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發布合同糾紛典型案例(上)(精選)
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發布合同糾紛典型案例(上)
2015-12-18 民事審判參考
合同糾紛典型案例
目錄
1.重慶重鐵物流有限公司訴巫山縣龍翔商貿有限責任公司、合江縣杉杉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2.陳某訴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樂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險合同糾紛案 3.劉家花訴山東費縣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養殖合同糾紛案 4.“新華”商標糾紛案 5.鄒克友訴張守忠合同糾紛案
6.王風明訴孫元麗、孫子明買賣合同糾紛案
7.胡百卿訴臨沂沂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 8.冉某、張某訴重慶某地產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 9.鄭某訴冉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10.周某訴重慶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
11.王某先等人訴被告重慶市某區工傷保險管理所、第三人重慶某煤礦公司不履行行政給付義務案
12.李某、王某訴陳某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13.鄭某某訴雷某、劉某某、重慶某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14.李某訴段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15.馬某訴張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16.王磊訴撫順樂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銷售合同糾紛案 17.游某與鴻達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18.黃某樓訴李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19.閆作臣、李秋霞訴北京中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糾紛案
一、重慶重鐵物流有限公司訴巫山縣龍翔商貿有限責任公司、合江縣杉杉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1日,原告重慶重鐵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鐵物流公司)分別與被告巫山縣龍翔商貿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龍翔公司)、被告合江縣杉杉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杉杉公司)簽訂《煤炭購銷合同》、《煤炭買賣合同》,同 1 時三方還簽訂了《補充協議》。前述三份合同、協議約定:由龍翔公司銷售煤炭給重鐵物流公司,重鐵物流公司銷售給杉杉公司,合同有效期為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交貨方式為水路運輸,龍翔公司銷售給重鐵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銷售給杉杉公司,重慶物流公司委托杉杉公司對煤炭進行質量、數量驗收。重鐵物流公司、龍翔公司及杉杉公司三方還約定,在重鐵物流公司未收到杉杉公司貨款前,龍翔公司不向重鐵物流催收貨款,如杉杉公司拒付或拖延支付貨款,則龍翔公司放棄要求重鐵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貨款。合同簽訂后,被告龍翔公司向原告重鐵物流公司出具了9份《水路貨物運單》和32份增值稅發票(總額為30 942
450元),被告杉杉公司亦向原告重鐵物流公司出具《收貨證明》5份。按照上述貨物運單、發票和收條的記載,原告與兩被告之間共計有48414.1噸煤炭交易發生,依據合同的約定,被告杉杉公司應向原告重鐵物流公司支付相應貨款,重鐵物流公司也應向被告龍翔公司支付約定價款。而事實上,原、被告三方簽訂的煤炭買賣合同及補充協議并未實際履行,相關各方并無真實煤炭交易發生,也無相關貨款的給付。在案證據證實,簽訂合同時,被告龍翔公司和被告杉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翔一人,而杉杉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為陳祝增的營業執照,隱瞞了其公司和龍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為邱翔的事實,爾后,邱翔偽造了9份貨物運單,并授意其工作人員虛開32份增值稅發票和5份收貨證明并交予重鐵物流公司,虛構了整個煤炭交易的事實。被告龍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虛構煤炭交易,形成對原告30 942
450元的債權。原告以兩被告惡意串通,以欺詐手段使原告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其簽訂相關合同為由,訴至成鐵中院,請求判決撤銷2013年12月1日原告與被告龍翔公司簽訂的《煤炭購銷合同》、與被告杉杉公司簽訂的《煤炭買賣合同》以及與兩被告簽訂的《補充協議》。
(二)裁判結果
成鐵中院認為,被告龍翔公司、杉杉公司故意隱瞞其法定代表人均為邱翔的真實情況,使重鐵物流公司簽訂了前述合同和協議,并且通過偽造貨物運單、收貨證明,虛開增值稅發票等手段,虛構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十八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龍翔公司、杉杉公司的行為與該項規定相吻合,應認定為欺詐行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 2 定,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撤銷,重鐵物流公司關于撤銷其于2013年12月1日與龍翔公司簽訂的《煤炭購銷合同》、與杉杉公司簽訂的《煤炭買賣合同》以及三方簽訂的《補充協議》的訴請符合法律規定,予以支持。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十八條的規定,判決:撤銷重慶重鐵物流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日與巫山縣龍翔商貿有限責任公司簽訂的《煤炭購銷合同》、與合江縣杉杉貿易有限公司簽訂的《煤炭買賣合同》以及三方簽訂的《補充協議》。
(三)典型意義
誠實信用原則不僅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也是整個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市場主體在行為時不欺不詐,尊重他人利益,保證合同關系的各方當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損害社會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市場主體的誠實、恪守信用,為市場主體提供了一種普遍的信賴,這種信賴是市場交易所必須的資源之一。如果合同一方當事人不守誠信,違反合同約定,甚至采取欺詐手段,損害對方利益或對社會、第三人造成損害,最終擾亂市場交易秩序,影響整個市場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
本案中,被告龍翔公司、杉杉公司實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在與原告簽訂合同時故意隱瞞了這一真實情況,使原告與兩公司簽訂了合同和協議,并且通過偽造貨物運單、收貨證明,虛開增值稅發票等手段,虛構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實。被告龍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虛構煤炭交易,形成了對原告3000余萬元的債權,從而到銀行辦理了保理業務,將此筆應收賬款向銀行轉讓進行融資,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銀行追索的風險,銀行也可能陷于保理業務壞賬的風險。兩被告不講誠實信用,其行為完全符合合同欺詐的認定。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原告撤銷合同的訴請,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案的裁判結果體現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彰顯了法院在制裁違約、打擊欺詐、維護社會誠信的重要作用。
二、陳某訴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樂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險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陳某之父陳某康,因右肺腺癌于2010年8月10日入院治療,至2010年8月24日病情平穩后出院。2010年8月25日,陳某為陳某康在被告處投保了8萬元的身故險和附加重大疾病險。陳某和陳某康均在“詢問事項”欄就病史、住院檢查和治療經歷等項目勾選為“否”。兩人均簽字確認其在投保書中的健康、財務及其他告知內容的真實性,并確認被告及其代理人已提供保險條款,對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合同解除條款進行了明確說明。雙方確認合同自2010年9月2日起 3 生效。合同7.1條及7.2條就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以及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進行了約定。
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陳某康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療。2012年9月11日,陳某康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歷為據向被告申請賠付重大疾病保險金。保險公司經調查發現,陳某康于2010年3月10日入院治療,被確認為“肝炎、肝硬化、原發性肝癌不除外”,因此被告于2012年9月17日以陳某康投保前存在影響該公司承保決定的健康情況,而在投保時未書面告知為由,向原告送達解除保險合同并拒賠的通知。陳某康、陳某于2012年10月24日訴請判令被告繼續履行保險合同并給付重大疾病保險金3萬元,后在二審中申請撤訴,二審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裁定撤訴。2014年3月11日至3月14日,陳某康再次因右肺腺癌入院治療,其出院診斷為:右肺腺癌伴全身多次轉移(Ⅳ期,含骨轉移)。2014年3月24日,陳某康因病死亡。原告陳某遂訴至法院,請求被告給付陳某康的身故保險金8萬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投保人陳某在陳某康因右肺腺癌住院治療好轉后,于出院次日即向被告投保,在投保時故意隱瞞被保險人陳某康患有右肺腺癌的情況,違反了如實告知義務,依據《保險法》第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保險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權。因上述解除事由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已發生,且陳某康在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期間,即合同成立后二年內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療,卻在合同成立二年后才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歷為據向被告申請賠付重大疾病保險金,又在陳某康因右肺腺癌死亡之后要求被告賠付身故保險金8萬元,其主觀惡意明顯,該情形不屬于《保險法》第十六條第三款的適用范圍,原告不得援引該條款提出抗辯。被告自原告方向其申請理賠的2012年9月11日起始知道該解除事由,即于2012年9月17日向原告送達書面通知拒付并解除合同。原告未在三個月異議期內提出異議。根據《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雙方合同已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原告以2014年3月24日陳某康因病死亡為由訴請被告支付保險金8萬元沒有法律依據,判決駁回原告陳某的訴請。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主張,據《保險法》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保險公司不能解除合同。法院認為,從《保險法》第十六條第三款看,“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過二年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發生保險事故。而本案中,保險合同成立時保險事故已發生,不屬于前述條款適用的情形,保險人仍享有解除權。被保險人、受益人以《保險法》第十六條第三款進行的抗辯,系對該條文的斷章取義,對此不予支持。另外,被告已于2012年9月17日發出解除通知,而原告在三個月內未提出異議,雙方合同已 4 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上訴人于2014年3月起訴,其訴請不應支持。因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1.本案中投保人未如實告知投保前已發保險事故,保險合同成立兩年后請求理賠,應否支持的問題,尚屬于法律空白,若機械援用《保險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將變相鼓勵惡意騙保行為。為此,本案在權衡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權益和維護良好保險秩序后作出了裁判,為類案處理提供了經驗。
2.保險合同是射幸合同,對將來是否發生保險事故具有不確定性。但在保險合同成立之前已發生投保事故,隨后再投保,其具有主觀惡意,系惡意騙保的不誠信行為,并違反保險合同法理,此時不應機械性地固守不可抗辯期間的限定,應賦予保險公司解除權,且兩年不可抗辯期間適用的前提是保險合同成立兩年后新發生的保險事故,因此保險合同成立前已發生保險事故的,保險公司不應賠償。本案的裁判,對于遏制惡意投保并拖延理賠的不誠信行為,規范保險秩序,防止保險金的濫用,具有積極作用。
三、劉家花訴山東費縣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養殖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2月份,原告劉家花與被告益客盛源公司簽訂肉鴨養殖回收合同,合同上載明的結算方式為“車間屠宰完畢后,乙方憑本人身份證復印件,當批合同本、飼養日志、飼料單據、檢疫證明、車間胴體過磅單到公司原料部按胴體出成率倒推毛重結算,無特殊原因交鴨數量不足98%的,公司將按比例扣除乙方保證金并追究其違約責任。”合同簽訂后,益客盛源公司按照合同約定向劉家花供應肉鴨鴨苗,并于2013年3月9日回收劉家花飼養的肉鴨。劉家花向益客盛源公司銷售肉鴨時,持當批合同本、飼養日志、飼料單據、檢疫證明、車間胴體過磅單與益客盛源公司進行結算,益客盛源公司將劉家花持有的上述書證收回后,向劉家花出具收購結算單三份,結算單上載明的合同單價均為7.508。
現劉家花認為肉鴨回收價格是按照合同規定的肉鴨結算時回收價格=[上表約定]回收基礎單價元/斤-(4元/只-簽訂鴨苗價格[上表約定])÷6.2的計算公式計算出來的,益客盛源公司向劉家花出具的回收結算單上載明的肉鴨價格比按照合同規定的肉鴨結算回收價格少了0.3元/斤。原告向臨沂市蘭山區人民法院起訴,主張被告應當繼續支付在回收肉鴨時所收購劉家花肉鴨共計少支付的貨款12846元。益客盛源公司以劉家花沒有合同原件,雙方未曾簽訂過合同為由抗辯。
(二)裁判結果
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中,雖劉家花未持有合同的原件,但是一方面,證人劉XX、陳XX的證言證實合同原件為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另一方面,益客盛源公司為肉鴨養殖戶賒銷鴨苗、飼料,從常理來講,其不可能不與養殖戶簽訂書面的合同以確保肉鴨的回收,否則益客盛源公司的經營風險過大。第三,同時起訴的其他六位養殖戶也分別提供他們持有的合同復印件或合同照片以及證明合同存在的視聽資料。綜上,能推定雙方簽訂過養殖合同,現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合同原件拒不提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益客盛源公司未按合同中約定的價格回收肉鴨,屬于違約行為,應繼續支付劉家花剩余肉鴨款及其利息。據此判決益客盛源公司給付劉家花肉鴨款127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9日之日起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銀行借款基準利率計算至本判決確定的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止)。
(三)典型意義
該案是典型的一方以合同履行中的優勢地位獲取不當利益的案件,益客盛源公司在回收肉鴨的時候將合同原件收回,爾后否認所簽合同的存在,導致養殖戶在肉鴨款被克扣的情況下,無法提供合同原件來舉證,這種行為嚴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該裁判結果對規范該類養殖合同的履行、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養殖戶的合法權益具有重大意義。該案事實清楚,責任明確,二審法院依法及時判決,對益客盛源公司利用優勢地位獲取不當利益的行為進行了批評,嚴格追究違法失信者的法律責任,保障誠實守信方的合法權益。該案的判決,有利于明晰責任、確立規則、維護誠信,充分體現了人民法院依法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
四、“新華”商標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對“新華”商標的獨占使用權,河南新華公司在其主辦網站中使用帶有“新華藥業”字樣的徽標。“新華”二字按字面解釋有嶄新中華或新興中華之意,同我國特定的革命歷史背景相聯系,多為新中國各級人民政府所創辦的國營企、事業單位,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山東新華制藥廠前身系建國前山東解放區八路軍所創辦的企業,使用新華作為企業名稱和所生產藥品的商標具有合理性。山東新華制藥廠在1978年至1999年期間,曾經獲得多種全國性榮譽,并在部分藥品制藥技術領域有重大創新。在河南新華公司申請企業注冊時,山東新華制藥廠已在行業內有較高的知名度。
6(二)裁判結果
法院判決河南新華公司立即停止在網站宣傳中使用侵犯山東新華公司商標獨占使用權的“新華”文字的行為。河南新華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含有“新華”文字的企業名稱,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到工商機關變更含有“新華”文字的企業名稱。河南新華公司于判決生效十日內賠償山東新華公司經濟損失二十萬元。河南新華公司于判決生效三十日內在其主辦的網站上刊登聲明,澄清事實,消除影響。內容需經法院審定。若逾期不履行,原審法院將在相關媒體上公布本判決內容,費用由河南新華公司負擔。(三)典型意義
本案系涉民生案件,屬典型的藥品行業的“傍名牌”行為,與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關,危害更甚;加大對知名藥品企業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于規范藥品生產、銷售市場秩序,促進良心競爭,打擊不正當競爭,促進藥品行業的健康發展,從而保障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本案屬于典型的知識產權糾紛,涉及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判決認定河南新華侵犯了山東新華的權利,并依法判決河南新華改換自己的名稱、字號、停止侵權。
五、鄒克友訴張守忠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4月29,鄒克友與張守忠簽訂一份樓基地轉讓協議書,約定張守忠將位于日照市東港區安東衛街道東街(后更名為“日照市嵐山區安東衛街道東街”,以下分別簡稱“東港安東衛東街”、“嵐山安東衛東街”)的一處拆遷補償置換的樓基地(土地性質為集體所有制土地),以56
900元的價格轉讓給外村村民鄒克友,協議載明款項當面付清,張守忠的同村村民周同業作為證明人在協議書上簽字。之后該處樓基地一直閑置,鄒克友未在上面建設房屋。2013年,因未能辦理樓房建設手續,嵐山安東衛東街居委將該樓基地收回,并向張守忠補償位于日照市嵐山區安東衛街道鳳凰山社區7號樓西單元102室的安置房一處。鄒克友認為,其已受讓了樓基地,因此,基于該樓基地補償的上述安置房應歸其所有。因與張守忠就安置房的歸屬問題協商不成,鄒克友遂起訴至本院,要求張守忠返還購買樓基地的款項56 900元,并賠償其因此所遭受的損失
庭審中,張守忠辯稱,1、涉案樓基地系本村村委按照統一規劃分配的宅基地,依法不得買賣,雙方簽訂的轉讓協議違反法律規定;
2、雙方已于2004年通過證明人周同業(已去世)辦理了退還樓基地的事宜,被告向鄒克友支付60 000元作為補償,鄒克友將樓基地返還給被告,并提交有“周同業”簽字的收到 7 條(復印件)一張,內容為:“收到張守忠一次性買回樓基款陸萬元60 000元,經辦人:周同業,2004年9月15日”,并加蓋“中共日照市嵐山區安東衛街道東街居總支部委員會”公章及嵐山安東衛東街居委主任石光華的私人印章。經法院調查核實,石光華表示未經手辦理此事,且在當時還沒有收到條所加蓋的黨支部的章。在法院要求繼續核實該收到條時,張守忠稱原件已經丟失。經對比,收到條與雙方簽訂的轉讓協議書上周同業的簽名差別較大。
(二)裁判結果
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涉案樓基地所占土地性質系集體所有土地,且張守忠取得該樓基地系基于原宅基地及房屋重新規劃、拆遷后的補償利益,其性質等同于宅基地。張守忠將該樓基地轉讓給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鄒克友,違反了我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法院依法確認該轉讓協議無效,鄒克友不能取得涉案樓基地的使用權。
張守忠提交的收到條,上面加蓋的公章在2004年9月15日尚不存在,且與轉讓協議上周同業的簽名差別較大,另一簽章人亦否認經手此事,在該份收到條存有諸多疑點的情形下,張守忠以丟失為由無法提供原件,致使無法進一步辨別證據的真偽,應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對該收到條不予采信,對張守忠據此主張的雙方已解除合同,并通過周同業返還60
000元的事實,不予認定。因無效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張守忠應向鄒克友返還購買樓基地款56 900元。
張守忠明知涉案樓基地依法不能轉讓給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成員仍進行轉讓;作為日常生活大宗交易,鄒克友在未確認土地性質的情況下即購買涉案樓基地,雙方對于合同無效均有過錯。張守忠在雙方轉讓行為歷經十余載,涉案樓基地升值并存有巨大利益后,才以違反法律規定為由主張合同無效,雖然符合法律規定,但從道義、情感角度而言,屬于典型的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因此,裁判張守忠以轉讓款為基數,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賠償張守忠損失。
(三)典型意義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城市近郊的土地持續增值,涉及上述區域的房屋買賣、宅基地轉讓糾紛迅猛增長。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及國家政策,宅基地等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帶有很強的社會保障功能,只能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享有、流轉;否則,一律無效。但在實踐中,違法流轉大量存在,若雙方正常履約,這種違法現象也“合理”地存在著,并無其他部門監管。但糾紛一旦進入法院,認定轉讓行為無效毋庸置疑。轉讓被判無效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 8 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司法實踐中,通常對于無效合同損失賠償的處理也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對于近年來基層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的涉及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及房屋轉讓糾紛案件,如果機械地適用法律條文,不僅讓失信的行為人堂而皇之地獲取法外利益,也不利于在社會上弘揚
“誠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誠實信用是人們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而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它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要恪守諾言、誠信不欺,不因追求個人利益而損害社會或他人利益,這是以道德規范為基本內容的法律原則。有些糾紛,從法律與道德角度來看,結論可能截然相反,正如本案糾紛。轉讓人可以冠冕堂皇地以“法律規定”為由實施違反誠信的行為,作為深受中國傳統道德規范影響的受讓人及社會大眾,當然難以接受。正因為如此,法官在處理該類糾紛時,需要在堅持法律規定的前提下,適當引入道德、風俗等規范,讓“無情”的法律與“有情”的道德規范結合,實現情、法、理在司法判決中融合。在本案中,法官根據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確認涉案樓基地轉讓協議無效;與此同時,引入誠信原則,在合理的限度內彌補受讓人的損失,讓失信人承擔一定的法律制裁。如此,既能有效地平衡雙方的利益,也有助于培養社會公眾的誠信觀念。這也是在審判實踐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良好體現。
六、王風明訴孫元麗、孫子明買賣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風明從事販賣板皮業務,被告孫元麗在臨沂市蘭山區義堂鎮某村開辦了福隆板材廠,為個體工商戶,從事膠合板生產。自2011年開始,原告王風明將板皮送至福隆板材廠,由本案另一被告孫子明(孫元麗之兄)收貨,孫元麗給付貨款。2012年4月1日,被告孫子明在收貨后,用制式的“出庫單”為原告王風明出具了一張收貨條,收貨條載明:夾心皮,貨款236000元。被告曾償付10000元,其后遲遲不再給付剩余貨款。原告為追回剩余貨款226000元,于2013年9月27日訴至臨沂市蘭山區法院。二被告以收貨條系孫子明簽字,屬于孫子明與王風明之間的買賣合同關系為由抗辯,孫元麗并稱已經替孫子明以銀行存款的方式分兩次向王風明付款64000元,下余貨款應由孫子明支付。一、二審期間,二被上訴人孫子明、孫元麗本人均未出庭應訴,均由特別授權委托代理人王琳出庭應訴。
(二)裁判結果
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有兩個:
一、該批板皮買賣合同的買方是孫子明還是孫元麗。
二、被上訴人孫元麗曾向上訴人王風明銀行卡存款54000元,是否系償還本案中該批板皮的貨款。
關于雙方爭議的焦點一,被上訴人孫元麗認可自2011年上訴人王風明即開始向福隆板材廠送板皮,雙方多次發生業務,以前貨款也是由孫元麗支付,且本案的該批板皮送到了其開辦的福隆板材廠,實際上用于板材廠的生產經營,該批板皮的部分貨款已由其支付;孫元麗在王風明提供的錄音證據中對孫子明出具債權憑證的行為認可,并承諾對孫子明收貨行為所產生的欠款由其償還。考慮以前的交易習慣、兄妹關系等因素,孫子明出具債權憑證的行為是代表福隆板材廠出具,系履行職務的行為,根據《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的規定(企業法人應當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孫元麗應對孫子明出具債權憑證的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二被上訴人主張孫子明將板皮轉售給孫元麗,孫元麗已于2012年年底將貨款支付給孫子明的事實,二人未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實,二審法院不予采信。故應認定該板皮的買方系個體戶孫元麗。
對于爭議的焦點二,二審法院認為,銀行業務存款憑條是銀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證明銀行與存款人之間雙方發生交易的業務憑據,不是由上訴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條,該業務憑據只能證明存款人孫元麗于2012年4月14日向王風明銀行卡存款54000元的事實,不能證明該筆存款的用途。即銀行存款憑條本身不能證明與本案中的貨款存在關聯性,上訴人在提供銀行存款憑條后,仍需要繼續提供證據證實該銀行存款憑條與本案貨款存在關聯性,此時,舉證責任不發生轉移。因為此時之前的債權憑證因償付完貨款而銷毀,法院若要求債權人舉證之前的債權憑證會對債權人造成非常大的舉證困難,對債權人不公平。本案中,孫元麗僅提供了銀行業務憑條,未能繼續舉證該次銀行業務憑條與本案貨款存在關聯性,二審法院不認定該54000元的銀行存款憑條與本案債權存在關聯性,本院對該份證據不認定是本案的有效證據,孫元麗以此次存款要求沖減總貨款理由不成立。另外,上訴人孫元麗采用銀行匯款只取得銀行出具的業務憑條,在存款后不及時更改其與上訴人之間的債權憑證這種交易方式,是造成孫元麗舉證困難的重要原因,由此帶來的后果,應由其自行承擔。
據此判決:被上訴人孫元麗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付上訴人王風明貨款226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4月1日起至本院確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銀行基準貸款利率計算)。
(三)典型意義
該案是一例普通的買賣合同案件,但是裁判的說理十分透徹。一是關于舉證責任 10 的劃分,債務人在主張還款后,負有舉證證明已還款的義務,這是毋庸置疑的,在舉證不充分的情況下,要承擔敗訴的風險,舉證責任不發生轉移。在本案中,孫元麗以銀行存款憑條舉證,但是該證據不能充分證明其已還款,孫元麗仍負有舉證證明該事實的義務。二是銀行存款業務憑證作為證據時效力的認定,尤其是關聯性的認定。銀行存款憑條是銀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證明銀行與存款人之間發生交易的業務憑據,不是由債權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條,該業務憑據只能證明存款人存款的事實,不能證明存款的用途,即是否償還了欠款,在有多筆欠款的情況下,更不能證明存款是用于償還了哪筆欠款。即,銀行存款憑條本身不能證明欠款存在關聯性。三是雇傭人員職務行為的認定。本案中,孫子明既是孫元麗的哥哥,又是板材廠的雇傭人員,根據以往的交易習慣,應視孫子明簽字收貨的行為為職務行為。該案中買賣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孫元麗違約,不履行付款義務。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積極導向意義。
七、胡百卿訴臨沂沂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胡百卿與被告臨沂沂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9日達成了購房意向:原告購買被告沂興公司位于費城鎮中山路南端明珠花苑9號樓101號樓房一套,并于當天交給被告沂興公司定金50
000元,當時被告的經辦人承諾半個月后交齊購房款即給鑰匙并給辦理房權證。2013年8月23日,原告(買受人)與被告沂興公司(出賣人)簽訂了購房合同,合同約定合同總價款為187
944元,出賣人應于2010年8月30日前依照國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關規定將驗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給買受人,原告又支付給被告沂興公司購房款130 000元。后被告沂興公司作為出賣人未按合同約定將原告所購樓房交付原告。另查明,被告出賣給原告的樓房,被告已于2006年10月17日賣給了楊平,楊平在費縣房管局通過產權登記取得了涉案樓房的所有權證。2008年9月8日,楊平又將涉案樓房賣給了李文平,并到費縣房管局辦理了產權轉移登記。后費縣公安局經偵大隊因被告法定代表人劉偉涉嫌刑事犯罪將其刑事拘留。劉偉之妻李永梅與原告約定:李永梅自愿籌集現金180
000元替被告歸還原告購房款,后費縣公安局經偵大隊將180
000元購房款轉交給了原告。因損失賠償事宜,原告訴至本院,請求依法判令被告解除原告和被告簽訂的購房合同,雙倍返還原告所交購房定金50 000元,承擔賠償責任180 000元,并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
(二)裁判結果
山東省費縣人民法院認為,原告與被告沂興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簽訂的購房合同內容不違反有關法律規定,為有效合同。被告本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的規定,履行其交付房產的義務。但因合同約定的標的物,已被他人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所有權,原告與被告沂興公司簽訂的購房合同已不能履行,原告請求解除該合同符合有關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的事實,導致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解除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并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被告沂興公司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的事實,又與原告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顯系不誠信行為,故原告請求被告承擔賠償責任,并返還定金理由正當,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九十一條關于定金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20%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二十一條關于當事人約定的定金數額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百分之二十的,超過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規定,原、被告約定的定金數額為50
000元過高,以調整為37 589元(187944×20%)為宜,其余12 411元應視為購房款,故原告實際支付的購房款應為142 411元(130
000元+12 411元)。判決:
一、被告臨沂沂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賠償原告胡百卿損失142 411元,返還原告胡百卿定金37 589元,共計180
000元。限本判決生效后5日內履行完畢。
二、駁回原告胡百卿的其他訴訟請求。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涉及商品房買賣合同中因出賣方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的事實,導致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解除的懲罰性賠償條款適用的典型案件,也是對合同法第54條中關于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合同被撤銷的適用。同時本案也對商品房買賣中懲罰性賠償原則與定金罰則并存時應如何適用作出闡述。商品房買賣合同中,懲罰性賠償原則并非以“雙倍返還”為限,雙方當事人愿意在合同中加入懲罰性賠償的內容,并不違背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那么該條款可以視為雙方給自己可能造成的損害,而采取的額外保護措施,法院對此應予支持。
八、冉某、張某訴重慶某地產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9月6日,冉某、張某(乙方)與某公司(甲方)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合同約定:冉某、張某購買某公司某樓盤二期房屋一套,房屋總成交價 12 366180元。交房條件為甲方應當在2011年12月10日前,依照有關規定,將已進行建設工程竣工驗收備案登記的商品房交付乙方使用。逾期交付的違約責任約定為:逾期超過60日后,乙方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合同繼續履行,自本合同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實際交付之日止,甲方按日向乙方支付已付房價款萬分之三的違約金,并于該商品房交付之日起30日內向乙方支付違約金。合同簽訂后,冉某、張某依約向某公司支付了全部購房款。合同履行過程中,某公司在未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備案登記的情況下,將一期工程竣工驗收備案證的復制件粘貼到質量保證書和使用說明書上,于2011年12月10日將房屋交付給冉某、張某。經向有關部門核查,冉某、張某所購房屋竣工驗收備案登記日期為2012年5月28日。冉某、張某認為開發商采取欺騙手段交房違約,按照合同約定應賠償違約金,遂起訴至法院。
(二)裁判結果
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后認為開發商部分違約,遂判決開發商承擔80%的違約責任,支付冉某、張某違約金14940.14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爭議焦點是:開發商以欺詐方式交房但未造成購房者實際損失的是否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誠實守信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項基本原則。民法通則第四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合同法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第六十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
本案中,雖然涉案商品房最后通過了竣工驗收,房屋質量也是合格的,并且開發商遲延取得竣工驗收備案登記證并未實際影響購房人接收商品房后對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即購房人實際上并沒有損失。但是,作為開發商采取欺詐的方式交付房屋,侵犯了購房人的知情選擇權。法院依法判決開發商承擔逾期交房的違約責任,既可以維護買房人的合法權益,又可以給開發商以警示,有利于促進開發商增強法治意識,遵守市場經濟規則,在全社會弘揚誠信原則,減少紛爭的產生。因此,法院判決開發商部分違約,承擔80%的責任比較合理。
九、鄭某訴冉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冉某以急需資金為其堂哥買房,而自己存款未到期無法取出為由,于2011年12月31日晚,在參加原告鄭某父親的喪禮時,找到原告鄭某借款人民幣20000元。原告因與被告夫妻相熟,了解被告的家庭情況,便從當時在場之案外人楊某江處借取1200元后,湊齊20000元交付被告本人。并且,原告出于借款金額不大,喪禮上賓客眾多,當眾擬寫借據會有傷雙方顏面的考慮,未要求被告出具書面的借條,亦未約定具體的還款時間及利息的計算標準,僅是由被告口頭承諾短時期內便能償還。時隔半年,原告見被告仍無還款意向,便多次找其催收,被告卻均是以各種理由搪塞。近期,被告又以避而不見的方式躲避債務,因此原告于2014年8月6日向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歸還借款及利息,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庭審中原告方明確資金利息從借款之日后一個月后開始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并自愿選擇該利息以當地農村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作為參考。因被告沒有出庭,未能調解。
(二)裁判結果
法院審理后認為,雖然雙方都無直接證據,但原告提交的間接證據來源合法,內容符合客觀事實,證據真實有效,且各證據之間能形成證據鎖鏈,能相互印證,足以認定原、被告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故判決由被告歸還原告借款本金2萬元,并按照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支付原告從法院受理之日起至實際清償之日止的利息。日前,該判決已生效。
(三)典型意義
大量民間借貸糾紛都是發生于熟人之間,比如朋友、同事、甚至兄弟,在生活當中,熟人之間出于面子、人情等因素的考慮,一般很少寫借條以及其他憑證,而一旦對方違約,出借人一般很難拿出有效的直接證據來認定借款行為成立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在判決時應結合各方提供的間接證據,在證據之間能夠相互映證、能夠形成證據鎖鏈的情況下,對借貸行為予以確認,以維護社會誠信,實現公平正義。
法官提醒:在生活當中,即使是熟人之間,也要留有相關憑證,以免在發生糾紛時無力舉證,導致敗訴。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十九起合同糾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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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知識產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知識產權典型案例
2013年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
一、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1.新材料技術領域等同判定專利侵權案
湖南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與愛藍天高新技術材料(大連)有限公司等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蘇知民再終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
2.“威極”醬油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佛山市海天調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與佛山市高明威極調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知民初字第352號民事判決書〕
3.錢鐘書書信手稿拍賣訴前行為保全案
楊季康與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李國強訴前行為保全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號民事裁定書〕
4.“奧特曼”著作權糾紛案
圓谷制作株式會社、上海圓谷策劃有限公司與辛波特·桑登猜、采耀版權有限公司、廣州購書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音像出版社侵害著作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59號民事裁定書〕
5.樹脂專利相關信息侵害商業秘密糾紛案
圣萊科特國際集團、圣萊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與華奇(張家港)化工有限公司、徐捷侵害商業秘密糾紛上訴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滬高民三(知)終字第93號民事判決書〕
6.標準必要專利許可使用費案件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IDC公司標準必要專利使用費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05號民事判決書〕
7.確認“兩優996”品種權實施許可合同無效糾紛案
福建超大現代種業有限公司與安徽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確認植物新品種權實施許可合同無效糾紛上訴案〔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皖民三終字第81號民事裁定書〕
二、知識產權行政案件
8.“圣象”馳名商標保護案
圣象集團有限公司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河北廣太石膏礦業有限公司商標爭議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4號行政判決書〕
9.“金駿眉”通用名稱商標行政糾紛案
武夷山市桐木茶葉有限公司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福建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正山茶業有限公司商標異議復審行政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1767號行政判決書〕
三、知識產權刑事案件
10.假冒食用油注冊商標犯罪案
宗連貴等28人假冒注冊商標罪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書〕
2013年中國法院十大創新性知識產權案件
1.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與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縱向壟斷協議糾紛上訴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滬高民三(知)終字第63號民事判決書〕
2.美國禮來公司、禮來(中國)研發公司與黃孟煒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號民事判決書〕
3.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等與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2352號民事判決書〕
4.谷歌公司與王莘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1221號民事判決書〕
5.天津天隆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與江蘇徐農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蘇知民終字第194號、(2012)蘇知民終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與湖北童霸兒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號民事判決書〕
7.北京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與上海淮海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商標異議復審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號行政裁定書〕
8.李隆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三亞市海棠灣管理委員會商標爭議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號行政裁定書〕
9.卡比斯特制藥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號行政裁定書〕
10.江西億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機設備有限公司、余志宏、羅石和、李影紅、肖文娟侵犯商業秘密罪案〔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終字第87號刑事判決書〕
2013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一、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一)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
1.馬培德公司與陽江市邦立貿易有限公司、陽江市伊利達刀剪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9號民事裁定書〕
2.宜賓長毅漿粕有限責任公司與濰坊恒聯漿紙有限公司、成都鑫瑞鑫塑料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號民事裁定書〕
3.北京市捷瑞特彈性阻尼體技術研究中心與北京金自天和緩沖技術有限公司、王菡夏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46號民事裁定書〕
4.桂林南藥股份有限公司與三門峽賽諾維制藥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裝、裝潢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3號民事判決書〕
5.陳順弟與浙江樂雪兒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建華、溫士丹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號民事判決書〕
6.大連大金馬基礎建設有限公司與大連北興構件吊裝運輸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大民四初字第23號民事判決書〕
7.塞伯股份有限公司與浙江愛仕達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上訴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浙知終字第59號民事判決書〕
8.陳錫奎與晉江市凱達石材機械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民終字第482號民事判決書〕
9.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與江門氣派摩托車有限公司、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瑞騎力帆摩托車銷售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長中民五初字第620號民事判決書〕
10.江門市亞泰機電科技有限公司與雷炳全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
(二)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件
11.吉林美術出版社與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長春歐亞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歐亞商都侵害著作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號民事裁定書〕
12.景德鎮法藍瓷實業有限公司與潮州市加蘭德陶瓷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號民事裁定書〕
13.竇驍與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演出經紀合同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1164號民事判決書〕
14.北京中文在線數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智珠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8854號民事判決書〕
15.哈爾濱秋林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與哈爾濱秋林糖果廠有限責任公司、哈爾濱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責任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黑知終字第45號民事判決書〕
16.北京漢儀科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青蛙王子(中國)日化有限公司、福建雙飛日化有限公司、蘇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蘇知民終字第161號民事判決書〕
17.鄭子罕與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著作權權屬糾紛上訴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浙知終字第105號民事判決書〕
18.蔣友柏與周為軍、江蘇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鳳凰聯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浙杭知終字第13號民事判決書〕
19.廣州萬唯建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與廣州市番禺交通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廣東海外建設監理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三終字第96號民事判決書〕
(三)侵犯商標權糾紛案件
20.北京大寶化妝品有限公司與北京市大寶日用化學制品廠、深圳市碧桂園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66號民事判決書〕
21.陜西茂志娛樂有限公司與夢工場動畫影業公司、派拉蒙影業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3027號民事判決書〕
22.蘭建軍、杭州小拇指汽車維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天津市小拇指汽車維修服務有限公司、天津市華商汽車進口配件公司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終字第46號民事判決書〕
23.廣州市芳奈服飾有限公司與李菊紅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贛民三終字第21號民事裁定書〕
24.環球股份有限公司與青島際通文具有限公司、青島際通鉛筆有限公司、青島永旺東泰商業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民三終字第32號民事判決書〕
25.河南杜康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汝陽縣杜康村酒泉酒業有限公司、河南世紀聯華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三終字第194號民事判決書〕
26.湖北十堰武當山特區仙尊釀酒有限公司與湖北神武天滋野生葡萄酒業有限公司、武漢天滋武當紅酒業銷售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終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書〕
27.廣州飲食服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與廣州市西關世家園林酒家有限公司商標及老字號品牌使用許可合同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書〕
28.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與桂林花橋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2)桂民三終字第19號民事判決書〕
29.路易威登馬利蒂與三亞寶宏實業有限公司寶宏大酒店、三亞寶宏實業有限公司、潘小愛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瓊民三終字第80號民事判決書〕
30.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品有限公司與重慶市合川區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曉華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73號民事判決書〕
31.宜賓五糧液股份公司與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川民終字665號民事判決書〕
32.普拉達有限公司與陜西東方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華商報社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西民四初字第227號民事判決書〕
(四)不正當競爭、壟斷糾紛案件及其他
33.天圣制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海南國棟藥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欣安生物制藥有限公司技術轉讓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2號民事裁定書〕
34.濟川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福瑞康正醫藥技術研究所技術轉讓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18號民事裁定書〕
35.湖北潔達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與鄭州潤達電力清洗有限公司、陳庭榮、吳祥林侵害商業秘密糾紛管轄權異議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號民事裁定書〕
36.北京天道新源風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哈爾濱空調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合同糾紛案〔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哈知初字第59號民事判決書〕
37.江蘇建華管樁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技樁業股份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蘇知民終字第219號民事判決書〕
38.南京國資綠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與江蘇紫峰綠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寧知民終字第24號民事判決書〕
39.曹彬與濟南乾豪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特許經營合同糾紛上訴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民三終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書〕
40.襄陽市農業科學院與四川隆平高科種業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合同糾紛上訴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終字第323號民事判決書〕
41.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IDC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06號民事判決書〕
42.蘭州正豐石油化工技術裝備有限責任公司與無錫奮圖過濾材料有限公司、王京良、無錫奮圖網業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業秘密糾紛上訴案〔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甘民三終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
二、知識產權行政案件
(一)專利授權確權案件
43.精工愛普生株式會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鄭亞俐、佛山凱德利辦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彩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3-1號行政裁定書〕
44.北京世紀聯保消防新技術有限公司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山西中遠消防設備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號行政判決書〕
45.株式會社島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寧波賽冠車業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1號行政判決書〕
46.新日鐵住金不銹鋼株式會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李建新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1754號行政判決書〕
(二)商標授權確權案件
47.博內特里塞文奧勒有限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佛山市名仕實業有限公司商標爭議行政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8號行政判決書〕
三、知識產權刑事案件
48.尤艷、宋兵峰、馬化濤侵犯著作權罪案〔安徽省蚌埠市禹會區人民法院(2013)禹知刑初字第2號刑事判決書〕
49.王文利、張劍毅、陳邦取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案〔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廈刑初字第62號刑事判決書〕
50.周開忠、蔡細漂假冒注冊商標罪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知刑初字第1號刑事判決書〕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4年7月25日)
案例1
陳某某人身損害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歲)與陳某某(小學學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雙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陳某某將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療,經醫生診斷為:1.心房纖顫;2.右股骨粗隆間粉碎性骨折。花費醫療費人民幣2121.85元。半年后,衛生所再次診斷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親屬要求陳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賠償包括死亡賠償金在內的各項損失94145元。陳某某一方辯稱,陳某某是要去上學時發現杜某某躺在水溝里,主動上前要把她扶起來,根本沒有撞倒杜某某,其行為完全是助人為樂。法院審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陳某某的祖父陳國華出具一張便條交原告收執,該便條載明:“經征求××意見,不報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負。2009年1月8日 陳國華”。2009年1月10日,原告陳孫權、陳孫勝、陳東輝(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張收據交陳國華收執,該收據載明:“今收到第二監護人陳國華現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孫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據已由國華燒掉,以本據為準)]。收款人:陳孫權 陳東輝 陳孫勝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結果
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陳國華作為陳某某的長輩,在事發當日即到現場,從其出具的“私了”便條和其提供的“收據”內容分析,可以認定陳國華確認了陳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實。雖然陳國華主張該便條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證據證明其系受到欺騙或威脅而寫下,結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實也表明其同意承擔賠償責任。就死亡后果與此次摔傷間的因果關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導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結合本案實際,本院確定杜某某的摔傷在其死亡結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陳某某對杜某某的摔傷結果存在過錯,但杜某某的子女未盡好監護義務導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樣存在過錯,故原告應承擔相應的責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陳某某與原告各承擔50%的責任。結合杜某某摔傷與其死亡結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確定,杜某某因傷就醫的損失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損失59925元。判決被告方承擔杜某某受傷、死亡造成經濟損失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中,雙方對侵權人是否實施侵權行為的事實各執一詞,在此情況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處理此事的過程中承認侵權行為的書面證據,就成為認定事實的關鍵。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證據反駁案涉書面證據的情況下,法院根據書面證據認定被告的侵權事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2條的規定。此外,在賠償責任的負擔上,法院對于侵
權行為與被侵權人死亡結果之間原因力的區分和確認,以及對最終賠償責任的合理劃分,亦有借鑒意義。
案例2
吳俊東、吳秀芝與胡啟明、戴聰球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吳俊東駕駛吳秀芝的魯DK0103普通正三輪摩托車在全寬6米的機非混合車道超車時,與胡啟明駕駛的無號牌電動自行車(搭載其妻戴聰球)發生交通事故。電動自行車失控側翻致胡啟明及戴聰球二人受傷,隨后吳俊東送二人至醫院治療。雙方就吳俊東是否謹慎駕駛及其所駕摩托車與胡啟明所駕電動自行車是否發生刮擦及碰撞,各執一詞。交管部門對事故成因及責任無法認定。超車過程中,胡啟明車輛靠道路右側行駛,距道路右邊半米左右,吳俊東車輛距離道路右邊一米多遠,兩車橫向距離為40-50厘米。吳俊東超車時為五檔,迎面有一黑色轎車快速駛來,吳俊東稱感覺有點危險。事發現場道路平坦,事發時除黑色轎車外無其他車輛經過。事故車輛經檢驗均符合安全技術標準;吳秀芝的車輛未投保交強險。
二、裁判結果
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吳俊東駕駛三輪摩托車超越胡啟明駕駛的電動自行車時,其車速較快;結合吳俊東超車前未注意到對向快速駛來的黑色轎車看,可以認定其未盡謹慎駕駛的注意義務。交管部門的事故責任證明雖未能證實兩車是否發生碰撞或刮擦,但從證人證言反映的情況看,正是在吳俊東超車過程中胡啟明的電動自行車發生左右晃動而側翻,結合事故現場的其他情況,根據民事訴訟法高度蓋然性的司法原則,審理法院認為胡啟明的電動自行車翻車與吳俊東駕駛三輪摩托車超車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關系,吳俊東應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胡啟明駕駛電動自行車搭載成年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過錯,雙方按三七比例承擔胡啟明等的醫療費、傷殘賠償金、誤工費等人身損害賠償責任。
三、典型意義
法律事實不同于客觀事實,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也不同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我國民事訴訟采取的是高度蓋然性標準。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法院根據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結合吳俊東超車前未注意到前方駛來的車輛,超車時車速較快(五檔),與胡啟明車輛橫向距離較短(僅為40-50厘米),從而認定超車過程中胡啟明的電動自行車發生左右晃動而側翻與吳俊東的超車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車時駕駛人的注意義務范圍,在證明標準及事實認定方面具有指導意義。
案例
3許云鶴與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許云鶴駕駛未投保交強險的轎車并道時,與違法翻越中心隔離護欄的王秀芝發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傷,造成右下肢受傷。現場勘查顯示,許云鶴所駕車輛停在中心隔離欄邊的第一條車道,車輛左前部緊挨中心隔離欄,左前輪壓著中心隔離欄樁基,車輛與隔離欄呈約45度夾角。許云鶴稱王秀芝屬跨越護欄時被絆自行摔傷,與己無關。因無現場證人及直接證據,當地交管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證明并未對該起事故責任予以劃分。王秀芝起訴請求醫療費、殘疾賠償金、護理費等16萬余元。二審期間,經王秀芝申請并經征詢雙方意見,審理法院依法選擇相關司法鑒定機構對王秀芝的傷情成因進行了鑒定,鑒定意見為:王秀芝右膝部損傷符合較大鈍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該損傷單純摔跌難以形成,遭受車輛撞擊可以形成。
二、裁判結果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本案系許云鶴與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過錯或意外而發生的人身傷害及財產損失事件,屬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范圍。關于許云鶴的駕車行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問題,二審認為雖無事故現場監控錄像及目擊證人等直接證據,但根據相關證據亦可認定。交管部門的現場勘查及事發時許云鶴車輛的位置,符合緊急情況下避讓制動停車狀態;司法鑒定意見認為王秀芝的腿傷符合較大鈍性外力由外向內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傷高度與案涉車輛制動狀態下前保險杠防撞條高度吻合,符合車輛撞擊特征,單純摔跌難以形成;事故現場無致傷的第三方、從王秀芝尚能從容跨越護欄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傷的可能性。鑒定單位及人員具有相應的鑒定資質、接受質詢分析清楚、說明充分,送檢材料亦經過雙方質證。二審認為,上述證據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認定王秀芝腿傷系許云鶴駕車行為所致;許云鶴稱王秀芝屬自行摔傷,其停車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許云鶴駕駛機動車未盡高度謹慎的安全注意義務,應承擔40%的過錯責任;王秀芝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關“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離設施”的規定,應承擔60%的過錯責任。因許云鶴未履行交強險之法定投保義務,審理法院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強險的有關規定,判決許云鶴于交強險賠償限額內(醫療費賠償限額1萬元,死亡傷殘賠償限額11萬元)賠償10.7萬余元。
三、典型意義
機動車交通事故中,對于一些無監控錄像、無目擊證人,且雙方當事人對于事故原因又各執一詞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認定事實是一大難點,本案即具有典型意義。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王秀芝的腿傷是否為許云鶴的駕車行為所致。對此,二審法院委托具有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傷情成因鑒定。鑒定機構經過鑒定,認為受害人傷情符合車輛撞擊特征,單純摔跌難以形成。同時,由于事發時并無第三方車輛,且受害人尚能從容跨越護欄,故可以認定王秀芝的腿傷乃許云鶴的駕車
行為所致。此外,由于許云鶴違反法律規定,未購買機動車交強險,故而承擔了交強險項下的賠償責任。如果其依法購買交強險,該責任原本是可由保險機構承擔的。
案例4
曾明清訴彭友洪、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機動車
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時左右,未知名駕駛人駕駛未知號牌貨車與橫穿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駕駛人駕駛未知號牌機動車碾壓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時05分許,彭友洪駕駛自有的川A211R9號小型轎車(該車在平安財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不計免賠限額為20萬元的商業三者險)途經事發路段時,由于剎車不及,從已倒在道路中間的曾某某身上碾壓過去(其自述碾壓部位為曾某某胸部),隨即停車報警。19時21分,醫護人員到場,經現場搶救,確定曾某某已無生命體征,出具了死亡證明書,載明曾某某死亡時間為19時34分。交警部門亦對現場進行了勘驗、拍照,并制作了現場圖,上述材料顯示:道路基本情況為城市道路,雙向8車道,道路中心由雙實線分隔,事故現場附近無人行橫道,路上血跡、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號車輛均位于靠近雙實線的車道內,周圍無拖拉痕跡。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鑒定所出具《DNA鑒定報告》,鑒定意見為:川A211R9轎車前保險杠下部和輪胎上提取的血痕樣本屬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出具《尸檢報告》,載明檢驗意見為:“推斷曾某某的死因為顱腦、胸腹部復合性損傷致死亡,建議進行尸體解剖明確致死方式。”但經彭友洪與曾某某親屬協商,未進行尸體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門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以未知名駕駛人肇事后逃逸為由,確定未知名駕駛人均承擔事故的全部責任。該《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還載明:彭友洪駕車未確保安全,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由于無法證實曾某某死亡是否因與川A211R9號車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據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車輛,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繼承人)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財保蜀都支公司賠償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項損失合計424576.50元。
二、裁判結果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在彭友洪駕車碾壓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駕駛人先后駕車與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駕駛人與彭友洪雖無共同故意或共同過失,但每個人分別實施的加害行為都獨立構成了對曾某某的侵權,最終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損害后果,該損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個人的加害行為均是發生損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個人的行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以下簡稱侵權責任法)第十一條“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每個人的侵權行為都足以造成全部損害的,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之規定,確定彭友洪與肇事逃逸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并無不
當。連帶責任對外是一個整體責任,連帶責任中的每個人都有義務對被侵權人承擔全部責任。被請求承擔全部責任的連帶責任人,不得以自己的過錯程度等為由主張只承擔自己內部責任份額內的責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況下,曾明清請求彭友洪承擔所有侵權人應當承擔的全部責任,符合法律規定。故判決:1.平安財保蜀都支公司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賠償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賠償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審理之時曾廣受關注,一些媒體將本案簡化為“三車碾壓老人致死,前兩車逃逸第三車擔責”的標題式報道。部分社會公眾從普通情感出發,認為由第三車承擔全部責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長“誰救誰倒霉”、“好人沒好報”的社會心理。然而,從事實層面而言,第三車碾壓之時,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輛車的行為致受害人死亡無法確定,但根據尸檢報告、勘驗筆錄等證據,可以確認每一輛車的碾壓行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這屬于侵權責任法第十一條所規定的聚合因果關系,行為人之間需承擔連帶責任。彭友宏發現碾壓后果及時停車報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責任的誠信行為,值得贊賞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強險及商業三者險的分擔機制,車主自身承擔的賠償責任實際上并不重。但反觀肇事后逃逸車輛的未知名駕車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時時有可能被抓捕歸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內心也將時時受到良心的譴責而無法安寧。與主動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無疑是更為嚴重的。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經濟行政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經濟行政典型案例
? ?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網
發布時間:2015-10-22 10:33:28
目錄
1.南京發爾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訴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政府行政決定案
2.江西省鹽業集團公司吉安公司訴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3.丹陽市珥陵鎮鴻潤超市訴丹陽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登記案
4.德清莫干山蛇類實業有限公司訴浙江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行政監督案
5.上海輝慈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訴崇明縣財政局行政決定案
6.青島愛思夢食品有限公司訴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處罰案
7.萍鄉市亞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訴萍鄉市國土資源局行政協議案
8.青島遨廣通機械施工有限公司訴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為案
9.福建新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訴平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10.周可添、魏達志、陳鳳嬌、何祥增訴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行政處罰案
一、南京發爾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訴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政府行政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蘇省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于2010年7月對10家企業作出廢棄食用油脂定點回收加工單位備案,其中包括南京發爾士化工廠和南京立升廢油脂回收處理中心。2012年11月,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江寧區政府)作出江寧政發(2012)396號《關于印發江寧區餐廚廢棄物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396號文),明確“目前指定南京立升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立升公司)實施全區餐廚廢棄物收運處理。”該區城市管理局和區商務局于2014年3月發出公函,要求落實396號文的規定,各生豬屠宰場點必須和立升公司簽訂清運協議,否則將進行行政處罰。南京發爾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發爾士公司)對396號文不服,訴至法院,請求撤銷該文對立升公司的指定,并賠償損失。
(二)裁判結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江寧區政府在396號文中的指定,實際上肯定了立升公司在江寧區開展餐廚廢棄物業務的資格,構成實質上的行政許可。區城市管理局和區商務局作出的公函已經表明被告的指定行為事實上已經實施。根據行政許可法相關規定,行政機關受理、審查、作出行政許可應當履行相應的行政程序,被告在作出指定前,未履行任何行政程序,故被訴行政行為程序違法。被告采取直接指定的方式,未通過招標等公平競爭的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場參與者,構成通過行政權力限制市場競爭,違反了《江蘇省餐廚廢棄物管理辦法》第十九條和反壟斷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被告為了加強餐廚廢棄物處理市場監管的需要,對該市場的正常運行作出必要的規范和限制,但不應在行政公文中采取明確指定某一公司的方式。原告發爾士公司對其賠償請求未提交證據證實,法院對此不予支持。遂判決撤銷被告在396號文中對立升公司指定的行政行為,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涉及行政壟斷的典型案件。行政壟斷指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違法提高市場準入門檻、違法指定特定企業從事特定業務、違法設置條件限制其他企業參與競爭等行為。它侵犯了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權,對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商品的自由流通乃至政府的內外形象都會造成較大破壞和不利影響,我國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此明令禁止。本案中,江寧區政府在行政公文中直接指定立升公司,未通過招標等公平競爭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場參與者,構成通過行政權力限制市場競爭的違法情形。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積極導向意義。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將“濫用行政權力侵犯公平競爭權”明確納入受案范圍,就是為突出行政審判對市場正常競爭秩序的有力維護。隨著法治不斷進步,公民、法人等各類市場主體在運用行政訴訟法律武器依法維權、監督和規制行政壟斷方面,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二、江西省鹽業集團公司吉安公司訴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江西省吉安市鹽務局是國務院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江西省鹽業集團公司吉安公司(以下簡稱吉安鹽業公司)是經工商部門注冊登記并辦理營業執照的企業(經營范圍為食鹽、各類用鹽、場地出租、日用百貨等),二者屬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因吉安鹽業公司除專營食鹽批發業務外,還經營日用百貨,為提高企業效益,該公司部分業務員在批發、配送食鹽過程中,強制搭配非鹽商品(食用油、白酒等)或在食鹽配送過程中搭配低鈉鹽、深井鹽,否則就以無高鈉鹽(中鹽)或無鹽為由停止供應食鹽。部分食用鹽零售商不滿,向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簡稱市工商局)投訴,該局先后于2012、2013年兩次向吉安鹽業公司下達責令改正通知書。后經市工商局立案調查,告知該公司聽證權利并聽取陳述后,于2014年7月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處以罰款16萬元。吉安鹽業公司不服,申請行政復議后復議機關維持上述處罰決定。該公司訴至法院,請求撤銷市工商局的行政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
吉安市吉州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原告吉安鹽業公司作為國家食鹽專營企業,具有法定的獨占經營權,與其他普通經營者對食鹽零售商具有不同支配地位,但其經營主體、地位應當平等。原告在開啟多種經營活動中,利用自身專營食用鹽的批發、配送過程中的獨占優勢地位,強制食用鹽零售商搭售低鈉鹽及非鹽商品食用油、洗滌系列產品、白酒等商品,其行為構成了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遂判決維持被告吉安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該公司上訴后,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行政機關依法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典型案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突出表現之一,是公用企業等依法具有獨占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或違背購買者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條件,上述行為嚴重侵害了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排擠、剝奪了他人公平獲得財富的機會。要建立平等自由、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離不開對于廣大經營者公平競爭權的充分保護。這一權利是各類市場主體從事經營活動的基礎性權利,是穩定市場秩序、激發創新活力的壓艙石。本案中,吉安鹽業公司利用獨占經營權,強行搭售非鹽商品,是一種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工商機關根據舉報對該公司強行搭售行為予以查處,是正確履行制止和處罰違法經營活動、保障市場秩序的職能行為。法院的裁判彰顯了行政審判對公平競爭權益的有力維護,對行政機關嚴格執法的有力支持,對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有力推進。
三、丹陽市珥陵鎮鴻潤超市訴丹陽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登記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2月,江蘇省丹陽市珥陵鎮鴻潤超市(以下簡稱鴻潤超市)向該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市市場監管局)提交個體工商戶變更登記申請書,申請在原營業執照核準的經營范圍內增加蔬菜零售項目。2015年2月,該局向鴻潤超市出具個體工商戶變更登記受理通知書,隨后審查材料,赴實地調查核實,認定鴻潤超市經營場所距丹陽市珥陵農貿市場不足200米,其申請不符合丹陽市人民政府丹政辦發(2012)29號《關于轉發市商務局<丹陽市菜市場建設規范>的通知》(以下簡稱29號文)中“菜市場周邊200米范圍內不得設置與菜市場經營類同的農副產品經銷網點”的規定,遂作出了駁回通知書,決定對其變更申請不予登記。鴻潤超市不服訴至法院,請求撤銷該駁回通知書,判令對其申請事項進行變更登記。
(二)裁判結果 丹陽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個體工商戶條例》第四條規定國家對個體工商戶實行市場平等準入、公平待遇的原則。申請辦理個體工商戶登記,申請登記的經營范圍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禁止進入的行業的,登記機關應當依法予以登記。本案中,原告鴻潤超市申請變更登記增加的經營項目為蔬菜零售,并非法律、行政法規禁止進入的行業。被告市市場監管局適用29號文中“菜市場周邊200米范圍內不得設置與菜市場經營類同的農副產品經銷網點”的規定,對原告的申請不予登記,但該規定與商務部《標準化菜市場設置與管理規范》不一致,與《商務部等13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第(七)項“積極發展菜市場、便民菜店、平價商店、社區電商直通車等多種零售業態”不相符,也違反上述市場平等準入、公平待遇的原則,依法不能作為認定被訴登記行為合法的依據。遂判決撤銷涉案駁回通知書、被告于判決生效后15個工作日內對原告的申請重新作出登記。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被告已為原告重新辦理了變更核準登記。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行政機關違反市場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的典型案例。該原則不僅《個體工商戶條例》第四條作出了明確規定,在其他大量法律法規和國際條約中都有體現。現代經濟運行很大程度上靠市場這一“無形之手”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在實施管理過程中,要找準定位,正確引導、指導和調節市場,避免各種不當干預與限制。本案中,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根據市政府29號文,未支持鴻潤超市變更經營范圍的申請,法院判決撤銷被訴行政行為,不僅維護了經營者的合法權益,體現對不同市場主體的平等保護,同時也對當地合理設置菜市場、方便群眾生產生活有著積極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法院適用了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明確指出市政府29號文不僅與商務部有關規定不符,也違反國家對個體工商戶實行的市場平等準入、公平待遇的原則,不能作為行政行為合法性依據,切實貫徹了行政訴訟法的修改精神,具有一并審查“紅頭文件”(規范性文件)的時代意義。
四、德清莫干山蛇類實業有限公司訴浙江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行政監督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省湖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于2013年10月抽檢德清莫干山蛇類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莫干山公司)生產的某批號三蛇粉膠囊。省食品藥品檢驗研究院對送檢樣品出具的檢驗報告為汞含量0.5mg/kg,該公司申請復檢后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復檢結果為汞含量0.45mg/kg。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稱省食藥局)依據《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標準》(GB16740-1997,規定膠囊產品中有害金屬及有害物質限量應≤0.3mg/kg),認定被檢樣品汞超標,屬不合格產品,并于2014年8月向各設區市、義烏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下發《關于2013省級保健食品化妝品監督抽檢結果的通報》(浙食藥監稽[2014]15號文),對抽檢不合格產品予以通報(含上述膠囊),并在該局網站上予以公布。莫干山公司認為,檢測報告在認定標準上存在錯誤,抽檢樣品應適用經備案的企業標準,該局在網站上通報該公司產品不合格的行為嚴重影響其聲譽。故訴至法院,要求撤銷浙食藥監稽(2014)15號文中對其上述產品監督抽檢不合格的通報。
(二)裁判結果
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經一審認為,訴爭產品首次檢測結果汞含量為0.5mg/kg,經復檢后汞含量為0.45mg/kg,不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GB16740-1997,應≤0.3mg/kg),屬不合格產品。原告莫干山公司提出其制定了訴爭產品的企業標準并經備案,其產品符合該標準。但企業標準中關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標要求不符合國家標準,不能對抗國家強制性標準的效力。被告省食藥局具有進行食品安全監測和評估、檢驗、公布食品安全信息的法定職責,有權向社會公布檢驗信息,在其網站上公布的名單并未擴大原告實際抽檢產品范圍,符合法定程序。遂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維護市場安全、公眾健康的典型案例。繁榮的市場必須是安全的、以人為本的市場。特別是流通中的食品藥品質量,直接關乎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必須嚴格執行相關國家標準。即使是經過備案的企業標準,也必須服從于國家強制性標準。本案中,雖然莫干山公司強調抽檢產品應適用經備案的企業標準,但食藥監督部門嚴格執法,認定抽檢產品不合格,主張該產品系食品安全法定義之食品,已公布實施強制性國家標準,生產企業必須執行。人民法院對此予以支持,在判決中明確指出企業標準中關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標要求不符合國家標準,不能對抗國家強制性標準的效力。可以說,通過行政審判職能的充分發揮,對于維護市場安全、保護公眾健康,促進行政機關依法嚴格管控食品藥品的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五、上海輝慈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訴崇明縣財政局行政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1日,上海市崇明縣政府采購中心受該縣婦幼保健所委托,對高頻X線攝片機設備政府采購項目組織招標。上海輝慈醫療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輝慈公司)、裕滿公司等四家企業參與報名,招標文件中有“歐美一線品牌”等具體要求。輝慈公司經競爭性談判中標后,裕滿公司以輝慈公司投標設備為國產品牌,不屬于招標文件所要求的“歐美一線品牌”為由提出質疑。后縣政府采購中心組織專家復評,并給輝慈公司回函稱:“我中心維持專家的復審意見,對你公司投標文件未作實質性響應,作廢標處置。同時建議此次投標作流標處置”。輝慈公司向縣財政局投訴。該局經審查后作出崇財庫(2012)9號投訴處理決定,認定招標文件中設定產品為歐美品牌,且作為實質性條款加以限制,具有明顯歧視性。根據《政府采購供應商投訴處理辦法》第十八條之規定,決定責令重新開展采購活動。輝慈公司不服訴至法院,請求撤銷縣財政局上述處理決定。
(二)裁判結果
崇明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縣財政局對原告輝慈公司投訴所涉政府采購活動進行了全面審查,認定招標文件中設定產品為歐美品牌,且作實質性條款加以限制,具有明顯歧視性,有違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故依據《政府采購供應商投訴處理辦法》有關規定作出被訴處理決定,程序合法,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輝慈公司上訴后,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被上訴人縣財政局認定招標文件條款存在歧視性,認定事實清楚;根據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二條等規定作出被訴處理決定,適用法律并無不當。同時,根據《政府采購法》第十條的規定,政府采購應當優先采購本國貨物、工程和服務。招標文件對采購產品的品牌限定為歐美品牌,亦不符合上述規定。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涉及政府采購的典型案例。政府采購通常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等使用財政資金按法定要求和標準采購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是受一定限制、底線清晰的市場交易活動,需要考慮公共資金的合理使用、采購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及供應商的合理收益等多重因素,如果不依法規制、精打細算,會造成成本浪費、質次價高甚至滋生腐敗,損害公共利益、破壞政府形象。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了不得以不合理的條件對供應商實行差別待遇或者歧視待遇原則,第十條規定了除特定例外情形外,應當優先采購本國貨物、工程和服務原則。本案中,涉案醫序器械招標文件設定產品為“歐美一線品牌”,排斥了非歐美品牌產品供應商,未平等地給予所有潛在供應商公平競爭的機會,帶有明顯的傾向性,違反了上述原則。人民法院據此支持縣財政局的被訴處理決定,判決駁回輝慈公司的訴訟請求,凸顯了上述政府采購原則的實踐價值,對今后類似案件的審理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六、青島愛思夢食品有限公司訴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青島愛思夢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思夢公司)于2012年6月從俄羅斯進口一批冰激凌,全部銷售給青島中恒易達公司(以下簡稱中恒公司),存放于中恒公司租賃的一處冷庫中,該批冰淇淋銷售時未加貼中文標簽。2013年2月,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以下簡稱工商四方分局)在冷庫中查獲中恒公司尚未銷售的俄羅斯進口預包裝冰淇淋283箱(均未加貼中文標簽)。中恒公司承認該批冰激凌是2012年6月從愛思夢公司購買,進貨時包括兩種口味的冰淇淋共計1300箱(均未加貼中文標簽)。工商四方分局于2013年3月對中恒公司作出相應行政處罰決定(另案處理)。隨后,根據上述案件中查獲的線索,于2013年5月17日對愛思夢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該公司經營無中文標簽進口預包裝食品冰淇淋的行為違反食品安全法有關規定,責令其立即停止違法行為,并處罰款人民幣30萬元。愛思夢公司不服訴至法院,請求撤銷對其的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 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工商四方分局所收集的證據能夠證明原告愛思夢公司將從俄羅斯進口的兩種口味的冰淇淋共計1300箱,賣給中恒公司且均未加貼中文標簽的事實。根據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條和第八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進口的預包裝食品應當有中文標簽、中文說明書。原告將未加貼中文標簽的進口預包裝食品冰淇淋出售給中恒公司,顯然違反上述規定。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正確,遂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愛思夢公司上訴后,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有關進口商品強制性要求的典型案例。隨著國際貿易快速發展,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物資流通、人員往來日益頻繁。對各種進口商品與貨物的監管,不僅涉及質量、價格、稅收,還會涉及使用安全、公眾健康等一系列問題。進口食品就是一個需要高度關注、重視的領域。根據我國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條等規定,進口的預包裝食品應當有中文標簽、中文說明書,否則不得進口。生產經營無標簽的預包裝食品、食品添加劑進口食品必須貼中文標簽才能上架。本案中,工商四方分局對違反上述規定的愛思夢公司依法作出行政處罰,法院對此予以支持,有利于確保進口食品安全和大眾健康,有利于防范和消除市場上進口產品質量參差不齊、魚龍混雜的現象。本案判決對涉外貿易經營者的市場引導和類似行政案件的處理具有參考、借鑒價值。
七、萍鄉市亞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訴萍鄉市國土資源局行政協議案
(一)基本案情
2004年2月,江西省萍鄉市亞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鵬公司)通過投標競拍競得涉案地塊(原為該市肉類聯合加工廠用地)土地使用權,其后與萍鄉市國土資源局(以下簡稱市國土局)簽訂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開發用地為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維持現狀”。市國土局給該公司頒發了兩本國有土地使用證,其中一證地類登記為“工業”。亞鵬公司認為約定的“冷藏車間維持現狀”是維持冷藏庫的使用功能,并非維持地類性質,要求將該證地類由“工業”更正為“商住綜合”;但市國土局認為維持現狀是指冷藏車間保留工業用地性質出讓,且該公司也是按照冷藏車間為工業出讓地繳納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故不同意更正土地用途。后市規劃局向市土地收購儲備中心復函明確涉案地塊用地性質為商住綜合用地(含冷藏車間約7300平方米),并指出“冷藏車間維持現狀”指暫時維持其使用功能。市國土局于2013年2月向亞鵬公司作出書面答復:1.同意涉案地塊中冷藏車間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業用地變更為商住用地;2.冷藏車間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業用地變更為商住用地,應補交土地出讓金208.36萬元;3.冷藏車間用地的土地用途調整后,其使用功能未經市政府批準不得改變。亞鵬公司不服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市國土局履行出讓合同約定,更正相關土地證上地類用途,撤銷答復第二項內容。
(二)裁判結果
萍鄉市安源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涉案宗地最初市肉類聯合加工廠的權屬來源是劃撥,市土地收購儲備中心依法收購經報市人民政府批準后,公開掛牌出讓,土地用地性質是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維持現狀,并無冷藏車間用地是工業用地性質。市規劃局的復函中均佐證含冷藏車間的用地性質是商住綜合用地。亞鵬公司要求更正土地登記用途,不存在還要補繳的情形,遂判決市國土局在生效之日起90內對相關證載土地用途予以更正;撤銷上述答復第二項,即應補交土地出讓金208.36萬元的決定。市國土局上訴后,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由于雙方當事人對土地出讓合同中土地用途之表述存在不同理解,市規劃局就此作出專門答復,亞鵬公司要求市國土局更正具有正當理由。該公司作為土地受讓方按約支付了全部價款,市國土局認為若變更土地用途則應補交土地出讓金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且有違誠實信用原則,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涉及行政協議的典型案例。行政協議是行政機關為實現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標,在法定職責范圍內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本案行政協議即是市國土局代表國家與亞鵬公司簽訂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無論扮演經濟活動的管理者、服務者,還是直接作為市場主體參與其中,都越來越多地采用簽訂行政協議方式,實現政府職能轉型與管理手段的轉變。行政協議強調誠實信用、平等自愿,一經簽訂,各方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在約定之外附加另一方當事人義務或單方變更解除。當出現爭議時,如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對合同中有關“冷藏車間維持現狀”條款產生不同理解時,行政機關不得隨意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對人的解釋。法院不僅判決市國土局履行合同義務,還撤銷該局作出的補交土地出讓金的單方決定,直接回應了當事人的訴求,實質性地解決了雙方爭議。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協議過去受理渠道不一,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統一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和行政協議日漸增多,行政審判在該領域也必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八、青島遨廣通機械施工有限公司訴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3月9日,青島遨廣通機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遨廣通公司)向山東省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簡稱市工商局)舉報王某、姚某偽造營業執照等證件,冒用該公司名義貸款,請求市工商局對兩人偽造公章及營業執照的行為進行查處。2014年3月19日,市工商局調查了青島農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里莊分理處,證明王某曾以遨廣通公司名義在該分理處貸款。2014年3月21日,市工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書,認為遨廣通公司舉報事項不屬于該局管轄范圍,主要理由是:該公司未能提供被舉報人以其名義對外經營的情況,經多方聯系未能找到被舉報人,被舉報人與銀行是借貸關系,應由銀監會管轄。2014年6月30日,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青島監管局在有關函件中提及,加蓋市工商局公章的《私營企業登記信息查詢結果》(打印日期為2013年7月12日)等信貸材料中企業法人信息與市工商局登記的情況不符。敖廣通公司將市工商局訴至法院,請求撤銷該局的不予立案通知書,判令該局對姚某、王某偽造營業執照、私刻公章、非法經營的違法事實依法查處,撤銷該局2013年7月12日違法出具的《私營企業登記信息查詢結果》。訴訟期間,市工商局自行撤銷了上述不予立案通知書。
(二)裁判結果
即墨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查處偽造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的行為是否是被告市工商局的法定職責。依照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有關規定,工商機關對于偽造、涂改、出租、轉讓營業執照等行為具有查處的法定職責。被告在接到舉報后,應當予以立案,進行調查取證,根據調查結果作出相應處理。對原告遨廣通公司訴請撤銷《私營企業登記信息查詢結果》問題,現有證據不能證明該查詢結果是被告出具,且該查詢結果不是具體行政行為,法院不予支持。鑒于本案審理過程中,被告自行撤銷了不予立案通知書。遂判決被告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書違法,駁回原告撤銷《私營企業登記信息查詢結果》的訴訟請求。該公司上訴后,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工商機關未依法履行查處擾亂市場違法活動職責的典型案例。營業執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代表國家向從事經營活動的企業依法核發的經營憑證,是企業取得經營資格的證明文件。對于明確企業的市場地位,穩定以企業為核心的市場關系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與公司登記有關的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了偽造營業執照的行為是違法行為,應受到相應處罰。現實中不乏鉆營者通過偽造營業執照等手段,實施不法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管理秩序。本案中法院以裁判形式進一步明確了工商機關對此類行為負有查處職責,對于怠于履責、查處不力情形應承擔敗訴后果,案件裁判具有積極的社會導向作用。
九、福建新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訴平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新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新公司)出售其開發的某項目商品房時,除與購房者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示范文本外,還補充約定“水電開戶費及計量儀表均由買受人自理”的內容,作為合同的有效組成部分。該公司委托物業公司交房時未向當地自來水、供電公司繳納水、電安裝相關費用,也沒有為購房者所購商品房配套安裝水、電計量儀表,致使一、二期商品房購房者自己交納自來水安裝材料費、電安裝工料費后,才通水、通電到戶;三期商品房由該公司統一辦理水、電報裝手續,向購房者收取了水安裝材料費、電安裝工料費。以上三期商品房購房者共計繳納上述費用421480元。2013年9月,平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簡稱縣工商局)根據消費者投訴,依法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新新公司改正,按規定承擔購房者房價之外繳納的水安裝材料費、電安裝工料費;對該公司罰款人民幣147.518萬元。新新公司不服,申請復議后復議機關維持上述處罰決定。該公司訴至法院,請求撤銷縣工商局的上述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
福建省平和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福建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規定了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所使用的格式條款,不得“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經營者應當承擔的合同義務”。本案中,原告新新公司與購房者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時,增訂了附件及補充協議約定“水電開戶費及計量儀表均由買受人自理”的內容,與建設部《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房屋接管驗收標準》及《福建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省建設廳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完善住房供應體系規范和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等規定不符,把依法依規屬于自己應承擔的水、電建設安裝成本支出以格式條款的形式轉嫁給購房者承擔,增加了購房者額外負擔,屬于違法行為。被告縣工商局認定事實清楚、處罰程序合法。遂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新新公司上訴后,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涉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典型案例。經濟生活中,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水電氣暖供應、交通、金融借貸、房屋買賣租賃等領域,經常會遇到合同中大量出現的格式條款。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時,可以使用格式條款,但格式條款不得有違法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或者排除消費者主要權利的內容。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簽訂的合同雖屬民事法律關系,但其中的格式條款如果明顯侵犯消費者權益,工商機關有權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行政處罰法等規定履行查處職責,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對此應給予以有力支持。本案中,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肯定了工商機關依法查處新新公司利用格式條款加重購房者水、電建設安裝成本支出負擔之正確舉措,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了健康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
十、周可添、魏達志、陳鳳嬌、何祥增訴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
1993年開始,寶安鴻基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鴻基公司)通過其他公司代持“皖能電力”“鄂武商A”和“昆百大A”等股票。2007年3月,深圳證券交易所發出《監管關注函》,要求鴻基公司董事局核實并回復有關股價異動事項,同時針對媒體有關該公司法人股股票投資收益驚人的評述等事項報道,要求該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確說明有關情況。時任鴻基公司董事局秘書在核查公司以前報告時發現,該公司報告中披露的法人股持股數量少于其他上市公司股改公告中提到的該公司持股數量,其隨即向董事長報告了有關情況。2007年3月19日鴻基公司發布《澄清公告》,稱該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皖能電力”“鄂武商A”“昆百大A”等股票,其他公司是上述股票的實際所有人,代持股份不屬于公司資產。發布2006年、2007年、2008年及2009報告時,鴻基公司存在未將上述三種股票收益計入報表、未披露上述股票虛假代持法人股出售和資金劃轉情況等問題。該公司董事局在審議2006年、2007年、2008年報告時,參會董事周可添、魏達志、陳鳳嬌、何祥增未對法人股事項提出異議;在審議2009年報告時,參會董事陳鳳嬌、何祥增未對法人股事項提出異議。2011年3月19日,鴻基公司發布2010年報告,披露了對“代持股”的清查情況和資金清收情況,稱根據專項審計報告,該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的上述三種股票,權益屬于該公司。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于2010年11月對鴻基公司進行立案調查,并于2012年12月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鴻基公司2007年3月19日《澄清公告》及2006年至2009年報告未如實披露其“代持股”問題,依據證券法有關規定,在對上市公司及董事長等責任人員作出處罰的同時,決定對周可添、魏達志、陳鳳嬌、何祥增給予警告,并分別處以3萬元罰款。四人不服訴至法院,請求判決撤銷對其的處罰。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周可添等四名原告認可鴻基公司在2006年至2009年的報告中未如實披露“代持股”問題。根據證券法有關規定,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四名原告作為鴻基公司的獨立董事,應當勤勉盡責,實施必要、有效的監督。在案證據能夠證明四人在審議相關報告時未對上述問題提出異議。且深圳證券交易所于2007年3月15日向鴻基公司發出《監管關注函》,要求該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確說明有關公司股票持續異常波動情況。之后四人對涉案的“代持股”問題并未實施必要、有效的監督,故被告中國證監會認定其未盡監督義務,未勤勉盡責,應當對鴻基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行為承擔責任,并無不當。遂判決駁回四名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周可添等四人上訴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涉及證券市場監管的典型案例。證券市場在經濟活動中重要性日益凸顯,針對實踐中不斷出現的違法信息披露、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證券監督管理機構需要不斷加大查處力度,以促進證券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由此引發的行政糾紛也會增多。信息披露直接涉及股票市場價格和廣大股東知情權保障、是證券監管的核心領域。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對披露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有法定責任,不可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司其責甚至刻意參與、策劃造假。本案中,中國證監會針對鴻基公司及其有關人員在未如實披露信息過程中的責任大小,區分不同情況加以處罰,周可添等四名獨立董事因未能提供其已盡到忠實、勤勉義務等免責證據,被視為證券法規定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一并受到處罰,處罰于法有據,人民法院給予充分支持,本案判決對于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和其他高管明確責任意識,切實勤勉履責是一種警示和借鑒,對維護廣大投資者利益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