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法理分析

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法理分析

一、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涵義

（一）“自救式”維權的定義

“自救式”維權是權益被侵害的人依靠自身和其他私人的力量，使自己被侵害的權益得以實現或補償的行為。這種行為屬于私力救濟(私力救濟，即當事人認定權利遭受侵害，在沒有第三者以中立名義介入糾紛解決的情形下，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實現權利，解決糾紛。它不僅包括當事人本人的糾紛解決行為，還包括個人借助其他私人力量的糾紛解決。)（p102－103）的范疇，作為一種憑借私力實現權利救濟的方式，既包括合法方式也包括法律沒有明確其合法性的方式，甚至包括違法方式。

（二）“自救式”維權的特征

“自救式”維權的特征主要有：⑴權益受到侵害。“自救式”維權實施人必須受到非法的侵害。⑵以維護受到侵害的權益為目的。⑶借助私人力量，沒有第三方以中立名義介入糾紛解決。私人力量不僅指當事人自身力量，也包括憑借的其他私人力量。私人不僅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群體。糾紛解決的過程中沒有第三方以中立者身份介入，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而無須第三方居中調停。任何糾紛的主體最終都可以落實到權利沖突的雙方當事人身上，受侵害方或是積極應對或是消極退避，在尋求糾紛解決的過程中仍然沒有突破彼此的雙向性。盡管一方有可能要借助其他力量，但是，其他力量都不是糾紛解決的主體，他們都沒有以第三方中立者的身份介入糾紛的調停或斡旋，他們的作用只是依附于當事人中的一方，為其加強了私人的力量而已。⑷采取多種手段。農民工在“自救式”維權的過程中，或個體或群體采取行動，通過交涉、協商、談判甚至任何能達到目的的極端手段來獲得其權益的維護。“自救式”維權過程通常不會有太正式的程序，即便有，也很難得到遵守。

（三）“自救式”維權的社會地位

當人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國家為救濟其社會成員被侵害的權益，設計了一系列的制度，學理上稱為公力救濟。(公力救濟，指國家機關依權利人請求運用公權力對被侵害權利實施救濟。)（p87）公力救濟由專門的司法和行政機關負責，依據法律法規進行，程序要求高，判決有強制力，這些特征使其成為“權利救濟的最合法、最公正、最徹底和最權威的形式”。（p398）當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不能與侵權者達成協議解決糾紛時，尋求公力救濟在理論上是最有效、唯一的合法的方式。但實踐上，公力救濟成本(公力救濟成本即訴訟成本，指訴訟主體實施訴訟行為所耗費的人、財、物力的總和。)（p138）[4][3][2][1]

高、時間周期長、效率低。通常農民工維護的是自己的經濟權益，這一權益往往是在維系農民一家的生活開支，經不起經濟和時間的消耗。有的人在付出巨大的成本后權益仍然得不到維護。法院判決書成了“法律白條”，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民工對法律及公權力信心不足。此外，公力救濟程序復雜，技術性強，不確定因素多，這讓文化素質偏低、法律意識淡薄的農民工完全憑他們自己的文化水平及對法律知識掌握的程度去進行訴訟確實不容易。一般情況下，許多農民工不愿意通過勞動監察、勞動仲裁及訴訟等合法方式維護被侵害的權益，而是求助于親戚朋友或借助于一些團伙選擇堵路、圍攻、綁架、跳樓、爬塔吊等極端手段維權，其原因便是合法維權成本過高、程序復雜和執行難。

與公力救濟相比，“自救式”維權具有一定的優勢。一是實效性比較明顯，實現權益的可能性大，并且符合當事人自保或報復的心態，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并有利于吸收不滿、消解沖突，平息憤恨；二是這種救濟不需要很高的經濟成本、文化層次和法律修養，尤其是在低收入、文化素質不高和法律意識淡薄的農民工群體中更能快捷便利地得到運用；三是現階段仍有相當一部分公民法律意識低下，不要法只要命。當農民工的生存、發展受到威脅或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他們必然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如果正常的公力救濟不能迅速而有效地保護這種權益，就為“自救式”維權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二“、自救式”維權方式的選擇

（一）溫和式維權

溫和式維權是指農民工通過非對抗的方式所進行的維權行為。現實表明，面對被侵犯的權益，農民工在能夠維持自己基本生存的情況下，不會用自損或報復的方式維權。因為采用自損或報復的方式維權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這代價或許就是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他們往往采用溫和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具體表現：一是通過對話、協商、談判、交涉等方式制止和糾正對他們權益的剝奪，即以和平方式合意解決糾紛，雙方接受且不損害他人。二是為了保證自己權益的正常實現，對權益侵害人的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扣押的行為。三是在日常生活中，以非暴力形式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如給侵害人制造麻煩，在工作中偷懶等等。這種方式可以起到發泄不滿的作用，也起到間接維權的作用。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社會的形成，農民工也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進行輿論維權，一些具有較高知識水平和網絡技能的農民工開始通過互聯網來反映民意。由于這種維權手段影響力較大，成本較低，效果較好，受到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的青睞。

（二）自損式維權

自損式維權具體表現為當事人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出于種種原因，不針對侵害人或者第三人采取維權措施，而是對自身的權益進行處分，希望通過此方式引起侵害人、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典型的案例就是農民工為討工資欲以跳樓自殺或自焚來促使用人單位發工資或者[5]

促使相關機構進行干涉。農民工選擇自損的維權方式可能所犧牲的權益遠遠高于所要爭取的權益。比如：農民工的性命和所討要的數千元工資是沒有可比性的。但對于這些農民工來說，一是所討要的利益更為急迫、更為重要，工資是維持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唯一的經濟來源，在此之下，自身生命自然不算什么；二是農民工認為所能利用的、所能起到效果的手段只能是以生命相逼，此時，可視為一種“底線救濟”。(自殺（包括自殺的姿態）若從權利救濟角度而言，基本可視為底線救濟。)這種自損的維權方式通常以實現自身權益為目的，但結局卻伴隨有自身權益再次受到損害的事實，并且這種以自身權益的損害為警示或告誡的方式往往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相沖突。

（三）報復式維權

當農民工通過報復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時，有沒有考慮事后可能會受到的懲罰呢？從一些案例來看，選擇這一方式維權的農民工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由于部分農民工缺乏法律知識，法制觀念淡薄，認為自己是為維護自身的權益而使用暴力，法律不應當懲罰自己；二是部分農民工充分考慮到了將會受到懲罰的結果，但這種懲罰的結果與得到的權益相比微不足道的話，他們也會選擇報復式的維權方式；三是有的農民工考慮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甚至得到某些政府部門對他們權益的重視，可能會出臺有利于農民工權益保護的制度，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所受的懲罰微不足道。以報復形式出現的自救式維權，其行為通常會導致更為不幸的后果，而且容易導致對現有法律格局的破壞，對社會安全、法治秩序的沖擊更為嚴重。

三、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⒈有助于農民工形成權益意識，積累維權經驗，能夠有能力逐步改善自己的權益狀況。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產生于農民工在現存制度空間下的權益受損，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行為對于其自身來說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農民工可以通過“自救式”維權有力地維護自身的權益；另一方面，通過“自救式”維權，農民工可以獲得一些維權的經驗，從而提高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

⒉引起政府和社會對農民工的廣泛關注，促進了制度和觀念的完善與改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是在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雖然這種行為主要指向的是用人單位或雇主，不能直接修改國家制度，但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行為構成一種社會壓力，能夠使政府從政治高度來認識農民工的處境，修正相關政策，引起現存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國家修正其政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基于對農民工生存情況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則在于擔心由于農民工“自救式”維權而會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危害國家秩序和社會的穩定。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行動不僅使整個社會受到了觀念上的沖擊，而且能夠從農民工[6]

“自救式”維權現象認識到農民工權益保障缺失的事實并體悟到目前社會存在的問題。這些將促進政府和社會對農民工權益的高度關注，有利于農民工權益的維護。

（二）消極影響

“自救式”維權方式雖以實現自身權益為目的，但這是一種不依法定秩序，游走于公力救濟邊緣的救濟手段。“自救式”維權如果運用手段不當，結局會使其自身權益再次受到損害，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有的農民工在進行“自救式”維權過程中，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采取了極端手段甚至犯罪。農民工以違法犯罪的手段來維護自己權益的做法是法律所不允許的，也有悖于法制社會的理念。

由于維權成本大，法律救濟無望，正式保護渠道缺失，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農民工自然而然地就會尋求保護。當政府與社會不能及時有效地引導時，農民工只能組成團伙來尋找權益保護途徑或依存于非正規組織甚至黑社會。為尋求庇護，有的農民工就加入一些非正規組織，這成為農民工群體中黑社會性質幫派形成的潛在誘因。

“手段的性質也可反作用于目的的性質，從而改變整個行為的進程或方向”。[7]（p229）“自救式”維權中的非法行為容易導致對現有法律格局的破壞，對社會秩序造成沖擊，而且通常會導致不幸的后果，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隱患。“自救式”維權實際上破壞了程序正義的法律原則，而一旦這條路成了解決問題的慣性途徑就會讓一部分農民工默認為這是維護自身權益的行之有效的辦法，并對其他社會成員造成不利的影響，進而影響整個社會對法律的信任。因此，農民工的“自救式”維權應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進程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四、對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校正

農民工“自救式”維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權益的保障，但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其與法律至上的精神背道而馳，因而法治社會應當盡量避免“自救式”維權的濫用。

（一）完善農民工權利的公力救濟制度

權利救濟可分為私力救濟、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p102）隨著社會的變遷，公力救濟成為最重要的救濟方式。公力救濟包括司法救濟（司法救濟指通過司法機關實現的權利救濟，司法救濟就是訴訟或者審判）和行政救濟（行政救濟可理解為權利主體通過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維護權利）。（p87）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對沖突和利益的解決方式不再運用同態復仇等暴力手段進行，而是通過公力救濟方式和平解決，通過法律對利益關系的裁判解決社會沖突和利益矛盾。[10][9][8]（p95）

農民工“自救式”維權說明公力救濟存在一定的問題。“法律不僅應宣示權利，而且還應同時配置救濟的各種程序”。[11]（p349）因此，應強化公力因素，完善公力救濟。公權力機關應嚴格遵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樹立公力因素在農民工心目中的法律威望。針對弱勢群體文化程度低和不熟悉相關制度規定的實際，完善現行相關舉證制度的規定。根據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舉證艱難和遇到重重阻撓的情況，可以考慮農民工在討要工資和工傷認定時，也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證明責任。這樣就避免了他們在維權過程中無力舉證的尷尬，使他們能夠更好地利用司法手段來維護權利。完善公力救濟體系，既要降低農民工參與訴訟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還應提高訴訟效率。對于符合條件的起訴，應盡快立案和開庭，并在法庭期限內盡快結案。政府還應增設免費法律援助機構，給農民工提供訴訟維權的渠道，用法律手段援助農民工維權。

（二）拓寬社會型救濟渠道

社會型救濟是指某些特定組織或個人根據當事者雙方的共同意愿，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介入，并促使雙方自愿達成合意方案的救濟方式。社會型救濟反映了社會力量在沖突解決中的努力，是權利救濟機制的進步。實現對農民工“自救式”維權的校正需要發動社會各界的力量，政府應積極引導、鼓勵慈善團體等非營利組織參與社會救助工作，并開展多種形式的幫扶解困活動。應該充分發揮工會在農民工維權中的重要作用，把農民工納入工會，實行組織維權，由力量相對強大的組織與企業主進行談判，這就改變了個體農民工在談判中的弱勢地位，可以很好地主張農民工的權益并更能保證維權的效果。在現代社會，新聞輿論、媒體報道是公眾獲取信息、表達意愿的主要渠道。新聞輿論的介入可為農民工權益的伸張提供可能性。針對農民工利益表達載體稀缺的現狀，政府可以給予大眾媒體適當的政策扶持，鼓勵媒體開設為農民工立言的欄目、版面或專刊，讓農民工享有應有的話語權。媒體應當承擔起糾正偏見和輿論主導的責任，消除城市對農民工的歧視，營造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輿論氛圍。此外，還應發動社會力量，做好農民工在醫療、教育、住房及司法援助等方面的專項救助工作，為農民工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體系。

（三）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增強維權能力

⒈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強技能培訓。國家在教育投入上應對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實行傾斜，各級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一方面，結合農村實際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鼓勵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的農村孩子進職業高中學習三年，對高中畢業升不上大學的農村青年，政府根據勞務信息對他們進行三個月或者半年的培訓，在他們真正掌握一技之長后組織輸出，為農村發展和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提供條件；另一方面，農民工在就業前，企業要采取多種途徑和方式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素質培訓，使他們能盡快融入到企業之中。

⒉進行法律社會化教育，增強農民工的維權意識。法律社會化，即人在法律方面的社會化，是使法律規則、原則和概念從國家的外在宣傳轉化為個人的內在行為動機，從客觀的行為標準轉化為主觀的行為模式，使立法精神和價值導向獲得公眾認同的過程。首先使人們知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其次使人們理解、認同和尊重法律，再次要喚起人們對法律的信心、需要與合理期望。（p80）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團體要充分利用一切資源，采取各種方式對農民工進行普法教育，不僅宣講一些具體的法律、法規條文，還要注意法治觀念的教育與培養，使農民工能夠運用相關的法律知識維護自身權益。

⒊有針對性地開展活動，提高農民工對城市社會的適應能力。農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不僅要利用業余時間參加各類成人學校和培訓機構的學習，提高勞動技能和文化素質，還應積極參加社區、企業等舉辦的各種活動，增加與市民之間的互動。通過與市民的交流、溝通，加深對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價值觀念、行為習慣等方面的了解，拋棄舊的思想觀念，培養創新意識，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更好地向市民化轉變。城市要逐步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給予具有穩定就業的農民工一個合法并且合理的身份，使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關系網絡。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得新的信息，發現新的資源，找到新的機會，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以增強對城市社會的適應能力，拓寬權益表達渠道。

[12]

第二篇：農民工維權問題分析探討

12月4日，本報a10版刊出《四大部門首次“聯手”維權》一文，引起社會各界和廣大農民工朋友的高度關注。今年的農民工維權主要有啥內容？農民工朋友如何參與到這項活動中來？他們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維權？本報記者昨日特別專訪了合肥市司法局副局長唐明德。

維權并非僅是討薪

記者：今年的農民工維權行動還是幫大家討

薪嗎？

唐：將農民工維權僅僅理解為幫人討薪，是大家認識上的一個誤區。應該說，凡是農民工朋友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都是政府部門應當為農民工維權的內容，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148指揮中心長期開通農民工維權綠色通道，為農民工維權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這個綠色通道有兩大工作重點，除了討薪之外還有申請工商賠償，就是針對年底前這樣兩種高發現象而開展的。

現存三大困難

記者：雖然開設了綠色通道，很多人仍然覺得維權困難，這難主要難在哪里？

唐：首先是勞動力市場不規范，在148指揮中心和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待的咨詢中，很少看到用工合同。農民工無法提供勞動關系的證明，給維權增加了很大難度，這一方面反映出農民工維權意識比較低，另一方面，更不排除某些用工單位有意逃避責任；

其次，舉證難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很多農民工到城里務工，往往是基于一種親戚關系、鄰里老鄉關系，跟著包工頭進城了，包工頭帶到哪里就上哪里干活，自己的很多權利都綁在某個包工頭身上。一旦問題出現，包工頭跑了，什么事情也說不清了，手里甚至連一點證據都沒有，進入訴訟程序后困難重重，官司往往打不贏；

再次，農民工本身流動性大，這也給維權工作帶來一定難度，我們往往遇到這種情況，一旦案件準備進入訴訟程序，援助律師卻很難及時聯系到農民工本人，留下的電話也停機或者長期關機，如此一來，維權行為就無法再繼續。

農民工自身有三大誤區

記者：農民工自身在尋求維權時有什么誤區嗎？

唐：主要有三大誤區，一是前來求助的部分農民工卻無法提供相關證據，勞動合同沒有，工資欠條沒有，只憑自己嘴說，以為說得夠多就有用。碰到這種情況，維權部門工作人員往往愛莫能助，有勁使不上。二是農民工往往在工資被拖欠、停發后，才想起到相關部門求助。其實，當農民工受到工傷，用人單位不支付工傷待遇時，農民工同樣可以索取工傷賠償；用人單位沒有給農民工辦理社會保險，農民工也可以依法維權，要求單位辦理，繳納保險費用。三是許多農民工來投訴時，往往抱著“今天投訴，明天就拿到錢”的想法，一旦發現兩三天后工資沒要回來，又去四處投訴，陷入了投訴誤區。維權部門為農民工維權時，要了解情況、調查取證，然后和欠薪單位聯系、要求履行相應義務，這需要一個過程。

四家首度聯手維權

記者：針對這些情況，省城今年的農民工維權有什么新舉措嗎？

唐：今年合肥市司法局、總工會、建委、勞動局四家單位將攜手來開展2007年農民工維權法律服務專項活動，是四家單位的首度聯手合作，共同發布了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倡議書。這是維權工作的創新模式，打破過去單兵作戰的局限，將法律援助、法律服務和行政執法相結合，維權力度和效率肯定會大大提高。

這次維權行動時間從今年12月10日到明年2月1日。12月9日上午9點，活動啟動儀式將在人民廣場（原市府廣場）舉行，當天，法律援助中心與148指揮中心工作人員與律師將為農民工朋友提供義務法律咨詢活動。活動期間，我們還將開通3部法律援助專線：12348、5626122、5626123。需要維權的農民工朋友可致電咨詢，也可到沿河路111號合肥市司法局一樓148接待室進行反映。

建議要有“證據意識”

記者：有沒有給農民工朋友的建議？

唐：首先是不要到非法職業介紹機構求職。如果是第一次到城里務工，去中介機構時，應該看該中介機構的營業證書、服務范圍、收費標準、監督機關名稱和監督電話，還要索要交費收據；與中介機構簽訂合同時，各種用工條款必須看清，合同自己要保管好。

其次是一定要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合同中必須明確約定合同的期限、工作內容、勞動條件、勞動報酬、勞動紀律、社會保險、違反合同的責任等條款，不要與沒有用工主體資格的包工頭簽訂合同勞動。

第三是如果用人單位拒絕簽訂勞動合同，農民工朋友就需要注意收集保存一些能證明自己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材料，比如工資單、押金條、結算單、欠條等字據、用人單位解除或者終止勞動關系的通知書、出勤記錄、工牌、工作服等等，平時多留一個心眼，一張欠條、一個字據、一份工友證言，都可能促成維權成功。

最后，在發生工傷或職業病后，還應保管好醫療診斷證明或者職業病診斷證明書、職業病診斷鑒定書，以及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寄出舉報材料后的郵局回執。如果用工單位侵害到自己權益，通過交涉達成協議后，盡管用工單位不能立刻兌現，也最好讓他們立個字據、寫個證明，方便日后維權。

第三篇：農民工如何維權

農民工如何維權

近年來武漢市司法行政機關高度重視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特別是今年以來,為了方便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武漢市司法局與全國四十多個大中城市司法局簽訂了城際間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協議,并根據需要在鄉鎮、街道社區、勞動部門、建設部門、工會等設立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農民工工作和生活集聚地、大型企業等設立法律援助聯系點、咨詢點,開通農民工法律援助熱線,方便農民工就近快捷地申請和獲得法律援助。無論是我市赴外地務工的農民兄弟還是外地來我市務工的農民兄弟,我們都將一如既往、竭盡所能地為其提供法律援助，努力做到應援盡援。

一、什么是農民工?

農民工主要是指戶籍仍在農村，在當地或異地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者。《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出:“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只新型勞動大軍、他們戶籍仍在農村，主要從事非農產業,有的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亦工亦農,流動性強,有的長期在城市就業,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常見的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現象有哪些? 1.用人單位克扣或無故拖欠工資；

2.強行加班加點,卻不支付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報酬；

3.用人單位沒有為就業者配備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具和勞動動保護設施；

4.女工和未成年工得不到特殊勞動保護；

5.務工者患職業病、因工受傷、致殘甚至死亡后,用人單位逃避責任；

6.用人單位的內部規章制度與國家法律法規沖突； 7.用人單位收取抵押金,扣押進城就業者有效證件； 8.隨意辭退或開除務工者;9.不簽書面勞務協議或勞務合同等。

三、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應符合哪些基本條件? 1.申請法律援助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屬于《法律援助條 例》規定的案件范圍、符合經濟困難標準和能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

2.經濟困難標準,按照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縣(市、區)公布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1.5倍以內執行。

3.對農民工申請支付勞動報酬和工傷賠償法律援助的,不再審查其經濟困難條件。

4.申請法律援助時,應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證、戶籍證明或者其他的有效身份證明。如果在法律援助期間需要到外地打工的,可以委托親友代辦力理,同時應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交委托手續。

5.與法律援助事項相關的材料。

四、國家采取哪些揩施解決農民工請不起律師的向題? 《國務院關回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規定,國家將完善對農民工的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工作。要把農民工列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對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要簡化程序,快速辦理。有關行政機關和行業協會應引導法律服務機構和從業人員積極參與涉及農民工的訴訟活動、非訴訟調解及民間調解活動。

五、農名工該如何維權？

1、對于單位拖欠工資的，應當攜帶本人身份證和拖欠工資的相關證據前往工作地點所在地的勞動局進行調解或勞動監察；

2、對于單位未提供相應勞動防護用具和勞動動保護設施的應當向工作所在地的勞動局進行舉報；

3、對于務工者患職業病、因工受傷、致殘甚至死亡后,用人單位逃避責任的，應當首先明確是否為勞動關系。如果是勞動關系則應向社保局提起工傷認定和工傷鑒定程序，并根據結果向單位索賠；如果是勞務關系則應在醫療期結束后向法醫鑒定部門申請傷殘鑒定，并根據鑒定結果向單位索賠。

第四篇：法理材料分析

P8 既沒能證明不存在絕對價值，也沒有證明所有的相對主義道德并未共享任何基礎。他沒有看 到問題的實質，并且提出了錯誤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四：其一，以相對主義觀點視之，正確的提問方式應該是：從個人在共同體中所感受到的“某種”道德性中是否可以得出法 律與之存在必然聯系的結論，也即是問，無論何種法律體系都有必要以成文形式表達此種道 德所公開表明的某些價值。對于相對主義者而言，這個問題兼具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明確回答了此問題，就無須再回答凱爾森問及的所有相對主義道德中為所有法

律體系共同服膺的共同價值問題。其二，法律是否因其內容而必然地遵循道德價值，并非是唯一恰切的問題。其三，凱爾森的證述因其自然法概念而失之偏頗。最后，凱爾森僅予考慮確定的道德力量，而無視法律與道德之間具有某種聯系的可能性——它賦予法律一種可能為相鬩之道德關懷所忽略的初級道德特征。當我們對上述三位重要學者的觀點進行考查時，可以發現他們樂于強調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聯以法律內容的種種獨立特征為依據，這并不排除惡法有效的可能性，而只賦予法律初步的道德強制力。

P21 1法律是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由國家制定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體系。、特征：

一、普遍性、確定性和形式合理性。普遍性是指法律規范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二、國家性。法律規范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并由國家負責制定、頒布和實施。

三、強制性。法律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法律的拘束力，是法律強制性的外在表現。

四、正當性。

五、階級傾向性。

法律功能：又稱法律作用，是指法律對人們的行為、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又分規范功能和社會功能兩種。

法律原則：是法律規則產生的基礎，也是解釋法律規則的重要依據，它還可以作為直接的行為準則被適用。特點：概括性，價值性，穩定性，靈活性。

法律效力體現法律的強制性，指法律的拘束力，即法律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強制作用。法律關系是法律規范在調整社會關系過程中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

法律體系是指一國所有現行法律規范按照不同法律部門分類組合而形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法系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

法律制定：就是通常所說的立法，是指有關國家機關在法定權限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廢止和補充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根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促進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諧，切實保障公民的人權和自由，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現階段我們立法活動的基本原則主要有：科學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合憲性原則。

法律實施包括執法、司法和守法，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貫徹，執行法律的活動。原則有：依法行政原則，公平合理原則，效率原則。共同意志

P47 從法律上講，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受案范圍，不管標的多少，法院都應當受理。通過一元錢官司的公正判決，可以增強公眾對法治的信仰和信心。當然，也有人反對。認為一元錢官司是小題大作，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我的看法是，除了上面所說的公益性訴訟，總體上認為不必要為一分錢、一元錢去較真。實際上浪費了有限司法資源。隨著社會的轉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訴訟到法院的矛盾日益增多。人少案多，成為各地法院的一種普遍現象。要把有限的司法資源用于用于處理各種矛盾，實際上關系到正義如何分配的問題。與訴訟成本也不相稱。不符合糾紛解決機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也難以實現當事人的初衷。法律不是萬能的，還是不要當把法律判決當成道德審判。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凈化美國的金融環境，避免信用卡持有人也就是消費者受到欺騙性復雜規定的侵害，以控制美國的金融風險。而這一法案的目標是雙向的，對于銀行自身也是一種保護，如禁止向未滿18歲的年輕人發放信用卡等條款的制訂，就是為了減少違約風險。不僅如此，消費者權利、義務及消費風險條款的明晰化，也利于消費者重建對金融系統的信心，客觀上有利于銀行的工作開展。

而另一方面，銀行在推廣信用卡的同時，需要保持必要的風險意識，避免一味追求發卡數量而忽視發卡質量，在推廣人員的管理和培訓方面下功夫、把好關。盡可能地減少信息不對稱，不僅是對消費者的保護，也是對金融風險的有效規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保護消費者的知情權，強化銀行的充分告知義務，打擊違規套現，是有著戰略意義的。嚴格的信用卡管理，對消費者及銀行雙方，都是一種保護.沒有監管和約束，那就會一方面造成消費者穴持卡客戶雪受到銀行的盤剝，另一方面也驅使銀行為了爭奪此項業務而采取違規做法，最終可能釀成金融風險。

P61 要正確地認識和利用，以便更好地促進干部作風建設和廉政建設。

有著現實的作用和積極的意義。它一經推出，即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與叫好，就說明了這一點。推行“禁酒令”不僅僅是一個節約問題，也是作風建設、廉政建設的重要舉措，對于促進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建設，對于提升和改善干部形象，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因為只要大部分公務人員工作日中午不飲酒，就能保證機關的正常運轉，保證公共服務的質量與效率，讓民眾放心滿意。

節約必然是有限的，所占吃喝費用的比例不會很高；工作日晚上和非工作日飲酒，同樣會影響工作日的正常工作。對于作風建設和形象樹立來說，并非僅靠工作日白天的表現，其他時間的所作所為同樣重要。由此看來，一紙“禁酒令”所能起的作用，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大。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禁酒令”，確保五天工作日杜絕公款吃喝玩樂。另一方面，要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使之在任何時間都“不想喝”；通過從財務支出入手切斷經濟來源，使之在任何時間都“無法喝”；通過嚴厲的監督查處，使之在任何時間都“不敢喝”。如此多管齊下，公款吃喝之風必將得以遏制，作風與形象的完善。

禁酒令發揮其作用 白酒股價下跌高端白酒的業績之所以好，很大程度上是公款消費在支撐。一旦“禁酒令”下，高端白酒的業績高增長就很有落空之虞。白酒股近期的下跌也就不難理解了。指日可待了。

P72 法律是人的產物，它不可能窮盡社會的一切形態。在個案中，更可能因為特殊情況的存在，而使得法律價值沖突難以避免。

沖突的主要表現形式：

第一種價值本身存在沖突 第二種個體與個體——行使個人自由可能導致他人利益的損失。共同體與共同體——國際人權與一國人權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個體與共同體——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

解決辦法：

1、價值位階原則。具體而言：自由>正義>秩序。但是這個不是唯一的排序

自然法學派選擇正義優先。分析法學派選擇秩序優先

一般而言，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質的人性需要，它是法的價值的頂端；正義是自由的價值外化，它成為自由之下制約其他價值的法律標準；而秩序則表現為實現自由、正義的社會狀態，必須接受自由、正義的約束。因而，發生以上價值之間沖突時，可以按照 自由>正義>秩序的位階順序來確定何者優先。

2、個案平衡原則（同一位階，兼顧各方利益）在處理位于同一位階上的法的價值沖突時，必須綜合考慮到主體之間特定情形、需要和利益，以使得個案的解決能夠適當兼顧到各方的利益。如民法中的 公平責任。

3、比例原則 簡言之，即使某種較優越價值的實現必然會以其他價值的損害為代價，也應當使被損害的價值減低到最小限度。

具體可分為以下三種

適合性原則：限制人民權利之措施必須能夠達到所期望的目的，又稱適當性原則。（手段適合目的）必要性原則：在適合達到目的的多種手段中，應該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又稱“最小侵害原則”

狹義比例原則：對于人民權利之侵害程度與所達到目的之間，必須處于一種合理且適度的關系，這項原則主要重于權衡“受限制的法益”和“受保護的法益”之輕重，以達到利益之間的和諧，又稱合理性原則。

實際上，三者不是并列的。可以組成兩個不同的類型：針對不同位階，同時適用價值位階原則和比例原則；針對同一位階的價值沖突，需要同時適用價值位階原則和比例原則。

所以，嚴格地講，只有比例原則是適用所有類型的價值沖突原則。

P82 法律的正義性

（一）所謂法律的正義性，指法律本身須符合于社會正義。是法律與其他行為規則，如技術規則，的根本區別所在。正如人有“善、惡”，法律也有“善、惡”，這就是所謂的“良法”與“惡法”。符合于“社會正義”的法律是“良法”，違背“社會正義”的法律就是“惡法”。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許多“惡法”，諸如規定對小偷砍手的法律，規定當眾將“私通”者亂石砸死的法律，規定對流浪者加以鞭打、監禁甚至處死的法律，規定對同性戀者予以懲罰的法律，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相繼被廢止。我國去年被廢止的“收容遣送”制度、規定撞了白撞的地方性法規，就屬于“惡法”。

（二）正義性與法律評價：正因為法律有正義性，才使具體的法律法規成為被批評、評價的對象。法律絕不僅是主權者的“命令”，絕不僅是立法機關制定的“行為規則”，“主權者”、“立法機關”也不能隨意制定“法律”，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于“社會正義”的要求。只有符合于“社會正義”的法律法規，人民才有服從和遵守的義務。對于違背“社會正義”的法律，即所謂“惡法”，應當通過“違憲審查程序”予以廢止，或者通過“統一解釋法律法規程序”回避其適用。

當我們學習法律的時候，除了從規范性入手，掌握每一個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適用范圍和法律效果，以及正確把握其立法目的之外，還需要進一步用“正義性”標準予以評價、批判。至少是不要為“惡法”辯護，不要制造所謂的“根據”、“理由”，把“惡法”硬說成“良法”。當我們參與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時，一定要慎之又慎。這是在為人民制定行為規則，為法官制定裁判規則，容不得任何輕率和半點私心。我們撰寫論文、討論案件，也應持慎重態度，一定要再三斟酌，我們所主張的新觀點、提出的立法建議和裁判方案，是否符合于社會正義。

（三）正義性與法律職業:一個人選擇了法學，選擇以法律為業，你就選擇了“公平正義”！選擇了以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公平、正義作為自己行為、處世的價值目標和判斷標準！你應該有正義感，有是非觀！你如果還是學生，你也是弱者，沒有力量為人民主持正義，但至少你應該能夠判斷是非，判斷正義與不正義！你如果擔任法官，就應當斷然拒絕法律外因素的干擾，使你作出的每一個判決都合情合理合法，在當事人之間實現公平正義！

法律人以研究法律、適用法律為職業。但這絕不是一般的職業，不是僅僅為了賺錢謀生。因此不是經營者（商人）。法律職業的神圣性在于：維護法律，維護正義！你看，西方的法官，被人民當成正義的化身，就像神職人員之被視為上帝的代表！法律人不可能是革命者，但法律人是社會正義的維護者！你是法學院的畢業生，無論你將來從事何種職業，身處社會的上層還是中層，你一定不要忘記法律的正義性，不要忘記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遭遇不幸的人們。

(四)正義性與裁判妥當性：法律的正義性最終要通過法院的裁判予以體現。法律、法規所體現的社會正義，是理性的正義；通過法院裁判所實現的正義，才是實踐的正義、現實的正義。因此，法官和律師對于實踐法律的正義負有神圣職責。裁判案件，不僅要考慮裁判是否于法有據，而且一定要考慮所作出的判決結果是否符合于社會正義，即裁判結果的妥當性。只有合于社會正義的判決，才是正確的判決；違背社會正義的判決，無論在程序上和實體法上如何“合法”，都是錯誤的判決！

（五）正義性與誠信解釋：當對于如何裁判案件存在兩種不同方案，而兩種方案均有其理由，一時難以判斷哪一個方案更為妥當時，應采用誠信解釋方法：先假定采用第一種方案裁判本案，并對所作出的判決結果進行評價；再假定采用第二種方案裁判本案，并對所作出判決結果進行評價。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決結果，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喪失平衡，亦即使無辜的受害人沒有得到救濟，誠實守信的履約方的合法利益未受到保護，違反法律、違反合同的加害人、違約方非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獲得不正當利益，則應當判定這一裁判方案是錯誤的，當然不能采用。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決結果，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大體平衡，亦即使無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濟，誠實守信的履約方的合法利益受到保護，違反法律、違反合同的加害人、違約方受到懲罰，則應當判定這一裁判方案是正確的，應當采用這一方案裁判本案。

（六）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社會正義，有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分。形式正義，著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適用的程序規則是公正的，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是否實現了正義，則非所問。實質正義，則不滿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著重于在具體的案件的當事人之間實現正義。按照現代法律思想，強調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統一，形式正義只是手段，而實質正義才是目的，形式正義須服從于實質正義，并最終保障實質正義的實現。

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屬于形式正義。具體案件裁判的妥當性，即最終在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實現的正義，屬于實質正義。值得注意的是，近幾來來，在法院裁判工作中，出現了過分強調程序正義，以程序正義代替實質正義，甚至否定實質正義的的傾向。必須指出，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都只是手段而絕非目的，裁判的目的只能是在具體案件的當事人間實現實質正義。

法院裁判當然要講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但切不可走向極端。片面強調程序規則、舉證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而忽視“法官”的作用，不僅違背法律的正義性，也違背裁判的本質。法院裁判的本質，是行使裁判權的“人”，對案件“事實”進行裁判。之所以需要程序規則、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是為了幫助行使裁判權的“人”盡可能地“發現”案件的“事實真相”，以形成“內心確信”。絕不是要“代替”案件的“事實真相”，代替法官的“內心確信”，更不是要取代“法官”。

質言之，裁判活動的“主體”是“法官”，而不是“程序”，無論如何科學、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規則只是形成法官“內心確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義”只是實現“實質正義”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審改革也罷，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關鍵。正如自由法學和法社會學的倡導者愛爾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義的保障”

P108 沒有絕對自由，也沒有絕對平等！沒有泛濫的人權，也沒有真正的民主！

即使是動物也有階級性，人類社會的階級性無法消除，也就談不上平等。自由永遠被限制在政權的控制下，而政權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民主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統治階級的民主權利是確實存在的，但在一定情況下是不被允許的。人是有社會性的，作為一個自然人，他是無法脫離社會的，人權是人類進化的象征，對人權的尊重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無論是資產階級憲法還是社會主義憲法都有明文規定關于人權、自由、民主的條例。但白紙黑字不代表就一定會有這些。掌握暴力機器的國家機構面對自然人是占據主動地位的。

人權是可以爭取的，但自由、民主、平等，我認為沒有絕對的，是可能隨時被剝奪的。人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這是可以滿足的，但在保證人生存的權利后，所謂的其他權利，不取決于人本身，而是由國家絕對掌握 中國現已基本建立起以憲法為基礎、以部門法和中國加入的國際人權保障公約為補充的比較完整的人權保護法律體系;在法律保護內容方面,中國法律對人權的保護范圍十分廣泛,涉及到人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的人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新中國人權保護的偉大成就。

P120 如果社會安全網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費提振經濟增長的努力恐怕僅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策。另外，相當一部分人把中國人愛儲蓄的習慣歸結于節儉的美德，其實這不過是問題的表面，真正的原因應該是百姓不敢消費所致，與美德似乎關系不大。顯然，一個誠惶誠恐，人人自危的社會注定不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更不可奢談什么幸福和民族振興。從長期來看，生活滿意度的持續下降還將侵蝕社會凝聚力，減少社會資本，這或許是對一個社會機體最致命的沖擊了。不同于我們熟悉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衡量的是一個由文化和傳統所規定的特質，社會風氣如誠信等都屬社會資本的核心內容。依社會學大師帕特南（R.Putnam）的分析邏輯，社會資本不僅有助于促進公眾的自發性合作與協調，改善社會行動與提升社會凝聚力，而且還可增進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形而下地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動力。社會資本的下降不僅使社會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會穩定，而且還會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陷入各種發展怪圈。損耗和降低社會資本的不良力量包括爾虞我詐、腐敗以及包括收入在內各種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許多國家的治國理念，也寫進一些國家的憲法之中，但要實現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談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則人心歸向，上下團結；政通人和，則政事通達，人心和順。欲消除公眾的不滿情緒，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須建立一個公平的法治社會，這既是政府當前的迫切任務，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不二選擇。如此不懈努力不僅能舒緩社會壓力，減輕社會矛盾和沖突，而且還可改善和提升公眾的生活滿意度，增加社會資本存量，為社會良性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和永續的動力，這也才是民族振興的真正之源。

P132 法律秩序生成和確立需要一點一滴地積累，在積累中建構起對法律力量的認知，形成用法律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事實上，對法律的信心是在司法一次次彰顯正義中構建起來的，足球打假風暴未嘗不是建立現代社會法律秩序的契機。

P144 職業法官堅持思維的職業化，與平民的大眾化思維、政治性思維形成隔離，有高度的形式化傾向。職業法官將倫理責任與法律義務嚴格區分開來，對他們而言，倫理的告誡與法律的命令之間是有嚴格界線的。

由于平民法官的思維有實質化的傾向，他們在裁決過程中瞄準的焦點不是法律規范而是目的。他們不像職業法官那樣重視成文律法的適用，也不習慣于像職業法官那樣以“合法”與“非法”的二分圖式對當事人的行為加以定性。而職業法官則重視以法律規范作為其裁判的合法性為依托。對他們而言，有兩點至關重要：欲證立法律判斷，必須至少引入一個普遍性的規范；法律判斷必須至少從一個普遍性的規范連同其他命題邏輯地推導出來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法律解釋的技術和學說在傳統制度中一直得不到重視和充分的發展，沒有一套法教義學拘束古人的法律適用行為。職業法官在“誹韓案”中受概念和邏輯的制約。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要從關注實質正義轉變為關注形式正義。正是因為法律與法庭以外的社會力量在中國的過于密切地結合，才出現法律的非形式化、非自治化，進而法律事業落后。但是，“誹韓案”也折射出一些問題來。形式主義方法論實際上也是一種專制，是用規范壓制事實。職業法官高度形式化的做法勢必會引發人們去追問法律事業本身的意義。相反，如果他們在審判過程中不死摳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注重將裁決的合理性建立于面向事物的妥當性，便不至于形成尷尬局面。

不論做什么，或做法學研究或進行實務工作，法學理論總是很重要的。法官如果僅依據條文做判決，勢必會出現不合邏輯的荒謬結論，因此，我們要重視法學方法的研究和應用。

P164 司法解釋里的信用卡的擴大解釋,關于信用卡詐騙罪的看看.而且是國內先例,一審二審降了兩級,現在刑法規定最多降一級.屬于惡意透支的行為.法官們在審判中沒有合理有效地使用法律方法，譬如，對許霆案審判中法律規范的選擇、對所適用罪名的解釋及判決結果的可接受性都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如果這些都進行了清晰、合理的“交代”，人們也就“無疑”可問了。即使案前我們沒有或不能對該案進行有效的評議，但案后對此案進行思考也能幫助法律解釋學更好地融入實踐。但是，實踐中并沒有很多法律解釋理論的專家對此有更多的關注。也許有人會說，對案例的研究將會使法律解釋學走向一條“純粹技藝”研究的學科，喪失了其應有的品味，但是陳金釗教授說：“山東大學法律方法論研究中心，最近一直想通過加強對判例的研究，實現所謂“理論研究一旦具體就可能深刻”的局面。”

P192 此案與許霆案有相似之處，都是惡意竊取。這屬于觸犯刑律，而不是民法上的“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只要退賠就可以，而惡意侵占公私財物屬于嚴重的刑事罪行。由于情節較輕，一般認為量刑不足以構成無期徒刑，但犯罪的性質是明確的。輿論混雜了太多法律之外的情感因素，把法律看作兒戲，還把受侵害人的權益看成可有可無。

P216 營利性不是肖像權的侵權構成要件，未經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行為不屬于正當使用，該行為應定性為侵害肖像權。

肖像權作為自然人專屬的一般人格權，固為現代各國民法所確認，應受保護自不待言。同時，基于尊重主體價值之需，鼓勵自然人除可依法自行利用支配其肖像權外，還可許可他人使用其肖像權，以實現其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的充分利用。然則在二者之間如何劃界，使兩相俱宜，則不無歧義。營利性是否是區別合理使用與不合理使用的界限，這主要取決于對民法通則第一百條和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不同理解和解釋。

應當如何正確理解和解釋該條規定？其真實含義果真是在于明確營利目的是肖像侵權的構成要件嗎？實際上，在明確該條規定的真實含義之前，我們需要從立法技術的角度認真審視該條規定的屬性和意圖。換言之，對該條的解釋不能簡單地拘泥于字面含義，其解釋方法也不能滿足于一般性的文義解釋，而需要求助于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可以肯定的是，解釋方法的恰當把握乃是正確處理該案的關鍵所在。

第一，從立法體系和規范性質來看。大陸法系成文法一般將規范分為授權性規范、強制性規范和禁止性規范。第二，從立法目的來看。該條規定實際上可以分兩個層次解讀：第一個層次為首句“公民享有肖像權”。三，從形式邏輯來看。如此不僅不符合該條本意，而且違反了邏輯規律。第四，從比較解釋來看。查現代民法，并無可以不經同意而以非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之規定。第五，從學理解釋來看。盡管不無爭議，但學者主流見解均傾向于認為營利性不是侵害肖像權的構成要件。另外，在學者擬議的中國民法典建議稿中，對此問題的界定也十分明確。

第五篇：農民工維權告示牌

農民工維權告示牌 項目全體農民工:

為保障你在本項目勞動期間的合法權益，幫助你依法有序維權，現將有關情況告示如下：

◆農民工勞動保障權益主要內容：

1、建筑領域直接招用農民工的施工企業和勞務企業必須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并提倡簽訂集體勞動合同，建筑領域直接招用農民工的施工企業和勞務企業必須按勞動合同約定或勞動保障法規定足額支付工資。

2、如果用人單位拒不與你簽訂勞動合同、集體合同以及未按合同約定足額支付工資。請你及時向企業勞動管理員勞資管理員反應情況，由其協商解決，同時也可以向項目所在地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投訴。◆特別提醒！

為了有效維護你的合法權益，你應妥善保管各種有效證據，如勞動合同、協議、工作證件、工資結算單據等。

項目勞動監督員；電話； 項目勞資管理員：電話： 建設單位工監督員：電話： 勞動監察機構；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