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律師承辦“保健品詐騙”案取保候審、無罪辯護思路

律師承辦“保健品詐騙”案取保候審、無罪辯護思路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肖文彬 律師

摘要：關系型律師是站在辦案機關一邊的，辦案機關的底線就是有罪，無罪釋放意味著辦案機關辦錯案了，輕則有人丟掉飯碗，重則有人被追究刑事責任……這里面的利害關系，當事人自然是不知情的，通過關系行賄反而會導致更大的不利。

筆者作為專門辦理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案件的辯護律師，在承辦“保健品詐騙”案中有著怎樣的辯護思路？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筆者從最近承辦的一例“保健品詐騙”案入手，解析如何從專業的角度力爭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最大化。

2015年初，廣東省公安廳作出了開展“3+ 2”專項打擊整治行動的部署（“3”即省廳確定的涉毒、涉黑惡、涉盜搶專項，“2”即廣州市自行選定的涉食藥假、涉詐騙專項）。為認真貫徹落實廣東省公安廳部署，2015年3月17日，廣州警方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為期1年的“3+2”專項打擊整治行動。隨后，在廣州這邊因涉嫌“保健品詐騙”案被抓的人數有上千人之多，全國范圍內也有不少此類型的案件正在辦案機關的追訴中。

由此可見，這不是單一獨立涉嫌犯罪的案件，這是在面對警方運動式、專項型集中打擊犯罪的案件，難度不言而喻；尤其是被警方視為主犯的嫌疑人、被告人，想要達到取保候審、無罪辯護的效果，通過“關系疏通”無疑是死路一條（筆者接手的這個案件，其家屬在此之前被兩撥自稱有過硬關系的律師騙取了兩三百萬，到現在還追悔莫及；關系型律師是站在辦案機關一邊的，辦案機關的底線就是有罪，無罪釋放意味著辦案機關辦錯案了，輕則有人丟掉飯碗，重則有人被追究刑事責任……這里面的利害關系，當事人自然是不知情的，通過關系行賄反而會導致更大的不利），此類案件辦理，對律師來說難度很大，對律師專業水平的要求很高，辯護律師唯有依據事實、證據與法律，據法力爭、據理力爭，才有可能達到理想中的效果。

筆者與所里幾位律師一同擔任了幾個涉嫌“保健品詐騙”案主犯的辯護人，筆者接受嫌疑人瞿某某兒子的委托后，首先預約到天河區看守所會見，在會見到瞿某某后，同其確認了委托辯護手續，向其了解采取強制措施的時間、手續，了解其在里面的身體精神狀況，緊接著詢問辦案機關對其訊問了幾次，每次訊問的詳細內容是什么？有沒有出示過什么書證、物證或照片給她看，讓她簽字？警方有沒有特別問到某些問題？在了解其涉案的基本情況后，筆者告訴她此階段的權利與義務。告知其面對偵查機關的訊問時，與本案有關的，有如實回答的義務，與本案無關的，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回答問題要簡單明了；特別告知其對訊問筆錄的簽字一定要仔細核對，確認無誤后才能簽字（在司法實踐中，不少嫌疑人、被告人只看一眼甚至不看筆錄就簽字了，最后在法庭上發現自己簽字的筆錄與自己當時所說的不一致，這不一致的地方剛好對自己不利，若沒有客觀性很強的物證、書證，很難推翻自己已簽字的筆錄）；告知其對辦案機關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應當向其出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的，可以申請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另外，向其詳細講述詐騙罪的犯罪構成及法律法規、司法解釋規定，根據其向律師陳訴的情況，結合法律規定，初步分析本案對其有利的地方和不利的地方。特別告訴她，辯護律師在此階段還看不到辦案機關搜集的全部證據材料，因此，目前還不能全面、肯定地對本案走向下判斷。最后，筆者告訴她律師在這個階段將向天河區檢察院偵查監督科出具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見書，意圖阻止批準逮捕；同時將向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出具不予呈捕的法律意見書和取保候審申請書，意圖讓其不予呈送檢察院批捕、變更強制措施。2015年7月23日，筆者同所里幾位律師一同去天河區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科約見檢察官，當面詳細反映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見，筆者當面為瞿某某發表的律師意見為：

作為嫌疑人瞿某某的辯護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六條的規定，辯護人認為，關于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以涉嫌詐騙罪提請逮捕瞿某某，證據不足，為避免冤假錯案，建議貴院對本案依法不予批準逮捕。具體理由簡述如下：

一、關于GM公司（廣州GM商貿有限公司簡稱）及其高管涉嫌詐騙犯罪的證據不足

辯護人之所以要談及GM公司及其高管的基本情況，主要是因為瞿某某是否構成詐騙罪是以GM公司及其高管是否構成詐騙罪為前提的；換言之，如果GM公司及其高管不構成詐騙罪，那么在GM公司從事出納的瞿某某則不構成詐騙罪；退一步說，即便GM公司及其高管可能涉嫌構成詐騙罪，只要從事出納的瞿某某客觀上不知情，那么其因欠缺詐騙的主觀故意而不構成犯罪。

GM公司是保健品銷售公司，與其他保健品詐騙公司的主要區別在于：

1、GM公司是合法成立的公司。有合法的營業執照、合法的稅務登記證、合法的組織機構代碼證、合法的食品流通許可證、有一定的注冊資本及經營財產、有固定的辦公場所、有一定數量的工作人員。由此可見，這與非法成立的、沒有履行能力、沒有合法證件的保健品“皮包公司”有本質區別。

2、GM公司保健品采購渠道正規、合法。GM公司采購的保健品均來源于三證齊全（《保健食品衛生許可證》、《保健食品批準證書》、《食品流通許可證》）的廠家，這與銷售三無產品的保健品詐騙公司有本質區別。

3、GM公司有著嚴禁違法違規銷售的規章制度并嚴格執行，還聘請了律師作為公司的法律顧問來把關。公司的規章制度主要有：《電話違規相關制度》、《關于打單稱呼調整通知》、《GM公司相關違規制度回訪部》，這些規章制度嚴禁銷售員工冒充專家、主任、院長等身份或者以脅迫手段來騙取客戶財物，為貫徹落實，GM公司還成立了監聽組對銷售員的通話錄音進行抽查，對違反規章制度的員工嚴格按照上述規定進行處罰，并對情節嚴重的員工予以開除。GM公司制定這些完善規范的制度并落實到位，這是與其他以詐騙活動為主要經營活動的保健品公司有著本質區別。

4、GM公司的客戶投訴量非常少?；谏鲜?種原因，GM公司的客戶滿意度高，GM公司對客戶提出的合理退款申請都予以滿足，而且是全額退款；從客戶滿意度高、投訴量少、合理退款能滿足來看，這是與其他保健品詐騙公司有著本質區別。

5、GM公司對保健品的定價雖高于成本價較多，但這符合市場規律的要求（公司在網絡推廣費及人工支出費用等方面均需要較高的成本）。因此，即便實際銷售價格虛高，那也是以營利為目的，與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詐騙行為有著本質區別。

6、所謂“樹大有枯枝”，即便GM公司及其高管在制度上嚴格要求和執行方面著力打擊，事實上也無法完全杜絕個別員工為謀取私利的詐騙行為出現。個別員工為謀取私利的詐騙行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及罪責自負原則，應由其自行承擔，與GM公司及高管無關。

二、瞿某某涉嫌詐騙罪的證據不足 通過會見和目前的證據材料表明：

1、瞿某某除對公司銷售的產品為保健品（認為是正規保健品）有認識外，對公司銷售的規章制度、運作方式、保健品采購渠道、銷售方法與手段及公司銷售主管領導分工等毫不知情；

2、作為公司出納，只按照公司財務主管的要求去銀行進行收支轉賬及工資發放，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知曉這些收支來源的細節，瞿并不坐班，經常在銀行跑。因為瞿知道GM公司是合法成立的公司，一直信賴公司的收入是合法收入。

3、偵查機關一直懷疑瞿用私人轉戶替公司轉賬有掩飾詐騙所得的不法目的，瞿說公司要求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規避相關稅費和手續費、沒有其他目的是符合情理的，這是因為很多公司都是這么操作的，不是為了掩飾詐騙收入來源。

4、公司銷售業績的統計及收支報表是會計負責的事務，對此具體情況瞿某某并不知情。

5、詐騙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在案證據無法證明瞿明知公司的收入來源于詐騙仍然進行銀行賬戶的收支轉賬。

6、瞿某某身患子宮內膜異位癥、肝炎嚴重疾病。前者導致寒冷痛經，后者導致左胸疼痛，瞿某某的身體狀況已經不適宜采取羈押措施了，符合取保候審的條件。

綜上，由于GM公司及其主管主觀上無詐騙的故意，客觀上無詐騙的行為，瞿某某在GM公司從事出納的行為也不構成任何犯罪，建議貴院對其不予批準逮捕，以維護瞿某某的合法權益。

肖文彬律師，詐騙犯罪辯護律師，曾于北京執業六年(2008-2014)，現于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任專職律師(2015-至今）。肖律師精研刑法與民商法，能言善辯，工于文筆，擅長于承辦重大、復雜、疑難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現專注于全國性重大合同詐騙、金融詐騙等詐騙類犯罪案件。詳見博客：http://blog.sina.com.cn/wencaiwuxue、聯系方式：***、***。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系由王思魯律師領銜的、按國際通行規則設立和運作的專業型律師事務所，本所踐行“專注、專業成就未來”、“精益求精、鑄造經典” 的理念，以經典案例開創團隊式精細化法律服務的領航品牌。本所專注于全國性詐騙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職務犯罪、網絡犯罪、知識產權犯罪等刑事犯罪辯護領域，承辦的大多數案件取得了取保候審、撤銷案件、不起訴、免予處罰、從輕處罰、緩刑、無罪等成功辯護效果。重大刑事訴訟暨詐騙犯罪事務部精英團隊由十余名專業律師組成，該團隊承辦的詐騙類成功案例、無罪案例主要有： ◆1998年珠海龔某合同詐騙案（無罪）◆1999年廣州梁某詐騙案（無罪）◆2000年衡陽賴某合同詐騙案（無罪）◆2002年茂名梁某詐騙案（監外執行）◆2003年廣州關某詐騙案（從輕處罰）◆2004年深圳廖某合同詐騙案（從輕處罰）

◆2011年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主持人方某合同詐騙案（無罪）◆2011年曹某某信用卡詐騙案（從輕處罰）

◆2013年郭某冒充上將招搖撞騙案（判決后立馬釋放）◆2014年北京趙某詐騙案（無罪）

◆2014年衡陽凌某北京醫托詐騙案（取保候審）◆2015年海南吳某詐騙案（發回重審）◆2015年珠海楊某詐騙案（取保候審）

第二篇：從李天一案辯護看律師職業倫理

薊門決策第30期

主題：從李某某案辯護看律師職業倫理

主講：許身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

點評：

王進喜(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證據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吳革(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主任、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會主任)

朱明勇(著名刑辯律師)

易勝華(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刑事部主任)

伍雷(著名刑辯律師)

周澤(著名刑辯律師)

毛立新(法學博士，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律師)

主持：李軒(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會秘書長)

時間：2013年10月24日(周四)下午2點

地點：中國政法大學(薊門橋校區)綜合科研樓B209會議室

李軒：尊敬的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大家下午好！很高興能回到我們的母校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接受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研究中心以及何兵院長的委托受邀主持這么一個小規模的高端研討會。一般說，小社開大會，大學社開小會。薊門決策到今天是30期，圍繞著中國國計民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做出了非常多的英明決策供有關部門研討。今天是另外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從熱心聽眾擠爆現場的情況可以看出，討論的李某某案在今天社會生活乃至法治社會中掀起了不少波瀾。前兩天我以娛樂化的心態看這次研討會，但今天多少有點糾結，心情也有點沉重，因為就在我來的路上聽到一些不太好的說法或者動向，說這個案件不光是律師違紀，可能還涉及到違法，有關方面考慮要抓幾個律師。如此恐怕是一個大問題了。李某某案從今年進入人們的視線，高潮迭起、精彩紛呈，而且不斷地吸引人們的眼球，讓人們大跌眼鏡，很多演員出場，包括少數律師，案情有色情、有暴力，或者黑道、江湖尤其是律師的江湖。但我個人的體會是，此案雖然有影響，但在法治建設方面，尤其是在律師業方面更多是不利影響或者是壞的影響，不像之前發生的貴陽小河黎慶洪案、北海案，給大家展現的是律師正面形象，這個案件中我們看到很多律師粉墨登場，或者以各種各樣的身份發表意見，有些意見和做法超出了法律援助范圍和旁觀者所能忍受的極限。今天圍繞這樣的話題展開研討很有現實意義，我希望每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能夠成就一批律師而不是毀掉一批律師。

在正式開始之前，我代表主辦方做幾個說明：第一，這次研討會不是跟風的研討會，不是有關方面對某些律師展開調查后做的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由來已久，從劉志軍案開始，很多律師就向何兵院長請求能否展開律師倫理的研討，在座的伍雷律師公開向錢列陽律師約辯，直到貴陽小河案紀念一周年，這個研討會也沒有開成。之前一個律師事務所組織了小型研討會，我有幸受邀，和錢列陽律師進行了一次對話，多多少少理解錢律師的一些做法。

第二，這次研討會不是要落井下石，恰恰相反，我們希望規范律師行業發展，在有關方面如果對律師有過度處罰的要求或者適度算賬的舉措時，希望有關方面理性對待，不要做一些出格的所謂的反映民意的錯誤之舉，所以我希望這次研討應該發出法學界和律師界理性的聲音，尤其是希望有關方面包括律協不要是有人打了招呼事后追查律師，如果秋后算賬首先要算公安機關第一時間泄露當事人隱私的賬。

今天邀請了很多重要級嘉賓，首先是主講嘉賓，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許身健教授！大家掌聲歡迎！許教授我比較熟悉，長期以來關注司法實踐，尤其在法律職業倫理、法律教育、法律援助方面有很深造詣，今天由他來主講再恰當不過了。

點評嘉賓為：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進喜教授！王教授早年從事律師學的研究，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發言權。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刑事部主任易勝華律師！著名刑辯律師伍雷先生！知名律師，同時身兼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尚權律師事務所毛立新律師！著名律師周澤律師！《南方都市報》何雪峰主任！巴士廣先生，掌聲歡迎！《南方都市報》李響先生，大家歡迎！最后一位并不是不重要的一位，恰恰相反，他是這次研討會核心靈魂人物，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著名大V何兵教授！

下面把時間交給許身健教授，有請許先生主講，大家掌聲歡迎！

許身?。悍浅８兄x主持人，感謝今天來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說實話律師職業倫理在法律教育中或者司法實踐中是比較冷門的一個，今天場地很熱，托各位嘉賓的福。非常冷門的專業、冷的話題到很熱的場面來，我受寵若驚。今天講的話題主要是給大家提供一個機會，相互交流探討。我覺得李某某案正當其時，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應當認真對待法律職業倫理，尤其認真對待律師職業。

法律職業倫理這門課程在法學教育中比較弱，中國將近700所法學院，開設這門課程的院非常少，有隊伍研究這個話題的研究所也非常少，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法律職業倫理是全國700所法學院中唯一的一家。相對來說這樣一個學科比較寂寞，長期以來在整個法學教育中并不受到重視。法學院14門課程中(民法、刑法、法知識、法理學)，并沒有這樣一門課程。如果把法律教育定為職業教育，你又不把這門課程作為必修課，顯然是不正常的。不但課程沒有必修課，在很多法律教育管理者來說這門課可有可無。因為很多年前曾經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大法學院院長開了一個會，研究法學教育的走向，在這個會上，朱蘇力院長說“我認為有些課程沒有必要開”，他說法律職業倫理沒有必要開，因為開了這樣一門課后對從事法律執業的學生來講，不但沒有好處，而且有很多壞處，因為這個課開后，會教會學生在將來的執業中打擦邊球。所以對于這門課程是否需要開，法學教育界有這樣的爭論。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法學教育在比較發達的美國也經過了漫長過程，最初也并沒有人重視法律職業倫理這門課程，長期以來，在他們的法學教育過中，把這門課定義成一種講正義、理念的思想理論課。但美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即1970年初發生了水門事件。尼克松在他的競爭對手的大廈里按了竊聽器，而尼克松本人幾乎是前律師出身，是法學院畢業的。這樣的現狀，結合美國60、70年代陷入越戰泥潭，國家權威進一步衰退，這時美國人發現整個法律人群體是一些“小人”，為了取得成功而不擇手段的人。這樣的話，就會產生重大問題，因為美國人有這樣一個邏輯，一個國家如果要成為一個強國必須要實現法治，如果實現法治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法律體制，良好的法律體制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法律人隊伍，這個法律人隊伍必須德才兼備，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假如法律人隊伍尤其是律師隊伍不是一個德才兼備的群體，是一些小人，為了取得成功不擇手段，美國司法體制就岌岌可危，法治會蕩然無存，會跌入萬劫不復的地步。所以美國律師協會借這樣一個契機強制美國法學院必須開設法律職業倫理課，并且做了很多研究。如果美國人對法律職業、對律師群體持有一種不信任態度，時間長后，在商業上來講，整個法律職業尤其是律師群體商業前景也會越來越黯淡。也就是說強調職業倫理的約束，對于法律職業、商業的發展有利。而且以水門事件作為契機，從此法學院把法律職業倫理作為一項必修課，每個法學院到二、三年級唯一一門必修課是法律職業倫理，其它課程是各州做各州的，但法律職業倫理不一樣，全美同考。而且法學院其它課程是給當事人學的，但法律職業倫理是給法律人自己學的。美國從粗糙不重視到現在把律師界、法律界倫理作為法學院的必修課，作為重中之重，借用的契機是件水門事件。

今天中國發生了李某某案，我認為這個案件在中國律師執業倫理發生史上應該起到非常獨特的作用，這個事件提醒我們今天強化重視職業倫理的時候到了。當然之前我們可以看到有其它的事件，比如李莊案件，在李莊案上，全國上下法律人群體、律師群體主要關注的是集權、不按規則出牌，是對律師安危的一種公然挑戰。這個事件讓律師作為一個相同的群體、作為同胞同行惺惺相惜，李莊受到不公正待遇，如果今天我們不說話，也許明天就沒有人替你說話了。而且這個事件是對法治的一種公然挑戰，律師群體站出來責無旁貸。李莊事件有職業倫理的意義，但沒有李某某案突出。

法律職業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公務員群體，但在法律職業倫理組成中，律師師職業處于各種矛盾的漩渦中；作為法官的要求是中立、獨立、公正，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檢察官有客觀義務，是法律的代表，相對來說也比較簡單；公務員也相對簡單要求。但律師處于各種各樣的矛盾漩渦中，所以相對來說在整個法律職業倫理中，律師倫理最重要、最復雜、最受關注的。律師職業倫理最受關注，刑事辯護律師的倫理更受關注，因為相對于其它業務來講，如非訴業務，很多是常規性的、文件性的，在這些過程中有些大客戶對律師操縱，當然從事非訴的律師貫徹“以委托人為中心”的原則更充分。但刑事辯護律師在整個律師業務中起到非常獨特的作用，因為在刑事案件中，罪與罰、與非罪，刑事案件關系到被告人的自由、尊嚴、財產乃至于生命。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對比更加強烈、更加受到關注。所以我想律師職業倫理中，刑事辯護的倫理是焦點的焦點，而且最顯功夫。

那什么叫一個好律師？——好律師若良醫生。對一個好律師的評價和對一個好醫生的評價像類似，當然治病救人要比律師工作單純，但對于醫生的角色期待和對于律師的期待差不多。假如把律師的工作當做治病救人、解決問題，刑事辯護律師解決的病癥更加疑難、更加復雜，風險更大。這樣的案子，刑事辯護律師屬于焦點的焦點。當然另外一個情況是李某某案有自己的特點，跟中國當下社會有一些相重疊的地方，中國處于轉型社會、競爭、價值觀分立、利益分化等情況下，有各種各樣的思潮。當然有客觀存在的因素，比如仇富，不同階層之間的一種斷裂，相互仇視，當然還有其它的復雜原因，即李某某父親的特殊身份。李某某案基于這些原因和因素，所以我說它屬于非常重要的關鍵節點。

像我剛才做的介紹一樣，水門事件在美國律師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李某某案帶中國重新關注這樣的問題，認真對待職業倫理會起到非常重要作用，就像很多年以前有人問周恩來一句話一樣“周總理，請問你怎么看法國大革命？”周總理說，“它的影響現在說為時尚早?！苯裉煊懻撀蓭焾虡I倫理，現在講李某某案對中國律師職業倫理的發展到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為時尚早，但肯定是一個契機。這個案子從發生到現在一審結束，那么多媒體(包括網絡媒體)、律師同仁、法律人、青年法學生關注這樣的問題就是明證，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提醒我們要認真對待律師職業。

什么叫職業倫理？所謂倫理是指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有什么樣的差別？很多人現在講律師職業倫理，把職業倫理和職業道德混為一談，實際上職業倫理是調整律師因執業行為和他人產生關系時應遵守的行為準則，是一種規則；道德是個人內化，個人對個人的一種要求。說倫理含義，要提出另外一個概念：什么叫職業？“profession”有一個“PRO”，“PRO”是“宣示”的意思。也就是說所謂職業是人道主義的一種行業。那哪些行業應該屬于職業？我們把律師作為一種profession。那什么叫職業？職業包含法律人、教師、醫生，我提到過“好律師若良醫”、宗教人士。這幾個行業有一些相通特點，也就是說它們都有公共性，主要目標都有公共性。這種公共性叫有這樣的職業性，商業性處于第二位。在很多會議上律師進行討論時，討論的重要問題是如何尋找你的客戶，很多話題是關于商業性的話題，但律師行業有一種公共性、職業性，商業性處于第二位，律師要謀生。

學界一般認為職業主要有三個特征：一是基于深奧理論基礎上的專業技術，區別于滿足實用技巧和工匠性專才。二是為公眾服務的宗旨，其活動有別追求私利的商業或營業，盡管自由職業和其它行業一樣需要經濟收入甚至較高的收入，但高收入不是主要目的，而是附帶結果，最根本價值是為公眾服務的精神。三是形成某種具有資格認定、紀律懲戒和身份保障等整套規章制度的自治性團體，以區別于一般的行業。正因為律師行業有公共性特征，所以美國法學家龐德說“所謂職業是從屬于公共服務的群體”，把職業界定為“公共服務”，抓住了職業的本質。美國律師協會在有關報告中將職業律師界定為促進公正和公共福祉為使命、為委托人服務并通身公共服務的法律專家。律師職業價值包括兩方面，即依法捍衛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和維護社會公正。

剛才對什么叫職業做了界定。由此引發出下一個問題，律師是什么，律師是誰，律師的角色是什么。從中國的《律師法》來看，結合美國律師協會職業行為示范規則，對律師角色做了重要界定：一是委托人的代理人，二是法庭的一員，三是對社會正義、社會公正有特殊職責的公民。

首先，委托人代理人是最重要的，律師是委托人代理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務，擔任代理工作。而且律師擔任委托人代理人，當中要貫徹法律職業倫理：以委托人為中心的原則。大家對“以委托人為中心”耳熟能詳，但里面有各種各樣的要求，就刑事辯護而言，律師必須要給被告人做熱忱的辯護，而且辯護的標準要求是做有效的辯護，要有相應的效果。什么叫“有效的辯護”？顯然不是我們生活中見到的常規案件，聶樹斌辯護律師提出一些常規的辯護意見，比如“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有自首情節”。聶樹斌有這樣的悲劇，里面有偵查機關不當的偵查行為和審判機關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我想和律師的辯護行為有非常大的關系?！盁岢赖霓q護”是辯護律師要對被告人進行熱忱的辯護，辯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性辯護，忠誠獻給委托人、被告人的。前面我提到辯護律師是法庭一員，他的忠誠并不是全部獻給被告人，有一部分獻給法庭，對法庭的責任不能誤導。

既然是熱忱、有效的辯護，就必須要在法律允許范圍內竭盡全力、竭盡所能為被告人提供盡職的辯護。西方國家有一些辯護律師說的話有些極端，“在我的委托人和我的祖國之間，寧可選擇背叛我的祖國”；“為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掀起一場混亂、掀起一場地震也在所不惜”。李某某案發生的很多問題，比如我們對蘭和律師有很多非議，但我想他所做的是否符合“熱忱”的標準？是否做到了以委托人為中心？所謂職業倫理探討的是各種各樣的關系。

那律師在職業生活中需要處理哪些關系？我想律師要處理的關系不外乎為兩類：一類是對事，一類是對人。對事的關系是解決問題、解決案件，要迎難而上，要找到問題的癥結，竭盡全能提出一個安全的(有時要為被告人冒一下風險)，實現被告人利益的最大化。對人的關系是作為一個律師要與上級律師、律師主任、律師事務所本身要解決的關系，對自己的團隊關系處理好，與律師同行處理好，當然也包括跟媒體的關系，對各種各樣的關系要處理好。蘭和的辯護行為，最重要的標準是他在完成一個重要的職能，即忠誠獻給他的委托人李某某，最重要的是判斷他是否竭盡全能，是否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律師的職業角色有三個，這幾個角色之間可能存在著沖突，律師處于整個職業倫理漩渦是因為有時必須要做出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盡管做出選擇，但對于辯護律師來講首先要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各種各樣的方案、各種各樣的選擇，哪個是唯一正確的很難講。比如李莊案，很多人認為陳有西采取的辯護策略是錯的，但很難講，陳有西也是在幾種方案中選擇了一種。夏俊峰這樣的案件，刑事復核走過四年時間，不能以成敗看待那個結果。最后夏俊峰執行死刑可能有很多因素，有些是律師所無法控制的。辯護策略像一個醫生給一個危重的病人提供各種方案一樣，很難說這種方案是最好的，那個方案是不好的，只能讓委托人保持明知，你要進行充分交流、溝通，你尊重他的選擇，但決定權并不在于你，而是在于他。假如被告人認罪、坦然受死，你是否一定要告訴他不認罪，我覺得很難講。當然這只是假設，假設被告人愿意坦然受死，認為自己做錯了，那么辯護律師應該尊重他的選擇。醫生在治病時，各種各樣的方案有風險。同樣一個好的律師是讓被告人了解你職業行為的意義、方案的意義，你去扶持他，勇敢地做出選擇。

回到剛才的問題，評價蘭和的辯護是否達到了這樣的標準。李某某案，有些律師公布了被告人的隱私，這確實給被告人的生活帶來很大困擾，律師作為一個對維護社會正義、特殊的公民，沒有達到公眾對其角色期待，如此做要譴責，尤其是律師職業倫理，律師職業行為要在律師生活中保持謹言慎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若我們把刑事審判當成一場公平的競賽，做一場游戲，參與游戲的各方，不管是公訴、偵查、審判、辯方，大家公平公正地玩游戲，進行有效的博弈，按拳出招，如此劍不走偏鋒才是正常的。如果有人膽敢把游戲規則置于鼓掌之間會受到同行建立譴責。如果玩游戲時出現明顯偏差，有一方力量強大，不尊重這樣的游戲規則，相應一方的律師吸引媒體、大眾的注意力，最終以他本人的一種職業聲譽的損害(也許帶來損害的同時給自己帶來特別的好處)，通過這樣一種劍走偏鋒的方式維護被告人的利益，這譴責還是贊賞值得大家討論，律師的利益和被告人利益哪個大哪個小值得討論。

我們討論生活當中的倫理時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會面臨很多選擇，要對自己每一個選擇負責。在這樣的情況下，李某某案的律師拋出這樣的怪招、怪牌，讓公眾、讓媒體關注，而這種做法做得是否得當，有律師同行的評價。但我想要做評價的話，重要的是律師在完成他的職責過程中是否到位和盡責。當然李某某案中還有一些其它現象，比如有一位律師向李某某的母親發出一個短信要約：希望你聘請我做你兒子的辯護律師，因為我現象需要這樣的一個大案要案，希望通過這個案件擔任政協委員。如此赤裸裸的行為不光是律師、法律人，整個社會公眾要譴責，這是一種裸奔行為。我把“裸奔”分為兩類：一種是利他型，一種是利己型。一個刑事辯護的辯護律師職業倫理和大眾公眾倫理之間存在差異，也許公眾把十惡不赦的罪犯看成一個惡魔，這時候律師職業角色要求辯護律師要擔任惡魔的辯護人，如此行為在老百姓、普通人看來是一場“赤裸裸的裸奔”，是非常丟臉的行為。比如伊拉克因為有的律師給薩達姆辯護，被綁架槍殺，因為在他們看來給戰犯、屠夫辯護，就是戰犯、屠夫的同伙。但律師職業準則要求他勇敢地跟被告人站在一起。辛普森案件辯護律師團首席辯護律師柯克蘭寫過一篇小文章，有人問他“你怎么給這些人辯護？你給辛普森這樣的人渣辯護你就是人渣？”柯克蘭講，“我的職業要求我勇敢地跟我的辯護人站在一起，辯護永不止息?！币o十惡不赦的罪犯辯護，在普通人看來為壞人辯護是一場裸奔，這種是利他型的，律師為了委托人。前面某個律師的行為是赤裸裸的拿這個案子進行炒作，希望得到政協委員的職位，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被告人之上，這是赤裸邏輯性的裸奔。李某某案提供了非常豐富的題材與話題，包括最后一審辯護律師發表一個聲明：我不再愿意擔任李某某案二審辯護律師。我認為做這樣的行為是不當的、不嚴謹的、不謹慎的，仍是為了自己的臉面和職業上的名聲，因為你的行為本身給公眾造成非常不好的不良暗示。所以李某某案各個側面值得法律人深思、思考。今天我是打開一個話題，希望借著這個話題跟在座嘉賓、同學展開一場熱烈的討論，希望大家認真對待律師職業倫理，謝謝大家！

李軒：非常感謝許身健教授！許身健教授剛才的演講從法律現象開始深入剖析相關倫理哲學的基礎，并且從美國律師協會所定義的律師身份探討職業倫理的話題，很多內容值得我們深思。其中許身健教授特別提到考慮到每一個辯護律師或代理律師(法律顧問)在案情當中的不同情境，可能掌握的信息跟我們有所不同，并且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對這個表示理解，并且區分了利他型裸奔、利己型裸奔兩種可能在我們看來有些不好的行為。同時點出了在李某某案中，律師所表現出的種種值得我們反思，尤其值得以同行觀察進行分析的思路。非常感謝許身健教授?，F場還來了兩位重量級嘉賓：一位是知名律師、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主任、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會主任前《法制報》記者、中國青年政治新聞系教授、著名律師周澤！大家掌聲歡迎！

周澤：我完全不同意你這么說。

李軒：(笑)實際上我忽略了一個細節，主辦方做了一個PPT，按照以往的慣例要先介紹案情，但我考慮到兩點：一是李某某案大家眾所周知，PPT介紹的內容不超出我們常識所了解的范圍；二是我發現里面個別不當言論，可能會導致新一輪反擊的目標，為了不使會場成為某些律師反擊的目標，所以在場不要說了。這里我要特別表揚一下許教授，全程以“李某某”代替，希望以下的點評和研討盡量做到公平、理性、不侵犯任何人的權利。

下面有請第一位重量級點評嘉賓，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進喜先生！

王進喜：謝謝各位！我名不正言不順，現已不是證據科學院的副院長了，已經下野了。剛才身健對于案件所涉及的問題做了一個簡單的描述。在過去兩個月中，李某某案并不是一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我看了審判紀，包括薄某某案、陜西楊某某案、王書金故意殺人案一系列案件都引起國內外輿論高度關注。跟這些案件相比，李某某不是因為案情問題而受到各方關注，而是這個案件相關代理及辯護律師行為有大量的行為界限問題，如涉及到泄露當事人隱私、不當披露案件信息、不當發表貶損同行的言論，許身健教授也說還涉及到對于委托人的不當勸用，這些行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在不斷發酵。9月29日北京律協會長張學兵宣布北京律協將會對近期有關案件，主要是對李某某案中有關律師的行為進行調查，切實維護律師行業律師的嚴肅性，維護北京律師行業的整體形象。實際不僅僅是北京市律師行業的整體形象，而是整個中國律師行業的形象，這個決斷很重要，會成為下一季舞臺的重要看點。

這個案件涉及的問題非常多，涉及到委托人的有關行為，涉及到律師的保密義務、言論界限，特別是現在的博客、微博、微信已經成為傳統媒體重要取代者的自媒體時代，律師言論界限特別引人注目，一個朋友說過“勝言勝于雄辯”，對于律師的職業來講尤其如此。律師言論往往涉及到當事人、一些秘密。在這種情況下律師行為要遵守一定的規則。那規則到底是什么性質的？不管是職業倫理還是職業道德，實際上是一個意思，中國在翻譯時經常出現錯亂。我認為對于律師包括法官、檢察官應當遵守這些規則，它是法律。如果不是法律，會發現有很多問題。為什么說它是法律？如果它不是法律，法官就沒有辦法沿用律師的行為規則對律師進行管理。曾有一個法官問我，“一個律師事務所的兩個律師分別代理一個案件的原告和被告，行不行？”我說“違規了，你沒管？”他說“我沒法管，這是律師制定的規則，不是法律，法官是執法的，律協制定的不是法律，怎么執法？”律師制定的規則，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講都應該是法律，律師根據這個規則對律師進行懲戒。那最終的救濟權在哪兒？按照現在的規則，北京市律協對律師進行懲戒處分，不服，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進行復查。如果還不服，能否進入法院訴訟程序？律協對律師違規行為進行調查時，手段權力是否足以查人家？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權力，怎么能做出一個正確性的裁判？這涉及到律師的聲譽。所以職業規則就是法律。我現在講課包括寫東西以法律職業行為法界定其界限。許老師講美國制定這樣的規則從水門事件開始，中國缺乏這樣的導火索，出的事情很多，但引起行業內部重視的事件是不多的，所以我們可能還需要再出更多的事情(現場笑)，引發行業對職業行為規則的關注，因為我們看到無論是從行業還是行業管理者對這個問題都不重視。

比如，前幾天我在網上對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進行了批評，2004年制定《律師執業行為規范》，2008年進行修改，但修改以后沒有公布。前年12月份又改了一次，而因要換屆了，不公布不行了。街談巷說改完放在那兒，忘了公布。作為管理機關對這個規則不重視。另一方面廣大律師對這個規則不重視，很多律師執業過程中對于實體法、程序法比較重視，但對于規則不重視。所有人不重視就會帶來問題：即現有規則建設的技術性。身健說了一句話，蘭某某的行為是否違規有疑問。為什么有疑問？因為不清楚他的行為界限在哪里。比如律師言論，能否披露這個案件，如果對方或媒體披露了案件，作為律師有沒有權利進行反擊？我們沒有規定。所以在這個案件中，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人民法院三個機構都不作為。在進行時，無論司法行政機關還是律師協會都沒有采取措施，司法行政機關在自己的規則里講得很清楚，比如司法部在2010年《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第14條講得很清楚：屬于《律師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的律師‘違反規定會見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或者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影響依法辦理案件的’違法行為”，這屬于以其它不正當方式影響辦理案件的違法行為。所以行政法規講得很清楚。

律師協會沒有作為好理解一點，即2004年《律師執業行為規范》也規定，在訴訟或者仲裁案件判決前，承辦律師不能通過傳媒或者在公開場合發表任何可能被合理地認為損害司法公正的言論。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2011年全國律協公布修改以后的規范把這個給刪掉了，所以現在律師言論在律協范圍內缺乏有效的條文規制。唯一涉及到的問題可能是保密問題，律師要保守委托人的隱私，當然對于哪些屬于隱私要進行界定，這個比較復雜。

法院不作為，2009年有一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9條規定：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報道嚴重失實或者惡意進行傾向性報道，損害司法權威、影響公正審判的；以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法官名譽，或者損害當事人名譽權等人格權，侵犯訴訟參與人的隱私和安全的。所以這里面法院也沒有裁決措施。

在這樣一個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李某某案中，律師沒有慎言法院慎言，應該采取措施時而沒有措施，整個規則執行機制有問題。所以造成現在的局面是，一方面行業不重視、整個社會不重視造成技術性很差，沒有辦法操作。另一方面是出了問題，誰都不知情。這樣的事情，整個行業要進行反思，如何加強律師執業行為規范建設，如何把它當成一個法律來看待。

在法律職業管理中，把它視為法律還是視為倫理，其實是人治和法治的界限。如果視為法律就嚴格執行，對律師、法官相關管理；如果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倫理，各個方面都可以做，無所謂。

我就講這么多，謝謝！

李軒：感謝王教授，時間上稍微長一點，可能有很多沒有討論完的地方。王教授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律師的言論界限。我們一般理解庭內、庭外言論的區別很大，庭內可以知無不言，但庭外要謹言慎行。還提出有關機關不作為，包括法官不作為，該支持不支持；律協不作為，該監督不監督；司法行政機關不作為。還間接隱含著公安機關過早披露的不當行為問題、媒體過度披露的問題。但我注意到，法院在一審結束后接受公開媒體采訪的行為，事實上在判決未生效之前也是非常不當的。所以這個案件不限于律師的職業倫理，法律人職業倫理方方面面都值得我們探討。如果是結合剛才提到的有關方面不作為，事后秋后算賬，對律師過度處罰可能劍走偏鋒，可能會出現另外一種局面，希望下面的專家能夠發表更精彩的觀點，下面有請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主任、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會主任吳革律師發言，大家掌聲歡迎！

吳革：我是一個律師，不代表全國律協。剛才聽了許身健教授的演講，非常受鼓舞也非常受啟發，說了很多精彩的語言：“好律師若良醫”。還說了律師的職業倫理是“三最”：最重要、最復雜、最受關注，職業的角色有這樣的特點。產后倡導國際經驗：律師應該熱忱地辯護，同時在復雜的環境下，律師謹言慎行但也要勇敢地選擇，律師職業充滿了選擇。我期待許身健對律師職業倫理的研究能夠成書，讓更多的法律同行學習、借鑒。

本期論壇是從李某某案辯護看律師職業倫理，就這個問題我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為什么李某某案受到了如此高的關注？可能大家都有這種感覺，特別是我們作為一個法律人會經常碰到非法律方方面面的，如經濟的、農業的、海內外的朋友向你打聽“你對李某某案怎么看？”“對李某某案律師怎么看？為什么這個案件長時間受關注？”我一開始不明白，這不就是一個很平常的案件嗎？為什么要我談看法。后來問得多了，我說：受關注因為有“三個二代”：一是李某某案是“官二代”，他的父親是文職少將，比“我爸是李剛”官大多了；二是“星二代”，他母親、母親都是星；三是他是“富二代”，雖然跟北京的富人比不是很富，但跟全國大多數老百姓相比是非常富的，比如寶馬改裝花了20萬，也許在富人中看來很次，但還是很富了。他是三個二代，一個二代都可以引起網絡高度關注，何況是三個二代呢？這個案件被我們高度重視，從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最后轉化成超過所有案件，甚至比薄案受關注度還要高有它根本原因。但這是表面現象，我們要看到的是一個更深刻的現象：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走向法治時代，公民法律意識高度覺醒，自媒體又為大家提供了去觀察這些案件發展的媒介、參與整個案件的媒介。所以我個人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在中國走向法治的時代，大家對個案推動法治的期待，通過這個案件能不能看到有關的司法機關能夠秉公執法、如何通過這個案子詮釋法律，這是我們關注本案的重要原因。

我多年研究中國影響性訴訟，個案如何推動中國法治。過去二、三十年，是一個立法的時代，某某法律體系已經建成了。這個法律體系建成以后怎么樣用個案測試這個法，大家關注的個案是我們測試這個法律的過程，這時就能看到是否做得好。往往在一些個案中，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反而有一種對公眾的敬畏，急于脫身，說這個案件的處理不是受到輿論影響、社會復雜關系的影響，是秉公執法的，從量刑來看，差別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感覺到司法機關被公眾的關注是比較膽怯、害怕的，我們認為起到了作用，但里面的經驗需要總結。

第二，律師的關系學，律師有幾種關系：一是律師和法律、法治的關系。律師應該遵守法律，但更應該推動和完善法律；律師信仰的應該是法治，而不是單純表現出信仰法律，你按法律規則執業，還要不斷地推動法律完善，因法律有善法和惡法。如果一個律師選擇違法，就有很大問題，牽涉到律師的職業倫理問題。二是律師和當事人關系，律師應該忠于但獨立于當事人，如果律師不忠于當事人，律師的職業倫理、職業底線就被突破了，沒有價值；如果僅僅是表現為忠于聽當事人的，非獨立于當事人，那這個律師顯得也沒有價值。如果一個醫生治病就聽當事人的，當事人說怎么治就怎么治是不行，良醫應該給當事人建議，因為你畢竟比他更專業、有經驗，看得更遠。獨立于當事人獨立在哪里？獨立在你的經驗和你對法律的研究、對法律的信仰。三是律師跟媒體的關系，尤其是自媒體，我覺得要“慎重”“善用”，不愿尋找關系的、去搞勾兌的律師，所選擇的辦法是利用媒體。比如一個律師碰到一個當事人，第一審走的是關系，有各種各樣的關系，最后沒有用，因為有更多的領導來看這個案件；二審程序找媒體，愿意開高價幫我炒作，可能看到炒作會帶來案件的改變。但對媒體不慎重可能導致你被處罰，因為法庭內言論和法庭外的言論有區別，案件審結前后的言論要區別，不應該用媒體影響司法，你也不能不當地披露案件秘密，里面有很多原則要慎重。不過也要善用，有人前幾天跟李律師在一起開一個會，最高院準備出臺一個新的法律規則，李律師講應該善用自媒體，要慎用。四是律師和其他同行的關系，這種關系有簡單的兩個詞：相互尊重、相互監督。如果你不尊重同行、不尊重檢察官、法官，法律職業共同體蕩然無存，法律舞臺上需要這幾個角色共同扮演，不可能獨角戲，所以在這個舞臺上大家要相互尊重相互監督，不是說尊重就不監督了，對于違法行為一定要相互監督。

最后，律師職業魅力是它充滿著挑戰和選擇，優秀的律師是能在充分挑戰和選擇過程中把握好度，如此我相信此職業的魅力會有很多人把它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謝謝各位！

李軒：非常感謝吳革律師，這么多年我和吳革律師合作非常多，他有一些概念、術語基本都比較熟悉，包括影響性訴訟、個案促進法治。今天我聽到了一些新說法，其中“以個案測試法”，這就提到了更高一層局面，中國某某特色的法律體系已經建成，通過什么檢驗它到底是成熟的半成熟的，是有效的還是有問題的？通過測試再促進法治，這個強調非常重要。同時提到兩個關系：一個是律師要忠于當事人，同時獨立于當事人。他認為忠于和獨立于當事人是不矛盾的。對此我特別贊成，忠于不是盲忠，獨立不是不為當事人考慮。另外一個關系為律師同行之間是尊重與監督的關系，這也不矛盾，今天這樣的研討會實際上也是起到一個監督的關系，同行自律與監督。我也注意到吳革律師發言中再次重復了前面兩位嘉賓的概念，轉型時期中國環境異常復雜，在這個復雜的環境下，尤其在制度規范不健全的情況下，律師可能為當事人的利益突破有些規則，劍走偏鋒，有些突破值得鼓勵、同行尊重，有些突破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來之前我特別做了功課，知道易勝華律師來做點評嘉賓，之前我聽到易勝華律師對這個案件有獨到的見解，但可能有誤傳，因為我相信蘭和律師志在必得的表現包括陳有西律師特別讓人費解的轉入(現場笑)，可能確實是基于他們對這個案件有特殊的了解，易勝華律師似乎在這方面有更多的信息帶給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爭論焦點出現，大家掌聲歡迎！

易勝華：謝謝大家，我覺得我今天來有點上當受騙，因為是張律師邀請我過來，說有一個薊門決策論壇是關于律師職業倫理的討論，我說好。因為事先我知道薊門決策論壇是何兵老師辦的，而且何兵老師又是我那本書的推薦者，算是我的恩師，肯定要過來捧場。

關于律師職業倫理，李律師談到伍雷律師對錢列陽律師發出挑戰，當時在張律師主持之下，關于律師職業倫理展開了一場正方和反方的討論，伍雷律師作為其中一方隊長，我是作為另一方的隊長。后經過反復考慮，我覺得向伍雷律師投降，退出這場辯論。因為當時覺得劉志軍案辯論的點稍微少一些，更多是集中于對某一個律師具體辦案當中的方式是否妥當問題，而我考慮到具體案件中每個律師有自己的風格和自己的考慮，作為其他并不是參與這個案件的律師討論這個事不一定很合適，基于這種考慮我退出了與伍雷律師的辯論。

之所以我說是被騙過來的，是因為我并不知道今天的主題是關于李某某案，蘭和是我們盈科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因為蘭和在此案中參與進來，我對這個案件發表了很多觀點，很多觀點和蘭和的觀點完全不一樣，甚至站在他的對立面。雖然最開始我們所里最高層要求我不要發出不同聲音，畢竟是一個律師事務所的。我忍了幾天后實在沒忍住(現場笑)，就發聲了，后來所里最高層也不管我了。因我一直不斷發出聲音，網上有一篇《夢醒十分》，雖然我及時刪除，但被廣泛地轉載、不斷地扭曲、切割，現在還有人緊盯著我不放，動不動將我正在辦理的案件的很多信息披露出來，讓我的當事人感到非常驚恐，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內疚，從我的角度來講，本身是想做一個簡單的比較而已，沒想到被人有意歪曲，雖然在我的文章中沒有披露我的當事人任何信息，但架不住那一群人的懸賞，很多人給他提供信息，結果還是有很多信息被披露。由此真覺得自己不應該對這個事情發出言論，我自己不害怕，但我的當事人害怕，就覺得自己不對，不應該對李某某發表過多的意見。后來我在網上表態，如果沒有新的進展，就不發表新的意見。今天上了“薊門決策論壇”這個船就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李某某案一審宣判后，律協、司法機關進入之前，我是最早得到消息人之一。據我了解，只要有這個案件的律師事務所紛紛開展了內部的自查，我們所毫無疑問也開展了討論據我了解，這個案件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因為有一些錯誤的信息或者雖然信息不多，但介入這個案件的一些律師對這些信息做出錯誤判斷后，才會做出一種錯誤的選擇，導致越錯越遠，自己又無法控制。

我是這樣認為的：在李某某案中各律師的各自表現，在我看來一定程度上暴露或者展示出當下中國律師尤其是中國年輕律師的生存狀態和心態，我們把這個案件的其它東西拿開，似乎可以看到這一方面，因為辦理這些案件的律師，大部分參與這個案件的律師，包括案內案外大部分是一些年輕律師，他們在這個案件中展示出年輕律師的生存狀態和他們面臨這種生存狀態的情況下所展示出的一種心態——急功近利。同時還暴露出一種問題，當前中國律師的職業技能還有很大缺陷，尤其是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律師從法學院校接受了理論知識，通過司法考試后，在律師事務所經過一年實習，然后執業，接觸到的更多是理論知識和律師執業的基本技能，但非常嚴重地欠缺兩方面的知識，即律師需要面對關系：律師與公共關系。我一直在研究這樣的課題，在一些學校和同學進行講座時把律師公共關系作為課題和同學一起研究、討論。

律師公共關系里很重要的一項是在這樣一個時代律師怎么去面對新媒體、自媒體，在這種時候怎么把除了案件本身的東西處理好，在案件之外可能會影響到案件結果和影響到律師聲譽的案外因素處理好，這對于律師而言從來沒有接受這方面的教育，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是我們急需補的一堂課。同時包括律師的職業倫理，我不知道現在的司法考試是否還考這個內容，我記得我參加考試時，律師職業道德是考點之一，雖然分不多，但有這個考點。不過考完后就不再提這個問題了。這兩項也是年輕律師或者大多數律師在現在執業過程中的兩大弱項，這個案件中又恰恰展示出來。

可能有的同學知道，盈科律師事務所正在搞盈科刑辯訓練營。訓練營里一共是八節課，其中有兩節課是律師如何和媒體打交道。最后一堂課本本周末：律師職業倫理的討論。在我看來，八節課里要拿出兩節課彌補這方面的缺陷，我們所欠缺的東西要補上來。

今天的主題是律師的職業倫理，如果一個年輕的律師在自己飯都吃不飽的情況，跟他大談特談職業倫理、職業道德是否有很大意義？謝謝！

李軒：非常感謝易勝華律師，雖然我聽出易勝華律師間接或隱諱地對年輕律師提出了批判，但我必須要說易律師還很年輕。這個研討會如果是閉門研討效果會更好，因為大家有所顧及，不好從容展開，尤其是不方便點名道姓甚至不敢激烈地批評。但我要重申一點，我們的研討對事不對人，就當作是為年輕律師出道，怎么樣把握律師職業倫理和辯護技巧提供幫助的一次學習研討會，沒有更多的惡意。剛才易律師還特別提出心態的問題，不光是年輕律師比較浮躁，還有一些處于弱勢或者是待發展的中老年律師現在也很浮躁，實際也是環境所迫，方方面面導致律師劍走偏鋒，但法律的底線要遵守。易律師說他上當，我說他沒有上當，來了就獲益了，至少澄清了一些誤會或者誤傳，也端正了我對他的認識，但有很多隱情不方便探討，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包括案件事實是否為法院最后判決的真相，我不敢肯定，我相信蘭和律師有他們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可能有他們的苦衷。下面特別想聽聽曾經準備和易勝華隊長展開辯論的伍雷隊長，看看他在這方面的高見，大家掌聲歡迎！

伍雷：這里學生比較多，我想對律師職業倫理發表我作為一個刑辯律師的觀點，何老師的課也許不好學，出來不一定找得到工作；但許老師這門課一定好學，為什么？刑事辯護律師目前非常關注律師職業倫理問題，而我們也在摸索，刑事辯護律師群體很小，大家忙于業務，對倫理本身沒有做深入嚴重，所法大學能夠開這樣一門課，體現了敏感性、前沿性，包括李某某案。這是第一。

第二，前面提到“隊長”，我想我今天過來可能不是對李某某案有研究，可能是對劉某某案有研究。律師職業倫理確實非常重要，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易勝華律師剛才把一個倫理問題歸結于一個吃飯問題(現場笑)?？赡苣贻p律師需要倫理教育，出現了倫理問題，但我們知道一些老律師出的問題并不少于年輕律師。當然我不是說劉某某，大家不要誤會。我最早對律師職業倫理產生強烈質疑時是在北海案，在那之前我是一個賺錢的律師，賺錢帶來的快樂跟做刑事案件帶來的快樂完全不一樣，刑事案件帶來的快樂是一種真正的快樂(現場笑)。在北海案中，我們一個同行給當事人做的有罪輕辯護，當事人說無罪。這個案子二審后證明是假案子，被告人在廣西高院說沒有殺人，當時是迫于壓力。他辯護時就在我面前，他在那里玩偷菜游戲(現場笑)。開庭時，面對你的被告人，面對被告人生死存亡時，他在玩游戲。當時我忍了又忍，尊重他。但從他后來的表現中，我們可以判斷他完全沒有看卷，對此案什么都不了解，只是司法需要告訴他必須做一個罪輕辯護，他就做一個罪輕辯護。所以不是一個吃飯問題，是一個所有年齡段律師都存在的問題。

這里我簡短匯報一下我自己對律師職業倫理的看法。當事人利益最大化不是律師職業倫理的內容，律師倫理內容，我覺得主要是三方面：一個是勤勉敬業。一個律師為當事人服務，是否做到了勤勉敬業，也就是說是否是否看完卷，對當事人是否多次會見，或者調查取證，或者在法庭上法官說不要說，你作為律師要盡量辯護。二是保守秘密。從李某某而言，我覺得最大問題是保守秘密問題，包括委托人秘密、案件秘密、對法庭的保密秘密，這是一個最大問題。一線刑事辯護律師對這個案件沒有公開討論，我認為不具備完全討論的基礎，當媒體一邊倒時，刑事辯護律師一定要充分警惕。三是獨立辯護問題。獨立到什么程度是自古以來的一個難題。獨立辯護問題如果是一個法律援助案件，是對司法負責還是對當事人負責。當對一個特別案件，比如北海案，對律師說是自己殺的，怎樣判斷是否為他的真實意思表示，因為有的時候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須要我們綜合判斷；當事人說非常感謝律師對他所做的努力，我們可能也要擔心這話是否為他的真實意思表示，所有冤案靠口供。獨立辯護職能特別重要，我們是根據法律和事實進行辯護，事實是否包括委托人、被告人意思本身的比重比較少，這是一個溝通問題。律師職業倫理我歸結為前面三個問題。

最后四方面的結論性東西、更大意見性的東西是這樣的：律師職業倫理是作為一個刑事辯護律師一定像他的血液一樣，我們跟學生談職業倫理非常困難，主要因為律師職業倫理不單單是倫理問題也不單單是道德問題，而是貫穿于律師的執業過程中，是在法庭辯護過程中，它是血液是空氣，沒有它就不存在。

二是談律師職業倫理不能假定前提，比如假定法庭是一個公正的法庭。作為一線律師都知道在一個案件中最大的問題不是律師問題，而是司法公正，甚至讓人感覺到這不是一個法庭，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更復雜。談律師職業倫理問題一定涉及到很多其他權利，比如憲法權利。我作為一個律師也是一個公民，作為律師就不能對法庭進行批評了？司法部說刑事辯護律師不能介入案情，不讓律師介入案情，媒體又是被控制的，老百姓從哪里得到案情？重慶打黑案件全是一邊倒，所以面臨著民眾知情權問題。還有我們的媒體并不是特別獨立，在這樣的情況下律師職業倫理產生了新的問題。

三是加強立法問題，從三個角度加強處罰、處理，我理解是王進喜老師對律師界的愛護，行業自律怎么提都不過分。但我想這里面可能有一個前提，即對律師一方面要關心愛護，不能為了加大處罰而加大處罰，司法形象，包括李某某案是否因這些律師說幾句話就一邊倒了？不會。陳有西能夠說，好多律師冒著風險說，不顧民意一邊倒地說(包括蘭和律師)，是否對錯，大家都可以參考，而不是說急于去處理他，處理本身有可能最后演變成對律師的一種封殺，讓大家不說話。如果是律師職業倫理問題，一定是行業內討論、律師協會討論，但律師協會又不是獨立的。如果解決、處理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律師協會的獨立性問題，對律師的保護問題。

四是媒體影響司法問題，一線刑事辯護律師感覺到整天談、學者談、媒體談，對一個具體法院來講媒體算什么？媒體再報道，那個冤案該做還是得做。聶樹斌案就是如此，我們到高院去，跟河北省高院談，為什么不讓我們約見？他說死刑不能。我說我們要最大善意理解法律。今天你是何兵老師的學生，在何兵老師課堂上講法律公正善良，一旦當了法官按罪惡標準去理解法律怎么能行？媒體不影響司法，現在還沒到媒體影響司法時，而是其它因素對司法影響太過分了，律師辯護，痛死在法庭上都沒人管。

李軒：是這樣的，遲夙生大姐當庭暈倒沒人去救。

伍雷：北海案，開了33天，10名律師一致在法庭上為10名被告人辯護，我們說你再這樣就磕死在你們法庭上，到最后完全保障被告人的權利、辯護人的權利，要查清。后來被告人說已經開始感覺到法庭的威嚴了，公正了自然就威嚴了。我想律師職業倫理真不是一個簡單的職業倫理問題，板子也不能打在律師身上，我建議要更廣泛地討論，從行業發展、利于案件、利于法治進步討論這個問題，謝謝大家！

李軒：非常感謝伍雷律師，長期以來我一直在關注他的行蹤，很多案件是“利他性裸奔”，有很多行為藝術，在最高院提著紅薯就把事情解決，一個殺人犯就被釋放回家。

伍雷：5個紅薯，最大是審判長的。

李軒：所以他的所作所為是有勇氣的，而且他的所知所言有深切體會。其中提到律師違規操作并不限于年輕律師，以我的觀察就是這樣，涉及到基本的職業倫理，不是對年輕律師的要求，而是對所有律師的要求。還特別提到另外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律師各種表演怎么甄別，有的表演是越規則的，有的表演司法不公，如此怎么辦？能不能向媒體披露、求救于媒體？能不能發聲？在中國到底是媒體影響司法還是司法左右媒體？昨天《新快報》一個記者陳永洲因為報道中聯重科被抓，恰恰說明國家公器已經被權貴資產階級用來發泄自己不滿或者實現自己私利的工具，還有什么公正可言？真正的媒體人能影響多少司法？我還特別贊成伍雷律師的觀點：公正了，法院自然就有威嚴了，不在于輿論、媒體怎么說。伍雷是還特別提到一個概念：要以最大的善意理解法律。但我能夠體會到他是以最大的善意理解同行。一開始我對伍律師有點成見，認為他站在易勝華律師的對立面，挑戰劉志軍案中錢某某律師，可能對這些律師抱有惡意，會否有過度表現。但我剛才聽到他特別擔心的是律師協會不要受到有關當局的影響，把律師作為砧板上的肉來處理，這值得我們重視，也值得有關方面反思，該作為不作為，有時候動用刑法手段追究律師責任可能反其道而行，也許效果起到封殺律師自由言論的作用。伍律師把我們的討論推向了小小的高潮，下面希望毛立新律師有精彩的發言，大家掌聲歡迎！

毛立新：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時代討論倫理問題有點奢侈，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幾年在官德淪喪的社會下，社會風氣在下降。今天我們討論法律問題，說到律師很多問題，但中國法律職業倫理是整體性問題，沒有誰比誰更好一點點。我們說法官，按照美國規則，中國幾乎找不到一個合格的法官和法律(現場笑)。

何兵：正常的事。

毛立新：比如***案件開庭開得很好，我也寫了文章予以贊賞，但開后，《人民法院報》寫了兩篇文章把好處全都否了，這是不對的，按照美國司法官員的職業規則是嚴重違反，直接導致司法不公，一場好戲生生被它破壞掉。然后是檢察官、警察都可以挑出毛病。在這個大環境下，單獨討論律師的職業倫理問題不太公平，這是伍雷一再說的，中國有中國的特殊語境，以美國標準要求中國律師，送紅薯絕對會被處罰的，這豈不是藐視法庭嗎？更不用說鬧庭了。鬧庭直接抓起來送監獄。中國的語境是什么？不僅僅是整體道德低下問題，而是司法體制和訴訟結構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為什么我說幾乎找不到一個合格的法庭？是因為體制和結構決定了沒有中立、超然的可以做裁判者的資格，很多情況下是一屁股坐到控方立場。甚至我們在貴陽看到，審判長沖到第一線直接跟律師對著干，檢察官在底下乘涼。所以不僅僅是職業倫理，還有愚蠢問題。這在我們安徽很少發生，我辦過很多鬧庭的案件，絕對沒有法官到第一線跟你干起來。中國問題有它的特殊性。有一位律師在《檢察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的是律師發表言論問題，他的觀點都是對的，人民法院報不應該、律師不應該，但都是在有前提下的。如果法庭是不公正的法庭、不讓對方說話的法庭、是排斥辯護人的法庭，怎么辦？你可以不送紅薯，但里不得不鬧庭。

所以中國的問題有中國的特殊性，我們講法律職業倫理問題有它的復雜性，完全套用西方東西沒有辦法得出正確結論，所以這個問題很難討論。比如我們討論李某某案，最先透露李某某案信息的是誰？肯定是辦案機關，背后肯定有特別目的，普通強奸案怎么會變成這樣。后來我們看到有律師表演。那之前是誰弄的？肯定有人在弄。所以我比較理解蘭和和陳有西律師。泄露李某某的信息肯定不是律師，律師后來的表現是相互比丑(現場笑)，確實做出了一些讓我們律師行業還沒有面子的事情。職業倫理問題，最初討論是劉志軍案，那個比較簡單，就是辯護問題。發展到李某某案，覺得不能回避這個問題，因為所言所行已經嚴重影響到律師行業的整體形象，所以我也寫文章呼吁律協采取行動，最起碼自己清理好自己的門戶，該行動就得采取行動，不能一連串不當言行都出來了而沒有一個人發聲，這確實是不對的。當然還有跟案件沒有關系的律師，比如雷海軍。

易勝華：我跟這個案件沒有關系，也受到批評。

毛立新：但你的言行是適當的(現場笑)，雷海軍的言行很奇怪，徹底把“主任律師”這四個字給毀掉了。這么一個案件暴露出律師那么多問題確實要引起我們的警醒。處罰是次要的，因為我們連處罰律師界行為的合格主體在哪里，律協、司法行政機關表現如何都是堪憂的，我們更不想看到因為這么一個案件，由于對某些律師啟動的某些程序演變成對整個律師行業的一場整肅更不應該，也是更沒有道理的。前面王進喜律師讀了很多法條，實際我們國家在律師職業倫理這一塊不是不完善，書上規定得非常詳細，我原來都不清楚搞得那么規范，規定得那么非常詳細，不亞于美國的。所以不是沒有規定的問題，而是怎么啟動一個日常性的運作機制問題，出了問題要趕緊干預，雷海軍在網上叫來叫去，必須找他談話。

李軒：談了，沒用。

毛立新：應該懲戒。我覺得中國問題有它的復雜性，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和研究。我就說這么多，謝謝！

李軒：謝謝毛立新律師，他也是一邊做學問一邊以身試法，而且最近對這個案件里的職業倫理問題研究得非常滲透，很多觀點我是贊同的，但他把我們的研討引向另外一個深刻話題：官德普遍淪喪、司法機關存在嚴重職業倫理問題時，能否對律師業單獨苛求，這值得探討。如果看李某某案，李某某案的原罪是什么？首先是公安機關還是律師業？這也值得探討，當然不能回避律師行業本身相互比丑的問題。伍雷律師提出，作為律師以當事人最大化實現自己的職業價值還是獨立于相關部門、有關機關甚至幕后操縱要有自己的敬業表現，而不是遷就與庭審，不光是劉某某案、薄某某案、薄谷某某來，所以怎么破解這些難題需要更多的研究，甚至就是在劉志軍案件中，他的前任律師說過一句話就帶來律師職業倫理的重大討論“劉志軍叫我免死，所以我不做他的辯護律師”，這樣一個高層次的律師說出這樣的話，是否有違律師職業倫理。討論已經很惹惱了，最后請周澤律師發言，大家掌聲歡迎！

周澤：我剛才翻了會議議程，沒有我發言，之前沒有參加這個會議，是聽說有這樣的會議想學習一下，跟伍雷打了一個電話，知道他在這兒，他跟找了一個關系，在這里給我列一個“牌位”(現場笑)，有一個坐的機會很不容易，因為有這么多同學在這里站著，但今天在這里參加會議我很不高興，特別是李老師關于我是“裸奔”的說法，我覺得利他型、利己型裸奔都不是好事，我不接受，我相信伍雷也不能接受。

今天討論的李某某案，我覺得用“李某某案”這樣一個詞是不是也不符合我們要表達的倫理？今天講“李某某”時都知道講的是李某某吧(現場笑)，講保護隱私，什么是隱私？是不愿意公開的，但人家父母把信息發在網上，上面寫得到一清二楚，我們還以隱私來做很荒唐，我建議大家的討論就叫李某某，而不是李某某。

何兵：在這里不能講李某某。

周澤：為什么？

何兵：因為李某某的父母有權利保護他，我們作為公眾不能擴大。

許身?。耗阋彩锹蓭煟仨氁袷芈蓭熉殬I倫理。

何兵：周澤你對法律理解是錯的。

周澤：因為有老師在場指出錯誤，按老師的意見辦，說“李某某”。今天討論律師職業倫理問題，律師職業倫理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特別是最近司法行政部門就關注李某某案律師表現問題，把律師行業職業倫理問題全面提出來。今天我看到一本雜志《南風窗》，上面講到誰是壞律師，從這里透露出的某些信息來看，似乎真正為當事人辯護、維護當事人利益的律師都可能被當“壞律師”。書里講了當前律師隊伍中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個別律師串聯、抱團、死磕、惡意炒作等。對于前三者我們不避諱，比如有合作可能被當成是“串聯”，能理解，無妨?！氨F”，我們這些年來就在抱團，北海案、小河案就是這樣?！八揽摹焙茱@然是指我們這種品種的律師。“惡意炒作”，我覺得這個詞是一個解釋余地很大的一個詞，在我們看來是很正當的輿論監督性質的信息披露，完全被一些部門當成惡意炒作來對待，也可能有這樣的情況。

對我本人來講，這些年做的每一個案子都是同樣的道路：讓案子的信息盡可能公開，讓社會更全面地了解案子的信息。但我這種做法，總體而言效果蠻不錯。不過司法行政機關、律協行業管理部門一開始對我有偏見，到現在對我比較理解，甚至也比較認同。

如果律師都按照我們的規則講，按照判決之前不要披露信息，簡單把律師披露信息當成一種不正當的影響依法審理案件是很危險的一件事，特別是在今天的刑事司法，除了公眾媒體、輿論對他們還有所影響、可能讓一個案子得到些微的公正處理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手段可以制約司法的不公正。我可能比較特殊一點，遇到任何一個案子都特別，全是同一類型案子：覺得很冤來找我。所以到今天我所做的所有案子都是做無罪辯護的，我本身也真的認為是無罪的，雖然最后有些人被判有罪。就算現在被改成無罪的、撤訴的，如果不是通過這種方式很難想象他們會得到一種公正處理。

所以我認為從律師辯護來講，不僅僅是在法庭上根據法律依據發表意見，更重要的是把你的辯護延伸到一切可以決定這個案子的空間，讓他們充分認識到一個案子所存在的問題，我們習慣性認為這會影響案件的依法處理，這好像有一個附會，律師這么一弄就影響到法院公正處理了？怎么可能影響？而且作為律師就要施加影響，法庭上辯護就是要有影響，法庭外有影響又有什么問題？而且律師的影響更多是一種善意，施加影響是讓法官做出更公正的處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講律師職業倫理，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應該是一個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時制宜?，F在的職業倫理規范總是基于合理化的制度設計之下、政策的狀態之下應該這么做，可當這種狀態不正常時我們應該怎么做？在這種狀態下制定的規則是圍繞什么來制定的？制定的基礎是什么？《律師法》解釋的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公平正義，這要貫穿整個行為的任何一個環節，我們在法庭上遇到這種情況時，很本能地就要做出這種反映，比如在小河法院的法庭上進行激烈的激辯。把審判長從臺上拉下來會有什么后果？有律師可能愿意這樣做，中國律師冒著被抓起來的危險而做，這是一種什么精神？這才是一種真正的職業倫理。謝謝！

李軒：看得出來周澤律師有點激動，再不打斷他就是他的主場了。看似他在跑題，好像與本案無關，但與伍雷說的內容：司法不公正不怎么辦？規則不公正時，律師群體怎么自衛、怎么自救很關鍵，下面有請王耀剛律師。

王耀剛：我今天是來學習的，做律師比較短，只有4年多，職業倫理和職業道德了解過，做起來也是跟著老師，跟著張青松律師，有時這個能不能做、那個能不能做要請教。李某某案出來以后很關注，對有些律師同行的做法不太理解，感覺跟我們通常的做法不太一樣。李某某案一審后，了解到律協要對此案中的律師進行開展調查，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觸動。也就是說在執業中，什么樣的行為是正當的，什么樣的辯護行為是應當注意的或者應當禁止的，很有必要搞清楚。所以我今天來是學習的，聽到各位老師講的受益匪淺。

周澤律師談到《南風窗》上的一篇文章，我看到了，我的家屬也看到了，對我表示很擔心，比如“死磕派”，感覺我跟他們走得比較近，比較擔心。我說沒有關系，我們是依法辯護。今天聽到各位的發言受益匪淺。我所理解的剛才各位都提到了，主要一點是盡職，忠實委托人，勤勉敬業，首先自己要專業，自己不專業，沒有辦法給當事人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好的辯護。這里面我一邊做一邊體會，有些案子做著做著感到很害怕，突然發現一個新的法律規定沒有注意到，或者證據中有那樣的問題沒有發現，后來發現了，出了一身冷汗。所以一定要經常學習相關規定，特別是跟你所代理案件有關的相關規定。然后你要窮盡一切辦法為你的委托人爭取權利，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死磕”“恨不得碰死在那兒”，要有精神，不一定非得那么去做，要有精神，為委托人窮盡一切辦法實現他的權利。別的就不說了，謝謝！

李軒：謝謝王律師，他是很多知名案件的參與者，比如政法大學校友陳寶誠記者案，他是一線律師；貴陽黎慶洪案也是一線辯護律師。在這里我想“披露”一點他的隱私，在做律師之前是做警察，是公安局長。

何兵：而且是市一級公安局局長，不是縣公安局局長。

李軒：能有這樣的行為和“死磕”精神讓我們佩服。(掌聲)下面是自由發言，先有請許身健教授做點發言！

許身?。何蚁葻釤釄?，然后隆重請何兵老師出場。各位非常精彩的點評對我的啟發非常大，特別是毛律師，他的主題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們現在有特別完美的法條，當然也無形暴露他作為一個很優秀的律師對職業倫理不是很樂觀。還講到中國的國情，國情論、特殊論是中國常講的話語，不但指律師行業，中國選舉、民主都有這樣的感覺。我們今天談這樣的話題，職業倫理跟律師的職業角色結合在一起，它是一種責任。毛律師特別提出中國現在有特殊情況，這些年我一直對律師進行研究，除了論文后也寫了法學隨筆，如《律師要按拳譜出招》、《律師三種人》，按孔子觀點律師有三類：一種是歹人律師，一種是小人律師，一種是君子律師。從本義來講有一種壞律師，所謂小人律師是尋常律師、普通律師，還有一種是君子律師。很多律師可能沒有看過我的書，可能看了標題。我是愛律師的，但律師不愛我。

今天宏觀地講律師群體，但不能否認律師分階層，易律師也提到青年律師、成功律師、大律師、小律師，二八定律，還有律師貴族、律協的組成問題。西方人也講律師約束內部，有些律師不具體出庭，但他們能長袖善舞，有分工。從律師群體形象來看，也要承認在一些受關注的群體中，很多職業不受關注，比如在一百多種比較受關注的職業中，律師行業形象并不高，而是低的。前段時間著名主持人楊瀾也講過律師群體不幸福，結果她受到痛罵。我認為律師職業形象不高的原因有兩個：一個確實有職業不道德行為，一個是嚴重的違規違法行為。還有訴訟律師跟很多人一段不幸經歷聯系在一起，比如離婚或者是債務人，別人告了你，或者你是刑事被告人，你的自由、尊嚴、財產乃至于生命受到嚴重威脅，律師和別人的不幸結合在一起，基于各種原因，律師形象并不是太高。

律師有各種各樣的類型，但好律師是不是好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什么叫君子律師？哪種律師展現了律師風范？哪種律師形象不倒？有些律師是給整個律師群體掙面的，比如公益律師，奧巴馬可以去做一個商業律師賺錢，但他做了一個“人民律師”，彰顯了律師職業精神。耶魯法學院院長說“是政治家“，律師行業離全民最近。李克強總理做了總理后，很多人特別樂觀：律師的春天來了，律師馬上要掌握權力。但恰恰說明律師行業很多特質跟從政相關，也就是說律師為人和國家未來結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做一個律師很難。毛律師是我的同行，都是教師，在這種情況下是一個選擇問題，你該怎么做，而且有因就有果。說到決策，有決策就有期待，說對律師行業要求不要太高，你的要求是不切實際的，如此恰恰說明人民、公眾、法律群體對律師沒有失望，對律師有比較高的要求。對貪官沒有希望，甚至充滿了失望，對他有任何要求都不切實際。反過來講，法官、檢察官不按拳頭出牌，是否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否讓大山向你走來？大山不向你走來，你可以向大山走去。我們法官、檢察官叫在朝法曹，他們掌握權力，律師不掌握權力，叫在野法曹。那是否完全死磕？記者、老百姓都會死磕，死磕是一種形式，這時要展現你豐富的技能，德才兼備，一個律師的工作要把復雜問題簡單化，有時要把問題復雜化，要有”CARE“，不要像李逵一樣大吼一聲?？偸且腥俗叱鰜?，總是有人需要去做?，F在流傳著馬丁路德金、甘地、林肯，盡管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但我們要呼喚好律師、君子律師、好領袖，因為這些人反映了國家未來和希望。所以千萬不要同流何污，千萬不要簡單，千萬不要當李逵，因為我對你們寄于厚望，你們也不要讓我們失望，謝謝大家！

李軒：謝謝！許身健老師對前面的研討做了階段性總結，對”死磕"的方式方法提出了具體要求，也提出了學者的期待。周律師今天在座的律師是那種品種的律師，今天的學者也是那種品種的學者，我們的研討會是抱團的研討會，價值目標共同。我看何兵院長已經躍躍欲試，給你10分鐘。

何兵：以往會議是我主持，今天不是我，發現一旦沒有權力感覺就不一樣(現場笑)。

我先澄清幾個事：一個是周澤說今天為什么要說“李某某”，是因為其他人錯誤導致未成年人的隱私被公開我，法律上我們要遵守我們的規則。二是雖然他的信息被公開，我們沒有權利進一步把這個信息擴大發酵，在這個原則上我們要叫李某某，而不是其它。

許身健院長講死磕，兩個多月前在深圳開了一個政法大學校友會，馬懷德校長代表我們大學致辭，他先談到我“我知道何兵院長這幾年和死磕派律師走得比較近”，最后他還說了一句“我支持他”！(掌聲)，我以為他要委婉我一下，結果沒有委婉，而是支持我，說的道理是：讓律師們在法庭上死磕總比老百姓在汽車上放汽油好多了，這樣的判斷，大方向是對的。

今天討論有幾個問題可以厘清一下：第一，今天討論的是律師職業倫理其實是司法倫理，碰到一個法官不講倫理、不講法(包括檢察官)會發現問題都存在。但我們今天還是要討論，不能限在這個圈子里，說人家是壞人，也許法官會說是律師搞壞了，律師天天請我們喝酒、送女人。如果到了這樣的境界，不反思自己律師職業倫理是不對的，所以許身健老師講得有道理。

這里面有幾個問題需要具體解決：美國倫理標準和當下中國律師的操守問題，周澤一說話，我就感到伍雷有一種苦大仇深的感覺。我跟王耀剛律師在一個案子中是搭檔，我親眼看到一個法官在法庭上犯罪，這是真實的。這個法官說給你判什么刑，當時他妻子在場。然后我們申請他妻子法庭作證。結果休庭，下午開庭，審判長說：他的妻子證人不愿意到庭作證?？伤钠拮釉谙旅妗皩徟虚L我在這兒！我在這兒！”(現場笑)，但不讓她作證。許身健講的原則，比如第一律師的職業倫理是謹言慎行，第二盡最大程度維護當事人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怎么辦？我是在外面喊出來，或者像伍雷那樣提著紅薯甚至在法院門口絕食，還是謹言慎行？所以對于一線律師來說，面臨的并不是這個問題，許身健說對你們有更多的期待。但當你用另外一個啊原則來說，當事人期待你把案子辦贏，用不違法的方法把我的案子辦贏，這是當事人的最大的倫理，不管中國百年以后的司法建設問題。所以我發現職業倫理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沖突和矛盾。

第二，職業倫理規則里，王進喜教授說不是倫理問題，而是一個規則問題，是一個法的問題。我覺得這既是對的也是不的。把所有倫理都上升為法是錯的，因為任何領域總會有規則不能上升為法的東西，即使把一部分倫理規則上升為法，仍必然存在著一些永遠不可能上升為法的規則。對于不能上升為法的規則，如何在律師隊伍中貫穿出去、弘揚出去？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比如剛才大家說有的人之所以著急，按可能言行不符合倫理規則，是因為我們碰到一個不是真正的法庭，這是真正存在的。但我不認為在李某某案中存在這個條件，至少沒有什么證據證明我們的法律就準備枉法裁判，何以律師們就不顧李某某案未成年現實把案件往外披露，實際在很大利益上是犧牲當事人的利益炒作自己。我作為一個旁觀者看得比較明顯，包括一些律師、有西的表態都是不恰當的，你說“根據我看到的材料怎么樣”，不是你的案件說那么多怎么可行？

而且我認為對李某某判得太重，對于一個未成年人來說，未成年犯罪主要是社會犯罪。我在北歐，他們的監獄長告訴我一句話：我們的監獄從來不關押18歲以下的人。我說如果這個人殺人放火、強奸關不關？他們說“we never

does(永遠不關)”。我說那你們怎么辦？給他做一個電子手銬，在家里周圍活動，不能超過區域，超出區域就能馬上知道。為什么？他們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未成年人需要社會監護和教育，他之所以犯罪肯定是社會和父母出了問題，怎么可以懲罰孩子呢？(掌聲)這才是真實的問題。所以李某某案律師沒有辯護到這一點，他的父母有問題，沒有教育好，他的周邊群體有問題，整個社會環境有問題，導致這個孩子出了問題，除非我們的孩子是天生的犯罪人。到現在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這個判決太重了，10年后出來20多歲，他就不可能融入這個社會了，青春期、成長期最關鍵時把他放在監獄里，跟壞人關在一起就壞了，如果跟許身健院長在一起起就好了(現場笑)。再從一個人的角度來說，李雙江70歲了，把兒子關了10年，他再不可能享受天倫之樂，“我為國家唱了多么年好歌”。所以我認為判決在這方面過重。李某某案律師的行為很令人失望，不能用一個所謂的沒法抵制的力量而沒有辦法，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最讓我感到悲憤的是炒作技巧太蠢了，一蠢再蠢。

易勝華：如果您是這個律師怎么炒作？

何兵：讓他母親認錯，你教育孩子有問題，如果這個案子不認識，孩子以前打人是你教的，認錯、道歉，至于其它再說。我覺得很多律師說在問題上說肯定不構成，這肯定夠嗆。在外面很多行為推斷里面沒有強奸，即使之前合議了，同意，但到了房間以后不同意，兩個就是強奸，沒有辦法，當然我們不去推定案件事實，除非律師在房間里待著，否則你怎么那么確信說這個案子有問題或者沒有問題？我覺得律師在這個案子上的發言不符合謹言慎行。我就講到這里。

李軒：很好，何院長說得很好，我沒想到他的觀點和夢鴿律師的觀點一模一樣，說判決太重了。確實太重了，尤其是同一案件量刑差距太大，事實還可以做得更好。關于這個案件的實體問題，律師發表了大量觀點，何兵老師總結得很到位，包括對有西的批判，有西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主觀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沒有辦法，事物發展總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下面時間留給同學們。

提問1：各位老師好、各位律師好，我是社科院法學所的碩士，李某某案包括之前的沈陽劉涌案，都組織了專家論會，我想聽聽論證會這個性質是否有干擾司法之嫌？

許身健：我覺得這個問題讓何院長回答，何院長寫過一篇文章是講這方面的。

何兵：專家意見書，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專家意見書不能遞交法庭，因為沒有相關性。如果專家只向當事人出具意見書，當然沒有太大問題。但一旦當事人把這樣的意見書向法庭遞交，在證據法上不成立，不是證據，法官不能接受不相關的材料，不是說什么材料法官都會拿過來。

李軒：我研究這個問題，我是訴訟法學專家，我覺得何兵院長的說法是錯誤的：第一，法律上不禁止代理律師為當事人提交專家論證意見；第二，這種論證意見不是證據，而是作為辯論意見的一種補充，是言詞辯論的材料，法院應該入卷，只要是當事人或代理律師；第三，《民事訴訟法》已經引用了輔助專家人制度，非常明確允許這種機制的存在，當然額外組織專家論證會會否影響司法公正可能是另外一個話題。

何兵：李軒教授說他是訴訟法專家，我強調一下他是我的師弟(現場爆笑)，訴訟法規定說由專家輔佐證人，但這個專家排除法律專家，因為律師就是當事人的法律專家。法律專家有話說，就律師上場，這是一個。再一個是法律不禁止的材料可以送到法庭，你可以回去問問你的導師，不是這個道理。訴訟法是要有相關性，而相關的判斷是為了防止不當的信息干擾法官的判斷，沒有相關性的材料不允許進入法庭。不是律師說這個相關那個相關拿一堆材料你們去看，那排除規則又去哪里了？

王進喜：我們要確定專家到底是什么概念，刑事訴訟法包括2009年《民事訴訟法》修改以后，講到專門性問題，當事人可以請專家來做，一般情況下是指技術性問題。具體的法律成為一個技術性問題時，當然可以請這樣的專家。通常情況下，法學教授發表的專家意見更多是訴辯、類比，是這樣的情況，是否具有相關性，關鍵看是否證明案件的事實，通常情況下不是證明案件事實，而是自由意見，在這個言論講不具有。

李軒：我回應一句話，我說的的專家輔助人制度，說明有立法趨勢。第二，作為辯論意見提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看是否可以入卷。

提問2：我問一下許身健老師和何兵老師，這次李某某案中，這個過程中媒體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律師說媒體不能影響司法公正，這起案件中李某某是未成年人，但媒體追得非常緊，兩位老師怎么看這個問題？第二個問題，與會所有專家對秋后算賬表示出了一定的自己理解，那業界、學界有沒有向律協反饋？

許身健：第一個問題，這位同學的問題特別好，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即關于媒體的職業倫理問題，媒體代表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司法是司法獨立，媒體代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這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價值。但也像何院長講的，許多美好的價值追求之間有矛盾，我們總是希望媒體通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對于司法起到監督作用，它非常重要。但我們應該提出：媒體應該是什么？在進行新聞報道時遵循什么樣的報道原則？我想一個媒體應該是中立的、公正的、平衡的、是建設性的，必須成為一種公器而非私器。比如一個記者被拘留，報紙說快放人，但也有一些人把公器變成一種私器，當然這值得討論。而且新聞媒體這些年暴露出來的問題同樣值得關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現在媒體的一些報道特別自然，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吸引注意力、吸引眼球，這是一個記者特別關注的問題，是一個報紙特別關注的問題。但我們要考慮到責任問題，單純靠媒體一方自律不夠，必須依靠的他律。律師職業倫理也一樣，單純依靠法官自律、律師自律不夠，同樣也需要他律，現在社會更加需要的是相互沖突、相互批評，彼此進步。就李某某案來說，很多媒體報道是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職業倫理規則。

第二個問題，秋后算賬，如果確實有違規，就按照規則懲罰和懲戒；如果有犯罪的按照刑律進行懲戒，不要帶有任何政治目的。李某某案很多人猜測一家哭一路笑，通過這個案件嚴刑峻法起到嚴打目的，懲戒官二代，懲戒文職將軍，一家換來一路笑是不公平的。

周澤：我認為律協的行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秋后算賬，從理性角度而言，不應該扣上“秋后算賬”的帽子。

易勝華：就我了解的相關信息，司法調查這一塊介入的主要是案情泄露這一點進行的調查，我們所里召開研討時我也談到這一點。在這個案件里，很多律師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是年輕律師包括一些老律師在辦案過程中都會出現多多少少的失誤，只是因為這個案件關注度太高，失誤被擴大化。我們在做律師過程中，多多少少都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只不過我們辦的案件影響力不夠大，沒有在公眾面前展示我們的失誤而已，年輕律師犯一些錯誤應該的，我們更多是從愛護角度進行勸解。如果真有過分的，嚴重違反律師職業規范甚至構成犯罪行為，有必要依法進行懲戒，否則若有同類似案件出現，這一起案件中丑惡的現象會重演，律師圈里必須通過這個案件吸取教訓，一方面要反思，一方面該處理的要處理。

許身健：我補充一句，律師解決的是法律問題，其實還是一個人的問題，作為法律人容易犯一個錯誤：只見法律不見人，因為每個人背后有各種不同背景和不同需求，必須制定非常個性化的方案。同樣的問題，辯護律師泄露被害人的一些隱私，其實是他一種選擇，有的律師也許完全按照常規路數去做，有些律師也許拼死一博，可能身敗名裂，但每個人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在法充滿著偏見，對被告人嚴重不利時，律師平死一博，甚至付出了慘重代價，這種行為如何評價很難，但他做了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這很難說。

李軒：在江湖上，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時間不早了，剛才何兵院長給了我一個總結時間，我不想說太多廢話，就三句：第一，今天的研討會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有關律師確有不當行為要檢討，同行需要反思。第二，也不是說律協、司法局、有關機關不能追究他們的責任，遲到的處罰必要時是可以的，但律協處理時要保持中立性，司法行政機關、有關機關里時一定要強調證據，依照法律來辦法事，不能受任何長官意志或者政策因素影響，從我個人角度看來這僅僅是違紀范疇，而非刑事犯罪的范疇，我們不希望最后非常復雜。第三，在將來我們期待律師協會、司法行政機關能夠更主動、更及時地行使它的監督權，發現問題就叫停，初次總比事后所謂的秋后算賬追加式處罰要強，而且我們也希望公安司法機關注意自己的職業倫理問題，不要提前泄露不該泄露的信息，對自己的行為也要進行反思，如果有違規操作、違法行為也需要進行違法追究，這是我們今天研討的成果，非常成功非常滿意，感謝大家！

第三篇：保定律師高宏圖辯護的未成年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案

保定律師高宏圖辯護的未成年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案（2012）

發布日期：2012-06-30

作者：高宏圖律師

案情簡介：

2010年10月27日2時許，C在保定市南市區XXKTV結賬時與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工作人員發生爭執，C給B打電話叫其趕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被告人A隨B一起趕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門前，因言語不和，與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發生打斗。在打斗過程中，被告人A持刀扎傷被害人D，被害人D的傷情經法醫鑒定為重傷。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害人D向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A的刑事責任，并要求被告人A賠償醫藥費15343元、誤工費1916元、住院伙食補助費1150元、傷殘賠償金97578元、交通費500元、精神損失費50000元。第一次開庭后，在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的耐心協調下，被告人A的父親與被害人D達成了《賠償、諒解協議書》，被告人A的父親賠償被害人D各項經濟損失15000元。

保定律師高宏圖身份：被告人A的辯護人。

保定律師高宏圖第一次開庭時《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親的委托，經A本人同意，指派我擔任A的辯護人。依據本案事實及有關法律規定，現提出如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第一部分 關于定罪部分

一、A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應不負刑事責任。

㈠在主觀方面，A不具有非法傷害D的動機、目的。

1、A隨B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不是為了打架，而是為了接C回家。

卷宗第69頁、第71頁C詢問筆錄“這時我便給我們一塊的B打了個電話，讓他來保定市南市區XXKTV接我”、“問：你讓B過去找你干什么？答：就是想讓他接我回家，因為我喝多了”、卷宗第50頁、第54-55頁B詢問筆錄“問：C打電話叫你過去是什么目的？答：他說錢不夠，讓我過去算賬”、“問：C讓你去找他干什么？答：讓我去接他”，與A的相關供述可以佐證，足以證實A隨B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不是出于打架等實施非法行為的動機，而是為了接C回家。

2、A亮出幫B裝著的小刀是為了制止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員對其已經、正在實施的毆打，是為了逃離現場，不是為了扎傷D。

①卷宗第69頁C詢問筆錄“那個經理（E）就罵了我一句，然后我們就打了起來，把我和B都打傷了”、卷宗第49頁、第52頁、第55頁B詢問筆錄“男子（E）喊了一聲，?你們愛他媽怎么著就怎么著?，話剛說完，站在門口處的20余名男子就沖過來打我們三人，他們中有人著KTV保安服，有人著便裝，他們過來后就開始對我們三個拳打腳踢”、“C就和他們經理（E）說話，正說著話的時候，保安就開始動手打我們了”、“C就跟經理說話，我就在旁邊抽煙，A也在旁邊站著。后來，經理和C罵了起來，然后就圍上來好多人打我們”，與A的相關供述可以佐證，足以證實雙方打起來的導火索、爆發點是經理（E）罵，不是A扎D，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開始打A之后A才動的手。

②卷宗第61頁E詢問筆錄“問：你們保安怎么和對方打的？答：一開始我們都空著手，后來對方動刀子了，我們才拿鎬柄還擊，我們一共5個人”，也可以證實在A動刀子前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們已經動手了，只是A動刀子后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們才拿的鎬柄而已。

③當時A方人少勢寡，保定市南市區XXKTV方人多勢眾，在邏輯情理上A根本不可能主動、首先動手，挑起事端，而且A最終也確實逃離了現場。

3、D陳述的自己“便上前勸架”說法不真實。當時，其不是保定市移動公司的職工，而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卷宗第46頁F詢問筆錄中說的是一起攔著A三人不讓走，而非勸架；卷宗第66頁G詢問筆錄中也沒有印證與D也往那邊走準備過去勸架。

㈡在客觀方面，如上所述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先動的手，A在遭到多人毆打的情況下亮出小刀嚇唬、扎一刀制止他人毆打并逃跑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的正當防衛的條件。

二、本案中，指控A的行為屬于故意傷害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現有證據之間存在多處沖突矛盾，未能形成嚴謹的、排他可能性的證據鏈條，達不到起碼的刑事證明的標準要求，人民法院即使不認定A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也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的規定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㈠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發案時間不同一，體現的D的傷口數量、受傷部位存在直接的沖突矛盾，D傷情是否確定因A行為所致存在疑問。

1、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發案時間有三種版本，即10年10月27日凌晨2時許、10年10月27日17時11分、10年11月27日凌晨。

①本案《起訴書》指控的發案時間是10年10月27日凌晨2時許，但無法排除其他二種版本的合理懷疑。

②卷宗第2頁《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報案內容中D所報之案發生于10年10月27日17時11分，與本案《起訴書》指控的發案時間相差15個小時。報案內容中“保定市南市區永華路派出所民警H、I于當日17時15分出警”，但本案卷宗內沒有相關筆錄；卷宗第59頁H參與詢問E的筆錄開始于當日3時55分，卷宗第44頁I記錄的F詢問筆錄開始于當日3時58分。

③卷宗第72頁J詢問筆錄“這把刀是2010年11月27日凌晨，幾個客人跟我們單位工作人員打架時留下的”，陳述的打架時間是10年11月27日凌晨，與本案《起訴書》指控的發案時間相差1個月。

2、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D的傷口數量有二種版本，即一處傷、三處傷。

①根據卷宗第36頁K訊問筆錄“我看見后來的兩個人其中的一個拿著把刀扎了D一下，扎在D的肋部，那人扎完就往西跑”、卷宗第47頁F詢問筆錄“問：D被扎了幾刀？答：一刀”、卷宗第60頁E詢問筆錄：“他們來的那兩名男子中的一名矮點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們保安D的右腹部，這個男子扎完就往東跑了”，足以證實即使是A扎的D，A也只扎了D一刀，結合卷宗第73頁J詢問筆錄普通水果刀的刀刃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保安D被扎傷后在急救中心搶救時大夫從他身體里取出來的說法，A扎D一刀只應造成D一處傷。

②卷宗第14頁《法醫學鑒定書》中體現D有“左季肋區1厘米傷口，0.5厘米兩處傷口”三處傷口。

3、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D的受傷部位有三種版本，即左側肋處、右腹部、左右側均有。

①卷宗第30頁D陳述的受傷部位是左側肋處。

②卷宗第60頁、第60-61頁E詢問筆錄“他們來的那兩名男子中的一名矮點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們保安D的右腹部，這個男子扎完就往東跑了”、“問：D身上什么部位受傷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過來的兩個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證實D的受傷部位在右腹部。

③卷宗第16-17頁《法醫學鑒定書》中顯示先是測量的D右側傷（見圖片2）、又測量的其左側傷。

4、本案中，無證據證實A比B矮，A自稱比B高。根據卷宗第60頁、第60-61頁E詢問筆錄“他們來的那兩名男子中的一名矮點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們保安D的右腹部，這個男子扎完就往東跑了”、“問：D身上什么部位受傷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過來的兩個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當時不是A扎的D。

5、卷宗第74-75頁調取的物證中，不僅限于A使用的普通水果刀的刀刃。卷宗中的證據，無法合理排除D傷情是另一把刀所致或者是在其他時候被其他人所致的可能性。

㈡D在辨認筆錄中指出A就是持刀將其扎傷的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與其筆錄中的陳述內容直接沖突矛盾。

卷宗第30頁D詢問筆錄“答：我當時就昏了過去，后來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問：你認識扎你的那個男子嗎？答：我不認識，因為事情發生比較突然我沒看清他的情況”，既然當時其就昏了過去、不認識扎其的男子、也沒看清扎其的男子的情況，時隔10個多月后其又如何辨認出A就是持刀將其扎傷的犯罪嫌疑人？這在邏輯、情理上無法自圓其說。

㈢D關于是A先扎其的說法，與證人B、C、E的詢問筆錄內容中關于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開始打A之后A才動的手的說法，存在直接沖突矛盾。

㈣D關于自己當時就昏了過去、當場就自己和E在場、便上前勸架的說法，與卷宗第46頁F詢問筆錄“停車場的保安D、G、L、K和M就過來，我們一起攔著他們不讓走，正攔著的時候，D說他被人捅了”、卷宗第66頁G詢問筆錄中沒有印證與D也往那邊走準備過去勸架、卷宗第35頁K訊問筆錄“當時在停車場的保安有我、G、L、D、M，還有保安經理F也在場”的說法存在明顯沖突矛盾。D稱當時自己就昏了過去，按F的說法是D自己說的其被人捅了，人都昏了如何說話？而且，其他在場人員無一人曾提到、印證D當時昏了。D稱當時就其和E在，按K、F的說法當時還有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K、F、G、L、M等五名保安在。其當時作為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是在攔A三人，而非勸架。

㈤無論在有效證據的數量還是質量上，本案都嚴重不足。

1、卷宗中的大多數證據本身也存在瑕疵、問題（具體見辯護人的質證意見），真實性、合法性存在疑問，證明力不足。尤其是，卷宗中A作為未成年人的訊問筆錄沒有A監護人的簽字，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2、可以幫助查實本案事實的D當時被扎破的衣服沒有收集到案，應有的案發地當時的監控視頻也沒有收集到案。第二部分 關于量刑部分

一、根據上述定罪部分的意見，應當認定A不負刑事責任。

二、在不考慮上述定罪部分意見的前提下，以故意傷害罪追究A的刑事責任，也應對其減輕處罰。

㈠A在本案中僅用幫B裝著的普通水果刀扎一刀、傷害D一人、且無證據證實造成了D殘疾，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四、常見犯罪的量刑

（二）故意傷害罪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點和基準刑“故意傷害致一人重傷，未造成殘疾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傷害人數、傷情程度、傷殘等級、手段的殘忍程度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相應的刑罰量，確定基準刑：（1）每增加輕微傷一人，可以增加一個月至二個月刑期；（2）每增加輕傷一人，可以增加三個月至六個月刑期；（3）每增加重傷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4）造成被害人十級至七級殘疾的，每增加一級殘疾等級，可以增加一個月至三個月刑期”的規定，確定對其的基準刑為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

㈡A在發案時剛滿16周歲零3個月左右，屬于未成年人，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三、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七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50％”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減輕處罰。

㈢D在本案的發生過程中有嚴重過錯，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9、“對于被害人有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被害人對法律規范、倫理道德、善良風俗的背離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實施加害行為的關聯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比例。（1）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一般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較大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嚴重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㈣A屬于初犯，以前沒有違法犯罪的不良記錄；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都較小。

綜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規定，建議對A的宣告刑確定為一年二個月左右，并盡量適用緩刑。

辯護人：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律師 高宏圖 2012年3月30日

保定律師高宏圖第二次開庭時《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親的委托，經A本人同意，指派我擔任A的辯護人。依據本案事實及有關法律規定，現提出如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一、A在發案時剛滿16周歲零3個月左右，屬于未成年人，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三、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七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50％”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減輕處罰。

二、D在本案的發生過程中有嚴重過錯，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9、“對于被害人有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被害人對法律規范、倫理道德、善良風俗的背離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實施加害行為的關聯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比例。（1）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一般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較大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嚴重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三、A自愿認罪，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8、“對于當庭自愿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依法認定為自首、坦白的除外”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四、A委托其父親代其積極賠償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21、“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等情況，確定從寬的比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五、A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22、“對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諒解的原因以及認罪悔罪的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六、A屬于初犯，以前沒有違法犯罪的不良記錄；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都較小。

綜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規定，建議對A依法適用緩刑。

辯護人：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律師 高宏圖 2012年6月26日

判決結果：被告人A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緩刑二年。刑事判決書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87cf0101527x.html。

評議：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次開庭時，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被告人量刑三至四年有期徒刑。保定律師高宏圖也以卷宗證據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為被告人做了無罪辯護。第一次開庭后，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根據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檢察院的建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檢察人員發現提起公訴的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建議的”的規定，決定對本案延期審理。期間，被告人同被害人達成了賠償、諒解協議。第二次開庭時，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檢察院改變了量刑意見，保定律師高宏圖經與被告人的父親協商也變更了辯護意見、不再堅持無罪辯護。被告人當庭表示不提出上訴，庭審后從保定市看守所獲得釋放。本案最終能夠和諧結尾，應該感謝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認真負責地工作態度。

我國刑法規定，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撤銷緩刑，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關于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或者違反人民法院判決中的禁止令，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三）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

（四）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

第四篇：保定律師承辦周某遺囑房產繼承案

保定律師承辦周某遺囑房產繼承案

發布日期：2010-07-06作者：要鴻志律師

案情介紹：

周正于2005年4月2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保定市永華北大街xx號x-x-xxx的房產由兩個兒子繼承。周正與鄭桂于2005年9月12日登記結婚，但婚后不久他們夫妻就經常爭吵。周正于2007年10月30日就書寫了起訴狀準備起訴離婚，同時雙方也為北市區東風中路中華小區某區的x-x-xxx房產產生訴訟起訴到北市區法院。在此期間他們夫妻雙方已經分居，互不來往，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從2008年4月開始周正生病在北京住院直至死亡，人鄭桂從未露面也未承擔任何醫療費。周正死亡后，雙方為房產、基金、撫恤金、房屋補助等遺產進行了訴訟。本律師代理周正的兩個兒子進行了訴訟。

法律文書：

民事起訴狀

原告：鄭桂，女，1950年3月出生，漢族，住xxxxxx

被告：周北，1972年1月9 日出生，族，員，住xxxx

被告：周南，男，1973 年7月24 日出生，漢族，xxxxx職員，現住xxxxx。案由:法定繼承糾紛。

訴訟請求:

1、繼承原告之夫周正坐落于保定市永華北大街x 號 x-x-xxx、坐落于北市區東風中路中華小區某區x-x-xxx 的房產份額(分割55.85平米使用權面積)（10萬元）。2、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3、繼承撫恤金、存款、喪葬費17434.86元。

事實與理由:

原告與被告之父周正于2005 年9 月12 日登記結婚，婚 后感情良好。周正于2008年6月去世，留有上述兩處房產。被告控制了周正全部個人財產，拒絕原告參與遺產分配，甚至將原告打出了原告與周正生前共同居住的房屋，嚴重傷害了原告的感情、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基于上述事實，特提出上述訴訟請求，望貴院依法裁判，以保障原告合法權益、維護法律尊嚴。

此致

保定市北市區人民法院

具狀人：

年 月 日

民事答辯狀

答辯人：周北，1972年1月9 日出生，族，員，住xxxx周南，男，1973 年7月24 日出生，漢族，xxxxx 職員，現住xxxxx。

被答辯人：鄭桂，女，1950年3月出生，漢族，住xxxxxx答辯人就被答辯人起訴繼承糾紛

一案，提出答辯如下：

1、被答辯人所主張的兩處房產不屬于法定繼承的遺產范圍。

被繼承人周正于2005年4月2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保定市永華北大街xxx的房產由答辯人兄弟二人繼承。因此該房產因有遺囑繼承就不屬于法定繼承的范圍了。對于被答辯人主張的對位于北市區東風中路中華小區某區的xxxx房屋的使用權的繼承問題。因該房屬于公房，不可做遺產分割，不屬于被繼承人的遺產范圍，也不存在繼承的問題。

2、被答辯人在被繼承人生前沒有盡到撫養義務，不應繼承遺產。

被繼承人與被答辨人于2005年9月12日登記結婚，但婚后不久他們夫妻就經常爭吵，被答辯人在家砸東西、放火、燒沙發毀壞家中物品以至于110都到了現場。周正于2007年10月30日就書寫了起訴狀準備起訴離婚，同時雙方也為北市區東風中路中華小區某區的xxx房產產生訴訟起訴到北市區法院，該官司一直延續到2008年4月份。在此期間他們夫妻雙方已經分居，互不來往，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從2008年4月開始被繼承人周正生病在北京住院直至死亡，被答辯人鄭桂從未露面也未承擔任何醫療費。甚至連被繼承人死亡的具體時間都不知道。從以上可以看出被答辯人沒有做到夫妻間應盡的相互扶持的義務，因此其不論從法律或是道德上都不應對被繼承人的遺產進行繼承。

3、據答辯人了解到被答辯人鄭桂曾于2006年8月份在建行購買了“紅利”“建信”（后改為“海瑞通”）兩種基金，此投資與收益均為被繼承人與答辯人的夫妻共同財產。因此答辯人請求法院對此部分財產進行調查、分割，屬于被繼承人的財產依照法律進行繼承分配。

4、關于房補問題。因為被繼承人和答辯人生母武惠分別是某大學的教授和副教授。按照學校的規定，他們現有的住房面積小于現職稱應當享有的住房面積，所以有住房房補。該項房補與答辯人應繼承的房產是聯系在一起的。本處住房被繼承人已經通過遺囑將其分配于答辯人繼承，所以，該房房補與被答辯人無關。

5、被繼承人在生前已經決定和被答辯人離婚，并親筆書寫了要求返還為被答辯人購買的首飾、衣物清單，總價值34000元。被答辯人遺書屬于自書遺囑，要求被答辯人返還，請法院予以支持。

綜上所述，答辯人認為被答辯人不應繼承遺產。望人民法院依法公判，維護答辯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保定市北市區人民法院

答辯人：周北周南2009-2-1

1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申請書

申請人：周北，1972年1月9 日出生，族，員，住xxxx周南，男，1973 年7月24 日出生，漢族，xxxxx 職員，現住xxxxx。

請求事項：請求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本案原告鄭桂在中國人民建行購買基金及所獲收益情

況。

事實和理由：申請人與鄭桂繼承糾紛一案已訴于人民法院。鄭桂與周正于2005年9月12日結婚，鄭桂于2006年購買在中國人民建行購買基金若干，周正已去世。此后涉及周正的遺產繼承及分割，而鄭桂在建行的基金購買與收益均屬其夫妻共同財產，現在卻不予出示進行分割與繼承，嚴重侵犯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基于以上事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為維護申請人的合法繼承權，特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鄭桂在中國人民建行的基金購買及收益情況。

此致

保定市北市區人民法院

申請人：周北周南

2009-2-1

1代 理 詞

尊敬的審判員：

依照法律規定，受被告的委托和河北亞華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我擔任被告周北、周南的訴訟代理人，參與本案訴訟活動。通過今天的法庭調查和質證，現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本案原告鄭桂與被繼承人周正于2005年4月28日登記結婚，但婚后不久他們夫妻就經常爭吵，原告在家砸東西、放火、燒沙發毀壞家中物品以至于110都到了現場。周正于2007年10月30日就書寫了起訴狀準備起訴離婚。且雙方因北市區東風中路中華小區二區的8-3-602房產曾于2007年產生糾紛訴諸于法院。因此可以看出其二人婚后感情不好，夫妻關系名存實亡。從2008年4月開始被繼承人周正生病在北京住院直至死亡，原告鄭桂從未露面也未承擔任何醫療費。甚至連被繼承人死亡的具體時間都不知道。從以上可以看出原告沒有做到夫妻間應盡的相互扶持的義務，依照《繼承法》的相關規定其對于被繼承人的財產應當少分或不分。

被繼承人周正于2005年4月28日立下遺囑將保定市永華北大街xxx的房產由原告兄弟二人繼承，此財產就不應當納入其法定繼承的范圍。而對于北市區東風中路中華小區二區的8-3-602房屋的使用權的繼承問題。因該房屬于公房，且原房本也因法院的判決已經失效，依照《繼承法》的相關規定其不屬于被繼承人的遺產范圍。因此原告鄭桂對此兩部分房產的請求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另外被告認為原告曾于2006年8月份在建行購買了“紅利”“建信”（后改為“海瑞通”）兩種基金，贖回后有26000余元入賬，這屬于其與被繼承人的共同財產。這其中一半屬于被繼承人周正的遺產，應當由被告繼承。

以上代理意見，望能得到合議庭的重視和采納。

河北亞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要鴻志2009年2月27日

保定市北市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9)北民初字第52 號

原告鄭桂:女，1953年生，漢族，xxxx。

委托代理人王某，河北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周北，男，1973年生人，漢族，xxxxx

被告周南，男，1974年生人，漢族，xxxx職員，住xxxx。

委托代理人要鴻志;河北亞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梁某，女，1972年出生，系周北之妻。

原、被告因繼承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審判員 楊冬獨任審判，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被告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我與二被告之父周正于2005午結婚，婚后

感情很好，他去世后，被告控制周正的全部個人財產，拒絕我參與遺產分配，還將我打出原居住的房子。其行為侵害了我的合法權益，故訴至法院，請求繼承已故大夫的房產兩套，一套為坐落于保定市永華北大街x號x-x-xxx室，另一套為坐落于東風中路小區xxx室的房產份額?？铐棡?0402元。

被告辯稱，原告所述房產不屬于法定繼承遺產范圍，原告對被告在生前未盡到義務，不應該繼承我父親的遺產。

經審理查明，被繼承人周正與二被告是父子關系，與 原告是夫妻關系。周正與二被告之母武惠婚后生有二子，長子周北，次子周南，武惠于2003午4月去世，周正在2005 年9 月12 日與本案原告鄭桂登記結婚，在2008 年4 月26 日去世。坐落于保定市永華北大街x號x-x-xxx 室，產權面積 為119.09平方米，坐落于東風中路中華小區某區xxx 室，總面積為69.46平方米(公房面積為55.85平方米，私房面積為13.61平方米)系已故周正、武惠的共同財產。2005 年4月28 日，周正在與本案原告結婚前，立書面遺囑自愿將坐落于保定市北大街xxxx歸本案二被告所有。其中周北57平方米，龍翔理60平方米。2005 年8 月30 日，周正與本案原告相識期間，立書面贈與決定將保定市東風中路中華小區某區xxx 室住房贈與本案原告，二人于婚后不久將該房屋過戶到本案原告名下。但該房產證于2008 午2 月經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以(2008)保行終字第24號判決書予以撒銷。另外，被繼承人周正所在單位應付款50402.86 元，原告與周正共有基金11456.57 元(現值)。2008 年 1月5 日原告持訴稱理由訴至法院，請求繼承已故周正的遺產，庭審中原告主張中華小區某區xxx 室周正已將該房書面贈與自己，請求法院予以支持。

該案經庭審，征得雙方同意進行法庭調解，在確定對周正遺產進行法定繼承基礎上，對中華小區某區xxx 室的私產部分進行競價，原告請求由自己使用該房并主張對私產部分按每平方米10000 元價格折價給付二被告應得的份額。其公房部分以每平方米1000 元補償二被告，但二被告持辯稱理由不同意原告參加繼承。雙方備持己見，調解未能成功。

庭審中原告提交的證據有:2005年8月30 日周正書寫的贈與原告房屋的書面決定一份，原告與周正結婚登記

證一本，房產證一本，基金份額證明一份。應原告申請，法院在周正所在單位調取時的應核發的款項證明，及其在生前的銀行工資支取詳單。

被告提交的證據有:周正的死亡證明書一份，2005年4 月28日周正書寫的遺囑一份，以鄭桂名義投資購買的基 金證明。

本院認為，原被告系已故周正的合法繼承人;有權繼承 被繼承人周正的遺產。雙方爭議房產中坐落示保定市永華北大街xxxx應依被繼承人生前所寫遺囑對該項財產已經處分，該遺囑真實有效，原告主張繼承該套房屋本院不予支持。雙方所爭另一套房產中華小區某區xxx室系部分產權房，其私產面積為13.61千方米，該房原系周正與武惠的共有房產，應當先析產，析產后屬于周正應得份額作為其遺產由本案原被告依法定繼承平均分割。又因該房屋系不可分割物，故在分割時充分考慮雙方居住情況采取折價補償的辦法予以分割。調解中，原被告雙方經竟價，原告因無房居住而主張由其居住該房，并自愿以每平方米10000元的價格(私產部分)補償二被告應得該房產的份額。公產部分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價格補償二被告，該競價符合法律的相關規定，本院予以采納。

被繼承人所遺款項50402.86元，扣除400元喪葬費用應 給二被告，剩余50002.86元由原被告共同繼承，均等分割;周正與原告共有的基金可用余款11456.57元(現值)，析產后其中一半款項屬于周正的遺產，由原被告依法均等分割。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五條、第十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坐落于保定市東風中路中華小區某區xxx室房

屋歸原告所有(私產部分)及使用（公產部分)，原告給付二被告房屋折價補償款共計人民幣161690元，于本判決生效后三日內雙方互為給付。

二、被繼承人周正所遺款項50002.89元(該款由被繼 承人生前所在單位保管)，由原告繼承1557.62元，二被告 共同繼承33335.24元;作為周正遺產的基金份額為5728.28元(現值)，現在原告處，原告鄭桂繼承1909.42元，二被告繼承3818.84元，雙方所繼承基金款項在本判決生效后三日內執行，以當日現值股價為準。如雙方未接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義務，應當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 倍支付遲廷履行期間的利息。

三、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1150元(已減半收取)，由原告負擔575元，由被告負擔575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 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員

年月日

書記員

第五篇：從無罪以及不起訴經典案例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辯護思路

從無罪以及不起訴經典案例看組織、領導傳

銷活動罪的辯護思路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李澤民 黃佳博

何謂辯護思路？筆者認為，辯護思路是指辯護律師根據指控及已經了解和掌握的案件情況，在對已有證據進行全面細致分析的基礎上，為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最大化實現而選擇的方法和手段。眾所周知，同罪案件的判例對辯護思路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筆者通過收集近年來關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無罪判決書以及不起訴決定書，對無罪和不起訴事由進行了歸納，提出了自己關于辯護思路的拙見，以供交流。

無罪與不起訴事由一：傳銷組織層級和人數未達到法定追訴標準，或無證據證明傳銷組織層級和人數達到法定追訴標準。相關案例如下：

1.《刑事審判參考》總第92集“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法院認為，曾國堅等人的行為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特征，但未達到相關追訴標準，故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案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不足三十人，亦沒有相應證據證明該傳銷體系的層級在三級以上，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改判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無罪。

2.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閩01刑終911號《二審刑事判決書》“王少芳、趙小鈞非法拘禁、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上訴人王少芳及其辯護人稱，在本案中上訴人王少芳窩點成員人數并未達到三十人以上，不應將同案犯潘海清窩點的人數計算在內，王少芳的行為不應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法院認定辦案機關存在將潘海清窩點的人數計算至王少芳名下的行為，最終訴辯意見得以采納。

3.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綿刑終字第258號《刑事判決書》“賈金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上訴人賈某某在偵查階段供述其為大經理級別，下線僅十余人，且在一審二審庭審中均供述證據材料中的人員網絡圖中的很多人員其不認識。原判認定上訴人賈某某的下線人數為三十人以上事實的主要證據是證人證言以及舉報材料所附的賈某某下線人員結構圖。經二審審查，數份舉報材料及所附人員網絡圖的文本格式、內容等細節均存在相似以及相同的情況，且舉報材料并非各舉報人自書，舉報材料及所附人員網絡圖不能排除偵查機關按一定模式統一制作的可能性，舉報材料及所附人員網絡圖的真實性、客觀性存疑。最終，二審法院宣判賈某某無罪。

4.福建省閩侯縣人民檢察院侯檢公訴刑不訴〔2017〕10號 《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本案中被不起訴人楊某某雖為業務經理級別，但其在該傳銷組織中并未參與任何組織、領導相關的活動；其是否系發展了足夠數量的傳銷人員（65人以上）才提拔為業務經理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福州市公安局上街分局認定的被不起訴人楊某某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楊某某不起訴。

5.安義縣人民檢察院安檢刑不訴〔2016〕36號、38號、39號《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經查，被不起訴人吳某某、鄧某某、付某某等人的行為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認定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方面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目前沒有證據證實其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層級在三級以上，也沒有證據證實將間接發展人員作為其返利依據。

6.竹山縣人民檢察院竹檢公訴刑不訴〔2016〕1號《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仍然認為竹山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案未取得****公司完整的網絡平臺電子數據，對****公司、羅某某團隊直接或間接發展的會員總人數和相應的層級關系無法確定；關于****公司運營的方式，僅僅是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以及部分證人證言反映，沒有公司的管理文件、會議紀要等相關書證予以印證；對公司的賬目未進行調查和審計，對獲得的返利數額、謀取的非法利益數額均沒有查實，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朱某某不起訴。

7.安義縣人民檢察院安檢刑不訴〔2016〕38號《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經查，被不起訴人吳某某等人的行為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認定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方面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目前沒有證據證實其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層級在三級以上，也沒有證據證實將間接發展人員作為其返利依據。本院認為被不起訴人吳某某雖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之嫌，雖經退回補充偵查，但認定其構成組織、領導傳銷罪事實仍然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吳某某不起訴。

無罪與不起訴事由二：被告人不屬于傳銷組織的組織、領導者，或者辦案機關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屬于傳銷組織的組織、領導者。相關案例如下： 1.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鄂隨州中刑終字第00085號《刑事判決書》“鐘慶成、鐘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上訴人梁鴻甡的辯解“......3.梁鴻甡于2012年4月份才開始為鐘慶成打工，且每月的工資只有2000元，不是傳銷組織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請求二審法院依法宣告其無罪”，法院認為訴人梁鴻甡在幫助鐘某下載網絡電話卡號及密碼供會員購買時，沒有足夠證據證實其知曉上訴人鐘慶成、鐘某實施的是傳銷活動，故其行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梁鴻甡構成犯罪有誤，本院予以糾正。

2.河北省石家莊長安區法院（2013）長刑再初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王銀榮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法院認為原審被告人王銀榮參與了傳銷活動，并發展下線代理商、業務員，獲取了一定的非法收入，但是本罪追究的主要是傳銷的組織者、領導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下稱《規定

（二）》）第七十八條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指在傳銷活動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發起人、決策人、操縱人，以及在傳銷活動中擔負策劃、指揮、布置、協調等重要職責，或者在傳銷活動實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員，原審被告人王銀榮并不屬于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不應被追究刑事責任。

3.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良慶區人民檢察院 南市良檢公刑不訴〔2017〕33號《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本院認為現有證據既不足以認定羅某某直接或者間接發展人員參與傳銷組織，也無法認定其在該組織中起組織領導作用，故無法認定羅某某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符合起訴條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決定對羅某某不起訴。4.湖北省隨縣人民檢察院隨縣檢刑不訴〔2015〕6號 《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二次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然認為隨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不起訴人劉某甲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目前已有證據僅能證明劉某甲由劉某乙安排到公司工作，由劉某甲負責網絡商城客服咨詢，每月向其發放5000元工資，劉某甲所擁有的66999家福樂購賬號由劉某乙在2014年3月1日轉交，該賬號共有981個下線會員，下線層級為17層，在2014年3月1日以前（包括3月1日當天）加入的會員數為909個，2014年3月1日加入的會員數為72個，無法區分劉某甲所直接發展會員的人數及層級。現有證據無法證實劉某甲屬該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或對傳銷活動實施起關鍵作用?，F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劉某甲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劉某甲不起訴。

不起訴事由三：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法定不起訴）。相關案例如下：

1.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檢察院旌檢公訴刑不訴〔2016〕55號 《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 2015年7月，吳某某通過電話營銷獲知通過“飛萊網”進行“礦機租賃”獲取萊特幣的投資方式，即先在火幣網上進行注冊后進行人民幣充值來換取萊特幣，將購得的萊特幣轉入“飛萊網”賬戶，從而在“飛萊網”上辦理“礦機租賃”業務，根據所租賃礦機的標準不同向飛萊網站交納不同的租金，每天可獲取相應數量的萊特幣，還可通過不斷發展下線獲得對其下線投資礦機的提成。發展下線的模式為重復報單流程，填寫上家礦機號，確定上下級關系。吳某某在“飛萊網”網站通過學習，掌握該業務的盈利模式和獲利方法后，邀約被不起訴人黃某某協助其開展該業務，由黃某某負責協助注冊、報單。檢察院院認為，黃某某的上述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黃某某不起訴。

2.湖南省中方縣人民檢察院 《不起訴決定書 》，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 被不起訴人丁某某于2016年4月進入四川省**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擔任技術總監一職。其間，其明知公司員工楊某甲在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某的安排下對**網站進行維護和優化，依然按白某某的安排從事軟件開發工作。檢察院認為，丁某某的上述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丁某某不起訴。

3.常德市鼎城區人民檢察院常鼎檢刑檢刑不訴〔2016〕56號《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查明：被不起訴人邱某某為恒遠公司會員。2014年11月，邱某某經朋友“劉總”介紹，從“深圳**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按3600元、10800元、36000元的價格購進飲水機成為公司的會員就能夠得到高額的返獎。見有利可投，邱某某親自到公司考察，在公司“劉總”與謝某某親自給其講課，介紹公司傳銷模式，公司的發展潛力以及消費者變股東的神話后，邱某某深信不疑，當即就交了3600元購買了公司產品成為公司初級會員。同時，積極發展其微信朋友圈的“阿華”，與其一起分享該信息。被不起訴人邱某某到案后積極退回現金8萬元。檢察院認為，邱某某的上述行為，不能認定邱某某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其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邱某某不起訴。

不起訴事由四：被告人發展的下線和層級人數雖達到法定追訴標準，但由于被認定為從犯，有自首、立功、退贓等從輕、減輕情節，檢察院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酌定不起訴）。具體案例如下：

1.貴州省思南縣人民檢察院思檢公訴刑不訴〔2017〕9號、10號、11號《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院認為：被不起訴人尹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且在此傳銷活動中起幫助和協調作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被不起訴人尹某某在傳銷活動中系從犯；同時，歸案后能夠如實供述其罪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六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具有坦白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尹某某不起訴。

2.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檢察院溫龍檢公訴刑不訴〔2017〕147號《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2015 年年底至2016 年7 月，鄭某某、林某某、黃某某（均另案處理）等人在溫州市龍灣區狀元街道航翔茶葉店，介紹他人以4980 元購買一套安化黑茶獲得加入湖南安化華萊生物有限公司會員的方式，通過介紹會員加入來晉升層級，從中獲得返利，經查會員層級達到三層，人員達到60余元。期間，被不起訴人王某甲經林某某、黃某某介紹加入該傳銷組織，后采用以上述同樣方式，在其名下直接或間接介紹入會的會員，層級達到3級，人數達40余人，從中獲利千余元。2016年7月13日，該傳銷點被現場查獲，被不起訴人王某甲被當場抓獲。經鑒定，一套安化黑茶市場價格為人民幣1950 元。本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王某甲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王某甲不起訴。

3.吐魯番市高昌區人民檢察院高區檢公訴刑不訴〔2016〕13號 《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查明：陶某某直接發展宋某某、王某某、杜某某、王某甲等20余人；宋某某、王某某、杜某某、王某甲等人分別直接或間接發展10余人、20余人不等加入“gasrec”的理財游戲。檢察院認為，陶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系從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陶某某不起訴。

4.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人民檢察院 宿區檢訴刑不訴〔2017〕13號 《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2015年4月份，被不起訴人楊某某與高某甲（另案處理）共同參加湖北**電子商務公司“410大會”，后回到宿遷協助高某甲報單、打款等。2015年5、6月份，高某甲的兒子高某乙來之后，此項工作便交予高某乙。至2015年8月份案發時，被不起訴人楊某某默認、配合高某甲以做過老師、現在琴行老板例子來宣傳自己，以吸引更多人員加入擎天通寶傳銷活動。被不起訴人楊某某未實際發展下線、未從中提成及獲利等。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楊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且具有自首法定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楊某某不起訴。

5.重慶市永川區人民檢察院 渝永檢刑不訴〔2016〕11號《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被不起訴人楊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其主觀惡性較小，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的法定從輕處罰情節，案發前能積極退賠損失，犯罪情節輕微，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楊某某不起訴。

6.江蘇省揚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 揚開檢訴刑不訴〔2017〕6號 《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宋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結合整個案件事實，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較小、獲利少，犯罪情節輕微。具有從犯，自首，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初犯，無前科劣跡等量刑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宋某某不起訴。

結合上述案例，筆者認為組織、領導傳銷罪的主要無罪辯護思路如下：

（一）層級與人數之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規定傳銷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如果涉案傳銷組織的層級和人數未達到法定追訴標準，由上訴案例可知，檢察院做出不起訴的決定以及法院做出無罪判決的可能性不小，因此，綜合全案證據，依法向辦案機關闡明關鍵所在，及時提交法律意見書，進行層級與人數之辯，是這種情況下有效辯護的重要途徑。

（二）主體不適格之辯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對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所謂“組織、領導者”，《意見》“

二、關于傳銷活動有關人員的認定和處理問題”以及《規定

（二）》第七十八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上述所列舉的案例被告人就不屬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這種情況下成功辦理取保候審，促使檢察機關不予批捕或者不起訴的幾率會比較大，案件可能不需要走到審判階段。

（三）量刑情節之辯

首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種情形我們稱之為絕對不起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法定不起訴適用于以下六種情形：（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上述鎖具案例顯示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中，如果被告人對于傳銷組織的擴大起到的作用較小，很可能被檢察院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

其次，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上述所列舉的案例顯示，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活動中，即使層級和人數達到法定追訴標準，但由于被告人在對于傳銷組織的擴大所起到的作用較小，又具備自首、立功、退贓等情節，很可能被檢察院酌定不起訴。

結束語：古龍式的英雄獨步武林靠的是一劍封喉，而金庸式的英雄則憑深厚內力笑傲江湖。無罪辯護，更像金庸，要求辯護律師內功深厚，見招拆招。尤其是面對案情復雜、證據繁多的傳銷案件，為當事人做無罪辯護更是難上加難，但如果能注重平時的修煉，比如多從無罪判例中吸取觀點，形成嚴謹有效的辯護思路，再加上代理案件時盡職盡責，成功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做無罪辯護并非全無希望。

寫于2017年8月31日

來源:金牙大狀律師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