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兩國外觀設計專利制度比較,有什么不同？

目前，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的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申請量已據世界第一，中國已經成為外觀設計專利大國，外觀設計專利權在中國的專利制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與大多數國家的規定不同，中美兩國都將外觀設計專利制度規定在一部專利法中，但是由于兩國的法制傳統、司法理念和歷史背景不同，外觀設計專利制度也有很多不同。中國專利法對外觀設計的有關規定見于《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和《審查指南》，美國對于工業品外觀設計的保護，主要規定在專利法中，即現行美國專利法第16章-“外觀設計”，包括第171條的“外觀設計專利”、第172條的“優先權”和第173條的“外觀設計專利保護期”。除此之外，美國專利法中還有一些規定也適用于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如關于非顯而易見性的規定、關于專利申請和審查的程序性規定，以及權利內容、侵權認定等等。隨著全球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逐漸趨于一致，認真研究中美兩國的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的差異，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國外的申請人，都具有現實意義。

一、外觀設計的保護范圍不同

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專利法所稱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適于工業應用的新設計”。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定：“就產品而發明的任何新的、原創性的和裝飾性的外觀設計，其發明者可依據本法的規定和要求獲得專利”。盡管兩國法律中外觀設計的定義均針對“產品”，但是何謂“產品”，兩國的解釋是不同的。中國的《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4.3.3節全面規定了不給予外觀設計保護的客體，其中指出，外觀設計“產品”是指一個完整的產品，產品的不能分割、不能單獨出售或使用的部分，如鞋幫、帽沿、杯把，是不被認為是外觀設計意義上的“產品”，因此不能單獨提出申請保護；而在美國，盡管法條上使用了“產品”的字眼，但是根據法院的判例所作的解釋，美國專利法第171條只是要求“任何新的、原創性的和裝飾性的外觀設計”須使用于特定的“產品”上，但并未規定必須為完整的“產品”；同時，美國外觀設計所保護的是對工業品所做的裝飾性的設計，而非“工業品”本身。由此而帶來的保護范圍的不同在于：在美國可以申請“部分外觀設計”，但是保護時，其一定會延伸到某一個具體的完整的“產品”；而在中國，申請保護的“外觀設計”和授權之后受到保護的都是一個完整的產品，兩者是一致的。或者說，美國的“部分外觀設計”可以覆蓋多個實施例，而不局限于該“部分外觀設計”所依附的某一個具體的完整的“產品”；相比之下，中國的外觀設計保護只能及于所請求的“產品”本身，如果想要保護多個實施例，就只能逐一提出申請。

中國強調外觀設計專利實體的完整性。保護整體。美國則可保護局部。

二、審查程序不同

中國對外觀設計申請，只進行初步審查，并不進行實質審查。根據中國《專利法》第四十條的規定，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經初步審查沒有發現駁回理由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授予實用新型專利權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決定，發給相應的專利證書，同時予以登記和公告。實用新型專利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根據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四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外觀設計申請的初步審查范圍包括：“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是否明顯屬于專利法第五條的規定，或者不符合專利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或者明顯不符合專利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第三十三條、本細則第二條第三款、第十三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或者依照專利法第九條規定不能取得專利權”。

由于外觀設計不進行實質審查，所以授權的速度遠遠快于發明專利申請，在目前的專利審查實踐中，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一般都在申請日起一年之內。

美國專利法第171條的第二款規定： “本法與發明專利有關的規定，適用于外觀設計專利，除非另有規定。”因此，美國專利法中還有一些規定也適用于外觀設計專利，如關于新穎性、非顯而易見性的規定，關于專利申請和審查的程序性規定，以及權利內容、侵權認定等等。最顯著的區別就是美國外觀設計專利要進行實質審查，因而其授權質量要高于中國的外觀設計。

三、申請文件的區別

由于美國外觀設計專利要進行實質審查，其申請文件也會出現“claim”（權利要求）和“Description”（說明）等字樣。在“Description”中，給出了各個視圖的描述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通常，會有一句聲明：“The portions of the drawings shown in broken lines form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即：圖中的虛線部分不屬于要求保護的外觀設計的范圍。

依據中國《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以及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等文件，并且應當寫明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及其所屬的類別。又依據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必要時應當寫明對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可見，中國的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文件中，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屬于必備文件，而簡要說明則屬于非必備文件，只能在必要時才需要提交。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了簡要說明所記載的內容范圍：“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應當寫明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的設計要點、請求保護色彩、省略視圖等情況。簡要說明不得使用商業性宣傳用語，也不能用來說明產品的性能。”

很多專利有類似于這樣的話：The ornamental design for...，as shown and described.四、關于部分外觀設計在中國的申請

所謂部分外觀設計是指針對產品的某一部分的形狀、圖案及位置關系所作出的新設計，不是指對組成產品的零、部件進行的外觀設計。部分外觀設計可以理解為是對產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諸如照相機的鏡頭部分、鉗子的把手或運動鞋的鞋幫所作的設計，均屬于部分外觀設計。由于這些部分外觀設計無法從其各自的本體分離，所以必須在圖面中繪制出包含該部分外觀設計的照相機、鉗子及運動鞋的整體。

西方一些發達國家較早地開始了對部分外觀設計進行保護的制度。在國外到我國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申請文件中，經常可以看到圖中標示有實線部分和虛線部分：實線部分為要求保護的部分，是產品設計的要點，即產品的部分外觀設計之所在；虛線部分為不要求保護的部分，即產品的公知部分，但由于公知部分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故又不局限于其所表達的公知部分。

中國尚未實行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目前，處理這類申請的做法是要求申請人將虛線部分改為實線，即將原來的虛線部分和實線部分合在一起，整體上作為一個產品進行保護。

五、部分外觀設計與優先權證明文件不一致的問題

如上所述，中國目前對部分外觀設計的處理，是將虛線部分改為實線，即將原來虛線部分表示的部分與本體部分合在一起保護。然而，虛線部分改為實線后，導致外觀設計申請文件與優先權證明文件不一致，申請的主題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如一件關于鉗子的把手的部分外觀設計，將虛線部分的鉗子口部分改為實線后，產品名稱應相應地改為“鉗子”。這種申請主題的改變導致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審查員不承認部分外觀設計的優先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不承認部分外觀設計的優先權的做法還會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中國的申請文件中出現虛線，審查員會根據國家的機械制圖標準認為屬于“看不到”的部分，如果將虛線改為實線，則認為又不滿足中國專利法第33條的規定，超出了原始公開的范圍，因此必須刪除，而刪除虛線后，就成為了“部分外觀設計”，而部分外觀設計又不受中國專利法的保護。這就迫使國外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文件的時候，就要將虛線改為實線，從而無法享受優先權。這種做法已經引起了不少國外申請人的質疑。他們認為，各國遵循專利獨立原則進行審查，由此引起的不一致不能用來對抗《巴黎公約》的優先權原則，并為此運用法律手段進行抗爭。然而到目前為止，在法律實務上，質疑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做法的合法性，尚無成功的案例。

六、其他值得注意的區別

根據美國專利法第171條的規定，外觀設計專利權人應享有與發明專利權人一樣的權利。又依美國專利法第154條，這些權利包括制造權、使用權、許諾銷售權、銷售權、進口權。

而根據中國《專利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后，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制造、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

因此，中國的外觀設計權利人只享有制造權、銷售權、進口權。[ivan：使用權不限制，哈哈]

兩國對外觀設計的授權實質條件也有明顯的不同。美國專利法第171條第一款的規定，獲取外觀設計專利權應具備三個要求：即產品，裝飾性，新穎性。根據第二款的規定，獲取外觀設計專利，還必須符合發明專利中的“非顯而易見性”的要求。而中國《專利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應當同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國內公開使用過的外觀設計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與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沖突。根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的解釋，中國《專利法》第二十三條所稱的“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完全等于專利法意義上的“新穎性”概念。而是依據TRIPS協議的規定，接近“原創性”的概念。只是學者們通常習慣地稱之為“新穎性”。對照中美兩國的規定，中國外觀設計的授權條件明顯地要比美國寬松。

此外，《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2.2節規定了對中國外觀設計申請文件的圖片或照片的要求：“根據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申請人應當就每件外觀設計產品所需要保護的內容提交有關視圖（圖片或者照片），清楚地顯示請求保護的對象。其中的”有關視圖（圖片或者照片）“，就立體外觀設計產品而言，產品設計要點涉及六個面的，應當提交六面正投影視圖；產品設計要點僅涉及一個或幾個面的，可以僅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視圖和立體圖；就平面外觀設計產品而言，產品設計要點涉及一個面的，可以僅提交該面正投影視圖；產品設計要點涉及兩個面的，應當提交兩面正投影視圖。”

由于中國要求的是提交正投影視圖，所以，圖面上不能出現陰影線或表示效果的線條。而美國專利法沒有這樣的要求，外觀設計圖中使用陰影線或表示效果的線條是司空見慣的，這也是國外申請人向中國提交的外觀設計申請大多數都要進行補正的原因。

七、外觀設計專利在中國的保護力度

在中國，外觀設計專利由于具有不需要進行實質審查，審批時間短，授權快的優點，近年來申請量逐年攀升。除了《專利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獨占性權利的內容與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略有區別外，外觀設計專利與這兩類專利的保護力度并無二致。但由于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以表示在圖片或者照片中的該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為準”，故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又具有其特殊性。特殊性之一，在專利侵權訴訟或行政處理程序中，一般不會中止審理程序。這是由于目前對外觀設計的圖片或照片檢索尚不能完全實現計算機檢索，一旦被外觀設計專利權人指控侵權，被指控一方很難通過檢索獲得在先公開的對比文件，也就很難獲得有利的證據提出無效宣告請求或進行公知技術抗辯。特殊性之二，起訴時不需要提供證明其專利滿足授權實質條件的檢索報告。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不經過實質審查，在專利侵權訴訟或行政處理程序中，也不需要專利權人提供證明其專利滿足授權實質條件的檢索報告；相比之下，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在審理或處理涉及實用新型專利侵權糾紛時，根據《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的規定，可以要求專利權人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的檢索報告。這無形中減輕了專利權人的舉證責任，也縮短了訴訟過程。上述的特殊性，給外觀設計權利人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由于美國對外觀設計實行實質審查制度，如果一項外觀設計已經在美國通過嚴格的實質審查，那么，其在中國受到專利保護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強。

上述中美兩國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的根本差異在于：美國的外觀設計專利制度對部分外觀設計進行保護，其保護范圍不但及于外觀設計申請文件本身所體現的產品，還可以擴展到以部分外觀設計為設計要點的多個實施例中，這就極大地擴展了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內容，同時通過實質審查等程序保證，使得外觀設計專利授權質量高，權利狀態穩定，起到了鼓勵外觀設計申請的積極作用；而中國的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目前不保護部分外觀設計，申請人要想達到與美國外觀設計專利同樣的保護范圍，一是要將多個實施例逐一申請，二是由于目前利用優先權申請外觀設計仍存在著法律障礙，因此還要在提出美國外觀設計申請后，盡快地到中國申請外觀設計。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與韓國已經先后引入了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日本在2001年1月6日所施行的意匠法中，首次導入部分意匠的概念，對產品中具有新穎性的部分提供了部分外觀設計專利保護。韓國亦在2001年實施的《外觀設計專利法》中，將部分外觀設計納入到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中。

近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多次在各種場合下提出了引入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的主張。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第三次修改研究課題指南>中也認為，目前“關于外觀設計專利的研究工作相比落后于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通過多年的實踐，在我國關于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對象、能否對產品的部分外觀提供保護、判斷相同或者相似的參照基準、專利侵權判斷的方式等，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許多專家學者強烈主張，針對這些問題，調整《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中有關規定已經刻不容緩。”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引入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外觀設計保護制度一定會與國際上的外觀設計保護制度趨于一致。

第二篇：中美兩國具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美兩國具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價 值取向和國情，這就決定著中美兩國的教育 觀念、教育模式和方法必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將中國的基礎教育與美國基礎教育進行比 較，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打基 礎的教育，“學多悟少”；而美國的教育是 培養創新能力的教育，“學少悟多”。究竟 是“學”好還是“悟”好？20世紀英國著 名的數學家、哲學家、教育家懷特海曾經說 過這樣一句話：“教育培養人是個極其復雜 的題目??對這個問題只有一點我可以肯 定，那就是決沒有普遍適用而簡單易行的辦 法。”每個學生在接受學校教育后的成長情 況，其不單單是由教育模式、教育內容、教 育體制和教育方法所決定，因為在學生的成 長過程中，社會、家庭、學校教育和個體四 者共同起著作用。因此，我們不能僅憑著部 分學生的發展情況，來斷言整個教育體系的 合理性，這樣顯然是不合理的。二 中美基礎教育的差異

中美基礎教育孰優孰劣，不同的人持有不用 的觀點。比如，如果比較的是數理化課程，中國 的基礎教育肯定超過美國；但反之如果比較 學生的實際能力特別是實踐動手能力和創 新能力，美國的基礎教育則一定超過中國。

中美基礎教育為什么存在著這種差異呢？ 首先，中美兩國有著極為不同的教育傳統，中國基礎教育注重知識的積累和灌輸，注重培養

學生對知識的本身的掌握，注重培養學生求 同思維。而美國則注重培養學生運用知識進 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注重培養學生對知 識的拓展和創新，注重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 和發散性思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教育側重于

知識的靜態接受，而美國教育則側重于知識 的動態掌握；中國是一種模式化教育，而美 國則是一種精英式的教育。正如諾貝爾獲獎 者楊振寧教授所說的，中國和美國教育哲學 是相當不一樣的，美國教育哲學對前30%-40%的

學生有好處，因為他們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學習，可以跳躍式學習，這種學生通過訓練可 以很快取得成功。而中國教育哲學對后 30%-40%的學生有好處，因為這些學生通過 按部就班，有了扎扎實實的打基礎的過程，有成才的機會。

其次，不同的國家對基礎教育階段的基礎有 不同的理解。以數學為例，我國教育界歷來 認為，基本概念和基本運算是數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中小學階段需要去記大量的公式 和定理。而美國則認為知道去哪里去尋找這 些定理和公式更為重要，他們認為可以查到 這些公式和定理，就無需傷神費力的去記 憶，人腦完全可以省下來去思考其他得東 西，比如這個定理有應用價值嗎？我是否有 必要去學？等等。

我國教育的基礎是指，大腦在獨立于計算機 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儲備知識，盡可能快地提

取知識，因而中國學生的大腦在這兩方面是 得到了充分的訓練。美國教育的基礎是指，大腦在充分利用計算機的前

提下，放棄發展那些屬于計算機的工作領域 所需的能力，只發展那些屬于計算機無法工 作的領域所需的能力因此，當憑借課堂成績拿獎學金的時候，美國學生 往往比不上中國學生，但在可以充分利用信 息工具，在具體的實踐領域，搞一些具體的 研究性工作時，中國學生往往就比不過美國 學生。因此可見，在開發大腦的內在功能上，中國的教育更勝一籌，但在利用各種信息工 具解決問題和進行創新，美國的教育的優勢 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從價值取向上看，美國的基礎教育是從 個人主義本位出發，個人至上是其傳統的價值 追求，美國基礎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個性和創 造性。中國的基礎教育則是從社會本位出發，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價值觀念是其傳統上 的價值追求，這就決定了中國基礎教育所進行 的個人能力和創造能力的培養也都是和價值 觀念相關的。這與美國的個人主義至上的教育 有著根本的區別的。

比如說，具體的教學活動中，美國鼓勵學生有 自己的見解，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學生獨立 的進行個性化思維活動習慣的培養，注重學生 的發散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政治、宗 教、歷史等很多方面的很多問題都禁止教師提 供唯一正確的答案，鼓勵多種不同見解的存 在，反對教師代替學生思維。而中國教育側重 于求同思維的培養，在考試的時候，考核的重 點常常是學生的知識儲備，客觀試題幾乎充斥 于各科學科，考察學生的答案是否和考試標準 答案一致，側面的引導了學生要和教師規定的 唯一答案要一致，這樣得結果是使得絕大多數 學生依賴教師的思維和教學。這和美國禁止提 供唯一答案是絕然不同的。

美國教育強調個人，中國教育則強調尊愛他 人。古人云，尊愛自己本為天性，毋須后天培 養。所以我們認為，中國基礎教育相對于美國 的個人主義化的教育來說，優越的多。中國基 礎教育應該在保證社會本位的大前提下追求 學生個性化和創新能力的最大化的發展。

最后，中國的基礎教育重視扎實性,而美國 教育重視多元性；中國的教育注重縱向的深 度，而美國的教育則注重廣度；美國的教育 注意培養學生的自信和自立的精神，中國的 教育注意培養學生嚴格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相應的，美國有寬松、自由的氛圍，能夠充 分照顧每個學生的興趣和愛好；而中國基礎 教育則沉悶的多了。中國基礎教育的特點是 進度快、難度高、知識點多、抽象度高，常 常美國一周講的內容，中國十分鐘就可以講 完，加上學生有高考的壓力，相對國外來說，學生所受的壓力較大，引用楊振寧教授的話 來說中國教育窄而僵。由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中美在教育觀念、教育模式和方法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 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種模式教育；，強調個人主義，是一種精英式的教育。從 本質上講，側重于創新還是側重于打基礎是 美國基礎教育和中國基礎教育的根本區別。正如諾貝爾獲獎者楊振寧教授所說，中國與 美國的基礎教育，不能講哪一個好，哪一個 不好，要因人而異。在教學過程中，對于中國學

生，應該讓他們多創新，對于美國學生，應 該讓他們打好基礎，這樣互相彌補，是最恰當的。

三 思考

美國的教育界正在向東方國家學習，開始抓 基礎。2001年6月，美國總統布什提出一 項教育改革法案，撥款240億美元加強中小 學教育的投入與管理，要求所有中小學必須 舉行閱讀考試（近似我國的語文考試）與數 學考試，學生必須考試合格方能畢業，只有 學生成績達到合格要求，學校才能得到聯邦政府 的額外撥款。如果連續3年不合格，校長和 教師就要走人。該項法案以絕對優勢得到通過。

只有比較，才能借鑒；只有借鑒，才能提高。美國已經行動起來，我們也應該趕緊行動起 來。可以看出，美國的基礎教育的改革重點 是在創新的基礎上彌補基礎。中國的基礎教 育傳統上過于注重培養學生的集體主義、愛 國主義和求同思維，而沒有充分重視培養學 生的個性和創造性，所以我國的教育應該是 在基礎的基礎上加大創新。

(一)課程設置和課程要求

我們應充分考慮到兒童青少年學生的身體、智力和心理發育的階段性、漸進性。不同時期的

學生應該具有不同的學習任務，不能片面的 追求知識而過多的設置課程，要知道知識的 掌握是無止境的，知識的來源也是十分豐富 的，不能把眼球只鎖定在教材上，應該給學 生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給那些有特長的學 生提供足夠的個性化發展的自由，為他們提 供足夠優越的學習條件和必要的學習指導，讓更多得錢鐘書誕生。

美國沒有全國性的課程標準，但各州、郡甚 至學區都可以自行編訂課程標準。從總體上 看，美國的課程設置相當靈活，主要包括必 修課和選修課兩大類。必修課所占的學分較 多，內容廣但不深，強調學生的實踐能力、思維能力及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選 修課種類眾多，主要是依據學生升學、就業 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而定，學生可以根據 自己的興趣自由的去選擇，取得規定的學分 即可。

因此我們認為，我國在設置課程的時候完全 應該借鑒美國的經驗，強調生活的基礎，關 注生活經驗，引導多元發展，更多的從社會需求

和學生生存需要的考慮,設置符合我國國情 的課程標準來。

(二)教材

我國的教材相對于美國來說，就枯燥的多 了。拿美國的《文獻》來說，文章的內容有 小說、短篇小說、散文等各類題材，而且，每一題材也都由若干篇不同時代、不同類型 風格的不同的文章組成。文章之外，還配有 背景報道、作者介紹等相關內容。此外，每 一課還專門列有相關文章的文獻網址，從而 方便學生的課外閱讀。國外體裁之多、內容 之廣，這都是國內語文課本無法比擬的。

因此，我們可以借鑒美國教材注重知識面上 的拓寬，輕視對知識深度的過分挖掘；重視 對學生的實踐能力、動手能力的訓練，輕視 對知識的死記硬背；重視學生學習自主性、獨立性和創造性等培養，輕視求同思維的過 分培養，從而對我國教材內容、編排等進行改革。

同時，美國的教材圖文并茂，生動形象，我 國在教材排版上也可以吸收它這方面的經驗的。

(三)課堂教學

我們的課堂教學，課堂容量大、要求高，課 堂氛圍比較嚴肅。這樣雖然給學生打下了系 統扎實的基礎，但同時也帶來了課堂不活 躍，老師講得多，學生思考得少的弊端，典 型的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模式，而美國課堂氛 圍自由、寬松，上課期間學生可以隨意走動，自由辯論，表達自己的觀點，是典型的以學 生為主的教學模式。

因此，我們可以借鑒的吸收美國教育的模 式，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模式，即何克 抗教授提出的主導--主體教育模式，改進傳 統的課堂教學，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 性，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發散性思維。具體措施有：

首先，優化教學目標。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制定出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符合將來就業需 求的具體的教學目標，并制定出相應的評價 方案，保證教學目標的落實。

其次，調整課堂結構。突出學生為主體，自 主學習、自由發展的思想，克服學生等著教 師“喂”著吃的教學現象。

然后，加強教學方法。要循循誘導、正確引 導，提高學生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 力，教師應轉變角色，由傳統的傳道授業解 惑者轉變成組織者、促進者，由管理者轉換 為引導者，師生之間的關系也應該轉換為合 作者。同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注重使用適 合該課程的各種教學模式的應用，比如探究 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等。

最后，創造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要建立融 洽的師生關系，給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融 洽的、自由的學習氛圍。鼓勵教師學習和運 用現代信息技術，研究和制作計算機教學輔 助課件，提高教學質量，同時充分利用學校 提供的數字化學習環境，在教學過程中能實 現信息化和課程的整合。

(四)其他方面

在加強以上方面的同時，還要提高教師待 遇，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改善辦學條件；同時定期對教師進行培訓，提高

教學質量。四 總結

通過上面對中美兩國的基礎教育進行比較后，我們可以看出，其實最理想的教育是將中美

兩種教育模式的優勢相融合，這樣將即有扎 實深厚的基礎又有創新。但是由于這兩種教 育模式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背景，所以

融合起來有著相當大的難度。中國的基礎教 育和高等教育目前確實都存在著一些問題 和弊端，美國的教育確存在著許多優點和先 進之處，值得中國教育借鑒和學習。但這并不意

味著中國的教育改革就要完全以美國教育 為榜樣，全盤吸收，要知道中美兩國的教育 體制是根植于兩國的文化傳統、歷史背景以 及價值取向的，無論誰都不可能完全吸收對 方的精華。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教育反映 的是不同的社會文化內涵，適宜美國現在的

教育方法并不一定就完全的適合中國的教

育。因此，中國的教育必須是建立在適合中

國的國情基礎上的，它反映的是中國的社會 文化內涵。那么，如何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 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體制，是我們今后教育研究的重心所在。

第三篇：中美兩國物業管理比較分析

中美兩國物業管理比較分析

發布日期:2013-07-17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為美國新移民，來到大洋彼岸購房居住；也有人來美國購買了自己的度假屋，每年與家人過來享受假期；更有人將目前的美國房產作為投資佳選，一擲千金。無論什么目地的美國購房者，在心滿意足擁有了完美的房屋后，想到的便是今后的居住，小區的管理。

美國的物業費相對中國是比較高的，例如邁阿密著名的濱海公寓Trump Tower，物業費每個月近人民幣28 元/平米，一年的物業費占到房屋總價的0.9%。而上海著名的高檔小區世茂濱江花園每月的物業費僅人民幣5 元/平米，只有房屋總價的0.4%。面對如此高昂的物業費，很多人不理解，也很不情愿。在中國許多居住區的物業管理糾紛時常發生。例如服務質量常有不令人滿意，個別居民拒付物業費，物業管理公司運作困難，服務質量進一步下降，對于繼續繳納物業費的居民是相當得冤枉。

所以，美國相對高昂的物業費，很多人總有遲疑。對于這一點，可以說，專業化管理是美國物業管理最顯著的特點，業主的每一分錢都會花得讓人心服口服，絕不冤枉。我們可以從中美物業管理的模式對比來看出個所以然。

關于業主委員會的性質

中國——民間組織，由業主自發票選出，監督物業公司的服務的群眾組織。組織結構隨意，管理模式較為松散。

美國——有限責任公司以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運作，運作管理嚴格規范。

美國有些州規定業主委員會要擁有自己的網站，將業主委員會每月或者每季度召開董事會的會議上傳到網上，讓人們可以任何時候都可以看到。

幾乎所有的業主委員會都購買意外責任險，若發生大的法律訴訟，把可能的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

關于業主物業費拖欠問題

中國——物業公司交涉、追討。不交物業費的業主，繼續享受服務以及公共設備，導致更多業主也不交物業費，物業公司只有上訴程序追討物業費。

美國——強制繳費如果有的業主拖欠物業費，業主委員會有權通過司法聽證，將業主的產權進行拍賣，或是在業主將房產掛牌出售時，將房產扣留，不允許出售，直至業主付清物業費。有些州，例如得克薩斯州，業主委員會甚至不需要經過司法程序就可直接將拖欠物業費業主的房屋進行拍賣。

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

中國——基本物業配套服務。大多數小區物業公司的職能是維護綠化，安保，公共區域和設備的維護。游泳池、會所、健身房等都需額外付費才能使用

美國——免費、額外的高端服務。安保、車輛保管、綠化養護、洗衣熨衣、看護兒童、護理病人、代訂代送報刊，通報天氣預報和股市行情等貼心服務。

高檔寓所有五星級酒店式服務，例如本文最初提到的邁阿密的Trump Tower，提供包括24 小時管家服務、海灘服務、客房服務、游泳池、會所、健身房、spa、商務中心、發送傳真、打印，甚至可以可舉行會務活動。很多物業公司定期組織業主郊游、聚餐，營造鄰里之間友好融洽氣氛。所有設施服務均不需再付費，已包含在物業費中。

應該說，中國大多數業主并不是不需要物業服務，不愿意交物業費，事實上他們是希望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服務，只是中國的小區物業管理以及制度等還不健全。相較而言，美國小區的管理各個環節的法制完善，業主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同任何企業一樣規范和專業。每個業主必須要交納物業費；物業公司必須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把業主委員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力給予最精心的服務；業主委員會則保證業主享受美好的生活良好的環境，爭取小區地產保值升值。

第四篇：中美兩國國際收支比較研究

中美兩國國際收支比較研究 美國國際收支結構具有“逆差＋順差”的特點：

經常項目長期處于逆差狀態，而金融項目長期呈現順差狀態。

其中，經常項目的次級賬戶收益及服務項目總體均表現為順差

狀態，因此，經常項目逆差主要源于商品貿易的長期逆差。在金融項目中，直接投資項14 年中有9 年表現為逆差，其余年

份均為順差，且該賬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91年～1996

年持續逆差，1997 年～2001 年持續順差，2002 年以來，又開

始出現凈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且呈現逐年擴大之勢。另外，證

券投資賬戶主要表現為順差狀態，且順差額逐年擴大，成為支

撐金融賬戶長期處于順差狀態的主要影響因素

美國國際收支結構相比，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具有“順

差+ 順差”的特點。具體來講，經常項目長期順差，與美國形

成鮮明對比的是，其次級賬戶收益項目長期處于逆差，因而抵

消了部分經常項目順差。另外，資本和金融賬戶長期處于順

差，成為中國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一，與美國經常項目長期逆差相比，中國經常項目長期

處于順差狀態，反映出以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可能面

臨巨大的風險

第二，美國投資收益賬戶總體呈現順差狀態，而中國投資

收益賬戶除1991 年及1992兩年為順差外，之后一起表現為逆

差，反映中國在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方面存在不合理之處。

第三，同樣是金融與資本項目的順差，但美國與之對應的是經常項目長期逆差，而中國則是長期順差

哪些國家存在國際收支危機

越南經濟面臨以下五個主要問題:一是超過2 位數的通脹率;二是政府財政赤字規模過大,綜合赤字達GDP 的12%至17%;三是貨幣供應和信貸仍過寬松;四是經常項目逆差規模過大;五是越南盾持續貶值。

第五篇：中美兩國協調C2評析

中美“兩國協調”(C2)評析

黃仁國

? 2012-10-22 17:00:01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京)2012年5期第35～40頁

【作者簡介】黃仁國，湖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國際關系、文化社會史、公共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的教學與科研。

【內容提要】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中國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協調”(C2)概念，這順應了中美關系發展的客觀需要，反映了中國處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主導原則，是對中美G2構想的積極回應與修正。與中美G2等級式大國關系不同，中美C2強調在平等的基礎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發展大國關系，培植戰略互信，減少戰略誤判，這有利于發展“和諧共處、合作共贏”的大國關系，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關 鍵 詞】大國關系/中美關系/兩國協調/共同管理

2012年5月3-4日，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同時進行的還有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會議，以及第二輪中美戰略安全對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5月3日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戰略對話開幕式上，以《推進互利共贏合作，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為題發表致辭，呼吁中美雙方“抓住機遇，排除干擾，共同努力，走出一條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之路”。他說：“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無論中美兩國國內情況如何發展，雙方都應該堅定推進合作伙伴關系建設，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系。”他還提出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五個“需要”，即“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①同日，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對話中就如何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提出了C2概念。他指出：“中美不搞‘兩國集團’(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沖突對抗，但可以搞‘兩國協調’(C2)，加強溝通、協調與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處、密切合作、共同發展的嶄新模式。”②次日，戴秉國在對話中就“進一步加強中美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合作”再次指出，過去3年多，中美協調合作“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貢獻”，當前國際形勢要求中美加強合作，他并提出未來加強合作的五個設想：一是切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這是雙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礎；二是遵守《聯合國憲章》精神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三是在危機面前保持必要耐心；四是重信守諾；五是客觀認識彼此能力和責任。③對此，人們不禁要問：中方為什么要提出C2概念?C2與G2有何不同?C2有生命力嗎?本文將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

C2概念的提出，多少有些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首先，C2概念是對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不斷拓展的現實的一種歸納與升華。近幾年來，中美對話機制不斷拓展，2009年中美開啟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并將此前存在的一些對話與磋商機制納入統籌，且不斷開啟新的機制：2010年，啟動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2011年，啟動中美戰略安全對話機制；2012年，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決定支持中國海事局與美國海岸警衛隊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對話機制”，并決定就商務、旅游、留學和其他商定類別簽證人員頒發5年多次簽證舉行專門會談。

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戰略對話具體成果清單包括：促進高層交往，雙邊對話和磋商，應對地區和全球性挑戰，加強在氣候變化、能源、環境及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對口磋商等，共6類50項。其中“雙邊對話和磋商”類下有15項內容(詳見表1)。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其一，這些對話與磋商機制早的于1980年就已啟動，晚的則新近才籌劃，比較集中的是在2008-2011年間啟動；其二，這些對話與磋商有的與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同時進行，有的先前已經完成，大多數是在此后，甚至沒有確定具體時間；其三，從啟動時間與次序／屆序來看，一些對話明顯有中斷的痕跡；其四，中美雙方派出的代表團級別多半是部級或副部級。將這類項目與其他5類項目綜合起來回顧，可以窺見中美協調那種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情況在近幾年出現了穩步前進和爬升的態勢。這表明，中美協調在處理中美雙邊關系乃至地區與國際問題中越來越重要。換言之，中美協調在兩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早已超出單純的國別外交范疇，而具有地區性乃至全球性意義。

其次，C2概念符合中國堅定而靈活的對美外交方針和政策。與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相對穩定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際關系原則比起來，處理中美關系的難度大得多，一味秉持僵硬的原則不合適，而違反核心原則也不可行。如何在復雜中尋求平衡，既是對國家意志的考驗，也是對決策智慧的考驗。中國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體現在對美外交上就必須堅守“以我為主，不搞對抗，不搞中美共治”。“以我為主”強調獨立自主，“我的地盤我做主”。在這一核心原則下，如何具體操作則依據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的變化靈活變通。中國外交智慧有三個鮮明特點：一是回顧過去，以史為鑒；二是立足現實，因時而變；三是面向未來，統籌兼顧。從史學研究的角度看，大國關系中的“集團政治”、“大家庭模式”在中國大多數史學工作者看來是失敗的，不可取的。從現實情況看，不僅中美關系在變，整個國際格局都在變，放棄全方位外交政策而與美國捆綁在一起無疑是愚蠢的。既然G2模式不是中美關系未來好的選項，也不符合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推進 C2模式就是一個明智而實際的選擇。

第三，C2概念多少體現了中方對中美關系惡化的一種擔憂。中美協調發展并非風和日麗，凱歌行進，而是歷經風雨，有起有伏，而且越往后難度越大。正如國內有學者指出：“兩國的共同利益不斷增進，合作領域愈來愈寬廣，但兩國之間的互信卻沒有隨之增進，甚至出現了巨額的‘互信赤字’。”“再加上在國際關系史上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對抗、沖突甚至戰爭，因此在美國和中國都有人認為，中美兩國也不能走出這種‘大國政治的悲劇’。”④奧巴馬執政后，美國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反恐優先戰略，提出回歸亞太的戰略方向，并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方面一起發力，激化了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的利益沖突，刺激一些國家“合眾制華”⑤的神經，攪得中國周邊很不安寧，讓中國人民很難淡定，國內要求對外強硬的各種呼聲不斷。如何通過加大中美協調力度，化解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成為近幾年來中國政府不得不優先考慮的重大戰略問題。

第四，C2概念的提出尚處在試探階段。國務委員戴秉國只提到“中美協調”(C2)，并沒有明確“C”是什么。國內學界認為，協調(coordination)、調解(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互補(complementary)、命運共同體(community)等詞匯都有可能。⑤這種解讀無疑給予“C2”一定的想象空間。至于最終如何界定C2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中國政府至今尚未給予正式闡述。

C2尚處在概念階段，要成為處理中美關系的主導性模式，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其間，既要考慮美方的回應、國際社會的反應，更要在具體的中美關系互動中探索有生命力的協調方式方法及適用范圍等。此外，將這種模式理論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若完不成理論化，該模式就只能是其他模式的翻版或概念偷換，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

第五，C2概念是中國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一種探索。21世紀以來，國際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在這種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影響國際關系發展的一些變量在不斷地占位、移位和退位。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中新概念不斷涌現，一些過去邊緣性的概念向中心邁進，新概念潮涌潮退，舊理論卷土重來，重要詞匯頻頻易位，新舊雜存，一些研究領域中心模糊、方向不明。如何撥開迷霧，洞察現實，構建新型的比較穩定的大國關系，各大國都在認真思考。

中國正處在由地區強國向世界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能否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大國關系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對世界未來的走向也影響深遠。C2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國政府在堅守和平、發展、合作的一貫道路的同時，也力圖因時而變，積極探索面向未來的新型大國關系新模式。

二

C2與G2相互關聯。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認識到中美關系不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系，而是一對影響世界格局的復雜而重要的關系。因此，C2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對G2概念的一種回應。

關于中美G2問題，國內早有學者對其構想的由來及可行性進行了分析，認為該構想對于推進中美關系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但認知結構、經濟共生結構和國際權力結構等三方面的制約因素，決定該構想目前尚不可行。⑦此后，又有學者對“兩國集團”構想進行了歷史考察，分析了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對外關系話語中出現的美德、美日、美歐和美中四個版本的“兩國集團”論。⑧這四種版本的G2都與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有關，他最先從經濟領域提出，并在各個不同時期不遺余力地倡導 G2。與英國政治學家伊恩·克拉克認為的“(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極力支持現存秩序有著令人信服的一致”⑨的觀點不同，伯格斯滕特別擔心中國的崛起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對中國曾“大膽地、公開地、嚴厲地批評美國管理世界經濟的缺點”非常敏感，認為中國在對外經濟互動的大量領域中企圖制定全球經濟秩序。⑩伯格斯滕的G2構想，即中美兩個超級經濟體通過“協調的(Coordinated)或至少合作的(cooperative)的方法”“共同管理”(co-managment)全球問題，讓中國人感受到“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的設計者和管理者的新角色”。(11)這種構想似乎與伊恩·克拉克所預計的未來中美可能的“復雜的集體霸權秩序”(12)殊途同歸。

20世紀50年代，原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曾提出過“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G2構想。該構想盡管促進了蘇美兩國由對抗走向對話，推進了蘇美對話與磋商機制的建立，但由于其立足于國際事務大國決定論，夸大了首腦外交的作用，“忽視了其他現實力量的存在”，并且蘊含著“蘇美有權而且必須參與討論和解決全球范圍內的問題，而不論它是否與蘇美直接有關，甚至可能完全沒有關系”(13)，因而其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赫魯曉夫時期，美蘇關系僅僅是實現了有限的緩和，其間還出現了第二次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這樣高烈度的沖突和對抗，阻礙東西方交流的柏林墻建起來了，古巴導彈危機事件以赫魯曉夫的妥協退讓結束，并最終結束了其政治生涯。赫魯曉夫之后，其繼任者逐漸選擇了與美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

伯格斯滕的中美G2與原蘇聯的“大國決定國際事務論”在夸大大國作用和追求大國特權方面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伯格斯滕的前三種G2模式所選擇的對象德國、日本、歐盟都是美國的盟友，目標也多半限于經濟領域，擺明是要盟友分擔有限責任，幫助美國振興經濟。中國雖然不是美國的盟友，與美關系“非敵非友”，但美國認為中國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14)。赫魯曉夫提出的蘇美G2是兩個幾乎沒有交集的大國之間的合作，是由對抗轉向合作的一百八十度大轉折、大跳躍；而中美G2則是兩個本來就有交集的大國之間，通過深化和拓寬經濟領域的合作，逐漸共同管理更多的全球事務。蘇美G2側重于國際關系手段的激進變革和權力共享、擴張，中美G2則側重于通過漸進的權力分享來實現責任的轉移。當然，更重要的區別在于，蘇美G2以大國之間的平等合作為基礎，中美G2則貌似平等，實則以等級式的合作為基礎。

盡管伯格斯滕聲稱其G2僅僅是個經濟概念，與布熱津斯基的政治G2不同，(15)但其經濟等級制構想與美國其他學者和政客的政治等級制構想不謀而合。在他首次提出中美G2的次年，美國政治學家戴維·萊克將其霸權等級概念運用到處理美中關系上來，建議美國通過建立權威和維護其對外政策的合法性來應對中國的崛起，使中國因為從美國的領導中獲益而傾向于附屬美國，或者甚至成功地將中國鎖定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從而改變中美沖突的宿命。(16)這種觀點與伯格斯滕以G2構想來處理中美關系在本質上是一致的。2007年奧巴馬在《外交》雜志上發表文章指出：“我們在加強北約的同時，必須在其他極重要的地區創建新的聯盟和伙伴關系。”“我將在亞洲爭取鍛造一個更加有效的機制，使之超出雙邊協議、偶爾的峰會和臨時的安排。”“我也將鼓勵中國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崛起中大國的角色——幫助解決21世紀共同的問題。我們將與中國既競爭又合作。我們非常重要的挑戰是建設一種在拓展合作的同時又加強我們競爭能力的關系。”(17)顯然，加強美國的競爭能力并促使中國從屬于美國的領導就是G2構想的真正用意。這也是中美G2受到如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國老牌資深戰略家的重視和推介的根本原因。

奧巴馬執政的第一年，中美兩國就啟動了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兩國的協調與合作上了一個新層次，一個貌似中美G2的時代似乎正在開啟。但中國政府只對中美合作感興趣，對中美G2并不感興趣。2009年5月20日，在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歐峰會時，溫家寶總理向歐盟領導人和中外記者指出：“一兩個國家或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全球的問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有人說，世界將形成中美共治，這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18)同年11月18日，溫家寶總理會見奧巴馬總統時明確表態，不贊成“兩國集團”提法，他分析說：“第一，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要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我們始終保持清醒；第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第三，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共同決定，不能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他同時指出：“中美合作可以發揮獨特作用，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19)在具體決策上，中國政府自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以來就反復評估中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將會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的負面影響，并采取了一定的規避風險措施。

在中國政府接連明確拒絕G2構想后，中美關系中競爭性的一面凸顯出來。2010年中美關系“低開低走”、“一波三折”，嚴重困擾中美關系的臺灣、西藏、貿易等老問題不時被美方翻出來炒作，東北亞地區發生的一系列突發事件也令中美關系深陷困境，南海問題上中美兩國的正面交鋒更是讓中美關系雪上加霜。為了舒緩中美在亞太地區日益緊張的關系，避免戰略誤判，2011年中美在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框架內新增了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中國官方媒體當即刊發學者文章，澄清“中美亞太事務磋商不是搞中美共治，更不是尋求中美主導亞太事務，而是通過加強溝通、協調戰略、增進互信，推動中美在亞太地區的良性互動，保障安全大局穩定，促進經濟持續發展”。(20)

與中國政府和學界在反對中美G2態度上基本保持一致的情況不同，美國各界對中美G2的態度是媒體熱議而官方低調，即“一些美國學者和前官員在大肆渲染，美國官方并未對此予以確認”(21)。隨著2010年中美關系的沖突加劇，美國媒體對中美 G2的炒作也開始退潮。這似乎也在表明，中美G2構想在現實中并不現實。

如前所述，中美G2構想的出籠揭示了中美關系超出雙邊關系的現實，如何應對這一現實情況，創造性地構建新時期的中美大國關系，成為確保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課題。

三

中國政府明確反對中美G2，現在又由高官主動提出中美C2概念，這一新概念能否成為未來兩國政府處理雙邊關系發展的共同的核心概念，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加強協調與合作是兩國關系發展的大方向，如果不發生特別重大的意外事件，這一方向在整體上不會動搖。因此，與中美G2的浪漫構想相比，中美C2概念是更為現實和富有生命力的一個選項。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具有較強的連貫性，特別是在處理大國關系上，國家的意志非常堅定，“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幾乎貫穿在處理所有大國關系的政策思想和具體實踐中。從現有能夠觀察到的結果看，中國30多年來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因此，短期內作大調整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中國即便是深度調整對外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仍會繼續強化。因為，和平發展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其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體現著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有機統一，具有長遠指導意義，堅守和平發展道路已經成為中國的世界觀。(22)很難想象，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在民族自信和自覺迅速上升的時期會突然改變獨立自主的外交方向，輕易放棄數十年來對和平的孜孜追求。

其次，美國外交政策受選舉制度影響較大，具有一定的鐘擺效應，但加強中美協調合作的呼聲和力量一直處于上升態勢。交通通訊改善、兩國經貿關系日益密切、高層交流機制健全、民間人文交流日趨頻繁、兩國民眾對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認知日益提高，為中美協調提供了有利條件。在信息化時代，普通民眾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越來越大，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對民眾的要求視而不見。中美關系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跌宕起伏后，21世紀初以來發展相對平穩，兩國政府對于危機的處理能力逐步提升，任何開歷史倒車的行為都難以持久。

此外，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使大國相互依存更加復雜化，既競爭又合作成為大國關系的常態，與其“同而不和”，不如“和而不同”。中美兩國的相互依存早已超出雙邊范圍而向區域乃至全球擴展，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若處理不善，也有可能導致兩國的劇烈沖突，通過完善和創新協調機制，保持經常性的溝通，有利于減少戰略誤判，尊重各自核心利益，求同存異，在維護各自復雜的國家利益中尋求平衡，營造共贏局面。

當然，中美C2模式的創建還存有很多變數。中美兩國歷史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兩國在區域乃至全球利益的競爭關系，兩國力量對比在兩國民眾中引起的心理認知波動、猜疑和誤解等，都有可能制約兩國協調的發展。在各種變量中，近期最為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美國是否會持續衰落，美國維護霸權的決心和能力有多大，已成為國際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美國衰落”與“中國崛起”這兩個不同的問題被很多人不自覺地串聯在一起。2012年以來，布熱津斯基的《戰略愿景：美國和全球大國危機》以及羅伯特·卡根的《美國打造的世界》這兩部新著都是圍繞“美國是否衰落”以及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這些主題展開，并引起熱議。世界權力中心由西方轉向東方，(23)美國必須維護其全球責任，(24)是討論的中心議題，而這些中心議題都與中國緊密相關。

不管怎么說，如何通過中美協調“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是今后發展中美關系的重要任務。

【注釋】

①“胡錦濤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2年5月4日，http://.(上網時間：2012年5月11日)

(16)Lake A.David,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Issue 7, 2006, p.24.(17)Obama Barack,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From Real Clear Politics, June 1, 2007, http://? pagewan-ted=all.(上網時間：2012年5月15日)

(24)Kakutani Michiko, “Historian Who Influences both Obama and Romney—‘The World America Made,’ by Robert Kag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http://? pagewant-ed=all.(上網時間：201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