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1)

摘要：中國古代改革、變法眾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成為當時的強國；變法失敗者,國家都走向衰微,以致滅亡。無論成敗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爭，這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其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關鍵詞：古代改革；規律；啟示

一、中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類型

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節進行必要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關系中的某些環節做局部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歷過農民戰爭的洗禮，而農民戰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發展了經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大多親歷戰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展同西域少數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

緩和矛盾，穩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贊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三、古代改革給我們的啟示(一)

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整 ,權貴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度就會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的宏偉規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總之,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 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講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強調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監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在臨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進行維新事業。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反對變革。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二篇：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摘要：中國古代改革、變法眾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成為當時的強國；變法失敗者,國家都走向衰微,以致滅亡。無論成敗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爭，這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其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

一、中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類型

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節進行必要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關系中的某些環節做局部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歷過農民戰爭的洗禮，而農民戰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發展了經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大多親歷戰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展同西域少數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緩和矛盾，穩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贊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

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三、古代改革給我們的啟示

(一)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整 ,權貴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度就會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的宏偉規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總之,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講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強調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監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在臨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進行維新事業。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反對變革。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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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改革

可以這么說，改革貫穿于中國古代國家歷史發展的始終。盡管各個時期，不同朝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情況不同，具體改革的內容、目的、手段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適應新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舊的法制、體制或政策。或如秦商鞅所說：“當時而立法，因事而治禮”或如北宋王禹偁說“改轍更張，因時立法”，通過不斷的改革求生存，求發展，求繁榮。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中國古代史新教材介紹的重大改革共有12起），認真總結歷次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于我們具有積極的資政、借鑒意義。古代歷史上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也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一、復習目標：

掌握古代重要的改革發生的背景、內容及影響；總結出一般規律

二、政治原理：

對于歷史上的改革和變法的評價要堅持如下標準：堅持社會發展的標準；堅持歷史的標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重視歷史發展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注意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之間的關系；改革的成敗不能以改革者個人的結局來作判斷，而應視改革的積極作用是否得以維持。

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分析理解古代的改革變法。

運用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的辯證關系分析認識王莽改制。

王安石變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表明改革的復雜性與曲折性的道理。

理解我國古代的改革與現今的改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聯系有關時事，了解如何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以及深化農業改革和發展農村經濟，進而掌握改革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大現實意義。

三、知識梳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

1、中國古代變法

（1）春秋——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實質上承認了什么？

（2）戰國——魏國李悝、楚國吳起、韓國申不害、齊國鄒忌變法，秦國商鞅變法（內容、作用）。

商鞅變法中使社會性質發生變革的最根本的一項措施是？

（3）新——王莽改制（背景、中心內容、結果）。

（4）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內容、作用）。

孝文帝改革中使社會性質發生變革的最根本的一項措施是？

孝文帝改革帶來的最深遠的影響是？

（5）北周武帝改革

（6）后周——世宗改革（內容、作用）。（7）北宋——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時間、背景、內容、作用、失敗原因）。

慶歷新政的中心措施是？

在王安石變法措施中：中心措施是？惟一不能增加政府財政收的措施是？對大地主觸動最大的一項是？最能體現地主階級屬性的是？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

（8）金世宗改革：

提倡開荒，利用黃河故道實行屯田，招募農民墾種，遇到荒歉年，減免租稅。改革使北方經濟得到發展。

（9）明朝——張居正改革（內容、作用）。

歸納：中國古代的四大改革

指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北宋中期的王安石變法。

基本原因：一是因為新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對上層建筑的要求，如商鞅變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二是因為社會矛盾激化造成，例如王莽改制前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改制中又激化了民族矛盾，王安石變法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變法中又引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措施包括：(1)改革生產關系，如商鞅變法中的廢井田、開阡陌；(2)限制貴族特權，如商鞅 變法和王安石變法；(3)為統治階級根本利益而在調整中照顧農民利益，如商軟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變法；(4)建立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如商 變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結果：全部都遭到舊貴族的強烈反對；改革不成功的都導致政權衰弱，如王莽改制和王安石變法；改革成功的都出現國運強盛、社會進步，如商 變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2、近代中國的變法和革新

（10）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和清政府“新政”是封建統治階級為維護統治、為適應外國侵略者需要而進行的，措施主要是加強軍事、經濟力量；對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的調整政策服務于政治目的、為了加強統治，但是客觀上有利于社會的發展；結果都失敗，因為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富強，隨著在對外戰爭中的失敗而告終結，“新政”中加重剝削促使人民不斷反抗，不久清政府就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11）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是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維新派為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而發起，維新思想宣傳形成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變法沼書的頒布有利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西方科學知識的傳播；但是由于缺乏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勇氣，希望寄托在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脫離了人民群眾，在封建頑固勢力鎮壓下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相比，封建專制統治和自然經濟強大，維新派沒有在人民支持下推翻封建專制而獲得政治統治權，變法詔書中沒有涉及議會憲法等維新派政治主張，外部列強并不希望中國真正強大，相反在加緊侵略中國，都是中國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12）清政府“新政”

3、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

新中國建立后，受蘇聯高度集中政治經濟體制和“左”煩思潮的影響，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體制弊端顯現；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思想解放和確立工作重心轉移、改革開放決策，為中國當代的改革鋪平了道路；20多年來的改革，使中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有了蓬勃發展，國際地位提高，祖國統一大業邁大步，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以上的改革都是從狹義上來講的；從廣義上講，凡是統治階級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政策的調整，都稱得上改革。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為何總是失敗

大清國的維新改革，僅實行了103天就失敗了，維新黨人被殺頭的殺頭，逃亡海外的逃亡海外，史稱百日維新。

而一衣帶水的日本，卻通過明治維新，對自己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從而一舉成為世界列強。讀史每讀至此，總免不了為中國的不幸而扼腕。

中國歷史上幾次大的改革，從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到明朝張居正的改革，再到清朝的百日維新，無一不是以失敗而告終，最終的大結局都是王朝的覆滅。

失敗的原因都是因為改革觸及到了既得利益者們的利益，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大多為當時的統治階級。

幾次改革雖然都有皇帝的支持，卻仍然免不了失敗的下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如王安石的變法，其中預算制度的改革，使國家節省開支40%，而這40%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貪污，自然感到無比憤怒。

還有王安石的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向農民發放高利貸而兼并農民土地的，政府向農民發放貸款，阻塞了他們兼并發財之路，他們又如何能不堅決反對。

而王安石的新法，在貫徹時，卻不得不依靠這些既得利益者們去執行，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對新法進行破壞，使新法在貫徹中走了樣或不能充分落實，從而最后導致變法的失敗。如明朝張居正的改革，比王安石的變法要和緩許多，但仍招致了既得利益者們的強烈反對。其中的調查戶口，測量耕田，整理稅賦，裁減官員，縮小機關編制等，都直接傷害到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的抵制與反撲是猛烈的。在張居正死后，張家被抄沒家產，張家十余口被活活餓死。

清朝康有為的改革，與60年代滿清官僚們自發搞的洋務運動不同，洋務運動不過是經濟上的一些革新，重點在于改良武器，而康有為的改革重點在于政治體制。

這種改革首先觸動的就是那些滿清貴族的利益，他們向來以漢族的統治者自居，在他們出生的那天起，就已經為他們鋪就了足以令他們過上榮華富貴生活的仕途階梯，所以對康有為的改革，他們就象被挑了巢的馬蜂一般，驚慌失措，駭叫奔走。

監察部御史文祥是滿州人，他向光緒皇帝警告說：“維新黨的目的，只在救中國，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見解給滿州貴族們提供了理論根據，他們誓言：寧與友邦，不與家奴。

以掌握中央軍權的滿州人榮祿為首的王公大臣們，日夜在慈禧太后的身邊哭訴清王朝滿州人的危機，再加上無恥小人袁世凱的告密，歷時103天，圖謀自強救國的維新運動終于以失敗而告終。

于是滿州人歡聲雷動，歌頌那拉蘭兒是滿州民族的大救星，是繼康乾之后的又一完人。

中國的歷史告訴人們，如果只是等待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的話，其結局只能是水中撈月。在社會下層的民眾還沒有覺醒，在既得利益集團還沒有受到來自下層民眾的足夠的壓力之前，既得利益者們絕對不會做出利益上的讓步或放棄自己的大部分利益。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人們的丑陋，也提示給人們未來前進的正確方向.

第三篇：中國古代著名改革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

一、商鞅變法（戰國）

1、目的：富國強兵。

2、時間：第一次改革始于公元前356年

內容：①實行什伍、連坐制度。

②獎勵耕織，重農抑商。

③獎勵軍功，按軍功大小給予賞賜。

時間：第二次改革始于公元前350年

內容：①廢井田，開阡陌。廢除井田制，國家承認田地歸私人所有，準許土地自由買賣；

②推廣縣制，廢除分封制。把全國分為41個縣，設縣令主持縣政，丞為副縣令，尉負責軍事。

③統一度量衡。

④“塞私門之請”，移風易俗。以刺激小農戶數量的增加及其生產積極性的提高。(二個廢除：)廢世卿世祿制、廢井田制(二個獎勵：)獎勵軍功、獎勵耕織(二個制度：)什伍制、縣制(二項法律：)連坐、輕罪重罰(最后全燒了：）焚燒詩書

3、作用：秦國舊制度被廢除，封建經濟得到發展。成為實力最強的國家。經過一百多年的變法，新的封建制度在各諸侯國確立起來了。

4、評價：①以法律形式廢除井田制，確認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奴隸主貴族的世襲特

權，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加強了新興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制度。

②秦國逐漸強大，為后來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③商鞅施行的嚴刑酷法和文化高壓政策，對后來秦朝產生消極影響

④商鞅主張的法家思想，成為秦國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二、王莽改制

1、背景：限制土地兼并，緩和階級矛盾，穩固統治。

2、內容：①把全國田地改稱王田，私家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貴族、官僚和大地

主占有者反對，農民不滿意，土地、奴婢買賣照舊進行。

②多次改變幣制，變五銖錢為大錢。--掠奪財產，很多人傾家蕩產

3、結果：加劇了矛盾，終于失敗。引發農民起義。

三、北魏孝文帝改革

1、背景：民族大融合的趨勢。

2、內容：

經濟上實行均田制：①把國家掌握的土地實行分配；

②受田農民納租、納調；

③受田農民服徭役和兵役。政治上：①遷都洛陽；

②采用漢族統治階級的封建統治政策。文化上漢化政策：①采用漢姓；②改穿漢服；③學說漢話；④提倡與漢族通婚。作用：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四、范仲淹改革（慶歷新政）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慶歷五年（1045年）初

1、背景：積弱積弱的局面已經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階級矛盾尖銳，北宋統治岌岌可。

①中央積貧積弱

②慶歷新政，革除弊端（改新除弊）

2、目的緩和社會矛盾，挽救封建統治危機。

3、中心：整頓吏治，針對腐敗的官僚制度

4、內容：

（一）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

（二）抑僥幸，即限制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

（三）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

（四）擇長官。

（五）均公田。

（六）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

（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

（八）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九）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

（十）減徭役。

5、結果：失敗。

原因：

1、新政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的反對。

2、宋仁宗對朋黨的防范。

3、改革過于激進。

6、影響：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統治集團感到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高漲。

五、王安石變法（1069年，宋神宗時）

1、背景：積貧積弱的北宋 ――――根源北宋初年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積弱：原因：（1）集中軍權。調兵權與領兵權的分離，實行“更戍法”，；

（2)集中行政權,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

（3)荒年招募流民當民，軍隊素質下降。

（4）步兵為主，武器質量差，影響軍隊戰斗力。

表現：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對遼和西夏戰爭敗多勝少。

積貧：原因：三冗（1）冗官（集中行政權分割宰相職位，官職增加；科舉取士；多恩

蔭法授官多

2、目的：直接目的：為了富國強兵，改變積弱的局面。

根本目的：為了挽救北宋統治危機，鞏固封建統治秩序。

3、指導思想開源、富國

“民不加賦而國用饒”.4、措施

（一）富國（農業和商業）

農業：A、青苗法（最有矛盾）作用：保證農業生產、免受高利貸盤剝、擴大政府收入。

B、農田水利法（最沒有爭議）作用：促進農業生產。

C、免役法

作用：保障農時，擴大政府的收入、打擊官僚地主利益。

D、方田均稅法 作用：增加政府收入，打擊官僚和地主的利益。

商業：A、市易法 作用：政府調節市場、平衡物價、增加政府收入、打擊了大商人的利益

B、均輸法 作用：政府調節市場、增加政府收入、打擊了大商人的利益。

（二）強兵

A、保甲法

作用：保證兵源、維護基層社會治安。B、保馬法 作用：保證軍需，節約財政。

C、將兵法（重點）作用：改變兵將分離的局面、提高軍隊戰斗力 D、設軍器監

作用：提高武器質量

（三）取士

A、改革科舉制（考試內容的改變)

B、整頓太學,重編教科書

C、惟才是用

5、評價：

（1）進步性 ：促進了經濟發展，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強了軍事實力，一定程度上

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局面。

（2）局限性：有些措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沒有觸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變法以開源為指

導思想，利用國家行政強制進行收購、運銷。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新法

過于急進。

（3）性質：封建地主階級針對北宋統治危機進行的改革運動。（在不觸動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對生產關系進行局部調整）以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

（4）失敗原因：觸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強烈反對；指導思想有誤（偏重理財、違

背經濟規律）；宋神宗后期的動搖；用人不當，危害百姓；沒有觸及社會

根本問題（根本原因）。

拓展

1、王安石變法和梭倫改革的比較：

同：（1）背景社會矛盾激化，威脅統治；目的：緩和矛盾，維護統治。

（2）內容比較全面，以經濟措施為核心。

異：（1）梭倫：平民與貴族，工商業奴隸主與貴族矛盾。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

（2）指導思想：

（3）梭：債務問題；政治經濟改革。王：財政問題、經濟、軍事、教育改革。

（4）性質：梭倫隸主階級；王：地主階級。

（5）影響：梭成功（經濟和政治，漸進，廣泛支持）王失敗：急進大地主、大官僚和農民的反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2、比較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的異同點：

相同點：①直接目的都是為了富國強兵。

②變法都得到了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支持。

③變法內容觸動了舊勢力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④變法者個人的改革的意志堅定，失敗后兩人的命運基本相同。

⑤變法都對生產關系作出了調整。

不同點：①背景不同，商鞅變法發生在新舊交替的社會大變革時期。

王安石變法則發生在北宋中期統治危機四伏時。

②根本目的不同，商鞅變法要從根本上廢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

王安石變法則是為了挽救北宋統治危機，分調整

生產關系。

③性質不同：商鞅變法是一場封建化的運動。

王安石變法則是對封建社會內部矛盾進行局部調整的改革。

④結局不同：商鞅變法是一場成功的改革。

王安石變法則失敗了。

第四篇：中國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啟示[定稿]

中國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啟示

摘 要：本文通過對中國古代的人事考核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即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確立形成期(秦漢)、迭變期(三國兩晉南北朝)、完備期(隋唐)、發展期(宋元)、集大成期(明清)的闡述，以及對古代考核制度的成功經驗和實踐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的具體分析，得出了可以借鑒和吸收的有益的歷史經驗教訓，而且對當前的公務員考核制度的改革不無啟迪。

關鍵字：古代官吏 考核 制度 啟示

考核，歷史上稱作考課、考察，不僅使我國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也是現代公務員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客觀、全面地評價人，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起點。大至一個國家，小到某個部門、組織，要詳細地掌握其人力資源狀況，就必須對其每個成員的素質和績效進行科學、全面的考核。通過考核，可以使上級和被考核者自己了解其一定時期內的工作績效，找出工作成績與計劃目標之間的差距，獲得對素質和績效的反饋，激勵被考核者克服困難，奮發學習，做出成績，進一步發掘自身的素質和潛力。考核結果是公務員晉升、降職、辭退和獎懲最有說服力的依據。考核還有助于領導和人事部門掌握被考核者的優缺點，改進人事工作，以最合適的人從事最合適的工作，發揮最大的效用。人事考核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考績制度是中國古代管理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考績，就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和秩序，對官吏的功過與政績進行考察或考核，從而分別等第，以定黜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古人對考績的稱謂不盡相同，如考課、考核、考校、考功，雖稱謂不同，但就其基本內容而言，都不外乎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考績標準、考績程序、獎懲辦法。中國古代考績制度作為一種經常性的制度，是在封建社會確立以后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縱貫其形成演變歷史，大體上可劃分為幾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連貫的階段。

1.1 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

我國對官吏進行考核的實踐由來已久。據史書記載，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堯舜做部落聯盟首領時就已經有了考績的做法，即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領的能力與業績，每考核三次作為一個周期，根據這三次的考核結果對被考核者進行升降性的調整。“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名，庶績庶熙，此分三苗”,但具體做法不詳。

從公元前21世紀夏朝建立到春秋時代為止，因受宗法政治的支配，國家實行親貴合一的組織原則。夏、商、周“三代”，國家因任設職，量能授官，對官吏要進行考核。據《尚書·立政》記載，夏有六年一巡守之說，主要用“三宅”之法考選官吏。商朝又在“三宅”的基礎上提出“克用三宅三俊”之法考察官吏，職官就任后多為三載一考。至若西周考課，在夏商“三宅”、“三俊”考核的基礎上提出“三有宅心”、“三有俊心”作為考核官吏政績的標準。“三宅”、“三俊”是對才能的考察，“宅心”、“俊心”是從德行方面考核。這奠定了中國古代人事考核的基礎，但尚未形成考核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人事考核制度也不斷完善，強調以實際政績對官吏進行考核，并以此作為賞罰的依據。除了這種臨時措施之外，戰國時較為普遍的考核方式是“上計”制度的出現。這種制度要求地方長官于每年年終，將本轄區戶口，墾田，賦稅，庫藏，以及發生盜賊和監獄在押犯人等情況 1的數字寫在木簡上，匯編成冊，成為“上計”，上報朝廷，接受君主的檢查考核，君主根據其政績優劣，論功行賞。可見，“上計”是述職在新形勢下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人事考核理論在儒、法、道、墨等各家的大力創導、研究和宣傳鼓動下已初具雛形。如《左傳》載有“書勞”的制度，國王根據“見功而興賞，因能而授官”的原則任免和考核官吏。李悝、商鞅等人變法，奉行“食有勞而祿有功”之策，秦孝公納商鞅之策，以“軍功”與“耕織”為課吏之法。到戰國時，出現了主要以賦入多少作為考核標準的“上計”制度，但此時上計的具體標準和方法還不完善，尚未產生專職的考核機構，作為一種比較規范意義上的考核制度還沒有建立。

1.2 人事考核制度的確立形成期(秦漢)

秦朝統一六國后，為全國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廣創造了有利條件，國家對各級官吏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核。一是從自身思想進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體規定官吏必須遵守的“五善”和必須放置的“五失”，作為考核官吏的內容和標準。二是從治績要求進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計制度，上計的具體辦法，由縣上計于郡，再由郡上計于朝廷，每年各縣令按要求將轄區內戶口增減，賦稅多少，徭役征派，刑獄災害和治安好壞等情況上報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據考核結果采取獎懲措施，初步形成從地方到中央的層層考核體系。上計的具體內容則是治民、勸功、訣訟、檢奸、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等，較之戰國時期更為全面、豐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計為主，對郡縣的考核除通過上計制度外，有時還由中央直接派員考課。

漢承秦制，兩漢時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課計制，即考課和上計。上計是指地方各州、郡長官向中央匯報自己的政績，考課則是指上級有關機構根據上計的政績對下級官吏進行的考核。考課和上計是考核系統中同時進行的方向相反的兩個流程。兩漢時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規范化等方面較秦朝都有所發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考核的內容和組織機構也更加嚴密，成為一項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時人事考核理論則得到較大發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論衡》中、王符在其《潛夫論》中，對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則、方法、重點等提出了獨到見解，對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設，尤其對中國古代人事考核理論的完備具有重要影響。這樣，秦及西漢丞相考課制、秦漢郡國考課制、東漢三公考課制，構成了秦漢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漢元帝時《考課課吏法》正式頒發，可視為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終確立的標志，我國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時基本確立。

1.3 人事考核制度的迭變期(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人事考核制度，基本上承襲漢代，但是，與兩漢相較，又有其自身的特點。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統治的需要，考核的對象逐步由地方官吏擴大到中央官吏，出現了專門負責考核的機構，如吏部考功司，表現出考課權下移的趨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曹魏劉勛受明帝之命制定官吏考課法七十二條，但是由于受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全部實施。晉朝考核郡縣以下述五項內容為據：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扶孤，四曰孜本，五曰修人。北魏孝文帝改革，整頓吏治是一項重要內容，孝文帝規定：官吏考核三年一次；六品以下，由尚書負責考核，五品以上，由皇帝和公卿考核；優劣分三等，北魏通過整頓吏治，改變了“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兩輛”的狀況，促進了北方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加快了民族的融合過程。總的來說，三國兩晉南北朝實行中央、州、郡、縣四級行政建制，上承秦漢，下啟唐宋。大凡唐宋人事考核之制均可從三國兩晉南北朝中找到它的淵源，故不知曉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亦就難以透徹地理解唐宋人事考核之制。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因官制變化更替

而表現出一種波浪式變化的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運演不正常，時行時停、時緊時松，有時甚至長期廢馳。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構。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備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終到中央“朝集”，即匯報工作。隋朝雖統一了全國，但內外戰爭頻繁，社會動蕩，在考核制度上無所建樹。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發展，更加嚴密和健全完備。唐朝十分重視對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著手制定考績法。考課法規定，吏部設考功郎中和考功員外郎各一人，負責對京官四品以下官吏的考核。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尉、節度使，觀察使的考績，實行以奏“功過狀”的辦法，由皇帝親自審查復核。考核內容和標準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這是對所有官吏政治道德修養的一般要求。“二十七罪”是對各部門官吏提出的具體要求：考核結果分九等，沒有品級的“流外官”分四等;根據考核劃分的等次分別給予升降賞罰。

1.5 人事考核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期(宋元)

宋元時期在主要承繼唐與后周舊制的基礎上，其人事考核機構在建置和施行細則上更趨完備，并且根據封建社會向后期發展過渡的歷史癹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運演不正常，時行時停、時緊時松，有時甚至長期廢馳。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構。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備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終到中央“朝集”，即匯報工作。隋朝雖統一了全國，但內外戰爭頻繁，社會動蕩，在考核制度上無所建樹。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發展，更加嚴密和健全完備。唐朝十分重視對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著手制定考績法。考課法規定，吏部設考功郎中和考功員外郎各一人，負責對京官四品冗官冗員嚴重、機構重疊、政出多門，故官吏考課難于徹底進行。但是宋代的課法直接影響到遼、金、西夏及元朝，形成了以宋代考核制度為主體的多元考課體系。

1.6 人事考核制度的集大成期(明清)

在明清這兩個王朝近500年的歷史中，統治者總結歷代王朝隆興敗亡之教訓，十分重視官吏的考核工作。明代考核的規模超過以往歷代，考核的立法既簡約又嚴明，考核的標準是在全面總結和借鑒歷代考核制度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它一方面刪繁就簡，使考核標準更加貼近現實，操作性、可行性更強；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前代所不曾有的，如明代考核分為“考滿”、“考察”、“考成”三種，考核內容更加完善。同時，鑒于封建社會晚期吏治日趨腐敗的狀況，清代在考核標準上則偏重于懲辦腐朽，如“四格八法”之制，較之明代考課更加規范化、標準化。中國古代人事考核制度經過歷代統治階級的修訂、補充和發展，到明清時期進一步通過《明會典》、《清會典》等從法律上確立下來。古代考核制度的作用與存在的問題

我國官吏考核制度自堯舜開始，延續數千年歷史，雖然受階級性和當時歷史條件下科學理論發展水平的限制，考核的體制和內容在當今看來很難稱得上完美，但從中我們仍能發現先哲智慧的火花，從而為我們現在設計適應時代新發展的公務員績效考核指標體系提供借鑒。同時，古代官吏考核實踐中所暴露出的缺

陷也值得我們警醒。

2.1 考核內容全面，既考察顯性的經濟和社會指標，也注重對官吏道德才能的評判

自我國官吏考核制度萌芽伊始，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林開墾、賦役征收、人口增加、社會治安等作為主要的考核指標，以此為導向，督促官吏勵精圖治，推動社會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例如，戰國時期較為普遍的考核方法“上計”制度，所謂“計”，就是“計書”，即統計冊，這種制度要求地方官年終將轄區內戶口、墾田、賦稅等情況的數字寫在木簡上，匯編成冊，上報朝廷，接受考核，君主根據其政績優劣，論功行賞。[1]而且官吏的“善”——道德、品行、才干、能力、潛質也都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例如，西周的大比就已經把德行道義作為兩項考核內容之一，而不涉及土地和收入。此外，還有秦朝的“五善五失”，唐宋的“四善”等。

2.2 考核對象逐步合理分類，不僅中央朝廷的官吏要接受考核，而且對地方官和京官采用了不同的考核體系

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對象主要是地方諸侯和郡縣長官。而自唐朝開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論職位高低、出身門第都要經過考核，又設京官考和外官考、給事中和中書舍人，分別執行、監督對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對于考核指標，唐制規定以“四善二十七最”為標準，“二十七最”就是根據各個部門工作的不同性質和要求對官吏的能力提出的不同要求。到了宋代，更是對京官、縣令和轉運史、知州等三類官吏采用了考核程序、指標都不相同的考核制度。

2.3 考核機構專業化

在我國封建社會初期，行政職能沒有充分分化，對官吏的考核一直混雜在普通的行政活動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監督的派生性工作。因此，當時的官吏考核一般由行政首腦兼行其職。到了唐代出現了最早的專門考核機構——吏部考功司，標志著官吏考核機構專業化的開始。宋代設審官院、考課院和監司負責不同類別官吏的考核，明代由吏部尚書和御史臺督御史會同有關部門行使京察和外察之職。

2.4 考核過程注重公正公開

西周的大比，秦漢時的上計制度都是根據下屬被考核者的自陳來考核其政績，而在如何保證上計之政績的真實性，防止在考核過程中徇私舞弊、排擠異己等環節缺乏相應的制度保障。到了唐代開始設給事中、中書舍人，分別監督京官考、外官考、號監中外官考使。考核結果當眾宣讀，公開議其優劣。宋代對京官的考核稱為磨勘，意為檢查復核，以防止申報不實或獎懲升降不妥。

2.5 制度嚴密，功能完善

我國古代官吏的考核有一套較為嚴密而完整的制度。在時間上一般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考核組織健全，有的為吏部，有的為專設機構。考核工作有嚴格的程序，一般是分級分類考核，皇帝考四品以上重臣，吏部考四品以下官吏，各部門主管考其下屬，從而構成縱橫有序的考核網絡。

官吏考核是官吏管理的基礎性工作，具有多種功能。從宏觀上說，是帝王通過考核來約束政府管理的行政行為，督促他們盡職盡責，防止違法行為，導向社會風范，激勵各級官吏努力工作，達到社會長治久安的目的。從歷史的實踐來看，凡是重視考核的朝代，都注意發揮考核的調節功能，管理官吏，治理國家，進而出現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太平盛世。從微觀上說，如果官吏考核系統內部的功能是齊備的，那么獎懲功能制衡功能就能得到充分發揮。獎勵功能從考核制度已

產生付諸實施，而制衡功能一方面體現在考核執行權和最終審查控制之下。考核的執行權在吏部或專門指派的官吏，審定在皇帝手中，這樣可以避免考核活動中的不公正現象。古代考核制度的啟示

鑒古而知今，通過對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豐富內容的了解和成功經驗的分析總結，可以給我國當前公務員考核制度的實施提供不少有益的啟迪。

3.1 加深對考核制度重要性的認識，提高考核主體的素質

翻開中國古代浩瀚的典籍，歷代名君賢相在“官吏清則海宇平”上是趨于共識，明白吏治清濁與否，關乎社稷安危。而吏治的清明與否，又與人事考核制度的貫徹執行密切相關。即便有因時而立之良法，若無素質精良的主考官員(考核的主體)依照法規、制度去貫徹實施，那么亦只會“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欲使考核準確有效，必以提高考核主體的素質為首要條件。

3.2 考核指導思想上，要倡導開放式考核

切實改變那種“家長制”的神秘化、封閉式的考核，糾正那種“考核史組織人事部門的事，與我無關”的錯誤觀念，增加考核工作的透明度和群眾參與程度。在唐朝職官考課中，值得稱道之處在于職官考課的公開，按“考課令”的規定，召集全部應考官員，舉行考課大會，當眾逐一宣讀個人的考狀，廣泛議論其功過高下，行能優劣，務令被考者心悅誠服，給予評語，加以宣布，上報審定。對于被考者來說，按標準對其考核，再由眾人當其面進行討論后再下結論，這種制度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和較濃厚的民主色彩，既做到對被考者有較為客觀標準的評價，又對其積極性有很大的調動作用，同時增加了民主性和參與程度，這顯然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3.3 堅持德才兼備的考核原則

縱覽歷代之考核，我們不難發現：獎勵功績、德才兼備是我國古代考核獎懲官吏的重要的基本原則。一般而言，歷代統治者在考核官吏能力、勤怠和政績的同時，十分重視對官吏道德品質的考評。不僅對業務不熟練，能力不及的官吏要黜陟，而且對于道德品質不好的官吏更是毫不留情地進行懲處。每次考核官吏，統治者總要強調德才兼考，并把對德行的考察放在首位。這對后世乃至今天的人事的考核制度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當然，我國古代對官吏提出的“德”與“才”這兩方面的具體要求，都是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前提出發的，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德”與“才”的含義是絕然不同的，但是德才兼備的考核原則直到今天依舊是可以借鑒的。

3.4 注意考核指標的導向作用

考核的指標就是公務員在一定時期內其工作應該達到的目標，是公務員行為的指南針，目標指引行為，是一個人努力奮斗，自我引導的準繩，當然也是考核的依據。目標的指引作用主要體現在目標的性質、高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行為的方法、性質和行為主體的努力程度。考核指標的內容設計體現了政府的價值取向和對公務員工作的期望與要求。宋朝以年資為重要依據的磨勘制的施行，最終導致了官吏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論資排輩，以資歷而非功績晉升的局面。科學合理的考核指標可以推動公務員工作體制的全面創新，提高公務員素質，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3.5 考核指標的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

設計了政績考核指標最終要落實到實際的考核操作中。考核結果是對公務員

工作的全面反映，我國歷代的官吏考核雖然也對考核結果劃分等次，但還只是一種定性考核，多以稱職、合格、不稱職簡單劃分，最多也只是唐代的官吏考核劃分為九個等級。新《公務員法》第六章第三十六條僅僅規定“考核的結果分為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四個等次”。從而使得考核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實際參考價值，結果比較簡單和機械，不能全面體現被考核者的素質、績效。變定性考核為定量考核，以科學可行的考核指標體系為基礎的考核分數，既是對公務員工作績效、素質潛力的準確評定，也體現了公務員群體中的個體差異，起到獎勵優秀、督促后進的作用，更可以避免考核中的長官意志、獨斷專橫等不正之風。

第五篇：《中國古代神話自然觀的啟示》（精選）

中國古代神話自然觀的啟示

中國古代神話是遠古時期，中國遠古人民由于對自然規律與人文規律缺乏深入了解的基礎上，通過已經了解的現象以及對人類本身的探索，而對宇宙自然、人類本身及諸種文化現象的起源以及當時世間秩序進行合理的解釋。神話的主人公包括神祗、始祖、文化英雄、神圣動物等。中國古代神話所體現的意義有很多種，大致分為以下六種：創世神話、始祖神話、洪水神話、戰爭神話、發明創造神話以及人類對自然抗爭的神話。通過這些神話，可以看出遠古人民對于自然的探索，對歷史的銘記，對造福于人民的發明家的贊揚，以及帶領人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英雄的崇敬。下面對這六種神話分別進行介紹以及它們所體現的自然觀的啟示。

一、創世神話

中國古代創世神話最著名的就是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他從卵狀的混沌中劈開了天地，同時自身化為萬物。在這則神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們對于天地的理解，他們認識天上初始是卵狀，這是從自然生活中觀察燕子等動物的生殖方式而得出的結論。而盤古主動的開天劈地則體現了古人們對于人類自身力量的肯定。神話中“陽清為天，陰濁為地”則體現了古人們的陰陽太極思維。盤古化為萬物，這種“垂死化身”的宇宙觀則體現了古人們對于人與自然想到對應關系的理解。

從創世神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遠古人民對于自然的創始的理解是根于人力的，盤古是人力的象征。遠古人民尚且如此自信，我們現在更應該相信人類本身的力量，對于如今還無法掌控的地震、海嘯等，我們應該以自信的心態去研究它們，爭取早日掌握它們的規律，從而造福人類。

神話所體現的陰陽太極觀念也對我們有著積極的啟示，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到原子時發現原子也是由陰陽相對的兩部分組成，這說明我們古人對于自然本質的理解還是很正確的。我們從中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世上大部分物質都可以用陰陽來解釋，比如太陽為陽，則月亮為陰，男為陽，女為陰。這種陰陽相對相生的關系正是用統一的觀點看對立事物觀的反映。

神話中盤古身化萬物則體現了人與自然的相互對應關系，啟示我們人來自于自然，死后也終將回歸大自然，化為萬物。所以我們應該善待自然，因為她既是我們的母親，也將是我們最終的歸宿。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者不可分割，因而善待大自然在今天有著更加深刻的意義。

二、始祖神話

始祖神話是遠古人民對于人類自身起源的想像與解釋。中國比較出名的始祖神話是女媧造人的故事。女媧用泥土造人，最后“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為人”。而正是女媧造人方式的不同，因而古人們認為“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絙人也”。這是遠古人民對于人類為什么會有社會地位差異的自行闡釋。體現了古人們的等級觀念以及命運來自于出身并命中注定的觀念。而女媧造人則反映了遠古母系氏族社會中女性對于人類發展的具大貢獻。除女媧造人之外，還有女媧補天的神話，這反映了遠古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奮力的拼搏，來為人類的生存創造必然條件。

女媧是人類共同始祖，而每個氏族又有自己的始祖，比較出名是周人的始祖契，他的誕生來自于母親的誤吞燕卵，誕生后被父母拋棄卻受萬物庇護，長大后無師自通，通曉各種農事。這則神話反映了遠古是母系社會，知其母而不知父。同時反映了部族成員對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現出民族的自豪感和認同。

以上兩則神話所體現的自然觀對現在仍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女媧造人體現了人類探尋自身起源的想法。人們認為自身的來源不同于萬物，是由大神女媧創造。現在人類同樣認為自己是萬靈之長，那我們更要肩負起保護自然生態的重任。女媧補天則反映了古人們認為人類可以克服自然災難，創造理想生活條件的自然觀。我們要從中汲取信心，現在人類邁向了太空，但之間存在著很多困難，我們現在的條件卻比遠古要先進太多，因而我們應該有信心克服這些困難，在宇宙中尋找更多，或者創造出適合人類居住的環境。

契的神話體現了遠古人民尊敬與緬懷對人類發展有具大貢獻的始祖。如今社會人心浮燥，物欲橫流，大家缺少了對于人類功臣的尊敬以及對祖先的肯定。未有父，焉有子。父母等祖先為現代生活的發展做出了辛勤貢獻，應該值得我們為之感到自豪。這種感恩心理可以加以推廣，對于自己、人類社會有貢獻的人都值得我們感恩。

三、洪水神話

洪水神話在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體現，表明了在遠古時期，地球曾經歷過了一場全球范圍的洪水。中國的洪水神話則是大禹治水。與外國洪水神話將洪水視作上天對人類懲罰，洪水過后深刻反省不同，中國洪水神話更多是體現了人們與洪水抗爭、拯救生民的積極意義，著重人的智慧及抗爭精神。大禹治水的任繼承于他父親鯀，原文如下：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侍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腹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

大禹治水的神話到后來更加豐富，包括化熊劈山，三過家門而不入，誅殺相柳，擒服水怪無支祁等。這些神話表現了古人們歷經千辛萬苦，治理洪水的過程。神話中鯀如同西方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雖然要造福人類，但得罪天帝，最后身亡，表現了人對自然的抗爭。而 禹的治理則反映人們在總結前人治理經驗上，克服種種困難，最終取得治理洪水勝利。

這則神話中體現了古人們看待治理洪水方式的自然觀，那就是堵不如疏。這也正是我們現在急需改正的地方。人類雖然改造自然，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但對待自然也要學會順從自然規律。比如一個生態環境有一定的自我凈化能力，人類不要超過這個額度，這樣才能維持這個生態繼續下去。人類現在對自然沒有了敬畏，強行改變自然，比如開山造路，截水建壩。雖然這些有利于人類生活，但要有一定的度，不能越度而為，否則自然將會以更加強烈的災害將人類帶來的傷害反饋給人類。

四、戰爭神話

遠古部落時期，人類漸漸發展壯大起來，隨著人口的增長，不得不向外發展，從而不可避免得與其他部落產生沖突。戰爭神話就是遠古人民對于部落時期戰爭的記敘。中國比較出名的是黃帝與炎帝的戰爭以及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兩次戰爭分別促進了黃帝部落與炎帝部落的融合，黃河中游的炎黃部落與南方蚩尤部落的融合。兩次戰爭中，黃帝一方都有各種動物相助，這其實是以這些動物為圖騰的部落加入了黃帝一方。而蚩尤一方則呼風喚雨，制造迷霧，黃帝求助天女才能止女，又創造指南車方取得勝利。這些反映了古代人民對于大自然的敬畏，同時也學會利用大自然的一些現象。

在與黃帝相關的神話中，我們可以看到遠古人民對于克服大自然困難，并學會利用大自然。戰爭帶來的不是侵略，更多的是融合與交流。第一次戰爭后，炎黃部落合而為一，第二次戰爭后，北方與南方也進行了融合。這一點對于現在也是極為重要。現在社會，各種文化并立，全球化并不意味著某種文化要一統全球，這種統一甚至要用武力來佐助。然而，戰爭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仇恨與新一輪的戰爭。西方文化與穆斯林文化的沖突不應該用武力來評判，而是應該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妖魔化穆斯林最終會導致穆斯林與西方世界的決裂，從而引發世界性的沖突。現在地球生態環境如此脆弱，恐怕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到頭來可能人類可能在彼此仇恨中毀滅自己。

五、發明創造神話

人類在生產過程中，不斷的發明創造，從而不斷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與勞動條件。但在遠古時期，人類的文字記載并不詳細，因而很多發明創造者并沒有被銘記下來。出于對一些英雄的敬仰，遠古人類便把這些由人類共同智慧產生的發明創造歸于某些英雄。比如黃帝發明了車、音樂、鼓、陶器等，他的妻子發明了紡織，而他的大臣倉頡發明了文字，神農創造了中醫，燧人氏發明了火等。這些神話反映了古代人民由人類自己的神逐漸取代自然神的現象，表明了人類對自身力量的進一步肯定。

在這些神話中，遠古人類的自然觀體現在發明創造上。這些發明創造對于早期人類的民展有著重大意義。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很多挑戰與困難，這需要進一步激發我們的主觀能動性，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發明創造，從而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

六、人類對自然抗爭的神話

在人類遠古發展歷史中，出現了一批具有突出個性、勇氣的人類英雄，他們敢于與大自然抗爭，雖然結果都很慘烈，但他們卻毫不畏懼。這些人類的悲劇英雄體現了人類對于自身不可動搖的信念，謳歌了人類頑強的生命力，以及對險惡而艱難的大自然克服與斗爭。比較出名是夸父逐日、刑天斷頭、共工撞不周山和精衛填海。夸父看似不自量力，實則集中體現了遠古人民那強烈的自信心、那奮斗拼搏的勇氣。這則神話可能記錄的是夸父部落向東遷徙失敗的悲劇故事。而精衛填海的神話更加感人，精衛堅持以弱小的生命、菲薄的力量，向浩瀚的大海復仇，顯得極為悲壯。而正是這種明知徒勞也要抗爭的精神，支持遠古人民走過最初的艱難歲月。刑天斷頭仍以臍為眼進行抗爭，共工發怒則頭撞不周山，這些都反映了遠古人民那種抗爭到底、死而不屈的偉大精神。

這些神話反映出遠古人民堅強自信、百折不撓的自然觀。他們認為自然雖然無法抗拒，仍然用所有的力量去抗爭。現代社會面臨的困難更加多樣，從醫學到生態，我們應該一方面認識到自然的偉大，一方面竭力去了解自然，達到更好的狀態，使得人與自然既能和諧相處，人類又能更好的生活。

中國古代神話遠不止這些，但從這些神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遠古人民共有自然觀的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遠古人民具有明確的敬重生命、愛護生命的意識。人民在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時，塑造了一些保護神，以及一些祥瑞，比如龍、鳳等。而神農嘗百草，黃帝生火以熟葷臊，更是對生命的珍惜與對生命延續的渴望。遠古人民在珍重愛護生命同時，認識到人與自然的親和關系，認為大自然是對人類有益的，只要順從大自然的發展，就能獲得生產和豐收。這對我們現在仍有積極的啟示意義。無論干什么時代，人都是最基本的，沒有了人，自然就沒了人類的自然觀。所以要堅持以人為本。同時，我們要時刻謹記，大自然對我們的重要意義，是她給了我們生存下來和繼續發展的機會，我們必須學會尊重和愛護大自然，這其實也是保護我們人類自己。

二是遠古人民在思維中尚未將自身與自然界分開。因而在感知自然時，往往將自身屬性不自覺地移到自然之上，也就是將自然人格化。賦予了不同的自然事物以不同的人格神來代表，比如太陽是羲和所生的兒子，風雨雷電各有所屬。這些神與人一般，有著不同的個性與能力。現在看來，這些觀點自然是不合實際的，但這些觀點也有著一定的意義。我們認知是從自身到身體，由熟悉到陌生。正是這樣，一步步構建自己的世界觀。因而我們認知時，要善于用已知的事物來模擬未知事物的規律，而不能用主觀的情緒來感知世界，這樣會與客觀世界有所偏差，不能正確地認知世界，建立正確的自然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