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加強律師辯護工作意見》情況匯報

律師事務所關于學習省高院、省司法廳印發

《關于在刑事審判中加強律師辯護工作的意見》情況匯報

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貴州省司法廳印發《關于在刑事審判中加強律師辯護工作的意見的通知》（黔高發[2017]83號）的通知后，貴州高浩律師事務所高度重視，及時召開全體職工會議進行認真學習。

通過學習，大家對在刑事審判中加強律師辯護工作的真正涵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意見》既強調保障法定訴權，又注重必要擴權，擴大了刑事案件指定辯護和法律援助的范圍，《意見》執行后，將推動全省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的提升。

《意見》指出，首先要聯系自身的實際深刻認識在刑事審判中加強律師辯護工作的精神實質和思想內涵。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要求推進發展，反對盲目蠻干；講求辯證統一，把在刑事審判中加強律師辯護工作發展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認清并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響應中央的司法改革措施，順應發展變化的客觀趨勢，要求律師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與時俱進。貫徹落實在刑事審判中加強律師辯護工作，要求律師解放思想，以思想的大解放促進刑事辯護工作在司法活動中得到更好的體現和落實。

在學習過程中，各律師結合所的實際，就如何貫徹落實在刑事審判中加強律師辯護工作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并從科學發展觀的高度，對今年的工作提出了明確的思路，一是以法律服務為中心，以便民服務為主線，狠抓落實法律服務責任制，把各項措施和目標落到實處，為法律服務大眾創造切實有效的保障機制；二是以人為本，科學管理，按照中央、司法部、廳以及上級司法部門的要求，嚴格按照“接案必登、登后必進、服務大眾”的質量方針，樹立貴州高浩律師事務所科學、嚴謹的工作風格，使律師事務所的管理與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接軌。為律師事務所實現事務所管理的現代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是加強運行管理，強化行業紀律，創造一個良好的服務秩序，確保各項目標和任務的順利完成；四是科學制定今年的目標和任務，做到目標明確，措施有力，責任落實。

《意見》要求，人民法院自受理強制醫療申請或者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之日起三日內，對于補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應當向法律援助機構送交通知代理公函、通知其指派律師擔任被申請人或被告人的訴訟代理人，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意見》的出臺，對提高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會產生良性推動力，有利于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確保庭審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推進庭審實質化，切實維護司法公正。

第二篇：職務犯罪律師辯護漫談

職務犯罪律師辯護漫談（青島律師實踐）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青島周海濱律師

一、職務犯罪罪名漫談

職務犯罪，是指利用職務便利進行的犯罪，本文不在于概念定位，所以粗略的講，如果是國家工作人員，則其涉及的職務犯罪包括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瀆職罪等；如果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則其涉及的罪名包括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挪用資金罪等。同樣是利用職務侵占單位財產，國家工作人員構成貪污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則構成職務侵占罪；同樣是收受他人賄賂，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則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同樣是挪用資金，國家工作人員構成挪用公款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則構成挪用資金罪，其它不再列舉，在上述犯罪中，刑法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的刑罰是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的。

二、職務犯罪案件的特點

職務犯罪很多發生在經濟建設領域，與常見的其它經濟犯罪有著某些共同的特點，而這些特點有別于常見的一般犯罪（暴力犯罪、侵財犯罪等）現初步總結如下：

1、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的比例要高于普通犯罪。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職務犯罪不像殺人放火那樣嚴重（這種觀念也存在在很多辦案人員的觀念里），另外，職務犯罪犯罪嫌疑人的經濟情況、社會地位往往要好于普通犯罪的嫌疑人，所以也更擔心進入看守所，對于取保候審也更加看重。

2、職務犯罪案件更容易成為“關系案”。

如上所述，正是因為職務犯罪犯罪嫌疑人的經濟情況和社會地位一般要高于普通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所以一旦案發，不少犯罪嫌疑人就考慮到了找關系，有的恨不能找到公安部。

3、職務犯罪案件中，辯護律師將面臨更多的職業風險。這種風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些委托人熱衷于關系，這有可能會“連累”律師，律師應該遵守職業紀律避免風險。

2（2）委托人往往期望值很高，有些是老板或官員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提的要求就是案件在公安階段、檢察院階段就止步。律師不要對該類問題進行承諾。

（3）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本來就存在一定的僥幸心理，口供存在的變數也較大，在這種情況下，律師千萬不要引導其改變口供或串供。要好做好會談記錄。

三、職務犯罪案件案件事實及證據有其固有的特點

以貪污罪和受賄罪兩類比較典型的職務犯罪案件為例進行分析：

（一）關于貪污罪

貪污罪的案件事實一般有如下特點：

1、貪污罪多產生在“交”和“拿”兩個環節，在“交”這個環節，犯罪手段主要體現在該交而少交或不交；在“拿”這個環節又可分為“硬拿”和“巧拿”?！坝材谩睙o需多講，而“巧拿”則五花八門。國家財產，實際上是以兩種形式存在，一是以實物的形式存在；一是以財務科目的形式存在。這兩種存在是對應的、吻合的。而對于貪污來說，必然要動用實物，實物一動用，財務科目往往要有反映。3 所以犯罪分子要么隱瞞國家財物實物變動的事實，要么要研究如何在財務科目上蒙混過關。

2、舉例來分析犯罪分子隱瞞國家財物實物變動的事實，比如說將國家所有的房產轉移至個人。為了隱瞞事實，犯罪分子往往是秘密進行，采取私刻公章的形式來辦理轉移手續。

3、再來分析犯罪分子如何在財務上蒙混過關。比如支出現金，從常理來講，支出現金要么是履行合同、要么是正常業務支出。于是犯罪分子就要么制造假合同，要么就以不相干發票沖抵現金支出。

4、形象點分析，貪污罪是把國家的錢轉移到個人的腰包里，國家的錢沒了，必然出現一個漏洞，出現漏洞，必然要補漏洞。而這種補是非常規的，必然會留下許多破綻。所以說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5、還有一種貪污手段要特別注意，就是通過增設中間環節，而該中間環節的加入者完全由貪污者所控制，這樣使國家財產多支出，從而肥了個人腰包。

但狐貍再狡猾，也難以逃脫獵人的捕獲。

（二）關于受賄罪

受賄罪案件事實的特征非常明顯，那就是具有高度的隱蔽性，因為考慮到案發的可能性，行賄者和受賄者往往都非常謹慎，為了資金交接不留下痕跡，往往都是采用現金交付；為了不被其他人發現，往往是行賄者受賄者單線接觸；為了避免收受金額巨大帶來的風險，有時采取化整為零、多次給付、變相給付的方法。

在大部分的受賄罪案件中，往往是先抓住了行賄者，行賄者為了求得寬大處理，進而供述出了受賄者；而作為受賄者，往往是心存僥幸心理，認為只有行賄者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不能定罪。這就產生了受賄者案件中案證據的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辦案機關會特別重視受賄者的口供；第二個特點是受賄罪中的書證、物證的取得較為困難。

但是受賄者的心存僥幸心理，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麻煩，正是因為心存僥幸，所以實踐中，受賄罪自首的比例要低于其它犯罪，而自首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正是因為心存僥幸，有些受賄者往往是百般抵賴，從而無法獲得認罪態度較好的認定，而認罪態度也是量刑的重要決定因素。

聰明，有時反被聰明誤呀！四、一些辯護成功的職務犯罪案件討

1、由五年有期徒刑改判為緩刑的“受賄罪”案件

該案一審被告人被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其收取他人財物行為被認定為受賄罪，并判刑五年。

二審時，我們接受委托，在會見被告人時，我們得到了案卷中沒有的重要信息：被告人雖然在國有單位工作，但該國有單位已經承包給個人，該個人又雇傭了被告人。根據該重要信息，我們獲取了初步線索，然后向法院提交了司法調查申請，法院經過調查認可了律師的辯護意見。

該案最終被告人被認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罪名也該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并最終改判為緩刑。

律師結語：法律不能放過一個壞人，但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

2、一起受賄案件從輕處罰的案例

被告人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私自收受他人錢財，被認定為受賄罪。律師經過分析證據，認為罪名沒有問題，但是經過多次閱卷之后，律師發現了證據中的矛盾，被告人與行賄人同時稱：“前兩次行賄時，是被告人給行賄人送完支票后，行賄人進行的行賄”，但律師閱卷后且經過初步調查，落實了被告人不可能給行賄人送支票，因為不存在支票往來的事實。

看吧，案件中的證據自相矛盾了。其實出現矛盾在受賄類案件中是常見的，因為受賄罪的認定，往往是依賴被告人與行賄者 6 的口供一致，但是，就是這一致的供述，有可能與客觀事實相矛盾。

法院最終在量刑時留了余地。

律師結語：證據的嚴謹，是打擊犯罪的有力武器，律師對證據的鉆研，除了為當事人服務，也是在推動法制的進程。

3、一起由盜竊罪改為職務侵占罪的案例

被告人在港口工作，與港口外的其他人勾結，竊取港口內倉庫產品。該案在公安、檢察院階段一直被認定為盜竊罪。律師經過認真分析，集中了卷宗中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經過綜合整理，律師認為，該案雖然為港口內員工與外人內外勾結，不論以外為主，還是以內為主，犯罪實現方式確實是利用港口內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才得以實現，因此該案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

最終該案以職務侵占罪定罪量刑，而職務侵占罪的量刑要遠遠低于盜竊罪的量刑。

律師結語：有些案件，在依據事實的基礎上，律師更愿意其成為職務犯罪案件，就如同本案的盜竊罪變為職務侵占罪。

五、律師結語

我們希望職務犯罪不再發生，但這是不可能的，既然必然存在，那就考慮如何懲處，在這個過程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辯護，其出發點絕對不僅僅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更為長遠的是，以其辯護促使職務犯罪案件的辦理更加嚴謹、有些案件律師成功辯護了，但是辦案機關會引以為戒，更好的進行以后的案件偵辦。讓我們共同促進法制的建設。

作者：周海濱律師，山東萬橋律師所合伙人、刑辯部主任，青島律師協會刑事委員會委員。

第三篇：東莞刑事辯護專業律師（推薦）

1、東莞刑事辯護專業律師、鐘春成律師、畢業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法律系、執業于廣東泰

旭律師事務所

2、東莞市看守所（上橋看守所）地址：東莞市東城區莞龍路上橋村，3、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申請取保

候審；

2、審查起訴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查閱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調查取證，提出辯護意見；

3、審判階段：會見被告人,查閱案卷，調查取證，參加庭審，提出關于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辯護意見；

4、接受自訴案件自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公訴案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參加刑事訴訟。

4、服務范圍

一、擔任公民、企業的常年法律顧問或專項法律顧問；

二、代理民事（含婚姻家庭、繼承、收養、房地產、合同、債權追償、交通事故、醫療、工傷、勞資等糾紛）、商事、行政案件的訴訟和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接受當事人的委托，參加調解、仲裁活動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請，為其提供法律幫助，擔任刑事案件當事人的辯護人或代理人；

四、接受非訴訟法律事務當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務（包括：房地產開發、企業破產、兼并、公司上市、股權轉讓；代辦商標、專利申請，工商注冊、稅務登記。）；

五、解答有關法律的詢問、代寫訴訟文書和有關法律事務的其他文書（包括草擬、審查、修改、完善各種合同及管理等規章制度）；

六、見證各類民事、商務法律行為和其它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簽發律師函和出具法律意見書。

5、東莞市共有三個看守所，用于關押待判決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判刑后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

犯。三個看守所分別為東莞市看守所、東莞市第二看守所、東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其中東莞市看守所為東莞市最早的看守所，位于東莞市東城區上橋村，又名上橋看守所，又有部分人稱之為東莞市第一看守所；東莞市第二看守所為東莞市最現代化的看守所，位于東莞市東城區與東莞市大嶺山鎮的交界處的牛山，又名牛山看守所或者部分人稱為大嶺山看守所（其實該看守所位于東城區境內）；東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位于東莞市大朗鎮大有園村，又名大有園看守所或者大朗看守所，該分所設立東莞市拘留所，因此又存在東莞市收容教育所之稱，因為該地區還關押部分不構成犯罪或者不具有犯罪嫌疑的行政拘留當事人。

1、東莞市看守所（上橋看守所）地址：東莞市東城區莞龍路上橋村，東莞市看守所（上橋看守所）乘車路線：19路，25路

2、東莞市第二看守所地址(牛山看守所）：東莞市東城區牛山村 乘車方式：K2公交，看到看守所即下車

3、東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地址：東莞市大朗鎮大有園村

東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

乘車路線：大朗鎮4路公交

溫馨提示 ：

如果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在判決生效之前，家屬是不能會見的，只有經辦案件警察以及其近親屬委托的刑事律師才可以會見。

注意：大朗看守所也關押部分行政拘留的當事人。

第四篇：偵查階段律師辯護問題研究

偵查階段律師辯護問題研究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律師有權介入偵查程序并享有一定的訴訟權利,但是在立法上和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諸多問題。第一,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師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從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目的、任務、律師在偵查階段發揮的作用的角度考量,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所委托的律師,其身份應當是辯護人,其職責包括實體性辯護和程序性辯護兩個方面。第二,由于新律師法與刑事事訴訟法相關內容發生沖突并且兩部法律分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制訂或修改,加之律師法有些規定過于原則或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律師法相關規定得不到有效執行,甚至在有些地方根本不承認其效力。在這種背景下,有必要厘清律師法的效力,從而準確定位偵查階段律師的“法定權利”,并在此基礎上探討相關制度或規則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問題。第三,應完善偵查階段律師辯護權。對于會見權,應明確“不被監聽”的含義和違反此規定的后果。對于通信權,應當準予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與辯護人以書面或者電話的方式通信。對于調查取證權,我國法律應當明確,偵查階段律師有權收集證據。但考慮到偵查階段的特殊性,律師收集證據的權利可設定在其會見犯罪嫌疑人之后。對于申請調查證據權,應當明確規定律師申請調查取證的適用條件、律師的權利救濟渠道等。對于訊問時律師的在場權,應當明確規定,并配置相應的配套保障措施。

(摘自《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第五篇：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之憂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之憂 ——談刑辯而色變 查慶九

最近參加一個律師界的會議，聽到的兩組數字令我暗自心驚：一組是全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由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為2001年的30％；另一組則是在全國律師水平最高的北京地區，2001年六千律師辦理的刑辯案件不足四千件，人均辦理刑辯案件數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由于沒有看到正式的文字材料，上述兩組數字筆者轉述可能不太準確，但這兩組出自權威人士之口的數字，卻足以令人擔憂。

刑事辯護既是律師業務的根本，也是每一位律師的看家基本功。單是對于從事律師職業者個人而言，辦理刑事辯護案件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這恐怕也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法治的鼻祖英國，只有號稱“barrister”的“大律師”獨占出庭擔當刑事辯護的榮譽與風光的重要原因吧。更何況在一個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刑事辯護對于保障人權，維護法律尊嚴，確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在依法治國方略深入實施、律師業界一片繁榮的今天，律師辦理刑事辯護案件的比例不升反降，這的確是令人驚詫的怪事一樁。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的原因，除了代理刑事案件收費低廉這一人所共知的因素外，影響更深刻、危害更久遠的是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刑事辯護“不管用”，二是刑事辯護“冒風險”。于前者，盡管我國進行以“抗辯式”為取向的庭審改革已有多年，但在一些法院，尤其是中、基層法院，案件往往先已“研究”妥當，刑事辯護流于走過場，律師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被當作過耳風，其智慧與勞動得不到體現和法院應有的尊重，久而久之，許多律師對于辦理刑事案件也就興味索然了。于后者，則被律師界認為是導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萎縮的主要原因，更有許多律師感同身受，談刑辯而色變。有資料顯示，自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以新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訴的律師超過一百名。有的律師庭上與檢察官對峙舌戰，一轉眼庭下卻成了檢察官的階下之囚。試想一下，有兩個相互對抗的對手，其中一方卻手握對另一方的自由予奪之權，這種對抗不僅使人覺得滑稽，甚至會讓人感到恐懼。也正因為不想或不敢冒這種隨時可能降臨的災難之險，越來越多的律師、乃至一些以刑辯聞名的律師，對于刑事案件退避三舍，敬而遠之。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首先損害的是律師行業整體的社會聲譽。因為無論是由于嫌“不掙錢”還是怕“冒風險”而放棄代理刑辯案件，都會加重社會公眾對整個律師行業這樣的印象：律師從業者要么是一些惟利是圖之輩，要么是一些正義感與社會責任感缺失之徒。這無疑會給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律師業罩上陰影，更是令原本已被部分民眾誤解的律師形象雪上加霜。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對國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實際進程都是一個長遠的傷害。刑事辯護，就個案而言之是保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就整體而言之則是一個國家刑事法治的價值取向的象征，是一個國家法治健全和人權保障的具體體現。被告人有權獲得刑事辯護，這既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人的一項重要權利，也是為我國參加的多項國際人權公約所載明的基本人權。因此，如果我們任由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繼續萎縮下去，這無疑對于我國正在日漸提升的良好國際形象和國際威望是一種嚴重的損害。我們呼吁律師自重自強，積極參與刑事案件辯護，因為這關系到律師的行業形象和職業尊嚴。一個行業的存在價值在于它所做的社會貢獻，一個行業的社會地位則更是取決于它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律師參與刑事辯護，不僅僅是履行法律賦予自己的職責，也不僅僅是維護某個具體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更重要的是，律師參與刑事辯護，是在維護國家的刑事法治，是在促進社會的人權保障事業。只有積極參與刑事辯護，律師才能展現其在經濟利益之上的更高的追求，才能顯示其維護權利、獻身法治的理想與信念。一切外在的因素都不足以成為逃避參與刑事辯護的借口，惟有克服困難，通過積極參與改變現實境遇才能夠不負律師作為“法律之師”的崇高使命。

我們呼吁司法各機關和司法人員尊重律師，鼓勵和支持律師參與刑事辯護，因為司法人員尊重律師，尊重和保障律師權利，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尊重法治，尊重自己。如果我們將法治社會看作是一座由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撐、生活其中的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為其構造理念的大廈的話，司法這根柱石的三維則由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構成，三維中的任何一維弱小、萎縮甚或缺失，都會令這根柱石結構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則整個法治大廈危矣。而法官、檢察官、律師，乃至一切以運用法律和研究法律為職業的群體（有學者謂之“法律共同體”），其生存賴法治社會之生成，其事業之繁榮賴法治之昌明發達，正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息息相關。故國外有學者不無揶揄地寫道，西方國家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共同體”成員鼓吹法治，相與謙恭抬讓，其意乃在維持法律之治而令自己飯碗恒溢而地位永固。筆者無意以此等“為稻粱謀”之論來勸諭司法人員對律師的尊重，因為我們都有一個高遠的追求和神圣的事業———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從筆者上文對法治大廈的結構分析可知，對律師的尊重就是對司法這根柱石的維護，而對司法柱石的維護則是對整個法治大廈的呵護和建設。當然，西方學者對法律人的嘲諷若從善意來理解亦有一定的道理：共同從事法律職業的人互相尊重，共同維護法律職業的尊嚴和法律自身的尊嚴，使社會接受法治，大眾信仰法治，包括法官、檢察官在內的所有法律人才能真正談得上享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高尚的職業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