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網絡賭博游戲的法理分析[大全]

[內容摘要] 隨著網絡的發展和普及，網絡游戲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有必要根據它的作用是否積極將其分類，在法律上進行區別對待。本文以是否涉及賭博為標準，將網絡游戲分為網絡娛樂游戲和網絡賭博游戲，并以網絡賭博罪四個構成要件來判定網絡賭博游戲運營商構成以開設賭場為客觀表現的賭博罪、部分玩家構成以賭博為業為客觀表現的賭博罪。本文建議從立法上對網絡賭博游戲加以定義，并對其進行定罪量刑，以引導網絡游戲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 絡游戲；網絡賭博游戲；絡娛樂游戲；賭博罪 網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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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網絡游戲的現狀????????????????????1

二、從法理上界定網絡賭博游戲?????????????????2

（一）主觀上，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以營利為目的?????????2

（二）客觀上，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開設賭場或以賭博為業?????3

（三）主體上，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符合賭博罪對犯罪主體的要求??4

（四）客體上，網絡賭博游戲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5

三、完善我國有關網絡賭博游戲立法???????????????5 結束語????????????????????????????7 參考文獻???????????????????????????8網絡賭博游戲的法理分析

在人類社會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來越高。網絡游戲作為滿足人們精神生活需求的產業，伴隨這一需求的不斷提高而蓬勃發展，網絡游戲給運營商帶來了商機和利潤的同時也帶來了網絡游戲涉賭的社會問題。網絡游戲中涉賭游戲產生的問題層出不窮，但由于其性質的不確定和法律的不完善，當法律欲對此進行調整時卻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對其性質進行界定，并完善相關立法已是時代的要求。

一、我國網絡游戲的現狀

通常意義上所說的網絡游戲，是指利用某種網絡協議（如TCP/IP協議），以互聯網為依托，可以多人同時參與的游戲項目。其基本特征是：第一，它是利用網絡協議發布在互聯網上的游戲，任何人只要可以連接互聯網就可以玩這種游戲，因此其具有廣泛的參與性；第二，它是多人同時在線參與的游戲，而且玩家之間可以自由交流、合作或者戰斗，其內容具有互動性。

自1999年網絡游戲在中國登陸以來，以網絡游戲為代表的數字娛樂產業在中國呈現快速發展趨勢。“據統計，中國網絡玩家2006年達到了3112萬，2006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規模為65.4億元人民幣，并為相關行業帶來直接收入達333.2億元，是網絡游戲市場規模的5.1倍。其中為電信行業帶來直接收入210.5億元，為IT行業帶來直接收入達83.3億元，為出版和媒體行業帶來直接收入39.4億元。預計2011年中國網絡游戲玩家將達4478萬，網絡游戲出版市場銷售收入將達到244.3億人民幣，從2006年到2011年的年復合增長率將達到30.2%。”

根據游戲方式的不同，可以把網絡游戲分為以下幾種，第一種是戰略游戲，如紅警、帝國、星際等。在游戲平臺上，一個玩家代表一個國家，玩家可以通過發展經濟、建設部隊、發動戰爭等擴展自己的領土。第二種是角色扮演游戲，如傳奇、冒險島、魔獸等。玩家選擇自己要扮演的角色，然后進行游戲，通過完成任務或打敗對手提高自己的等級。第三種是休閑游戲，如棋類、牌類以及連連看等益智游戲都屬于休閑游戲。筆者認為上述分類不能從本質上反映網絡游戲對人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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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06年度中國游戲產業報告公布.http:// 本文以是否涉及賭博為標準，將網絡游戲分為網絡娛樂游戲和網絡賭 博游戲，網絡娛樂游戲是指以娛樂為目的的網絡游戲，戰略游戲和角色扮演游戲通常屬于此類游戲。在網絡娛樂游戲中，一些玩家可能是為了得到虛擬財產參與的游戲，但是，我們一般認為游戲參與者贏得的虛擬財產，與游戲者投入的時間、精力、技巧是等值，屬于網絡娛樂游戲。但是在角色扮演游戲中，一些所扮演的角色參與賭博，得到的虛擬財產與玩家投入的時間、精力并不等值，涉及賭博，屬于網絡賭博游戲。除角色扮演游戲中的涉賭游戲外，休閑類游戲也有許多為網絡賭博游戲。在休閑類游戲中，一些游戲設置了下注的形式，游戲玩家在用虛擬財產做注比輸贏，輸的玩家失去作為賭注的虛擬財產，而贏的玩家除了拿回自己的賭注之外還能取得輸家的賭注，這類休閑游戲也屬于網絡賭博游戲。網絡賭博游戲涉及賭博，那么它的性質該如何認定呢？網絡賭博游戲的參與者是否構成賭博罪呢？網絡賭博游戲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呢？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對網絡賭博游戲的性質進行了研究。

二、從法理上界定網絡賭博游戲

從法理上看，犯罪具備四個構成要件，即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構成是衡量犯罪是否成立的標準，缺少其中任何一個要件，就不認為構成該犯罪。因此要界定網絡賭博游戲是否構成賭博罪，就要看其是否具備賭博罪的四個構成要件。

(一)主觀上，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以營利為目的

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所得到的只是游戲幣、積分等“網絡虛擬財產”。因此網絡虛擬財產是否具有現實價值性，是判斷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主觀上是否以營利為目的前提。如果網絡虛擬財產不具有現實價值性，游戲參與者得到的網絡虛擬財產不能換取現實利益，那么游戲參與者在主觀上就無從以營利為其目的；如果網絡虛擬財產具有現實價值性，游戲參與者得到的就是現實的利益，那么游戲參與者主觀上就有可能以營利為目的。

“網絡虛擬財產”是指網絡游戲玩家在網絡游戲中獲得的游戲賬號、游戲貨幣等游戲物品，其物理上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而在網絡游戲中，體現為具有某些功能的游戲物品。網絡虛擬財產有三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一種表現為游戲賬號，網絡游戲玩家在開始某個網絡游戲前，先注冊一個特定的游戲賬號(即ID號)，隨后，玩家開始游戲。玩家通過完成指定任務提高自己等級，并同時獲得游戲裝備和虛擬貨幣，玩家的等級及得到的游戲裝備和虛擬貨幣將記錄在游戲賬號下；一種表現為游戲裝備，裝備包括游戲中角色的首飾、盔甲、武器等，這些裝備對角色贏得游戲能力有很大關系，裝備越高級，角色的能力越高；一種表現為虛擬貨幣，虛擬貨幣指游戲中流通、使用的貨幣。

網絡虛擬財產有四個來源。一是在游戲開始階段由游戲運營商贈送，以這種方式獲得網絡虛擬財產非常有限；二是通過戰勝游戲對手或完成游戲中的任務而獲得，獲得的網絡虛擬財產或是由服務器給付，或是從失敗的玩家手中取得；三是購買運營商發售的點卡充值，或是運營商設置的其他電話、網上銀行的渠道充值，這種方式是虛擬財產的重要來源，是現實貨幣轉換為虛擬財產的官方方式，所有被轉為網絡虛擬財產的現實貨幣都由運營商獲得；四是從網上及現實社會中的交易市場上獲得，這種非官方的方式一般是在游戲玩家之間進行的，玩家之間按照“網絡虛擬財產”的市場價進行交易，“以錢易物”或“以物易物”，獲得虛擬財產。

網絡虛擬財產雖然在形態上體現為記載在電腦中的字符串，但并不能因此否認其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價值性。首先，在用途上，網絡虛擬財產在流通中顯示出了作為商品的價值，網絡虛擬財產可以購買各種虛擬物品，這種虛擬物品實際上是一種服務，是網絡運營商為游戲者提供的服務，根據游戲玩家給付的不同數額的虛擬貨幣，提供的不同等級的服務；其次，網絡虛擬財產使擁有者具有榮譽感，網絡虛擬財產是財富的象征，等級高的玩家在游戲中更受歡迎；其三，網絡虛擬財產還具有“互轉性”，網絡虛擬財產和現實貨幣間可以互轉，如網絡虛擬財產的來源三、四所述，游戲玩家可以把現實貨幣轉換為虛擬財產，雖然運營商沒有設置將虛擬財產轉換為現實貨幣的渠道，但是玩家還是可以通過玩家之間的交易將虛擬財產轉換為現實貨幣。

在中國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已承認了網絡虛擬財產具有物權特征。在著名的李宏晨案中, 北京朝陽區法院在判決書中述及的: “關于丟失裝備的價值, 雖然虛擬裝備是無形的, 且存在于特殊的網絡環境中, 但并不影響虛擬物品作為無形財產的一種獲得法律上的適當評價和救濟”。網絡虛擬財產的擁有者、學者以及更多的法律工作者也認定其是公民的財產。因此網絡虛擬財產具有現實的財產價值性。正是因為虛擬財產的現實價值性，網絡游戲的玩家在游戲中得到的網絡虛擬財產可以轉換為現實貨幣，實現玩家得到的現實利益，使得一些游戲玩家以營利為目的參與網絡賭博游戲。而網絡游戲的運營商通過運營網絡游戲也獲得高額的利益。在高額利潤的吸引下，更多運營商以營利為目的運營游戲。

（二）客觀上，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開設賭場或以賭博為業 網絡賭博游戲的運營商是構成以開設賭場為客觀表現的賭博行為，部分游戲玩家是構成以賭博為業為客觀表現的賭博行為。

如在QQ游戲中，運營商騰訊公司為QQ用戶提供了一個網絡游戲的平臺，QQ用戶通過登陸自己的賬號參加QQ游戲。每一個QQ用戶都可以開通自己的QQ賬戶，只要對自己的賬戶進行充值就可以取得Q幣。Q幣的官方充值方式有三個：一是銀行卡充值；二是到網吧等地購買騰訊公司發行的Q幣卡進行充值；三是利用手機或固定電話進行充值。其中1元人民幣可購買1Q幣，而1Q幣可以換得10000游戲幣。QQ用戶便可利用自己的游戲幣作為“籌碼”參與游戲幣場內的游戲,就像是現實中人們將貨幣換成籌碼進入賭場一樣。

騰訊公司提供的游戲包括了棋類、牌類等，引發爭議的是“充值類游戲”中的“21點”。21點與現實社會中玩法相同，游戲由2到6個人玩，使用除大小王之外的52張牌，游戲者的目標是使手中牌的點數之和不超過21點且盡量大。與現實中不同的是，參與者下注的是虛擬的“游戲幣”，而不是直接使用現金。除了練習場之外，玩家每次下注最少100游戲幣，最多可以下10000游戲幣，相當于一塊錢。雖然每次下注數額有限，但由于是電腦洗牌發牌，一滿桌6個人，一盤下來也就十幾秒而已，所以輸贏起來數量并不在小額。除了“21點”之外，可以進行游戲幣輸贏比賽的游戲還有梭哈、斗地主、象棋三個游戲內容。

網絡賭博游戲運營商通過開設此類游戲，賺取了巨額收益，這種收益并不是虛擬的，而是實實在在的體現為貨幣價值的收益。游戲運營商之所以開發賭博游戲，根本目的在于賺取更大的收益。在賭博游戲中，贏的永遠是莊家；而在網絡游戲中，莊家就是運營商。網絡賭博游戲的運營商為游戲玩家提供網絡平臺進行賭博，并從中抽頭漁利，獲得高額利潤。事實上，運營商的行為構成以開設賭場為表現形式的賭博罪。

在這樣的網絡游戲中，一些“技藝”精湛的玩家，通過較長時間的游戲，贏得相當數量的游戲幣，這些游戲幣通過交易，轉換成現實貨幣，這部分貨幣足以支付他的日常開支。而這部分“在較長時間內，賭博活動成為其生活的主要內容，并以賭博收入為其生活或者揮霍的主要來源”玩家，我們可以認定其行為構成以賭博為業為表現形式的賭博罪。

（三）主體上，網絡賭博游戲參與者符合賭博罪對犯罪主體的要求 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主體和單位主體，網絡賭博游戲的運營商屬于單位犯罪，我國刑法規定單位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網絡賭博游戲運營商一般為公司，符合刑法對單位犯罪主體的規定。根據我國刑法的一般規定，只有達到一定年齡并具有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成為犯罪主體，在網絡賭博游戲的玩家中，所有年滿16周歲，具備刑事責 ② 李希慧.《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第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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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為賭博罪的犯罪主體。

（四）客體上，網絡賭博游戲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

隨著網絡游戲的快速發展，網絡游戲用戶不斷增加，使得網絡賭博游戲危害的客體具有廣泛性。網絡賭博游戲的隱蔽性和開放性，使網絡賭博行為比公開的賭博行為的危害性更大。在網絡賭博或現實中賭博合法化的國家中，都是禁止青少年參與的，有具體的措施來防范青少年參與賭博，但是由于誰都可以上網，網絡賭博游戲無法對參與者的身份進行確認并加以限制，執法部門處于失控狀況，相比一般賭博，網絡賭博游戲中青少年的參與者更多，而青少年自制能力差，賭博更容易上癮。而賭博本身影響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和學習，人們不參加生產、學習，沉迷賭博，破壞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因為賭博許多家庭破裂，許多賭博者更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這種似是而非的賭博行為更加缺少國家的監管，比現實的賭博更具危害性。網絡賭博游戲破壞社會生產，給社會帶來許多不安定的因素，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

由于網絡賭博游戲具備了法理上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網絡賭博游戲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游戲，部分參與者實則已經構成了賭博罪。

1、開設賭場。網絡游戲運營商為游戲玩家提供網絡平臺進行賭博,并從中獲得高額利潤，遠超出“收取正常的場地和服務費用的行為”。這些網絡游戲的運營商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者提供場所和器具進行賭博的行為，已構成了以開設賭場為客觀表現的賭博罪。

2、以賭博為業。我們不排除網絡賭博游戲中部分玩家只是出于娛樂的目的，并沒有依賴網絡賭博游戲的所得生活，但對于以網絡賭博游戲為業，沉迷其中，利用網絡賭博游戲賺取大量虛擬財產，并“在較長時間內，賭博活動成為其生活的主要內容，并以賭博收入為其生活或者揮霍的主要來源”的玩家，應當認為其構成了以賭博為業為客觀表現的賭博罪。

三、完善我國有關網絡賭博游戲立法

我國《刑法》對網絡賭博游戲是否構成犯罪沒有明確規定，但從《刑法》的立法精神看，網絡賭博游戲的部分參與者構成賭博罪。我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的規定，構成賭博罪的前提，不但必須具備直接故意的一般主觀要件，而且必須具備“以營利為目的”的特別主觀要件，客觀要件上為“聚眾賭博、開設賭場或以賭博為業”。如上文所述，網絡賭博游戲的運營商為游戲玩家提供網絡平臺進行賭博，并從中抽頭漁利，符合“開設賭場”的客觀要件，主觀上就是為了高額的抽頭漁利，符合“以營利為目的” ③ 李希慧.《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第180頁 ③的特別主觀要件，從立法精神上看，應認定為構成賭博罪。而部分游戲玩家正是因為網絡賭博游戲能得到利益而參與游戲，符合“以營利為目的”的主觀要件，而部分玩家更是以此為業，符合“以賭博為業”的客觀要件，從立法精神上看，應認定為構成賭博罪。但是，根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原則，現在還不宜對其進行定罪量刑。

從我國相關法律來看，類似于規范網絡賭博游戲的法律有《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該《解釋》第八條規定“賭博犯罪中用作賭注的款物、換取籌碼的款物和通過賭博贏取的款物屬于賭資。通過計算機網絡實施賭博犯罪的，賭資數額可以按照在計算機網絡上投注或者贏取的點數乘以每一點實際代表的金額認定。”《解釋》中對網絡賭博的賭資做了具體的規定，它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網絡虛擬財產的現實價值性已得到了認可。但是解釋中所指的點數是賭博者用款物購買的籌碼，和現實生活中賭博者進入賭場前購買籌碼是一樣的，與網絡賭博游戲中所指的虛擬財產并不能完全等同。《解釋》中所指的籌碼只能用于賭博中下注，但網絡虛擬財產可以購買服務，看似只是在網絡上使用的虛擬財產，人們容易忽視其現實價值。網絡賭博游戲的賭資具有更大的隱蔽性，但現有法律尚無明確規定。

中國的網絡犯罪立法活動尚處于就事論事階段，主要集中在網絡運行安全、網絡經營秩序等方面。現有法律對網絡賭博游戲的規定幾乎為空白。使得這種非法的網絡行為無限制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從立法上明確其性質，并對其進行定罪量刑。

1、應當明確確定網絡賭博游戲定義。

如前文所述，無論是網絡賭博游戲的運營商還是游戲玩家都是為了得到具有現實價值的虛擬財產才參與游戲的，而游戲本身又是通過下注來比輸贏的。因而筆者建議對網絡賭博游戲應定義為“網絡賭博游戲是指以營利為目的，以網絡虛擬財產下注進行賭博的網絡游戲。”

2、應當對網絡賭博游戲的涉賭行為進行定罪量刑。

網絡游戲運營商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者提供賭博場所和工具，并從中抽取高額的抽頭，構成了以開設賭場為客觀表現的賭博罪，應在法律上明確規定為“運營商開設網絡賭博游戲，構成賭博罪，應當按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條之規定處罰。”

而網絡賭博游戲中的玩家又可以分成以賭博為業和非以賭博為業，根據《解釋》的規定，少量財務輸贏的，不以賭博論處的。而涉及賭博，但數額較輕的，應當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處理。除此之外的那些以賭博為業的玩家，應當認定其構成了賭博罪，并根據《刑法》相關規定處理。在立法上應明確為“網絡賭博游戲中，以此為業的游戲玩家構成賭博罪，應當按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條之規定處罰；如果參加者只是一般的賭博行為，不構成犯罪，則應當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條之規定處罰。”“網絡賭博游戲的賭資參照涉賭虛擬財產的市場價值確定。”

雖然《解釋》和《治安管理處罰法》對非賭博為業的行為作了相關規定，但是《解釋》對多少為“少量的財務輸贏”、什么程度是“收取正常的場所和服務費用的經營行為”沒有做具體的規定，同樣的，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對一般非賭博為業的一般賭博的處罰做了具體規定，但是，對多少數額的賭資構成賭博罪也沒有明確的規定。數額是罪與非罪的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由于各地的經濟水平不同，地方可根據自己的經濟水平，在地方性法規做出明確規定。如規定“每局輸贏在3元以內的屬少量財物輸贏，不以賭博論處。”“收取的場地和服務費用總額平均每天不超過1000元的，不以賭博論處。”“以營利為目的，參與賭博，賭資在500元~3000元之間的，或為賭博提供條件，抽頭漁利的數額在10000元~50000元之間的，按《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條規定處罰。

3、應當對網絡賭博游戲的涉賭行為的取證問題具體規定。

由于網絡賭博游戲是在虛擬的網絡平臺上進行的，賭博的證據為網絡數據，取證問題同傳統的賭博不同，因此應當明確規定。“游戲的網絡數據可以作為網絡賭博游戲的參與者涉賭行為的證據。”

4、應當對網絡賭博游戲的涉賭行為管轄問題進行具體規定

由于網絡賭博游戲的參與者具有廣泛性，來自全國各地，同一案件的涉案人員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在管轄權上的確定上有一定難度，但所有賭博證據儲存于服務器上，從方便取證調查的角度出發，也為了確定管轄權，在立法上應當“網絡賭博游戲的涉賭行為由游戲服務器所在地法院管轄。”

結束語:

網絡游戲，作為一個新興的龐大的數字產業，愈來愈成為一股推動經濟增長的不可忽視的新勢力。在我們關注其給經濟帶來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不能忽視其對人們的生活影響。因此，將其分類，對健康積極的網絡游戲，進行保護和推廣，對不健康、消極的網絡游戲進行正確的引導和限制，才是對其發展的正確態度。而網絡賭博游戲的涉賭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性日趨嚴重，顯然是不健康的網絡游戲。但由于其在法律存在空白，根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基本原則，目前還無法對類似騰訊公司的此類行為進行制裁。所幸，在輿論以及相關部門的壓力下，聯眾已經宣布暫停兩款游戲的服務，騰訊公司也悄悄撤下了游戲中能下大額QQ幣籌碼的棋牌游戲，相關立法部門和學者也開始關注網絡游戲的涉賭行為。對網絡賭博游戲的涉賭行為進行定罪量刑，建立相關的法律監管機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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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法理材料分析

P8 既沒能證明不存在絕對價值，也沒有證明所有的相對主義道德并未共享任何基礎。他沒有看 到問題的實質，并且提出了錯誤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四：其一，以相對主義觀點視之，正確的提問方式應該是：從個人在共同體中所感受到的“某種”道德性中是否可以得出法 律與之存在必然聯系的結論，也即是問，無論何種法律體系都有必要以成文形式表達此種道 德所公開表明的某些價值。對于相對主義者而言，這個問題兼具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明確回答了此問題，就無須再回答凱爾森問及的所有相對主義道德中為所有法

律體系共同服膺的共同價值問題。其二，法律是否因其內容而必然地遵循道德價值，并非是唯一恰切的問題。其三，凱爾森的證述因其自然法概念而失之偏頗。最后，凱爾森僅予考慮確定的道德力量，而無視法律與道德之間具有某種聯系的可能性——它賦予法律一種可能為相鬩之道德關懷所忽略的初級道德特征。當我們對上述三位重要學者的觀點進行考查時，可以發現他們樂于強調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聯以法律內容的種種獨立特征為依據，這并不排除惡法有效的可能性，而只賦予法律初步的道德強制力。

P21 1法律是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由國家制定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體系。、特征：

一、普遍性、確定性和形式合理性。普遍性是指法律規范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二、國家性。法律規范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并由國家負責制定、頒布和實施。

三、強制性。法律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法律的拘束力，是法律強制性的外在表現。

四、正當性。

五、階級傾向性。

法律功能：又稱法律作用，是指法律對人們的行為、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又分規范功能和社會功能兩種。

法律原則：是法律規則產生的基礎，也是解釋法律規則的重要依據，它還可以作為直接的行為準則被適用。特點：概括性，價值性，穩定性，靈活性。

法律效力體現法律的強制性，指法律的拘束力，即法律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強制作用。法律關系是法律規范在調整社會關系過程中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

法律體系是指一國所有現行法律規范按照不同法律部門分類組合而形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法系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

法律制定：就是通常所說的立法，是指有關國家機關在法定權限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廢止和補充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根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促進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諧，切實保障公民的人權和自由，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現階段我們立法活動的基本原則主要有：科學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合憲性原則。

法律實施包括執法、司法和守法，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貫徹，執行法律的活動。原則有：依法行政原則，公平合理原則，效率原則。共同意志

P47 從法律上講，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受案范圍，不管標的多少，法院都應當受理。通過一元錢官司的公正判決，可以增強公眾對法治的信仰和信心。當然，也有人反對。認為一元錢官司是小題大作，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我的看法是，除了上面所說的公益性訴訟，總體上認為不必要為一分錢、一元錢去較真。實際上浪費了有限司法資源。隨著社會的轉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訴訟到法院的矛盾日益增多。人少案多，成為各地法院的一種普遍現象。要把有限的司法資源用于用于處理各種矛盾，實際上關系到正義如何分配的問題。與訴訟成本也不相稱。不符合糾紛解決機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也難以實現當事人的初衷。法律不是萬能的，還是不要當把法律判決當成道德審判。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凈化美國的金融環境，避免信用卡持有人也就是消費者受到欺騙性復雜規定的侵害，以控制美國的金融風險。而這一法案的目標是雙向的，對于銀行自身也是一種保護，如禁止向未滿18歲的年輕人發放信用卡等條款的制訂，就是為了減少違約風險。不僅如此，消費者權利、義務及消費風險條款的明晰化，也利于消費者重建對金融系統的信心，客觀上有利于銀行的工作開展。

而另一方面，銀行在推廣信用卡的同時，需要保持必要的風險意識，避免一味追求發卡數量而忽視發卡質量，在推廣人員的管理和培訓方面下功夫、把好關。盡可能地減少信息不對稱，不僅是對消費者的保護，也是對金融風險的有效規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保護消費者的知情權，強化銀行的充分告知義務，打擊違規套現，是有著戰略意義的。嚴格的信用卡管理，對消費者及銀行雙方，都是一種保護.沒有監管和約束，那就會一方面造成消費者穴持卡客戶雪受到銀行的盤剝，另一方面也驅使銀行為了爭奪此項業務而采取違規做法，最終可能釀成金融風險。

P61 要正確地認識和利用，以便更好地促進干部作風建設和廉政建設。

有著現實的作用和積極的意義。它一經推出，即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與叫好，就說明了這一點。推行“禁酒令”不僅僅是一個節約問題，也是作風建設、廉政建設的重要舉措，對于促進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建設，對于提升和改善干部形象，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因為只要大部分公務人員工作日中午不飲酒，就能保證機關的正常運轉，保證公共服務的質量與效率，讓民眾放心滿意。

節約必然是有限的，所占吃喝費用的比例不會很高；工作日晚上和非工作日飲酒，同樣會影響工作日的正常工作。對于作風建設和形象樹立來說，并非僅靠工作日白天的表現，其他時間的所作所為同樣重要。由此看來，一紙“禁酒令”所能起的作用，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大。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禁酒令”，確保五天工作日杜絕公款吃喝玩樂。另一方面，要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使之在任何時間都“不想喝”；通過從財務支出入手切斷經濟來源，使之在任何時間都“無法喝”；通過嚴厲的監督查處，使之在任何時間都“不敢喝”。如此多管齊下，公款吃喝之風必將得以遏制，作風與形象的完善。

禁酒令發揮其作用 白酒股價下跌高端白酒的業績之所以好，很大程度上是公款消費在支撐。一旦“禁酒令”下，高端白酒的業績高增長就很有落空之虞。白酒股近期的下跌也就不難理解了。指日可待了。

P72 法律是人的產物，它不可能窮盡社會的一切形態。在個案中，更可能因為特殊情況的存在，而使得法律價值沖突難以避免。

沖突的主要表現形式：

第一種價值本身存在沖突 第二種個體與個體——行使個人自由可能導致他人利益的損失。共同體與共同體——國際人權與一國人權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個體與共同體——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

解決辦法：

1、價值位階原則。具體而言：自由>正義>秩序。但是這個不是唯一的排序

自然法學派選擇正義優先。分析法學派選擇秩序優先

一般而言，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質的人性需要，它是法的價值的頂端；正義是自由的價值外化，它成為自由之下制約其他價值的法律標準；而秩序則表現為實現自由、正義的社會狀態，必須接受自由、正義的約束。因而，發生以上價值之間沖突時，可以按照 自由>正義>秩序的位階順序來確定何者優先。

2、個案平衡原則（同一位階，兼顧各方利益）在處理位于同一位階上的法的價值沖突時，必須綜合考慮到主體之間特定情形、需要和利益，以使得個案的解決能夠適當兼顧到各方的利益。如民法中的 公平責任。

3、比例原則 簡言之，即使某種較優越價值的實現必然會以其他價值的損害為代價，也應當使被損害的價值減低到最小限度。

具體可分為以下三種

適合性原則：限制人民權利之措施必須能夠達到所期望的目的，又稱適當性原則。（手段適合目的）必要性原則：在適合達到目的的多種手段中，應該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又稱“最小侵害原則”

狹義比例原則：對于人民權利之侵害程度與所達到目的之間，必須處于一種合理且適度的關系，這項原則主要重于權衡“受限制的法益”和“受保護的法益”之輕重，以達到利益之間的和諧，又稱合理性原則。

實際上，三者不是并列的。可以組成兩個不同的類型：針對不同位階，同時適用價值位階原則和比例原則；針對同一位階的價值沖突，需要同時適用價值位階原則和比例原則。

所以，嚴格地講，只有比例原則是適用所有類型的價值沖突原則。

P82 法律的正義性

（一）所謂法律的正義性，指法律本身須符合于社會正義。是法律與其他行為規則，如技術規則，的根本區別所在。正如人有“善、惡”，法律也有“善、惡”，這就是所謂的“良法”與“惡法”。符合于“社會正義”的法律是“良法”，違背“社會正義”的法律就是“惡法”。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許多“惡法”，諸如規定對小偷砍手的法律，規定當眾將“私通”者亂石砸死的法律，規定對流浪者加以鞭打、監禁甚至處死的法律，規定對同性戀者予以懲罰的法律，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相繼被廢止。我國去年被廢止的“收容遣送”制度、規定撞了白撞的地方性法規，就屬于“惡法”。

（二）正義性與法律評價：正因為法律有正義性，才使具體的法律法規成為被批評、評價的對象。法律絕不僅是主權者的“命令”，絕不僅是立法機關制定的“行為規則”，“主權者”、“立法機關”也不能隨意制定“法律”，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于“社會正義”的要求。只有符合于“社會正義”的法律法規，人民才有服從和遵守的義務。對于違背“社會正義”的法律，即所謂“惡法”，應當通過“違憲審查程序”予以廢止，或者通過“統一解釋法律法規程序”回避其適用。

當我們學習法律的時候，除了從規范性入手，掌握每一個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適用范圍和法律效果，以及正確把握其立法目的之外，還需要進一步用“正義性”標準予以評價、批判。至少是不要為“惡法”辯護，不要制造所謂的“根據”、“理由”，把“惡法”硬說成“良法”。當我們參與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時，一定要慎之又慎。這是在為人民制定行為規則，為法官制定裁判規則，容不得任何輕率和半點私心。我們撰寫論文、討論案件，也應持慎重態度，一定要再三斟酌，我們所主張的新觀點、提出的立法建議和裁判方案，是否符合于社會正義。

（三）正義性與法律職業:一個人選擇了法學，選擇以法律為業，你就選擇了“公平正義”！選擇了以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公平、正義作為自己行為、處世的價值目標和判斷標準！你應該有正義感，有是非觀！你如果還是學生，你也是弱者，沒有力量為人民主持正義，但至少你應該能夠判斷是非，判斷正義與不正義！你如果擔任法官，就應當斷然拒絕法律外因素的干擾，使你作出的每一個判決都合情合理合法，在當事人之間實現公平正義！

法律人以研究法律、適用法律為職業。但這絕不是一般的職業，不是僅僅為了賺錢謀生。因此不是經營者（商人）。法律職業的神圣性在于：維護法律，維護正義！你看，西方的法官，被人民當成正義的化身，就像神職人員之被視為上帝的代表！法律人不可能是革命者，但法律人是社會正義的維護者！你是法學院的畢業生，無論你將來從事何種職業，身處社會的上層還是中層，你一定不要忘記法律的正義性，不要忘記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遭遇不幸的人們。

(四)正義性與裁判妥當性：法律的正義性最終要通過法院的裁判予以體現。法律、法規所體現的社會正義，是理性的正義；通過法院裁判所實現的正義，才是實踐的正義、現實的正義。因此，法官和律師對于實踐法律的正義負有神圣職責。裁判案件，不僅要考慮裁判是否于法有據，而且一定要考慮所作出的判決結果是否符合于社會正義，即裁判結果的妥當性。只有合于社會正義的判決，才是正確的判決；違背社會正義的判決，無論在程序上和實體法上如何“合法”，都是錯誤的判決！

（五）正義性與誠信解釋：當對于如何裁判案件存在兩種不同方案，而兩種方案均有其理由，一時難以判斷哪一個方案更為妥當時，應采用誠信解釋方法：先假定采用第一種方案裁判本案，并對所作出的判決結果進行評價；再假定采用第二種方案裁判本案，并對所作出判決結果進行評價。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決結果，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喪失平衡，亦即使無辜的受害人沒有得到救濟，誠實守信的履約方的合法利益未受到保護，違反法律、違反合同的加害人、違約方非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獲得不正當利益，則應當判定這一裁判方案是錯誤的，當然不能采用。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決結果，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大體平衡，亦即使無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濟，誠實守信的履約方的合法利益受到保護，違反法律、違反合同的加害人、違約方受到懲罰，則應當判定這一裁判方案是正確的，應當采用這一方案裁判本案。

（六）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社會正義，有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分。形式正義，著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適用的程序規則是公正的，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是否實現了正義，則非所問。實質正義，則不滿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著重于在具體的案件的當事人之間實現正義。按照現代法律思想，強調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統一，形式正義只是手段，而實質正義才是目的，形式正義須服從于實質正義，并最終保障實質正義的實現。

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屬于形式正義。具體案件裁判的妥當性，即最終在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實現的正義，屬于實質正義。值得注意的是，近幾來來，在法院裁判工作中，出現了過分強調程序正義，以程序正義代替實質正義，甚至否定實質正義的的傾向。必須指出，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都只是手段而絕非目的，裁判的目的只能是在具體案件的當事人間實現實質正義。

法院裁判當然要講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但切不可走向極端。片面強調程序規則、舉證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而忽視“法官”的作用，不僅違背法律的正義性，也違背裁判的本質。法院裁判的本質，是行使裁判權的“人”，對案件“事實”進行裁判。之所以需要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是為了幫助行使裁判權的“人”盡可能地“發現”案件的“事實真相”，以形成“內心確信”。絕不是要“代替”案件的“事實真相”，代替法官的“內心確信”，更不是要取代“法官”。

質言之，裁判活動的“主體”是“法官”，而不是“程序”，無論如何科學、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規則只是形成法官“內心確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義”只是實現“實質正義”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審改革也罷，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關鍵。正如自由法學和法社會學的倡導者愛爾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義的保障”

P108 沒有絕對自由，也沒有絕對平等！沒有泛濫的人權，也沒有真正的民主！

即使是動物也有階級性，人類社會的階級性無法消除，也就談不上平等。自由永遠被限制在政權的控制下，而政權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民主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統治階級的民主權利是確實存在的，但在一定情況下是不被允許的。人是有社會性的，作為一個自然人，他是無法脫離社會的，人權是人類進化的象征，對人權的尊重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無論是資產階級憲法還是社會主義憲法都有明文規定關于人權、自由、民主的條例。但白紙黑字不代表就一定會有這些。掌握暴力機器的國家機構面對自然人是占據主動地位的。

人權是可以爭取的，但自由、民主、平等，我認為沒有絕對的，是可能隨時被剝奪的。人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這是可以滿足的，但在保證人生存的權利后，所謂的其他權利，不取決于人本身，而是由國家絕對掌握 中國現已基本建立起以憲法為基礎、以部門法和中國加入的國際人權保障公約為補充的比較完整的人權保護法律體系;在法律保護內容方面,中國法律對人權的保護范圍十分廣泛,涉及到人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的人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新中國人權保護的偉大成就。

P120 如果社會安全網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費提振經濟增長的努力恐怕僅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策。另外，相當一部分人把中國人愛儲蓄的習慣歸結于節儉的美德，其實這不過是問題的表面，真正的原因應該是百姓不敢消費所致，與美德似乎關系不大。顯然，一個誠惶誠恐，人人自危的社會注定不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更不可奢談什么幸福和民族振興。從長期來看，生活滿意度的持續下降還將侵蝕社會凝聚力，減少社會資本，這或許是對一個社會機體最致命的沖擊了。不同于我們熟悉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衡量的是一個由文化和傳統所規定的特質，社會風氣如誠信等都屬社會資本的核心內容。依社會學大師帕特南（R.Putnam）的分析邏輯，社會資本不僅有助于促進公眾的自發性合作與協調，改善社會行動與提升社會凝聚力，而且還可增進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形而下地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動力。社會資本的下降不僅使社會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會穩定，而且還會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陷入各種發展怪圈。損耗和降低社會資本的不良力量包括爾虞我詐、腐敗以及包括收入在內各種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許多國家的治國理念，也寫進一些國家的憲法之中，但要實現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談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則人心歸向，上下團結；政通人和，則政事通達，人心和順。欲消除公眾的不滿情緒，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須建立一個公平的法治社會，這既是政府當前的迫切任務，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不二選擇。如此不懈努力不僅能舒緩社會壓力，減輕社會矛盾和沖突，而且還可改善和提升公眾的生活滿意度，增加社會資本存量，為社會良性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和永續的動力，這也才是民族振興的真正之源。

P132 法律秩序生成和確立需要一點一滴地積累，在積累中建構起對法律力量的認知，形成用法律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事實上，對法律的信心是在司法一次次彰顯正義中構建起來的，足球打假風暴未嘗不是建立現代社會法律秩序的契機。

P144 職業法官堅持思維的職業化，與平民的大眾化思維、政治性思維形成隔離，有高度的形式化傾向。職業法官將倫理責任與法律義務嚴格區分開來，對他們而言，倫理的告誡與法律的命令之間是有嚴格界線的。

由于平民法官的思維有實質化的傾向，他們在裁決過程中瞄準的焦點不是法律規范而是目的。他們不像職業法官那樣重視成文律法的適用，也不習慣于像職業法官那樣以“合法”與“非法”的二分圖式對當事人的行為加以定性。而職業法官則重視以法律規范作為其裁判的合法性為依托。對他們而言，有兩點至關重要：欲證立法律判斷，必須至少引入一個普遍性的規范；法律判斷必須至少從一個普遍性的規范連同其他命題邏輯地推導出來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法律解釋的技術和學說在傳統制度中一直得不到重視和充分的發展，沒有一套法教義學拘束古人的法律適用行為。職業法官在“誹韓案”中受概念和邏輯的制約。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要從關注實質正義轉變為關注形式正義。正是因為法律與法庭以外的社會力量在中國的過于密切地結合，才出現法律的非形式化、非自治化，進而法律事業落后。但是，“誹韓案”也折射出一些問題來。形式主義方法論實際上也是一種專制，是用規范壓制事實。職業法官高度形式化的做法勢必會引發人們去追問法律事業本身的意義。相反，如果他們在審判過程中不死摳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注重將裁決的合理性建立于面向事物的妥當性，便不至于形成尷尬局面。

不論做什么，或做法學研究或進行實務工作，法學理論總是很重要的。法官如果僅依據條文做判決，勢必會出現不合邏輯的荒謬結論，因此，我們要重視法學方法的研究和應用。

P164 司法解釋里的信用卡的擴大解釋,關于信用卡詐騙罪的看看.而且是國內先例,一審二審降了兩級,現在刑法規定最多降一級.屬于惡意透支的行為.法官們在審判中沒有合理有效地使用法律方法，譬如，對許霆案審判中法律規范的選擇、對所適用罪名的解釋及判決結果的可接受性都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如果這些都進行了清晰、合理的“交代”，人們也就“無疑”可問了。即使案前我們沒有或不能對該案進行有效的評議，但案后對此案進行思考也能幫助法律解釋學更好地融入實踐。但是，實踐中并沒有很多法律解釋理論的專家對此有更多的關注。也許有人會說，對案例的研究將會使法律解釋學走向一條“純粹技藝”研究的學科，喪失了其應有的品味，但是陳金釗教授說：“山東大學法律方法論研究中心，最近一直想通過加強對判例的研究，實現所謂“理論研究一旦具體就可能深刻”的局面。”

P192 此案與許霆案有相似之處，都是惡意竊取。這屬于觸犯刑律，而不是民法上的“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只要退賠就可以，而惡意侵占公私財物屬于嚴重的刑事罪行。由于情節較輕，一般認為量刑不足以構成無期徒刑，但犯罪的性質是明確的。輿論混雜了太多法律之外的情感因素，把法律看作兒戲，還把受侵害人的權益看成可有可無。

P216 營利性不是肖像權的侵權構成要件，未經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行為不屬于正當使用，該行為應定性為侵害肖像權。

肖像權作為自然人專屬的一般人格權，固為現代各國民法所確認，應受保護自不待言。同時，基于尊重主體價值之需，鼓勵自然人除可依法自行利用支配其肖像權外，還可許可他人使用其肖像權，以實現其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的充分利用。然則在二者之間如何劃界，使兩相俱宜，則不無歧義。營利性是否是區別合理使用與不合理使用的界限，這主要取決于對民法通則第一百條和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不同理解和解釋。

應當如何正確理解和解釋該條規定？其真實含義果真是在于明確營利目的是肖像侵權的構成要件嗎？實際上，在明確該條規定的真實含義之前，我們需要從立法技術的角度認真審視該條規定的屬性和意圖。換言之，對該條的解釋不能簡單地拘泥于字面含義，其解釋方法也不能滿足于一般性的文義解釋，而需要求助于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可以肯定的是，解釋方法的恰當把握乃是正確處理該案的關鍵所在。

第一，從立法體系和規范性質來看。大陸法系成文法一般將規范分為授權性規范、強制性規范和禁止性規范。第二，從立法目的來看。該條規定實際上可以分兩個層次解讀：第一個層次為首句“公民享有肖像權”。三，從形式邏輯來看。如此不僅不符合該條本意，而且違反了邏輯規律。第四，從比較解釋來看。查現代民法，并無可以不經同意而以非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之規定。第五，從學理解釋來看。盡管不無爭議，但學者主流見解均傾向于認為營利性不是侵害肖像權的構成要件。另外，在學者擬議的中國民法典建議稿中，對此問題的界定也十分明確。

第三篇：賭博游戲的現狀與分析

關于游戲賭博現狀與分析的提案

賭博是社會公害之一，其中利用游戲進行賭博的違法犯罪活動危害性強，且較隱蔽、流動快。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環境富裕了，業余時間也越來越充足，越來越多的人誤入了賭博游戲的行列，人們起初抱著“消遣一下”的態度，最后沉溺其中，最終血本無歸甚至傾家蕩產。它腐蝕人們思想，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生產工作秩序，導致家庭不和，甚至引起一系列的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

目前社會上能看到賭博游戲的形式有很多，有游戲機賭博，網絡游戲賭博。游戲機賭博是指借助電子游戲機平臺，進行具有押分退分、退幣、等賭博功能的一種行為。網絡游戲賭博就是借助網絡游戲的平臺進行賭博和變相賭博的一種行為。賭博危害社會巨大，極易引起家庭、社會矛盾，滋生盜竊、搶劫、故意傷害等其他犯罪，嚴重危害社會公共秩序和安全。

據知情人士舉報，河北省保定市裕華路(鐘樓商場斜對面)一家名為酷熱KTV里公然設賭博電子游戲機，據該舉報人稱，自己已在其場所輸掉14萬多元。長期以來，電子游戲機賭博一直是明令禁止的，何以又沉渣再起？按照舉報人提供的線索，3月17日，記者來到了酷熱KTV內的賭博場，進去酷熱KTV左手邊進去上樓的樓梯處有一個門口，門口里面就是一個很大的房間，里面擺放著幾十臺各種各樣的賭博機器，屋子里圍滿了前來賭博的人，每個人手里都捏著一沓或薄或厚的百元大鈔。賭博者的神情十分專注，甚至有人拍照都渾然不覺。圓形大轉盤的臺子，上面放著一個牌子，寫著“一元一分”，轉圈有8個操作臺，服務員負責給每個賭博者上分，1分1塊錢，賭博者拿 1 出100元就可以上100分。記者看到上分的賭博人員一上分少則幾百多則幾千元。

記者發現，賭博者手里的錢漸漸越來越少，但是，負責上分的服務員手里的錢卻越來越多，目測大概有幾千元。一知情人介紹說，像這種規模的涉賭場所，不存在賠錢的情況，每月收入至少在10萬元甚至幾十萬以上。

由此資料可以看出，賭博游戲實際上是幾乎沒有贏家的，可是這些游戲賭博者仍沉迷于其中，我們不難看到以下幾點危害：

身體方面：賭博游戲使玩家長期保持坐姿，致使脊柱變形，腹部贅肉囤積，從而導致肥胖、便秘、結石等疾病，眼睛長時間注意臺面，從而造成視覺疲勞，視力下降，長期飲食不正常，還會導致內分泌失調等諸多生理疾病；嚴重的甚至因過度疲勞而心力衰竭猝死。

工作學習方面：由于長期玩賭博游戲導致身體疲勞、精神恍惚，從而影響上課及工作時的注意力，導致學習的質量和工作的效率都大打折扣。

生活方面：長期沉迷于賭博游戲，揮霍財力物力，部分玩家將平時的生活費用都用于賭博游戲，致使家庭負擔沉重；更有甚者將父母辛苦攢下的學費也拿去玩游戲，不僅辜負了父母的期望，也浪費了社會的教育資源；還有一些玩家只顧游戲，冷淡了親朋好友，冷落了女友妻子，導致人際關系不和、感情破裂等諸多問題。

社會方面：年輕的玩家沉迷賭博游戲給學校的管理造成負擔，比如學習成績下降，夜不歸宿等。單位員工年輕的玩家沉迷賭博游戲導致遲到、早退、工作效率低下、工作任務不能按時完成等等。

另有在深圳某銀行工作的張某某，深陷網絡賭博，為了償還賭資，他分多次將銀行資金共計2500萬元劃入了參與賭博的賬戶。今年2 2 月27日，在最后一次進行725萬元的操作時被發現。日前，檢察機關已依法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張某某。

據悉，犯罪嫌疑人張某某自1994年開始在深圳市某銀行工作，曾任銀行清算中心負責人，案發前在該銀行事后監督中心工作。張某某自從迷上網絡賭博后，便越陷越深，當其無力償還賭債時，便利用職務之便將銀行的資金用于其個人賭博。經查，2004年3月至2007年8月，張某某利用其在銀行任清算中心負責人的便利條件，分多次將銀行的資金共約2500萬元劃入其參與賭博的賬戶進行賭博活動及償還債務。

2008年2月27日11時，犯罪嫌疑人張某某又到該銀行清算中心，假稱自己存折丟失，借同事朱某某的賬號進行操作，在竊取該中心員工葉某某的授權卡授權后，將銀行725萬余元人民幣轉入賭博賬號及自己賬號時被發現。

最終張某某因挪用公款入罪，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

賭博游戲是個毒瘤，我們該如何遠離呢，下面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首先，防微杜漸，堅決向賭博游戲等惡習說不！有人說，小賭怡情，權當娛樂也無妨。但是可知道，誰都不是天生的賭徒，大盜也都是從小偷小摸開始的。很多人就是慢慢的放松和突破自己的心理底線，由小賭而滑向嗜賭、豪賭的深淵。勿以惡小而為之，雖是老話，但卻是長鳴的警鐘！

其次，要有一個正確的財富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這個商業的時代，追逐財富當是天經地義。但是我們要通過勤勤懇懇的工作以及創造各種合法的財產性收入來獲取財富，而不是妄想以賭博等違法行為來賺得一夜暴富。更何況，十賭九輸，早已是前輩“賭徒”們的經驗之談了。

最后，修身養性，培養自己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和愛好。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矢哉。不有博弈者乎？”圣人的話，說了個什么道理呢？就是，有的人為什么嗜上“博弈（賭博）”呢，是因為精神空虛，靈魂無處安放，用賭來尋求刺激和“充實感”。我想，要是我們每個人上班的時候一心工作，休閑的時候多讀讀書，運動運動，更多的去享受跟家人、朋友相聚的時光，來培養這樣一些健康的情趣愛好，又何愁閑時無事做，要去賭博呢？

珍愛自己，關愛他人，讓我們多一些責任感，遠離賭博游戲，以正持身吧！

第四篇：法理分析

1.危險駕駛罪是行為犯行為犯與結果犯的區別在于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發生結果。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的主要區別就在于是否發生法定的危害結果。根據我國刑法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的有關規定，交通肇事罪的最低危害結果是:重傷一人或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而在危險駕駛罪中，也可能存在危害結果，但是這種危害結果并不是構成要件之一，其有無并不決定罪與非罪。所以，危險駕駛罪屬于行為犯。在醉酒駕車時，只要行為人醉酒駕車，“公共安全”受到威脅，犯罪即成立。

對于交通肇事罪和危險駕駛罪，在判斷時首先要看行為人是否有醉酒或競駛行為。在行為人有醉酒或競駛行為的情況下，如果不存在任何危害結果，則行為人構成危險駕駛罪；如果存在危害結果，但是尚未達到構成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嚴重程度，也僅構成危險駕駛罪；如果達到刑法所規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最低危害結果，則尚需進一步判斷該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醉酒駕車”屬于故意犯罪。

從刑法體系來看，危險駕駛罪處于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交通肇事罪之下，而交通肇事罪屬于典型的過失犯罪，但是危險駕駛卻并非過失犯罪。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危險駕駛罪屬于行為犯。而根據刑法理論，過失犯罪均以發生具體的危害結果為要件，所以危險駕駛罪不是過失犯罪，而是故意犯罪。比較二者之間的犯罪構成也可得出同樣結論: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在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情況下，行為人對于交通安全法規的違反盡管是一種故意的心理狀態，但是其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所持的卻是過失的心理態度——明知可能發生危害結果，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沒有遇見，或已經遇見但輕信可以避免；危險駕駛罪的表述則是:“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從主觀上來說，行為人明知追逐競駛、醉酒駕車威脅道路交通安全，而放任這種危險的發生，屬于間接故意的心理態度。

3.“醉駕”該如何量刑

刑法在第六十一條明確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我國刑法對于刑罰的規定采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僅僅確定某行為構成犯罪是不夠的，還應當結合相關的量刑情節確定對某一特定的犯罪行為所應適用的刑法。根據刑法修正案，對危險駕駛罪應處的刑罰是“處拘役，并處罰金。”拘役刑是主刑，其量刑幅度在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數罪并罰不超過1年。罰金是附加刑，其數額應在1000元以上。可見，危險駕駛罪采取的也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必須結合相關情節才能最終確定宣告刑。

在行為人醉駕的情況下，刑法修正案直接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根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中規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駕駛行為為醉酒駕車。所以說，只要行為人體內酒精含量達到法定的醉酒標準，則必然構成危險駕駛罪。事實上，每個行為人

血液內的酒精含量是不同的，而通過一般的生活常識可以知道，“微醺”與“爛醉如泥”是有區別的。所以不同的“醉酒”狀態對于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在確定宣告刑時，應當考慮行為人血液內酒精含量。

危害結果的有無以及嚴重程度應當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在沒有危害結果的情況下，量刑應當相對較輕，反之則應當較重；在存在危害結果的情況下，被害人的受傷程度以及財產的損失情況均應當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網財經 > 財經滾動新聞 > 正文

醉駕入罪的法理分析

2011年05月17日 03:07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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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更為公正、客觀、統一的規制醉駕行為，準確適用刑法修正案(八)關于危險駕駛罪的規定，應該由最高司法機關及時發布相應的司法解釋或者指導性案例，對較為典型的犯罪情節予以明確。

近日，“醉駕是否一律入罪”的爭議，把醉酒駕駛的爭執從最初是否應該犯罪化推向今天醉駕行為能否一律入罪的高峰。如果說，立法上醉駕行為應否入刑是可以借助公眾討論的“民意”問題，那么，司法中醉駕能否一律入罪應當是相對專業的法律適用問題。因為，犯罪認定是依賴嚴謹與科學，需依法進行的司法過程，不能摻雜任何非理性的激情與私利。就此而言，回顧近來“醉駕是否一律入罪”問題所面對的諸多爭議，筆者認為，分析相關刑法規范和刑法理論，可以更好地厘清這一問題。

一、從刑法典第十三條“但書”談起

刑法典第十三條在正面闡明犯罪的基本特征之后，又以“但書”規定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把危害行為的情節對犯罪成立的影響予以明確化。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在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除了根據犯罪構成要件加以認定外，還必須考慮包括犯罪情節在內的所有要素對相關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威脅是否符合犯罪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本質特征，“醉駕能否一律入罪”也不例外。

從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犯罪概念與具體犯罪類型的關系來看，刑法總則規定了刑法的任務、基本原則、犯罪概念、刑罰種類等原則、原理內容，刑法分則是刑法總則之原則、原理的具體體現;刑法分則要接受刑法總則的指導和制約，不能與總則相抵觸。從這個意義上

說，“醉駕入罪”的司法適用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危險駕駛罪作為犯罪的具體類型，其司法認定需要遵從罪刑法定原則和犯罪概念的制約。雖然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一般不能直接依據犯罪概念判斷具體犯罪的成立與否，但是，認定犯罪成立決不能超越犯罪概念的約束，這是總則指導性、制約性的體現，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化判斷的需要——借助犯罪概念將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出罪化。二是司法者把醉駕行為認定為危險駕駛罪時，必須把“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作為犯罪的具體類型，不但要符合危險駕駛罪的具體犯罪構成，同時犯罪行為須符合嚴重社會危害性特征。前者的判斷依賴于刑法條文的明文規定，后者的考量則需要結合案件情節予以審慎斟酌。總之，不能因為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條沒有為醉酒駕駛機動車設定情節限制，就突破刑法總則第十三條關于犯罪特征的相關規定;“醉駕不能一律入罪”正是承認刑法總則效力的必然結果，也是其應有之意。

二、從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體考察

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須以侵害或威脅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為前提，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或威脅的行為是不能被認定為犯罪的。即使在危險與沖突不斷加劇的當今風險社會，立法者為更好地防范風險與保障公共安全而在刑法中設置抽象危險犯——以期能夠對造成法益危害的行為予以提前規制，預防危害結果的發生，也仍應以違法行為對法益造成抽象危險為前提。

具體到以醉酒駕駛機動車為客觀行為之一的危險駕駛罪，立法者將其歸入刑法典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可知危險駕駛罪所侵犯的同類客體應該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財產利益;其直接客體，應該是道路交通安全。由此，根據犯罪客體的基本理論，醉駕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必須在客觀上對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脅，沒有威脅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便不能被認定為犯罪。

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對醉駕的理解，不能把醉駕行為等同于對法益造成了抽象危險，進而認定符合犯罪構成，成立危險駕駛罪。因為，類型化的醉駕行為的危險性和實際產生的抽象危險狀態即對法益的威脅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前者是一個應然判斷，后者是需要結合有關因素具體分析的實然認定。應當承認，危險犯理論中對危險狀態的判斷至今仍是一個爭議頗為激烈的問題。但是，我們認為，危險狀態的判斷必須堅持在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環境等客觀基礎上，從一般人的立場判斷危險狀態是否存在。畢竟，危險駕駛罪中醉駕行為對道路交通安全的威脅是客觀存在的，如果以行為人的主觀認識為基礎，勢必與危險狀態的客觀屬性相違背;而從一般人的立場之上結合特定的時間、空間因素來判斷，則避免了這一問題。當然，這里的一般人標準，較為妥當的是由最高司法機關發布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提供判斷的依據或參考，在此基礎上再由案件司法者具體酌情裁量。據此，對醉駕行為的抽象危險狀態的判斷就可以結合醉駕行為所發生的特定時空背景等予以認定，把不存在危險狀態的醉駕行為排除于法益侵害性的犯罪圈之外，而不能認為醉駕行為要一概入罪。

三、從刑法的威懾性分析

刑法威懾性是指在刑法實施過程中，社會公眾所表現出來的因懼怕犯罪及其懲罰后果而產生的威嚇、震懾作用。刑法威懾性的重要表現就在于通過明確規定犯罪與刑罰，借助依法懲治犯罪人的過程，彰顯刑罰等犯罪懲治方式帶給犯罪人的權利剝奪和否定。但是，刑法威懾性的增強和預防功能的充分發揮，不能依賴于嚴刑峻法，更不能依賴于失去公正的司法恣意，而是需要通過刑罰權的及時、準確、公正、合理行使保持其威懾性。

實現刑法修正案(八)“醉駕入刑”的威懾性，絕不在于對任何醉酒駕駛行為都要定罪判刑。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時期能夠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從長遠來看，必然會因為忽略了實踐中的復雜情形而失去刑法的公正性和正當性，并最終因刑法過于苛刻而失去公眾的信賴，使司法陷入不能承受之重。在醉駕能否一律入罪的問題上，必須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眾對醉駕行為的憤怒和非理性嚴懲主張轉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夠在洶涌的民意面前保持嚴謹的推理和清醒的邏輯。那么，對醉駕行為區別對待是否會造成剛開始的對醉駕的嚴厲懲治又進入輕刑化、去罪化的境地呢?我們認為，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但也大可不必。“醉駕入罪”的威懾性取決兩個因素:一是有罪必罰，即對威脅公共安全的醉駕行為，要及時、準確地予以懲治，不能使任何具備危險的醉駕行為逃脫法律的制裁，打消醉駕避刑的僥幸心理;二是罰當其罪，即只能對已經造成公共安全危險的行為予以懲治，區分一般行為的危險性與具體行為對法益的抽象威脅，正確打擊犯罪，使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被認定為犯罪，以保證刑法的公正性。唯有如此，借助刑法手段打擊醉駕行為才能實現良性治理的目的;否則，就有可能陷入“嚴打”的怪圈，失去刑罰懲治的可持續性。

因此，從保持刑法的威懾性來看，醉駕不一律入罪，與威懾性無礙，亦符合刑罰審慎適用的要求。

四、影響醉駕行為危害程度的因素

綜上所述，醉駕不能一律入罪是基于相關刑法規范和刑法理論分析所作出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具有法律的正當性基礎的。那么，影響醉駕行為危害程度的因素應該如何認定?這需要結合司法實踐的具體因素具體分析。

一是醉駕的時空環境。作為醉駕的時空環境主要是指影響醉駕行為危害性包括時間、人流和車流狀況等要素在內的路況環境。如前文所述，危險狀態客觀存在于三維空間之中，是具有外在征表的現實存在。借助對醉駕行為所處時間、空間等路況信息的綜合分析，能夠有效地把握醉駕行為對道路交通安全的直接影響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比如，深夜時分，醉酒人在人車稀少的道路上短距離行使等情況，其對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極為輕微的，往往難以構成對不特定人或者多數人人身或者財產安全的威脅。

二是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酒精含量是指單位血液中酒精成分所占的比重。酒精含量對危險駕駛罪的犯罪情節的影響就在于特定情況下，處于最低醉酒標準狀況下的行為人可能不會對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脅。比如，我國《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規定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或者超過80毫克的認定為醉酒駕車。那么，通常情況下，酒精含量為85毫克和240毫克的醉酒人相比，兩者對車輛的控制能力以及由此反映的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會存在較大差異，前者對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險要低得多，將前一情形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是醉酒原因。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醉酒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能夠作為犯罪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為，主要是指因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藥品如豆腐乳、糟雞(肉)、藿香正氣水、漱口水漱口等造成的輕微醉酒的行為。對于此類情況的醉酒，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和行為的客觀危害性相對較輕，能否入罪需審慎對待。

可以說，“醉酒不能一律入罪”的觀點是符合刑法規定的，也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思想。當然，為了能夠更為公正、客觀、統一地規制醉駕行為，準確適用刑法修正案(八)關于危險駕駛罪的規定，應該由最高司法機關及時發布相應的司法解釋或者指導性案例，對較為典型的犯罪情節予以明確，只有這樣，才能在較大程度上平復公眾的擔憂和疑慮，樹立和保障司法權威。至于有觀點質疑人民法院對醉駕的無罪判決權，這是缺少法律依據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對于行為之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根據司法權的基本原理，本條款中的“終止審理”和“宣告無罪”的權力只能由法院行使。因此，如果經過控辯雙方的質證，合議庭認為被告人醉酒駕駛的情節符合第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理應宣告被告人無罪。對于這項無罪判決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進一步明確規定，合議庭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依法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由此可知，法院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依法宣告無罪是合法的。

第五篇：網絡賭博調研報告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內容

1、問卷設計

2、研究對象和方法（2）問卷發放和回收過程。按以上要求，發放了15份問卷，回收到了15份，有效率為約為100%。我們在問卷發放過程中做到了以下兩點：第一、解除調查對象的思想顧慮，保證調查結果的真實性；第二，問卷設計明確，簡潔明了，以減少答題時發生差錯。

（3）研究方法。將問卷的得出的數據用條形統計圖統計出來。

四、相關成因的討論或措施

平陵鎮鄉村文化建設滯后，娛樂項目單調。伴隨這新農村建設步伐的加快，日益富裕的農民已不滿足于枯燥單調貧乏的農村文化體制，他們熱切希望擁有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方式。

1、強化宣傳教育

2、強化紀律約束

領導干部務必以身作則,起到表率作用。要按《紀律處分條例》的有關規定，下決心、下狠勁嚴厲查處黨員干部參賭行為。

3、強化監督管理

4、強化文體娛樂活動 參考文獻：

附件： 1.請問你的性別是。（）a、男 b、女 2.請問你的年齡是。（）a、15-19 b、20-29 c、30-59 d、60-80 3.請問你的職業是。（）a、學生 b、教師 c、工程師

d、企業或私人商店老板 e、技術工人 f、農民工 g、家庭主婦 h、其它 a、是 b、否

c、偶爾會有 a、是 b、否

c、偶爾會有 d、秘密進行 e、不，從來就沒有過

a、大多數是一些老婆婆老公公 b、大部分是家庭主婦 c、都是一些體力勞動者

e、其它 b、經常

c、偶爾打發一下時間 d、有人叫了才回去 e、只有一兩次 f、從沒有過 a、百害而無一利

b、危害不大，只是小范圍的 c、不知道有危害

d、覺得一點危害都沒有 b、一般，既不歡迎也不拒絕 c、隨便，有無都對我沒有影響 d、很喜歡，很歡迎

b、覺得是一種很好的賺錢方式，其他的沒有想那么多 c、只是一種娛樂方式，而且有益于身心，不認為是違法的 d、好玩，純粹只是打發時間的消遣，也不犯法 e、是一種賺錢的工具，導致了不勞而獲思想的猖獗，而且犯法 a、沒參加過 b、參加過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內容

1、問卷設計

2、研究對象和方法

（2）問卷發放和回收過程。按以上要求，我走到了召集了幾個我的朋友與我一起在鄉鎮聚集地多次在趕集時對大量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發放了大約250份問卷，回收到了198份，有效率為約為80%。問卷發放過程中做到了以下兩點：第一、解除調查對象的思想顧慮，保證調查結果的真實性；第二，答卷要求明確，以減少答題時發生差錯。

（3）研究方法。本研究以調查問卷法為主，數據用spss軟件進行處理，對調查結果的分析主要采用百分比分析。

史背景有不同的意義。目前，在西方社會中，他有一個經濟的定義，是指“對一個事件與不確定的結果，下注錢或具有物質價值的東西，其主要目的為，贏取更多的錢或者物質價值。

1、參賭人數多，花樣不斷翻新

2、賭資數額大

3、參賭時間長

（三）對禁賭運動的了解

對禁賭運動了解和發展相關的有第14、15、16、17、18題，這些都是一禁賭運動相關的。深蒂固，已經到了很難根除的地步了。對于最后三個問題都是關于禁賭運動的實施的問題，對于該不該實施，很多人堅持了正義的觀點覺得應該實施，雖然還有部分人對這一點持懷疑態度，18題為多選題，但很多人都覺得所有3個選項都有一定的可行性所以大多數都是選擇了3個選項。

四、相關成因的討論或措施

1、主觀方面的原因

2、客觀方面的原因

鄉村文化建設滯后，娛樂項目單調。伴隨這新農村建設步伐的加快，日益富裕的農民已不滿足于枯燥單調貧乏的農村文化體制，他們熱切希望擁有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方式。

3、執法實踐方面的原因

1、強化宣傳教育

2、強化紀律約束

3、強化監督管理

4、強化文體娛樂活動

以“康”棄賭是良策。搞好文化陣地建設，豐富農村黨員干部的業余文化生活內容。經常組織健康有益、形式多樣的文體活動，提高黨員干部的生活品味、生活質量和提高精神境界。

5、強化查處力度

以“打”治賭是有力措施。組織力量開展不定期明察暗訪。發揮公安部門的職能優勢，建立健全紀檢機關與公安機關及時聯系

參考文獻：

撰稿科室：

聯系電話：

電子郵箱：

調研單位：

調研對象：

題目：

提綱：

一、調研方式及樣本概況

二、調研結果及分析

（六）小賭公開化，大賭隱蔽化

一、調研方式及樣本概況

調研對象為酒泉市瓜州縣東半縣區域的七個鄉鎮，分別為三道溝鎮、河東鄉、沙河鄉、腰站子鄉、布隆吉鄉、雙塔鄉、七墩鄉，這七個鄉鎮里有老鄉鎮也有移民鄉鎮，地域廣

二、調研結果及分析

一是有60%的人認為鄉鎮文化站、村委會組織的文化娛樂活動太少，村民找不到更合適的娛樂方式。

二是當村民物質文化得到滿足后，政府沒能及時提供精神文明方面的條件，使一些腐化墮落的風氣逐漸影響了當地群眾。

四是有40%的人認為自己需要戒賭，但相關部門運用的“武力”，反而助長了他們的逆反情緒，戒賭還須相關部門采用引導教育的方式開展。在受訪的群體中，有百分之40%的人是小學文化程度，有10%的人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在與有些人訪談時，對方除了搖頭只會說“阿莫了”三個字，表示對我們的訪談聽不懂，這主要集中在移民鄉鎮。在訪談路途中竟然遇到了一小學生模樣的男孩子將自行車騎得飛快，到另一個村隊時我們發現他正在與其它的孩子斗地主。

中南大學2015年寒假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實踐活動 調 研 報 告

指導老師：唐 朝 暉 職 稱：教 授

實踐地點：湖南省吉首市河溪鎮小學及附近的阿娜村、毛坪村 學生姓名：向 勇

院系專業：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電氣1301班

學生學號：0 9 0 8 1 3 0 1 0 1 2015年2月

前 言

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隨著農業服務體系的完善和農業技術的提高，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已大大降低，真正從事農作的時間一般不超過3個月，一些水稻種植區甚至不超過2個月，農民已經有了大量閑暇時間。

一、調研背景

二、調查目的

3.了解公安機關對治理這一事件的態度 4.為規范農村娛樂休閑場所經營提供參考依據

三、調查方法 1.考慮到現實情況因素，調查對象將進行分類(小學生和農村農民）。調查河溪鎮小學中的學生是為了從側門了解他們父母平常在家里的生活娛樂情況，同時也為下一步進入農村地區農民家里進行面對面調查提供分析依據，調查農村農民則為了直觀的了解到他們的日常娛樂活動情況。2.小學生的調查為口頭提問形式，農村農民調查的實施為發放問卷調查，對調查對象每個都面對面的填寫調查表進行調查。

四、調查內容及預測

本次小學生調查對象37人，通過口頭提問的方式進行，主要提出的問題有：

（1）家里的父母日常農活時間和娛樂休閑時間那個多一些？ 37人中有19人回答娛樂休閑時間多一些；13人回答農活時間多一些；5人回答差不多。

原因分析：在絕大多數純農業地區，隨著農業服務體系的完善和農業技術的提高，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已大大降低，真正從事農作的時間一般不超過3個月，一些水稻種植區甚至不超過2個月，農民已經有了大量閑暇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