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兩國體育經紀人制度比較研究

摘 要：采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比較法等方法對中美兩國體育經紀人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分析出中美兩國國體育經紀人制度所存在的差異，找出我國體育經紀人制度所存在的問題并提煉出向美國體育經紀人制度借鑒和學習的方面，完善和改進我國的體育經紀人制度。

關鍵詞：體育經紀人；體育經紀人制度；比較

隨著2008奧運會日益臨近我們回首中國體育的發展，發現我們在競技體育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在真正體現一個國家體育水平的體育產業上所取得的進步還很有限。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國經濟的改革速度很快，而體育的改革速度遠遠落后于經濟改革速度，這就造成我國的體育產業的落后。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國體育產業制度的落后。而中介產業是構成體育產業不可缺少的部分，體育經紀人作為收集、處理、傳輸信息的個人或組織，對建立體育市場信譽機制，促進體育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體育經紀人制度依存于體育產業制度，是其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們迫切的需要完善和改進我國的體育經紀人制度，使其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強大動力。而美國作為體育產業發展最先進的國家之一，體育經紀人制度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相對比較完善。美國的體育經紀人以其特有的組織、管理和協調能力，為運動員、體育組織和體育比賽主辦者提供全方位服務，使美國的體育市場繁榮，體育產業興旺發達。同時美國的體育經紀人還能以其敏銳的市場眼光和高超的營銷技巧，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不同層次、不同愛好的體育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人民的消費觀念，充分拓展了大眾對體育運動的消費需求。我國體育產業的飛速發展，體育商業化、職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要求我們必須認真地學習和借鑒世界一切民族體育發展的先進經驗，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我們的體育事業在現有的基礎上得到更好的發展，以適應我國體育振興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文將以“中國和美國的體育經紀人及體育經紀人制度”等內容為研究對象。采用了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比較法等，主要涉及到體育社會學、經濟學及哲學等，在寫文章中嚴格遵守邏輯分析法則，合乎邏輯推理。

1.2 研究方法

1.2.1文獻資料法

通過互聯網搜集有關體育經紀人的最新資料和培養動態。在論文的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內容的需要，研讀經紀學、管理學、體育管理學等方面的著作10多部。并查閱了美國在線圖書館及國內外的資料文獻百余篇，為本課題的研究分析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1.2.2專家訪談法

走訪鄭州大學、河南師范大學、鄭州市體育局等河南省知名體育專家，聽取專家的建議為本文提供可靠的知識理論基礎。

1.2.3比較法

通過對所獲取的文獻資料進行分類、整理，并對訪談結果進行分析，在對中美兩國體育經紀人現狀初步掌握的基礎上，對兩國的體育經紀人制度進行比較，分析中國體育經紀人制度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中美兩國體育經紀人發展概況

2.1 美國體育經紀人發展概況

20世紀初是美國體育經紀人的萌芽階段，這時職業體育開始在美國興起，體育職業化和商業化進程的加速，體育經紀人隨之產生。從美國第一個職業體育一全國棒球職業甲級聯盟誕生。職業比賽的競爭性在客觀上要求運動員形成一種流動機制，從而為體育經紀人開啟了服務空間。于是1926年產生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體育經紀人查爾斯?派利，他當時為棒球運動員格蘭吉談成了一項價值10萬美元的勞務合同。但由于職業球隊對每個運動員持有保留權，多數情況下，運動員不能隨意在球隊之間流動，也不能改動薪金數額。即使是名氣很大的球員，球隊老板也往往是直接與他們討價還價，與經紀人談判只是極個別的例子。因此，當時只有少數運動員雇用過經紀人，且體育經紀人的活動范圍非常狹窄，經常受到限制和排斥。美國體育經紀人真正發展并走向繁榮是從70年代開始的。其標志是自由轉會制度的確立。自nba（全國籃球協會），nfl（全國橄欖球聯盟）、nhl（全國冰球聯盟）和mlb（棒球甲級聯盟）先后實行球員自由轉會制度以來，體育經紀領域迅速擴大。自由轉會制度賦于運動員設定薪金數額的主動性及在俱樂部之間自由流動的權利。這時候體育經紀人開始發揮作用，代理運動員談判雇用及轉會合同。為了爭取好的比賽成績，各俱樂部紛紛招兵買馬。為吸引優秀運動員入盟，他們放寬政策給運動員更大的談判權力和更為優厚的條件，使體育經紀人的服務對象和服務領域進一步擴展。

2.2 中國體育經紀人發展概況

我國體育經紀活動和體育經紀人的發展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紀活動的整體發展過程基本是一致的，產生與20世紀80年代，從改革開放初期到現在。1983年國務院在批轉原國家體委《關于進一步開創體育新局面問題的請示》中明確指出：“體育是全民的活動，不能只靠體委辦，必須依靠和發揮各有關部門的社會力量。”明確提出要加快體育社會化的指導方針。社會化是當前我國體育體制改革的首要問題。”并把體育社會化作為體育體制改革的突破口。1984年，我國體育健兒第23屆奧運會獲得15枚金牌，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同時也對推動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波瀾的作用。

1994年中國準職業足球聯賽的開始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國體育經紀人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因此足球經紀人和足球項目活動成為中國體育經紀人發展的先鋒，并為其它項目體育經紀人的發展起到了示范和推動作用。目前在中國足協注冊的足球經紀人數量有21人，其中14人獲得了國際足聯頒發的足球經紀人證書。隨后，中國準職業籃球聯賽開始啟動，1994年中國籃協與國際管理集團（lmg）組織了一個主客場賽制的籃球聯賽，即cba聯賽。在img買斷聯賽經營權后對聯賽進行了包裝和市場運作，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1995年全國男籃甲級聯賽（cba）正式出臺，參賽球隊由8支擴大到12支，cba聯賽的啟動帶動了籃球經紀人的發展。國內籃球經紀人也應運而生，中國籃協2003年公布的籃球經紀人名單中共有14人獲得籃球經紀資格。

第二篇：中美兩國法官制度比較研究

封面頁 I

中美兩國法官制度比較研究

摘要

美國作為世界唯一一個超級大國，不僅在經濟、軍事、科技等各個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在司法制度上更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在美國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法官制度，所以就以其法官制度作為本文的論點。而法官制度是一個內容很豐富的范疇，具體包括法官的遴選、培訓、考核、保障、職業道德、獎懲等內容。所以在本文中只對法官遴選、法官保障和法官懲戒這三個最重要的方面對中美法官有關制度做一比較，并闡述其借鑒意義。

關鍵詞：中國；美國；法官制度；比較；

I

The judge system comparis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only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y,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worthy of our study, in the judicial system is more worthy of our learn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In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judge system, so the judge system as the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The judge system is a category of the content is very rich,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training, assessment, security, professional ethic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tc.So in this article only for selection, security and punish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o judge rules and do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pounds its significance.Keywords:China;The United States;The judge system;Comparison

II

目錄

摘要....................................................................Ⅰ ABSTRACT..............................................................II

一、美國的法官制度.......................................................1

（一）美國法官遴選制度...............................................1

（二）美國法官保障制度...............................................2

（三）美國法官懲戒制度...............................................3

二、中國的法官制度.......................................................4

（一）中國法官遴選制度...............................................4

（二）中國法官保障制度...............................................4

（三）中國法官懲戒制度...............................................5

三、中美法官制度之比較...................................................5

（一）關于法官遴選制度...............................................5

（二）關于法官保障制度...............................................6

（三）關于法官懲戒制度...............................................7

四、美國法官制度的借鑒...................................................7

（一）從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群體中遴選法官，并設立專門的法官遴選委員會...7

（二）切實提高法官保障力度，保證法官依法獨立審判.....................8

（三）制定一部專門的《法官懲戒法》，并設立獨立的法官懲戒機構..........9 結論.....................................................................9 參考文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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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的法官制度

（一）、美國法官遴選制度

與美國法官群體的高素質和豐富的職業經驗及其崇高的威望相對應，美國法官遴選制度側重于不斷強化法官的專業性和精英性特征，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法官遴選資格和遴選程序。與我國法院體系不同，美國司法系統分為聯邦和州兩套系統，法官的遴選的條件和程序也有所不同。

首先，在法官遴選資格上，雖然美國的聯邦法律和各州的法律并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但原則上，擔任聯邦法院的法官必須是：（1）美國公民；（2）在美國大學法學院畢業并獲得JD學位（在美國，任何大學本科畢業生都可以報考法學院，學習三年，修滿學分，即授予JD學位，就是所謂的“法律職業博士”）；（3）通過嚴格的律師資格考試，獲得律師資格，并具備擔任過律師、檢察官、國會議員或在內閣供職經歷。而對于前期職業經歷的期限，美國律師協會一般認為法官候選人應當有12到15年扎實的法律實踐經驗。對于擔任州法院的法官，特別是州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和具有普通管轄權法院的法官，一般也應當具備上述條件。

其次，在法官的遴選程序上，美國的聯邦法院和州法院是不同的。聯邦法院法官的遴選程序比較簡單，主要通過行政命令產生。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法院系統內的法官，包括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上訴法院法官以及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都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半數以上表決通過后，再由總統任命。如果參議院不確認，總統就要另外提名，再交參議院審議確認。在聯邦法院法官人選的提名過程中，政黨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被提名的法官往往是符合總統政治觀點的本黨黨員。另外，總統會通過司法部了解情況，物色人選，提出建議。在提出建議前，總統要征求美國律師協會（ABA）的意見，ABA是一個擁有40萬律師和法官的自愿參加的群眾性組織，它在美國司法界和政界具有很高聲望，擁有很大的發言權，它對被提名的每一個法官逐個排隊，認真審查，并提出自己的意見[1]。州法院法官的遴選程序比較復雜，而且由于美國是聯邦體制國家，各個州的法律不同，從而導致不同的州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有的州法官是由州長直接任命產生；有的州法官由州長提名，然后由州議會批準通過；還有的州法官是通過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但上述這些遴選方式難免會出現諸如行政干預司法的現象和導致許多優秀的法律專門人才落選的弊端。為了改變這一現狀，當前美國大多數州都采用了一種進過修改的新的遴選方案，因其首次在密蘇里州實行，所以稱之為“密

蘇里方案”。這個方案規定，當法官出現空額時由特別提名委員會（由律師界推選三名律師，州長任命的三位公民和首席法官組成）提名三位候選人，州長從中挑選一人為法官，其任期不得少于一年，在下屆普選中由選民決定該法官是否留任[2]。如果得到大多數選民的認可，該法官即可以連續任滿一屆；如果未獲得大多數選民的認可，則按同一程序選擇另一人為法官。當他的任期屆滿時，無需對法官重新提名和任命，只要該法官提出書面申請，表示希望列入候選人名單，既由選民決定他是否留任，這些法官可以根據他們的工作成績來接受選舉的考驗，而無需與其他候選人競爭。因此，自從密蘇里州1940年開始實施這一方案以來，逐步削弱政黨和政治的影響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多的的州開始采納這一方案。

（二）、美國法官保障制度

為了保障法官獨立和司法公正，美國規定了一系列較為健全的法官保障制度。一般來講，法官保障制度包括法官的職務保障、法官的物質保障、法官的特權保障和法官的退休保障四個方面：

1、關于法官的職務保障，美國實行的是任職終身制。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最高法院與下級法院在忠于職守期間終身任職，于規定期間享受報酬，其報酬于任職期間不得減少。”美國法官任職終身制主要針對聯邦法院法官而設立，所有的聯邦法院法官一經任命，終身任職，除了死亡、辭職、或退休以外的免職，就只能通過有罪判決的彈劾程序才能罷免。美國各州的法官任職期限不一定是終身制，但一般任期都較長，從4年到15年不等，而且只要“品行良好”便可以繼續擔任職務，實際上也就是終身制。

2、關于法官的物質保障，美國實行的是高薪制和薪金不得減少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與副總統相同，其他八位大法官的年薪與國會議員、政府內閣成員工資大體相同[2]。在2008年，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薪分別為17.95萬美元和20.81萬美元。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為21.74萬美元[3]，而同一年美國聯邦政府普通公務員的平均年薪是6.1萬美元。美國的法官薪金不得減少制有三個方面的含義：（1）、法官任職期間薪金不得減少；（2）、不能因為國家經濟狀況而減少薪金；（3）、保證法官的退休金。

3、關于法官的特權保障，在美國，法官在執行審判職能的過程中實施的行為和發表的言論享有不受指控和法律追究的權利，同時法官對于其在執行審判職能方面的有

關事務，享有免負出庭作證義務的特權，當然法官的司法豁免權是相對的，它應保持合理的限度。如果法官1在審判過程中有行為不檢或其他觸犯法律的行為，他們仍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責任。美國關于法官特權的保障，除了司法豁免權規則外，還有兩項規則：(1)、是禁止對正在進行的審判加以評議的規則；（2）、是禁止將正在被審理的案件或爭端列入國會議程的規則。前一規則主要在于防止新聞媒介濫用新聞自由，對法官的審判活動任意評論或妄下結論，避免法官因受公眾的影響和左右而無法保持其實質獨立。后一規則在于防止法官的審判活動被立法機關隨意干預。

4、關于法官的退休保障，由于美國聯邦法官實行終身制，因此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法官的退休年齡，但規定在自愿的前提下，法官年滿65歲，任法官15年，或者年滿70歲，任法官10年，可以帶全薪退休。法官退休以后，處于“資深法官”的地位，如果他本人愿意，經批準，可以在除聯邦最高法院以外的其他聯邦法院繼續擔任法官職務，享有法官的一切權利和福利待遇。

（三）、美國法官懲戒制度

為規范法官的行為，美國制定了單行的《法官行為規范》，對法官的庭外活動和庭上行為責任進行了詳細規定。為了從組織上保證對法官的紀律的執行，聯邦和各州都設有調查委員會或類似專門負責調查處理法官行為不端和違法違紀的組織。對聯邦法院法官的制裁由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受理，委員會可以對被指控的法官給予警告或者停止其工作，但不能剝奪其法官資格，聯邦法院法官只能根據彈劾程序，經議會通過，才能剝奪其法官資格。而且在美國彈劾案是很少的，只有在涉及嚴重的刑事犯罪時才使用彈劾程序，被指控的法官對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不服的，可以上訴到聯邦司法會議。“在各州，委員會一般由5到13人組成，成員有法官、律師和一般公民。委員會可以從各個方面聽取對法官的指控，有權在調查核實后，給予各種制裁，制裁的方法包括：警告、公開警告、短期停止工作、撤銷法官資格。被裁判的法官如不服，可以向州最高法院上訴或者由特殊法院受理這類案件。” 各州也規定了可以通過彈劾程序罷免法官。事實上，由于彈劾制度程序復雜，費用昂貴，在美國要引起對法官彈劾程序是很難的。據統計，自美國建國起的200多年里，眾議院僅對13位法官啟動過彈劾程序，而在這13個案件中，只有7件最后被參議院確認法官有罪，將法官免職。

[2]黃河，何春華.簡介美國的法官遴選制度[OL].中國法院網，2009-03 [3]朱偉一.美國法官的待遇[J]民主與法制，2012

二、中國的法官制度

（一）、中國法官遴選制度

中國法官遴選制度包括遴選資格和遴選程序兩部分。

1、在我國，對法官遴選資格的法律依據是《法官法》的第九條和第十一條，規定初任法官必須具有下列條件：（1）年滿23周歲；（2）具有法律專業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或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并具有一到三年的法律工作經歷；（3）德才兼備，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等。我國自從2001年實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以來，從法官隊伍“入口”處杜絕了不符合要求的人員進入司法領域，保證了司法隊伍無論在法律專業素質上，還是在學歷要求上大體有一個共同的基點。這對于提高法官的遴選資格具有重要的意義。

2、關于法官遴選程序，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有兩種：一是選任制；二是任命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各級法院的院長由相應級別的人大選舉產生；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本院院長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任命產生，但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的選任權限在本院院長。就我國法官產生方式的實踐來看，無論是經權力機關選舉產生還是任命產生，法院在法官產生的過程中起不到主要作用，起實質性作用的是人事部門和黨政部門。

（二）、中國法官保障制度

1、關于法官的職務保障，我國法官法并未對法官任期作出明確的規定，對免職的理由也作出明示，開除公職的理由也較為寬泛。實踐中罷免法官的現象多由地方一把手啟動，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實際上強化了司法對行政的依附。特別是在事關本地方的局部利益問題上，往往以黨委“指示”、“決定”來干預法院行使職權，有的地方甚至規定，凡法院受理外地當事人告本地企業的案件，要經本地黨政領導人批準，或責令其按黨委意圖判決。如果敢有依法違抗者，就說：“你有你的獨立審判權，我有我的人事調動權！”對本該由人大任免的法官，由黨委擅自加以調職或免職。而一些法院的法官懾于外來權威的壓力，不是認真地“只服從法律”，而是違心、違法地執行地方保護主義的“指示”，以致對本地企業的違法行為作枉法裁判。

2、關于法官的物質保障，我國沒有實行高薪制，法官的物質待遇與普通公務員適用同一標準，而且法官實際享受的待遇甚至普遍低于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

3、關于法官的特權保障和退休保

障，我國法律均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目前我國關于法官退休年齡實際的做法是仿照國家機關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即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5周歲。法官退休后享受國家規定的養老保險金和其他待遇。

（三）、中國法官懲戒制度

我國對法官懲戒制度的規定，被分別規定在《刑法》、《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實施的《人民法院審判紀律處分辦法》（試行）、《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裁判責任法》（試行）、《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中。對法官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應當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法官的處分分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受撤職處分的，同時降低工資和等級。目前我國法律規定，對法官的懲戒的職能部門是各級人民法院的監察部門，由其負責對違法審判線索的收集、調查和對責任人依照法律規定進行懲戒。

三、中美法官制度之比較

（一）、關于法官遴選制度

在法官遴選制度方面，中美兩國雖然有不少相同之處，但在法官遴選資格和遴選程序上依然存在著較大差異。

首先，在法官遴選資格上，中美兩國都要求初任法官必須具有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但兩國在初任法官的法律實踐經驗的要求上卻存在明顯的差異。美國在法官遴選資格上強調必須具有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才能擔任法官職務，“如美國律師協會通常會堅持法官候選人必須具有12年到15年以上扎實的法律實踐經驗。”所以美國的大多數法官都從優秀的律師中選拔。在美國，從一個法學院的學生到律師再成為一個法官是一個漫長而又充滿艱辛的過程。而我國只求通過司法考試并具有一到三年的法律工作經歷即可。與美國的法官遴選資格相比，我國對法官的實踐經驗要求不高，相應的初任法官的年齡偏低[4]。其次，在法官遴選程序上，美國無論采用選舉制還是任命制都要經過一套較為復雜、嚴格有時近于苛刻的程序，并且對于候選人的司法業務能力和職業道德頗為重視。我國則對法官的遴選程序重視不夠。在實際運作中，法官的選任遴選程序大致是：由黨組織的組織部門或法院黨組織提出法官候選人名單，經同級黨組織審查同意后，由擁有法定提名權的機構或人員，正式提交給同級權力機關，再由

它按照法定程序選舉和任命，權力機關在選舉和任命法官時，往往僅憑候選法官的個人簡歷來投票表決，而對法官候選人的業務素質和道德修養等方面根本沒有或基本沒有詳細了解的渠道和途徑，起不到真正的審查作用。而且在實際操作中，由于我國人大制度實施的不完善性，法官的選舉制可謂是名存實亡。與此同時，對于一般審判人員的任命實際依靠法院內部的提請，無疑加劇了法院的行政化運作模式。

（二）、關于法官保障制度

與美國相比，我國的法官保障制度存在明顯的缺陷和不足，這主要表現在:

1、在法官的職務保障方面，美國實行的是任職終身制，這一制度可以徹底消除法官對總統的后顧之憂，保障法官獨立審判案件。雖然他們的法官職位可能是基于總統的提名，但是他們上任之后，總統在理論上就喪失了對他們的控制權，他們就可以依靠自己的法律素養在法院系統發揮自己的才能。而在我國，司法獨立指的是法院獨立而不是法官獨立，法官作為法律的實施者和最終裁判者，由于他的人事任免權完全由地方黨政領導掌握，隨時都可能有被調職或免職的風險，所以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法官獨立審判案件。

2、在法官的物質保障方面，美國實行的是高薪制。實行高薪制的必要性在于：（1）、是法官收入構成的單一性；（2）、是法官職業的辛苦以及風險性；（3）、是法官在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以及職業上的年長、經驗等。此外，高薪制也有1利于強化法官對自己職業的自珍、自愛，從經濟上強化法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賦予法官應有的社會尊嚴。在我國，法官的物質保障與普通公務員適用同一標準，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甚至低于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待遇，這不僅不利于法院吸引優秀人才，也不利于在職法官隊伍的穩定和廉政建設。在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中，王勝俊院長就指出“一些法院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基層法院辦案經費短缺，人才流失、法官斷層等現象依然存在。”可見我國法官工資待遇較低的現狀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法官制度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如何切實提高我國法官的物質保障已經成為當前法官制度建設的重要任務。

3、在法官的特權保障與退休保障方面，與美國相比，我國在這方面法律缺少明確的規定。近幾年來由于媒體監督的迅速發展，媒體對正在審理的案件進行報道、評論的情況大量存在，而且經常使用一些帶有誘導和傾向性的話語，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官的獨立審判。此外，由于司法腐敗的嚴重存在，社會要求人大對司法進行監督 [4]江萍.關于美國法院司法公開的考察報告[OL].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內網，2013-10 的呼聲很高，但具體進行監督的法律規定又不健全，因此，人大對個案進行監督時，有時會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加以過問，甚至提出具體辦案意見。這種做法違背了直接言辭原則，且嚴重損害了司法獨立。對于法官的退休保障，美國規定法官達到一定年齡并具備一定工作年限的，可以帶全薪退休，而且退休年齡比普通公務員高，并盡量推遲法官的退休年齡。但與美國相比，我國的法官退休年齡與普通公務員適用同一標準，所以我國法官的退休年齡比美國法官的退休年齡要年輕得多，這就難免會造成法官資源的嚴重浪費。

（三）關于法官懲戒制度

與美國相比，我國的法官懲戒制度在法律依據方面和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都存在明顯的不足。

1、在法官懲戒制度的法律依據方面，美國有一部系統的專門約束法官行為的《法官行為規范》。我國約束法官行為的法律依據被分別規定在眾多相關的法律規范中，雖然這些法律規范比較全面地規定了關于法官懲戒的事由以及應當懲戒的方法，但是這些規定是凌亂而不系統的。我國關于法官懲戒制度的規定如此凌亂而不系統的一個致命缺陷就是不能對法官起到警示作用。

2、在法官的懲戒機構的設置方面，美國的做法是設立獨立于法院之外的調查委員會或類似的專門負責調查處理法官行為不端和違法違紀的組織。這些懲戒機構完全可以從各個方面取對法官的指控，有權在調查核實后，給予各種制裁措施。與美國相比，我國沒有建立獨立的法官懲戒機構。目前我國法律規定對法官的懲戒的職能部門是各級人民法院的監察部門，由其負責對違法審判線索的收集、調查和對責任人依照有關規定進行懲戒。但是由于監察部門是設在各級人民法院內部的職能部門，由它們負責對發生在本院的違法審判的法官進行調查處理，極容易對本法院的某些法官的違法犯罪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使這些違法法官得不到應有的懲戒[5]。

四、美國法官制度的借鑒

（一）、從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群體中遴選法官，并設立專門的法官遴選委員會

從優秀律師群體中遴選法官在美國已經是被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法官遴選制度。律師不僅具有與法官相同的接受法學教育的背景，而且精通法律并積累了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以我國目前的條件，要實現這一步，也有充分的可能性，大批的法學專業畢業生進入律師行業，可以為法官的遴選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并為從事法官工作奠定堅實的經驗基礎，避免了直接從司法考試合格者中遴選的法官存在實踐經驗不足的弊端。不止是在律師中挑選法官，在大學教授中挑選法官也是非常可行的。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經表決，任命陶凱元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6]。而陶凱元副院長在進入法院系統前，就是暨南大學法學教授。因此，從優秀的律師中遴選法官對于提高我國法官的素質，加快法官職業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為了保證權力機關真正了解法官候選人的專業素質和道德修養，保證其行使法官任命權不流于形式，我們可以借鑒美國在法官遴選中由特別遴選委員會提出法官候選人的做法，在各級人大常委會設立專門的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由法學教授、律師、公眾代表和資深法官（法院院長或庭長）組成，由他們分別從法官候選人的法學理論水平、法律業務素質、道德修養和綜合素質等各個方面，根據嚴格的挑選程序和標準，進行公開遴選，并將結果予以公示，然后將最終選定的候選人名單交由權力機關批準，從而克服現行法官遴選程序流于形式的弊端，選出真正符合法官條件的人員。

（二）、切實提高法官保障力度，保證法官依法獨立審判。

從依法治國，保障司法獨立和實現1司法公正的角度而言，我國有必要借鑒美國的法官終身制。但鑒于我國目前法官的素質普遍不高，有些法官不能勝任現職工作的現實，如果斷然實行法官終身制，必然弊大于利，所以目前在我國實行法官終身制的時機還不成熟，但在對法官進行優勝劣汰的選擇和嚴把法官準入關后，逐步實現法官終身制是完全有可能的。關于法官的物質保障，以我國目前的經濟條件還不足以承擔高薪制的運作，但是提高法官的經濟地位，以彰顯其職業尊嚴的做法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另外，為了保證法官獨立審判，完全擺脫地方政府的干預，避免地方保護主義的出現，有必要從源頭上將法官的工資來源從地方財政收歸中央財政統一劃撥。有關法官的特權保障，我國法律沒有具體的規定，建議法律明確規定，法官在依法審判過程 [5]崔錫猛.中美法官制度比較研究[N].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10-2，第22卷第1期 [6]王浩成.陶凱元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OL].中國新聞網，2013-12-28

中實施的行為和發表的言論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權利，對于與執行審判職能有關的事務，免負出庭作證的義務。同時，我國還應制定相關的規定明確禁止對正在審理的案件進行評論，人大對案件的監督應當是事后監督。關于法官的退休保障，我國法官的退休年齡在目前我國法官素質普遍不高的情況下是合適的。但是，隨著我國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如果我國法官的退休年齡仍然與國家公務員的退休年齡一樣，無疑是對我國法官資源的極大浪費，所以在我國法官素質普遍提高以后，有必要借鑒美國的做法，適當提高法官的退休年齡。

（三）制定一部專門的《法官懲戒法》，并設立獨立的法官懲戒機構。

針對我國目前法官懲戒制度凌亂而不系統的規定難以對法官起到警示作用的弊端，我國有必要對這些規定予以系統整理，制定一部專門的《法官懲戒法》，將懲戒主體、懲戒事由、懲戒措施、懲戒程序等問題予以系統化、明確化。這樣法官就可以比較方便地對照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法官懲戒法》的規定，是否應當受到懲戒并應受到何種懲戒以及受到懲戒如何行使申訴抗辯的權利等有了清楚的認識，從而能夠自覺地規范自己的言行。另外，我國有必要借鑒美國的做法，設立獨立的法官懲戒機構。筆者認為，可以在各級人大常委會設立專門的法官懲戒機構，負責對法官違反職務方面的不當言行予以處理，對于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對于沒有構成犯罪的，由其負責處理。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各級人大常委會是我國的權力機構，人民法院的工作對其負責，作為設置在人大常委會的法官懲戒機構就有權力對法官的違法違紀行為進行處理，這既是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和職責，同時也是它們行使法定監督權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原因是在各級人大常委會設立法官懲戒機構，可以有效避免懲戒委員會的人員與法官可能會存在工作上或職務上等各種各樣的利害關系而不能夠嚴格按照法官懲戒的相關法律規定進行懲戒的情況。

參考文獻：

[1]范冬明.中美法院法官的選任和懲戒制度之比較[OL].廣東法院網，2009-12-21 [2]黃河，何春華.簡介美國的法官遴選制度[OL].中國法院網，2009-03 [3]朱偉一.美國法官的待遇[J]民主與法制，2012 [4]江萍.關于美國法院司法公開的考察報告[OL].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內網，2013-10 [5]崔錫猛.中美法官制度比較研究[N].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10-2 [6]王浩成.陶凱元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OL].中國新聞網，2013-12-28

第三篇：中美兩國國際收支比較研究

中美兩國國際收支比較研究 美國國際收支結構具有“逆差＋順差”的特點：

經常項目長期處于逆差狀態，而金融項目長期呈現順差狀態。

其中，經常項目的次級賬戶收益及服務項目總體均表現為順差

狀態，因此，經常項目逆差主要源于商品貿易的長期逆差。在金融項目中，直接投資項14 年中有9 年表現為逆差，其余年

份均為順差，且該賬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91年～1996

年持續逆差，1997 年～2001 年持續順差，2002 年以來，又開

始出現凈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且呈現逐年擴大之勢。另外，證

券投資賬戶主要表現為順差狀態，且順差額逐年擴大，成為支

撐金融賬戶長期處于順差狀態的主要影響因素

美國國際收支結構相比，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具有“順

差+ 順差”的特點。具體來講，經常項目長期順差，與美國形

成鮮明對比的是，其次級賬戶收益項目長期處于逆差，因而抵

消了部分經常項目順差。另外，資本和金融賬戶長期處于順

差，成為中國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一，與美國經常項目長期逆差相比，中國經常項目長期

處于順差狀態，反映出以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可能面

臨巨大的風險

第二，美國投資收益賬戶總體呈現順差狀態，而中國投資

收益賬戶除1991 年及1992兩年為順差外，之后一起表現為逆

差，反映中國在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方面存在不合理之處。

第三，同樣是金融與資本項目的順差，但美國與之對應的是經常項目長期逆差，而中國則是長期順差

哪些國家存在國際收支危機

越南經濟面臨以下五個主要問題:一是超過2 位數的通脹率;二是政府財政赤字規模過大,綜合赤字達GDP 的12%至17%;三是貨幣供應和信貸仍過寬松;四是經常項目逆差規模過大;五是越南盾持續貶值。

第四篇：中美兩國物業管理比較分析

中美兩國物業管理比較分析

發布日期:2013-07-17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為美國新移民，來到大洋彼岸購房居住；也有人來美國購買了自己的度假屋，每年與家人過來享受假期；更有人將目前的美國房產作為投資佳選，一擲千金。無論什么目地的美國購房者，在心滿意足擁有了完美的房屋后，想到的便是今后的居住，小區的管理。

美國的物業費相對中國是比較高的，例如邁阿密著名的濱海公寓Trump Tower，物業費每個月近人民幣28 元/平米，一年的物業費占到房屋總價的0.9%。而上海著名的高檔小區世茂濱江花園每月的物業費僅人民幣5 元/平米，只有房屋總價的0.4%。面對如此高昂的物業費，很多人不理解，也很不情愿。在中國許多居住區的物業管理糾紛時常發生。例如服務質量常有不令人滿意，個別居民拒付物業費，物業管理公司運作困難，服務質量進一步下降，對于繼續繳納物業費的居民是相當得冤枉。

所以，美國相對高昂的物業費，很多人總有遲疑。對于這一點，可以說，專業化管理是美國物業管理最顯著的特點，業主的每一分錢都會花得讓人心服口服，絕不冤枉。我們可以從中美物業管理的模式對比來看出個所以然。

關于業主委員會的性質

中國——民間組織，由業主自發票選出，監督物業公司的服務的群眾組織。組織結構隨意，管理模式較為松散。

美國——有限責任公司以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運作，運作管理嚴格規范。

美國有些州規定業主委員會要擁有自己的網站，將業主委員會每月或者每季度召開董事會的會議上傳到網上，讓人們可以任何時候都可以看到。

幾乎所有的業主委員會都購買意外責任險，若發生大的法律訴訟，把可能的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

關于業主物業費拖欠問題

中國——物業公司交涉、追討。不交物業費的業主，繼續享受服務以及公共設備，導致更多業主也不交物業費，物業公司只有上訴程序追討物業費。

美國——強制繳費如果有的業主拖欠物業費，業主委員會有權通過司法聽證，將業主的產權進行拍賣，或是在業主將房產掛牌出售時，將房產扣留，不允許出售，直至業主付清物業費。有些州，例如得克薩斯州，業主委員會甚至不需要經過司法程序就可直接將拖欠物業費業主的房屋進行拍賣。

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

中國——基本物業配套服務。大多數小區物業公司的職能是維護綠化，安保，公共區域和設備的維護。游泳池、會所、健身房等都需額外付費才能使用

美國——免費、額外的高端服務。安保、車輛保管、綠化養護、洗衣熨衣、看護兒童、護理病人、代訂代送報刊，通報天氣預報和股市行情等貼心服務。

高檔寓所有五星級酒店式服務，例如本文最初提到的邁阿密的Trump Tower，提供包括24 小時管家服務、海灘服務、客房服務、游泳池、會所、健身房、spa、商務中心、發送傳真、打印，甚至可以可舉行會務活動。很多物業公司定期組織業主郊游、聚餐，營造鄰里之間友好融洽氣氛。所有設施服務均不需再付費，已包含在物業費中。

應該說，中國大多數業主并不是不需要物業服務，不愿意交物業費，事實上他們是希望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服務，只是中國的小區物業管理以及制度等還不健全。相較而言，美國小區的管理各個環節的法制完善，業主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同任何企業一樣規范和專業。每個業主必須要交納物業費；物業公司必須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把業主委員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力給予最精心的服務；業主委員會則保證業主享受美好的生活良好的環境，爭取小區地產保值升值。

第五篇：中美兩國協調C2評析

中美“兩國協調”(C2)評析

黃仁國

? 2012-10-22 17:00:01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京)2012年5期第35～40頁

【作者簡介】黃仁國，湖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國際關系、文化社會史、公共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的教學與科研。

【內容提要】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中國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協調”(C2)概念，這順應了中美關系發展的客觀需要，反映了中國處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主導原則，是對中美G2構想的積極回應與修正。與中美G2等級式大國關系不同，中美C2強調在平等的基礎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發展大國關系，培植戰略互信，減少戰略誤判，這有利于發展“和諧共處、合作共贏”的大國關系，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關 鍵 詞】大國關系/中美關系/兩國協調/共同管理

2012年5月3-4日，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同時進行的還有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會議，以及第二輪中美戰略安全對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5月3日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戰略對話開幕式上，以《推進互利共贏合作，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為題發表致辭，呼吁中美雙方“抓住機遇，排除干擾，共同努力，走出一條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之路”。他說：“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無論中美兩國國內情況如何發展，雙方都應該堅定推進合作伙伴關系建設，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系。”他還提出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五個“需要”，即“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①同日，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對話中就如何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提出了C2概念。他指出：“中美不搞‘兩國集團’(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沖突對抗，但可以搞‘兩國協調’(C2)，加強溝通、協調與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處、密切合作、共同發展的嶄新模式。”②次日，戴秉國在對話中就“進一步加強中美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合作”再次指出，過去3年多，中美協調合作“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貢獻”，當前國際形勢要求中美加強合作，他并提出未來加強合作的五個設想：一是切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這是雙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礎；二是遵守《聯合國憲章》精神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三是在危機面前保持必要耐心；四是重信守諾；五是客觀認識彼此能力和責任。③對此，人們不禁要問：中方為什么要提出C2概念?C2與G2有何不同?C2有生命力嗎?本文將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

C2概念的提出，多少有些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首先，C2概念是對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不斷拓展的現實的一種歸納與升華。近幾年來，中美對話機制不斷拓展，2009年中美開啟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并將此前存在的一些對話與磋商機制納入統籌，且不斷開啟新的機制：2010年，啟動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2011年，啟動中美戰略安全對話機制；2012年，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決定支持中國海事局與美國海岸警衛隊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對話機制”，并決定就商務、旅游、留學和其他商定類別簽證人員頒發5年多次簽證舉行專門會談。

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戰略對話具體成果清單包括：促進高層交往，雙邊對話和磋商，應對地區和全球性挑戰，加強在氣候變化、能源、環境及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對口磋商等，共6類50項。其中“雙邊對話和磋商”類下有15項內容(詳見表1)。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其一，這些對話與磋商機制早的于1980年就已啟動，晚的則新近才籌劃，比較集中的是在2008-2011年間啟動；其二，這些對話與磋商有的與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同時進行，有的先前已經完成，大多數是在此后，甚至沒有確定具體時間；其三，從啟動時間與次序／屆序來看，一些對話明顯有中斷的痕跡；其四，中美雙方派出的代表團級別多半是部級或副部級。將這類項目與其他5類項目綜合起來回顧，可以窺見中美協調那種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情況在近幾年出現了穩步前進和爬升的態勢。這表明，中美協調在處理中美雙邊關系乃至地區與國際問題中越來越重要。換言之，中美協調在兩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早已超出單純的國別外交范疇，而具有地區性乃至全球性意義。

其次，C2概念符合中國堅定而靈活的對美外交方針和政策。與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相對穩定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際關系原則比起來，處理中美關系的難度大得多，一味秉持僵硬的原則不合適，而違反核心原則也不可行。如何在復雜中尋求平衡，既是對國家意志的考驗，也是對決策智慧的考驗。中國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體現在對美外交上就必須堅守“以我為主，不搞對抗，不搞中美共治”。“以我為主”強調獨立自主，“我的地盤我做主”。在這一核心原則下，如何具體操作則依據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的變化靈活變通。中國外交智慧有三個鮮明特點：一是回顧過去，以史為鑒；二是立足現實，因時而變；三是面向未來，統籌兼顧。從史學研究的角度看，大國關系中的“集團政治”、“大家庭模式”在中國大多數史學工作者看來是失敗的，不可取的。從現實情況看，不僅中美關系在變，整個國際格局都在變，放棄全方位外交政策而與美國捆綁在一起無疑是愚蠢的。既然G2模式不是中美關系未來好的選項，也不符合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推進 C2模式就是一個明智而實際的選擇。

第三，C2概念多少體現了中方對中美關系惡化的一種擔憂。中美協調發展并非風和日麗，凱歌行進，而是歷經風雨，有起有伏，而且越往后難度越大。正如國內有學者指出：“兩國的共同利益不斷增進，合作領域愈來愈寬廣，但兩國之間的互信卻沒有隨之增進，甚至出現了巨額的‘互信赤字’。”“再加上在國際關系史上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對抗、沖突甚至戰爭，因此在美國和中國都有人認為，中美兩國也不能走出這種‘大國政治的悲劇’。”④奧巴馬執政后，美國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反恐優先戰略，提出回歸亞太的戰略方向，并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方面一起發力，激化了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的利益沖突，刺激一些國家“合眾制華”⑤的神經，攪得中國周邊很不安寧，讓中國人民很難淡定，國內要求對外強硬的各種呼聲不斷。如何通過加大中美協調力度，化解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成為近幾年來中國政府不得不優先考慮的重大戰略問題。

第四，C2概念的提出尚處在試探階段。國務委員戴秉國只提到“中美協調”(C2)，并沒有明確“C”是什么。國內學界認為，協調(coordination)、調解(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互補(complementary)、命運共同體(community)等詞匯都有可能。⑤這種解讀無疑給予“C2”一定的想象空間。至于最終如何界定C2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中國政府至今尚未給予正式闡述。

C2尚處在概念階段，要成為處理中美關系的主導性模式，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其間，既要考慮美方的回應、國際社會的反應，更要在具體的中美關系互動中探索有生命力的協調方式方法及適用范圍等。此外，將這種模式理論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若完不成理論化，該模式就只能是其他模式的翻版或概念偷換，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

第五，C2概念是中國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一種探索。21世紀以來，國際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在這種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影響國際關系發展的一些變量在不斷地占位、移位和退位。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中新概念不斷涌現，一些過去邊緣性的概念向中心邁進，新概念潮涌潮退，舊理論卷土重來，重要詞匯頻頻易位，新舊雜存，一些研究領域中心模糊、方向不明。如何撥開迷霧，洞察現實，構建新型的比較穩定的大國關系，各大國都在認真思考。

中國正處在由地區強國向世界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能否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大國關系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對世界未來的走向也影響深遠。C2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國政府在堅守和平、發展、合作的一貫道路的同時，也力圖因時而變，積極探索面向未來的新型大國關系新模式。

二

C2與G2相互關聯。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認識到中美關系不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系，而是一對影響世界格局的復雜而重要的關系。因此，C2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對G2概念的一種回應。

關于中美G2問題，國內早有學者對其構想的由來及可行性進行了分析，認為該構想對于推進中美關系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但認知結構、經濟共生結構和國際權力結構等三方面的制約因素，決定該構想目前尚不可行。⑦此后，又有學者對“兩國集團”構想進行了歷史考察，分析了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對外關系話語中出現的美德、美日、美歐和美中四個版本的“兩國集團”論。⑧這四種版本的G2都與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有關，他最先從經濟領域提出，并在各個不同時期不遺余力地倡導 G2。與英國政治學家伊恩·克拉克認為的“(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極力支持現存秩序有著令人信服的一致”⑨的觀點不同，伯格斯滕特別擔心中國的崛起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對中國曾“大膽地、公開地、嚴厲地批評美國管理世界經濟的缺點”非常敏感，認為中國在對外經濟互動的大量領域中企圖制定全球經濟秩序。⑩伯格斯滕的G2構想，即中美兩個超級經濟體通過“協調的(Coordinated)或至少合作的(cooperative)的方法”“共同管理”(co-managment)全球問題，讓中國人感受到“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的設計者和管理者的新角色”。(11)這種構想似乎與伊恩·克拉克所預計的未來中美可能的“復雜的集體霸權秩序”(12)殊途同歸。

20世紀50年代，原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曾提出過“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G2構想。該構想盡管促進了蘇美兩國由對抗走向對話，推進了蘇美對話與磋商機制的建立，但由于其立足于國際事務大國決定論，夸大了首腦外交的作用，“忽視了其他現實力量的存在”，并且蘊含著“蘇美有權而且必須參與討論和解決全球范圍內的問題，而不論它是否與蘇美直接有關，甚至可能完全沒有關系”(13)，因而其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赫魯曉夫時期，美蘇關系僅僅是實現了有限的緩和，其間還出現了第二次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這樣高烈度的沖突和對抗，阻礙東西方交流的柏林墻建起來了，古巴導彈危機事件以赫魯曉夫的妥協退讓結束，并最終結束了其政治生涯。赫魯曉夫之后，其繼任者逐漸選擇了與美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

伯格斯滕的中美G2與原蘇聯的“大國決定國際事務論”在夸大大國作用和追求大國特權方面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伯格斯滕的前三種G2模式所選擇的對象德國、日本、歐盟都是美國的盟友，目標也多半限于經濟領域，擺明是要盟友分擔有限責任，幫助美國振興經濟。中國雖然不是美國的盟友，與美關系“非敵非友”，但美國認為中國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14)。赫魯曉夫提出的蘇美G2是兩個幾乎沒有交集的大國之間的合作，是由對抗轉向合作的一百八十度大轉折、大跳躍；而中美G2則是兩個本來就有交集的大國之間，通過深化和拓寬經濟領域的合作，逐漸共同管理更多的全球事務。蘇美G2側重于國際關系手段的激進變革和權力共享、擴張，中美G2則側重于通過漸進的權力分享來實現責任的轉移。當然，更重要的區別在于，蘇美G2以大國之間的平等合作為基礎，中美G2則貌似平等，實則以等級式的合作為基礎。

盡管伯格斯滕聲稱其G2僅僅是個經濟概念，與布熱津斯基的政治G2不同，(15)但其經濟等級制構想與美國其他學者和政客的政治等級制構想不謀而合。在他首次提出中美G2的次年，美國政治學家戴維·萊克將其霸權等級概念運用到處理美中關系上來，建議美國通過建立權威和維護其對外政策的合法性來應對中國的崛起，使中國因為從美國的領導中獲益而傾向于附屬美國，或者甚至成功地將中國鎖定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從而改變中美沖突的宿命。(16)這種觀點與伯格斯滕以G2構想來處理中美關系在本質上是一致的。2007年奧巴馬在《外交》雜志上發表文章指出：“我們在加強北約的同時，必須在其他極重要的地區創建新的聯盟和伙伴關系。”“我將在亞洲爭取鍛造一個更加有效的機制，使之超出雙邊協議、偶爾的峰會和臨時的安排。”“我也將鼓勵中國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崛起中大國的角色——幫助解決21世紀共同的問題。我們將與中國既競爭又合作。我們非常重要的挑戰是建設一種在拓展合作的同時又加強我們競爭能力的關系。”(17)顯然，加強美國的競爭能力并促使中國從屬于美國的領導就是G2構想的真正用意。這也是中美G2受到如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國老牌資深戰略家的重視和推介的根本原因。

奧巴馬執政的第一年，中美兩國就啟動了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兩國的協調與合作上了一個新層次，一個貌似中美G2的時代似乎正在開啟。但中國政府只對中美合作感興趣，對中美G2并不感興趣。2009年5月20日，在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歐峰會時，溫家寶總理向歐盟領導人和中外記者指出：“一兩個國家或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全球的問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有人說，世界將形成中美共治，這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18)同年11月18日，溫家寶總理會見奧巴馬總統時明確表態，不贊成“兩國集團”提法，他分析說：“第一，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要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我們始終保持清醒；第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第三，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共同決定，不能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他同時指出：“中美合作可以發揮獨特作用，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19)在具體決策上，中國政府自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以來就反復評估中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將會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的負面影響，并采取了一定的規避風險措施。

在中國政府接連明確拒絕G2構想后，中美關系中競爭性的一面凸顯出來。2010年中美關系“低開低走”、“一波三折”，嚴重困擾中美關系的臺灣、西藏、貿易等老問題不時被美方翻出來炒作，東北亞地區發生的一系列突發事件也令中美關系深陷困境，南海問題上中美兩國的正面交鋒更是讓中美關系雪上加霜。為了舒緩中美在亞太地區日益緊張的關系，避免戰略誤判，2011年中美在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框架內新增了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中國官方媒體當即刊發學者文章，澄清“中美亞太事務磋商不是搞中美共治，更不是尋求中美主導亞太事務，而是通過加強溝通、協調戰略、增進互信，推動中美在亞太地區的良性互動，保障安全大局穩定，促進經濟持續發展”。(20)

與中國政府和學界在反對中美G2態度上基本保持一致的情況不同，美國各界對中美G2的態度是媒體熱議而官方低調，即“一些美國學者和前官員在大肆渲染，美國官方并未對此予以確認”(21)。隨著2010年中美關系的沖突加劇，美國媒體對中美 G2的炒作也開始退潮。這似乎也在表明，中美G2構想在現實中并不現實。

如前所述，中美G2構想的出籠揭示了中美關系超出雙邊關系的現實，如何應對這一現實情況，創造性地構建新時期的中美大國關系，成為確保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課題。

三

中國政府明確反對中美G2，現在又由高官主動提出中美C2概念，這一新概念能否成為未來兩國政府處理雙邊關系發展的共同的核心概念，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加強協調與合作是兩國關系發展的大方向，如果不發生特別重大的意外事件，這一方向在整體上不會動搖。因此，與中美G2的浪漫構想相比，中美C2概念是更為現實和富有生命力的一個選項。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具有較強的連貫性，特別是在處理大國關系上，國家的意志非常堅定，“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幾乎貫穿在處理所有大國關系的政策思想和具體實踐中。從現有能夠觀察到的結果看，中國30多年來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因此，短期內作大調整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中國即便是深度調整對外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仍會繼續強化。因為，和平發展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其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體現著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有機統一，具有長遠指導意義，堅守和平發展道路已經成為中國的世界觀。(22)很難想象，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在民族自信和自覺迅速上升的時期會突然改變獨立自主的外交方向，輕易放棄數十年來對和平的孜孜追求。

其次，美國外交政策受選舉制度影響較大，具有一定的鐘擺效應，但加強中美協調合作的呼聲和力量一直處于上升態勢。交通通訊改善、兩國經貿關系日益密切、高層交流機制健全、民間人文交流日趨頻繁、兩國民眾對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認知日益提高，為中美協調提供了有利條件。在信息化時代，普通民眾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越來越大，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對民眾的要求視而不見。中美關系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跌宕起伏后，21世紀初以來發展相對平穩，兩國政府對于危機的處理能力逐步提升，任何開歷史倒車的行為都難以持久。

此外，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使大國相互依存更加復雜化，既競爭又合作成為大國關系的常態，與其“同而不和”，不如“和而不同”。中美兩國的相互依存早已超出雙邊范圍而向區域乃至全球擴展，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若處理不善，也有可能導致兩國的劇烈沖突，通過完善和創新協調機制，保持經常性的溝通，有利于減少戰略誤判，尊重各自核心利益，求同存異，在維護各自復雜的國家利益中尋求平衡，營造共贏局面。

當然，中美C2模式的創建還存有很多變數。中美兩國歷史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兩國在區域乃至全球利益的競爭關系，兩國力量對比在兩國民眾中引起的心理認知波動、猜疑和誤解等，都有可能制約兩國協調的發展。在各種變量中，近期最為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美國是否會持續衰落，美國維護霸權的決心和能力有多大，已成為國際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美國衰落”與“中國崛起”這兩個不同的問題被很多人不自覺地串聯在一起。2012年以來，布熱津斯基的《戰略愿景：美國和全球大國危機》以及羅伯特·卡根的《美國打造的世界》這兩部新著都是圍繞“美國是否衰落”以及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這些主題展開，并引起熱議。世界權力中心由西方轉向東方，(23)美國必須維護其全球責任，(24)是討論的中心議題，而這些中心議題都與中國緊密相關。

不管怎么說，如何通過中美協調“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是今后發展中美關系的重要任務。

【注釋】

①“胡錦濤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2年5月4日，http://.(上網時間：2012年5月11日)

(16)Lake A.David,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Issue 7, 2006, p.24.(17)Obama Barack,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From Real Clear Politics, June 1, 2007, http://? pagewan-ted=all.(上網時間：2012年5月15日)

(24)Kakutani Michiko, “Historian Who Influences both Obama and Romney—‘The World America Made,’ by Robert Kag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http://? pagewant-ed=all.(上網時間：201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