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聞一多與郭沫若浪漫主義詩風比較（定稿）

聞一多與郭沫若浪漫主義詩風比較

聞一多與郭沫若是中國文學界不可忽略的兩位文學家，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巨大，他們的浪漫主義詩風有各自的不同，但同時又有相似之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道亮麗風景。

聞一多原名家驊，湖北人，前期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和新格律詩理論的奠基者。她的新詩創作主要集中在1920~1927年間，大部分收入詩集《紅燭》和《死水》。1931年發表長詩《奇跡》后，便基本擱下了詩筆。郭沫若原名郭開貞，號尚武，沫若是她1919年開始發表新詩是用的筆名，后以此為號。四川樂山人，從小對中國古典文學有廣泛涉獵。

聞一多處于抗戰時期，曾在清華大學讀了9年的書，后又去了美國留學，所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來自外國，在留學期間，懷著對祖國的濃烈思念，寫下了《太陽吟》、《秋菊》、《孤雁》等，更是寫出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留美的他在飽受思念之苦的同時，也慢慢生出對帝國主義的憎恨和悲憤，這是他詩風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郭沫若也去了日本留學數十年，在留學初期，深受王陽明思想影響，并接觸到老莊哲學，孔子哲學，和印度哲學，感受到了清新恬淡的風味。后又喜歡德國詩人海涅、歌德等，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的著作，“對于泛神論思想感受著莫大的牽引”他還喜歡過康德尼采，并接受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和廚川白村的文藝理論，以及當時頗流行的新浪漫派和德國新起的表現主義影響。這些對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創作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聞一多的詩歌有對愛情和青春的詠唱，對大自然的贊美，袒露他早期做一個“藝術的忠臣”的心曲。后期的聞一多卻是從詩境步入塵境最后被反動勢力的暗殺譜就了一首壯烈的歌。他的《紅燭》《死水》很能體現他的詩風，紅燭時期他推崇丁尼生，追求唯美的色彩頗濃，重幻想與聯想，顯示出濟慈的影響。而他的死水，以寧靜的調子處理激動的情感，雖然首首詩中都有動蕩的激情和浪漫的感傷，體現的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對于20年代新詩情感泛濫之弊，盡了藥石的作用。他詩的理論核心內容是講究“三美”：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他的詩歌創作實踐了這些主張，紅燭多為自由體，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也有唯美主義的印痕；死水則詩風明顯變化，轉向格律體，頗具新古典主義傾向，而現實主義精神也有增強。郭沫若就文藝思想而言，以浪漫主義為主，同時吸收了現代主義的某些因素。主要特征是足尊崇自我，偏重主觀，認為藝術史自我的表現，是藝術家一種內在沖動不得不發的表現，強調創作的天才、靈感和激情等等。他的《女神》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響的新詩集，它的成功在于五四時代精神和詩人創作的高度融合統一，它最強烈而集中的體現了詩人呼喚新世界誕生的民主理想，充分表達了詩人對自我的崇尚和對自然的禮贊，顯示了徹底破壞和大膽創新的精神。豐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張、激越的音調、華贍豐美的語言和濃烈瑰麗的色彩，賦予它濃郁的浪漫主義美學特征。女神中隨處可見一個“開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他融著詩人的主觀意志與美學理想，以突出的姿態和鮮明的色彩滲透在奇特優美的詩意詩境中，主要以直抒胸臆的姿態出現，在形式方面實踐了詩人絕對的自由，絕對的資助的藝術主張，這是與他的讓感情“自然流露”的詩歌主張相一致的。

聞一多與郭沫若的浪漫主義詩風形成，存在一些相同之處，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都曾外出留學，接觸了較多的外國文學，接受了很多外國思想，又親歷了帝國主義對祖國的壓迫與殘害。可以說，他們的經歷對他們的詩風的形成有直接影響。

各種詩風的形成有很多影響因素，如時代背景，所處階級，接觸到的文學，接受到的思想，各自的經歷等等。他們的浪漫主義詩風的形成，也受了這些因素的影響，每個人的思想和所接觸到的東西都不同，造成了同是浪漫主義詩風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和一些相同的原因。

第二篇：論郭沫若的浪漫主義色彩

論郭沫若《女神》中的浪漫主義色彩

13漢語言文學1班

張煒

摘要

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由于“五四”運動的浪潮，激起了遠在日本人的郭沫若的改造社會和振興民族的熱情，于1919年下半年起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的詩歌創作進入了空前的高峰時期，收獲了大量的詩篇。1921年8月，郭沫若將這一時期所做的154首詩歌結集出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詩歌集——《女神》。

關鍵字

郭沫若

《女神》

浪漫主義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杰出的詩人，他也是一個主觀性、抒情性很強的浪漫主義詩人。許多的原因都影響著他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當時的時代特性、從小喜歡的詩人以及遠渡日本留學時又受到雪萊、歌德、海涅等人的影響。“五四”時期創作的《女神》是其詩歌藝術的最高成就，也成就了中國現代白話詩歌的奠基之作。《女神》是一部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充滿了作者的自我表現；在情感方面，以噴發式宣泄的表達方式為主;形式上倡導自由，沒有固定的字節、字數上的限制，一切以作家的自己的表現為主。

一、郭沫若浪漫主義形成的原因

從時代背景來說，以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在維新變法的失敗后，開始宣傳啟蒙主義。在20世紀初的留學學生群體中，出現了更激進的啟蒙主義者，而在這股啟蒙思潮中中國現代浪漫主義開始萌芽。郭沫若正好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民主自由所影響，因此他的浪漫天賦得以發展。

而且，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期間，受到泰戈爾、雪萊、歌德、海涅等著作影響，傾向于泛神思想。這是他同西方浪漫主義作家思想溝通的重要橋梁。郭沫若不僅從國外許多浪漫主義作品中看到與泛神論的關系，還說過“宇宙觀以泛神論為最適宜。”加上當時那種對祖國現狀的擔憂與失望，促使他的浪漫主義風格的發展。郭沫若說：“五四運動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總之，郭沫若走上浪漫主義創作道路是和時代潮流分不開的。

從郭沫若喜好的文學傾向來看，他說過“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而且從《李白與杜甫》一書中也不難看出他不喜歡杜甫這類風格詩人和對李白這類浪漫主義詩人的喜愛。還有一位被他視為家鄉的詩人——蘇軾那種豪放爽快、不拘形式的創作方式對他的影響也很大。看《女神》中那些豪邁奔放、不拘一格的形式的浪漫主義作品就能看出與蘇軾作品的同源關系。國外詩人泰戈爾、惠特曼、雪萊、歌德等人的作品也對其影響很深。《女神》中的《新月與白云》、《死的誘惑》、《春愁》等詩作都是泰戈爾式的作品。但郭沫若認為是在惠特曼的影響下才創作出《女神》中的那些詩。郭沫若正是吸收了這些國外浪漫主義作家在思想和藝術上的長處，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獨特風格的浪漫主義。

二、《女神》中浪漫主義特色

1.自我的表現。《鳳凰涅槃》中的“鳳歌”、“凰歌”其實都是作者自己在唱歌。《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現”這一文藝思想的體現。歌頌了對舊社會、舊傳統的破壞和創新精神。《天狗》、《日初》、《晨安》等詩，都是自我張揚，歌頌自然，并把自我與自然相結合的典范之作這不僅是郭沫若對詩的基本觀點也是“五四”時期文藝思想的核心。與同期詩人們相比，就張揚的個性、表現自我這一點來說，無論是誰都不能與之匹敵的。

2.噴發式宣泄的表達方式。《鳳凰涅槃》等詩是《女神》中各種表現方式最典型的體現。《鳳凰涅槃》以鳳凰的傳說，象征舊世界的自我毀滅和新世界新我的誕生，《女神》所體現的創新精神都體現在這首詩中。鳳凰在欲火中重生正是“五四”運動中人們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象征，也是祖國和詩人自我覺醒的象征。充滿了破舊立新，追求自由，創造理想的激情。鳳鳥與凰鳥在臨死前，低旋飛舞，它們詛咒現實的冷酷，黑暗，腥穢，一場漫天大火終于使舊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義同歸于盡，燃燒而獲得重生的不只是鳳凰，也象征地包括了詩人自己。還有《天狗》那是郭沫若創作的高峰期所創作的詩篇，也是他詩歌情感最激烈的時期。詩人一開始便自稱“天狗”，可以吞月，而“我便是我了”，表達作者強烈的自豪感。《天狗》強烈的體現“五四”精神對自我個性解放的贊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自我的評價。

3.形式自由。郭沫若的詩絕對倡導自由，詩的篇幅長短不一，句法多樣，節奏鮮明，沒有統一的規律，而且在白話詩中摻雜了不少的外語。如《蟬鳴》只有三行，但《鳳凰涅槃》卻有三百八十五行。每首詩的節數，詩節的行數，每一行詩的字數都是不固定的，押韻沒有統一的規律，但與詩中多次重復出現的排比與復沓形成了相對的和諧。

4.奇特的想象和夸張。強烈地顯示了生活的本質，融入詩人感情色彩的真實性，是一種更為合理的藝術抒情方式的創造。如作品中對于宇宙的夸張的描繪：“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鐵；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宇宙，腥穢如血”，表達了詩人對黑中國的憤怒和詛咒的感情。

如從民間天狗吞月；想象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樣地狂叫”等，這種極度夸張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現強烈的個性解放要求和對舊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

5.形象描繪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義的格調。《女神》中《鳳凰涅槃》以有關鳳凰的傳說作素材，借鳳凰“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著舊中國以及詩人舊我的毀滅和新中國以及詩人新我的誕生。郭沫若曾說《鳳凰涅槃》是在一天之內分兩次寫成的，詩里傾瀉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體現了詩人在創作上狂飚突進的精神。還有根據古書上女媧煉石補天的記載而寫成的《女神之再生》，以神話題材而突出了“五四”革命現實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壞和創造的主題。雖然當時有許多寫進步向往光明的是個，但如《鳳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那樣敢于同舊世界決裂的詩歌作品卻很少見。

6.語言方面。具有華美豐富的特點。帶有強烈的主觀性色彩。一切描寫自然語句中，染上詩人當時的主觀感覺。

三、運用多種手法表現浪漫主義

1.運用神話傳說使文章具有特點。鳳凰，亦作“鳳皇”，古代傳說中的百鳥之王，常用來象征祥瑞，鳳凰齊飛，是吉祥和諧的象征，自古就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郭沫若對神話傳說的再創造，構成了一個美好的象征。用鳳凰涅槃的過程來象征中國現代社會和現代知識分子的蛻變過程。具體來說，鳳凰是“五四”時期精神的象征，火是革命烈火的象征，群鳥是反動者、封固者和無恥市儈文人的象征，詩人將自己濃厚的愛國主義情懷寄予到鳳凰、火、群鳥這些意象上。

2.運用多種修辭手法。郭沫若在《女神》中采用了多種多樣的藝術表現形式，表達了詩人對舊中國的黑暗，使善與惡、美與丑形成了強烈又鮮明的對比。比喻的采用，《爐中煤》中詩人把自己比喻成“煤”，把祖國比喻成“年輕女郎”，通過這兩個意象抒發了詩人對祖國的眷戀，使全詩增添不少色彩。排比的采用，《鳳凰涅槃》中“當他們同聲唱出‘時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時”，一場漫天烈火，終于把舊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義同歸于盡了。四個排比句有力的把他們極端憤怒與悲壯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出來。

參考文獻

[1] 吳玥，探究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義特色 [2] 張亞娟，《女神》表現方式

[3] 顧圣皓，泛神論與浪漫主義——試論郭沫若早期浪漫主義文藝觀的形成

第三篇：論李白浪漫主義詩風與漫游的關系課件

論李白浪漫主義詩風與漫游的關系

【內容摘要】李白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天才詩人，他的詩歌境界廣遠，形象巨大，風格飄逸，極具浪漫主義精神，他的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和他生活的時代、自身的思想、性格以及生活經歷，特別是漫游分不開的，游歷生活明顯地促使了他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

【關鍵詞】李白；浪漫主義；游歷；儒家、道家、隱士、游俠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東),生于碎葉城(當時屬安西都護府),后遷居四川。青年時代開始游歷。天寶初年,進入長安,賀知章一見,稱其為謫仙人,薦于唐玄宗,封為待詔翰林。后受同僚排擠，離開京城漫游江湖間。“安史之亂”時被永王李璘聘為幕僚。璘起兵,事敗,白坐流放夜郎(在今貴州省)。中途遇赦,至當涂依李陽冰,未幾卒。終年62歲，是唐代著名詩人,終其一生共留詩篇900余首，有《李太白集》。李白是我國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繼屈原后又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譽為“詩仙”。其詩豪邁瑰麗，詩里有超越現實的幻想，也有對當時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對政治黑暗的抨擊。他的經歷坎坷，思想復雜，既是一個天才的詩人，又兼有游俠、刺客、隱士、道人的氣質，儒家、道家和游俠三種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有機的統一和體現，而游歷生活則是促使他浪漫主義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李白思想、性格形成的背景

李白豪放不羈，從小接受的就不是嚴格正統的儒家教育，又有習劍任俠、學道求仙的經歷，所以他的思想極其駁雜矛盾：“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李白的儒家思想，經自身變形走樣，已帶有他鮮明的個性色彩。他對自己才能的自負自信，對不世之功的渴求及及他為達到這一目的而采取的游說干謁方式，都留有縱橫家的印記。

李白的浪漫情懷是和他所生活的時代是分不開的。據《新唐書》記載其為興圣皇帝（涼武昭王李皓）九世孫，與李唐諸王實際上同宗。幼年時期，李白和他的父親李客遷居到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縣）青蓮鄉。

李白少時家境富裕，好任俠，且喜縱橫，而他所生活的綿州地區自漢末以來一直是道教活躍的地方。因此，李白從少年時就經常去戴天山尋找道觀的道士談論道家經文。中年時期他還專程到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紫極宮正式履行了道教儀式, 成為道士。這為他后來思想上的道家的無為奠定了基礎。

另外，李白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正是唐王朝國力最為繁榮富強的時期，國家的富強，山河的壯闊更激發了他強烈自豪感，開闊了李白的胸懷，使他的作品具有超越他人的磅礴氣勢，是他詩歌浪漫風格和意境開闊的基礎。

二、李白的生活歷程與漫游 ㈠前期的游歷

青年時代的李白愛好辭賦，劍術和豪飲，博覽道家、諸子百家奇書，喜好縱橫術，使他養成了思想上的狂放不羈，傲岸不群的游俠精神，這注定他一生不愿走科舉正途，而要走隱士兼俠士而成名士的獨

特之路。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4歲的李白自覺學有小成，于是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游。

李白的游歷第一站是六朝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性, 虎踞龍盤, 六朝宮闕歷歷在目。這既引起了李白許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強烈自豪感（此時的大唐帝國正是鼎盛的開元盛世），他認為這六朝故都已呈一片衰頹之氣，遠不及今天的大唐盛世，天下一片太平景象。這是李白詩歌當中強烈的浪漫主義情感產生的物質基礎也是感情根源。

在此期間李白身上的俠客情懷得到激發，懷抱滿腔的報國志寫下了著名的樂府詩《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煊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閤下，白首太玄經。

詩人的游俠思想在這首樂府詩中得到的深刻的體現。尤其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兩句深刻體現了李白功成身退的俠客和隱士思想。

金陵的帝王霸氣雖已消亡，但金陵兒女的熱情接待卻給李白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李白告別金陵時，吳姬壓酒, 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頻頻舉杯勸飲，惜別之情如東流的江水, 流過了人們的心頭, 使人難以忘卻。李白的善飲和灑脫也讓世人留下了深刻記憶，此時他的作品主

要有：

《登金陵鳳凰臺 》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李白離開金陵后沿江前往揚州，揚州當時是一個國際性商業大都市。李白從沒有看到過如此熱鬧的城市，在這里他充分領略了大唐盛世的繁榮強盛，這更激發了他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然而此時的李白仍然沒有找到建功立業的機會，于是在淮南病倒了。臥病他鄉, 思緒很多，既感慨自己建功立業的希望渺茫, 又深深地思念家鄉，唯一能給他帶來點安慰的, 便是遠地友人的書信。

病愈后李白又來到了姑蘇。這里是當年吳王夫差與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懷古有感, 寫了一首詠史詩《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里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這首詩后來得到了賀知章的贊賞, 稱其可以泣鬼神矣。李白由越西歸, 回到了荊門。在荊門李白一待就是三個月，雖然思鄉心切但是自己建功立業的抱負任然沒有實現。所以李白就繼續游歷。

首先他來到了洞庭湖，在江夏結識了僧行融。又從僧行融那里了

解到孟浩然的為人，于是便去襄陽拜見孟浩然, 由此寫下了著名的五律詩

《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詩的風格自然飄逸，描繪了孟浩然風流儒雅的形象，同時也抒發了李白與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鳴。

不久，李白到了安陸, 在小壽山中的道觀住了下來。隱居于此并非長久之計，他仍然想尋找機會, 以求仕進。隱居時李白開始以干謁游說的方式結交官吏, 提高自己的聲譽。很快他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時宰相許圉師的賞識, 便將其招為女婿。李白與夫人許氏在離許家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巖下過了一段幸福美滿的生活。然而李白的建功立業的意志并沒因此而消磨，他以安州妻家為根據地, 又幾次出游, 結識了一些官吏和貴公子。

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李白謁見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韓朝忠，終于使他有機會接近統治階級的上層。

第二年即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玄宗在長安郊外狩獵，李白正好游歷到長安，他向唐玄宗進上《大獵賦》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賞識。

他的《大獵賦》希圖以大道匡君, 示物周博, 而圣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 幅員遼闊, 境況與前代大不相同, 夸耀本朝遠勝漢朝，并在結尾處宣講道教的玄埋, 以契合玄宗當時崇尚道教的興趣。

李白這次在長安還結識了賀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極宮，在那里遇見了賀知章，他早就拜讀過賀老的詩, 這次相遇立刻上前拜見, 并呈上袖中的詩本.賀知章頗為欣賞《蜀道難》和《烏棲曲》，興奮地解下衣帶上的金龜叫人出去換酒與李白共飲，李白瑰麗的詩歌和瀟灑出塵的風采令賀知章驚異萬分竟說：“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間?”于是李白就此獲得了“謫仙人”的稱號。

李白原以為能借助賀知章的引薦就此得到重用，然而這次相遇并沒有使他建功立業的理想得到落實，仍然沒有機會出仕。他的心情有些失望并有點憤懣。往王公大人門前干謁求告, 也極不得意后來于是只有發出《行路難》的感慨。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詩人“停杯投箸”、“ 拔劍四顧”，詩人停止了倒酒，扔掉了筷子，拔出了長劍，四處不停地環顧。這些反常的行為貼切地寫出了詩人在京城受挫后苦悶抑郁的內心狀況。但我們的詩人，向來豪邁，他習慣用積極的眼光，堅定的信念，宏偉的抱負，去尋找他希望的所在。他堅信終有一天，他的橫溢的才華定能得到盡情地舒展“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以姜尚的典故激勵自己，也體現了李白豪邁的情懷，其浪漫主義風格初見端倪。

終于在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由于賀知章和玉真公主的交口稱贊，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詩賦, 對其十分仰慕, 便召李白進宮。玄宗與李白暢談，問到一些當世事務, 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得到玄宗的賞識，令李白供奉翰林, 職務是草擬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請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從, 利用他敏捷的才思賦詩紀實。雖是賞識卻淪為皇室宴請郊游飲酒作樂的工具，同時因受皇帝賞識也受到同僚的嫉妒和排擠。詩人希望得到任用為國一展抱負的理想并沒實現。

㈡后期的游歷

不久，詩人就離開了京都，繼續他的游歷生活。因而遭到朝廷的冷遇和打擊。殘酷的社會現實，使他憤世嫉俗，“一聲好入名山游”足跡遍及蜀中、黃河、江淮、浙江流域的名山大川，到處尋訪名山勝水，以“此行不為魲魚鲙，自愛名山入剡中”的激情，和“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的氣概，揭露黑暗，鞭撻時弊，寫下了奇彩紛呈的山水詩作，李白于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到達東都洛陽遇到同樣懷才不遇的杜甫，兩人以平等的身份,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約好下次再會面于梁宋，一同訪道求仙。

這年秋天兩人如約來到梁宋，在這里李杜二人遇到了詩人高適, 高適此時也還沒有祿位，但三人都胸懷大志，志同道合，暢游甚歡, 評文論詩，談論天下大勢都為國家的隱患而擔憂。在這年的秋冬之交，三人分道揚鑣，李白到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紫極宮請道士高天師授

道簏，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儀式, 成為道士。后來李白又到德州安陵縣, 遇見這一帶善寫符篆的蓋寮, 為他造了真寰。求仙訪道, 李白得到了完滿的結果。

再后，李白又到吳越漫游了幾年, 漂泊不定.這時國家混亂, 情況一年比一年差。在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心情引導下, 他決計去幽燕（今北京一帶）以探虛實。到了幽燕之后, 李白親眼看到安祿山秣馬厲兵, 形勢己經很是危急自己卻無能為力.安史之亂前兩三年, 李白漫游于宣城、南陵、當涂、秋浦一帶, 仍然衣食依人, 經常賦詩投贈地方官,求得幫助。此時面對國家危難李白寫下了《秋浦歌》十七首，以抒發自己的憂國憂民的情懷，其浪漫主義風格完全形成。

《秋浦歌》其十五

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策發, 李白避居廬山。此時詩人始終存在著退隱與濟世兩種矛盾的思想，適逢永王李璘東巡，李白應邀入幕。后來，唐肅宗借口永王謀反，殺了永王，李白受牽連李白被流放夜郎，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 朝廷因關中遭旱, 宣布大赦, 規定死者從流, 流以下完全赦免終于獲得了自由。他隨即順著長江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朝發自帝城》最能反映他當時的心情。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上元二年, 己六十出頭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 他的生活相當窘迫, 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當涂做縣令的族叔李陽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 李白病重, 在病塌上把手稿交李陽冰，賦 《臨終歌》而與世長辭, 終年六十二歲。

《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余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

三、李白的浪漫風格成因小結

終李白一生，我們不難看出，這樣一個出生于富貴家庭的天才詩人青年時代是滿懷豪情壯志，既羨慕古代游俠、刺客們的俠義之舉，想像自己也能像那些古代俠客一樣功成身退，又能感受到當時國家的繁榮富強，所以他的詩歌首先拋開了生活上為生計的煩惱羈絆，而能將“濟天下”這一理想體現出來；其次李白少年時代受生活地域崇尚道教的思想影響，使他對一切功名利祿看的很淡然對道家的清凈無為思想理解深刻；再次李白生活的青壯年期間目睹的都是大唐盛世的繁榮富強，所以他才會有比別人更廣闊的胸懷和氣度，其詩風才能做到浪漫飄逸；最后，作為一個文人，李白骨子里的那種對陶淵明等的隱逸思想的推崇使他又具有隱士的品格。

綜上所述，李白青年時代生活環境的濃郁的道家風俗，家庭教養和他豪飲任俠對古代俠客的功成身退的風范的傾慕以及效仿造就了李白不同于傳統的人生軌跡，而游歷生活則是他浪漫主義風格形成的

主要原因。李白以其天才的藝術創造力，豐富了詩歌的浪漫主義風格，發展了浪漫主義的藝術方法和技巧，開拓了詩歌藝術的新境界，他獨特的浪漫主義風格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瑰寶，對后世的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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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郭沫若_聞一多_艾青愛國思想比較論

郭沫若、聞一多、艾青愛國思想比較論

在中國新詩史上 ,屹立著三位卓越的愛國主義詩人 ———郭沫若、聞一多、艾青。他們高大偉岸的身 影卓立在新詩王國里 ,熠熠生輝;他們熱情洋溢的愛 國詩篇怒放在新詩藝苑里 ,瑰麗奪目。他們用筆 ,用 激情 ,用心血 ,甚至不惜用生命抒寫了一曲曲深情的愛國主義壯麗詩篇 ,炳耀千古 ,永照山河!現代愛國三詩人由于出身、教養、經歷不同 , 性 情、氣質、稟賦各異 ,因而在為祖國、民族和人民而奮斗中顯示了很不相同的、鮮明的愛國主義特點。郭沫若出身于峨眉山下一個地主兼營工商業的家庭。他在幼年生活優裕 ,無憂無慮 ,充滿著自由而 浪漫的幻想。天府之國 ,自然景色壯麗 , 鐘靈毓秀 ,他倘佯于山水名勝之間 ,從小便受到山水文化的熏 陶 ,有著濃厚的鄉土觀念 ,孕育了他的愛國根苗。帶 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地方家庭教育開明 ,在家庭成員的影響下 ,他能得風氣之先 ,在吸吮祖國豐富的優秀文化遺產的同時 ,也接受了新式啟蒙教育和外國文 化的影響 ,心靈向世界洞開。在“天下未亂蜀先亂” 的四川社會大動蕩中 ,少年郭沫若培植了他的叛逆性和反抗精神 ,他曾因不滿封建教育反抗黑暗學政而兩次遭到斥退 ,后來又參加了國會請愿的愛國風 潮 ,親歷了保路運動、辛亥革命。他曾真誠地接受過 梁啟超的思想與文字的洗禮 ,熱烈地景仰偉大的革 命先行者孫中山 ,崇拜鄒容、徐錫麟、秋瑾、溫生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動蕩的、變革的、新舊嬗替的時代把郭沫若引上了一條愛國的、反抗舊世界的人生道路和文學道路。

懷著“富國強兵”“、實業救國”的愛國信念 ,郭沫 若東渡日本學醫。“二十歲以后 ,他走出夔門 , 幾乎 成為無 羈 絆 的 自 由 知 識 分 子 了。”1 急 遽 變 化 的 時代 ,救國圖強的愛國主義浪潮 ,使郭沫若迅速充盈了他的愛國情懷;弱國子民所遭受的民族歧視使他產 生了強烈的反帝意識。1915 年 ,為抗拒北洋軍閥政 府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他 憤然回國抗爭 ,并寫下悲憤慷慨的詩篇 ,抒發了報國 壯志。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五四”前夜 ,郭沫若的愛國主義思想在潛生滋長 ,愛國激情正蓄勢待發。

偉大的十月革命風暴、“五四”運動的春雷振聾 發聵地喚醒了郭沫若積聚已久的愛國激情 ,如火山熔漿的奔突 ,他的愛國熱情噴薄而出 , 民族的郁積、時代的郁積、個人的郁積都通過《女神》這個噴火口 爆發了出來。《女神》的產生標志著郭沫若的愛國主 義思想已進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軌 道 ,體現了他由舊民主主義者向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飛躍 ,是他以熱烈的愛國詩人和暴烈的革命詩人步入社會、步入文學的輝耀的開端。

“五四”以后 ,郭沫若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愛國 主義思想進一步沉潛、升華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 , 經過深入實際革命斗爭烽火的鍛煉 : 宜 興 調查、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南昌起義 , 時代大潮中 , 郭 沫若急流勇進、剛毅堅韌 , 終于實現了世界觀的轉變 ,由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戰士 ,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也一躍成為他正在形成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中的一個組 成部分 ,達到了現代愛國主義的最高境界。自此以后 ,作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一個

堅貞的愛國者 ,無論是在白色恐怖下首倡革命文學、在流亡異國時進行學術研究、在抗戰烽火中轉戰南北、在國統區協助周恩來同志組織領導抗戰文藝工作、在反共高潮中撰寫愛國歷史劇 ,他總是旗幟鮮明 地堅持無產階級愛國主義原則 ,把愛國主義思想和 共產主義思想有機結合 ,把愛國行為自覺納入為階 級、為民族、為人民而戰斗的無產階級革命事 業 之 中 ,成為繼魯迅之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愛國 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的旗幟與導師。

郭沫若的愛國主義思想胚胎于山水文化、鄉土 觀念和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民族傳統;萌芽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會動蕩;滋長發榮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運動 《女神》就是他愛國思想感情怒放的絢麗的奇葩。大革命的洗禮使他的愛國主義思想飛 躍到一個新的高度 ,花開更艷 ,到了抗戰時期 , 他的 愛國主義思想蓬勃伸展 ,終于茁長成根深葉茂的參天大樹。

聞一多出身在古之楚地的一個“世家望族、書香 門第”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正統的封建文化教育 和士大夫家庭的影響。因此 ,他雖比郭沫若小 7 歲 ,但他身上所負傳統包袱、封建束縛比起郭沫若來要 沉重得多。士大夫階級的根性、階級意識的局限使 他在愛國主義道路上的跋涉顯得舉步維艱。聞一多 自小便以忠烈(文天祥)后裔自居 ,向往崇拜歷史上 的愛國志士、民族英杰 ,有樸素的民族意識 , 對祖國的歷史、文化有濃厚的興趣。入了清華學校后 ,接受 了九年系統的資產階級與封建主義的文化教育 , 他 一方面不滿奴化教育 ,滋長了反帝愛國情緒 ,一方面 又沉溺于古代文化之中流連忘返。“五四”運動時 , 他熱烈地接受愛國、民主思潮 , 勃發了愛國主 義 熱忱 ,但他這時的愛國主義思想還未脫出古典愛國主 義的窠臼 ,手書岳飛的《滿江紅》可以看做是一個象征 ,較之郭沫若的新愛國主義的鮮明時代性 ,他與歷史上的愛國主義有著更深的淵源關系。

留美期間 ,聞一多身受帝國主義者的民族歧視 和侮辱 ,更加思念祖國 ,由于鄙視資本主義文明 , 他更加熱愛祖國歷史文化 ,并以振興光大中華文化為己任。《紅燭?孤雁篇》便傾吐了他懷念故國的深情，對祖國山川、歷史、文化的贊美 ,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厭惡。基于對祖國歷史文化的熱愛 , 基于民族危機感 “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的憂慮 ,1925 年回國前后 ,聞一多開始提倡“中華文 化的國家主義”,并由此而誤入歧途 ,一度參與了國 家主義派的一些活動。但聞一多的可貴之處在于 : 他有真誠的愛國心 ,他終身恪守“五四”愛國的、民主 的傳統。“五卅愛國詩”向祖國袒露一個堅貞愛國者的赤子之心《死水》集中愛國之火埋得更深、底火更旺。這些都是他區別于國家主義派的偽愛國主義者 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地方 ,是他日后思想 進步的保證和動力。

大革命失敗后 ,聞一多主要過著不問政治的書 齋生活。這種政治上的沉默正是不少“民主個人主 義者”通常所持的中間立場 ,不過對于聞一多則另有 深意 ,那就是在愛國主義立場支配下，懷揣火種，潛心整理民族文化遺產 ,是以新的方式繼續探索愛國 救國之路。地火在地殼下奔突。書齋中 , 聞一多的思想在緩慢地前進。抗日戰爭的烽火恢復了聞一多的青春 ,他逐漸認識了人民 ,開始擺脫封建傳統觀念 的束縛和士大夫階層的清高矜持。1943 年以后 ,在 抗戰后期國統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 ,聞一多積 極投身民主斗爭 ,在斗爭中迅速實現了由舊民主主 義愛國主義向革命民主主義愛國主義的思想飛躍。他變得猛、變得快 ,經過長期艱辛的思想跋涉而終于 認識到的救國真理對他來說彌足珍貴。他以“朝聞 道 ,夕死可矣”的氣概投入火熱的斗爭 ,并表現出向 無產階級政黨靠攏、向無產階級愛國主義轉化的意 向 ,可惜的是 ,他還未來得及完成這第二次的飛躍 , 就為祖國、為民族、為人民獻身了。他用自己的鮮血 和生命證明了他對祖國的解放事業及革命事業是忠誠不渝的。聞一多的愛國主義思想是與源遠流長的古代愛 國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的。對祖國歷史文化的熱愛、以忠 烈 后 裔 自 居 自 勵 是 他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的 基 礎。“五四”時代 , 他 接 受 了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愛 國、民 主 思潮 ,投入時代的洪流。但是“望族”子弟的根性、文化 愛國主義的傾向影響了他選擇道路的鑒別力 ,在熱烈地尋求救國真諦的艱辛跋涉中“曾不知路之曲直兮”誤入歧途。后來在現實的教育、真理的感召和自 身愛國主義恒有的進步因素發展下 ,他清算了身上 殘存的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舊愛國主義的局限性 , 逐 步走向人民革命 ,在火熱的民主斗爭中迅速實現了 由一個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向革命民主主義 者的轉變 ,達到了現代愛國主義的思想水平。“一顆茁壯的向日葵”開出了燦爛的花。

三詩人中 , 艾青出生最晚。與郭、聞不同 , 艾青 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全新的空氣中長大的。他 廣泛地攝取著“五四”以來的新思潮、新文化、新文藝 的思想營養 ,思想起點較高 ,在擺脫歷史惰力方面絕少羈絆。

三詩人中 , 艾青幼年的經歷最為奇特。他出身 于江南的一個地主家庭 ,卻是由一個貧苦農婦哺養 長大的。他是“地主的棄子、農人的乳兒”,這使他很 早就背叛了他出身的階級 ,把眼光投向大堰河們及其所屬的勞苦階級。留法三年貧困漂泊 , 令人屈辱 的種族歧視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 ,使他認清了資本 主義的本質 ,激發了他強烈的反帝愛國意識 ,在巴黎 他加入了世界反帝大同盟。懷著報效祖國的壯志 , 他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回國 ,而后毫不猶豫地投身左翼文藝運動 ,因宣傳愛國救國而身陷囹圄。獄中 的生活磨煉了他的革命意志 ,玉成了他的愛國詩魂 , 他的詩在起點上就與我們民族的多災多難的土地和 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聯系 ,愛國主義與愛民思想的 統一、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的緊密結合是艾青愛國主義思想體系中最突出的特點 ,這一特色使他一起 步就走上了與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張相聯系 的新愛國主義道路 ,也是他日后走向無產階級愛國 主義的原動力。

當然 ,艾青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也曾經過漫長的漂泊、“孤獨的戰斗”。童年失怙的精神 創傷 ,從小感染到的“農民的憂郁”,異國半流浪的生 活使他與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產生了共鳴 ,形成了他 早期“時代浪子”的漂泊情愫和傲然獨立的詩人觀 , 這使他早期詩作中“偶而現出了格調的飄忽”(胡風語),在尋找回到“精神的故鄉”———人民群眾的路途 上也顯得有所顧惜。但無疑 ,他是一個革命的、戰斗 的愛國詩人 ,在抗戰前的密云期 ,他“更英勇地投身 到革命生活中去 ,在時代的陰暗的底層與艱苦的斗 爭中從事創作”，同時 ,又是一個獨立不羈的行吟詩人 “悲哀的艾青”。

抗戰爆 發 后 , 艾 青 輾 轉 于 中 國 的 北 方 , 深 入 戰 地、深入災區。他貼緊大地的胸膛傾聽著土地受蹂 躪的痛苦 ,感受著激動于地心的熱氣 ,胸中回蕩著震 蕩大地的風雷。他從古老土地的震顫、強韌民族精神的奮發、人民不屈的意志與野性戰斗中汲取力量 , 激發起熱情與信念。“從小感染的‘農民憂郁’遂升華到新的時代高度 ,時代浪子的漂泊情愫也找到了堅實的歸宿。”艾青一躍而成為民族解放戰爭的歌手、時代的吹號者。他以高昂的愛國熱情為復活的土地、為被凌辱與被欺壓的人歌唱 ,為浴血奮戰的抗 敵將士歌唱 ,奔馳著向著太陽。同時 ,在抗日戰爭的 煉獄中 ,艾青拋卻了知識者那種悲涼、苦痛、孤獨、寂 寞和心靈疲乏 ,變得單純、堅實、頑強 ,真誠地表達了青年知識者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的決心。他的愛國 主義正長足地堅實地跨向新的高度。1941 年 ,艾青高擎《火把》來到延安。從此 ,他自 覺地把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匯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革命事業 , 把民族的解放與階級的解放結合 起 來。

他熱情地歌唱延安的革命 ,反映工農兵的生活 ,向遠 方的 沉 浸 在 苦 難 里 的 城 市 和 村 莊 送 去《黎 明 的 通 知》,聲援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歌頌蘇聯社會主義建 設和反侵略的勝利 ,實現了由革命民主主義愛國主 義向無產階級愛國主義的轉變。

艾青的愛國主義思想深深植根于現代民族生活 的土壤 ,發源于“五四”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 義思潮為它提供了不竭的活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精神給了它充足的日照。艾 青可謂得天獨厚 ,學生時代他就閱讀了一些愛國的、反帝反封建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 ,獲得了馬克 思主義階級斗爭的觀念 ,在民族意識覺醒的同時就 獲得了最初的階級意識。他先是反叛了自己出身的 階級 ,留法期間又反叛了資本主義的丑惡現實。他 的愛國主義思想一開始就達到了與革命民主主義相結合的時代水準 ,并逐步走上與人民大眾相結合、與 無產階級革命相結合的道路。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 烽火為艾青的愛國主義思想舉行了戰斗的洗禮 , 使 之成為最新最高的愛國主義 ,綻開了美麗的花蕾 ,結 出了豐碩的果實。

綜上所述 ,三詩人的愛國主義思想是隨著新民 主主義革命的深入進展而不斷進步的 ,有著鮮明的 階段性 ,各自反映了他們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面貌。現代愛國三詩人 ,由于他們事業發端的時代特 點和他們成長的社會環境、生活經歷不同 ,造就了他們不同的精神氣質和風格 ,這決定了他們表現自己 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的不同方式和特點。

郭沫若“一出手他已經就在‘五四’前后”,他“是 同新文化運動一道起來的 ,他的事業的發端是從‘五 四’運動中孕育出來的”。1 :447 “五四”時 ,郭沫若是一個剛剛覺醒的熱血青年。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他敏銳地感受到“太陽的熱和光”“五四”運動使他看到祖國新生的契機與希望。他說“時代的覺醒促進了我自己的覺醒 ,而同時也把我從苦悶中解放了。”他的郁積已久的愛國熱情和報效祖國的壯志化作了一種狂熱的磅礴的情感 “, 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都“找到了噴火口 ,也找到了噴火的方式”。像火山 爆發一樣傾瀉而出。就在這“差不多是狂了”的熾熱情感中《女神》誕生了。它吹響了“五四”時代激越雄壯的戰斗號角 ,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郭沫若說 他“始終是感覺著只有在最高潮時候的生命感是最夠味的” “五四”是他事業的開端和第一個高峰。《女神》便是他“最高潮時候的生命感”激蕩的產物。為什么郭沫若能夠在事業的發 端期便出手不凡、一鳴驚人呢 ? 這與他積郁已久的愛國激情的噴發分不開 ,也與他的氣質、性格和才情以及思想情感方式有關。蜀中雄麗的自然山水陶冶了郭沫若闊大 不羈的浪漫情懷 ,辛亥前后的社會動蕩培植了他的反抗精神和“一切徹底”易走極端的個性 ,中外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引發了他的英雄崇拜傾向。他感情 熱烈奔放 ,胸襟開闊恢弘 ,性格坦率豪邁 , 精神視野 十分開闊 ,思想敏銳 ,加之才華過人、精力四溢。這 種藝術氣質和個性與“五四”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驟 然相撞 ,便爆出了“海濤的音響 ,雷霆的聲音”,豪氣 如虹 ,偉絕一世。由“五四”青春期所激發出的理想主義、反抗精神、創造精神和郭沫若的創作個性的契合形成了他獨特的思想情感方式。這種獨特思想情 感方式一直貫穿了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整個歷史階 段 ,如同《女神》中的“火鳳凰”一樣 ,在中國革命的各 個歷史關頭 ,郭沫若總是“弄潮兒向濤頭立 ,手把紅旗旗不濕”,勇猛搏擊 ,呼嘯而前。他不僅是浪漫的 詩人 , 而且還以詩性的、感情外溢的心靈去創 作 小 說、散文、戲劇;他又是堅貞不渝的革命家、著名的學 者、文化新軍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他生氣勃勃、充滿活力 ,無論何時總是保持極大的革命熱忱 “, 有筆的時候提筆 ,有槍的時候提槍”,具有文藝復興時 期的巨人特征。

聞一多是“五四”落潮期以詩集《紅燭》而步入社 會的。《紅燭》反映了他“五四”開眼后的民族民主意識、青春的覺醒和對理想的憧憬 ,但與創作于同一時 期的郭沫若的《星空》一樣 ,也反映了在時代的躁動 郁悶下的苦悶與求索的矛盾心情 ,帶有濃厚的感傷 和迷惘。只是郭沫若很快告別了“低回的情趣”、“虛 無的幻美”,重振健翮 ,向黑暗現實搏擊;聞一多則徘徊歧路、步履蹣跚。“五四”前后的聞一多基本是一個剛沖出舊壘還背負著沉重的傳統包袱的舊民主主義愛國主義者。封建士大夫家庭清流拒俗、講風骨重氣節的家風養成了他清高、狷介、勁節、剛烈的性格;以忠烈后裔自居與自勵賦予他以天下為己任舍生取義的品格;正統的封建文化 的 教 育 也 給 他 套 上 了 無 形 的 精 神 桎 梏。對祖國文化的自豪感、對古國文明燦爛歷史的追往是他走向愛國的起點 ,同時又限制了他的視野 , 成了他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障 礙。生 于 楚 地 ,繼承了楚騷浪漫主義的流風遺韻 ,有羅曼蒂克的氣質、熱烈豐富的感情和奇麗弘偉的想像 ,然而儒家文化的教育及以“中和”為理想、以“含蓄”為正宗的 古典審美規范又折服了他 ,使他總是和于縱情與抑 情的沖突之中。這種種矛盾集于他一身 , 使他在很 長 一 段 時 期 內 “矛 盾!沖 突!”“一 誤 再 誤”。

在政治上 ,他愛國 ,但保守 ,有熱情 ,卻天真。在倫理 方面 ,他接受了個性解放、自由戀愛等現代觀念 , 但行為方式仍不脫傳統 “發乎情而止乎禮”, 所謂“浪漫‘性’我誠有的 ,浪漫‘力’卻不是我有的”。藝術上 ,性情熱烈豐富、想像狂放不羈 ,但卻總是刻意追 求冷靜、理性規范。生活上 ,他天性慷慨 ,爽直磊落 , 以意行事 ,不顧利害 ,但卻偏要學做“老成懂事”的風 度。這種充滿矛盾的思想情感方式體現了過渡時期 一般知識分子的思想矛盾 ,在很長時間內影響著聞一多的創作和學術。如他自己所說 “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 ,火燒得我痛 ,卻始終沒有能力(就 是 技 巧)炸 開 那 禁 錮 我 的 地 殼 , 放 出 光 和 熱 來。”5 :316 他把這種矛盾歸結為沒有技巧是不確的 , 究其實則是因為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炸開那禁錮的 地殼 ———階級立場的限制。不過 , 聞一多的憂國憂 民獻身救世的情操、忠貞不渝的愛國心常常沖破禁 錮的地殼奪路而出 ,發出耀眼的光和灼人的火。因 而 ,他在愛國路上的跋涉雖舉步維艱 , 卻也遒勁非凡。他雖然很長時間游離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航道 ,但卻以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而名世 ,比同時代的 另一些詩人帶有更鮮明的愛國色彩。

艾青熱情敏感、善于感受、耽于思索、性格內傾、思想深沉早熟。童年時代感染了“農民的憂郁”,異國流浪生活形成了他的“漂泊的情愫”, 鐵窗生涯煉 就了他 從 黑 暗 中 窺 見 光 明 的 眼 睛。在 生 活 的 煉 獄 里 ,他對現實生活有了深刻的認識 ,造就了他忠實于 生活的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 ,鑄造了他對光明和理 想強烈渴望和追求的人生信念。反抗黑暗和歌頌光明是他 詩 歌 的 兩 大 母 題。由 于 對 人 民 苦 難 感 同 身 受 ,對社會現實有深切了解 ,艾青的反抗在略帶憂郁 的音調中滲透著深沉的野性的戰斗激情 ,不浮泛 ,不空喊 ,而是逼視現實生活的冰層 ,揭示生活的真諦。同時 ,艾青對理想的呼喚、對光明的歌頌 , 也不是一味天真、熱烈 ,用“過于殷切的期望去裝扮黎明”, 而 是強調光明的來之不易 ,要靠犧牲和奮斗去換取 ,在 昂揚樂觀的音調中也流露出感懷、奮發與壯烈。

艾青的這種感受世界的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藝術氣質與中國革命的煉獄歷程 ,尤其是抗日戰爭的 持久性、艱苦性十分吻合。因而 , 在抗戰時期 , 艾青 才成為“那個時代的領唱歌手”。在民族革命戰爭的 血與火的洗禮下 ,艾青的這種思想情感方式也更頑 強、深沉和成熟 ,在運用新詩以傳達恢宏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時代精神方面 ,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艾青的 詩思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 ,艾青的情感充滿了思 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

概括地說 , 郭沫若的思想情感方式是愛國 ——— 革命創造型。其特征為 : 政治熱情高 , 思想敏銳 , 富于探索和創造精神 ,善于接受新思潮的影響 ,勇于站 在革命的風口浪尖上搏擊。其理想色彩濃厚 , 著眼 于民族新生的輝煌前景 ,熱切地呼喚和追求新的社 會 ,奮不顧身地尋求光明、創造光明。由此引發出一 種理想化的激昂 ,富有爆發力、感染力和號召力 , 具有理想光輝照耀下的激情性特點 ,帶著“五四”青春 期的樂觀、昂奮、光明、溫暖與銳氣英風。其愛國表 現是宏觀的、多方位的。我們可以把時代的弄潮兒、革命的急先鋒、英雄浪漫詩人、“五四”巨人等稱號加 之于郭沫若的名字之上。

聞 一 多 的 思 想 情 感 方 式 是 愛 國 ———文 化 建 設 型。其特征為 : 文化意識、文化色彩濃厚。在 20 世 紀東西文化大撞擊中 ,出于對民族文化精英的酷愛 和創造民族新文學的強烈愿望 ,著眼于弘揚民族歷 史文化 ,激發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 ,著重點在新詩的建設及文學遺產之整理。其愛國表現主要集中于文化文藝領域 ,有文化愛國主義之傾向。由于游離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航道 ,且缺少開闊的文 化選擇意識 ,故愛國境界略嫌狹窄、充滿矛盾 , 時而 熱切呼喚 ,苦苦追尋;時而披荒大叫 ,悲憤填膺;時而 行動飄忽 ,獨善其身 ,有如戴著鐐銬的跳舞 , 雖竭盡心力然力不從心 ,顯得悲壯莫名 ,具有文化精神籠罩 下的抑情性特點 ,表現了過渡時期深愛傳統文化的 知識分子特有的矛盾、迷惘、焦灼和深沉的郁憤。

艾青的思想情感方式是愛國 ———人民解放型。其特征為 :以愛民思想為核心的民族解放觀 ,愛民思想深厚、現實感強。其愛國是具體的 : 愛國就是愛人 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國;其目標明確 : 驅逐日寇 , 推翻 腐朽反動的專制制度 ,建設獨立、民主、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其行動切實 :以詩歌為武器投入民族革命戰爭 ,反對侵略 ,暴露黑暗 ,揭示苦難 , 號召戰斗 , 盡一 個民族詩人、時代號兵的天職。忠實于時代和人民 , 堅持詩歌的人民性、現實性和戰斗性。既著眼于民 族解放的輝煌前景 ,又正視民族靈魂再造的艱巨任 務 ,既謳歌民族的奮起、戰斗的豪情 ,又抒寫現實的苦難、戰爭的嚴峻 ,由此而交織出既悲憤、憂郁 ,又壯 麗、昂揚的情感旋律 ,具有基于生活的理想思考與熾 熱激情相結合的情智特點 ,顯示了在空前的民族災 難和空前的民族奮戰中我們民族的成熟。我們如果 用人民詩人、民族解放戰爭的歌手和時代的吹號者來稱之于艾青 ,他是完全可以當之無愧的。

第五篇：論郭沫若《女神》中的積極浪漫主義

論郭沫若《女神》中的積極浪漫主義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詩集，郭沫若就是憑借這本詩集震撼了整個詩壇乃至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的。

無論就思想內容還是從藝術質量上來說，《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詩集，不僅充分顯示了詩歌革命的實績，而且開創了一代詩風。

《女神》的基本內容，是對舊世界的深刻詛咒和對新世界的熱烈向往，是對祖國的無限熱愛與眷戀，對生我養我的地球于勞動人民真摯由衷的贊美謳歌，對古往今來一切革命者與先賢烈士的無比崇敬，是對自然，對科學，對近代文明，對“人”包括自我的熱烈贊頌。《女神》中詩歌的形式多為打破束縛、不拘一格的自由體，而其藝術風格則是狂飚突進、火山爆發式的革命浪漫主義。氣勢恢弘，格調雄渾、昂揚，不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強大的震撼力。

我們不妨把積極浪漫主義拆分為時代精神與浪漫主義的結合。一．時代精神

五四時期的郭沫若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有著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女神》的內容和形式與“五四精神”正相合拍。郭沫若感受到了在20世紀初，偉大的五四運動中，祖國的新生和中華民族的覺醒。

毫無疑問，詩人是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女神之再生》是象征著中國當時的戰爭的狀況，“共工象征南方，顓頊象征南方，想在這兩者之外，建設一個第三中國——美的中國，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戰爭”，發出了“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的熱情呼喚，并且堅信通過斗爭，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在《爐中煤》中，詩人把擁有一顆火熱愛國心的自己，比成爐中燒黑了的爐中煤，深愛著“年輕的女郎”——祖國。這種愛國的熱情在《鳳凰涅磐》中也有集中體現。它宣告著在五四開辟的新時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華民族（鳳凰）正經歷著偉大的涅磐，終將在“死灰中復生”。詩中“鳳歌”“凰歌”以低昂悲壯的葬歌結束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鳳凰更生歌”以熱誠和諧的歡唱預示著“光明”“新鮮”“華美”“芬芳”的新時期的到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郭沫若通過《女神》喊出了當時時代變革的最強音。

《天狗》寫于郭沫若新詩創作的爆發期，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那時，正是他情感最炙熱的時候。這首詩的藝術風格是強悍，狂暴，緊張的。一開始詩人便自稱是“天狗”，可以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則是自我表現所帶來的自豪感。《天狗》是詩人在五四精神下對自我個性解放的贊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價值得到肯定，人的尊嚴得到尊重，人的創造力得到承認。

《女神》在表現自由的同時也表現出了十分的反抗精神，比如《匪徒頌》中異常激進地把一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宗教革命，學說革命，文藝革命，教育革命中有杰出貢獻的進步人士稱為匪徒來贊美，正體現了這種激進的反抗精神。

詩人極力推崇的創造精神，也是五四時期鮮明的時代精神。“創造喲！創造喲！努力創造喲！人們創造力的權威，可于神祇比伍！不信請看我，看我這雄偉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陽，也在向我低頭呀！”這里，人的創造力被詩人無限地夸大贊美。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中“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不斷地毀壞！不斷地創造！不斷地努力喲！”“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品喲！”這里，一句句的力量，全都是徹底的，不妥協的，戰斗的，雄強的民族精神。

二．浪漫主義

盡管郭沫若當時在理論上沒有提倡浪漫主義，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現”和表現主義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現主義和浪漫主義又有某些共同之處。因此，《女神》就成為一部藝術個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義詩集。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現出的獨特的浪漫主義有以下一些特征。1．表現自我。《鳳凰涅磐》中的“鳳歌”“凰歌”實際上都是詩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個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壞者”，歌頌了對舊社會，舊傳統的破壞和革新、創造精神。特別是在《天狗》中，詩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總量”！這個“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現”，不僅是郭沫若對詩的基本觀點，也是他“五四”時期文藝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現”這一文藝思想的體現。《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我是個偶像崇拜者》、《太陽禮贊》等，都是張揚自我，謳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體相結合的典范之作。與同一時期的詩人們相比較，就張揚個性、表現自我這一點來說，無論是誰都不能與郭沫若相匹敵的。

2．歌頌自然。詩人把整個大自然都作為自己的抒寫對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風云雷雨，草木飛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體。在《地球，我的母親》中，他把地球說成是自己的母親，表達了對地球無限的敬愛，并且他還說“我羨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農人！他們是全人類的保姆，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我羨慕你的寵子，炭坑里的工人！他們是全人類的普羅美修士，你是時常地懷抱著他們”。多么淳樸的對地球之愛、對勞動人民之愛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類文明建設，一口氣問了28個“晨安”，表達了詩人熱愛自然，熱愛地球，熱愛世界的豐富情感，顯示了其無比偉大的氣概。自然和人類物質文明本來是對立的，但是詩人卻以自己強烈的主觀精神把它們統一了起來。

3．形式自由。這是一方面的觀點，認為郭詩的形式倡導絕對自由。詩篇長短不一。如《蟬鳴》只有三行，而《鳳凰涅磐》則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樣，節奏鮮明，在白話文中夾雜不少外語。這些都表明詩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縛，只要求最大限度抒發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觀點是，每首詩的節數，詩節的行數，每一詩行的字數都不固定，壓韻沒有統一的規律，但在每一首詩中，卻要求格律的某種統一。詩的形式確實做到了極端的自由，但是詩中多次出現的排比與復沓，以及每節不規則壓韻，又形成了相對的和諧。總之，對于《女神》中詩歌形式自由這一點，論誰都是沒有疑義的。

三．積極浪漫主義

郭沫若作品《女神》中突出的時代精神和浪漫主義，可以歸納為積極浪漫主義或者說是革命浪漫主義。

郭沫若是創造社的代表，被公認是創作社的領袖人物，不僅創造力旺盛，作品眾多，而且率先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口號。他曾寫過《革命與文學》一文中就說：“文學是革命的先驅，在革命的時代必然有一個文學上的黃金時代。文學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兩立的。”浪漫主義思潮便是以郭沫若和創造社為代表的，前期創作社旗幟鮮明地提倡浪漫主義。他們浪漫主義文藝思想的核心，是對于感情的強調。他們認為，感情是文學的本質。郭沫若說：“文藝本是苦悶的象征，無論表現個人也好，描寫社會也好，替全人類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總要在苦悶的重圍中由靈魂深處流瀉出來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讀者的魂魄。文學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現，是我們人性中一點靈明的清髓所吐放的光輝。”他又在《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一文中說道：有人說：“一切藝術是完全無用的。”這話我也不承認。我承認一切藝術，雖然貌似無用，然而大有用焉，它是喚醒社會的警鐘，它是招返迷羊的省箓，它是澄清河濁的阿膠，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說不盡，說不盡。

郭沫若還指明了浪漫主義的一個根本內容：自我表現。這也就是《女神》這部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他是這樣解釋他的積極浪漫主義理論的。“20世紀是理想主義復活的時候，我們受現實的苦痛太深了。現實的一切我們不唯不能全盤肯定，我們要準依我們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進我們全人類的幸福。半冷不熱，不著我相，只徒看病不開方的自然主義已經老早過去了。”這里把“理想主義”和“自然主義”相對立，顯然這“理想主義”指的是浪漫主義。在他的《自然與藝術——對于表現派的共感》一文中他就說道：“藝術家不應該做自然的孫子，也不應該做自然的兒子，是應該做自然的老子！”他反對自然主義的“只徒看病不開方”，正是提倡浪漫主義要向人們預示未來的走向，也即從作家“最高的理想”出發，從“增進我們全人類的幸福”出發，去“再造”現實。至于“否定”現實，那當然是指反抗現實的一切壓迫與束縛。反抗精神和理想主義，向來是積極浪漫主義的必具內容。這樣，在郭沫若的舉起的積極浪漫主義旗幟上，我們看到了“自我表現，反抗黑暗，追求理想”十二個大字。

郭沫若是一個偏于主觀而又外向的抒情詩人，熱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豐富而又奇特，對外在事物（無論是社會還是自然）的感受特別強烈，且易受刺激與撥動。他自己就在《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一文中說道：“我是一個偏于主觀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說，我自己也承認。我覺得我的想象力實在比我的觀察力強。我自幼便嗜號文學，所以我便借文學來以鳴我的存在，在文學之中更借了詩歌這支蘆苗。我又是一個沖動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說，我自己也承認。我回顧了我所走過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沖動在那里奔馳；我便作起詩來，也任我一己的沖動在那里跳躍。我在一有沖動的時候，就好像一匹奔馬，我在沖動窒息了的時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這樣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色彩濃烈、音調鏗鏘有力的詩的語言，將“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詮釋，同時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了詩人自身的藝術個性。

桑逢康在《郭沫若精選集》的序《新文學的一面旗幟》中就這樣評論到：

他是涅磐的鳳凰，他是飛奔狂叫燃燒的天狗，他是破壞一切偶像的偶像崇拜者。他是爐中的煤胸中的心燈。

他的血和海浪同潮，他的心和日火同燒。地球是他的母親，勞者是他的爹他的恩人。

他要創造個新鮮的太陽，他全身心要化為光明流去。

他創造尊嚴的山岳、宏偉的海洋，創造日月星辰，馳騁風云雷雨。他努力地詛咒著舊世界，熱烈地向往著新世界。他歌頌真正的“匪徒”，贊頌勝利的死。鞭笞游閑的尸和淫囂的肉。

他的詩魂在地球邊上放號，在梅花樹下醉歌，在筆立山頭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電火光中，在演奏會上。

總而言之，他效法造化底精神，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自己。

這樣的詩作無疑會受到人們的歡迎，這樣的詩人無疑會受到人們的稱贊。聞一多先生在他的《女神之時代精神》中曾這樣評價道：“《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它的價值也在于，它為新詩的發展提供了藝術表現的多種可能性。而《女神》中體現的積極浪漫主義，也確實為以后的新詩發展乃至文學發展提供更多選擇的道路。

外漢1班 趙淼淼 10082710126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