史的方法與胡適的“歷史演進法” 有密切的聯系。“古史累地造成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在古史記載中，“時代 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2.“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們“不能知道某 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認為必須打破古史“人化”的 觀點。顧頡剛的基本觀點對有關迷信古史傳說起了廓清之功，對于古史研究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后來，他對古史的“破壞”轉移到古史的建設上來，作出了成績。但因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他對 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停留在文獻整理階段。所謂辯古史，到后來成為辯古書，他認為這是建設新古 史的工作。

王國維和古史新證：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古史，把新發現的材料跟古史記載結合起來，這種古史

新證。王國維在古史新政上的方法特點和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實物于紙上之遺文互 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去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國維在甲骨學研究上，1916年王國維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 續考》是兩篇重要的古史研究著作。《殷周制度論》、《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陳寅恪（詩文證史）

陳寅恪通曉多種東方古代和歐洲的語言文字，熟悉佛典，中年以后，致力于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 和明清間史事的研究。陳寅恪在近代考據家中是最有史識的學者。無論在史料學上或對“民族文化 之史”的論述上，他都有相當開闊的看法，他對史料有精到的見解。在史料學上，陳寅恪提出對史 料，包括偽材料，要善于審定和利用、材料中有真，有偽。真材料中有可能有部分偽。他提出史料 學的“通識”，是近代新考證學史料學觀點的重要特點。他認為詩詞、小說，以及稗史、叢談、筆 記，也應加以利用作為研究歷史的史料。詩文箋證是以歷史記載去箋證詩文。同時詩文又可用來證 史，探討史事的新線索，從而擴大視野，得到新解（讀秦婦吟，元白詩箋征稿，柳如是別轉）。“民 族文化之史”，是陳寅恪先生自己提出來的，內容很廣泛，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習俗、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等等，而沒有經濟。他著重以“相反相成”來說明民族文化上的變化，是具有明顯的辯證 法因素的。他寫了兩部著名的史論《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此外，他提出各 個民族、地區以及中原和周邊地區、民族的盛衰相互聯系的看法，這同樣是歷史通識。但他認為有 超時空的理性存在，脫離經濟談政治的變化。

陳垣：中國宗教史和歷史文獻學方面專家學者，晚年有“表微”書之作。他的學風特點是重史

源，講類例。他在宗教史上的重要著作有“古教四考”（《元野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襖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宗教三書”（《明季顛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和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補上了中國古宗教研究的空白。陳垣注意總結前人在歷史文獻學工作上 的經驗，并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并總結出文獻學工作的法則，重視史料來源。

1.屬辭比事

（1）.一種歷史編纂方法，原指連綴文辭，排比事實，記載歷史。后泛稱作文紀事。

（2）.《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指遣詞造句，綴輯文辭。比事，指排比史事。其中，比事還有一層含義，是對諸多史事比其大小、輕重而有所取舍、詳略，以便使用較少的文字表達出較多的歷史情況和論斷。《七略》

（1）.中國第1部官修目錄。西漢經學家、天文學家、目錄學家劉歆在公元前6～前5年間編成，為政府新校本圖書的總目錄。先是公元前26年漢成帝劉驁命光祿大夫劉向領導政府的校書工作：由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校定本既成,概由劉向寫一敘錄,隨書奏上。劉向所寫敘錄單行錄出后,匯編為《別錄》 ,計有20卷。公元前6年劉向死。漢哀帝劉欣命劉歆繼承父業，將新校本集中于天祿閣,綜合編目成《七略》7卷。

（3）.《七略》是一部分類目錄，第一次展示了我國古代的圖書分類方法，它以學術性質作為分類標準。在著錄上確立了較為完全的著錄方法，除編有內容提要外，還利用了“互見法”和“分析法” 《七略》創立出的分類法和著錄法對我國圖書館目錄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二篇：史學史名詞解釋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約前87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書分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五十二萬余字，記載了我國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長達3000年左右的歷史。《史記》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與宋代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并稱“史學雙璧”。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東漢官吏、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陜西咸陽東北）。班固自幼聰慧，九歲能誦讀詩賦，十三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陽太學，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后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漢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修成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漢書》是繼《史記》之后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后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杜佑：（735--812），唐中葉宰相，政治家、史學家。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績，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創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裁，開創了中國史學史的先河。其孫之一為晚唐著名詩人杜牧。《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記述唐天寶以前歷代經濟﹑政治﹑禮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專書。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內分九門﹐子目一千五百余條﹐約一百九十萬字。

劉知幾：唐代史學家。永隆年間（680年）以弱冠舉進士，歷任著作佐郎、中書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國史二十余年。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從事私人修史工作。開元九年，六十歲時因營救長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不久去世。有《史通》傳世，對中國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評，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

《史通》：是中國及全世界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是唐朝的劉知幾。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此書花了九年時間編纂而成。

《春秋》：是古代中國的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據傳是由孔子修訂的。書中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傳》既是中國古代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著作。記錄了周朝王室和魯國、齊國、晉國、鄭國、楚國、吳國、越國等諸侯國的歷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約前947年），下至智伯被滅（前453年）。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

《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則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時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記載上古帝王、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傳承的史籍。全書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謚法》等十五篇。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史學家，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兒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陳壽四十八歲，開始撰寫并《三國志》。歷經10年艱辛，陳壽完成了流傳千古的歷史巨著《三國志》。，書中有440名三國歷史人物的傳記，全書共65卷，36.7萬字，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

《三國志》：是由西晉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是三國分立時期結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產物。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漢族，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后移居江南。著名史學家，為《三國志注》作者。與裴骃、裴子野祖孫三代有史學三裴之稱。

《三國志注》：為南北朝時裴松之撰，他一反傳統做法把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裴松之不僅開創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對研究三國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國志注》是中國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酈道元：（約470—527），字善長。漢族，范陽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學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終未能盡其才。他博覽奇書，幼時曾隨父親到山東訪求水道，后又游歷秦嶺、淮河以北和長城以南廣大地區，考察河道溝渠，搜集有關的風土民情、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撰《水經注》四十卷。文筆雋永，描寫生動，既是一部內容豐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優美的山水散文匯集。可稱為我國游記文學的開創者，對后世游記散文的發展影響頗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

《水經注》：是公元6世紀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著作，全書三十多萬字，詳細介紹了中國境內一千多條河流以及與這些河流相關的郡縣、城市、物產、風俗、傳說、歷史等。該書還記錄了不少碑刻墨跡和漁歌民謠，是中國古代較完整的一部以記載河道水系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水經注》文筆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在中國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有過深遠影響。其書名為注釋《水經》，實則以《水經》為綱。自明清以后不少學者從各方面對它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專門研究，形成了一門內容廣泛的“酈學”。《水經注》與《三國志注》（裴松之），《世說新語注》（劉孝標），《文選注》（李善），并稱“四大名注”。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學家，順陽（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后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司馬彪續作），記載了從光武帝劉秀起至漢獻帝的195年歷史。

馬端臨：(1254年宋理宗寶佑二年-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字貴輿，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中國古代宋元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注》、《多識錄》。馬端臨是宋元之際著名史學家，他為謀求治國安民之術，探討會通因仍之道，講究變通張馳之故，以杜佑《通典》為藍本，完成明備精神之作《文獻通考》。《文獻通考》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體例別致，史料豐富，內容充實，評論精辟。

《文獻通考》：簡稱《通考》，馬端臨編撰。從上古到宋朝寧宗時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繼《通典》、《通志》之后，規模最大的一部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稱“三通”。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歷來受人景仰。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紀傳體：東亞史書的一種形式，是以本紀、列傳人物為綱、時間為緯、反映歷史事件的一種史書編纂體例。紀傳體史書的突出特點是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中心內容，是記言、記事的進一步結合。

編年體：是我國傳統史書的一種體裁。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編排史實，是編寫歷史最早也是最簡便的方法。如《春秋》、《資治通鑒》等就是編年體史書。

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線，將有關專題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創者是南宋的袁樞，他的《通鑒紀事本末》就采用這種體例。紀事本末體，既不同于編年體之以紀年為主，也不同于紀傳體之以傳人為主，而是以記事為主，把歷史上的大事，詳其首尾，集中表述其過程。無論是編年體還是紀傳體，在記事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紀事本末體，是以事件為中心的著史體裁。

譜牒：就是記載某一宗族主要成員世系及其事跡的檔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記載了該宗族歷史，其形式和內容集中了檔案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旨要。《春秋三傳》：即《左氏春秋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注釋，則無法了解。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春秋》是記事的，后多散佚，僅留下經孔子整理的魯國的《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谷（榖）梁傳》、《左傳》。《春秋三傳》都是編年體史書。

第三篇：中國史學史復習資料

1．編年體：是我國最早的史書編纂體裁之一。孔子刪定的《春秋》采用編年體，初步將人物、地點、時間、事件四個因素結合起來記敘歷史，它已有了明確的時間順序，把事件有系統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編排，上下連貫，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過程。這種體例經過《左傳》作者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2．紀傳體：是以記載歷史人物事跡為主的史體。創立于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該書以本紀記載歷代帝王的事跡和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譜列年爵；以書的形式記歷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記載諸侯公卿的事跡；以列傳的形式記社會各階層人氏的事跡。以后歷代正史均沿用這種史體！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所著。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該書所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也涉及到歷代的典章制度。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等九門，對每一種制度，都能綜慣古今，溯源明流。該書為編寫制度通史開創了先例

4．《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含 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記述了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三千多年間的諸多方面的歷史，其內容豐富，堪稱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讓歷代學習。其記錄的時間、范圍廣泛，事跡全面，人物豐富，涉及典籍面廣，在史料搜集取舍上，為后世樹立了典范。司馬遷編寫《史記》時，尊重史實，秉筆直書，重視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用社會經濟生活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這些進步思想對史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5．《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是我國古代社會杰出的史學家。《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并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著名的“三長論” 和“直筆論”。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應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后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劉知幾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古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代表作，與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干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其一，“六經皆史”論。關于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于“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于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

7．二重證據法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把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作為一種重要的治史觀念和方法，是20世紀初年中西學術交融和新史料大量發現刺激之下的產物，此為其所具有的強烈的時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等新出地下資料進行多方向多層次的大量研究的情況下，王國維最終總結出了綜合利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這是王國維昭示后人的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影響深遠。

8。《海國圖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撰的最詳備的世界史地著作，書中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戰艦和火器生產技術；系統的的闡述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辯證關系。是一部研究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探尋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之路的維新思想的啟蒙書！

中國古代史學產生應該具備哪些基本條件？（1）文字的發明。沒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書，對于某件事情，如果沒有文字記載，單憑記憶，不可能長久。有了歷史記載的材料，才能編纂成史書和產生史學。(2)歷法的產生。因為史學史以時間為基礎的，有了歷法才能推算時間，確定歲時年月。一部史書如果沒有確定的時間，即使史料載豐富也是毫無簡直的。（3）歷史意識的產生。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史為鑒，作為施政的依據；同時作為教育后代的教科書等

9．《 史記》與《漢書》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在體例、、、、內容等方面有哪些差異？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僅記載西漢一代歷史。在體例上，《漢書》對《史記》體例進行了改造，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傳，同時創設了《惠帝紀》、《地理志》、《食貨志》、《藝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傳記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獻，如《董仲舒傳》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貨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說”等。《漢書》還詳細記載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歷朝的歷史）《）《）《）

10．劉知幾的史學貢獻

1、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史學發展狀況，使史學評論走上了獨立發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記載的虛偽，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對古人和經典進行了批判，體現了一種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經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規范史書修撰環節。對史料：主張“采摭群言”，對“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須堅決舍棄；論史事：主張荀悅、干寶提倡的“五志”，再廣以“三科”，反對“四煩”； 論人物：選擇惡可戒世、善可勸后者，反對“愚智畢載，妍媸靡擇”。

4、論述了各類史體的長短得失，提出了史體特別是紀傳體的發展方向。

（1）論古今史體，歸為“六家”。認為古代史學是發展變化的，史書體裁是不斷演進的，他把古代史籍分為記言體、記事體、編年體、國別體、通代紀傳體、斷代紀傳體六家，并一一考鏡其源流發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對編年、紀傳二體短長進行剖析。編年體按年記事，但人物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紀傳體內容豐富充實，但紀傳體多重復，時間概念不清。“二體”各具短長，尤其對紀傳體的體例和結構作了理論總結。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發展，揭露了史館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發展：在《史官建置》篇，劉知幾對唐初以前的史官發展脈絡加以條梳。（2）唐代設館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難以直書；監修者眾，史官無所適從；監修不當，銓配無 法。

6、提出“史才”標準，奠定后代史學人才標準 史官素質：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編次勒成，郁為不朽；高才博學。史學人才標準：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才”：組織史料和表達的能力；“學”，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識”：是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學貢獻

郭沫若開辟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科學道路。他在1929年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存在，而奴隸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奴隸制本身后來又轉化為封建制。它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學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而中國歷史的進程同樣是受這個普遍規律所制約的。這是郭沫若對中國史學的重要貢獻，也是有利于中國革命的重要論點。郭沫若出版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這是研究先秦學術思想的姐妹篇，他還為中國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獻學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他根據形式、花紋、文體和字體，為中國青銅器的分期提出了權威性的看法

第四篇：中國史學史復習材料

先秦史學的特征：

1、史學撰述體例的特征。

先秦史學在撰述體例方面，歷經了一個持續不斷的演進變化的過程，這與史學形成與發展所應具備的相關要素及相應條件密切相關。文字形成之后，結繩刻畫和口述傳承被神話傳說的追述形式所替代。歷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現、政事的需要，漸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載體的政令檔案匯編，進而形成早期的編年體史著。隨著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細密、社會生活劇烈變動的需求等諸多因素，史學撰述體例逐漸豐富多樣，并駕齊驅，編年體漸趨完備，國別記言體形成，紀傳體通史規模初具。

2、史學記載內容的特征。

隨著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史學撰述體例自身的發展、史學主體意識的形成、史學功能認識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動史學記載的內容不斷發生相應變化。先秦史學記載的內容，呈現著記事內容從簡到繁、單一到多重、簡單到復雜、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觀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會人生的全貌的層遞式的發展變動演進的特征。

3、史學主體意識的特征。

在人類社會歷史生活的發展變化進程中，中國古代先人在與自然的抗爭中，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在爭取生存、發展和追逐利欲的紛爭中，史學主體意識逐次呈現出從古到近、人數由少到多的自覺意識不斷累積增強的發展變化趨勢。

4、史學功能原則的特征。

隨著史學的發展完善，史官制度的發展完備及其職分職責的細密化，歷史經驗教訓的累積，史學意識的自覺化的增進，以及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形勢變動的需要，人們對史學功能原則重要性的認識與時俱進，使之呈現出漸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識的特征。如史學借鑒功能的形成，疏通知遠認識功能的形成。

5、史家歷史觀念的特征。

伴隨著史學多重因素的發展變化，歷史社會生活環境的劇烈變動，歷史典籍的漸次增加累積，史家認識的不斷提高深化，史家的歷史觀念呈現出層出不窮、多家并存、互促互進、各領風騷的競爭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歷史觀念的不斷變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觀、圣王史觀、民本史觀、復古史觀、循環史觀、變易史觀等歷史觀念，不斷推動影響著先秦歷史的發展進程。

總之，先秦史學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進并且推動了先秦史學從萌芽到規模初具的發展進程，為中國史學的發展形成奠定了堅實寬廣的基礎，并對其后中國史學的發展演進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秦漢時期的史學特征：

1.開創了紀傳體編史的先例。

紀傳體是秦漢史學的創造，司馬遷是開創者。他在《史記》中采用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本紀放在全書之首，按年月次序編寫帝王的歷史，以記載帝王的言行政績為主，同時敘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書記載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這五個部分既有分別，又有聯系，相輔相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五種體例中，又以本紀和列傳為主，故稱為紀傳體。在《史記》的影響下，紀傳體成為我國史學的最重要編寫體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這種方法編寫的。2.厚今薄古的史學觀念。

秦漢人寫時大多厚今薄古，與現實緊密聯系。在著史中，略古詳今。《史記》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當代史，班固的《漢書》，荀悅的《漢紀》以及官修的《東觀漢記》都是以當代史為主，而且由當代人寫當代史。充分說明秦漢史學家著述為現實服務的觀念。

3.秦漢史學進入了新的時期。

秦漢史學出現了繁榮的現象，史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愈來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顯。因而編寫歷史書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出現了大部頭的史學著作，如《史記》，《漢書》等巨著，而且這兩部著作均為私人編寫。與此同時，統治者愈來愈重視史書的編寫工作，特別是組織人力集體編寫，如《東觀漢記》等就是統治者組織學者進行編寫的。官修史書由此登上歷史舞臺。另外，隨著史學地位的提高，史書的列別比以前明顯增多，在紀傳體之外，還有編年體、雜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晉南北朝史學特征：

1、史學的多樣化發展以及學科批評的展開。

史學的多樣化發展，集中體現在四點：第一，史書的數量宏富，體制不斷創新，種類多樣；第二，史書的作者來自社會不同階層，而且既有漢族，又有少數名族，成分多樣；第三，史書的領域一再拓展，專史門類多樣；第四，史學評論的逐步深化，史評對象多樣。從主要評論史事，到轉而以評論史家、史書為主，再到開始探討歷史學發展的歷程。

2、史學的學科獨立及其官化傾向。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又一顯著特征，是史學擺脫了經學附庸地位而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史學的學科獨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圖書目錄的分類，二是學校教育與學術機構的設置。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官化傾向更集中的體現，一是自曹魏起開始設置專職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監修國史的“史館”制度。

3、史學上的門閥觀念和民族意識之印記。

當時的史學，從形式到內容，都烙上了門閥觀念的印記：一是譜牒、譜學的盛行和“譜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別傳的大量涌現。三是正史的本紀和列傳成了門閥士族的譜牒家史。狹隘的民族意識是魏晉南北朝史書中的最普遍的表現。史學成了他們為本族和本族政權爭奪“正統”地位的工具。同時，主張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的思想和堅持國家統一的觀念，在魏晉南北朝史學中也有所發展。

隋唐五代史學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學的程度加強。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承北齊之制，設立史館，擴大編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學的人為史官，以宰相監修，直接控制史書的修撰。

2、更加重視史學的鑒戒作用。

這一時期以魏征為代表的史學家，強調史學的鑒戒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調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視民心向背與政權興衰的關系；第三，注重君臣關系，強調君臣相輔。總之，這一時期編撰的史書，主要把亡國之君的行為當成本朝皇帝“取鑒”的基本內容，從反面向當時的統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鑒的治國方略，即注意調整君民關系、君臣關系，實行“以靜求治”的施政方針。

3、史書種類與體裁的多樣化。

史學在這一時期，有了長足的進步，各類型、各種不同體裁的史書紛紛出現。舊有的編年、紀傳體史書無論記載內容，還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體、地理書、方志、史注、史評等新的史體也大量出現。同時。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雜史、故事、筆記，有價值的類書以及眾多的佛道經典，文集數量明顯增加。

宋遼金元史學特征：

1、完備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趨向完備，不僅超過了前代，而且比明清嚴密。遼金元設立了自己的修史機構，雖然沒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較系統地保存了本民族的歷史。元代翰林兼國史院，開明清翰林國史院的先河。

2、會通的史學思想。

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敘述從戰國到五代的治亂興衰；南宋鄭樵繼承司馬遷通史之風撰《通志》，并明確提出了“會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是繼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體通史。“主通明變”成為當時的風氣。

3、史學的義理化傾向。

一方面宋人學習《春秋》褒貶筆法，借以懲惡勸善。以義理斷史事，以史事證經義是義理史學的另一個內容。朱熹認為漢高祖、唐太宗雖然有大功業，也不值得肯定，因為他們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義。到元代，理學被確立為官方思想，理學化的史學占據主導地位。

明清史學的特征：

1、歷史著述的總結性趨勢。唐甄的《潛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總結性著作。王夫之的《讀通鑒論》與《宋論》是歷史評述的總結性成果。章學誠是全面總結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杰出史學家。《校讎通義》是一部系統的歷史文獻學理論的總結性著作。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我國第一部最為完整的學術史專著。《大明會典》、《大清會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樂大典》、清《古今圖書集成》兩部類書以及空前的大叢書《四庫全書》，都是古代文獻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則是目錄學的總結性成果。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均為體大思精的歷史地理學杰作。

2、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務實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實。王世貞治史求真務實的精神，開這一時代史學考證風氣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先驅。乾嘉學者嚴密的考證方法，實事求是的學分、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值得提倡。

3、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學者，不僅精通經史子集，而且關注天文、地理、水利、醫藥、士農工商等應用學科，表現出寬廣的文化視野。

明清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還表現在通俗史學的繁榮。綱鑒類史書、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盛極一時。明清史學不斷走向社會深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表現形式，歷史知識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到了普及。

4、具有啟蒙色彩的史學思想。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落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出現了市民階層。社會的變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學領域，興起了反理學、“六經皆史”與經世致用三股史學思潮。

劉知幾的史學理論：

１．劉知幾在《史通》中明確指出，史家治史不僅僅是勸善懲惡，而必須將史學作為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視史學的功用，強調史學與政治的聯系，這種理論不僅在當時，就是在后世也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２．劉知幾以前的史學家多鼓吹“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劉知幾對此大加批評，他認為成敗與天命無關，今未必不如昔，只不過歷史在發展。社會發展必然出現新特點，這是一種客觀的、不以“天命”或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勢”在起作用。這在當時是進步的歷史觀。

３．劉知幾史學思想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考察中國封建史學發展過程時，從理論上論證了以下兩個問題。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長論”，認為一位優秀的史學家應該具有史才、史學、史識。所謂史才，是指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和書寫記事的技巧；所謂史學，是指豐富的史學知識和史料知識；所謂史識，是指過人的見識，即分析歷史事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態度。劉知幾認為一位史學家要搞好歷史，“三長”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學又離不開史識。其二，他主張直筆著史。劉知幾從歷史記載的真實出發，大聲疾呼“直書”、“實錄”，揭發和斥責對歷史進行歪曲的現象。并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史學發展中提倡直書的傳統，明確地將“直書”作為編纂史書的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加以論證。

章學誠的史學理論：

1、經世致用論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對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闡發。他認為，研究歷史要有效發揮作用，必須堅持詳近略遠的原則，注重研究當代史；還應根據不同的社會特點，使研究符合時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開風氣之先，千萬不可為世風所囿。

2、六經皆史論

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切合時事、服務于時事的歷史著作，“六經皆史”的“史”，既具有“歷史資料”的含義，用以矯正宋學空談義理的弊病，同時，又具有經世之史的內容，以反抗乾嘉考據學派閉口不談義理的流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為史料搜集、歷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3、史義論

史義論是章學誠史學思想的中心，最終把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推向最高峰。史義（又作史意）是相當于史事（歷史事實）、史文（歷史文筆）而言，指的就是歷史理論和觀點。章學誠主張只有具備史義的著作，才稱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則只是史料匯編。

4、史德論

章學誠在總結唐代劉知幾才、學、識三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質是具備史德。史德的內容不只是據實直書、書法不隱，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如實反映客觀歷史，能以理性制約情感。

5、史書編纂論

（1）章學誠提出要創立新史體，以改造舊書籍。新史體由本紀（按年編排的大事紀要）、因事命篇的紀事本末、圖表三部分組成，綱舉目張、圖文并茂。

（2）主張編寫通史。

（3）將史籍按內容和功能分為撰述（著作之書）和記注（為著作提供材料的資料匯編）兩類。

（4）擴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圍。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講求文字技巧，往往影響史書記事的真實。

野史：野史是與正史相對應的史學門類，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典志等體裁的私俢史書，也包括筆記、詩話、紀聞、稗史等，形式不拘，內容包羅萬象。

通俗史學：通俗史學是歷史演義、歷史小說、歷史紀實、蒙學鄉塾讀本等普及類歷史讀物的總稱，在擴大史學的社會影響、普及歷史知識方面作用大。筆記：筆記（又稱雜記、筆錄、叢談等），是隨筆記錄當時見聞、閱讀心得的一種書籍，大致可分為小說故事、歷史瑣聞、考據辨證三類。

第五篇：《中國史學史》讀書筆記.doc

史學理論讀書筆記

從遠古傳說到馬克思主義史學

——讀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看中國史學發展

文學院中文系08級1044408029 徐衛明

[摘 要]白壽彝主編，瞿林東、陳其泰、吳懷祺、施丁、顧誠等五位教授撰寫的《中國史學史》，于2004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史學史》是歷史學專業基礎課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遠古時代神話傳說，下迄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馬克思主義史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通史性質的史學史教本。這本書匯注了白壽彝及他的學生兩代人的心血，是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的智慧結晶，是推動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強勁動力。

[關鍵詞]白壽彝

《中國史學史》

著作特色

啟示與反思

史學史是一門還在樹立中的學科，還處于發展期。“史學史的任務是闡述史學發展的過

[1]1程及其規律，闡述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及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在整個史學史領域，我們須照此推演中國史學史的梗概。

中國史學史是研究中國史學本身發展過程與及其規律的學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國史學史》出版，標志著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啟超便第一個提出撰寫中國史學史專著的設想，而后，此領域學者前赴后繼。我們一般說，在20世紀20到40年代，中國史學史初現雛形。而作為史學史學科豐碑式的人物白壽彝，其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及建設貢獻巨大，影響不言而喻。

1964年2月29日，白壽彝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文《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確提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在闡明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同時，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要批判地總結我國史學成果。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個經常任務。”基于此，寫好教本又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環節，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學專著的、具有通史性質的《中國史學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讀《中國史學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國史學史》內容上起遠古的傳說時代，下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史學。全書共8章，43萬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時期：中國史學的童年；第二章，秦漢時期：中國史學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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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史學的發展；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第五章，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史學；第六章，近代史學(上)；第七章，近代史學(下)；第八章，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書總結和借鑒中華民族史學的優良傳統和成果，闡明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特點與規律。白壽彝先生深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影響，十分注重將中國史學史發展放入中華民族文化系統中來考察，使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得到了科學的說明。參加本書編寫的成員，都是在史學研究領域內有很深厚功力的專業工作者，還是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該書文筆流暢，敘述清楚，說理深邃而又不顯枯燥，對于非歷史學專業的我來說，其也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1.遠古的神話傳說是中國史學的起源

中國史學的起源，是研究中國史學史分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史學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認為史學開端于史官。而本書首章第一節即遠古的傳說，這就意味著白壽彝先生把中國的史學起源定格在遠古神話傳說。他說，“中國史學的歷史起源，可以從遠古的傳說說起。無論從歷史意識來看，還是從傳述歷史的形式來看，追本求源，中

[1]1國史學還是要從遠古的傳說說起。”所以本書開篇便談遠古的神話傳說，這體現著白壽彝先生的獨特見解。

在我看來，本書利用神話和傳說來說明歷史，探索史學發展的淵源，是極具開創性的。從書中我們知道，遠古的神話傳說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戰勝自然災害和在生產中取得成功的傳說，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媧補天、后羿射日、農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棄等；一類是氏族由來和氏族、部落間原始戰爭的傳說，如禹、契、棄、公劉的傳說，黃帝、蚩尤大戰等。遠古的傳說不僅反映氏族社會人們的歷史意識，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實的歷史內容，包含更多的歷史真實性。依據這些神話傳說，我們可以了解到遠古時期的神意史觀。在這些零零散散的神話傳說資料中，有關于遠古時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關于氏族神的傳說，有關于朝代更替原因的傳說，“在具體事件上這些傳說不一定完全真實，但作為當時人們的一種意識的存在卻是真實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們反映了遠古時期人們的歷史觀念。”白壽彝先生告訴我們，應透過神話傳說的表象而注意其內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們來探討氏族社會人們對于自然、社會、神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原始意識，這種意識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著文明時代史學家的歷史觀點的發展和史學的面貌。

在對待整個歷史分期上，本書共八個章節，即八個分期，白壽彝先生既考慮到史學自身所表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顧到史學發展與當時社會的關系這一橫面；既突出了史學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國史學發展大的趨勢，使中國史學史的脈絡清晰明朗。

2.注重史學發展脈絡的整體性，同時在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學術生活和成就 本書以時間順序來闡述史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以歷史朝代為線索，貫通古今；同時注意史學家在歷史發展潮流中的思想變化，把史學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及時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層次地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如著者在介紹劉知幾和《史通》時，不忘提及其所處時代背景。在隋唐時期，門閥地主形成和發展起來，代替了前一時期的世家地主，成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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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階層，有不少皇朝重視以皇家力量組織官書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績，劉知幾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書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在時代發展潮流中，著者還提到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理論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體現在他一方面提倡直書精神，認為直書產生“實錄”，其社會影響是“令賊臣逆子懼”；另一方面，他始終維護“名教”觀念，認為“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實錄直書”理論便在徹底性上大打折扣，強烈的“激揚名教”意識，也和直書原則“唱反調”。著者在分析劉知幾的理論思想時，結合時代背景，闡明了隋唐時期極重的門閥觀念是體現在劉知幾思想和著作上的時代印記，從而，我們也能在時代大潮中把握史學家劉知幾的思想變化。

在我看來，從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理論和思想，從而看到時代潮流對其理論和思想形成的影響，我們也就能夠辯證地看待史學家的思想理論的進步性和局限性。站在這個角度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章學誠的史學和方志學尚屬封建文化的范疇，在其方志學的理論表述中帶有明顯的儒家傳統思想和道德。我們也就不能強求章學誠以新史學批判封建的舊史學，在時代潮流中，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學誠所能承擔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本章編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見解是獨到的。

3.注意史學發展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

在第二章第一節中，著者特別提到“尊儒和陰陽五行說、讖緯說的流行”這一內容，旨在說明社會現象、社會思想對史學發展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著者在書中提到“儒學國教化，也就是儒學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統治者所能承認的教義為準則，必須頂禮膜拜，[1]3刻板地服從，這對于史學的演進當然產生了消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禁錮了史學家思想，鉗制了史學發展多元化趨勢。在論述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迷信思想的盛行對史學演進的影響時，書中分述兩方面：一方面，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對包括史家在內的學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對學術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如劉向、劉歆父子著書宣揚陰陽五行說為封建政治服務；但另一方面，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得到了考驗，有識見的史家和學者在唯心主義思想泛濫的困難條件下，繼承了孔子和司馬遷以來不妄災異、重視人事、重視總結政治成敗經驗的傳統，對唯心迷信的邪說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譚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來，把握史學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有利于我們理解史學思想產生的影響因素和史學思想的時代印記。以第四章第二節中“理學對宋元史學思想的影響”為例，本書著者探討了史學思想發展與理學間的相互關系。理學的產生，使這個時期的史學思想打上了的鮮明的時代印記，理學家關于天人問題的探究，左右著宋代史學求通的觀點，同時，理學家把史學作為“格物窮理”的一種手段，求歷史盛衰之理，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史學思想的發展對理學體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把社會思想同史學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能明晰史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和規律，從而在橫向上把握史學發展的方向和動機。

4.體現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學術傳承

史學發展規律體現在諸多方面。在史書編撰體例上，白壽彝先生致力于史學在每個階段的發展情況，描繪其發展線索。如司馬遷開創“紀傳體”史書編撰體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陳壽《三國志》、范曄《后漢書》、“二十四史”相繼繼承和發展“紀傳體”體例，白壽彝先生將其體例一一道出，以尋求著史書的規律性，同時，每談及一部著作，必說明其體例，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都作論述。在史學思想的傳承性上，白壽彝先生將每位史家的史學思想單作論述，如第二章第三節“劉氏父子的史學思想”、第三章第五節“杜佑的史學思想”、第四章第七節“馬端臨的史學思想”、第五章第三節“王夫之的史學思想”等，注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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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和前后的內在聯系。在歷史文獻學的發展上，白壽彝先生同樣是采取類似論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節“歷史文獻學的成長”，其后對鄭樵、馬端臨在歷史文獻學上的造詣也多加論述。這種一脈相承的寫法，很好的體現了著者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建樹。

在我看來，《中國史學史》的這種編寫方式很好地體現了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著書的思想。以線條的方式將屬于一個系統的知識很好地穿起來，邏輯性強，呈現一個完備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又反映發展的全過程和發展特點及內在規律性，給讀者一個清晰的系統和明朗的概念體系。在前后對比對照中，找尋史學時代特點和運動規律。

5.著作內容豐富，細致入微，點面結合

對每一位編者來說，《中國史學史》都是他們智慧的結晶。該書內容翔實，引證豐富，細致入微。該書在整體上勾勒出中國史學發展的框架和脈絡圖，同時又對每個時期的史學發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詳細的論述。我們來看書中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繼續發展”，開頭兩節，綜述宋元時期史學、史學思想和歷史文獻學的發展，在這其中包括六個小點來佐證宋元時期的史學發展的總體特點。在每一小點中，著者善于運用原始史料來論證其觀點，讓讀者甚覺踏實。如著者直接采用《進<資治通鑒>表》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來闡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意圖。

本書點面結合可謂匠心獨運。“點”，最明顯的體現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單獨論述；“面”即是指史學發展的整體概貌。作為教本，該書十分注意史學史知識的全面性；作為學術著作，該書又在寬的基礎上有重點地深入論述。通過“面”的論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們對該時期的史學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過“點”的分節或分目對重要史家、史著、史學現象或史學思想進行細致剖析。通過對典型史著或史學現象的評述，精雕細琢般把史學發展的水平具體而微地展現出來。

總的來說，白壽彝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高水準的中國史學史著述，有自己獨特的體系、風格和規模，讀后我們在感嘆之余更多的應該是一份思考。

二、讀《中國史學史》，我的幾點認識

中國史學的發展和中國歷史的演進，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中國這片土地是中華民族的[3]1古代先民生息并創造了燦爛文明和輝煌歷史的環境和舞臺。”同樣，我們回顧中國史學的發展，也不應該忽視這片孕育了幾千年文明的中華大地。中國史學的起源是遠古的神話傳說，我想，神話傳說是離不開這塊土地，離不開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創造和探索。史學史知識的兩塊內容是過去的史學發展的狀況和今天對那些史學面貌的理解，過去發生的史學正是我們民族智慧的體現，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學。歷史在演進，史學在成長，史學史記錄著史學的演進，環環相扣，中國史學發展的系統，在《中國史學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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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史》極具教本特色。我們知道史學論文的表達方式有4種，即專著、論文、綜合體史書和教材。教材區別于其他三種表達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統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統地陳述該領域盡可能全面的知識。教材的編寫不要求對知識的創新，也不要求對已采納的觀點進行論證，至于論證，是讀者需要做的思考，讀者要懂得教本為什么這么說而不那么說；同時，教本旨在給讀者一種總述方式上的一點啟示和引導，這是《中國史學史》編寫所秉承的一些準則。當然“那種教本中只能寫大家公認的有結論的東西的說法和做法，對

[1]2于新興的學科只能是一種阻礙”，所以本書在編寫上也謀求一些變化，比如在編排體例（章節體，注意歷史時期的階段性）和編寫內容（遠古神話、史學思想、歷史文獻學、歷史文學史學著作）上都有一些創新。

當然，《中國史學史》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有些章節在論述過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內容有些過多。在第五章第六節“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大段引用章學誠原話，不利于本書著者的觀點表達，同時給讀者造成不便，有損教本的傳播旨意。另外，書中對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論及較少，我們只能從“皇朝史撰述的興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內容中初見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端倪。當然，沒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盡管有一些缺點存在，我們卻不能忽視《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所謂瑕不掩瑜。

一本《中國史學史》雖不能囊括中國史學發展的全貌，但作為大學教本，其價值卻不言而喻。讀罷，寫下一些東西，以饗勞自己。

參考文獻

[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薛瑩.讀<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散記[J].史學史研究：1987，01.[3]趙毅，趙軼峰.中國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