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白居易的閑適人生觀對蘇軾文學創作的影響

白居易的閑適人生對蘇軾及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摘要：北宋文人對白居易的生活品質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賞。白居易閑適、從容的人生態度，讓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從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靈的歸依。蘇軾接受了白居易的“閑適”人生觀，他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出發對社會和人生進行深入思考．探尋內心的自適平和，并將這種思考融人到自己的作品中．從而在閑境中能夠保持樂觀曠達的胸襟和隨緣自適的信念，從而以達觀超越的人生態度笑看人生。

關鍵詞：白居易；蘇軾；閑適；創作

一、白居易對北宋文人的影響

白居易其人其詩，對宋人影響頗大。兩宋文學大廈的奠基儀式是在五代戰亂后的廢墟上進行的，而深埋在大廈底層的第一本文學經典，無疑是與“白體”詩創作直接有關的《白居易集》。在當時，手不釋卷的情形或許并不多見，但《白居易集》在當日的廣泛影響卻是毋庸置疑的。蘇軾即多次自稱“頗似樂天”。

由于在封建社會里，士大夫階層的遭際大都同白居易的命運相似，總是“得意”時少，而失意時多。所以表現其“獨善之義”的閑適詩特別容易被理解，被仿效。尤其是北宋文人．受白居易閑適詩的影響更是巨大。

作為中國封建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北宋時期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為時代的享樂之風提供了前提條件。真宗朝開始明確提倡享樂豪奢的社會風氣，享樂之風彌漫朝野。自居易閑適詩中流露出的恬淡安樂旨趣適得其時。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北宋文人。雖然北宋中期隨著詩文革新運動的興起，杜詩成為文人的新選擇。但是白詩并沒有被淡忘。

北宋文人對白居易的生活品質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賞。白居易閑適、從容的人生態度，讓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從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靈的歸依。生活悠閑、俸祿豐厚的文人過著閑適享樂的生活，與白居易詩中所描繪的閑適人生頗有相似之處，故而心有戚戚焉。當他們仕途受挫時，又總是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白居易，效法白居易閑適的人生態度。對白居易的傾慕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風尚，其中受白居易影響最大、最著名的詩人就是蘇軾，如南宋羅大經所言：“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1]

二、白居易疏離仕宦對蘇軾的影響

白居易安閑、從容的閑適思想對北宋文人影響很大，而蘇軾尤甚。蘇軾一生中曾多次表達對白居易的仰慕之情，不僅如此，蘇軾還曾拿自己與白居易相比，稱自己“微生偶脫**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贈善相程杰》)，[2]“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3]而也正因如此，從宋代起，就不斷有人論及蘇軾對白居易的這種不同尋常的敬慕之情。如宋人周必大言：“本朝蘇文忠公(軾)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4]羅大經言：“本(宋)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泵魅颂锶瓿裳裕骸吧w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儇之詞，比比歌詠?！鼻迦粟w翼言蘇軾“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5]蘇軾認為自己坎坷的人生經歷和白居易有許多相似之處，而白居易歷盡**后依然淡定從容的人生態度又給了蘇軾許多人生的啟迪和感悟，所以蘇軾從自居易的閑適詩中學習并領悟到了隨緣自適、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并體現在自己的詩文中，從而使他的詩文亦呈現出別樣的閑適意趣。

白居易在謫居或外任歲月中，縱情于山水、詩酒、聲色以自愉，他將這種心態和行為稱為“狂”。這與孔子所說的“狂者進取”不同，這是疏離仕宦之后的自由放縱。蘇軾在謫居或外任時期也像白居易那樣自稱“狂”，不過他往往多了個“疏”字。疏是一種遠離的狀態和心態。疏遠什么呢？自然是君王、朝野、功名富貴、勾心斗角等仕宦之事?？窬褪欠趴v性情。在疏遠了上述一切的前提下，人就有了自由放縱的時空和興致，就可以比較隨心愜意地享受自由。

因此，和白居易晚年因物質生活充裕而更加追逐甚至標榜閑適意趣不同的是，蘇軾的閑適一直是在苦難及坎坷基礎上的閑適，所以，他詩文中的閑適意趣應該超越了白居易，是他智慧的心靈經過痛苦的省悟，他那寬廣的胸懷包容了世間萬物而超越諸多煩惱和痛苦后形成的。

三、白居易的生活哲學對蘇軾的影響

關于生活哲學，白居易在信奉“知足不辱”的同時，屢屢強調“心安” ：“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吾土》)；[6]“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初出城留別》)。[7]當然，他的“心安”，是有前提的，這就是“本之于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筋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序洛詩》）[8]蘇軾無疑地接受了這“心安”的理念，所以也常常提及：“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定**》)[9]不過，蘇軾的“心安”的前提卻不是一樣的。

與東坡同時的黃庭堅便說：“樂天名位聊相似，卻是初無富貴心?！保ā蹲诱叭q春夏侍立延英，子由秋冬間相繼入侍，作詩各述所懷，予亦次韻四首》之四）[10]后人分判更為清晰：“樂天懷知足之情，子瞻多干世之意?！保ㄔ械馈栋滋K齋記》）[11]正因為如此，所以當蘇軾來到杭州這個“山水窟”中后，一邊說：“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似乎要玩兒個夠，顯示出與朝政黨爭的疏離，一邊卻又針對當時新法的流弊，寫了一系列政治諷刺詩，如《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絕》《吳中田婦嘆》等。其次，東坡對“知足”的解釋也與樂天相出入。所謂“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醉白堂記》），所謂“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賦》），與樂天的物質享受意識，實則大異其趣。尤其是東坡在遠竄南荒、飄泊于蜑塢獠洞的困窘日子里，仍然能發現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并醉心其間，高吟“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支》)，“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作此詩示之》）這恐怕是樂天所不能實現并稱其為“閑適”的。換言之，真正能作到“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白居易《種桃杏》)的，還是蘇軾。

四、蘇軾對白居易詩歌的學習及改造

自仁宗朝“西昆體”盛行以后，詩壇崇尚淵博典雅，而鄙薄“白體”之淺易平俗已成風氣，蘇軾的“白俗”之論當與這種風氣有關。蘇軾雖批評“白俗”，但對作為詩人的白居易及其詩的贊賞和偏愛遠多于批評。

蘇軾既對白居易深懷敬慕之情，他思想上的很多特點也承白居易而來，但在后人的眼中，蘇軾卻又顯得比白居易要“清高”、“灑脫”得多。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蘇軾改變了白詩淺俗直白、瑣碎繁弱的作風，滌濾了白詩中的一些世俗甚至庸俗的習氣。這在二人那些抒寫閑適意趣和遷謫情懷的詩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白、蘇都有很多抒寫閑適意趣的詩作，不過，雖同是抒寫閑適意趣，蘇軾卻改變了白居易喜歡反復敘寫物質上的滿足所帶來的身體和心理上的舒適、平衡，顯得淺俗直白、瑣碎繁弱的面貌。白詩中諸如“幸有祿俸在，而無職役羈。清旦盥漱畢，開軒卷簾幃。家人及雞犬，隨我亦熙熙”(《移家人新宅》)之類的詩句俯拾皆是，難免招致“詞沓意盡，調俗氣靡”、“詞氣煩絮”之類的譏評。而蘇軾雖也曾希望自己能像自居易那樣“享晚節閑適之樂州”，但他不像白居易那樣不厭其煩地反復絮叨于此，他的《徐大正閑軒》詩即表現出對“閑軒”主人徐人正自我標榜和刻意追求“閑適”的不滿。蘇軾詩中的閑適意趣主要是通過對身邊事物的靜默觀察和客觀感受自然流露出來的。

蘇軾對白居易詩歌的學習，消除了宋初詩人的偏弊，順應并推動了宋詩的發展趨勢。他既常在詩中表現出對白居易思想觀念、人生態度的深切認同，而又改變了白詩津津樂道于物質生活上的滿足和享受，淺俗直白、瑣碎繁弱的作風，從而使得他的詩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高曠絕俗、清新雅健的面貌。

蘇軾對白居易詩的學習和改造對宋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蘇軾之后，宋代很多描寫“閑官閑趣”的詩也基本上褪除了白詩淺俗率易、煩絮直白的作風，轉而著重通過對身邊景物的細致觀察顯示創作主體心靈的寧靜和恬淡。

參考文獻：

[1]：羅大經．鶴林玉露[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蘇軾．蘇軾詩集[M]．王文誥，編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

本文所引蘇詩皆出自該書，以下僅在文中以（冊/頁）形式標出，不再一一出示。

[3]:周必大．二老堂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1.[4]: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M]．北京：中華書局，1958． [5]:趙翼．甌北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6]: 顧學頡．白居易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本文所引白詩皆出自該書，以下僅在文中以（冊/頁）形式標出，不再一一出示。

[7]:謝桃坊．蘇軾詩歌的藝術淵源[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87.

第二篇：心理學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心理學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一)心理學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影響到文學創作的心理學理論，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詹姆斯有關意識流的觀點，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等，精神分析學心理學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集中地表現在西方現代派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

1．對象征主義詩歌的影響

精神分析心理學十分明顯地影響了象征主義文學。象征主義是19世紀70年代始發于法國畫壇的文學流派。1886年讓·莫雷阿斯發表了《象征主義宣言》。主張表現自我的憂郁、愁苦和夢幻，抒發對現實丑惡和人性陰暗面的厭惡，強調用象征的方法表現“有對象引起夢幻而產生的形象”。①象征主義文學思想與創作原則，實際上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先導。其理論依據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無意識理論和自由聯想的觀點，特別是《釋夢》的發表更是為象征主義文學提供了一把保護傘。

弗洛伊德學說對象征主義的影響主要有如下兩點：首先，弗洛伊德強調：夢，并不是無意義的，它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透過它，人們可以窺到人內心的秘密?，F實主義批評家抨擊象征主義詩人的主要理由，是認為表現夢幻毫無意義，因為文學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再現“現實”才是文學的根本任務。弗洛伊德有關夢是有意義的分析論斷，正從理論上支持了象征主義，使他們充滿自信地表現“夢幻”世界。其次，象征主義和“象征”論，雖然發源于象征主義前驅波德萊爾的“對應”論，有一套獨具特色的創作理論，但是，“象征”在象征主義詩人那里尚未具備十分完善的理論體系。弗洛伊德卻通過對夢的研究，第一次對象征做了系統的、周詳的探討，對象征主義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學支持象征派詩人大膽地去寫夢。后期象征主義詩人維爾哈倫、葉賽寧、葉芝和艾略特等等的詩歌創作便是證明。

2．對心理小說的影響

盛行于歐美的心理小說，其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心理浪漫主義、心理現實主義、心理現代主義。心理浪漫主義偏重于主觀傾訴，小說人物多采用內心獨白的方式表達其思想發展軌跡。心理現實主義則偏重于客觀解析，作者不動聲色地對小說人物進行心理描寫，心理刻畫。以上兩類心理小說仍是在傳統心理學的影響下，其影響只是局部的僅限于描寫手法方面。心理現代主義小說的出現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它是以現代心理學為外在動因的。它主要得力于詹姆斯的“意識流”說和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這些現代心理學在根本上從創作內容到創作方法都影響了小說的發展方向。

“意識流”理論啟發人們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心理描寫手法，如果說心理浪漫主義是主觀傾訴的，心理現實主義是客觀解析的，那么，意識流手法在描寫人的心理世界時所采取的是按人物內心意識的流動去展現客觀事物，或者說是以客觀事物的呈現來展示人

物的心靈。心理現代主義小說的外在標志是意識流手法的運用，因此，又稱做意識流小說。它不僅表現表層意識，而且更為主要的是表現深層意識或潛意識。

從內容上看對意識流小說的演變有過影響的，還有分析心理學派的“集體無意識”理論。這集中表現在喬伊斯和?？思{的作品中，他們著力追求古代神話、“原始意象”和原始象征，他們在作品中通過種種隱喻進行古今聯系和對比，盡力挖出一些沉積在個人無意識深處的原始的思維方式，以說明人類存在著古今相通的普遍本性。

3．對新“原罪”主題的影響

與傳統文學流派中的“原罪”主題不同的是在現代派文學當中出現了新的“原罪”主題。弗洛伊德的新“原罪”說(相對于基督的舊“原罪”說而言)，即有關性欲沖動、死亡本能、隱伏的惡性、俄狄浦斯情結和埃勒克特拉情結等方面的理論，為現代主義作家探索和描繪現代西方人復雜多變的心理，提供了理論依據?，F代派文學創作中新的“原罪”主題的涌現，正是弗洛伊德新“原罪”說的影響的結果。

現代派文學中的“原罪”主題，在卡夫卡一系列作品中反復出現。卡夫卡作品主要通過揭示隱藏于人物內心深處的“懼父情結”，來顯示這種“原罪”主題。“懼父情結”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俄狄浦斯情結”，但只側重其“懼父”的一面，而沒有“戀母”的一面。“懼父情結”是常年做弱者所形成的情結，它“自卑感”有余，“補償作用”不足，更談不上什么抗爭了。在他被稱為《孤獨三步曲》的長篇小說《美國》、《審判》、《城堡》中主人公全是在敵對環境里苦苦掙扎的孤獨的人物，他們都是雖有怨怒而又逆來順受的弱者，他們總是自怨自艾，處于莫大精神痛苦之中。他的短篇小說也大多表現這一類小人物“孤獨的體驗和被排斥的悲愴”，他們處在一種身不由己的處境中，備受凌辱，只能任人擺布，又總是為自己沒有勇氣、沒有力量、無能為力而深感內疚。比如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說《判決》中主人公格奧爾格·本德曼把自己訂婚的事告訴他那位“魁偉”的父親，競招致其父的橫暴無理的責罵；最后他接受其父親叫他投河淹死的命令，奔向河邊，說了聲“親愛的父母親，我可一直是愛著你們的”，便跳河自沉溺亡了。卡夫卡的另一個短篇小說《變形記》，也是表現父權的不可動搖和懼父情結的。

發端于歐洲的現代派文學的“原罪”主題小說首先波及到了美洲。在美國作家奧爾尼的作品中主要是通過人物內心的“戀母情結”與“戀父情結”加以表現的。他筆下的人物，都是處于恐懼和滅亡中的人被某種“原罪”感糾纏，痛苦不堪，互相折磨。在“戀母情結”、“戀父情結”之類“原罪”幽靈的蠱惑下，人物自覺意志往往不起作用，像在噩夢中一樣，總是被一種神秘的力量推向災難和毀滅。在《榆樹下之戀》一劇中，作家所展現的伊本與繼母愛碧之間的愛情悲劇，正與伊本的“戀母情結”有關。在弗洛伊德理論影響下，熱衷于表現這種“原罪”主題的，還有美國作家西德尼．霍華德、赫爾曼‘里塞、皮蘭德婁等。

4．對文學中反理性傾向的影響

現代心理學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還表現在文學領域內激起了對理性精神的公開的、激烈異常的全面挑戰。超現實主義文學便是這一反理性文**流中的代表。無意識與夢的見解是超現實主義文學的思想基礎。所謂“超現實”就是“超理性”。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無意識之所以“超過”理性的認識，其原因是，第一，無意識是心靈的本質，而理性僅僅是意識的表層。第二，無意識的本領要比簡單的、直線的理性思維大得多，它能產生“既令人驚奇又令人迷惑不解的結果”。超現實主義所以稱為超理性、超現實就是因為它認為無意識高于理性，無意識反映了人們內心的“自我的秘密”，是心靈活動最真實的過程，是創作的最為可靠的源泉。而要表現超理性的無意識世界，最好是描寫夢幻世界。

超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共同特點，便是作品中充滿著恍惚離奇的夢境。這種夢境效果可以通過兩條途徑獲得：一是忠實地記錄夢境，使用的語言也是夢幻式的；二是“造夢”，主要通過意象的“隨意并置”和“隨意轉換”兩種手法。前者把若干個本來毫無意義的意象隨便串連在一起，比如加斯可尼在《這形象》一詩中把“飛機”的意象與“咸肉片”、“豬油”、“文件夾”、“黃蜂”等意象組接起來；后者把一個或幾個意象隨意地轉換成另一些毫無聯系的意象。比如美國詩人查爾斯·福特在一首有名的八行短詩里，把正月里的天空轉變為一只臂膀，一個小偷，一張很大的臉，把太陽變成傷口、珠寶、時差、眼睛、露滴、淚珠，把白天轉化為一份贈品、一首詩、一匹畏縮地慢行著的馬。

5．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受心理分析學說影響已是幾次起伏。20世紀2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說和廚川白村的生命力論以及他們的文學思想由西歐和日本傳人中國。周作人、章士釗、潘光旦等人用于文學批評；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創造社作家試圖應用于理論研究及小說創作實踐。當時由于“革命文學”的提倡，心理學派追求表現性意識的表法，一度為作家們摒棄。30年代作家們再次借鑒西方文學表現技巧時，心理分析手法又為施蟄存等作家所應用。魯迅寫第一篇歷史小說《不周山》，寫到“站在女媧兩腿之間向上看”，也只一筆帶過，并決心以后不再寫這樣的小說了。小說《肥皂》也是從潛意識出發，描寫四銘對街頭女丐的貪欲。20至30年代，心理學派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主要是性心理及其他變態心理描寫。由于那時中國正處于殘酷復雜的年代，受影響的幾個作家通過創作實踐感到這些表現方法難以反映當時社會政治風貌，也不符合民族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審美觀念。施蟄存是30年代

以心理學派理論指導小說創作的主要代表，他寫過《花夢》、《梅雨之夕》等小說，都是以好色之徒為題材的。

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開展，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在中國大量被翻譯出版，文藝心理學在中國重新受到重視。因此，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藝心理學也就勢在必行。就現代心理學對目前文學創作的影響來說，大體

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提倡文學表現心靈與干預靈魂?！拔膶W是人學”的重新提出，文學界充分認識到文學創作是作家精神創造和心靈活動的結晶，再現現實與表現心靈應該是統一的，文學更要重視表現人的心靈，傳達情感。作家王蒙、高曉聲從文學本身特性出發，認為文學的職能最重要的是干預靈魂。

其次，心理小說的拓展，心態小說、意識流式小說的崛起。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鄧剛的《迷人的海》、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都表現了濃厚而深沉、亢奮而激越的情調，使現實主義心理小說在表現人的心靈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由此形成一種新的文學表現形式——心態小說。心態小說把現實主義的題旨與現代主義表現手法結合起來，把人物心理意識與外部社會現實有機糅合起來，深入展示人的心靈世界。

再次，關注愛情和性心理描寫。性問題在人類歷史中具有重要意義，因而，性心理也被看作是當代小說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張賢亮的《土牢情話》、《靈與肉》、《綠化樹》所以受讀者贊賞，喬安萍、李秀蘭、馬纓花一組女性形象使讀者感到審美愉悅，都與其“才子淑女”式的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分不開的。性心理本質上是一種倫理與美學的情感，具有社會性。因此也要防止把性問題歸結為生物本能，忽視其社會制約性的錯誤傾向，防止庸俗低級、色情描寫的污穢作品產生。

最后，注重技巧，促進了文學體裁、形式、表現手法的多樣化。王蒙的《蝴蝶》、《風箏飄帶》等作品，就是采取意識流時空變幻交叉的各種心理表現手法來結構作品的。隨著心理描寫的拓展，當代作家還創造性地使各種文學體裁交叉滲透、融合形成帶有綜合特點的文學樣式，如詩體小說、散文化抒情小說等，這些小說由重敘事的傳統而變為以抒情為主導的小說樣式，從作品內容到藝術結構，從表現手段到語言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第三篇：淺析泰戈爾對冰心文學創作的影響

淺析泰戈爾對冰心文學創作的影響

摘要：冰心是我國第一代兒童文學作家，是著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翻譯家。她崇尚“愛的哲學”,并將母愛，童真，自然作為她作品的主旋律。她文學風格曾受過許多方面的影響。幼年時代的她就廣泛地接觸了中國古典小說和譯作。譯作中，有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塊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學生時代的她就讀于教會學校，基督教的泛愛思想對其創作思想、人道主義觀念影響甚深。冰心是以“問題小說”開始了她在小說世界的長途跋涉，《超人》的出版則標志著冰心對種種社會問題開出的處方--“愛”的哲學。而這種哲學來源于東方哲理詩人泰戈爾的宗教哲學和西方基督教博愛思想。

關鍵詞：冰心 泰戈爾 影響 愛的哲學 飛鳥集 繁星 春水

對于冰心而言，泰戈爾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爾的影響開始創作哲理小說，也是受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創作出版了《繁星》、《春水》兩部詩集。冰心被稱為“中國最善學泰戈爾”的女作家，冰心自己承認：“我接觸泰戈爾的著作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我從中文和英文的譯本中，看到了這位作家的偉大的心靈、縝密的文思和流麗的詞句，這些都把我年輕的心抓住了??”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開始寫作無標題的自由體小詩。說到這里，不得不提一下泰戈爾。泰戈爾多才多藝，才華橫溢。他既是作品浩繁的文學藝術大師、學識淵博的哲人、成就卓著的社會活動家，也是銳意革新的教育家。他的詩歌體裁和題材豐富多彩，清新雋永；小說格調新穎、感染力強；戲劇種類繁多，富于哲理意味；歌曲或哀婉纏綿、或威武雄壯，不拘一格。泰戈爾一生的創作詩歌受印度古典文學、西方詩歌和孟加拉民間抒情詩歌的影響，多為不押韻、不雕琢的自由詩和散文詩；他的小說受西方小說的影響，又有創新，特別是把詩情畫意融入其中，形成獨特風格。冰心在《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中寫到：“我自己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并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的《飛鳥集》的影響，把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哲理的三言兩語”。就是這樣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冰心作品中的語言富有明麗、典雅和深刻的哲理性。

其次，在冰心的小說里有著濃厚的宗教思想，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爾的影響，并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泰戈爾從小就生活在具有濃厚宗教思想的印度，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使泰戈爾的詩歌體現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統一的“梵我合一”的觀念, 以及追求至愛的精神理想。特別是青年時代的泰戈爾, 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響, 因而 他詩歌中的“上帝”是東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號。一方面他認為“上帝死了的時侯, / 宗教便將合二為一”(《飛鳥集》笫84 節)另一方面, 他又主張不要去亂禮拜, “向誰禮拜呢? / 睜開眼看, / 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 節)很顯然, 泰戈爾對“上帝”的理解糅進了東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 并把這種精神化解為完全徹底的泛愛哲學。冰心出生于中國20 世紀初一個溫馨的家庭, 她的祖父謝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 其手書的“知足知不足, 有為有弗為”的對聯, 足以道出這個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圍。冰心的母親一心向佛, 與世無爭, 這對早年冰心宗教情結的形成有一定的啟蒙作用, 及至進了貝滿女中, “因受著基督教義的影響, 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4 ]受宗教文化的影響并用詩歌來表達宗教精神, 這是泰戈爾與冰心詩歌創作的共同點,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愛, 則是兩位詩人詩歌情感的共同主題。

“獻歌“是泰戈爾最常用的詩體形式，以頌神的形式來完成詩歌創作的外形結構，以泛愛主題來完成詩歌的情感表達，這是泰戈爾詩歌創作的美學特質，而且在他的詩歌中，“上帝”是一個反復出現的全能的符號，是調和人與人、人與自然對立的抽象物，是賜愛于人類的主體，而冰心詩歌中的泛愛主義則是以人的價值為中心，其愛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獻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爾影響的詩集《繁星》, 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現為替弱小者立言, 為苦難者尋找一個躲避風雨的港灣。“母親啊!/ 天上的風雨來了, / 鳥兒躲進它的巢里, / 心中的風雨來了, / 我只好躲進你的懷里”(《繁星》第159 節)。詩中的“母親”與泰戈爾詩中的“上帝”是同義語, 但“母親”的意義卻遠離神而更近人,是普濟眾生的實體, 而非神秘莫測的“上帝”。從這個意義上說, 泰戈爾是把人的本能轉移到神的身上, 冰心則是把神的特質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再次，對冰心入世的人生觀的影響。泰戈爾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學，投身于民族解放運動，強烈的愛國主義、關心人類進步、人愛自然的思想貫穿于他作品的始終，冰心受其影響積極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熱潮，在她的作品中，時代感與愛國心并存。她的小說《分》、《六一姊》、《莊鴻的姐姐》等，對不平等的社會、對摧殘兒童的封建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呼應了“救救孩子”的時代之音。

第四，冰心吸收了泰戈爾的愛創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質是愛的思想，確立了她的母愛思想。泰戈爾認為“世界是從愛中生的，世界是被愛所維系的，世界時向愛而轉動的，人類是進行于愛之中的?！币约啊吧系凼桥汕矉D女來愛這個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來做個人的保護者。” 冰心則認為：“人類以及一切生物的愛的起點，是母親的愛?！彼裏崆橹幐枘赣H的無私和寬厚：“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后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就這樣，冰心辯證地吸收了泰戈爾的這些思想，對泰戈爾的女性愛思想加以發展，從而確立起世界由母愛建立起來，并由母愛推動前進的思想，奠定了自己愛的哲學基礎。

第五，冰心吸收了泰戈爾的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思想。泰戈爾極為傾心大自然，他認為，人只有投入自然母親的懷抱，才能找到“無盡際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冰心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南國福州，后隨父到煙臺，從小飽覽祖國大好河山，自從閱讀了泰戈爾的作品后便為其所描繪的自然美景尤為鐘愛。如“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鳥是她的侍從；夜里她曳著白衣藍裳，頭上插著新月的梳子，胸前掛著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行于海波之上，??”這段話描繪出了大海的壯美和宏麗。

冰心隨時隨地地熱愛大自然、欣賞大自然。是因為她和泰戈爾一樣認為自然是人類的母親，只有在母親的懷抱里，才能忘卻現實的污濁和煩惱，才能凈化心靈。于是，冰心提出向泰戈爾學習。在冰心看來，大自然和美和愛不僅可以慰藉感染了社會病的青年的心，更能陶冶人的性情，培養和創造出健康的人格。她將愛自然當做解脫社會和人生痛苦的靈丹妙藥。

最后，冰心極為珍愛泰戈爾所建造的理想的兒童天國，熱情贊美童心的純潔和質樸。泰戈爾的《新月集》，以新月一般經營柔美的詩歌，對兒童的純樸天真做了極為溫柔委婉的歌唱，其譯者鄭振鐸說它像安徒生的童話一樣，具有一種不可測的魔力。泰戈爾這個夢幻般的兒童天國，深深地吸引著冰心、觸動著冰心。她一委婉的言辭詛咒虛偽的現實，用傷感的情懷追憶著逝去的童年，以迫切的性情追求著童心的復返，頌揚童心的坦誠無邪，構筑自己的愛的哲學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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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泰戈爾對冰心文學創作的影響

泰戈爾對冰心文學創作的影響

對于冰心而言，泰戈爾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爾的影響開始創作哲理小說，也是受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創作出版了《繁星》、《春水》兩部詩集。冰心被稱為“中國最善學泰戈爾”的女作家。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開始寫作無標題的自由體小詩。冰心在《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中寫到：“我自己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并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的《飛鳥集》的影響，把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哲理的三言兩語”。冰心寫出這么多明麗典雅的句子，是受泰戈爾潛移默化的影響。

其次，在冰心的小說里有著濃厚的宗教思想，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爾的影響，并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我們都知道，印度是佛教的起源地，但是，其實印度的宗教有很多，基本上每個印度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泰戈爾也不例外，有宗教信仰不是壞事，最起碼，就是因為泰戈爾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們可以聽到心靈的神音。冰心在這方面和泰戈爾是有共鳴的。從一些資料我們可以知道，的母親一心向佛, 與世無爭, 這對早年冰心宗教情結的形成有一定的啟蒙作用。受宗教文化的影響并用詩歌來表達宗教精神, 這是泰戈爾與冰心詩歌創作的共同點,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愛, 則是兩位詩人詩歌情感的共同主題。

再次，對冰心入世的人生觀的影響。泰戈爾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學，投身于民族解放運動，強烈的愛國主義、關心人類進步、人愛自然的思想貫穿于他作品的始終，冰心受其影響積極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熱潮，在她的作品中，時代感與愛國心并存。冰心的很多作品，對不平等的社會、對摧殘兒童的封建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顯然，這方面冰心也受到泰戈爾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冰心后期的創造，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歌頌母愛，這方面，冰心也借鑒了泰戈爾。冰心吸收了泰戈爾的愛創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質是愛的思想，確立了她的母愛思想。泰戈爾有一句著名的話：“上帝是派遣婦女來愛這個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來做個人的保護者。”冰心則認為：“人類以及一切生物的愛的起點，是母親的愛。”冰心對泰戈爾的女性愛加以發展，立起世界由母愛建立起來，并由母愛推動前進的思想。

總之從冰心身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通過譯介學去分析她和泰戈爾之間的關系。

第五篇：白居易對日本的影響

淺談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武田謙信

中國文明早啟，文化積淀深厚，博大精深，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更是巨大而深遠。在亞洲的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中國的鄰邦中，日本受影響最深。自奈良時代開始，隨著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歷史上第一部較為完備的史書《日本書紀》，從體例到語言都受《漢書》的影響，公元７５１年《懷風藻》的問世，標志著日本文人詩歌創作的肇始，這也是現存最早的漢詩集。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萬葉集》明顯地受到《詩經》和《昭明文佚》的影響。在日本文學史上，甚至還出現過漢詩文幾乎壓倒日本傳統文學的時期（即從《萬葉集》后期的７５９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９０５年的大約１５０年之間），人們稱之為“國風黑暗時代”。直到寬平皇朝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議，廢止遣唐使，對外采取封閉策略，日本的傳統文學才得以發展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在影響后世文化深遠的平安朝文學中，對日本漢文學乃至日本古代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無疑首推白居易。

據考，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見《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上所記載，承和五年（８３８），由太宰少貳藤原岳守從唐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詩筆》呈現給仁明天皇。隨后，遣唐使陸續帶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詩一經傳入，立即刮起了一陣“白氏旋風”，深受當時日本文人的喜愛。當時白居易還在世，并在他的《白氏文集》自記中稱：“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說明白居易在世時已經知道了其作品傳入日本的事實。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７０卷），《白氏長慶集》（２９卷）。在平安文士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共收漢詩１８１２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５０７首（其次為元稹，６５首）。該書在推廣白詩方面影響深廣，在稍后的詩集《和漢朗詠集》中，共收錄５８９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１３７首之多。

當時在日本凡談及漢詩文者，言必稱《文選》和《白氏長慶集》。據《江談抄》記述，當時和白居易同時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對《白氏文集》最是鐘愛，相傳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時曾秘藏偷讀，視為珍寶。后來他要考驗臣子有沒有學問，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詩念錯，考考這個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詩句，若是熟，就代表這個臣子很強。一次他在召臣下小野篁試其才時，賦漢詩曰：“閉閣惟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毙∫绑蜃嘣唬骸笆プ魃跫眩b’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樂天句，‘遙’本作‘空’，僅使卿耳，卿之詩思已同樂天矣。”可見小野篁對白詩的熟記已達到背誦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樂天”之稱。平安時代的漢學世家菅原、大江兩家也都是長慶集的崇拜者。據日本學者金子彥二郎的《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一文中統計，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達５００多首詩，８０多次，并有所創新和發展。據記載，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詩集后，以“見右丞相獻家集”為題，作詩大加贊賞，曰：“更有菅家勝白樣”，并在詩后自注：“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逼桨渤⑦€專門開設《白氏文集》講座，由大江維時給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讀，此后數代天皇都參加了這個講座。并多次舉辦御前詩會，圍繞白詩取題唱和。《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作為一條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給皇后講授《白氏文集》。在這一時期問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語》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對白詩的活用。據統計，《源氏物語》中引用白詩達９０余處。

在我們看來，唐代最偉大的詩人無論如何也要首稱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較后面。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響卻是無可比擬的呢？筆者認為，白居易之所以風靡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白詩數量豐富，取材范圍廣泛，便于學習和借鑒

白居易活了７５歲，共創作了三千多首詩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詩》中共編為三十九卷，是唐代詩人中保存詩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經歷十分豐富，其詩歌取材范圍更是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個時候日本的平安文壇寫作主流便是要會寫中國的文字跟詩文。朝廷重要的典章制度也是用中文來書寫，正式的聚會，吟詩弄文都要使用中國的詩文才能表現本事與才華。對大部分的人而言，這是有難度，所以必須要看中國人如何寫春天、山河，這是一種臨時的范例或辭典。前面提到的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就是應當時的這種需求而產生的一種參考書。該書將所收1812首漢詩分為季節、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獸、宴喜、別離??等十五部門編纂，以便利日本文士們寫作漢詩之際，依其所欲詠頌的內容而尋找其摹仿參考的對象。這就類似我們小學時候用的模板，在自己還不太會寫文章的時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多了就知道怎么寫。下面引一例以觀平安文士如何藉中國詩人的作品創作漢詩的情況：

〖停杯看柳色〗 巡留細葉（柳葉）含煙處，酌罷柔條（楊柳枝）遇雨時。蘸甲（碰到指甲，意指酒滿）未傾蓮子綠（綠指酒的顏色），染心（執著的心態）空系曲（酒母）塵絲。

〖白居易詩〗 停杯看柳色，各憶故園春。（風雨中尋李十一因題船上）

一行弱柳前年種，數尺柔條今日新。（喜小樓西新柳抽條）

蓮子數杯嘗冷酒，柘枝一曲試春衫。（三月三日）

峰攢石綠點，柳宛曲塵絲（帶著黃綠色的酒）。（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以上這首平安文人的漢詩作品，嚴格說起來不是一首好詩。不過從題目到詩句，處處都可以看到其摹仿化用白居易詩句的痕跡。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詩人就是這樣，他們翻翻《千載佳句》，自己當下要寫什么詩，就專門看那一類的作品，不管如何，這是一種練習，若是能超脫，就會建立自己的風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過和歌也常是從中國文人的作品中轉化而成的?！肚лd佳句》的編者大江維時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編了一本《句題和歌》。該書搜集漢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詩句，以供寫作和歌的參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風月、游覽、雜、離別、述懷等九部門，每部門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錄其典據之詩句，后附和歌；所載的和歌，即是依原詩句翻譯蹈襲、或攝取轉化而來。由于白居易的高產，寫作題材范圍十分廣泛，凡個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會民生，都有記述詠誦，因而他自然成為收錄詩作最多詩人，其豐富的作品也自然成為當時文人學習詩歌創作的首選范本。

二、白詩通俗淺顯，直白流暢，易于理解和摹仿

白居易的詩歌大量吸收民間語言，具有很強的通俗性、現實性和平民性，號稱“老嫗能解”。據蕙洪冷齋夜話記：“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解之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卑拙右鬃苑Q：“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詩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語，天下俚俗語，遂幾盡在白詩中。王荊公因此嘆曰：“天下好語被杜子美道盡，天下俚語又被白樂天道盡?！鳖檶嵲谄洹吨袊膶W史綱》中指出：“蓋當時之詩，競擬魏漢，甚者至肖詩之雅頌，強自鳴高而自炫學博。白居易獨以入耳為主宰；顯為一種反動。洵具有慧眼卓見也。今觀《長恨歌》《琵琶行》，皆無注腳即可明白。宜乎彼詩在當時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嫗，莫不玩誦之。故白居易者，純粹平民詩人也。”在白居易在世時，其詩作已經深受各階層人們的喜愛，據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號為元和詩。??然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睋拙右鬃约航o元稹書信當中也說：“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卑自娭餍?，由此可見一斑。

曲高則和寡，李白的詩汪洋恣睢，天馬行空，像意大利高音歌劇一樣，難以摹仿；白居易的詩則類似流行金曲，眾口傳唱。日本當時雖說風行漢詩文，但畢竟漢語是一種外語，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難度的，無論是寫作還是欣賞，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專門訓練和學習，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貴族文士們對漢詩如何熱心，也不管他們如何熱中于漢文化，要運用繁難的中國文字、生疏的中國語言來寫出能夠表達日本民族微妙表情的華麗典雅的詩文來，那談何容易！李白等人的詩對他們而言難度太大，肯定是學不來，只有白居易的詩符合了既能夠讀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條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愛。

三、白詩中體現出的“閑適”、“感傷”的審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時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鳴

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卑拙右灼渌姼柚?，價值很高、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不識時忌諱”的勇氣是非常令人欽佩的。正因為對政治有著極高的熱情，所以才會注意到租稅，進奉，宮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寫出這些諷喻詩，也才能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歌主張?！肚刂幸鳌?0首，首首如利劍，如《歌舞》寫公卿們日中樂飲、夜半歌舞的享樂生活，結句是“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寫長安城中有錢人競買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說：“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薄缎聵犯分小顿u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皆是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并稱這類詩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這種政治熱情，隨著屢遭挫折而漸漸消退。在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飽受排擠傾軋，元和六年（８１１年）四月，因母親去世，白居易丁憂居渭村，而他的愛女金鑾子也在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貧又病，靠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日。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后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幾年內經受了至親離喪、仕途失意的一連串打擊，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盎峦咀源诵拈L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為避禍遠嫌，以詩、酒、禪、游自娛，有感而發創作了平易悠閑的閑適詩，詩歌中處處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長樂的閑適思想和人生無常的感慨，并轉而求禪問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在生活上，白居易開始以妓樂詩酒放情自娛。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嗜酒猶甚，據宋人統計，白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在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以閑適、感傷詩為多，其中成就最大的當數《長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間彌蕩著濃濃的感傷情緒，寄托深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感傷詩中還有不少親朋間酬贈的篇什，如《別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寶樂叟》、《畫竹歌》、《醉后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等，也都寫得情真意切，樸摯動人。這類詩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感傷色彩，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自覺》二首）等；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明顯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閑適詩多用于表現閑情逸致，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還宣揚了省分知足、樂天安命的消極思想。其中也不乏描寫自然景物和田園風光的佳作。如《觀稼》、《歸田三首》，寫農村景象，質樸而清新?！队挝蛘嫠略娨话偃崱?，以游記文的筆法依次記敘五日游山的經過，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雜律詩在白居易詩作中數量最多。其中有價值的是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寫景小詩，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西湖留別》、《暮江吟》、《問劉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生意盎然的境界，歷來膾炙人口。而一部分鋪陳故實、排比聲韻的長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艷情風月的小碎篇章，頗為時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對平安時代醉生夢死的貴族公卿們而言，他們絕沒有興趣去關系下層民眾的疾苦，因而對白居易飽含“兼濟天下”之志的諷諭詩并不感興趣，他們所欣賞的是白居易的閑適、感傷和部分雜律類詩作。白詩中體現的那種追求與自然融合、心物一體的精神，以及季節的變遷表現出的細膩把握的特點與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銳的季節感和“物哀”、“風雅”的審美情趣十分契合。另外，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貴族從興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榮華的上層貴族產生了失落感，平素不滿于現狀的中下層貴族更加厭世，祈求來世的極樂世界，便以一種游戲的態度接受“厭離穢土，欣求凈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也使他們對白居易詩歌中的“獨善之心”、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鳴，紛紛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詩酒、放縱自娛，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我們從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枕草子》、《伊勢物語》、《和泉式部日記》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的公卿貴族的這種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其中，受白居易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源氏物語》。正如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對于楊玉環的不幸命運、以及她與唐明皇的愛情悲劇的無窮感慨一樣，紫式部以其才華橫溢的著作《源氏物語》表達了作者那不能自已的深沉嘆息──她惋惜著青春與愛情的轉瞬即逝，在權勢與富貴的毒害之下人的感情與心靈是如何被扭曲壓抑，這些人生中的至美至珍竟然猶如夢幻般飄渺易逝，令人為之慨嘆。紫式部在書中舉用了許多《長恨歌》中的詩句，“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就直接引用，還有其它直接、間接、明喻、暗喻的例子，都是從“長恨歌”來的?！竞笥洝?/p>

縱觀日本文學史，在影響后世文化深遠的平安朝文學中，到處都有中國文學的影子。以致我們在讀《源氏物語》時，幾乎可以作為國人的作品一樣欣賞。白居易只是眾多對日本文學產生重要影響的偉大詩人之一，真正值得感慨的是唐代的詩人們為后世留下的那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超越了時代和國界，成為整個人類文學史上的偉大遺產??

日本白居易研究概況

作者：下定雅弘

2、長恨歌·琵琶行的研究（1）關于長恨歌

《長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問題是《長恨歌》的主題。日本學者大都認為其基本主題是愛情的贊美。

戰前，鈴木虎雄在《白樂天詩解》（弘文堂，27。東京弘文堂再版67）一書里說，“長恨歌敘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懲尤物、誨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敗的?！?/p>

吉川幸次郎《新唐詩選續編》（巖波書店，54.5。筑摩書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認為，它是根據對兩人愛情的深刻同情而創作的。

近藤春雄《論長恨歌》（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6，55.12）一文說，它吟詠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世界，其主題是玄宗思慕貴妃而悲傷地逝世的長恨。

此外，與主題的爭論相關聯，關于《長恨歌》的結句“此恨綿綿無盡期”的解釋也有爭論。

吉川上述書把“此恨”解釋為“兩人的戀情”。

原田種成《長恨歌的結句》（漢文教室33，57.11）注目《左傳》隱公三年條有死于非命的靈魂永遠彷徨宇宙的觀念，把“此恨”也解釋為“貴妃在馬嵬死于非命，兩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對原田之說，鈴木修次在《長恨歌的“此恨”》（漢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見。作者舉白樂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說，“恨”的意思很廣，如換言“戀情”意思還是差不多。

藤野巖友《長恨歌的終章和樂天的意圖》（國學院大學漢文教室13，62.6）一文說，“恨”是玄宗對貴妃的不盡思念。

加納喜光《關于連理比翼的主題》（漢文教室118，76）一文，舉《長恨歌》結句“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邊理”“比翼”，論述它都是男女在現實世界不能結合，死后在彼岸結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極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詩語的“怨”和“恨”——以閨怨詩為中心》（中國文學研究3，77.12）。研文出版《詩語的諸相——唐詩筆記》81.4）一文，深入探討了“怨”與“恨”的意義差異。作者指出，主觀上有可能解決困難卻沒能解決的情況產生“怨”的感情，悲嘆不可能解決困難的情況產生“恨”的感情。關于《長恨歌》的“恨”，作者認為原田的看法過于穿鑿，鈴木的看法無視兩語的意義和用法的差異，而論述貴妃永遠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權力還是無可奈何，所以不應該是《長怨歌》而應該是《長恨歌》。

川合康三《論長恨歌》(《中國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長恨歌》的結構問題，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獲得——喪失”的情節，而且以這個情節為基礎前半和后半有對應關系。作者說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貴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個蒙天子寵愛的女人，在后半卻是積極傾訴自己的愛情的女人。這樣，《長恨歌》表現出了男女相愛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詩名作選》（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長恨歌》的詳細的說明。作者認為，《長恨歌》是純粹的愛戀悲劇。白居易很勇敢地詠出新樂府批判當時的政治腐敗，他這勇敢的精神把專制君主的情事入為人類普遍的愛戀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長恨歌管見》（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國學論集，86.12）提上幾個看法：（1）《長恨歌》最大的特點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長恨歌》分入“感傷詩”類，這事證明他寫作《長恨歌》的目的不在諷諭；（3）所以《長恨歌傳》最后的記述“懲尤物”則是無理的假話；（4）結尾如此豐富美麗的幻想，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質夫的影響。

（2）、長恨歌傳

近藤春雄《論長恨歌傳》（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4，54.4）一文，對《長恨歌傳》進行探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說：（1）原來的《傳》就是《太平廣記》收載的簡短的文章。陳鴻企圖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會，把《傳》改寫了，這改寫的《傳》被載入《文苑英華》了；（2）“傳”包括“注釋”和“傳奇”這兩個意思，但是重點在后者。

對此，花房英樹《書評·近藤春雄，論長恨歌傳》（中國文學報2，55.4）一文說，原來的《傳》是《文苑英華》的文章，“傳”的意思是“注釋”。

對此，近藤在《關于長恨歌》（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6，55.12）、《白樂天和唐代小說》(同9，58.12）兩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見，這次作者不論《太平廣記》與《文苑英華》的先后問題，堅持仙游寺會是假想的看法，關于“傳”的意思則強調“傳奇”的己見。他的《白樂天和唐代小說》（愛知縣立女子大學紀要9，58.12。《唐代小說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節<唐代小說和白樂天>)一文論述說，《長恨歌》富有故事性，這是受當時流行俗講的影響的結果。《長恨歌》的結構類似傳奇，對寫作《長恨歌傳》提供了很有利的條件。

前野直彬在《長恨歌和長恨歌傳》（<國文學解釋和鑒賞>66.11）一文介紹了他們的爭論，關于原文的問題贊成以《英華》為原來的花房說，關于“傳”的意思贊成近藤的“傳奇”說，然后以《歌》和《傳》為線索揭示產了唐代傳奇的概觀。

柳瀨喜代志《長恨歌傳考證》（早稻田大學·學術研究24—國語國文學編一，75）一文指出，《傳》有明確的意思敘述因君主迷戀女色引起政治混亂的經過來發揚王者之道德，從而得出結論說《傳》有與以愛情為主題的《歌》根本不同的創作目的。

（3）長恨歌序

《長恨歌序》是以“長恨者楊貴妃也”為開頭，以“今世人猶言玄宗與貴妃處世間為夫婦之至矣歌曰”為結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內容專門贊美兩人的愛情。江戶時代有很多刊本附載上序。當時人相信這是白樂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關于長恨歌的序》（愛知縣立女子大學·說林4，59.6）、福田襄之介《圍繞管家本長恨歌古寫本的問題》（東京支那學報8，61.6）、太田次男《關于長恨歌序的出現》（東方學69，85.1），都是探討日本留下來的《長恨歌序》的出現事情的文章。這些文章論證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鐮倉時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沒有《長恨歌》那樣流行，所以關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較少。在日本主要進行此項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談琵琶行》（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7，56.12）一文說，《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遺棄的倡女的悲哀則是被貶謫的白居易的悲哀?！栋讟诽煸谖覈眯械膱龊弦弧罚ㄕf林12，64.2）說，因為《琵琶行》是吟詠零落的倡女來申訴自己不遇的詩歌，所以不能象《長恨歌》那樣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寫的有關《琵琶行》的文章，此外還有《關于琵琶行——文字的異同一》（說林15，67.2）、《長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寶》（明治書院·新釋漢文大系《古文真寶前集》季報，67）等。

星川清隆《白樂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學文理學部紀要·人文科學7，57.3）一文探討了《琵琶行》的文學性特色而對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作者說，（1）白詩對人生的詠嘆和彈琵琶的藝術美渾然成為一體，此一點白詩勝于元詩；（2）兩人詩歌都是繼承古樂府傳統而寫作的，所以兩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陳寅恪說的那樣白詩模仿元詩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關于《長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訂后編為《長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書院，81.4）一書。

八谷仙介在上述書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說明，指出其深層主題是對帝都長安的無限哀思。

（5）其他

山內春夫《王昭君詩考——特別是白居易的詩一》（橘茂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80.11）一文，縱觀了從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詠王昭君的詩歌，論述說其主題大都是離鄉、離宮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樂府《王昭君》詩二首其一則吟詠對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書中的故事換骨奪胎表現女人的悲痛，雖然是小品但堪稱杰作。

3、閑適詩，陶淵明的影響

［閑適詩］ 從古以來有很多人愛好白居易的閑適詩，但研究此類詩卻是最近才開始的。以往的大多數學者，（1）把象閑適詩的詩歌也叫作閑適詩，認為閑適詩此詞匯不具備占古體三分類之一的明確的作為分類語的地位；（2）認為閑適詩位于諷諭詩下；（3）認為閑適精神與功名心毫無關聯，往往強調其高潔。

最近出現了批評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關于白居易的閑適詩——下邽退居時一》（古田教授退官記念中國文學語學論集，85）一文說，白居易提出閑適詩的分類而堂堂主張閑適詩的意義，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劃時期的大事。并從退居下邽的詩作入手，開了系統探討閑適詩的端緒，作者舉“閑居”、“拙”、“懶”等語的用例和敬慕陶淵明的表現，論述了這時期的閑適詩表面上雖有閑適的情緒，但詩人心情實際并不閑適，與《與元九書》里說的閑適詩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禮行《白居易詩中的慵和拙(上)》（漢文教室152，85.9）一文認為，（1）閑適詩中頻繁出現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單純的不滿和怠惰的表現，而是愿意不拘富貴榮達生活下去的表現；（2）寫作諷諭詩以前他已有這種愿望，傾注全力于諷諭詩的創作時也寫作好象與諷諭詩正相反的閑適詩；（3）據《與元九書》，兼濟與獨善是表里難分的一對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諷諭詩與閑適詩之間并無主從關系。

管野在同題論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這兩個詞，不但是受陶淵明的影響，而且是對嵇康的生活態度共鳴的結果。

筆者按，西村說“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義，管野說應該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義理解“慵”的意思。兩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義探討閑適詩。但是閑適詩是什么此問題，應該就閑適詩的實際加以探討。

川合康三《來到長安的白居易——喧騷和閑適》（集刊東洋學54，85.11）一文，探討白居易在長安的喧鬧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獨感的問題，作者指出，（1）韓愈志于 “古”保證他的identity而恢復自信，白居易尋求閑適的快樂而克服孤獨感；（2）白居易的閑適是在獲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閑適詩——其理論和變化》（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幻想人文學科論集25，87，3）一文通觀閑適詩而探討其本質和變化，并且論述了古體三分類的形 成與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場”、“知足安分”等構成閑適詩的幾個觀念而探討這些觀念在各個時期如何結合、如何變化，然后指出下面幾點：（1）在江州貶謫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復職的愿望和退隱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論，所以據孟子兼濟、獨善的理論而構思的諷諭和非諷諭詩的兩類；（2）關于大和二年編輯《后集》五卷時放棄了三分類的問題，花房歸

其因于古體的減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時寫作的古體的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類消失的預兆。在杭州時寫的古體詩里根本沒有諷諭詩，閑適詩卻支配了古體的世界。這不但意味著諷諭詩這分類的意義沒有了，而且意味著閑適詩的分類的意義也同時消失了，因為閑適詩支配古體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濟之志的衰弱，而且諷諭詩、閑適詩這對概念本來是基于兼濟和獨善之間搖擺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閑適詩》（東書國語273，87.6）也不認為閑適詩位于諷諭詩下，說“諷諭詩表現士大夫的“公”的側面，閑適詩表現士大夫的‘私’的一面?！彼摹栋拙右祝ㄅc元九書）——〔諷諭詩和閑適詩〉》（《中國的文學論》汲古書院87.9所收）一文，以《與元九書》為主要的資料略論了白居易的文學理論。

［陶淵明的影響］

探討此問題的文章有下面幾篇。

鐮田正《白樂天和陶淵明》（漢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樂天研究》第11章（傳統的繼承和新境的開拓）（春秋社，69.12）兩篇文章，舉出不少白詩模仿陶詩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淵明和白樂天——關于他們的人性和文學性》（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45·哲學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淵明在為人及文學方面的不同之處，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詩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豐富色彩和變化敘寫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則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為人、文學與陶淵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論白詩詩句表面上與陶詩如何相似，他是不會受陶淵明的影響的。

前川幸雄《白樂天的陶淵明觀》（福井高專研究紀要·人文社會科學3，70.3）一文，通過調查其有關陶淵明的詩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壯年、老年各個時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廬”的含義——與陶靖節集的“廬”之比較（國學院雜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淵明的“廬。”象征他往復于政界與田野之間而搖擺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廬”卻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穩定情緒為基礎的獨善主義。

上述西村富美子《關于白居易的閑話詩——下邽退居時》、管野禮行《白居易詩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問題。

松浦友久《陶淵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繼承詩的說理性為中心》（中國詩文論叢5，86）、同下（同6，37）兩篇文章，指出白詩(尤其是閑適詩)的“說理（說道理或者理念）性”這一基本特點，是繼承陶淵明詩的。

四、唱和詩、詞、聯句及其他

［唱和詩］ 花房英樹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二章〔白居易文學集團〉中很詳細地論述了唱和的興隆和唱和集成書的過程。作者指出：（1）隨著白居易減退對政事的關心，他與元稹、劉禹錫等用近體的詩歌唱酬逐漸地多起來，這樣唱和集團很自然地形成了；（2）白居易和元稹為了完成“次韻”的形式做出了努力；（3）編輯《長慶集》時“和韻”已風靡一時了。

作者在第三節〔唱和集的成書〉中，采集各個別集中散在唱和詩而復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劉白唱和集》。

前川幸雄《智力游戲文學——元白唱和詩面面觀——》（笠間書院《中國文學的世界》五集，81）一文，舉元白的唱和詩數首而指出其交往則是一種智力游戲。

柴格朗《劉白唱和考》（中國語文志·京都產業大學外國語學部中國語文研究會，61）一文，據花房的成果試圖更精密地復原《劉白唱和集》，論述這種書是根據詩歌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個人樂趣作的想法作的。有此想法的不僅他們兩人，從大和到開成時其它文人的所作的大多唱和詩中也可以看出，總而言之他們的唱和詩明顯地表現出中唐詩人詠詩歌的意義與前一代的詩人大不相同了。

［詞］ 中田勇次郎《白樂天的文殊贊》（東光8，49.3）一文，研究日本天臺、真言二宗留傳來的聲明《文殊贊》而斷定，此歌詞調因為跟《敦煌抄本云謠集雜曲子》收載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樣，所以準是一首詞。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詞，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無疑是民間詞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詞方法的很貴重的例子。田森襄《詩人與詞——白居易和陸游的場合——》（琦玉大學教養學部，1，66.3）一文認為，白居易作詞的數量在中唐詩人里最多，但其詞不過是受好音樂的詩人隨便試作的，與陸游詞作對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義不相同。

英房英樹《白氏文集校訂余錄》（京都府立大學學術報告·人立18，66.9）一文指出，一般認為竹枝》最先是劉禹錫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說)，但實際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劉禹錫作。

鈴木修次《白居易·劉禹錫和新體詩》（汊文教室101，71。載于鳳出版《唐代詩人論下》73.4）一文認為，白劉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詩和作詞為中心而游戲性很強。這是相應于牛李黨爭越來越嚴重的現象的。兩人晚年的這種交往成為晚唐頹廢風潮的前驅。

［聯句］ 埋田重夫《關于白樂天和韓愈的聯句詩——兼論其在聯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中國詩文論叢2，83）一文指出，從聯句的歷史來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聯句，在形式、題材兩方面，比韓愈一派作的聯句更為正統。

［其他］ 都留春雄《談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唐代詠物詩一瞥——》（滋賀大國文和20號紀念，82）一文論述，該詩是沿襲始于陳代的詠物送別詩的傳統而作的。又指出其詩題不應該理解為“賦得《古原草送別》”，而應該理解為“賦得《古原草》送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