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司法責任制背景下檢委會運行機制改革專題

關于司法責任制背景下檢委會運行機制改革專題

（一）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對檢委會運行機制改革有哪些新要求？

1、提高檢察委員會工作法治化、民主化、科學化水平，發揮檢察委員會對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的決策、指導和監督功能。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主要是本院辦理的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外交、社會穩定的案件，下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議的案件。

2、檢察委員會組成人員中加入了“部分資深檢察員”。

3、完善檢察委員會決策咨詢機制。建立健全專家咨詢委員會、專業研究小組等檢察委員會決策輔助機構。檢察委員會討論案件，可以邀請有關專家到場發表咨詢意見。

（二）檢委會運行機制改革與健全檢察機關辦案組織之間的關系？

檢委會與辦案組織之間應存在一種保障與被保障關系。這種保障與被保障關系并不是一種簡單基于命令與執行的上下級關系,本質上應是基于職能劃分不同所明確的一種配合關系,即檢委會的這種保障不是辦案組織將案件提交檢委會決定并執行的情形,而是檢委會在辦案組織的案件處理決定權不發生轉移的前提下,出于保障辦案組織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的立場,主動發揮自身職能作用保障辦案組織不受干涉；實現檢察官辦案責任制后,將賦予主任檢察官更大的獨立辦案空間,但是在重要案件、重要問題上,檢察官還要堅持請示報告制度。檢察長和檢委會對主任檢察官依法獨立行使司法辦案權有監督責任。主任檢察官的權力來源于檢察長的授權,因此其權力的行使也必然受到檢察長的監督和制約;其二,這是源于檢察工作一體化的要求;其三,這源于檢委會的一項重要職能,即保證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因而檢委會有權力也有義務對主任檢察官的辦案情況進行監督。

（三）司法責任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檢委會運行機制改革需完善哪些相關配套制度？

1、建立健全責任承擔制度，區分檢察官責任與檢委會責任，具體在（四）中闡述。

2、完善檢察委員會決策咨詢機制。建立健全專家咨詢委員會、專業研究小組等檢察委員會決策輔助機構。檢察委員會討論案件，可以邀請有關專家到場發表咨詢意見，增強檢委會決策指導的及時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3、完善檢委會組成人員進出機制。打破行政等級的限制，吸引部分辦案經驗豐富與法律理論深厚的資深檢察官參與。

4、嚴格審查進入檢委會討論的案件。當前對進入檢委會討論的案件把關并不嚴格，許多糾結于證據認定或走程序的案件進入檢委會討論范疇，對檢委會的運行并不有利。因此，還需繼續健全。

（四）司法責任制改革背景下檢委會決策責任如何認定與承擔。檢委會討論案件時：主訴案件的檢察官應對案件事實的真實性、證據的確鑿性和充分性負責，檢委會應對案件所做的定性及處理決定負責。檢委會委員亦應對自己發表的案件定性和處理意見負責；明確承辦人、部門領導、分管檢察長、檢察長這一基本責任鏈，落實個人責任制，出現問題后，依循這一責任鏈追究各有關人員的責任，不能以集體決策為借口逃避個人責任；主訴檢察官對案件事實和證據負責的依據是結案報告，檢委會委員對案件定性和處理決定負責的依據應當是檢委會記錄。檢委會記錄的準確性由辦公室記錄人員負責．對案件承辦人、部門負責人、各位委員的發言均要進行詳盡的記錄，防止出現只有最終結論而沒有個人完整發言記錄的情況。

第二篇：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基層政法委員會制度個案研究

侯猛

【摘要】一般認為，政法委員會的制度運作有干預司法之嫌，本文在考察基層政法委員會制度的運作之后認為，政法委員會對整個政法制度（公安司法制度）產生影響的決定性因素不僅僅是由于制度文本的規定，而要看各種權力在實際運作中實力的對比。由于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政法委員會制度本身至少在基層并不能真正做到干預司法。但是，由于政法委員會在人事上實際采取行政首長負責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會越過政法委員會制度設計的界限，從而導致“干預”司法的產生。

【關鍵詞】基層政法委員會 權力博弈 案件協調 行政化

在司法運作的過程中，政法治理在相當多的地方和場合仍然是一種重要的解決糾紛（維護社會治安）的方式，也是現在進行的司法改革必須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作為政法治理主要方式的政法委員會制度。與一般學術見解不同，我將證明政法委員會至少在基層并沒有真正干預司法，政法委員會制度作為政法治理的主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

政法委員會制度是廣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問題雖然沒有進入主流法學研究的視角，但實際上又客觀存在并發揮作用。而為數很少的、涉及過這一問題的研究，僅僅還停留在簡單的學理解釋上，也沒有很強的解釋力。這種解釋就是認為政法委員會的存在起到了干預司法的作用，并預先假定政法委員會制度有違法治的理念，有干預司法之嫌，因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在進行司法改革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的取消這一制度。這種解釋占據了法學界的主流。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事實確實如此，而是因為由于大多數的人不會亦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們接受這種解釋只是因為他們僅僅接受了一種解釋而并不會去尋求論證。這里，我將尋求另一種解釋，我亦預先假定政法委員會制度是一種隱性司法制度，但是我并不將政法委員會“干預”司法的說法作為教條，我將對這一說法做實證的考察，并細致的分析政法委員會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圍內對政法制度（司法制度）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是否算是“干預”司法以及監督司法和“干預”司法是否有比較明確的界限。

一、“論證取消政法委員會？”——研究進路、方法和背景材料

我的切入點將是考察基層（縣一級）政法委員會制度的運作。縣級政法委員會是政法委員會制度設置的最低一級，再往下到鄉鎮一級就沒有設置這一機構，因此縣級政法委員會往 往面臨的是最大量、最直接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是具體的問題，因而也被認為是“干預”司法最有力的證據。這也說明基層政法委員會與中央政法委員會在制度運作上存在著重大的差別。事實上，一項設計的制度往往只解決一個問題。這一制度設計將政法委員會定位在從宏觀上統一組織領導政法工作，這對中央政法委員會來講比較適用。但由于政法委員會制度內部有不同的層級，中央和基層的政法委員會在機構設置、權限范圍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宜將對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制度設計形式生搬硬套至基層政法委員會。

調查選取的是蘇北S縣政法委員會，也是我的家鄉。通過我父親的私人關系，事先已經打了招呼，因此調查頗為方便，能夠比較順利的了解到比較真實的情況。但是，我調查似乎頗不是時候，此時正值縣里進行機構改革，實行“一刀裁”，據說政法委員會的幾個“頭頭”都要下。因而父親催促我趕快回來做調查，因為再上來的一批人，父親并不認識，父親認為，在允許你調查的時候有可能對你有所保留。話說的有一定的道理，去調查時，我還攜帶了北京大學法學院開出來的社會實踐介紹信，但是信的作用似乎并不是很大。在和接待的秘書寒暄的時候，他多次笑著對我說“領導（此處是指我的父親）交代的事情，我們得積極完成”，而當我把介紹信交給他時，他非常客氣的說：“有你父親的一句話就夠了，還開這個啊”。也許，就在基層調查而言，正式的制度關系（法學院的介紹信）的作用往往不及非正式的制度關系（父親的私人關系），私人的權力資源對調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能夠使我進入這個一般人難以深入涉足、“政治性”很強的研究領域。不過，我的北大博士生的身份在一定意義上也便利了我的調查，雖然他們并不寄希望我能夠通過向上面反映什么問題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這實際上也夸大了我的能耐），但是還是希望我——北京大學的博士生－——能夠寫出什么東西出來并對政法委員會制度有所論證。一位政法委的普通干部和我交談時說到他很想寫一本關于“黨的政法工作概論”的研究著作，這方面的問題國內沒見人專門研究過，他醞釀了多年，苦于工作和家庭的負重以及資料的匱乏，因此他很真誠的希望我能夠將這一問題深入下去。另一位即將下臺的政法委副書記不無調侃的要求我論證要取消政法委員會，他說：“最近實行大法官制度，還穿著黑袍，都要跟國際接軌了。都說50年不變，現在是人家不變，我們跟著變。”除了我的私人關系和我的正式身份之外，調查的時機雖說正值機構改革，但是實際上也方便了我的調查，因為那幾天機構改革，政法委員會的人員都無心工作，正好可以和我聊天將他們想說的和原來在臺上不方便說的都說了出來，這在一定意義上保證了調查的真實性。

二、“規定都寫在墻上了”——基層政法委員會的制度框架

由于政法委員會制度的合法性來源不是來自于法律的規定而是黨的文件，因而往往會引 起非議。然而，由于中國堅持黨領導下的法治以及在法律中亦沒有明確反對這一制度設計的內容，以此來說明政法委員會制度違法的理由并不充分。只有細致的分析和考察政法委員會制度的實際運作，討論其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可以合法化才具有現實的意義。我的考察將首先從分析政法委員會的制度框架開始。

政法委員會的制度框架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其組織機構設置的問題。我去調查的第一天是下午，正好縣委組織部打來電話，通知亦即宣布政法委員會的四個干部退居“二線”，其中包括三個政法委副書記全部下臺（政法委還有一個副書記保留，但并不在政法委上班，這位副書記其實相當于是兼職，他主管“610”辦公室，其他不問）。也許是事先已經預知，三個副書記那天下午沒有一個來上班。而這次縣級機構改革（實際上主要是人事調整）將原來的4個政法委副書記的編制壓縮到2人。而在此之前，政法委已經根據省級的機構改革方案在機構設置上作了較大的調整：在1998年以前，政法委員會就只有一個辦公室，政法委的各項工作都是分工到個人的。1998年以后，設置了秘書科、綜合治理科、案件督察協調科。另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亦設在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基本上就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在“嚴打”期間，還設立“嚴打辦公室”放在案件協調科，據說這是基于階段性工作的需要，其主要工作是匯總公檢法的各項統計指標。總的看來，政法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受到機構改革的影響，并沒有完全固定下來，隨時可能會根據編制的需要進行調整和裁撤。政法委員會內部組織機構的不穩定性和臨時性很難讓人相信其有一個很好的運作形式。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講，政法委員會機構規模的大小（與公檢法三家相比由于事務相對很少，人員亦遠遠少于這些部門）實際上影響到了它職能的發揮。

政法委員會的制度框架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其職能問題。雖然政法委員會的職能在黨的專門文件有比較詳細的規定，但是實際情況卻有相當大的差別。正如該縣一位下臺的政法委員會副書記所說：“規定都寫在墻上了，你自己看吧”（注——該縣政法委員會將有關職能的說明制作成版掛在了墻上）。而另外一位下臺的副書記則直截了當的說道：上邊的有關職責的規定，只有一條是“實”的，其他都是“虛”的，即“協調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6]據我的觀察，除了案件協調權力（在黨的文件中有時又稱執法監督權）之外，政法委員會按照規定還有一些比較具體化、具有可操作性的權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項：

一是協管干部權，協管干部權實際上與政法委員會管理政法隊伍的職責密切相關。權力的大小決定職責實現的程度。雖然《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政法工作的指示》（中發〔1982〕5號文件）明確規定，各級黨委的政法委員會“協助黨委和組織部門考察、管理干部”，而且這一權限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又再次重申。但是實際上這一權力主要掌握在組織部門，組織 部門不愿將這一權力與政法委分享。因而政法委對于管理政法隊伍這一職能的發揮多限于政治口號上，其實際作用并不是很大，干部的任免權力主要掌握在組織部門，以及政法各部門自身。

另一個是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暨政法委員會）行使，否決內容包括各級黨委、政府先進榮譽的評選資格，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評選文明單位或升級的資格，主管領導、治安責任人評選受獎、晉職晉級資格。不過，按照政法委干部的說法，這一權限亦沒有嚴格按照相關規定進行落實。

政法委員會最可以操作的權力也許是執法監督權。執法監督權其實涵蓋了案件協調權。不過，現在把政法委員會原來具有政治意味的“管理”（公檢法）活動稱之為“執法監督”，從語詞上來說，是一種將政法委員會從政治化向法治化（制度化）的努力，試圖表明政法委員會將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監督各部門，保證他們獨立辦案。雖然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政法委的“監督”也許與原來的“管理”并無實際差別，甚至有可能用“監督”一詞將政法委“干預司法”合法化。但是，我們仍然不應忽視“監督”這一語詞的力量，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一系列哪怕是具有負面作用的制度建構。就法律監督而言，一般包括政府自身監督、人大監督、輿論監督等，各自都是相對獨立的。但是我在縣里的調查卻是另一種情形：該縣縣委成立了執法監督工作領導小組，試圖通過黨的監督的形式將這些監督統一起來。具體的做法是由縣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任組長，成員來自縣委政法委、人大法工委、政府法制局、政協法制委、紀檢委、組織部、宣傳部、報社、電視臺、公檢法司等部門，下設辦公室在政法委案件督察協調科。其聲稱這樣在全縣就可以形成“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政法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參與和支持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這種做法本身的合法性及其效果我并不打算做論證，我的列舉只是說明，基層政法委員會除了自己行使執法監督權（公檢法三家案件協調權）之外，還對其他執法監督如人大監督、輿論監督等起到所謂的“協調”的作用。政法委員會不僅協調監督諸多部門而且協調事務的范圍也很廣。政法委員會涉及的范圍不僅包括刑事司法，有時甚至還涉及民事司法、行政執法，參與行政糾紛的協調。不過，與刑事案件協調相比要少很多。

三、權力博弈過程中的基層政法委員會

一個制度本身的實力越強，其影響力越大。如果我們要研究政法委員會制度如何影響其他政治法律制度，一定要分析和考察這一制度本身的情況以及與其他制度如何相互聯系的情況。政法委員會的權力實際上是通過與其他各種權力的博弈過程中得到實現的。在調查中，我聽到了這樣一句關于政法委員會現狀的“口頭禪”：“無權、無錢、儲存老干部”： “無權”的另一種解釋是，在權力博弈中政法委員會的權力處在劣勢。在公安、檢察、法院、政法委四家關系中，由于公安部門實力最強，而法院和檢察院的地位又比政法委在行政級別上的地位高（一般說來，政法委書記的地位比法院、檢察院長要高一些，但是政法委書記并不能代表政法委員會這個機構的級別，就機構本身來講，政法委又要比法院、檢察院的制度地位要低），再加之現在強調獨立辦案，政法委員會的協調功能并沒有足夠的權威。那么，權力博弈到底是怎樣的過程呢？一般說來，一項權力只有通過同其他權力的實際對比過程中才能得到確認；而且一項權力如果強有力，與其他各種權力的較量，往往一次就可以完全實現；反之，如果權力弱化，則需要通過多次博弈才能實現對其他權力的說服和控制，甚至還不一定實現其預期的效果。在政法委員會召開一般性的專門案件會議的過程中，有些情況下，按照正常程序應當是公檢法三家負責人集中開會。但是，如果是要求公安局長來參加，但公安局長往往是不來的，因而替代的辦法是請副局長來，后來副局長不來，股長來也行，最后干脆是誰接電話誰來。由于公檢法三家來開會的時間前后不一致（拖拖拉拉），因而最后的結果是“來一個說一個”。這樣，以政法委員會為相對主導的“一對三”的權力對比關系的司法場域完全被解構了。原來具有一定壟斷性質的政法委員會主導的司法場域變成了三個單獨的政法委員會“一對一”權力關系的司法場域。“一對三”的司法場域的設計有助于政法委員會權威的樹立，而分解之后實際上導致權力關系的倒置：政法委員會權力由主動而轉換為被動的角色，協調關系變成了類似于“請求”的關系。

政法委員會制度的運行與其相應的財政制度密切相關，財政支付能力實際上決定了政法委員會制度實際運作效果的全過程。基層政法委的辦公經費往往是由縣財政統一劃撥，其權力的發揮要受到財政權力的限制。該縣財政撥付的經費很少，據說該縣政法委員會一年的經費只有2萬多元。那么錢從那里來呢？按照他們的說法，難聽一點說，就是四個字：“索、拿、卡、要”。其實也就是主要通過政法委員會領導人與其他部門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系得以實行的。該縣由于縣委大院已經拍賣作商用，政法委只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但由于經費不足，因此主持政法委工作的副書記就找到土地局長，請求土地局幫助解決場地的租借問題；至于政法委的喝水吃飯問題往往也要借助于其他有經濟實力的部門。我們看到光是維持政法委日常費用，政法委還要通過借助土地局等其他部門權力的“救濟”，政法委要想運作維持除日常運作以外的其他職能亦是非常困難的。而政法委員會的干部由于只吃財政的飯，對于專門事務自然不愿管的太多（要花錢），甚至“巴不得（有關部門和平民百姓）不要找上門來”。甚至為了維持政法委的運作，政法委員會有時還會通過一些制度化的途徑來獲取財力資源，將非正當的獲取途徑合法化。我在調查中發現在《X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 實施國家、集體財物被盜責任賠償的若干規定》中，就規定責任賠償人在繳清賠償金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政法委員會）應及時將賠償金發還被盜單位，也可經受償單位同意，按一定比例從賠償金中提取少量經費，以作為實施過程中的費用。這實際上將“卡要”行為合法化，并將這種公共服務產品貨幣化，實行一種公共機關服務的收費制度。當然，這一制度實行的實際效果如何就不得知了。

在組成人員上，政法委員會亦在權力博弈中占據弱勢。政法委被認為是“儲存老干部”的機構，政法委的那些頭頭們（主要是副職）調進來的時候幾乎都是快要“二線”的同志，而且多半是從公檢法三家中退出來的。當然，話說回來，這些干部有不少從事過多年的政法工作，又具有比較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在協調公檢法的專門機關中處理事務往往比較穩妥。然而由于政法委員會的事情，按照他們的說法屬于“干也干不完，不干也沒事”的情形，頭頭們對政法委的事情往往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除了頭頭之外，一般的政法委干部往往沒有經過專門的法律訓練，在法律實踐方面亦不如公檢法專門人員。而這就存在了一個理論上的悖論：既然政法委員會是聯系和協調政法各部門的機構，那么政法委的人員在法律素質、訓練和責任心上就應當高于政法各部門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但是實際上情況卻恰恰相反。

四、消極介入——基層政法委員會協調案件的一般姿態

政法委員會最大量的工作是協調案件。而協調案件最典型的是政法委員會召開專門的會議協調公檢法三機關；另外還有一種形式是通過接待群眾信訪的方式，然后向公檢法機關反映督促問題的解決。從文本規定上來看，縣政法委員會協調案件的范圍主要是：縣委和上級政法委員會交辦的督察協調或牽頭督辦的案件；群眾反映執法不公、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公檢法機關有爭議的需要政法委協調處理的重大、疑難案件。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相當多的案件是有爭議但不一定是重大的案件，用俗話說就是“扯皮”案件。也就是說并不是事關社會穩定的重大案件都要進入政法委員會的協調程序，沒有爭議的有關殺人放火等重大刑事案件或經濟犯罪案件實際上往往并不拿到政法委討論。

協調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檢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證據不足或認識上（可逮與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過調查案件，召開協調會，提出初步意見，并形成會議紀要下發各部門，但是紀要不能作為判案的依據，只能作為參考；而且各部門如有不同意見，仍可以向自己的上級反映。事實上，由于要求協調的往往是一個單位首先提出，另一個單位往往并不大樂意協調，通過政法委員會的協調往往會得到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而這種結果往往不是基于對事實的認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權威的運作，特別是有政法委書記（往往兼任縣委常委）參加的協調會都會得到比較好的處理。在具體的協調過程中，政法委 本身的權威往往并不是很靈，由于另一方并不是很樂意協調，因此往往會采取各種措施規避政法委的協調：或者會繞開政法委直接向上級部門請示；或者先請示縣委主要領導，定好了調子，讓政法委照指示行事；還有些時候自行處理，比如公安局覺得與其與檢察院沖突，不如自行消案，因此或者采取取保候審或保證金的方式。除了權威缺失之外，政法委有的時候還協調大家都不愿管的事務，充當所謂“槍頭子”的作用。當幾家都不愿承擔案件責任，就有可能推到政法委，像我們現在推行錯案追究制，法院的辦案人員怕承擔責任，就有可能會提交政法委討論決定。

除了個案協調，政法委有時還專門就某一類問題的案件進行協調處理。該縣政法委員會對各類案件存在的問題大致分為三類：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不公、徇私舞弊、貪贓枉法；超期羈押、刑訊逼供、濫用強制措施、濫用強制器械；不適用取保候審、保外就醫、監視居住案件。以超期羈押問題為例，首先是由縣看守所與監察監所科向政法委呈報反映案件中存在的超期羈押的問題。政法委通過了解，對容易引起超期羈押問題的刑事訴訟環節，專門召集公檢法有關負責人會議，研究制定《關于加強對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執法管理的辦法》，協調各辦案機關嚴格執行新的換押制度等規定；對盜竊物價格鑒定費等辦案機關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而延誤辦案期限的，及時協調物價部門予以解決；對檢察起訴科退查給公安刑偵大隊補偵案件的銜接問題，進行協調規范。......

第三篇：人才培養模式的運行機制下的背景

當代大學畢業生就業農村的啟示

一 人才培養模式的運行機制下的背景

傳統的教學模式人才培養質量與企業需求不相適應 學生以 被動學習，灌輸式，得不到有效提高。企業需要高技能多元化的人才，而學生在校學習的知識與企業實際工作實際應用存在嚴重脫節，且學校受條件設備限制，不能全方位提供給學生在實際生產中一專多能，復合型人才的需求，培養出的學生不能滿足企業的實際真正需求。在新形式下，現代師徒制辦學模式應運而生，現代學徒制是以學徒-工匠-師傅等身份劃分從業人員等級，進行技術技能的傳承。按照現代學徒制校企間“校企融合、教培一體” 為辦學特色，堅持培養 “高認知、高技能、高素質” 職業人才。在與大眾一汽大連發動機的合作辦學中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二、校企構建平臺進行深度合作，實現培養目標上特色化。

師徒制試點工作項目中,我們機械學院與大眾一汽發動機(大連)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為發動機平衡軸發動機曲軸、缸體、連桿等生產線培養高級技能復合型操作人才。聘請大連發動機專家、與學校及企業領導教師共同組建“專業教學領導小組”。多次溝通協商，明確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依據機械制造專業的崗位需求，共同制訂專業教學標準、崗位標準、評估考核標準，企業師傅帶徒弟標準、課程設置及相應實施方案。共同掌握整個教學過程。歸納典型工作任務。有針對性地培養學生的職業責任感和和主人翁意識，感受企業文化，確保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同步實行學生“雙導師”制等，促進教師和企業師傅相互學習、交流、研究、合作。實現培養目標上特色化, 達到一流的專業水準。

三、以典型工件生產工藝為導向 項目法式教學

在訂單班教學中，學院組織相關老師深入生產一線，進行實地調研考察，掌握現場產品、工藝過程、生產設備、各種夾具、刀具、量具附件等。了解數控機床設備的電動、汽動、液動 等系統技術問題，熟悉工作過程和崗位任務，實現與工廠真正的對接。力求以體現以學生為中心、以實踐為導向的職業能力特點。例如我們圍繞汽車EA888發動機上的平衡軸、曲軸、連桿、缸體等零件為項目載體，從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藝、熱處理方式，再到產品檢驗等一系列工作過程及所遇到的問題、解決方案做為主線，確定學習內容、構成相關的模塊，進行項目教學。在課程體系體現上實用化原則。

四、在教學方式上多元化;強調職業素養的形成

學習情境以行動為出發點，進行教學設計。比如再講制造技術時，從發動機上的平衡軸、連桿、曲軸及缸體等典型零件，反復讓學生分析其結構特性的在汽車上功用，從毛坯到成品件，從材料選用到結構設計，從零件的尺寸加工、熱處理，再到檢驗。漸漸誘導學生對平衡軸等等典型零件工藝分析,通過每個環節對比找到可行性的方案，這樣案例教學可操作性強。學習的興趣大增。強調知識、技能職業素養的有機結合，完成實際工作任務的情境設計，體驗崗位實際需求。符合“德能并進，知行合一”的校訓。

四、促進管理實現全面跟蹤化

在大連訂單班教學中，學校領導與企業專家對師徒制訂單班都非常重視。與學生經常溝通互訪，適時跟蹤指導。每學期其中期末都舉辦總結座談會，學校領導企業專家、老師學生在要做匯報，總結經驗與不足，為今后完善教學工作積累素材。同時也為后續師徒制班級的規范管理奠定基礎。學生經過一段時間的真正工作鍛煉后，在師傅的帶領下，圍繞自己工作項目設計一個題目，通過實習發現問題，尋找突破口，提出相應合理化建議及整改措施。有校方專業老師和車間專家共同組織答辯小組進行提問，從中掌握他們對問題解決的能力強弱。經過的階段總結答辯及畢業答辯，不但掌握學校專業知識，在工廠還得學會加工，維修，實現理實一體化一專多能全面人才。學生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明顯增強，綜合能力得到提升，得到企業的認可，收到了滿意的效果。

五、處理好學校、企業、學生之間的關系 注重學生身份的落實

在師徒制訂單班建立的過程中，重視學生身份的落實。訂單班的學生既是學校的學生，又是企業的員工。更確切的說由學生-學徒-準員工-員工身份的轉換。我們每一個訂單班都要與企業正式簽立企業、學校、學生三方協議 包括校企訂單式培養合作協議書、學校與學生的協議書、學校與家長的協議書，明確三方責任與義務。學生不再迷茫和浮躁，學習目標更加明確。使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就開始融入用人企業的文化之中。

六、堅持以能力為本多元化考核實現 評價理念的科學化

堅持以能力為標準，通過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接收學生實習實訓和教師實踐，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提高企業的責任感和社會服務意識為此，我們制定了嚴格的課程考核標準，主要內容包括考核目的、考核原則、考核方式與成績構成、試題類型和結構及考試內容分值配比等，學習過程中，注重過程考評，以加強對學生自主學習的引導。在實習過程每一位師傅要對學生作出月評價與月考核，學生要作出周記、月記及期中實習報告階段及畢業答辯，注重學生學生實習綜合表現，突出應用、操作性、應變性、創新性。總結實習中遇到的技術問題及解決思路和方法，考核中堅持能力本位的原則，體現學生的學習能力。

七、專兼職教學團隊建設實現協作化化 以專業核心課程的技能要求而形成團隊。這些團隊成員有校內教師，及廠內工程師組成。學校派一批專業能力強，業務素質高的教師，擔任教學任務，教師也帶學生參與階段實習，做到有針對性的教學。另外聘請專業工長車間技師技師骨作為兼職講師，他們帶來的是企業實踐工作技能和經驗，是實踐環節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實踐經驗豐富,密切結合實際案例，聘請企業專家作為校外實訓基地兼職教師、指導實踐教學。一方面使學生更多渠道、更直接地了解社會和行業。另方面也成為為雙師型教師培養培訓的重要資源。比如講發動機氣缸體曲軸及連桿工藝加工時就聘請廠內兼職講師，非常熟悉工作的特點及其規律性，不僅指導生產，還肩負工藝課，及指導學生畢業實踐的教學環節，他們講課很生動靈活，隨時結合實際生產實例分析，學生很容易接受。同時定期召開座談會，提出意見和建議,發揮他們優勢，收到滿意的教學效果。體現了現代學徒制資源互換、優勢互補”的原則。

現代學徒制是一種主體性、個性化的教育理念，使學生不但具有高認知、高技能，更是一種人生觀、價值觀、職業素養的體現。我們學院已經取得階段性的成果，努力建設成為“應用型、專業化、開放式”的世界一流高等職業院校為了更高的目標，我們任重而道遠。

第四篇：新課程改革背景下

新課程改革背景下，教師如何不斷適應和實現專業發展？

在教師的專業成長中，其自身和外部環境這兩方面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缺一不可的。因此教師專業化不僅是教師培養、教師教育的過程，而且是教師培養、教師教育的目標和發展趨勢，體現了對教師專業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一種肯定，地位也未達到其他專業人員的水平，因此一些教育界人士認為，當前教師職業正在由“半專業化”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專業化”成為未來教師發展的努力方向。

作為中學教師，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有過硬的專業知識及其與現代教學相適應、現代教學所需的各種知識。現代科學知識日新月異，我們所學的知識不夠豐富，各種新知識、新信息不斷涌現，我們很快感到不能得心應手。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學習進修，否則不能應對學生的各種問題，會被學生問倒，也會削弱我們的威信。同時，一些新興學科的出現，也要求我們去不斷“充電”，學生們所涉及的知識很寬很廣，也有一定的深度，教師不學習不鉆研行嗎？因此，教育的改革發展，首先要求教師提升自己的專業業務知識結構。

我們應該充分地學習掌握有關內容，理解領會其精神實質，并在日常教育教學工作中不斷進行探索、嘗試。包括教學目標的制定、教學方法的選擇、對教材的應用等等。并且在學習實踐過程中，邊總結整理，把看到的、想到的及時記錄下來，平時養成寫課后筆記的習慣，碰到好的內容及時總結成教學案例，這樣日積月累，我想一定會大大提高自己的教育理論水平和教育科研能力。

新課程注重學生研究性學習，它要求教師能夠創設豐富的教學情景，激發學生探索問題，解決問題。為此，我們首先必須成為探究性的學習者和實踐者，以自身的探究性的學習經驗和實踐能力，去更好地指導、豐富和發展學生的探究性學習活動。

在教學中，課后及時總結經驗：成功的是什么，不足的是什么？如何改進？長期堅持，就一定會積累不少的教學經驗與理論，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向教師專業發展又跨進了一步。

另外，教師還要有廣闊的教育前沿視野，敏感的教育問題意識，靈活有效的從事教育教學的能力，數學教學活動中實驗的操作能力和設計能力，教學管理的能力等。所以，以后我會朝著這些方面努力，使自己早日成為一名專業化的人民教師。

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是時代的需要，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新世紀的教師不再只是教師匠，而是不斷地向學者型發展。教師自身素質的提高，才有利于教育教學的發展和創新，才有利于轉變教學觀念和教學方式，加快對學生的培養。

第五篇：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案件管理 論文

淺議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案件管理工作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六百六十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案件管理部門對檢察機關辦理的案件實行統一受理、流程監控、案后評查、統計分析、信息查詢、綜合考評等，對辦案期限、辦案程序、辦案質量等進行管理、監督、預警。其作用主要體現規范司法行為，服務辦案活動，輔助領導決策和促進公開透明。目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已經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決策并列，形成引領民族復興和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布局，檢察機關必須以黨中央最新要求為統領，推動檢察工作不斷提升標準、創造特色。所以，開展案件管理機制改革是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推動檢察工作科學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對于促進檢察機關正確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全面做好檢察各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司法改革對案件管理的要求

（一）依托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加強統一集中管理。《關于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24條司法辦案工作應當在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上運行，實現辦案信息網上錄入、辦案流程網上管理、辦案活動網上監督。檢察長（分管副檢察長）和業務部門負責人對辦案工作審核、審批，應當在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上進行。第25條人民檢察院案件管理部門對司法辦案工作實行統一集中管理，全面記錄辦案流程信息，全程、同步、動態監督辦案活動，對辦結后的案件質量進行評查。業務部門案件原則上必須在統一業務應用系統運行，案管部門對平臺案件進行全程、動態統一監管；每一辦案流程必須完成相關節點要求，否則不能流轉到下一節點，規范司法由原來的“軟要求”向“硬要求”轉變。

（二）建立規范機制，提高辦案質量。《意見》第26條建立隨機分案為主、指定分案為輔的案件承辦確定機制。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可以由檢察長指定檢察官辦案組或獨任檢察官承辦。第28條建立以履職情況、辦案數量、辦案質效、司法技能、外部評價等為主要內容的檢察官業績評價體系。評價結果作為檢察官任職和晉職晉級的重要依據。第29條建立辦案質量評價機制，以常規抽查、重點評查、專項評查等方式對辦案質量進行專業評價。評價結果應當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建立評查與通報機制，案管部門每年對辦案人員辦案情況進行評價，并記入個人司法檔案中，有利于提高辦案人員的執法辦案責任心和辦案質量。

（三）構建陽光檢察，推行案件信息公開。《意見》第30條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建立健全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詢平臺、重要案件信息發布平臺、法律文書公開平臺、辯護與代理預約平臺，推進新媒體公開平臺建設。案管部門依托信息公開平臺“依法及時公開司法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把案件的辦理進展情況和結果及時告知有關人員，把重要案件信息主動地向社會發布，把法律文書全面地向社會展示，才能有效擴大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的知情范圍，拓寬人民群眾參與和監督檢察工作的渠道，讓司法工作在人民群眾的視野中和關注下進行，杜絕暗箱操作。

（四）嚴格司法責任認定和追究，增強責任意識。《意見》第36條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檢察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怠于行使或不當行使監督管理權，導致司法辦案工作出現嚴重錯誤的，應當承擔相應的司法責任。案件監管人員必須在思想、作風、紀律、業務能力等方面有過硬的基本素能，才能擔當起檢察機關““啄木鳥”光榮而重要的職責使命。

二、順勢而為，深入推進案管工作

（一）加強信息化建設，提高司法規范化水平。案件管理信息化是檢察機關信息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伴隨著科技強檢戰略的全面實施，最高檢黨組按照“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設計、統一實施”的原則，依托科研院所，集中研發融辦案、管理、統計于一體的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在全國四級檢察院之間搭建起一個縱向貫通、橫向集成、資源共享的司法辦案平臺。

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的上線運行，對辦案活動的監督提到事前、事中監督，以信息化倒逼規范化，嚴格、公正司法的理念融入到標準化、信息化的司法流程中，為檢察機關加強司法規范化建設提供了契機。從宏觀上看，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使司法規范化理念得到提升。統一業務應用系統通過標準化、信息化的辦案流程，實現辦案透明化，通過既定的操作流程對司法過程作出嚴格規范，在日常辦案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固化司法規范化理念，引導檢察人員自覺把理性、平和、文明、規范的司法理念融入到 程序化的辦案流程中。從微觀上看，統一業務應用系統設置了助推司法規范化建設的操作程序，具體內容概括如下：

1、流程控制防止隨意性司法。統一業務應用系統通過明確辦案流程、辦案期限、公用文書等來規范辦案活動，承辦人員只有在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中根據配置的流程和文書進行標準化操作，可以有效地避免隨意性司法。

2、分案模塊有效避免分案“貓膩”。統一業務應用系統根據靈活性與原則性相結合的原則，設計了動態分案操作方法，以自動輪案與手工輪案相結合，兼容案件性質分組、案件來源分組，實現了案件的管辦分離。案管部門按照各科室事先提供的案件 承辦人員順序進行后臺配置，一經分案后，案件承辦人員原則上不得變更。動態分案可以有效減少分案的人為因素，從源頭上減少人情案、關系案、權錢 交易案，促進和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潔。通過分案管理，案管部門能及時全面了解和掌握各訴訟環節的案件辦理情況，既管住了“案頭”，又管住了“人頭”，使內部監督邁上制度化、常態化軌道。

3、事前、事中監督彌補監管“短板”。統一業務應用系統設置統一的收送案平臺，從網上錄入、歸口管理開始，實現網上動態監控，每一個案件的辦案流程在系統內都清晰可見，辦案全程均可監控。如果有相關內容未填寫，則無法進入下一環節繼續操作或生成相應文書，可以有效預防司法不規范行為的發生。

（二）轉變監管理念，增強執法辦案能力。傳統監管模式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監督面較窄，事后監督、監督有限的缺陷。顯然，轉變監管理念、建立全新的案件管理機制是檢察改革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案件管理部門依托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對程序規范性、質量保障性進行跟蹤式的動態、日常監督。

1、由事后監督向事中監督轉化。案件管理部門加強對案件辦理流程進行監督，可以及時掌握辦案程序的規范性。通過對案件的報捕書、起訴書、判決書進行監督，及時掌握案件的辦理質量，對瑕疵問題提出整改意見，讓辦案部門快速地進行整改，對違紀辦案、違法辦案提出處理意見使檢察長和紀檢部門迅速地掌握情況，為追究干警責任提供依據。

2、由重點監督向常規監督轉化。以往監管模式是每年只對不立、不捕、不訴重點案件進行專項督察、平時檢委會也是對疑難復雜案件進行把關，平時缺乏督察渠道，主要依賴各部門自身的管理。但每個辦案部門又是一種條條分割的管理模式，互相缺乏監督制約機制。現將案件的進出統一集中管理，使案件的辦理過程一目了然，是否超期羈押在登錄過程時就可以看出來。對案件質量檢查，通過跟蹤式地進行個案抽查、重點督查就可以及時發現問題，將監督變成常規化。

3、由個案監督向全部案件監督轉化。以往加強監督的模式重在對不立、不捕、不訴案件進行監督，對疑難復雜案件進行監督，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案件進行監督，監督的是部分案件、個別案件。現將所有歸屬于本院管理的案件進行統一登記、錄入，對案件進行全方位覆蓋，檢察長通過查看信息軟件，可以很清楚了解每件案件的辦理流程，掌握是否超期辦案的情況。通過對案件質量分析，掌握承辦部門、承辦人員的辦案水平。因此，案件管理部門是掌控辦案部門的GPS，隨時進行全覆蓋式的監控。

（三）建立部門聯動機制，理性思維處理關系。檢察機關始終堅持從嚴治檢不動搖，充分履行業務部門在公正司法中的全程直接責任、案件監督管理部門的動態管理監督責任、紀檢監察部門的事后監督約束責任、政工部門的教育獎懲責任、信息技術部門的保障促進責任，形成一個自身監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的嚴密體系，共同促進司法規范化和管理科學化。案管部門職能定位、履職過程中，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部門關系。

1、處理好與業務部門自身監督管理的關系。業務部門自身監督是由業務部門內部通過審查、審批和個案監督等形式，對案件質量進行檢查和評定。具有更加直接、便捷等特點，是開展檢察業務管理的基本著力點。但是，部門管理存在著權力行使條條化、部門化，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等弊端。案件管理部門具有獨立性、客觀性、中立性，對避免業務部門自身監督管理缺陷有一定作用，更便于對業務活動的統一指揮、協調、督辦。但在處理兩者之間關系時，需要明確 : 一是案管部門與業務部門自身管理不能替代。各個訴訟環節的具體業務事項屬于各業務部門職責范圍，案管部門則側重于案件流程監控、節點監控，對重點環節、重點案件進行監督檢查，定期對案件質量進行抽查，不干預業務部門的辦案工作。二是各業務部門根據工作要求，及時向案管部門報備工作開展情況，案管辦及時匯總全院的業務工作情況，向上級院和分管檢察長進行報告。

2、處理好與紀檢部門的監督關系。紀檢監查部門的監督是以辦案紀律為標準，其主要目的是促進廉潔從檢、公正執法。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群眾舉報、線索移送等，開展調查、跟蹤或者案后檢查，一般不是按照司法工作規律開展監督工作。當然，檢查業務管理中可能成為紀檢監察發現問題的手段，如挖掘有質量問題的案件背后存在的檢察干警瀆職行為等，但總體來說，兩者職能相互獨立、互為補充。

3、案件管理與接受外部監督的關系。檢察機關的外部監督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立足憲政層面開展的外部權力監督，包括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和公安、法院對檢察工作的相互監督;二是來自當事人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權利監督。毋庸置疑，檢察權的外部監督對促進檢察機關公正執法具有重要意義。相比較而言，作為內部監督的案件管理工作，具有更及時、更深入的特點，符合司法親歷性特征，比外部監督更具有優勢。但要構筑全方位的監督網，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促進和保障檢察工作的深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