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本土化背景下司法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本土化背景下企業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本土化背景下學校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本土化背景下司法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馬 姝?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上海201620）

摘要：司法社會工作在我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和新興職業，面臨著從理論構建到實際運作的一系列問題。在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背景之下，司法社會工作得以確立其概念的合法性，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可以“行為”為中心，確定為行為前的預防和行為后的矯治，司法社會工作具有社會福利與社會控制、社會化管理與行政化管理、自愿性與強制性等特性。在目前的工作中也存在著社會服務體系和科學運作機制還未建立、司法社會工作者的數量與素質難以滿足需要，政府的重視與扶持不夠等問題。關鍵詞：本土化 司法社會工作 基礎問題

“司法社會工作”目前在我國是一個被廣泛使用但語焉不詳的詞，常見與社區矯正、矯正社會工作等詞替換使用。相應的，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也不明確，有的將司法社會工作等同于社區矯正，有的將社區矯正與禁毒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一起統稱為司法社會工作1。社會工作在我國正處于起步階段，這些問題的存在本屬正常，但從長遠來看，如果要在我國建立一套規范、嚴謹的社會工作體系，就必須實現定義的明確化和工作范圍的清晰化，具體到司法社會工作的問題上，就是必須解決概念含混、理論基礎薄弱、工作邊界模糊等一系列問題。

?1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譬如上海自2003年以來便提出司法社會工作是構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的組成部分的工作思路，文件中多將社區矯正、禁毒社會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統稱為司法社會工作。

一、司法社會工作概念合法性辨析：

日常生活中經常會用到一些詞典中并不存在的詞。這些詞如果只限于日常交流，就無需對其用法是否規范進行深究。在強調專業性的研究工作中，概念的使用不能如此隨意，因此就有了概念是否符合專業規范即是否合“法”的問題。具體到本文中，就是“司法社會工作”這一用法是否符合社會工作的專業規范，“司法”與“社會工作”是否兼容？

提到“司法”，人們立即會想到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的這樣一句話，即“每一個國家有三種權力：

（一）立法權力；

（二）有關國際法事項的行政權力；

（三）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力??依據第三種權力，他們懲罰犯罪或裁決私人訴爭。”這一表述集中體現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即司法有別于立法及行政，是“處罰犯罪或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當然，從現代各國司法體制及司法機關的職權來看，司法的含義與孟德斯鳩所說的并不一致。現在一般認為，司法的內容受各國傳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無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

在我國，“司法”一詞古已有之，司，即執掌，“司法”從漢語字面上直接理解就是專門執掌、操作法律事務的活動。清末變法，中國通過學習西方，引入了西方司法制度，因此，近代意義上的“司法”，始于清末修律，“司法”一詞即便不算舶來的話，司法的真正內涵卻是沿用西方的理解。目前，我國法律中對何謂“司法”并無明確定義，學界對此也沒有一致認識。一般來說存在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司法組織依據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狹義的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在辦理訴訟案件

中的執法活動。實踐中所稱的司法機關，有時指法院，有時是將公檢法司都包括在內。由此可見，司法在我國還是一個定義寬泛的詞，它并非嚴格限定為法院和檢察院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過程，一切與執法有關的活動都可稱為“司法”。

至于社會工作，也有多種定義。例如，社會工作是為有需要的人（包括窮人、身心殘疾者、老年人和急需救助的兒童）有組織地提供個人福利服務的工作。例如，理查蒙在《社會診斷》一書中指出社會工作是借助于一個系統來收集材料并理解個人的有組織的方法，社12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5頁。

見《社會學詞典》，David Jary&Julia Jary著，周業謙、周光淦譯，臺灣貓頭鷹出版社，第636頁。會工作基本上是一個用特殊方法來實現的改變過程。盡管社會工作的定義有多種，但在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這一問題上少有分歧，社會工作是19世紀初在西方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產生的一項專業助人工作，最初表現為私人慈善和福利組織的公益活動，之后日益專業化，現在主要由法定機構提供。隨著社會的急速變遷，我國在考慮如何應對社會發展帶來的各種挑戰的同時，在社會領域里引入了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北京、上海、深圳等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則率先在罪犯矯正、青少年和禁毒等工作領域中開始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的嘗試，由于這些工作離不開司法機關的領導，需要司法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的相互配合，因此在實際工作中誕生了司法社會工作這一提法。

按照司法的定義，司法是指一系列由國家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參與的與執法有關的活動，在工作性質上具有國家權威性和強制性以及嚴格的程序性和合法性，這便與社會工作的基本價值理念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如司法活動的強制性與社會工作中強調案主自決與自愿之間的“沖突”，如司法活動所代表的行政意志與社會工作雙方的平等性之間的沖突，等等。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美國，當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進入到刑事司法體系中時，就遭遇了類似的問題，即“除了面對改變的慣性，還有在矯正機構里的社會服務提供常是非自愿性質的，以及與社會工作其他的價值之間的矛盾，例如案主的自決權利，為案主提供倡護或支持矯正機構，以及在一個權威的情境里提供服務給沒有動機的案主”。因此，“司法”與“社會工作”兩個詞是否適合組合在一起便成為問題。另外，追溯西方社會工作的發展史，可以發現司法社會工作這一提法也極為少見。在社會工作介入罪犯矯正并已形成一套成熟工作體系的國家，也多是按照工作領域將這一過程稱為矯正社會工作。因此，如果以西方社會工作的經驗為標準的話，“司法”與“社會工作”組合在一起的用法也與專業規范有悖。

但是，根據昆耶塔的說法，各國社會工作發展進程會隨著其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和人們在一定時期內所面臨的問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阮增媛琪教授也說，“每一個社會的社會工作都有其獨特的被建構過程，而每一個社會也會因其所處的環境、時空及群體意愿而去建構它的社會工作本質。在某一個社會及社會工作時空所認定的社會工作本質亦絕不可被套用于12《矯正社會工作》，Albert R.Roberts等著，鄭瑞隆等譯，臺北心理出版社，第22頁。【菲】羅密歐?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會工作課程》，載王思斌主編《社會工作專業化及本土化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頁。另一個社會或另一個時空，因為每一個社會都擁有它獨特的文化和社會背景，而且也有它本身的社工群體去參與塑造他們對社會工作本質的理解”。也就是說，社會工作會因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甚至各個不同的社會也會對社會工作本身產生影響，形成社會工作的不同特質。因此，我國的社會工作也就是一個需要結合我國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來建構的過程，即社會工作的本土化過程。

本土化的關鍵在于對一國特定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充分理解。社會工作在我國的出現雖然與西方有相似的社會背景，如都是在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都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出于解決社會問題的需要，都是源于社會中存在大量需要依靠福利制度來救助的群體，等等，但在作為一項專門職業的社會工作的實現路徑上我國卻遵循著與西方并不相同的規律。西方的社會工作是誕生在社會力量強大、社會資源充足的土壤之上，雖然各項社會工作的展開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參與，但各類獨立的社會團體如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組織、社區組織、民間團體以及社會志愿者組織等在社會工作中發揮著實質作用并承擔主體工作。我國社會長期以來是“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政府占有絕大多數資源，非政府組織和社會企業的發展不僅相當緩慢，而且對政府存在資源上的依賴性和組織上的依附性，因此，可以說，我國的社會工作的發展不是一個自然歷史進程，而是在一個社會力量還不是足夠強大的環境中，掌握優勢資源的政府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建設和諧社會和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自上而下大力推動發展起來的，同樣，如果沒有政府的觀念更新、資源投放和組織建設，社會工作也是無法發展起來的。實踐中我們也看到，在那些社會工作得到良好發展的區域，無一不是政府起著主導作用，社會工作組織與政府機構在目前的形勢之下既是合作關系，更有內在的從屬關系。司法領域中的社會工作更是如此。我國的司法機關目前還難以避免地帶有行政色彩，在與司法有關的工作領域內引入社會工作也必然是一個行政主導社工的過程，因此，司法社會工作這一用語中的看似矛盾之處，即具有國家強制力的“司法”活動與以平等為基調的“社會工作”二者之間的矛盾，在我國的現實之中便統一起來，事實上，二者也必須統一起來，因為如果沒有司法機關及其他相關行政部門的支持與推動，社會工作的發展也會存在問題。在本土化背景之下，司法社會工作這一用語不僅可以成立，而且還可能在我國特定的社會環1 阮增媛琪：《從社會工作的兩極化看社會工作的本質》，載何國良、王思斌主編：《華人社會社會工作本質的初探》，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0年版，第123頁。境之下拓展更為廣闊的工作空間，“司法”與“社會工作”這兩個看似不能兼容的工作領域完全可能結合起來。

據此，我們最后可將司法社會工作定義為：在國家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參與的與執法有關的活動中，為有需要的人員有組織地提供專業助人服務的工作，其目的在于借助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在司法機關、社會工作者及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解決社會糾紛、消除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

二、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

司法社會工作目前在我國常被等同于社區矯正工作，即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法定期限內對其實施矯正，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這里符合條件的罪犯主要包括被判處管制的、被宣告緩刑的、被裁定假釋的、被暫予監外執行的、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但是社會工作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應當不止于此，有些城市，比如上海就將戒毒工作、社區青少年工作也納入進來，與社區矯正一道歸入司法社會工作的范疇。可以說，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目前還沒有形成定論。筆者認為，對于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在邏輯上應當從定義出發、結合社會需求來予以確定。司法廣義上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參與的一切與執法有關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國家司法系統大多是當不良行為構成違法行為甚至犯罪之后才介入，體現的是對既定事實的懲罰，在行為發生之前的預防階段和行為人犯罪之后的獄中及出獄后的階段，所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而這又正是司法社會工作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尤其是在預防違法犯罪這個階段，司法社工能發揮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可以“行為”為中心，分為行為發生之前和行為發生之后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違法行為發生之前。這一階段司法社會工作的重點在于預防，可以在人民調解、緊急突發事件處理、信訪、治安管理、未成年犯罪預防、法律普及與援助等多個工作領域中發揮社會工作者的作用。這些工作領域的共同特點在于面對的案主都是潛在的違法者，他們或是因為與他人發生利益沖突（如人民調解），或是對社會問題存在偏激認識，或者是一些政策執行不當的過程中產生的利益受損群體（如上訪群體），等等，如果對這些案主不及時進行情緒疏導，就容易導致違法行為的發生，引發進一步的社會沖突。因此，司法社會工作者在這一階段的工作任務就是，盡可能將矛盾、情緒、問題化解或層層過濾，減少 違法行為發生的幾率。具體工作中，可以立足社區，與團委，司法部門、城管、民政、街道，居委，NGO、學校、家庭等多部門建立聯系，以社區為單位，在更廣的范圍內進行篩選，對潛在不穩定人群、困難、弱勢或高危人群（包括下崗失業人員、吸毒人員、不良青少年、流動人口等），建立檔案，組成動態監控網絡，及時了解其動態信息，并尋求資源及時直接扶助幫教，有效應對可能出現違法犯罪行為的人員，必要時請求司法部門協助，并及時提供高危人員的一手信息，以有效預防和減少犯罪。

第二個階段是在違法行為發生之后。這一階段司法社會工作的重點在于矯治。目前司法社會工作主要集中在違法行為發生之后這個階段，例如社區矯正工作，就是對于犯罪行為相對輕微、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罪犯，讓其在社區內服刑，社會工作者配合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幫助其建立社會連接，以使其更好的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除此之外，對于在監獄服刑的人員以及刑滿釋放的人員，司法社會工作都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例如在監獄中可參與到犯罪人的心理疏導、假釋決定，出具判決前的調查報告，勞動技能培養等工作中，在監獄之外可參與刑滿釋放人員就業指導，安置幫教等工作，通過社會工作的專業技能，恢復其社會功能。具體工作中，同樣可以立足監獄系統開展對罪犯的幫教工作，或是通過與社區、司法、城管、民政、街道、居委、NGO、家庭等部門建立聯系，了解社區范圍內的刑滿釋放人員的生活條件、精神狀況、人際交往等方面的情況，及時掌握其動向，幫助其尋求社會資源，以防止其重蹈覆轍。

總的來說，司法社會工作的任務就是致力于在違法犯罪之前，在造成嚴重后果之前預防和減少不良及犯罪行為，在發生違法犯罪行為后對行為進行矯正，跟蹤服務，避免適應不良或因其他因素重新犯罪。

三、司法社會工作的特點：

從上文對司法社會工作概念的合法性探討中，可以看到，司法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本土化背景之下符合我國現實的提法，具有現實合理性。同時，由于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的特殊性和案主群體的特殊性，因此也具有其他社會工作所不具備的特點，主要表現為：

第一，司法社會工作具有社會福利與社會控制雙重特性。從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來看，無論是將社會工作視為一個專業還是一種職業，社會工作的出現與發展，都是以現代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為基礎的。有學者在分析社會工作時，還將社會工作本身理解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并將社會工作定義為傳遞社會福利的職業之一。因此，社會工作專業是社會福利 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行社會服務的主要載體，社會工作具有社會福利特性是沒有疑問的，司法社會工作雖然面對的是社會中具有犯罪傾向或本身就是罪犯的人群，但他們作為一名社會成員所應獲得的福利待遇并不因此而被剝奪，司法社會工作同樣也具有推進社會福利的作用，它是社會福利在司法工作領域中的落實。例如，針對刑滿釋放人員和社區服刑人員，社會工作者需要借助社會福利體系為其提供應有的生活保障，符合條件的為其辦理低保，有工作技能的為其拓展就業渠道。但是，司法社會工作畢竟又不同于一般的社會工作，它所面對的案主既是需要提供關切和救助的群體，同時也是具有違法傾向的人或其本身就是罪犯，對這一群體司法社會工作除了要體現社會福利的一面，還要實施社會控制，并根據其危害社會的可能程度不同，實施不同級別的監管，以防止他們對社會造成危害。

第二，司法社會工作具有社會化管理和行政化管理的雙重特性。社會工作既是一項專業的助人工作，同時也擔負著社會管理的職能。由于我國社會工作是受雇于政府的社會團體，沒有行政行為能力，社會工作者主要是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以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運用人性化、助人自助的管理方式來規范、整合并修正社會成員的行為，在工作業務上受社會工作事務所和行業協會的指導，因而是一種非行政化的社會化的管理方式。司法社會工作是在司法部門主導下開展工作，現行司法體系保持著與行政體系同質的體制，因而司法社會工作除具有一般社會工作的社會化管理特點，還具有行政化色彩，主要表現在管理主體代表的是政府，是由政府賦予其管理相關人員的權利，行使政府的管理職能，并根據社會控制、發展、管理的需要，制定相關政策、規定，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并對政策做出解釋，便于順利實施。這種同時具備行政化和社會化特點的管理體制，有利于司法社會工作實現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目標。

第三，司法社會工作具有自愿性與強制性雙重特性。社會工作的工作原則之一是遵循自愿原則，即必須是在案主有需求且對社會工作的建議予以認可和接受的情景之下開展工作，工作環境應當是沒有權威和強迫的。但是司法社會工作面對的有相當一部分是非自愿的案主，他們不會主動地與社會工作者接觸，兩者關系的建立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這類案主在接受專業人員協助時，由于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合作或抗拒的行為，包括:說謊、違約、沉默、冷漠、否定、逃避、指責、轉移話題、攻擊行為，過度依賴或過度同意社會工作者所說的一切，未能完成應做的事等。司法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一方面要遵守自愿性原則，另一方面在面對這一特殊群體的時候，出于工作和社會安全的需要，要 體現一定的強制性，并不能完全遵照案主的意愿，在其許可后再來采取行動，例如，對于監獄里的犯人，對于社區矯正的對象，或者是有一定人身危險性的人，就無法完全遵守自愿性原則，而是應當強制要求其遵守司法機關的要求，履行應盡的義務。

四、司法社會工作的現狀及發展對策：

目前我國在如何做好司法社會工作方面，已經開展了大量積極和有效的探索。但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比，在如何創新體制和更有效地開展司法社會工作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1、我國還沒有建立起支撐現代司法社會工作的社會服務體系，體制上還是靠司法部門“一條腿走路”。目前與司法社會工作有關的工作，主要還是靠司法職能部門或其公職人員自己擔當，社會化的職業社會工作者或者機構很少。司法部門迫切需要高素質的職業社會工作者或機構來提供相應的司法社會服務。正是由于社會還缺乏此類專業人才和機構，許多本該由社會提供的司法社會服務工作，如心理咨詢，技能培訓，回歸社會就業指導等，不得不由相關司法部門自己來完成。事實上，那些通過司法部門自身的工作來進行的工作，由于很難消除勞教對象或服刑人員心里的排斥和抵觸情緒，效果總體上并不理想。對此，應該逐步建立起“兩條腿走路”的模式，加強司法社會工作。具體來說，就是一方面繼續在體制內引入司法社會工作理念，合理配置司法社會工作崗位，進一步提高司法職能部門的履職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通過試點工作總結出哪些工作是本來應該由職業社會工作者（或機構）承擔，而司法部門及公職人員沒有精力去做或缺少專業力量去做的，將這些工作交給社會工作者或機構去完成，即開動社會力量這一條腿。這樣一來，既有利于減輕體制內的人力物力財力負擔，降低政府成本，又能夠充分發揮職業社會工作者的專業作用，提高司法社會工作的功效。

2、還沒有建立起現代司法社會工作的科學運行機制，司法社會工作者的勞動價值還難以實現。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由司法職能部門提出需求，由職業社會工作者或機構提供專業服務、由政府管理部門或社會公益團體購買服務的有效運作機制。通常都是誰有需求，誰想辦法，結果是司法部門為了做好工作，不得不千方百計自己想辦法來解決一些本來應該由社會力量提供的服務工作。司法人員既要履行其法定職責（如警察、法官、檢察官等），又要充當社會工作者，不僅工作效果不理想，還導致人員編制緊張，經費發生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社會工作的對象本身不可能自己來購買服務，具有司法社會工作資質的人員或團體也很難以此為業，他們利用專業知識協助司法部門緩解社會矛盾和預防及減少犯罪的社 會作用也就難以發揮出來。針對這一情況，政府可盡快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引導和規范社會力量進入司法社會工作領域，探索建立起司法社會工作新機制。例如，政府管理部門可以出臺諸如減免稅收、資金支持等激勵政策，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承辦具有法人資質的心理咨詢、技能培訓、就業指導等社會工作機構，并針對司法部門或相關單位所提出的不同服務需求，向這些職業社會工作機構購買所需要的服務。與此同時，出臺社會工作職業規范和從業標準，加強對職業社會工作的資質評審（如MSW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學位的設立就是一大進步），準入評估以及服務質量檢查等方面的監管，進而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學有效的由司法職能部門提出服務需求，由職業社會工作機構提供專業服務，由政府管理部門購買服務并負責監管的司法社會工作機制。

3、現有司法社會工作者的數量和素質都難以滿足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現實中各地普遍存在的情況是在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當中，社會工作者的數量相當缺乏，人員的缺口大，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素質也有待提高。具有大專及更高學歷的人才比較缺乏，具有法學、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等相關專業背景的人員所占比重較低。而且目前的社會工作者這一職業的準入門檻也較低，一些地區的社會工作者主要是來自司法機關退休人員和部分下崗人員。這一職業的發展前景也并不明朗，培訓少，工資低，從而導致隊伍流失嚴重。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干不了多久就會選擇離職。長期來看，僅靠這樣的一支隊伍是無法做好司法社會工作的。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司法社會工作者的隊伍建設，為推動司法社會工作改革和進步創造人力資源。司法社會工作本質上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新型職業勞動，它要求從業者具有相應的專業背景，豐富的工作經驗，良好的職業精神。只有盡快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從業資質的職業社會工作者，才能滿足未來司法社會工作改革和發展的實際需要。對此可做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不斷加強社會工作年輕人才的培養，二是加強職業培訓，委托相關高校院所承辦培訓任務，提高現職司法人員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司法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水平，鼓勵有志和有意從事司法社會工作的人通過自學考取職業資格證書。三是出臺優惠就業政策，鼓勵司法部門和司法社會工作機構聘用具有司法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社會人才。四是建立健全激勵保障機制。建立職稱職級體系，明確任職資格條件和要求，明確職稱職級晉升規范，并盡快出臺指導性薪酬政策。

4、政府對司法社會工作的重視、引導和扶持還有待加強。司法社會工作目前在我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和新興職業，需要政府下大力量予以重視，給予政策引導和財力扶持。在司 法社會工作改革方面，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做法值得參考。自2003年以來，上海針對其體制內“人力、物力、財力投入連年加大，而失業、失學青少年，濫用藥物人員和兩勞釋放人員三個高危群體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司法社會工作是構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不可或缺組成部分的工作思路。在上海市政法委統一領導下，成立了市團委社區辦、政法委禁毒辦和司法局矯正辦三個辦公室，并針對三個高危群體對應成立了三家社會工作機構。三個辦公室負責協調和管理各自相應的社會服務工作，并代表政府為三個高危群體購買由三家社工機構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改革推行幾年來成效明顯，并因此而被稱為“上海模式”。可見司法社會工作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體制內資源的支持，各地司法部門可以上海和深圳的經驗為參照，逐步探索適合本地發展模式。

第二篇：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基礎性問題

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基礎性問題

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深化。隨著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逐步深入，改革推動者、參與者在“問題導向”的指引下已將改革任務聚焦于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法官職業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等核心問題。如何理解中央改革導向、如何把握改革的基礎性問題，以避免和祛除根深蒂固的行政化觀念對改革實踐造成影響和妨礙，已成為改革實踐者必須直面的現實。為此，筆者從試點法院改革實踐的角度出發，就應予進一步厘清的幾個基礎性問題略抒管見。

一、關于建立科學的法官員額制度

人的問題是根本問題。改革首先呼喚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建設，其基本路徑首選去蕪存菁、去偽存真地構建法官員額制度，以實現由合格法官行使裁判權，根本性重塑司法權主體。在這項改革實踐中，需要明確兩個基本問題。

問題一：法官員額的確定應參考哪些因素？

確定法官員額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復雜，需要根據當地的人口數量、經濟發展水平、案件數量、案件的復雜難易程度等確定每名法官的工作量，進而根據案件總量確定法官員額。同時經費裝備、司法輔助人員的配置、交通環境條件等方面因素，也都與員額比例的設置有直接關系。

容易被忽略的是，在確定法官工作量時應對法官的生理承受極限給予必要關注，以避免鞭打快牛，單純以提高法官人均辦案量為目的。在以往的法官員額制改革探索中，大多數被選任的精英法官年均辦案量均大幅增加，致使改革后的法官疲于奔命，違背了改革初衷。相應的解決辦法應當是注重完善審判輔助隊伍建設，擴張其規模，提高其效能，使法官從繁雜的程序性事務中解脫出來，專注于公正裁判。這就需要立足于實際，對法官與審判輔助人員的比例進行“此消彼長”地逐步調整，避免用指標式“一刀切”的辦法確定法官員額。

問題二：如何準確把握員額確定標準與員額比例之間的關系？

員額一旦確定，不得隨意變更，追求員額制相對固定是設計者、管理者的便捷化思維。當員額確定的影響因素發生變化，員額比例必然需要適當調整。員額確定標準是基礎和前提，員額比例是在員額確定標準基礎上，對各類司法人員之間占總人數的量化反映。如果恒定了具體比例，以法院總人數來確定法官員額，不僅與法官員額確定的通行標準不符，也將使法官員額的確定具有了很大的隨意性和不可控性，很難照顧到不同法院的實際。因此，改革應側重于法官員額的確定標準而非具體的比例值。筆者認為，本輪司法體制改革，各個具有代表性的試點地區要根據本區域的實際情況在確定員額標準上下功夫，設定富有彈性的員額確定方案，而非統一確定員額設置比例。

二、關于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辦案責任制

完善辦案責任制具有重要意義。權力、責任、利益是管理過程中管理者實施管理的“三要素”，缺一不可。落實“權責利統一”的原則，“責”在其中居于核心，承上啟下。要實現人民法院審判權運行中的“權責利統一”，必須完善辦案責任制，準確把握四個基本問題。

問題一：什么是辦案責任？

辦案責任可以界定為：依法取得審判權的法官，在履行執法辦案、審判管理、審判監督過程中，違反法律法規和紀律規定、管理規定以及法官行為規范、道德準則，嚴重損害和影響人民法院司法為民、公正、公信形象，依法、依規應當承擔的辦案崗位責任。

有關辦案責任的制度設計，旨在解決好辦案責任如何發現、如何認定、如何追究的問題，特別是責任追究程序如何啟動、由誰來啟動等具體操作的問題，力求辦案問責制度落到實處。相關的制度規范大體應包括以下一些內容：一是建立辦案質量負責制。在保障合議庭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前提下，按照“權責利統一”的原則，明確和細化承擔責任的程序事項和實體事項以及免責事由等，區分審判績效責任與違法違紀責任、司法過錯責任，理順啟動責任追究的工作程序，建立法官申辯機制，既強化責任追究又保障法官的正常履職行為。二是合理劃分辦案責任。筆者認為，辦案責任可以劃分為：案件審理的法律事實認定責任、辦案程序公正責任、法律依據適用責任、案件管理監督責任、審核簽批把關責任以及案件裁判效果責任等。三是有效落實辦案責任。在辦案責任的監督、管理、追究方面，要強調以權定責，并將違法、違紀、違規、不當履職行為責任統一量化為崗位目標責任，記入法官審判業績檔案，進行科學考評，嚴格獎懲。

問題二：如何明確辦案責任主體？

完善辦案責任制的前提是要構建符合審判權運行規律的審判組織體系。在審判組織體系中，獨任庭、合議庭、審判委員會是其基本構成，在這些基本構成中又包含了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長、主審法官、合議庭其他法官等基本構成要素。對于這些構成及其要素，均要首先明確其意義，不能相互混淆，否則就會導致制度設計上的矛盾和模糊，更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也將與訴訟法的規定相沖突。

例如，實踐中就存在對“主審法官”這一概念的模糊認識。2013年11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2014年7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在中央層面正式提出了“主審法官”的概念。自“主審法官”這一概念出現以來，對之內涵的爭議始終未絕。筆者認為，“主審法官”與“法官”的區別僅在于各自在合議庭中的職責分工不同，“法官”因承辦某一具體案件而成為“主審法官”。“主審法官”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僅僅是對具有法官身份的人當其參加到合議庭承辦某一具體案件時的職責上的稱謂。由于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具有法定的核心地位(訴訟法明確規定)，主持合議庭審理案件是其基本職責，故不能將“主審法官”中的“主審”理解為主持合議庭審理案件，而應理解為承擔主要的案件審理職責，并對其承辦的案件在其職權范圍內享有獨立的相對完整的裁判權。否則就將混淆“主審法官”與“審判長”的界限，勢必影響整個辦案責任制的制度設計，也將難與相關訴訟法的規定相符，亦與法理不通。

問題三：如何對審判職權進行優化配置？

所謂審判職權，是指享有裁判權的機構、組織或個人，針對申請者向其提交的訴訟案件，依照法律規則作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裁決結論，從而以權威的方式解決爭議的權力。作為人民法院職權的核心組成部分，審判職權的優化配置，內涵豐富、外延寬廣。從審判職權內容上看，包括審判權和與審判權相關的輔助性權力兩大組成部分，其中，審判權又包括管轄權、審理權和裁判權三項權能；與審判權相關的輔助性權力又包括審判事務管理權、審判解釋權和審判指導監督權三項權能。從審判職權配置的表現形式上看，可分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所謂縱向的審判職權配置，主要是指審判職權在上下級法院之間的分配與設置。所謂橫向的審判職權配置，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審判職權在同一層級法院之間的分配與設置，比如地域管轄分工等；二是審判職權在同一法院內部的分配與設置，比如審判機構的職能分工、審判組織的權限等。

就同一法院內部的審判職權配置來講，應著重在審判職權的橫向優化配置方面進行制度設計，最主要的是對審判權、審判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指導監督權等進行合理配置。只有如此，才能在權力的制約監督上做到管控到位、管控有度、管控有序、管控有效。

問題四：對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應如何修正？

由于司法過程中對于事實和法律的認知存在多樣性，因此我們必須謹慎地使用“錯案”這一概念。從實踐角度看，“錯案”的產生極其復雜，往往摻雜了司法人員主客觀方面的多重因素，如果不問具體情形，一律追究其責任會使司法人員因履職而處于不利境地，也與國際倡導的司法豁免權理念不符。從某種程度上說，現在關于錯案責任追究制的一切問題，都可以歸咎于我們如何評價和處理“錯案”，也就是“錯案”的認定標準、認定機制問題，而對此又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尚無定論。因此，筆者建議不再使用“錯案”這一頗受爭議和詬病的概念，改之以“司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其好處是，一方面可以不再探究是否構成錯案，只要在司法活動中出現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即可認定為存在過錯，這樣就將過錯客觀化了，也符合基本的過錯行為理論；另一方面，能夠與司法職業責任豁免制度相配套、相協調，有利于法官排除不必要的案外因素的干擾，潛心嚴格依法辦案，確保司法活動的獨立與公正。

三、關于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法官職業保障制度

建立法官職業保障制度，是由法官職業所決定的，也是完善司法廉潔機制的重要途徑。法官職業保障的內涵較為豐富，它包括法官的權力、地位、收入、安全、教育和監督保障等內容。筆者對業已形成一致意見的有關問題不再贅述，僅著重探討兩個基本問題。

問題一：法官等級為何應當“自然晉升”？

司法體制改革后，法官已不是官，故法官等級也與行政官級無關，其僅代表法官的自身素質及其司法能力，因此，不能再簡單地套用行政職數來限制法官等級職數，否則會使對法官的管理重新陷入行政化的怪圈，進一步壓縮法官的職業發展空間，不利于法官自身素質的養成，不利于留住優秀人才。法官法對于法官等級實行的是“等級評定”制度。“等級評定”意味著只要具備法定條件，均應自然晉升法官等級，而不是“擇優”或“競選”。因此，不能將行政級別的晉升方式原封不動地移植到法官等級的晉升規則之中。只要法官的自身素質及其司法能力達到了相應等級的基本要求或資格條件，即應自然晉升法官等級。

問題二：是否應建立司法職業責任豁免制度？

所謂司法職業責任豁免，是指司法人員對于自己在司法活動中依法實施的行為、發表的言論和裁判的結論，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權利。

司法職業責任豁免制度起源于西方國家，它不同于違反職業倫理的個人責任。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已賦予法官一定范圍內的責任豁免權。賦予法官這一權利，旨在確保法官的獨立性，使得法官能夠自主履行審判職能。一般地講，強化法官的辦案責任制是以賦予其獨立的審判權和充分的職業保障為前提的，而且權、責、利必須配套同步推進，沒有充分的司法職業保障，包括司法職業責任豁免，甚至讓法官以有限的權力去承擔無限責任，就不會有自由心證和獨立審判，更不可能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如此，改革的成效就將大打折扣。

四、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配套推進

北京大學法學院傅郁林教授曾言道：司法體制改革可以“打折”，但必須“打包”。所謂“打包”，是說改革所涉及的各個元素和環節必須同步推進，因為單項推進會導致制度結構失衡。因此，改革在設計思路上和推進方向上一定要全盤考慮、配套推進，必須考慮到各個環節之間的系統性問題。

問題一：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如何跟進？

實踐中，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的綜合管理、服務保障對發揮審判職能機構的作用影響至關重要。因此，相配套的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改革必須同步進行，相應的審判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的分類管理改革也須跟進，否則不可能全面優化司法人力資源配置結構，也會影響整體改革的應有效果。

尤其重要的是，要突出審判輔助人員的職業特殊性。人員分類管理后，審判輔助工作的服務與支撐作用必定會越發重要，專業化甚至職業化的法官助理、書記員將日益凸顯其區別于一般公務員的職位要求和職業特點，如果將他們按公務員法有關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的規定予以管理，未顧及其職業特殊性，將會極大地削弱這部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進而降低其職業尊榮感，不利于相關工作的有效開展和順利接續。

問題二：改革應否突破現行法律？

本輪司法體制改革已然涉及深層次問題，必然面臨是否可以突破法律框架這一不可回避的問題。比如，我國目前雖有法官法，但現行公務員法已將法官納入普通公務員進行管理，法官法實際上已被虛化了。申言之，我國立法目前并無對法官作有別于普通公務員進行管理的制度規范，而目前的改革政策明確提出將法官按有別于普通公務員的制度進行管理，改革目標本身不僅挑戰改革適法性，而且必然推動新一輪修法、立法。如果硬性要求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在法律框架內開展”，必將使改革裹足不前。

筆者建議，在司法體制改革試點過程中，有權機關應就改革所觸及的法律修改問題向有關立法機關提出修法意見，或者取得立法機關對改革試點單位的法律適用授權，以確保改革取得預期效果。

五、結語

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我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法治建設的關鍵點和切入口，是凸現“法治中國”的標志和宣言，足以激蕩起全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情懷，對國家法治建設及未來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司法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于對司法權性質的正確認知和對改革阻力的準確估量。在這場舉足輕重、復雜艱巨的改革中，面對橫亙在現實面前的深層困境，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勇氣、魄力和擔當，要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氣概來謀劃和推動改革，最終讓每一起案件的裁判不論特殊與否，都只遵循法律判斷而無其他因素的紛擾，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在自己所親歷的司法體驗中確定無疑地見證到公平。

第三篇：社會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經驗

社會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經驗——杭州“上城模

式”研究

童志鋒

2012-9-29 16:47:39 來源：《社會福利》，2012年第6期

[摘要]社會工作本土化是創新社會工作管理的必由之路。杭州市上城區是國內最早推進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試點地區之一，通過創新社會工作的組織架構、制度與機制，推動了社會工作體制變革。上城區社會工作本土化實踐經驗實質是實現了政府與社會協同治理，是在特定文化與制度下發展出來的具有本土性、地方性社會工作模式。

[關鍵詞]社會管理 社會工作本土化 杭州 上城模式

2011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最大限度的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提高社會管理的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如何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關鍵在于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服務型政府。這就需要一支龐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加快推動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對創新社會管理，提升公共服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社會工作本土化：創新社會工作管理的必然選擇

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教授曾對中國社會學本土化有過經典論述，“社會學本土化是一種使用外來社會學的合理成分與本土社會的實際相結合，增進社會學對本土社會的應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學理論、方法的學術活動和學學術取向”[1](P333)。同樣，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是指外來社會工作的合理的理念、制度和方法與本土社會的實踐相結合，形成適合于本土文化社會工作模式的過程。

（一）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當代特征

1978年之后，在社會工作教育制度化過程中，外來社會工作的理念、方法等才逐漸被引入我國。在社會工作實踐中，我國也發展出來一套本土性社會工作。所謂本土性社會工作是指“對某種助人模式（包括理念、過程和方法）的判斷和認定，即指那些土生土長的、發揮著有效的助人功能的制度化的行動過程”[2]。在目前階段，我們討論社會工作本土化，重點在于如何把專業社會工作與職業化社會工作應用于中國實踐。社會工作本土化要把握下面幾個原則，“立足現實，提煉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跳出國外”（鄭杭生語）。

1.社會工作本土化要“立足現實，提煉現實”。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工作發展，都必須結合自身的實際，走自己的路。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要立足于1949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獨特的社會工作模式。對于1949年以來中國本土性社會工作的經驗，王思斌教授曾用“行政性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進行概括，所謂行政性，主要是指由政府負責和推行福利性、服務性、公益性的活動并提供諸如生活必需品、就業機會等資源，強調的是政府負責社會服務。所謂非專業化包括了兩層含義，一是指以往的社會工作者并不是一種專業的職業，二是指從事實際社會工作者的人大多沒有受過專業的、系統的社會工作的專門訓練。實際社會工作者缺乏專業社會工作的知識背景。[3]社會工作本土化必須要立足于我國長期以來形成是社會工作實踐模式，即“行政性非專業化社會工作”。如果拋開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本土性社會工作實踐理論與實踐，而簡單的移植外來社會工作模式，是不切實際的。

立足現實，更是要立足目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要從具體的社會工作實踐實務中提煉適合于本土的社會工作發展路徑。由于中國各個區域之間的經濟、文化等差異較大，因此，在各個不同的區域其社會工作的發展路徑與模式也必然會有所差異，社會工作本土化就是在尊重各地文化制度差異的前提下，提煉適合于本土的、地方性的社會工作發展模式。

2.社會工作本土化要“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社會工作的思想極為豐富。孔子講“仁者愛人”（《顏淵》），孟子講“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離婁下》），孟子希望在社會上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的良好風氣。現代社會工作“以人為本，助人自助”與孔孟的思想一脈相承。對待傳統的社會工作思想，一方面，我們要進行開發，吸取其精華；另一方面，我們要有所超越，為其賦予現代的含義。鄭杭生教授稱之為“現代的成長與傳統的被發明”，即可也通過重構（對傳統進行某種改造）和新構（對傳統進行重新構建）來實現“傳統的被發明”[4]。通過“傳統的被發明”，實現基于傳統，又超越傳統，為傳統思想賦予現代解釋。開發傳統，超越傳統，有利于實現社會工作本土化，推進社會工作管理創新。

3.社會工作本土化要“借鑒國外，跳出國外”。西方社會工作在專業化與職業化方面經歷了上百年的發展，積累了大量豐富的實踐經驗。很多的經驗都是值得我們認真借鑒的。比如西方社會工作者長期奉行的指導其實踐的專業價值觀，主要包括公平正義、自我決定、知情同意、真誠、自我實現等。社會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三大方法的操作方式各有不同，但又緊密聯系，是西方社會工作者實踐經驗的總結。社會工作者要善于運用這些理念與方法，創新社會工作模式。但對西方社會工作模式，也不能照搬照抄，畢竟西方社會工作模式是基于西方現實的背景下的提煉，中國的文化制度背景與西方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在學習借鑒的時候切忌囫圇吞棗，盲目運用，而要認真領會其基本精神與方法，把合理的成分導入到本土的社會工作實踐中。一方面，要借鑒國外，另一方面，必須跳出國外，去開發適合本土的地方性的，適合自身傳統與背景的社會工作模式，去推進社會工作體制創新。

從西方社會工作發展來看，專業化與職業化是無法回避的路徑。這也是當前中國社會工作較為薄弱的方面。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同樣需要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與職業化，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還處于起步階段，我們更要在這兩個方面大力探索。但是中國社會工作職業化與專業化不是西方社會工作的中國版，而是立足于中國現實、傳統，吸收西方社會工作合理成分的選擇。

（二）推進社會工作本土化，創新社會工作管理體制

社會管理體制變革，貴在激發社會活力，實現從單一政府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協同管理的轉變。政府亟需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并將公共事務交由社會自行管理。社會工作作為組織開展現代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有效制度和實現手段，對促進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與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5]社會工作管理體制創新要通過推進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形成一支具有中國特色本土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社會工作管理體制創新要遵循“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原則，立足中國當前的社會現狀，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建設為依托，探索推進政府與社區協同管理的社會工作模式。

二、社會工作管理的杭州“上城經驗”

早在1949年10月23日，杭州市上城區上羊市街社區就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社區居委會，成為新中國城市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發生、發源地。60年來，上城區發揚“追求卓越、品質至上”的上城精神，在社區工作方面不斷創新、屢引潮流，一直走在時代的前列，扮演著社區建設先行者的角色。尤其是2007年上城區成為全國首批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試點單位之后，上城社會工作年年都有新創新，成為杭州、浙江社會工作的標桿。上城區社會工作之所以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主要源于上城區社會工作組織、制度和機制的創新。

（一）創新組織架構，推進社會工作體制變革

構建一個高效的領導機制，是推進社會工作體制變革的基礎。上城區通過創新區級社會工作領導體制、創新社區社會工作管理體制、健全社會工作行業組織管理體制等方面，進一步推進了社會工作發展。

1.成立區社會工作領導機構，推進社會工作整體發展

推動政府職能轉變，首要在于組織保障。在推進社會工作發展進程中，諸多城市在進行探索與創新。如2007年12月2日，北京市社會工作委員會、北京市社會建設辦公室成立。這是全國第一家以社會建設和社會工作為主要職責的政府機構。2008年10月16日，嘉興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成立。上城區的做法不同于北京和同省的嘉興市，而是根據自己的實際在區級層面上成立了協調性社會工作領導機構。2007年9月，區委、區政府發文成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領導小組，由區委副書記任組長，常務副區長、區人大副主任、區政協副主席任副組長，區委組織部、區委人才辦、區民政局、區人事局、區財政局等部門及街道主要負責人為領導小組成員，切實加強對社會工作人才建設各項工作的領導和組織協調，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負責具體的日常事務。同時，在區民政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科增設社會工作科，配備負責人和工作人員。領導小組定期召開相關部門、街道、社區和社會組織等各個層面的會議，解決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中的難點問題。

2．建立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創新社區社會工作管理體制

社區社會工作是目前縣（市、區）社會工作的核心，上城區通過探索在社區中建立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承接公共服務與社會工作職能，創新了社區社會工作管理體制。2008年1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和諧社區建設的若干意見》文件，對創建社區管理新體制作出了部署。《意見》要求“探索建立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承當社區公共服務職能，形成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三位一體’、交叉任職、合署辦公的社區管理新體制。”其中，對交叉任職作了這樣的規定：“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站長由社區黨組織書記兼任，副站長由社區黨組織副書記或社區居委會副主任兼任，書記、主任‘一肩挑’的社區，副站長由社區黨組織副書記或社區居委會副主任兼任。”有學者指出，“社區管理新體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順社區工作站與政府部門、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的關系。[6]”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全面承擔了社區社會服務，成為社區社會工作的組織載體。

3．成立社區工作者協會，建立健全社會工作行業管理體制

上城區通過成立區社區工作者協會，促進社工的自我管理。區社區工作者協會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全都由社區工作者擔任，定期開展各項活動。2010年8月17日，上城區選舉產生了社區工作者協會第三屆理事會，并修改完善了協會章程、制度。目前社區工作者協會成立了“信息報道組”、“文體活動組”、“綜合服務組”等工作小組，在推進專業化社會工作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加強制度建設，推進社會工作體制創新

“社會工作制度是指在社會工作專業化和職業化過程中形成，并保障指引其運行發展的一系列規范規則的統稱。”[7](P44)社會工作制度包括了教育制度、評價制度和使用制度等。

1.探索社會工作教育制度，夯實社會工作發展基礎

社會工作教育制度是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它一般包括對大專院校社會工作學生的專業教育和對目前實際從業人員的繼續教育。

上城區根據民政部《社會工作者繼續教育實施辦法》精神，結合區社會工作人才“135”培養計劃，開展社會工作者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上城區確立每年3月份為社會工作者的培訓月，通過采取集中培訓與分散培訓相接合的方式，運用專家授課、案例分析、情景模擬、外出考察（包括赴香港、澳門、上海、深圳等地考察學習等）等形式，不斷提升社會工作者的思想素質和業務能力。一是實施社會工作者職業素質提升工程。按照“終身學習、全面發展”的理念，以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為契機，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分區、街道、社區三個層面實施社會工作者素質提升工程，重點加強在社區項目化管理、社區服務體系建設、心理咨詢技巧和接待禮儀等方面開展培訓。二是開展社會工作者實務技巧提升工程。為進一步發揮社會工作在解決基層社會矛盾、促進社區自治、提升居民能力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如2008年6月，選送了5名同志參加了杭州市社會工作實務教育高級研修班，學習美國、香港等地開展社會工作的成功經驗，參加人員均取得了由香港中文大學簽發的培訓合格證書。

2.探索社會工作評價制度，確保社會工作者職業發展

“社會工作評價制度是指通過對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的評價來認定社會工作者的資格及其層級層次的規范總和”。[7](P45)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社會工作者國家職業標準》，這意味著社會工作者作為一個職業已經得到國家的認可。2008年6月，首次全國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職業水平考試舉行。

上城區積極鼓勵社區工作者通過考試取得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職稱資格證書，并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條件。2008年，上城區有136名同志參加了助理社會工作師考試，131名同志參加了社會工作師考試。截至目前，上城區共有社會工作師169名，其中助理社會工作師122名，社會工作師47名。[8]在社會工作崗位人員招考中，上城區優先錄用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優化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專業知識結構。

上城區在全國率先出臺了《社區工作者管理規范》，明確規定了崗位設置、基本職責、錄用程序、考勤值班、突發事件處置、教育培訓等內容，做到事事有據可依，實現規范操作，該《規范》經杭州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審核并發布，成為杭州市的地方標準。[9]

3.建立健全社會工作使用制度，推進社會工作體制創新

社會工作使用制度主要包括了社會工作者的工作領域、機構、崗位以及薪酬待遇等。

（1）建立健全社會工作崗位設置制度。基于《推進上城區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上委[2008]39號)，上城區根據科學合理、精簡效能、按需定量、不新增行政、事業編制的原則，明確把設置了四類社會工作崗位：一是公務員系統崗位，具體指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教育、衛生、司法、公安等職能部門中從事社會政策制定、執行等有關工作的崗位；二是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類事業單位相關崗位，包括老年人社會福利院、敬老院、救助管理站、社區服務中心、收養服務機構等機構開展社會服務的崗位；三是與社會保障或社會服務相關的群團組織和相關社會組織的相關崗位，包括為兒童、青少年、婦女、老人、殘疾人等人群提供專業社會服務的崗位；四是社區居委會工作崗位，在社區范圍內，從事動員社區資源、服務居民群眾、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區發展與和諧工作的崗位。

（2）建立健全社會工作人才薪酬制度。如何把社會工作人才納入專業技術人才范疇，建立一套相對科學、合理，社會機構和組織之間相對統一的社工行業薪酬體系，充分體現社工的專業人才價值。上城區的基本思路是：確定“以崗定薪、以績定獎、按勞取酬”的指導性方案，采取學歷、資歷、資格、業績、崗位等多種指標相結合的方案，設置多層次、多類型的社工職業成長階梯，做到以事業留人、感情留人、適當的待遇留人，不斷提高社會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激發社會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社會工作成為受人尊重的職業。上城區積極貫徹《關于提高杭州市區社區專職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待遇的意見》（杭財預〔2008〕1057號 杭民發〔2008〕242號）文件精神，落實了由職務年限工資、獎金福利、補（津）貼、住房公積金繳費及社會保險繳費等五部分構成的社區社會工作者薪酬制度，此舉有利于穩定社區工作者人員隊伍。如在職稱津貼補助方面，上城區明確規定對取得高級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和助理社會工作師職業水平資格證書，并從事社區社會工作的，每月分別給予300元、200元、100元職稱津貼。

（3）建立健全社會工作機構的培育、扶持制度。2009年，民政部發布了《關于促進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發展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規定，民辦社工機構是吸納社會工作人才的重要載體，是有效整合社會工作服務資源的重要渠道，是開展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重要陣地。近幾年來，上城區涌現了諸多較有影響的社會工作機構，如“望江社會工作服務社”、“幫一把為民服務社”、“湖濱晴雨”工作室、“陳峰工作室”等。

（三）轉變機制，推動社會工作體制創新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關鍵在于轉變觀念和機制。只有通過機制構建，才能進一步支持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促進社會工作發展。經過長期實踐，上城區逐漸形成了多元資金投入機制、激勵保障機制和校社互動合作機制等三大機制。

1.多元資金投入機制

在社會工作管理體制創新中，一方面，政府要負責規則的制定，承擔社會立法功能，另一方面，政府還需要為社會工作發展提供財政保障。上城區為確保社會工作各項工作順利推進，不斷加大政府資金投入力度，確保社會工作各項工作“有錢辦事”。

（1）增加政府公共財政投入。上城區明確將社會工作及其人才隊伍建設經費納入財政預算，2010年全區用于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經費達180萬元，其中用于扶持獎勵社區社會組織100萬元，人才隊伍建設專項經費47萬。同時，積極保障社區社會工作者工資福利待遇，平均每人每年已達5.8萬元。[8]

在社會工作者的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中，上城區通過政府“終身教育券”工程，給予社會工作者經費支持。一是按照每人每年200元和年增5%的標準落實人才隊伍教育經費，2011年的培訓經費已達15萬元。確定每年3月為社會工作者培訓月，通過集中培訓、輪崗培訓等多種方式進行再教育培訓。二是專門出臺優惠政策，鼓勵社會工作者參加社會工作專業學歷教育，明確規定在取得學歷證書后，學費按照區、街道、個人2：2：1分擔。近兩年共為9名社會工作者報銷學費20966元。2009年，聯合杭州師范大學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專升本學歷教育班，目前已有69名社會工作者成為學員。三是積極動員符合條件的工作人員參加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規定報考者有5天的復習假期，對考試通過者給予800元——1200元的獎勵，并100%報銷培訓費用。2010年，聯合浙江工商大學開設考前強化培訓班，共有176人報名參加，培訓費用由區、街道、個人按比例承擔。[8]

（2）創新財政支持方式。《浙江省中長期社會工作人才發展規劃（2010-2020年》（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輸送和社會福利服務提供領域的合作互動機制，創新委托服務和購買服務的‘經費給付’制度。”截至2010年，上城區共有登記備案的社區社會組織543家，涉及居家養老、家庭護理、家電維修、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糾紛調解、青少年教育、婦女兒童維權和治喪殯葬等眾多領域。為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培育社會組織工作管理人才，2010年，上城區用于扶持獎勵社區社會組織方面的財政經費達到了100萬元。

2.激勵保障機制

調動社會工作人才的積極性，需要不斷加強人才的激勵保障機制。上城區在完善人才選拔機制和人才晉升機制等方面有所創新。

一是創新人才選拔機制。上城區實行了“兩個一批”發展戰略，即“提升一批，引進一批”。“引進一批”是指面向社會通過公開招聘、公開考試、公開錄用的方式，引進一批具有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背景的優秀人才。2009年，上城區錄用的8名社會工作和社會保障專業大學畢業生走上了社會工作崗位，2010年以來，上城區加大了對具有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大學畢業生的選撥力度，在社區專職工作者招聘公告中，對全日制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或持有社會工作師資格證書的報考人員采取筆試成績加5分的優惠政策，這一舉措吸引了大批具有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背景的年輕人報考。

二是創新人才晉升機制。首先，建立了優秀社會工作者上掛鍛煉制度，每年選調6位同志到區民政局各個科室上掛鍛煉。此舉為社會工作人才晉升創造力條件。其次，上城區對表現優秀的社區工作者，突破年齡和任職時間的限制，作為社區主任或副主任的候選人，通過法定程序，進行提拔。同時，建立副處級領導職位和區屬事業單位崗位定向招聘機制，公開選拔社會工作者擔任副處級領導職務或進入事業單位工作，目前，上城區已有6位曾在基層社區工作的同志走上了副處級領導崗位，3位同志進入區屬事業單位工作。[9]

3.校社互動合作機制

民政部社會工作司副司長柳拯指出，“通過與高校建立聯動機制，充分依托社會工作專業高校優勢開展產學研合作，帶動指導本地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是全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試點工作的一條重要經驗[10](P141)。在信息時代，大學是推動社會變革、技術革新的軸心之一。如何巧借大學的智識，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創新社會工作，是當前政府需要認真思考對待的問題。上城區對此有極為深刻的理解與認識，與浙江高校社工系聯系極為緊密，并探索出了校社互動合作的創新機制，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上城區本著“合作共贏、互利互惠”的原則，已經與浙江財經學院等高校社會工作系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一是建立社會工作督導隊伍。上城區以高校專家學者為依托，在加強一線社會工作者實務技巧指導的同時，逐步培養了一支富有上城特色的社會工作本土化督導隊伍，確保了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可持續發展。二是與高校共建社會工作實習基地。三是選送優秀社會工作者前往高校深造。上城區充分利用高校豐富的教學資源和教學設施，選送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社會工作者進入高校研習，積極培養社會工作高端人才。

地方政府與高校的合作，加強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加強高校學生與社會工作者交流互動交流，促使雙方在實踐中共同進步。

三、討論與結論

目前，我國涌現了一些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征的社會工作發展模式。大體可以歸結為三類：一是政府與社會組織結合模式，又稱“上海模式”。其特點是針對社會工作不同領域，分別利用政府資源和社會力量開展社會工作服務。二是社會運作模式，又稱“深圳模式”。特點是在黨委、政府搭建社會工作制度平臺基礎上，充分運用社會組織開展社會工作服務。三是政府運作模式，又稱“萬載模式”。特點是在缺乏外力與經濟欠發達情況下，通過黨委政府領導，職能部門運作，充分利用和挖掘現有資源開展社會工作服務。[10](P184-185)如果從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劃分，“上城模式”也實現了政府與社會協同治理，但又與以上海為代表的“政府與社會組織的結合模式”有著較大的差異。比如“上海模式”是區、街道通過培育社會組織、政府購買服務方式開展社會工作，在機構（福利服務機構）通過調整機構、開放崗位、配備人員或提升轉化等方式實施社會工作的模式，也就是說“市上抓條、區上抓塊、社區與機構抓實務”。上城區社會工作是在基于自身的文化與制度背景下，探索出的獨特的社會工作模式。社會工作職能主要由社區公共服務站承擔，其他社會組織輔助。社區公共服務站是與社區黨委、社區居委會分立的三大機構之一，其人員與社區居委會、社區黨委也有一定的交叉。所以，它既不完全是政府運作，也不完全是社會運作，同時也不是政府與社會組織分別在不同領域運作，而是一種政府與社區協同治理的社會工作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

第一，政府與社區協同治理的社會工作模式是一種嵌入式社會工作。基于中國語境，可以區分出兩種不同的社會工作模式，一是本土社會工作，或者稱之為傳統社會工作，二是專業社會工作，或者稱之為現代社會工作。本土社會工作是“中國學者對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并廣泛發揮作用的社會服務實踐及制度的命名”，它也是“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存在的一套系統化的，由政府部門、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實施的，幫助其成員解決現實困難和做法的制度化做法。”[11]專業社會工作是“以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和培訓為基礎，以社會工作價值觀為指導、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提供的社會服務”[11]。政府與社區協同治理的社會工作是本土社會工作與專業社會工作的結合，是專業社會工作嵌入本土社會工作的發展模式。比如，在社區中設置社會工作崗位。

第二，同時兼具傳統社區工作者本土方法優勢和現代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優勢。政府與社區協同治理的社會工作模式不需要另起爐灶建立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而是緊緊抓住社區做文章，重點著眼于把現有的社區工作者轉化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因此，社區工作者既熟悉本土社會工作方法，也能夠運用專業社會工作方法開展工作，兼具兩者的優勢。

第三，政府與社區協同治理的社會工作是立足于當前的制度與文化背景的社會工作發展模式。“社會工作的發展不但與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福利制度有直接聯系，也與政治制度和社會管理體制有關。”[11]因此，不能脫離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框架、文化傳統等來討論社會工作，必須考慮到這些因素對社會工作發展的影響。政府與社區協同治理的社會工作是契合現有社區體制下的一種選擇。

這種模式的最大特點是，既能夠獲得政府資源的大力支持，同時又能夠發揮社區及其自組織的積極性。由于長期工作于某一社區，社會工作者對本社區的情況非常熟悉，也有利于社會工作活動的開展。對于上城區這樣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人文背景的老城區，只有社會工作者較深的扎入社區、理解社區，才能較好的開展社會工作。由于我國社會工作起步較晚，大規模的社會工作試點探索不到5年的時間，包括“上城模式”在內的諸多探索仍處于初步的階段，還遠沒有定型。“文化背景不同，社會工作發展路徑各異，形成的社會工作模式多樣。”[10](P23)各地的社會工作者只有在不斷地相互學習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促進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發展。

作者：童志鋒，浙江財經學院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社會建設與社會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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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司法社會工作實習（范文）

企業社會工作實習

從2012年9月16日開始，我在哈爾濱市司法局進行了一周的實習。這一周的時間里，在我所實習的辦公室同事的幫助下，我經歷了幾多尷尬和困難下，順利地完成了實習任務，并獲得了司法社會工作經驗，鞏固并檢驗了自己幾年來本科學習的知識，提高了自己的專業素養和能力。

實習期間我經歷了由熟悉司法局構成，打印文件，整理文件，整理案卷，整理宣傳材料，送達文件和上級指示內容，參加社區法制建設和宣傳，親自宣講教育的過程。這些工作是由簡單到復雜，不僅是我學習和工作過程，也是實習單位和老師以及單位同志對我前期簡單工作的認可，以及能力的肯定。

一、實習單位簡介

哈爾濱市司法局內部由以下科室構成 ：辦公室、政治處、律師科、公證科、法制宣傳科、法律援助辦公室，預防犯罪研究辦公室、司法考試辦公室、基層工作指導科、財務室、人事科、離退休干部處、局長辦公室等。

我在辦公室工作，但每天由李老師幫我安排主要的工作，也曾在隨同法制宣傳科和基層工作指導辦公室的同事進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

我所在的哈爾濱市司法局的主要工作是：

⒈ 貫徹執行國家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針、政策、制定哈爾濱市司法行政工作中長期規劃和計劃，并具體實施。

⒉ 協助地區司法局監督和指導“兩勞”人員的釋放登記．安置幫教工作。

⒊ 制定全市法制宣傳教育和普及法律知識規劃并組織實施．尤其是對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⒋ 監督和指導律師工作和法律服務工作。

⒌ 監督和指導公證工作。

⒍ 指導人民調解和司法助理員及鄉鎮法律服務工作，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⒎指導基層司法所建設。

⒏ 指導司法行政干部的培訓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隊伍建設。

⒐ 組織地方司法性質的考試，并予以監督。

⒑ 完成上級交辦的其它事項。

二、我的工作

在我實習的一個月時間里我主要從事了兩大方向的工作。

第一是文書、材料整理、發送文件之類的具有文秘性質的工作。第二是親自參加了地方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以及具有法律救濟的民事調解工作。當然這些工作中主要還是隨從人員起輔助作用。

我的第一項工作是對那些不重要的政府文件進行電腦輸入，這些對于我這個剛剛開始實習工作的學生來說 還是沒有難度的。

這項工作的要求是將文件以文本的形式輸入電腦，存入局內的統一檔案文件夾，由于政府的簽發文件需要加蓋公章，和上級負責人簽名以及局長簽名，所以不能用電腦文件的方式下達。一般為傳真形式。我使用掃描儀掃描之后形成圖版文件，再以文件的方式進行記錄和登記。

由于政府文件不是很多，且內容較少，我的碼子速度尚快，因此，這項工作幾乎沒有難度。當然我的內心也沒有包含一種輕視的態度。首先，作為政府文件的存稿。必須在格式和字上沒有絲毫的錯誤，必須懷著嚴謹的態度和認真負責的精神將它完成。其次，作為我實習的第一項工作，必須要將它做好，給我的老師和實習單位留下好的印象。

由于進入國慶長假的前一周，有省司法廳省，公安廳統一下發文件，組織各地方司法局，公安局，在市區，社區開展年前法制安全教育活動，以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可以渡過一個，祥和幸福的國慶節。

接到省廳的通知以后，市司法局內，辦公室，法制宣傳科的人員開始行動了起來，由于這次行動是每年例行的，因此，人們并沒有感到時間的緊迫感。

作為實習人員，由李老師的安排，我也參與到了這次行動中。隨同法制宣傳科的同事到，市區內的各小區居民委員會進行法制講座。

作為法律宣傳活動，材料是必須準備的，這些需要的材料包括，去年的宣傳材料，今年國家，省，市關于社會治安的新的法律法規。如，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共黑龍江省委關于加強社會應急管理工作的意見》，《黑龍江省人民政關于加強節假日期間社會治安管理的通知》以及國家司法部，省司法廳下發的關于類似情況的文件。

由于材料都是現成的，只需要我從檔案室，和電腦里將這些文件一一找到，打印成冊，送到相關人員的辦公桌上，交由專業人員負責寫出新的可行的計劃。

我在李老師的要求下。一一詢問了同事們，這幾年的法制宣傳的主要工作和細節并具體到每一個步驟。我新的任務是做出一個類似的計劃。

對于我這個從來沒有這方面絲毫經驗的實習生說還是很有難度的，好在這里有現成的幾年的計劃書可以參考，以及專業人士為我解答疑問，困難就小多了。

計劃書要點

第一，突出三大重點，積極提升宣傳效能。三大重點是，1.圍繞宣傳主題。2.圍繞社區群眾。3.圍繞活動中心。

第二，以宣傳法律知識為重點，努力改善人們法律素質。

第三，廣泛聯系媒體，通過手機短信等現代化方式，全方位做好宣傳工作。（通過手機方式是我首先提出，以前并沒有這一措施，我的方法得到了老師肯定，并給與專業人員建議，后得以采納）

第四，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健全宣傳網絡。1.高度重視，加強聯系，為宣傳工作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2.加強人力物力配備，滿足宣傳工作需要。3.健全宣傳工作網絡，建立一支信息敏銳、反應迅速的宣傳隊伍。

這次宣傳行動，是從9月18日開始展開的，歷時2天，發動了個下屬司法所，各地公安局，派出所統一行動。我親自參加了全程活動。

整個法制宣傳活動我作為隨從人員，參加了在三個小區的法制講座，聽取并記錄了講座內容，和群眾提問。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我深刻領會到，作為法律工作人員，專業素質尤為重要，即使的吸收新的知識，還要有機敏的應變能力。

三、實習反思

在整個實習期間，我接觸了大量的專業人員，和專業知識，通過親自實踐進行宣傳活動。是我對大學里學習到的司法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有了更為深刻和生動的理解，通過理論和實踐了結合，更加準確的掌握了司法社工的內涵。這次實習經驗并不是能夠可以通過學校書本知識就可以掌握到的。在實踐中，我領會到了，專業知識與實際實踐應用上的差別。當前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在不斷的完善，每天都會有新的法律法規的出臺，各種政府文件數不勝數，因此只有每一天，每一刻不斷的吸收新的知識，不斷完善自己才能夠在司法社工這一行業立足腳步，尋求新的成就。

第五篇：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本土化和專業化

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本土專化

范明林 徐迎春

（范明林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博士）（徐迎春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研究生）

本文選自《社會》2007年2期

在國內,應用研究通常被視作“下里巴人”而難以登堂入室,這種狀況也在本文的文獻搜集過程得以體現。社會政策,尤其是社會工作,主要從事的是面向社會弱勢群體的服務方案訂定和具體扶助輸送的工作,但在學術思想和學術聲音發表的領地里,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卻基本屬于“弱勢群體”,主要的媒體空間都被宏大的社會理論及其研究所占據,諸如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這類應用性研究只能在其中的夾縫里發出微弱的聲音且為名士大家所不屑。所以,本文采用的文獻除了在權威和核心刊物上登載的很少一部分外,為了保證論述的完整性,也只能從非核心刊物上引用相當一部分質量較高的文獻。對于這種困境和無奈,希望讀者能夠理解。

本文把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的文獻放在一篇中討論,因為從西方學術界在這個領域中發展的歷程來看, “社會政策”決定服務的理念、原則和方向, “社會服務”決定服務的項目和內容,而“社會工作”則是把根據社會政策訂立的社會服務之內容輸送到社會中有需要的人群的手段和過程,因此,兩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

本文綜述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2004~2006年國內有關社會政策研究的述評,以從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和社會政策的行動體系三個方面作為邏輯線索;第二部分則是2004~2006年中國大陸社會工作文獻回顧,以專業化引入和本土化探索作為論述主線“在每一部分之后,本文都有一些思考或問題提出,以供進一#步討論。

一、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發展方向和行動體系

在過去的三年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新的治國方略和發展戰略的提出,使社會政策的意義凸顯,以致有學者提出中國即將迎來“社會政策時代”(王思斌,2004),加強政府社會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設成為學者們的共同呼吁(王思斌,2004!2006;徐月賓,2005;楊團)。與此對應,學者們從政策規范、價值選擇、福利制度和行動體系的四維視角,以及從表里!動靜等兩種關系來理解和認識社會政策之類的理論研究開始逐漸增多(徐道穩,2005)。(一)靈魂的追尋: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

社會政策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從不諱言自己的價值立場(唐鈞,2004)”。社會政策制定的起點不是社會問題和需要,而是其背后隱藏著的對理想社會的希望和信念,是社會發展(童敏,2004)。既

然社會政策涉及人們對社會福利的有意識、有目的的主動追求,涉及人們期望的社會生活狀況,這就必然與利益、價值、信仰等發生聯系,因而社會政策本身必然具有價值取向的特點,這正是社會政策研究具有開放性和挑戰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楊偉民,2004)“可以這樣說,價值選擇是社會政策的靈魂(徐道穩,2005)。

在談到社會政策的核心價值時, “公正”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唐鈞,2004;吳忠民,2004;顧昕、李海燕,2005;徐月賓,張秀蘭,2005;夏學鑾,2006)。但是,公正本身是個極其抽象和復雜的概念,它往往由一些次級的價值觀念體現,而這些價值觀念之間又可能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政策存在著價值觀缺失的問題(楊團,2006),缺乏相應的價值基礎與價值理念,形成“有政策框架,無價值基礎”的狀況(劉繼同,2006)。同時,社會福利觀念的更新是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創新的突破口,是福利制度改革中最困難和關鍵的領域(劉繼同,2004)。因而,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進行研究,就成為學者們的訴求之一。1.具體政策的研究

吳忠民(2004)對建國以來中國社會政策的基本發展脈絡、特征和走向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分析。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以往平均主義的基本取向轉變為現代公正意義上的基本取向。

李春成(2004)以美國公共救助政策改革為個案,闡明了價值觀念對社會福利政策選擇的基礎作用”他認為:(1)價值觀影響著社會福利政策設計的各個方面;(2)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競爭地影響著政府社會政策的安排;(3)不同的價值觀念往往選擇不同的信息基礎,配以不同的社會問題視景,偏好不同的社會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會評價;(4)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在特定的福利“場域”,各種價值觀念的現實表達存在某種優先順序;(5)主流社會價值觀決定著社會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導致具有較大穩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現“ 2.福利思想的反思錢寧(2004)試圖從福利哲學、福利思想的高度,通過對現代社會福利政治道德觀念的歷史演變過程的分析,以及對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福利理論的價值取向的反思,對我們深入了解社會福利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起到理論建設的作用。一方面,他剖析了社會福利思想從人道主義到公民權利的發展,指出在現代社會福利的理論與實踐中,公民權利觀念的確立是社會福利思想的重大變革,它把社會福利從一般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使福利脫離了慈善救濟的人道關懷的局限性,使之成為人人擁有的經濟與社會權利。作為公民權利的社會福利觀的形成,將現代社會福利與傳統社會福利從根本上區分開來,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追求平等自由和正義的理想。另一方面,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新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觀對社會的平等、正義和福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形成了嚴重的挑戰,主張建立一種平等和多元發展的福利集體主義價值觀,維護社會福利的公正作用(錢

寧,2005)。3.文化視角的考察

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屬于文化的范疇,從文化角度研究社會政策是社會政策學科特性的內在要求(畢天云,2006)。畢天云(2004)把對社會福利進行文化透視的理論觀點歸納為“文化起源論”、“文化背景論”、“文化傳播論”、“文化決定論”和“福利文化論”等五種,展現了價值觀念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的影響作用。更進一步,他以具有包容性的“福利文化”這一概念來描述福利實踐中的深層,即價觀念的作為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用,認為福利文化在福利系統中起著維系功能,為相應的社會福利制度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論支持,同時也是解釋不同福利制度(模式)差異的一個關鍵變量,是影響和塑造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的一個重要參數,任何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建設,都必須充分考慮本國民族的福利文化傳統(畢天云,2005)。

二、兩種分析框架: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

梳理國際流行的社會政策理論,并以之為鑒,對中國的社會政策或社會福利制度的構建進行反思,提出方向、原則或框架性的指導,是學者們在2004~2006年期間比較關注的一個論題。相關文獻主要圍繞以下兩個主題展開。1.從福利國家到福利社會

彭華民(2006;彭華民、黃葉青,2006)系統梳理了福利多元主義的社會政策分析范式,認為該范式主張社會福利來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賴市場,也不能完全依賴國家,福利是全社會的產物,福利的規則、籌資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門共同負責、共同完成。由于各國的經濟環境!意識形態的差別,福利多元主義的構成及其功能的側重點有所差別。福利多元組合部門互動所產生的力量可能形成社會排斥,也可能形成社會融合。

在福利多元組合范式的框架下,關鍵的問題是國家、市場、家庭、民間組織等不同主體在福利體系中的適當定位、相互關系和分工互補。作為對西方福利國家危機的一種應對方式,西方國家在這種范式下強調政府的社會福利責任的減退和新的治理結構的形成,中國學者借鑒這種范式,對中國福利多元組合中的政府角色的定位進行了反思。

徐月賓和張秀蘭(2005)認為,導致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初期,忽視了國情的差異,不恰當地學習了西方福利國家私有化改革的經驗,在認識上陷入了“政府職能轉變=政府退出”、“高福利的負面效應”、“市場機制的高效率”誤區。政府從社會福利領域的退出和缺位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就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政府不僅不能退出,還必須在社會福利領域中發揮主導作用,其具體表現就是要承擔起社會福利的投資主體角色。在沒有相應的承接載體和尚未對載體進行有效監控、評估的手段與能力之前，政府只有先進入才有退出的條件。

1990年代初期大力推行的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的實質是福利多元主義(劉繼同2005)。有學者在對這場改革進行反思的過程中,重新思考國家在社會福利中的角色定位”對/社會化0的錯誤理解,是造成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存在一系列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社會福利社會化不等于社會福利市場化,也不是減少甚至放棄政府的責任,而是政府提供服務的方式發生變化,是形成政府和社會共同辦福利的機制和環境。政府必須發揮資金投資主體的角色,積極培育和支持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實施積極的財稅政策以鼓勵企業和民間資金進入社會福利服務的領域,采取適用我國具體情況的社會福利管理工具,同時也要注意避免把國家和個人的責任對立起來,或過分強調國家和政府,或過分強調個人與家庭的福利責任的觀念(張秀蘭、徐月賓,2006;易松國、丁華,2006)。徐道穩(2006)在討論農村社會福利的制度轉型和政策選擇時認為,在西方福利國家改革中的政府退位趨勢,從福利責任意義上說對中國農村并不適用,因為中國政府在農村的福利責任一直以來都是堅守最后的底線,都是以最后施舍者的角色出場,如果再往后退,政府在農村的合法性基礎就有可能受到質疑“相反,政府要積極、適度地介入農村社會福利,政府的角色要從“最小-最強國家”變為責任政府,從市民政府轉向公民政府,同時政府應當構建積極的家庭政策,使家庭在社會福利中發揮積極的作用。2.從再分配到社會投資

全球化背景下,國際上對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的作用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共識,這也代表著當今社會政策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和政策模式。社會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會投資的功能。社會政策是對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社會政策也是生產力要素之一,其對經濟發展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社會政策不只是促進社會公平,對經濟效率也有重要貢獻。以投資為導向的社會政策是資產而不是負擔,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應該實現二者(效率與公平)的協調發展(梁組彬,2004;徐月賓!張秀蘭,2005)。把社會政策看作生產力是近年來社會政策基礎理論最具突破性的進展(徐月賓,張秀蘭2005),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和發展型社會政策都可歸入這個范式中。

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在對這種社會政策范式進行借鑒時,張秀蘭(2004)認為,發展型社會政策和科學發展觀具有著內在的契合性,發展型社會政策可以作為科學發展觀在社會政策領域的操作化模式。構建我國發展型社會政策的思路是:(1)投資現在和未來的勞動人群,這是發展型社會政策最根本的立場;(2)增強全社會抗擊風險的能力;(3)在政策設計中逐步納入并強化“發展”的維度;(4)建立發展型的公共支出體系。

但是,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總是嵌入在社會中發展的(彭華民!宋祥秀,2006),其表現就是社會政策是一種復雜的政治過程,有它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徐道穩,2006)。因此,學者們在借鑒這種新的

社會政策范式時,也試圖從更廣的層面上設計政策嵌入的社會框架。

彭華民、宋祥秀(2006)借鑒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的超越構想的整體性,首先設計了中國社會政策的新社會框架:(1)責任提倡,特別是要復興個人和社會對他人的責任感;(2)推動建立能動性政治,推動多元部門的發展;(3)社會政策議題對話,建立對話民主,通過對話過程產生社會政策;(4)從消極福利的社會政策模式轉化為積極福利的社會政策模式。在這個新的框架下,彭華民進一步構想了中國社會政策改革發展的原則路徑

徐道穩(2006)從社會政策建立的政治前提的角度出發,提出作為社會政策中更為基本的東西,同時結合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有幾條原則是構建中國發展型社會政策應當強調和遵循的,即:以公正為基礎,以民主為手段,以自由為目的。

三、實現政策目標的保證:行動體系

任何一項社會政策都必須在政策過程中才能確定和實現它的價值,這是認識社會政策的動態視角(徐道穩,2005)。學者們也從這個視角進行了分析。

從行動和過程的角度,王思斌(2006)提出“社會政策實施”的概念,指的是一項社會政策變為社會現實,即它在實際上被呈現的社會過程。這是一個行動與過程的概念,與傳統社會行政!、社會政策執行過強的目的性、預先設定的程序性不同,社會政策實施更強調復雜的事實,它包含了社會政策執行者、社會政策對象及政策實施環境中的諸多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結果。社會政策實施與社會政策的制定、政策實現的組織體系、社會政策變為具體的社會服務的方法,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參與各方的互動有直接關系。

從過程的角度看,社會政策的制定是社會政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利益表達機制不斷完善,利益表達方式逐步多元化,但是多數利益表達渠道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徐道穩,2006),社會政策在制定程序中存在著明顯的不規范性,民主參與!公開性和技術手段方面都存在問題(吳忠民,2004)。我國社會政策中最基本、常見的政策決策模式是“無過程決策”，決策權力通常集中在極少數權力精英手中,普通百姓和廣大公民沒有充分參與決策的過程”不過,這種“無過程決策”模式出現了向“咨詢式決策”模式的轉變(劉繼同,2006)。此外,社會政策的執行不到位和忽視政策評估也是我國社會政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劉繼同,2006;吳忠民,2004)。

從行動體系的角度看,社會政策實施中的工具和技術也是學者們較為關注的一個方面。顧昕、李海燕(2005)強調政策實施中的籌資渠道和服務遞送方式問題“他們認為,社會政策的實施依賴多種籌資手段的相互配合,政府應該靈活運用稅收和收費、借貸、彩票、保險、強制儲蓄和動員民間融資等多種手段進行籌資”從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籌資中的定位來看,中央補助金制度是一個

基本方向“在服務的遞送方面,把服務的生產者!消費者和安排者加以區分,政府公共服務的遞送從各種直接的方式轉向為間接的方式,注重間接性政策工具的開發,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方向(顧昕!李海燕,2005;楊團,2004)。楊團以建立“公共服務市場和公共服務產業”來指稱一方式(楊團,2004)。此外,李培林從技術的角度提出,需要建立一個不同于經濟核算的“社會核算”體系,并使之成為一個普遍運用的社會技術,以確保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李培林,2004)(四)簡評

從2004年到2006年,學者們從不同層面和視角對社會政策進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于社會政策的認識,但是研究中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

1.概念理解和使用的混亂。研究者們對于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核心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和使用。由于學術背景、學術旨趣的不同,學者們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的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涵蓋了從狹義到廣義的不同層次,有的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時使用兩種涵義,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不加以嚴謹的界定和區分,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學術交流與對話的順利進行。因此,營造一個共同的學術交流平臺,在同一平臺上進行對話和討論,是學術研究健康發展的需要。

2.本土化的社會政策的理論研究相當匱乏。

2004~2006年間,學者們對社會政策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具體領域的社會政策的對策研究,而對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的基礎理論研究卻相對匱乏,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論研究欠缺。這與社會政策的介入性和實踐取向有一定關系,理論研究的欠缺必然對社會政策的整體和長期發展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社會政策的理論研究應該包括:社會政策的價值理念、社會政策的內涵、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社會政策的角色與功能定位,以及“社會政策戰略性框架設計”(楊團,2006)等。

3.國外理論的借鑒及對中國實踐的反思。吸收、借鑒國外的先進理念與做法是發展自身的一個重要渠道,學者們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議。但是,這些建議往往是零散的,指向不同的面向,有注重政治前提的,有注重社會框架的,還有強調社會政策本身的理念及走向的。“中國經驗”的特殊性是對中國學者智慧的考驗(李培林,2004)。如何進一步把國外的先進的理論及范式與中國的實踐進行整合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這包括不同范式之間可供借鑒之處的整合,理論范式與中國實際國情的結合,以及最終如何在這個基礎之上構建出一個包含不同層次和面向的、指導中國社會政策和福利制度建設的整體性的框架。

二、社會工作專業化和本土化的艱難調適

社會工作誕生于西方的社會環境之中,其理念、理論、原則乃至實務模式和技巧都體現了西方 的宗教理念、烏托邦思想和福利國家思想等等,這種具有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不得不面臨著艱苦而漫長的和本土文化與本土經驗相互調適的歷程。(一)對西方論述的醒覺:西方社會工作論述的引入及其反思

西方社會工作思想、理論和方法的引入,是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條件。在國內,社會工作的發展雖然已有20多年的歷史,但是比較系統和規范地介紹最新和權威性的西方社會工作的論述則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這種情形的產生可能是由于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發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會工作的留學生逐漸回國投入社會工作領域之緣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間,有國外社會工作評估模型的探討(吳偉東,2004;陳鐘林,2005);有當代西方社會工作領域中管理主義和專業主義爭論的介紹(郭偉和,2004);有對西方社會工作領域中新近興起的“以證據為本”的社會工作實踐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構的系統闡述(何雪松,2004;陳樹強,2005);有對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對當代社會工作影響的詮釋(熊躍根,2006),也有對當代西方社會工作的十大發展趨勢的詳細闡析,即實踐方法的嬗變;認識論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續論爭;證據為本的實踐的興起;介入聚焦的轉移;專業關系的重構;短期治療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現;社會服務機構的新管理主義取向;社會工作教育的不斷革新(何雪松!陳蓓麗,2005)。

更有價值和意義的是,與2000年以前有關西方社會工作論述的引入相比較,2004~2006的文獻更加注重反思這些西方論述在中國文化處境下的適用性(喬世東,2004;何雪松,2005;熊躍根,2006)”這些反思引出對專業化的一個認識:社會工作專業化是為了給服務對象提供更好的幫助,還是為了人為設置專業籬笆以建立專業霸權?熊躍根(2006)在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對西方社會工作的影響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現代主義對發展中國社會工作的理論反思意義和本土社會工作實踐的意義。從理論層面看,在學習與借鑒西方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知識的同時,要避免專業發展中的“專業帝國主義”因素的負面影響,把本土的實踐經驗同國際化交流有效地結合起來。對中國而言,推進社會工作專業的建設必須積極肯定本土理論與實踐模式的價值,在充分考慮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時,努力促成本國社會工作專業工作者與發達國家同行就實踐經驗與理論模式的互惠交流“。

(二)艱難的跋涉: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探索

對西方社會工作論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國內社會工作實踐需要的驅動下,2004~2006年國內出現了不少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建構文獻(范斌,2004;顧東輝,2004;劉華麗,2004;郭景萍,2005;郭偉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陳鐘林,2006)。

王思斌(2006)從對“中國社會的求-助關系”的分析和對國內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層貧弱群體接受幫助行為的理論模型的建構出發,指出,中國既沒有社會工作專業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樣的個人理性主義文化,而且又有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與之相聯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再加上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于是,作為西方經典的理性主義的社會工作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務就是值得討論的問題。為此,他主張從了解國內服務對象的復雜的需要結構、了解和分析國內受助者的問題世界,以及建構符合中國文化情境的幫助-受助過程等層面來展開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建設的嘗試。

童敏(2006)從社會工作實習和督導的層面上對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議題作出了比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基本處境與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同,督導者面臨的主要任務除了服務機構的協調、理論學習和專業實踐活動的結合、專業服務需要的評估!專業身份和專業自我的確認以及專業服務的跟進以外,還包括專業服務的設計、專業服務需要的轉化、日常專業服務的指導和專業服務的培育等。因此,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實踐中的督導者承擔的基本角色也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督導者不同,包括專業服務的設計者、專業服務需要的轉化者、日常專業服務的指導者以及專業服務的培訓者等”。

“增權”理論是西方社會工作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范斌(2004)在論述增權概念的內涵及其假設前提和價值取向的基礎上,從客體和主體兩個方面分析弱勢群體的無權狀況,進而區分弱勢群體自我發展所需的個體增權、人際關系增權和社會參與增權等三個層次,并結合中國弱勢群體的現狀和增權途徑,討論了“主動增權模式”和“外部推動增權模式”的關系及其適用性問題(范斌,2004)。

陳鐘林(2006)則另辟蹊徑,從社會工作研究的角度來探討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問題。她認為,西方社會工作研究的知識體系主要包含以下四個基本的構成要素:理念-倫理;人類多元化議題;理論架構;研究方法。在社會工作范疇內,社會工作研究首先是對以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和工作倫理為指導的助人活動的理念、內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觀念,強調研究必須注重人類群體在民族!性別!年齡等多方面的差異。在這些要素中,人類多元化議題與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倡導基本上是一致的。作者以天津市為研究背景,在弱勢群體問題研究的過程中嘗試實踐了對社會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助人理念的明確和對整個研究過程的主導;“人類多元化”視角的警覺和遵循;對西方社會工作理論架構的操作化;對西方社會工作理論的系統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構;研究方法的單一運用和整合運用。

顯然,有關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經被國內的研究者有意識地放入到具體的社會環境和服務領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討論,這和若干年前國內學者對于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論,實在是一個長足的進步。不過,這樣的討論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間,這種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會工作的實踐領域的涉及和討論,比如國內社會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議題就顯得十分的迫切和緊要;(2)對中國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將其與中國社會工作實踐的更緊密的聯系;(3)對中國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及其行動邏輯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

與社會工作服務提供方式的結合和思考;(4)對以權威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行政架構和組織體系的分析以及與社會工作服務資源!社會工作支持系統的相互關系的討論。(三)在處境化中追索:社會工作本土服務模式的實踐和探尋

此處所謂的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系指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婦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體的且比較經常化和固定化的幫助方式。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2004~2006年關于醫務社會工作和康復社會工作的文獻有大幅度增加之趨勢(劉繼同,2006;童敏,2006;鄧鎖,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許這是醫務領域和康復領域的社會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緣故,其中,劉繼同和童敏的研究頗具代表性。

劉繼同(2006)認為,在社會轉型和衛生部門等機構改革的過程中,以增進健康公平!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等為核心的醫患關系,是目前中國社會政策議程與健康照顧服務領域中最緊迫和最關鍵的議題。有鑒于此,在健康照顧服務領域與服務內容中,如何改善醫患關系,重構醫護人員與醫療衛生服務的社會形象、專業地位,提高服務質量,將是當前醫務社會工作發展與介入的最佳領域。而醫務社會工作長遠的優先領域是健康促進與健康教育,未來發展的戰略重點是城鄉社區組織動員!社區健康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對象是各類高危人群(劉繼同,2006)。鄧鎖(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義,認為從制度學習的視角,我們看到醫療社會工作不僅是一種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時也是鑲嵌于醫療健康體制領域內的一項制度安排。而作為一項制度安排的專業化醫療社會工作,要實現良好的運行和發展,應該具有專業化和規范化的特點,這既是醫療社會工作發展的目標,也是其獲得進步的一個必要條件。

童敏(2006)較長時間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區康復研究。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復服務是與非院舍化和社區照顧運動緊密相關的,它改變的不僅僅是精神健康服務的場域和服務手法,而是從原有的問題治療轉向精神病人能力的發掘和社會功能的發展“這樣的服務理念與社會工作所倡導的案主自覺、對案主獨特性的尊重、在環境中理解個人以及追求更為平等、更為合理的社會等基本原則非常相似,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中國大陸急需精神病康復服務,這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是,中國大陸精神病康復的社會工作服務介入方式與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為服務介入對象,在家庭成員之間的責任關系基礎上深入理解每個家庭成員的生活愿望和意義,調動每一位家庭成員的能力和資源,在發展中結合治療,通過整合內部心理調適和外部社會支持,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服務方式。

除了醫務和康復領域的社會工作討論外,2004~2006年國內其他領域的社會工作介入及服務手法等話題也有提及。趙海林、金釗(2006)認為,在目前青少年矯正服務過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權”的理念和相應的服務方案;王瑞華(2006)討論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背景下,中國的企業社會工作加強專業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費梅蘋(2005)在對上海社區青少年服務目標、服務原則、服務內容、服務方法和策略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融和”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的概念“她認為,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體現了多元優勢融合、和諧發展的特征。“融和型”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國社會工作實踐的本土性特點。

四、簡評

綜觀2004~2006年國內有關社會工作實務方面的研究文獻,基本上可以作如下評價: 1.與2004年以前相關文獻只是局限于青少年、老人等傳統的社會工作領域這樣一種狀況相比較,2004~2006年社會工作研究文獻涉及到更多的領域,如企業社會工作、康復社會工作、醫務社會工作、矯正社會工作、戒毒社會工作、兒童社會工作以及社會工作職業化問題,等等。這種態勢說明,國內社會工作被社會的認同程度正在逐漸提升,社會工作為大眾接受的迫切性也在增強,這對于中國社會工作的推廣和專業化發展實在是一件大幸之事”。

2.目前國內社會工作實務領域中的研究仍然缺乏學術性而流于經驗總結,缺失理論概括和指導(哪怕是很薄的理論)而成為泛泛之談。雖然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已經在嘗試摸索和建構本土化的社會工作模式(一種低概括度的理論),但是仍然很不成熟;也有些研究試圖引用西方的社會工作理論以作為實踐和研究的指引,但難免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也缺乏在中國處境下的深刻反思,這些情形自然反映了中國社會工作尚不夠充分發育和發展的這樣一種現實。3.最為關鍵的是,通過對2004~2006年國內社會工作文獻研究

(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務領域中的研究)的探討,可以發現國內社會工作界仍然存著一個很大的認識上的偏差或缺陷,即基本上沒有意識到社會工作知識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等)相比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沒有領悟到基本上社會工作知識來自于真實情境中的實踐而非課堂上的灌輸,來自于對處境化了的社會生活實踐的反思,而非教科書上的教條及其背誦;一句話,社會工作本質上是一種“默會知識”。如果我們不對這種社會工作知識的性質具有比較深刻的體悟和掌握,那么,這種缺陷始終會影響國內社會工作研究乃至整個社會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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