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析端午節的文化價值和意義

探析端午節的文化價值和意義

每年的五月初五是我國傳統節日之一，即端午節，它具有很多其它的稱呼，比如端陽節、女兒節、五月節等，它是一種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節日，所以是我國勞動人們智慧的結晶。我國于2008年將其設定為法定節假日，充分體現了我國對其的重視。

一、端午節概述

（一）端午節的來源

目前關于端午節的來源，說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紀念我國愛國詩人屈原，這是目前比較受大家認可的一種來源。相傳楚國愛國詩人屈原因受奸人陷害，最終于五月五日投江自盡，人們為了紀念這一愛國詩人，將五月五日定為端午節。第二，紀念吳國的一名忠臣伍子胥。在春秋時期，伍子胥是吳國的官員，當時他識破越王勾踐的陰謀，向吳王夫差諫言，但是當時吳國的太宰伯噽陷害伍子胥，夫差聽信讒言賜死了伍子胥，最后將其尸體在五月五日這天投入大江。因此，人們就用端午節來紀念伍子胥。

另外，關于端午節的歷史淵源還有夏至說、惡日說、曹娥說、勾踐說等多種說法，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但是，就現代人對端午節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屬紀念愛國詩人屈原這一說法最深入人心。

（二）端午節的民俗民風

端午節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形成了我國特有的民俗民風。比如佩飾民俗中的戴艾虎、系彩絲、系長命鎖、佩香包；飲食習俗中的喝黃酒和蒲酒、吃粽子、吃咸鴨蛋；衛生習俗中的懸掛白艾、掛菖蒲、沐蘭湯；競技習俗中的賽龍舟、劃旱船、斗百草、跳鐘馗、賽詩會；祈禱習俗中的畫額頭、躲端午、端午雨等。這些不同的習俗都在不同的地區傳承著，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二、端午節的文化價值

端午節這一傳統節日距今產差不多有兩千多年，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豐富的民族精神

端午節的文化價值之一就是蘊含著豐富的民族精神，一般表現為愛國主義精神。雖然關于端午節的歷史淵源眾說紛紜，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比較認可屈原說。屈原是我國的愛國詩人，那么端午節自然就蘊含著我國人民對愛國主義思想的推崇，充分反映出了我國人民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和人生觀。就目前情況來看，端午節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它與我國的各民族已經緊緊融合在一起，在傳承端午節這一重要傳統節日時，其實也是我國人民對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與此同時，它也體現了我國人民對民族文化的推廣。

（二）豐富的文化價值

隨著端午節在中華兒女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端午節文化中，反映出中華兒女對文化的認知。比如人們在賽龍舟比賽中的團結統一，頑強拼搏的積極態度，這是中華兒女文化價值的體現。此外，端午節還體現出人們對生活的熱愛和美好祝愿，進一步說明了社會的進步。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與西方國家的聯系日益密切，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起來，外國的各種新思潮沖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作為中華兒女，我們一定要擺正思想，不崇洋媚外，看到世界各國都開始學習中國文化的潮流，堅持本土文化的傳承，認真對待我國傳統節日，充分尊重我國傳統文化，堅持將我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三、端午節的文化意義

端午節這一傳統節日背后其實還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人與自然的和諧

端午節這一傳統節日體現了我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一方面來講，人們充分尊重自然規律，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人們提倡科學，但是依然是按照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道路大步前進。人們在每年五月初五這一天過端午節時，經常都會回顧愛國詩人屈原的這一段歷史，告訴人們中國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文化。此外，人們通過節日的形式，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將自己的喜怒哀樂等多種情感充分表達出來，促進人們的身心健康。

（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端午節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形成了一種端午節文化，人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文化，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良好溝通。比如在端午節這一天，通過舉辦各種各樣的文化節目，進一步加強了人們之間的聯系。此外，在端午節的良好氣氛下，人們可以互相拜訪，或是家庭團聚在一起，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尊老愛幼，形成了一種和諧的社會風氣。人們在和諧的社會大家庭中快樂生活，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強，使我國社會朝著和諧穩定的方向發展。

（三）體現人對理想的追求

在端午節到來之際，人們都會開展多種多樣的活動項目，比如大家比較熟悉的賽龍舟、吃粽子等，這些都體現了人們對理想的美好追求，希望能夠生活幸福美滿，這也是人們對道德理念的弘揚。因此，在新的時期，我們一定要深度挖掘對端午節這一傳統節日背后的文化意義，充分利用這一文化資源，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動和諧社會的良好發展，端午節這在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結束語

綜上所述，端午節作為我國傳統節日之一，自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充分尊重和繼承這一傳統節日，這也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因此，繼承和發揚端午節，可以將各族人民團結起來，讓人們形成良好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在需求，同時也是我國繁榮昌盛的重要保障。

第二篇：中國姓氏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姓氏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一、文化價值及意義

從基因學、遺傳學的角度認同同為炎黃子孫的血脈相連。通過尋根問祖，既是為祀祖尊宗，求得祖先佑護，也是明白我們自身，傳承祖德、光宗耀祖。我們與祖先血脈相連，祖先曾經的苦難與輝煌，一定會通過血脈，流傳到我們現在。

二、歷史價值及意義

作為姓氏文化中的家譜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文獻，是記載同宗同祖的血緣集團，世系人物和事跡等方面情況的歷史圖譜，它與方志、正史構成了中華民族歷史大廈的三大支柱，是我國珍貴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部辦公廳[2001]29號文件）。

三、現實價值及意義

傳承華夏文明，推動國學發展，加強對子孫后代的教育，緩解各種社會矛盾，穩定社會，和諧社會。

千百年來，中華文化并沒有因為戰爭而消失，大多都是通過姓氏家族得以保存，有姓氏而家庭，有家庭而家族，有家族而形成家族文化與家族精神。一姓有一姓之個性，一家族有一家族之傳統，基因所在，教育所養。姓氏文化乃是中國民俗傳統文化之縮影，在姓氏文化里，我們可以讀到政治、經濟、教育、道德，又可以讀到祖先之生存狀態、處世哲理、價值觀念，還可以讀到本族吾民之生滅盛衰、悲歡離合，可以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從中受到教育和啟發。通過姓氏文化和敬宗尊祖教育，繼承祖先忠貞愛國、為國家為民族的英勇獻身精神，弘揚中華民族崇拜祖宗和孝道為第一人品思想，維護和發展姓氏文化。

四、經濟價值及意義

尋根問祖的姓氏文化有利于增進同姓氏之間的血緣親情，相互扶持，守望互助，撫貧濟困，發展經濟；有利于發展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同胞親情，熱愛祖國、熱愛家鄉，投資家鄉，發展地方經濟；有利于促進個人、家族、企業、民族的經濟發展。

為什么要復興中國傳統文化

一、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簡稱國學）是屬于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它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它是中華幾千年可以用文字記載的歷史過程；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中逐漸形成的以文學、哲學、詩詞等題材為代表的關于思想、心理、教育、天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學、醫學、美學、社會學、管理學、軍事學、公共關系學、人際交往學等方面的文化知識。

它們包括了以姓氏文化為代表的民間習俗、以唐詩宋詞為代表的詩詞歌賦、以古典名著為代表的文學小說……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百家姓》、《唐詩三百首》、《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游記》、《孝經》、《禮記》、《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論語》、《道德經》、《黃帝內經》、《孫子兵法》、《老子》、《孔子》、《列子》、《孟子》、《荀子》、《墨子》、《呂氏春秋》、《史記》、《四庫全書》、《周易》、《厚黑學》、《易筋經》、《離騷》、《詩經》、《尚書》、《左氏春秋》等，是我們養成良好道德品質、孝敬父母，安身立命、成家立業、為人處事的基礎。

我們每一個人總是活存于歷史長河中，昨天的你就是今天的你的歷史，今天的你也即將成為明天的你的歷史。所以，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背叛歷史，徹底的無視自己的過去。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一部我們自己的歷史，就是一部父輩和祖先們歷經苦難及輝煌的歷史。

因此，無論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還是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都沒有最完美、最好的！也沒有一種文明是超然于世的，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的獨到之處和令人尊敬的地方！區別的不是文明本身，而是一個人在文明中是否能夠找到屬于自己的寧靜的內心世界！

二、文化斷層，時代奮進的悲歌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就飽受了東、西方列強的蹂躪。諸多不平等的條約、殘酷的戰爭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了無盡的屈辱和災難，使廣大勞動人民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也使社會的各階層對腐敗的滿清政府徹底絕望。從當時稱之為民族精英的人們來看，大多數都是海外留學生出身（其中以孫中山為代表），當時日本明治維新作為以西學為代表的變法成功地刺激著一衣帶水的中華大地，使這些中國的民族精英們對西學推崇倍至。更有甚者提出揚棄傳統，全盤西化。尤其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中國開始了漫長的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充分學習和引用西方文化的邯鄲學步之路。

其實，一個民族（國家）的思想文化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產生，并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它既有著隨社會進步（也包括了外來文化）發生變化的一面，又有超越歷史時空相對穩定不變的一面。任何國家、地區的實際情況都不是一樣的，變與不變都不是由其自身決定，而是由產生它，需要它的那塊土地和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來決定的。

客觀的說，共和國建立以后的十年間，中國政府和人民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可惜，從57、58年反右、大躍進開始，乃至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中華民族進行一場可怕的逆向淘汰。封閉的中華大地陷入瘋狂的自我摧殘之中，大量的知識分子（另人心寒的是這個里面有許多是拋棄了國外優裕物質生活想方設法回到祖國參與新中國建設的海外華僑和留學生）、民主人士（這個里面有許多是黨做了大量工作留下來參與建設新中國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開明的民族資本家及企業家）、敢于堅持真理的中基層黨員和國家高級領導人（包括政界、軍界和企業界）受到批判、排斥與否定，被打倒，被剝奪基本的權利，甚至奪取生命！學校和工廠處于半停課、半停產狀態，經濟倒退、社會混亂、百姓困苦，官員流失導致政府職能得不到發揮，大量的軍隊干部受到牽連導致軍隊紊亂，最可怕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及有識之士的信仰危機（本段引自都梁的小說《亮劍》一書）。

文化大革命，砸爛了一切道德、法制，父母、子弟互相斗爭，毀滅了一切科學、知識和經濟，敗壞中國傳統的倫理，導致的是社會道德的徹底淪喪，導致的是一個時代文化的斷層，導致的是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淪落，導致的是整個社會及有識之士的信仰危機。只有“以禮待人，以理服人”，才能凈化一個社會的風氣，一個教育、知識系統的師表，決定了一個文明可能的未來。既沒有受過傳統教育，又沒有受過西方教育，如果不徹底反省文革的遺毒，所謂的造反、毀壞、謾罵、放縱、權欲、混亂的言論、思維、行為是一種“文革遺風”，根本就不知道批判、毀滅的是什么東西。如果不明白一種體系、一個概念的含義，卻論斷、處決那個“詞語”，那么，帶來的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危機。（本段主要引自中華儒商總商會商會文化之世界之仁政與儒商）

1976這一年間，在內憂外患中，我們偉大的共和國先后失去三位卓越的領導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也由此引發了“四人幫”的徹底垮臺。從此，中華民族開始走向新生。當黨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執政以后，撥亂反正、包產到戶、發展經濟等舉措使共和國開始逐漸恢復元氣。特別是1981年黨的十一界三中全會以后，國家經濟建設得到飛速發展，農業、工業、軍事等方面的科學技術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告別了物質匱乏時期，進入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發展的良性發展軌道。

在改革開發以后的相當一段時期，大量的西方先進科學知識和經濟管理知識傳入中國，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一些低級的觀念和思想也隨之而來，現代人的道德品質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個時候我們發現，很多人迷失了自我，西方文化終究還是顯現出水土不服的另一面。

在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傳統文化的傳承斷代，西方文化的水土不服，社會產生了最大的危機：現代人自我迷失，普遍沒有歸屬感，沒有人生目標，沒有信仰！只是單純的崇拜西方的物質生活方式和環境。尤其是以80后為代表的年輕人更是表現突出，生存的哲學就是吃好的、耍好的、用好的、穿好的！據統計，截至2005年，我國共有裸官（這種被稱為裸官的官員早就以留學、投資等方式把子女和家人送出國）118萬人，同樣是截至這一年，共有4000名裸官外逃，共帶走了500億美元。更有2009年的有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每年大約有930億美元的資金被有錢階層通過各種方式轉移到海外，給本來就脆弱的民族經濟帶來巨大的破壞力。

而今，尤其是黨的第四代領導人執政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就明確了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和諧社會，和諧發展的大政方針。2008年以后，我們國家更是把“清明和端午”兩個民族傳統節日定為國家法定休假日，自此，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的研究和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

誠然，站在歷史的高度我們都有權利以是非功過去評價那些創造歷史的偉人，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事實，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國富民強！但與之相對應的社會畢竟是有局限性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數千年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思想都一直處于封閉和半封閉的狀態。縱觀中國歷史，數千年來，廣大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悲慘的！在風調雨順的年景，在統治階級和地主豪紳的壓迫下，老百姓只能勉強混個溫飽（以雜糧為主，很少肉食）；要是遇上天災人禍，百姓們只得吃糠咽菜（野菜），甚至買兒買女才能苛活。如果是戰亂或者朝代更替，就會有人殺人、人吃人的慘狀普遍出現，中國歷代尤其是改朝換代，人口損失均達65%以上（附資料于后）。歷史上所謂的康乾盛世只不過是個苦澀的笑話而已！

事實上，中華大地上就從來沒出現超過5億的人口。而今，我們的華夏大地卻生活著超過14億的人口，物質生活水平大家有目共睹。汶川地震、以云南為主的西部干旱、玉樹地震和各地區經常性的洪、澇災害，我們的政府是如何做的，這些已經過去不久的事實充分的證明了我們的政府是好還是壞。

三、以“至圣先師”孔子為榜樣

2500年前，為打破世家大族對知識文化的壟斷，以孔子為代表的 “社會精英”們開始開館收徒，把知識與文字傳授給平民百姓。

讓我們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一根竹子經過三十余道工序，分隔成一片片簡牘；為了讓簡牘文字能夠長久流傳，每片簡牘打磨得非常光滑堅硬；還需要在竹簡中打孔，以便讓竹簡串連成篇；每片竹簡上最多寫十二個字（一打，指一個竹簡的一次打孔），最少寫五個字，竹片堅硬，每片竹片上刻完字，需要一個壯漢工作半天；其中有一筆刻錯，竹片就需要廢棄或者重新打磨。

想想看，一部十萬字的著作需要砍盡一個山的竹子制作竹簡。想想看，知識與文字是多么地昂貴與奢侈，也惟有富裕的世家大族才能專享。然而，惟有“至圣先師”他不愿把知識與文字作為自己的特權，他打破了知識的壁壘，把文明的火種傳播給黎民，每當想到此情此景，忍不住讓我們涕淚交加，五體投地。“千古第一師”的名號，惟我“至圣先師”配享，他是天下讀書人的第一師長，只要你識字，圣人即汝師。

二千五百多年過去了，我們會常常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圣人傳播文化的本意是什么？難道他打破枷鎖，將知識傳授予平民百姓，是為了若干年后自己成為文明與進步的禁錮與障礙嗎？

知識與文化的本質就是沖破一切禁錮，追求真理的本質，將知識傳播給大眾，將事實的真相告訴給每家每戶的黎民百姓。“至圣先師”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豐碑，為我們奠定了文明的基石，他絕不會要求我們后人把他當作不可逾越的障礙，當作新的文化壁壘，當作新的枷鎖，這決不是“至圣先師”傳播知識的本意。

二千五百多年過去了，時光流逝，當時的生產環境和生活狀況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至圣先師”所說的理論，時過境遷，不見得百分之百正確。我想，我們否定、革新、更正“至圣先師”的部分理論，絕不是對“至圣先師”人格的否定。相反這種行為正是體現了真知的行為：打破一切可鎖，追求知識的進步、真理的本相，這正是?至圣先師?教導我們的。

如今，一部十余萬字的書，印刷機開動數小時，就可以印出上千冊，這是個知識快速普及的時代，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新的圣人。我們后人緬懷“至圣先師”的偉業，我們的職責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透過黑沉沉的夜色，眺望前方。“至圣先師”為我們奠定了文明的第一塊基石，我們后人的責任是：踏過第一塊基石，在此基礎上添磚加瓦，一節節，一層層，建立我們文明的巍峨大廈，我們享受圣人普及知識的光輝，為這個文明添磚加瓦是我們無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雖然中華傳統文化淪落了，但這是一個有別于數千年歷史的時代——--“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國中央政府已經明確了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和諧社會，和諧發展的大政方針。因此，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推廣無不和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息息相關，對于眾多的知識分子和國學專家而言，知識不應該只是供奉在書齋里，也不應該只是在固定的文化圈里探討、傳播，甚至孤芳自賞，自得其樂。而是充分學習和領悟“至圣先師”孔子的精神，把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理解，把我們的傳統文化知識傳授給廣大的普通黎民百姓、青年及學生。

第三篇：“文化惠民”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文化惠民”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趙江濱

（寧波大學教授 《寧波發展藍皮書》特約撰稿人）

黨的十七大以后，“文化惠民”的提法和做法迅速成為社會的共識，也成為新的歷史時期各地發展和繁榮文化的一個新的舉措。應該說，文化建設是為人的，人既是文化建設的主體，也是文化建設的對象，然而這個常識性的問題卻在我們以往的文化建設中缺失已久，所以“文化惠民”這個生動而樸實的口號一經提出，人們就在驀然之間感受到一股久違的如沐春風的感覺——文化建設終于不再僅僅是外在于百姓的社會宏大工程，社會大眾自己的精神生活真真切切成為文化建設需要首先予以關注的重要內容。

“文化惠民”是中國當代文化建設進程中的一個進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以人為本的民生思想在文化建設上的具體體現，因為“以人為本”文化理念的根本著眼點在人，只有文化才能賦予人的活動以價值和意義，也只有人本身才是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的最終目的。因此，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不斷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導人們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義，使人得到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則表明我們黨在半個多世紀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文化建設探索中文化理念發生了重要轉變，文化建設從此前片面強調抽象而宏觀的“引領提升”層面進入到具體而微觀的“針對滿足”層面，文化建設比以往更加人性化，更具親和力，也更具針對性和建設性。“文化惠民”真正使發展與繁榮文化的主體，同時成為發展與繁榮文化的受惠對象。

深究“文化惠民”的理論蘊含和回顧我國當代的文化建設實踐，我認為，“文化惠民”在三個方面體現了鮮明的理論價值和深刻的實踐意義。

首先，“文化惠民”的提出深化了人們對文化建設實質內容的認識，即對人和文化建設（文化活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從本質上講，文化涉及人的最本質屬性，因為只有在文化的范疇內，人的本質才能獲得最充分的說明。德國著名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指出：“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與眾不同的標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學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勞作（work）。正是這種勞作，正是這種人類活動的體系，規定和劃定了‘人性’的圓周。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歷史，都是這個圓的組成部分和各個扇面。因此。一種‘人的哲學’一定是這樣一種哲學：它能使我們洞見這些人類活動各自的基本結構，同時又能使我們把這些活動理解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歸根到底，人的一切活動都是“文化的活動”，并且人在這種活動中也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化的人”。所以文化是屬于人的，只有人擁有文化，文化反過來又哺育造就了人。在這個意

義上講，文化就是“人化”，文化賦予人的存在以特殊的價值，就如莎士比亞所說的，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在中國文化背景中，“文化”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易傳》中的“人文化成”一語，西漢劉向在《說苑》中說：“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因此，“文化”在古漢語中一般泛指人的所有精神文化現象，尤其指人的倫理教化現象。因此，不論在中國還在西方，“文化”都指向人的特有的精神活動領域。或者也可以說，無文化無以成為“人”。

文化對人具有本質的屬性，正因為憑藉“文化”人才提升了他與自然界的界限。人既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者，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就必須要充分認識文化發展對人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在一定程度上，人對文化的依賴是其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貴稟性使然，擁有文化是人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前提條件。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中指出：“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漠視人的文化建設無疑是片面的。文化惠民在中國當代文化建設進程中的被提上議事日程，是對文化建設“人”的主題的回歸，它必將會促進中國文化建設走向自覺和深入。

其次，“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們黨建國后數十年文化建設實踐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刻轉變。文化建設在建國以后的社會實踐中屢經曲折，我們黨對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幾經更迭和多方調整。文化建設盡管在國家宏觀發展框架內一直予以強調，但由于對發展文化的客觀規律未能準確把握，于是對發展文化的具體路徑在很長的時間里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文化建設的主體——民眾，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長期處于被忽視狀態。這是一個重要的缺失。回顧建國后我國文化建設的基本歷程，即可認識“文化惠民”被提上文化發展的議事日程，實屬來之不易。

新中國建立到1978年的三十年間，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基本呈現泛意識形態特征，文化建設基本被納入意識形態建設的軌道，幾乎所有的文化建設都圍繞當時的中心政治任務而展開，文化其實處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如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談到文化教育政策時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這表現了建國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里，我們的文化建設往往被意識形態建設所取代，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因人為的政治斗爭的頻繁開展而處于事實的懸置狀態。建國以后為數眾多的政治運動都往往假文化的名義而展開。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真正

成了被“革命”的對象，國家的文化建設不但處于停頓狀態，而且遭受了重創。文革結束以后，中國的文化建設才開始了重新起步，1979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致詞中說：“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黨對新時期文化建設任務的闡述，此后文化建設出現了復蘇和初步繁榮。

1997年10月我國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2月第9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了該公約。2003年6月，中國政府首次向聯合國提交了此公約的履約報告。在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文化權利的概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闡述，基本內容為“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對其本人的任何科學、文學和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精神和物質上的權利，享受被保護之權力。”簽署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意味著我國的文化建設理念發生了深刻變化，將文化權同生存權、發展權一樣視作是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之一，“文化惠民”的思想已不言而喻包含其中。此后我國文化發展的方針政策基本都滲透著這一基本理念。2006年《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發布，在文化發展的方針原則中指出：“堅持以人為本，保障和實現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文化發展成果。” 十七大報告在闡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時，提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命題。自此，“文化惠民”成為我國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與此同時，保障人民文化權益，建設惠及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也是科學發展觀在文化建設中的具體體現。因為文化建設服務人民惠及百姓，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要求。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群眾是文化建設的主人，文化發展的成果也理應由人民群眾共享。因此，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斷促進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思想動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后對文化建設的客觀要求。它反映了我們國家的經濟在持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獲得了長足的提高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由“量”的滿足向“質”的方面提高，相應的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了明顯的、大幅的和多元化的訴求，這是一個社會文化建設中不得不予以重視的現象。雖然建國后發展和繁榮文化一直是黨和國家的強烈愿望，但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于受到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加之發展繁榮文化的方針政策的偏頗失當，我國的文化建設始終步履蹣跚，不盡

如人意，而且在文化體制上也左右掣肘。計劃經濟體制下作為公共部門整體建立起來的文化事業單位，實際上是在物質資源極度稀缺條件下滿足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的特定方式。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實行的發展文化事業單位的“雙軌制”——一軌為國家扶持的文化事業單位，另一軌為多種所有制的文化事業單位，這實際上是在經濟體制轉型、公共財政尚未建立起來的特定條件下，發展文化事業的迫不得已的過渡性政策選擇，“雙軌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強化了文化建設的市場意識，但淡化了文化建設的社會公益職責。而從上世紀90年代末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成型，物質生產超越短缺階段，公共財政基本建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基本條件已經完全具備。

同時，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百姓的物質生活獲得了顯著提高，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斷高漲。經濟學范疇的恩格爾系數在宏觀的社會層面揭示了這樣一條規律：當一個地區人均收入較低時，恩格爾系數較大，也就是人們基本的物質生活支出（食物支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較大；而一旦人均收入達到或超過3000美元時，恩格爾系數就會顯著降低，這時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等項支出將大大超過基本的物質生活支出。因此，人的需求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隨著自身條件的改善而逐步變化的過程，即如魯迅所說：一生存，二溫飽，三發展。1978年，中國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67.7%，城市家庭為57.5%，而到了2003年，這一比例已降至45.6%和37.1%。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更快的寧波來說，2007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433.08億元，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7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0051元。也就是說，寧波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事實上已經超過3000美元，而恩格爾系數據分析也基本處于35%左右，相對富裕起來的民眾已經擺脫了溫飽的困擾，越來越注重生活的質量和品位，因此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越來越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政府加大文化精品生產和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通過政策和市場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社會各種力量和各種資源，來促進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和公民文化權利的實現。可以說，“文化惠民”的舉措實際上是對民眾文化需求的適時的積極的回應。

當然，“文化惠民”在大力推動文化發展和繁榮的同時，也反映了現階段我國社會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一般來說，文化建設要進入大發展大繁榮階段有賴三個條件的實現：一是經濟的發展為民生的文化消費提供了基本的物質保障，二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有了充分的閑暇，三是社會提供的文化產品極大的豐富。具備了前兩個條件，群眾的文化需求就日益高漲，發展文化的社會基礎就非常堅實。應該說，前兩個條件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狀態中初步具備，而第三個條件或者因為文化產品的相對匱乏、或者因為文化產品的消費成本過高、或者因為公共文

化服務體系的不完善，事實上未能充分具備，這就使得作為文化建設主體和對象的民眾無法充分享有文化的基本權利，因此，盡管其“文化惠民”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也確實促進了階段性的我國的文化發展和繁榮，但卻不應該成為文化建設的長期做法。因為只要“文化惠民”的做法存在，就說明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尚未完善，未能有效覆蓋社會的各個角落和不同的社會人群，這使得民眾的正常的應該享有的文化基本權利在客觀上無法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實現。要想真正在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不斷拓寬服務覆蓋面，創新服務形式，豐富社會的文化產品，以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多層次、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讓全體民眾共享文化發展成果。

第四篇：端午節的意義

農歷五月初五為端午節，又稱端陽節、午日節、五月節、艾節、端

五、重午、午日、夏節。雖然名稱不同，但各地人民過節的習俗是相同的。端午節是我國二千多年的舊習俗，每到這一天，家家戶戶都懸鐘馗像，掛艾葉菖蒲，賽龍舟，吃粽子，飲雄黃酒，游百病，佩香囊，備牲醴。

端午節的第一個意義就是紀念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詩人屈原。屈原，名平，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人，生于楚威王五年夏歷正月初七，或謂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卒于楚襄王九年。

端午節的第二個意義是伍子胥的忌辰。伍子胥名員，楚國人，父兄均為楚王所殺，后來子胥棄暗投明，奔向吳國，助吳伐楚，五戰而入楚都郢城。當時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報殺父兄之仇。吳王闔廬死后，其子夫差繼位，吳軍士氣高昂，百戰百勝，越國大敗，越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建議，應徹底消滅越國，夫差不聽，吳國大宰，受越國賄賂，讒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賜子胥寶劍，子胥以此死。子胥本為忠良，視死如歸，在死前對鄰舍人說：“我死后，將我眼睛挖出懸掛在吳京之東門上，以看越國軍隊入城滅吳。”便自刎而死，夫差聞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體裝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傳端午節亦為紀念伍子胥之日。

端午節第三個意義是為紀念東漢孝女曹娥救父投江而死。曹娥是東漢上虞人，父親溺于江中，數日不見尸體，當時孝女曹娥年僅十四歲，晝夜沿江號哭。過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傳為神話，繼而相傳至縣府知事，令度尚為之立碑，讓他的弟子邯鄲淳作誄辭頌揚。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紹興，后傳曹娥碑為晉王義所書。后人為紀念曹娥的孝節，在曹娥投江之處興建曹娥廟，她所居住的村鎮改名為曹娥鎮，曹娥殉父之處定名為曹娥江。

端午節第四個意義是紀念現代革命女詩人秋瑾。秋瑾是六月五日殉國，后人為敬仰其詩，復哀其忠勇事跡，乃與詩人節合并舉行紀念，而詩人節亦因紀念愛國詩人屈原而定為端午節。秋瑾字睿卿競雄，號鑒湖女俠，小字玉姑，浙江紹興人，幼年擅長詩、詞、歌、賦，且喜騎馬擊劍，有花木蘭、秦良玉在世之稱。28歲時參加革命，影響極大，預謀起義，開會時為清兵所捕，不屈，于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在紹興軒亨口英勇就義。

第五篇：端午節的意義

端午節的意義

中國的節日往往有其歷史淵源，當然也被人們賦予一定的傳統意義，端午節尤其如此。具有浪漫情懷和憂國之心的屈原一定未能想到，他往汨羅江的縱身一投，激起的不只是湖水的浪花，更是兩千年不曾間斷的精神漣漪。這種漣漪的既承載著一個古老民族固有的愛國情思，也寄托了這個民族的每個構成細胞——家庭，對和睦安康的渴望。

民族是錘，歷史是鼓，愛國是音，這就是端午節的意義。中華民族是個講究大一統的，所謂‘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不過說的是民族和國家統一的曲折歷程。分是旁支末節，統是主桿；分是暫時現象，統是終極目標。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之間幾千年來不斷交融，種族的血脈和文化的血脈都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任何人想人為地割裂這種民族之間的聯系，都是往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民族的傷口上撒鹽，那是絕對不允許的。這在積貧積弱的晚清時代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想在以后做到，必定是抽刀斷水、癡人說夢而已。國家必將統一，民族終會復興，這是端午節隱含的大我。

節日是錘，家庭是鼓，和睦是音，這也是端午節的意義。節日有時不過是一個載體，人們借此來表達家人之間的親情，來享受家庭的和睦。中國人是重視家庭的，家庭成員之間那種淡淡的親情，看似松散，實則綿延久長。這里不妨把中國人的各種“愛情”排個坐次，權當一笑吧。就我看來，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母子之愛和父子之愛當為首位，母子之愛是最無私的、令人刻骨銘心的愛，父對子的愛看似漫不經心，卻也博大深遠，它們都隱含著對未來的美好期盼。孩子對父母的愛應稍遜之，這是一種隱含著“報恩、炫耀、依戀和懷念”等多種情愫的綜合的情感，這種愛也多是無私和迥遠的，但生存的壓力往往使其無私的程度要差些，不過懷念的情思卻把這種愛在時間上延續的更久。這讓我回想起我已故去四年的老父親，他曾經多次在我們這些子女面前回憶起我奶奶，因此在我腦海里總能自動浮現出我奶奶的形象，而我奶奶在我出生的幾年前就已經去世，距今快有半個世紀了。可以猜測，中國“百事孝為先”的文化傳統強化了這種由下至上的“反哺”之愛。男女間的異性之愛應該是起伏最大的激情之愛，有時動人心扉，有時傷心徹骨，其位次當然也不能妄加評定。當這種愛如果能被轉化為親人間的和睦之愛，“執子之手，攜手至老”就是一幅美好的畫卷了。不過如果不能如此，戀人之間也不必“劍拔弩張、冷眼怒視”，畢竟寬容的力量是無窮的，時代在進步。至于兄弟姐妹間的愛，有時能被利益等因素沖刷得一干二凈，這涉及做人、胸襟等等了。顯然，家庭的淡淡親情中包含了太多的東西，和諧為美，這符合中國道家的傳統理念，端午節當然也包含類似家庭和睦的小我。

端午節是中華民族自己的節日，不管其中的大我還是小我，都是指我們民族自己的。期盼我們民族中的每個家庭都和睦幸福！祝愿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早日實現！這就是我們現在仍然過端午節這個古老節日的意義。

司廣樹

草書于丙戌年五月初四深夜（2006-5-30，端午節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