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作用

論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作用

摘 要：在當今信息化、大眾化的傳媒時代，新聞媒體引導輿論、實施監督的功能得到進一步加強。公安機關正確認識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作用，恰當處理二者關系，成為公安機關為實現自身目標和使命的重要議題。

關鍵詞：公安工作 新聞媒體 作用

公安機關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其職責有著不同于其他部門的特殊性，其中公安工作具有特定的廣泛性和公眾參與性，公安機關借助新聞媒體的力量提升警察的公信力和塑造良好形象是社會發展的需求，也是實踐公安工作的重要途徑。新聞媒體是群眾的耳目口舌，他們向群眾傳播著各種各樣的信息。然而，公安工作中必須持有沉默和謹慎，公眾的獵奇心理促使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表現過于“熱情”，致使雙方在相關事件上的理解和處理產生較大差異甚至沖突。大眾對新聞媒體的依賴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著公安機關和新聞媒體之間的關系。在這樣的環境下，公安機關主動正確認識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指導意義。

一、積極作用

（一）傳播信息，配合公安工作的開展

民主社會公民的知情權是通過新聞等傳播方式得到實現的，公安工作需要借助傳媒將警務信息傳遞給大眾滿足其知情權。當然在警務工作的實踐中，民警也通過張貼宣傳標語、布告等形式來發布警務信息，但這些方式在現代化信息時代都只能是輔助手段。新聞傳媒具有及時、快捷、受眾廣、影響大等特點，公安機關通過新聞媒體發布信息是最有效最經濟的途徑。

傳統公安工作中的神秘主義和與世隔絕的思想同現代公民要求的知情權存在沖突。公安機關要適應新時期公安工作發展的要求轉變觀念，以積極的態度同社會公眾溝通信息。只有在交流中才能使公安信息為公眾所接受，增進公安工作的效益。過去，公安機關出于社會穩定，避免增加社會緊張氣氛的考慮，在案件沒有偵破之前，一般不會將重大案件的信息公之于眾。現在，隨著形勢的需要改變思維方式，為了更有效的打擊犯罪，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協助公安機關破案，各級公安機關在發生重大案件后往往會借助新聞媒體的力量刊登相關信息，加快將犯罪嫌疑人抓捕歸案。

（二）引導公眾輿論，創造有利于公安工作的良好環境

大眾傳媒時代，新聞媒體是公眾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徑。新聞媒體的報道不僅僅是事件簡單的描述，更重要的它是法律、倫理和各方意見融合的產物，能全方面、多角度引導公眾。另外，新聞媒體能有效向公眾傳達我黨方針、政策、法規等，正確引導輿論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需要，同時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現也離不開新聞媒體的積極參與。以國家頒布公安法律及實施為例，《道路安全交通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改體現了民主社會以人為本、尊重人權，新聞媒體為各方提供了議論、交換意見的平臺，并將權威部門的分析論證的過程及結果公之于眾，為法律的實施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

（三）宣傳警隊先進事跡，樹立良好形象

在公安工作開展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警隊英雄，例如：“女包公”任長霞、“鷹眼神探”童光明、“獨臂英雄”尚成書等。雖然警務人員知識水平、業務素質參差不齊，但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用自己的青春與熱血換來社會和人民生命財產的長治久安。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公眾對公安隊伍的印象和評價。公安工作是一項社會工作，需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與新聞媒體恰當配合，在社會上樹立良好的形象，使公安工作獲得更多民眾的理解和支持，營造更好的社會效益。

（四）動員群眾，促進公安工作的開展

維護社會安定是公安機關的職責和義務，國家賦予人民警察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權利。公安工作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和群眾性，公安機關通過新聞媒體的宣傳，只有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穩定。如2007年廈門“6.16”強奸幼女案，案發后，公安機關在廈門各大媒體上及時通報了案件的偵查進展情況，通過媒體發出懸賞通告，動員群眾提供破案信息，經篩選獲取100多條有價值的線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犯罪嫌疑人彭登抓捕歸案。再如：前段時間校園惡性案件在全國接二連三的出現，在社會上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為此，學校自身增加防范措施如加高圍欄，加派保安人手，民警進駐學校等。同時，各地市公安機關動員出動警力，并號召群眾自發組織護衛小組，在學校門口和孩子上下學的路上保障孩子們的安全，有效預防了校園惡性案件的發生。

二、消極影響

由于公安工作中充滿了特殊、新鮮、刺激、懸念和驚險等因素，公安工作自然而然成為新聞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和熱點。雖然新聞媒體擁有積極的輿論導向和外部監督作用，但也應看到當前我國新聞媒體本身特有性質和新聞監督機制 的不健全，二者之間缺乏合理的制約機制，相互之間依然存在著許多矛盾與弊端。新聞中的負面報道和新聞炒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整個公安機關的公信度，一定程度上嚴重挫傷了民警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

（一）報道失衡、不實報道和刻意引導，影響民警工作情緒

新聞報道應講求報道新聞的平衡性和客觀性，而當前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報道有時過多集中于負面的新聞報道，更有甚者會出現一些不實報道，違反了新聞報道真實性的原則，使新聞失去了生命和價值，嚴重損害了公安機關的工作形象。如：2002年，一則沒有經過任何調查核實的虛假新聞——“派出所所長自殺”的離奇故事竟然在幾家公開發行的法制刊物上暢通無阻的發表，使公安局不得不將有關新聞媒體機構告上法庭。

新聞媒體的刻意評論將加深公眾對公安工作的誤解，有時還會出現抵觸情緒，加大公安工作的難度。這不僅挫傷了廣大民警的工作熱情，還給他們帶來了沉重的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嚴重阻礙安工作的健康發展。

（二）引導社會邊緣人群，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

由于發行量和市場的需求，使得新聞媒體對涉警案件過于敏感。所謂“后續報道”、“深度報道”、“揭幕報道”等，將犯罪人的作案動機、過程、造成的影響和被害人的情況等進行詳細報道。許多有著不幸遭遇的人有可能對號入座，認為用同樣的手段可以解決自身的問題。如：在南平慘案發生后，全國各地在短時間內相繼發生多起類似案件。似乎是新聞媒體為這些社會邊緣人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新聞媒體無意識的引導刺激了社會邊緣人群脆弱的神經，增加了社會的不可預知的安全隱患，也給公安工作增加了額外的負擔，同時還可能使無辜的民眾受到傷害。

（三）暴露偵破過程，增加公安工作偵破難度

有些新聞媒體以專題、連載或者其他形式對一些已經偵破的案件進行報道，并附有專家的詳細分析、講解，無意中暴露了公安機關的偵查手段，使犯罪分子的反偵查手段更加高超，增加了民警偵破案件的難度。如：殺人兇手在作案后將受害人身上遺留的物品、指紋、血跡等證據銷毀，不給公安偵查人員留下任何有用的線索等等。新聞媒體對一些案件的剖析令公安機關在調查取證上面臨很大的困難，如果不能獲得充足的證據，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逍遙法外。

（四）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阻礙公安工作的進行

當今新聞媒體對一些新、奇、特等新聞興趣濃厚，想對這些案件的發生、發

展、結果一探究竟。他們利用各種手段，通過多種渠道進行采訪，但每一次的采訪很可能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尤其是一些敏感類案件的報道。如：湖北武漢某少女被鄰居囚禁在地牢達一年之久，年僅19歲的她遭到犯罪嫌疑人慘無人道的對待。此外，一同關押的還有另一位少女。當她們被公安機關救出時，大批記者紛紛趕至案發地進行采訪，對受害人及家屬、犯罪人相關案件信息進行曝光。各大新聞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不但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對其家人同樣也是一種傷害。這樣的做法使受害者及家人對外界格外敏感，甚至出現一些抵觸的情緒，直接阻礙公安機關調查取證，獲取案發情況，延誤破案的最佳時機。

三、分析產生消極影響的原因

（一）公眾的好奇心

公安機關是國家行政機關，它的所有活動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新聞媒體則不然，它需要用新鮮、誘人的新聞來吸引讀者、招徠贊助商，確保整個新聞媒體集團的正常運營，同時滿足讀者對事件的知曉欲與跟進欲。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公安人員身份的保密性，使其擁有足夠的新聞素材吸引公眾眼球，成為新聞報道的一大賣點。然而，公安工作有其法定的程序性和法律性，一些重大案件的線索不能第一時間公開，因此新聞媒體就無法通過正規渠道獲取有價值的信息，便只能對整個事件的性質、進展情況等進行猜測，以此來鎖定讀者對新聞持續報道的關注度。由于公安機關對外界信息的不公開與“沉默”，加上新聞媒體的失真報道與渲染，信息的不對等直接影響公安工作的下一步開展，并且降低公安機關在公眾心目中的信譽度。

（二）利益的驅使

由于各大新聞媒體的激烈競爭，使得部分新聞媒體為利益不擇手段，一些“不實報道”、“低俗報道”等干擾司法部門執法工作，有時甚至引發民憤。如：杭州飆車案熱議的“七十碼”，部分新聞媒體有意引導，在對嫌疑人的家庭背景、個人資料、事發情況等進行報道時摻入較多虛假、主觀感情，引發強烈的民憤，民眾要求嚴查重判。

（三）公安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新聞媒體的作用

以往的公安機關為避免引發社會恐慌，對于一些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案件采取事后公布的方式。隨著網絡等新興新聞媒體的出現，公眾可以更快得知案件的信息，只言片語的信息給公眾更大的想象空間，加上新聞媒體的評論引導很容易使公眾對公安工作產生誤解。這樣一來極易引起公眾的熱議甚至將事態擴大，然而

許多事件均是通過這樣的方法得到解決的：先從網上提出，再由公眾熱議，之后由各種新聞媒體紛紛報道，最后政府部門出面解決，這樣解決問題的程序使公安工作的滯后性與被動性表露無疑。當代新聞媒體不僅要見證歷史的進程，更要強化其行使新聞監督的職能，公安機關對其作用的忽略很容易引發二者的沖突，不利于雙方合作關系的良性發展。

四、緩解公安機關與新聞媒體之間沖突的措施

公安機關與新聞媒體二者相互依存各取所需，這是公安機關與新聞媒體合作得以實現的基礎。雙方都希望能達到雙贏，為實現這個目標，應從多角度著手、多方面努力。

（一）從公安機關自身出發

公安機關應轉變工作思路，正確認識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宣傳與推動作用，全面貫徹和落實警務公開制度，積極與新聞媒體互動，牢牢把握輿論引導的話語權，同時歡迎公眾和新聞媒體對執法工作進行監督，增強公眾對公安機關的信任感。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1、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民警素質，樹立良好形象

規范執法行為，在案件中促進公正執法，加強民警規范言行的意識，塑造良好形象，提升隊伍的戰斗力和親和力，不給新聞媒體留下負面報道的機會，避免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涉警新聞的惡意炒作。

2、正視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敢于面對新聞媒體和公眾的質疑

公安機關對于新聞媒體和公眾反映的問題，不能包庇和隱瞞，要敢于正視自己的不足，給公眾一個明確的答復，防止矛盾惡化造成更為惡劣的負面影響。

3、加強網絡監管、網絡公關的建立

公安機關要注重網絡公關建設，正確看待網絡這種新興新聞媒體的力量。加強網絡監管，對于不實報道要及時進行相關事件的公開說明，向公眾傳達真實情況；同時與其他相關執法部門聯手打擊不實、低俗等不良報道的出現，規范網絡報道，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另外，定期向新聞媒體提供新聞素材，有效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有利于社會穩定的持續。

4、建立宣傳危機預警制度

一個健全的宣傳危機預警制度的建立對于公安宣傳工作的順利開展非常重要。它可以在重大負面報道出現后，使公安機關處亂不驚，同時做到未雨綢繆，主動引導新聞媒體向積極的方向報道。

（二）從公安機關與新聞媒體的互動關系出發

1、出臺新聞媒體監督的專門法律

截至目前，我國還未出臺一部關于新聞、輿論與大眾傳播的法律。我們在保護新聞自由的同時也必須防止新聞監督的濫用，要明晰其權責。通過立法對新聞媒體與公安機關的關系作出程序性、法律性的規定，明確公安機關的法律權限和新聞媒體的監督權限，保證新聞媒體監督的有效性。

2、加強公安機關與新聞媒體的溝通

當負面報道出現后，公安機關要及時與相關新聞媒體聯系，通報有關案件的真實情況和準備采取的整改措施、處理意見，積極采納公眾的意見，以爭取公眾與新聞媒體的諒解與支持。

3、遏制惡意炒作

同一事件不同新聞媒體相互轉發，同一新聞媒體的連續跟蹤報道，都會將負面影響擴大化，必須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公安機關應盡快出臺整改措施，使新聞媒體失去炒作的前提；與當事人取得聯系，進行解釋說明，取得其諒解，使新聞媒體失去炒作的主體。惡意炒作一經發現，應協同其他相關執法部門嚴厲查處，防止惡意炒作損害公安機關的社會形象。

4、跟蹤報道，消除影響

對于一些已經引起負面影響的報道，公安機關應主動出擊，積極整改，樹立正面形象。通過多種途徑發布信息使公眾了解事件發生、發展情況，同時對事件的繼續發展、結束、處理進行跟蹤報道，讓公眾可以深入的了解事件情況。對確認的不實報道要及時澄清，消除不良影響，必要時也可以通過相關法律渠道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形象。

五、結語

公安機關應加強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宣傳與推動的積極作用，盡量避免消極影響，強化二者的相互溝通，借助新聞媒體的宣傳，提升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加強公眾對公安機關的信任和支持，積極配合公安工作的順利開展，實現社會和人民生命財產的長治久安。

參考文獻：

【1】杜津豐，高潮主編，警方與媒體【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24

【2】徐建，公安機關如何應對媒體的警務負面報道【J】，法制與社會，2009-4 【3】劉樂，試論公安機關與媒體產生沖突的原因與對策【J】，法制與社會2010-5

第二篇：新時期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作用

新時期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作用

[摘要] 隨著社會輿論對我們公安工作的影響日益加大，使我們公安工作面臨新的挑戰和機會。而新聞媒體是社會輿論的方向標，如何在新聞媒體的影響下使得公安工作順利開展，提高公安人員素質，加快公安隊伍建設，建立起新時期的公安機關執法方法和模式。

[關鍵詞] 警察 媒體 影響 監督

如何看待警察與媒體的關系，是警察公共關系能否收到顯著效益的重要前提條件。過去，我國的公共關系學科還沒有被廣泛重視，尤其是警察公共關系的理念還沒有深入警心和民心，一些基層公安機關的領導往往動把媒體視為“洪水猛獸”，認為媒體記者專門挖警察違法違紀的猛料予以曝光、炒作會破壞人民警察的形象。

一、新聞媒體對警察工作的積極影響

1,通過新聞媒體樹立警察典型，有利于警察隊伍的形象建設，增進警民關系 我國公安機關和廣大民警在維護社會治安和打擊刑事犯罪、處置突發事件和同自然災害事故作斗爭等各項工作中，為維護國家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保衛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涌現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進集體。通過新聞媒體的宣傳，樹立典型，宏揚正氣，對公眾深入了解警察工作，消除對警察的誤解甚至對抗情緒，贏得公眾對警察的信任和肯定改善警民關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江西省的邱娥國，廣東的麥杰俊他們愛崗敬業，深入到百姓生活中去，維護一方平安在平凡的崗位上作除了突出的貢獻，樹立了警察的良好形象。樹立他們為典型，極大的激發了廣大基層民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兢兢業業作好本職工作的熱情。新聞媒體不失時機地通過記者采訪、制作電視專題新聞、撰寫通訊等宣傳方式進行宣傳，使邱娥國、麥杰俊一下子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其優秀事跡也得到廣泛流傳。公眾通過新聞媒體更加了解警察隊伍，更加關心支持警察工作，真正認識到警察隊伍是一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隊伍，大大拉近了警察和群眾的距離。

（二）媒體監督有利于實行警務公開

1、新聞媒體的監督使辦案過程實現公開化

新聞媒體的介入能改變以往“關門辦案”的狀況，凡不涉及到黨和國家秘密、警務工作秘密及個人隱私的案件在國家、法規的允許條件下都可以在新聞媒體的監督下進行。由此對警察在處理案件過程中（尤其是民事糾紛案件）的態度如何，是否公正合法，認定雙方承擔責任是否合理都一目了然，對于妥善調解雙方的矛盾，協調雙方損害賠償也更公正。同時也教育了關注案件發展的群眾。

2、聞媒體監督使辦事過程公開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暗箱操作”

近年來，新聞媒體的監督促進了各地公安機關將與人民群眾直接打交道的各項管理工作實行公開化，戶口的遷移、居民身份證的辦理、出入境簽證的辦理、機動車年審等工作在新聞媒體的監督下將辦事條件、收費標準、服務時限和違法投訴方式全盤端到群眾面前，有效的減少了錢權交易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腐敗的產生。另外，新聞媒體監督使辦事過程公開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暗箱操作”的發生。

二、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負面影響

新聞媒體對公安工作的作用，總的來說是利大于弊，但由于我國現行新聞媒體自身的性質、體制和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加上新聞媒體與公安機關缺乏合理的結合機制，導致新聞媒體在對公安工作進行監督、報道時會造成一些負面的消極影響。

(一)少數公安機關民警知法犯法造成的涉警事件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

少數民警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受腐朽思想腐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淡薄了，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和錯位，思想上滋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執法不學法、執法不懂法、執法不守法、執法違法、執法犯法、執法犯罪，其至把執法活動置于社會上不正常的關系網中，徇私枉法，索賄受賄，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為害人民群眾。問題雖然發生在極個別民警身上，但性質惡劣，后果嚴重，影響極壞，既破壞了警民關系，嚴重敗壞了公安機關整體形象，也成為新聞媒體競相報道的熱點。

(二)少數公安機關民警缺乏宗旨意識造成的涉警事件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

世界上唯有中國的警察前而冠以“人民”二字，說明了公安機關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各級公安機關開展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題教育，始終緊緊圍繞“為人民服務”這個中心。但目前，有的民警對政治學習不感興趣，不講奉獻只求索取，忘卻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遇事不能從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而是私心膨脹，貪小利、圖享受，與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的期望和要求形成明顯反差。少數民警特權思想嚴重，以管人者自居，工作方法簡單，態度行為粗暴，刁難欺壓群眾，引起群眾反感，產生了不良的后果。

(三)少數公安機關民警執法不公、執法不嚴的事件易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

近年來，各級公安機關先后進行了執法規范化教育、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素質能力建設等活動，在全體民警中加強執法為民思想教育，強化民警證據意識、程序意識、權限意識和自覺接受監督意識，不斷完善執法辦案和監督制約的具體制度，把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追求效率與實現公正有機統一起來。但少數基層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在執法指導思想上仍然出現了偏差和錯位，在執法辦案中，重打擊輕保護、重管理輕服務、重實體輕程序、重處罰輕教育、重領導輕群眾、重關系輕法制、重人治輕法治等行為屢禁不止；不尊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搞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隨意侵犯人權。

(四)一面之詞、道聽途說、夸大事實“制造”的不實涉警事件成為部分新聞媒體的賣點

由于當前新聞媒體之間的激烈競爭，許多新聞媒體和記者都在為“扯眼球”的新聞而忙碌，很多新聞媒體都采取提供線索有獎的方式來收集“新聞”和“報料”。但極個別新聞媒體和記者對所謂的群眾提供線索不加甄別，不深入走訪調查，偏聽偏信，為“新聞”而“新聞”，把一面之詞當成熱點，把夸大事實作為賣點，以聳人聽聞的標題、大肆渲染的情節來吸引讀者，提高所謂“影響力”。原本是客觀、如實地報道公安隊伍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此建設性的意見，改進公安工作和形象，沒想卻被個別新聞媒體杜撰、編造以及刊登出與事實嚴重不相符的虛假新聞、失實新聞,人為地造成了公安機關形象危機。

三、警察隊伍應加強與新聞媒體的互動

仔細分析新聞媒體監督對公安工作產生消極影響的原因后。本文認為，新聞媒體監督公安工作應確立如下一些規則：

（一）設定規范，合理限制，劃定媒體介入公安工作的合理界限

1、正面報道公安工作為主

傳媒對于公安工作的監督主要應放在以下方面：一是對公安機關內部機制和司法人員非職務違法行為的監督，尤其是對司法機關內部制約機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進行監督；二是對司法機關、司法人員職務行為的監督，尤其是對司法腐敗現象進行揭露；三是對干預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外部勢力實施監督，為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2、客觀公正

媒體要做到客觀公正就要堅持“四性原則”。一是真實性。傳媒所報道或監督的事實必須絕對真實。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確監督，防止不正當干預的基本原則。二是嚴肅性。傳媒介入司法所使用的資料必須嚴肅。不能“撿到籃中就是菜”，要進行認真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篩選工作。寫作中不能只追求“驚心動魄”或“趣味盎然”而忽略了它的嚴肅性。三是準確性。新聞報道不僅強調選用事實的客觀真實，同時也強調報道中涉及的法律內容和法律用語準確無誤。四是公正性。要學會讓訴訟雙方說話，讓第三者說話，以免造成當事人話語權的不平等。

3、遵守司法特性

要明確監督的目的，從維護和促進司法公正的目的出發，監督活動的每一個環節和步驟都應當服從于這個出發點；要在監督過程中把握好界限，對已進入訴訟程序的具體案件，不搞夾敘夾議，不做不切合實際和煽情性的評論，以客觀真實的報道來展現司法工作的客觀、真實。

4、善意和建設性 劉祖禹先生認為：“我們在新聞傳媒上進行輿論監督，必須恪守以下一些原則：與人為善，要批評、解決的問題必須是上下都認為要解決而且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事實準確，出以公心，不感情用事等等。有些問題可以通過內參反映，不是所以問題都得通過傳媒公開的輿論監督不可。這些，都是保證輿論監督正常、正確開展的必要條件，是我們對輿論監督進行控制的底線所在。”

媒體介入司法還應當是建設性的。所謂建設性，是說不是為揭露而揭露、為批評而批評，而是就司法實際中存在的疑點、難點、盲點、普遍性問題或傾向性問題進行分析與解剖，探討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和方法，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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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新形勢下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

論新形勢下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 劉 紅 陳 煒

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新聞宣傳的基本原則。十六大報告將“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必須堅持正確導向”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具體任務之一。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在新的形勢下，要繼續將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作為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文化部門的重要任務。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中，加深對新聞媒體輿論導向作用的認識，探索新形勢下新聞媒體發揮正確輿論導向作用的途徑，對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發揮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是黨和國家對新聞宣傳工作的要求，反映了我國新聞媒體的性質和職責，也是由意識形態功能的特點決定的。新聞媒體是傳播社會意識觀念、把握輿論導向的重要部門。意識形態作為社會上層建筑，是一定階級或社會集團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對社會關系的反映所形成的理論體系，它的社會功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即它總是維護一定社會制度的合法存在，成為一定階級或社會集團進行歷史活動的精神動力。任何階級都會利用社會意識的巨大作用，發揮它管理社會的功能。并且，任何一個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都只會利用反映本階級利益和特征的意識形態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即使是西方的媒體，盡管他們標榜的是所謂的“新聞自由”，但實際上是存在著他們自己的一套宣傳的價值體系的，事實上他們不折不扣地充當著資產階級政黨或某些財團勢力的喉舌。我國的新聞媒體作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其神圣職責就是要全面、深入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充分生動展示人民群眾的創造業績和創造精神。科學理論和先進的思想觀念決定著我國現代化事業的性質和方向，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與任務的根本前提，因而，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新聞宣傳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全面深入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牢牢把握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輿論導向，引導人們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要通過宣傳為改革和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在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嚴格管理和新聞媒體的自律下，我國的新聞宣傳牢牢秉持黨性原則，全面深刻領會黨的方針政策，做好黨和人民群眾的橋梁工作，鼓舞士氣，凝聚力量，為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促進改革發展作出了貢獻。然而，正如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的，進入新世紀，我們處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加快的國際環境下，對新聞媒體來說，面臨著意識形態安全的嚴峻的外部環境與新的挑戰。應對挑戰，新聞媒體這一意識形態陣地的管理與自律工作必須確立新的理念與思路。

第一，重視入世挑戰，確保意識形態安全。加入WTO，對于新聞出版業產業的發展來說更多的是機遇，而對新聞出版業輿論導向作用來說則更多的是挑戰。我國政府在加入WTO談判中就出版物市場的準入問題承諾逐步放開出版物的分銷服務，我國出版業在出版物市場的競爭中能否繼續居于主導和主體地位將面對嚴峻的考驗。由于出版物市場對編輯出版環節的影響越來越大，因而能否經受住這一考驗直接影響到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在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應對工作中，要切實做到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加強監管，趨利避害，既要把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引進來，又能有效防止和抵御西方敵對勢力的滲透和腐朽文化的進入；既要認真履行我國政府的有關承諾，逐步放開出版物的分銷服務領域，又不能讓外國服務者享有超國民待遇，獲得不合理的特權，以確保黨和政府對新聞出版工作的領導，確保國有出版物發行企業在我國出版物市場占有的主導地位，確保新聞宣傳發揮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

第二，加強融資管理，嚴格出版物市場監控。世界科技進步加快的潮流促使新聞出版領域新情況的呈現，隨著高新技術在新聞出版領域的廣泛應用，經營者不需要很高的專業水平和昂貴的設備就可以完成某些或全部出版活動，從而使搞非法出版活動愈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形形色色不法分子在出版物市場上炮制和兜售精神垃圾和有害讀物。針對這個狀況，必須切實提高管理部門的依法執政水平，嚴厲打擊非法出版活動，加強對出版物市場的監控。尤其需要通過制度建設與監控管理，堵塞出版物市場中出現的干擾輿論方向的漏洞。與此同時，新聞出版業吸納本系統外的國有資本、私人資本和境外資本，拓寬利用資金的渠道，是帶動新聞業大型集團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資本擴張從而規模和效益擴張的必要途徑。但若融資活動無序進行，必然會干擾輿論導向。因此，新聞媒體要堅持貫徹中央宣傳部、國家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在融資問題上強調的“安全有效”原則，所融資金要為加強主業服務，融資活動不得干擾編輯出版業務。同時，要重點抓好制度建設，嚴格報批程序和監督管理，對融資活動摸清底數，分門別類進行規范和處理。

第三，突出重點問題，加強新聞輿論監督力度。要通過新聞媒體發揮強大的輿論導向作用，必須重視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輿論監督是新聞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新聞媒體發揮正確的輿論導向的重要手段。新聞輿論監督能夠通過大眾媒介幫助公眾了解政府事務、公共事務和一切涉及公眾利益的活動，是運用輿論的力量促使它們沿著法制和社會生活共同準則的軌道運作的一種社會行為。我黨一貫十分重視輿論監督。1953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給中共中央起草的一個文件中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1950年5月，鄧小平同志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20世紀90年代深化改革的新時期里，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多次強調要加強輿論監督。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標，并且在闡述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的九個方面里，提出了“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維護社會穩定”的具體要求，從而把開展新聞輿論監督提高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目前，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尚缺乏力度，也未形成規模和聲勢。按照十六大報告的精神，新聞輿論監督的關鍵在于“從決策和執行的環節”上“加強對權力的監督”，重點是“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十六大報告為我們在新形勢下突出新聞輿論監督的關鍵和重點，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指明了方向，確定了正確的指導思想。今年2月17日向社會公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特別單列一節“輿論監督”，在黨內法規的層面上，專門就輿論監督問題作出規定，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新聞媒體應該把握好關鍵的重點問題，增強新聞輿論監督的力度，保證新聞輿論監督的健康開展，在“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方面發揮更積極有效的作用。

第四，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保證新聞媒體輿論導向作用的發揮。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途徑，大量的為滿足人們千差萬別、日益發展變化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化產品，應不同程度地采用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方式進行運作。然而，在全國各地積極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必須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的要求，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注意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以保證新聞媒體輿論導向作用的發揮。具體而言，新聞出版業應根據不同媒體、不同環節的運作特點，采用不同類型的發展模式。對一般的報紙、圖書、音像制品等，不妨嘗試依靠社會力量加以發展，以市場為基本導向，以市場化、產業化的方式組織生產、流通和消費，國家通過嚴格的法律約束把握其大方向。然而，像廣播、電視、黨報等覆蓋面廣、影響力強的發揮輿論導向作用的宣傳媒體，則要求其以堅持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因而必須采取事業型運作方式，由政府保證必要的投入，或由政府根據相關的文化政策予以扶持并由國家控制。與此同時，像書刊印刷、光盤復制以及發行等不直接參與意識形態內容生產的加工與銷售環節也可以從主體中分離出來，以產業化模式促進其發展。但是，對編輯出版、節目制作等決定意識形態內容的生產環節則應采取事業型模式加以發展。在“管住重點，放活一般；管住生產源頭，搞活流通環節”的思路下，建構上述這種產業和事業同步前進的模式，從體制與模式方面為新聞媒體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創造有利的條件。

第四篇：論新聞媒體在廉政建設中的作用

論新聞媒體在廉政建設中的作用

新聞媒體在廉政建設中有五大基本功能，即反腐倡廉的信息傳播功能、宣傳引導功能、輿論監督功能、警示教育功能、陶冶教化功能。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新聞媒體的作用，但新聞媒體在廉政建設中發揮作用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如傳播反腐倡廉信息不夠準確、及時、權威；反腐倡廉宣傳引導對象不夠明確具體，形式不夠生動活潑；反對腐敗的輿論監督沒有剛性措施，缺乏問責機制；案件披露熱衷于貪官色情和貪污受賄金額，警示剖析不夠；對廉政建設的理解粗淺，起不到陶冶情操、啟迪心智的效果。對策建議是：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媒體的領導；建立健全反腐倡廉信息公開發布機制；建立健全反腐倡廉輿論監督結果反饋機制；改革創新反腐倡廉宣傳教育方式方法；深入靈活地開展防治腐敗警示教育；分層次有效開展廉政文化傳播。

新聞媒體在反腐敗尤其是廉政文化建設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發揮自身功能有哪些不足和局限性？應采取哪些對策？筆者結合自身的工作實際和理論研究，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一、重視新聞媒體在反腐敗中的作用是國內外的共識

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政務公開透明是時代的潮流。不論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還是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都對新聞媒體在反腐敗中所起的作用有充分的認識

1.重視輿論監督是國際反腐的一大有益經驗

就推動公共部門以外的個人和團體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腐敗，《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這種參與應當通過下列措施予以加強：

（一）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并促進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

（二）確保公眾有獲得信息的有效渠道；

（三）開展有助于不容忍腐敗的公眾宣傳活動，以及包括中小學和大學課程在內的公共教育方案；

（四）尊重、促進和保護有關腐敗的信息的查找、接收、公布和傳播的自由。”

一些非政府的反腐敗國際組織也非常重視媒體的作用。如“透明國際”設計的國家廉政體系，就把大眾媒體作為基本的“廉政支柱”之一。“透明國際”的創始人之一杰米里?波普認為：“如果政治家和國家公務員確信，他們不會有被新聞媒體在公眾面前曝光因而受到羞辱的危險，他們就愈益受到濫用權力以謀取私利的誘惑，而政治家在追逐這類好處的時候，總試圖使新聞界保持緘默。” “透明國際”的另一位創始人彼得?艾根甚至看到了新興新聞媒體——網絡對反腐敗的積極作用，他說：“對于我們這些反腐敗積極分子而言，網絡已經成為一種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反腐敗工具。”

很多國家也都很重視媒體的新聞監督作用。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務信用卡購買個人衣物，被曝光后，受到了處理。芬蘭中央銀行行長有一次在公務接待中點了一道鵝肝，被媒體指責“超標”，結果引咎辭職。

2.我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新聞媒體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將輿論監督作為10項黨內監督制度之一。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指出：“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 2007年10月，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在2008年1月召開的十七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指出：“充分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作用，進一步樹立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良好形象；運用反面案例開展警示教育，增強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完善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工作格局。” 在2009年初的十七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賀國強再次強調：“加強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工作，做好對外宣傳，樹立我們黨和政府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

2008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的《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規劃》，明確提出：“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和重點新聞網站、政府網站繼續辦好反腐倡廉專欄、專題節目。完善反腐倡廉新聞發布制度。做好反腐倡廉對外宣傳工作。嚴格執行反腐倡廉新聞宣傳紀律。加強反腐倡廉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開展反腐倡廉網上宣傳和熱點問題引導。積極營造良好的思想輿論氛圍。” 《工作規劃》強調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認真貫徹落實《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重視和支持新聞媒體正確開展輿論監督。各級領導干部要正確對待輿論監督，增強接受輿論監督的自覺性，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推動和改進工作。新聞媒體要堅持科學監督、依法監督和建設性監督，遵守職業道德，把握正確導向，注重社會效果。”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將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發布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

二、新聞媒體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的功能

從當前新聞媒體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發揮出的作用看，新聞媒體在廉政文化建設中主要有五大基本功能：

1.反腐倡廉的信息傳播功能。在廉政文化建設中，新聞媒體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傳播反腐倡廉信息。新聞媒體傳播的反腐倡廉信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高層反腐倡廉決策。包括以反腐倡廉為主題或與反腐倡廉相關的中央文件、領導講話、工作部署及有關法律法規等。二是反腐倡廉成效。主要是刊載、播發進入一定程序的腐敗案件的處理結果，以及預防腐敗的效果。三是反腐倡廉知識。包括刊播反腐倡廉理論評論、經驗做法和國外信息。

2.反腐倡廉的宣傳引導功能。新聞媒體的反腐倡廉宣傳引導功能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通過新聞報道或新聞評論的方式，宣傳黨中央確定的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要求、工作原則和主要任務等，督促各級黨委政府貫徹落實。二是推介廉政勤政先進典型，引導全體公民尤其是黨員干部愛廉、向廉、敬廉。三是通過宣傳反腐敗的成效，昭示我們黨和政府反腐敗的堅定決心，鼓勵群眾積極參與和支持反腐敗斗爭。

3.反對腐敗的輿論監督功能。中央多次強調，“在黨的領導下，新聞媒體要按照有關規定和程序，通過內部反映或公開報道，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新聞媒體在反腐敗中的輿論監督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對黨政機關及黨政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奢侈浪費、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進行曝光批評，督促黨政領導干部增強黨性修養和個人道德品格修養，加強和改進作風建設。二是曝光腐敗分子的丑惡嘴臉。三是對黨政機關尤其是行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中存在的失職瀆職、執法犯法、司法不公問題進行批評，推動執政為民、執法為民、司法為民。

4.防治腐敗的警示教育功能。運用反面案例開展警示教育，至少在當前是防治腐敗最有針對性、效果最快最易顯現的教育手段。新聞媒體刊播典型腐敗案件，通過貪污受賄者被依法依紀懲罰處理，對其他企圖貪污受賄者以震懾，對黨員領導干部和國家公職人員以警醒，使他們不敢去以身試法。新聞媒體通過對典型腐敗案件的特點、危害、發生原因的剖析，向有關方面提出預防建議。有關方面據此制定對策，完善法律規章制度，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從而使公職人員沒有貪的機會。

5.倡導廉潔的陶冶教化功能。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廉潔程度或者說腐敗程度，與這個國家、這個地區的文化背景有相當大的關系。傳承廉政文化、批判腐敗文化，在全社會營造廉潔的氛圍，是新聞媒體的重要使命。新聞媒體在傳播廉政文化中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以廉政文學陶冶人的崇廉、為廉的人格情操，建設廉政精神家園。二是以廉政理論評論升華人的議廉、思廉的思想境界，建設廉政理論家園。三是以廉政公益廣告強化人的愛廉、尚廉的責任意識，建設廉政社會家園。

三、當前新聞媒體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存在的問題

我國新聞媒體與中央的要求和期望相比，與國外媒體在反腐敗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當前，新聞媒體在反腐敗新聞報道中存在的問題、影響新聞媒體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傳播反腐倡廉信息不夠準確、及時、權威。這在腐敗案件報道方面尤為突出。由于案件信息來源渠道不暢，特別是媒體市場競爭激烈，一些媒體尤其是都市生活類、晚報類報刊，對一些腐敗案件道聽途說，造成報道的案件新聞信息不準確甚至嚴重失實，以至于出現假新聞。一些媒體對反腐敗決策政策、反腐做法措施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由于信息來源不正規、渠道不暢通，也造成了一些新聞媒體發布的反腐信息不權威、不可靠。

2.反腐倡廉宣傳引導對象不夠明確具體，形式不夠生動活潑，效果不夠明顯。對反腐倡廉尤其是重大反腐決策的宣傳，黨報與都市生活類、晚報類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媒體，綜合性報刊與專業報、行業報刊，報刊與廣播、電視、網絡，沒有根據自己的受眾特點進行宣傳引導，面向的對象不明確不具體，形式上千篇一律，內容上缺乏針對性，對廉政勤政先進典型的宣傳，追求“高大全”，沒有個性，形式單一，不易被受眾接受。反腐成效的宣傳，也不夠生動活潑。這樣的宣傳引導，很難收到明顯的效果。

3.反對腐敗的輿論監督沒有剛性措施，缺乏問責機制，成效不夠理想。一些腐敗現象，經過新聞媒體的曝光批評，被得到了糾正處理，但也有相當多的腐敗問題、腐敗案件、腐敗分子在媒體曝光后沒有受到處理，或者說處理得過輕。這里面既有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的因素，也有輿論監督體制機制不健全不科學的問題。就新聞媒體來說，存在不愿監督、不敢監督和不會監督的問題。就有關部門來說，對媒體報道的腐敗現象，缺乏快速反應機制；或者雖然注意到了，也查實了，但缺乏剛性的處理措施，問責沒有得到落實或真正落實，不能及時回應媒體，反饋處理結果。

4.案件披露熱衷于貪官色情和貪污受賄金額，警示剖析不夠。一些都市生活類、晚報類報刊，對腐敗給國家、社會造成的損害并不關心，而是熱衷于炒作貪官包養了幾個情婦、“二奶”，貪污受賄了多少錢，私生活如何奢侈糜爛，很少去理性地探尋案件的發生原因、特點和防治對策，剖析的深度、警示的效果遠遠不夠，甚至給辦案帶來不利影響，在社會上產生負面效應。

5.對廉政文化的理解粗淺，起不到陶冶情操、啟迪心智的效果。從總體上看，宣傳廉政文化的新聞媒體數量太少，而且一些新聞媒體僅僅把廉政文藝晚會、廉政歌曲等淺顯的東西作為廉政文化，對廉政文化的概念模糊不清、理解膚淺，對真正能陶冶情操的廉政文藝作品刊播得不多。對于一些腐敗案件的評論也過于粗淺，很少能從制度、經濟、法律、社會等深層上研究腐敗現象發生的根本原因，去找出有效防治腐敗的路徑。這樣就很難讓人能理解腐敗的危害、廉潔的益處，很難起到去除私欲、崇尚廉潔的成效。

四、進一步發揮新聞媒體在廉政文化建設中作用的對策建議

就進一步發揮新聞媒體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筆者提出一下對策建議：

1.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媒體的領導。一是黨對新聞媒體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輿論導向正確與否，不僅對反腐敗有直接影響，而且關系著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所以，各級黨委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加強對各級各類新聞媒體的領導，新聞媒體一定要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二是要改善黨對新聞媒體領導的方式方法。根據不同類型媒體的特點，采取多維的領導管理模式。做到既要在原則問題上管得住，又要在具體運作上放得開，把堅持黨的領導與按新聞規律辦事結合起來，把堅持正確反腐輿論導向與反腐宣傳報道多樣化結合起來。

2.建立健全反腐倡廉信息公開發布機制。一是能夠在第一時間及時公開重大案件信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反腐敗機構應當增加自己工作的透明度,和新聞媒體建立起穩定的聯系,通過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等多種形式,向公眾介紹反腐敗工作的進展和取得的成就”,如“建立新聞媒體案情通報制度”,為公眾參與反腐敗創造條件。二是反腐倡廉信息要向所有關心某一信息的媒體公布，使小媒體和大媒體在反腐倡廉新聞宣傳報道中處于同等的地位、享受同樣的權利、承擔同樣的義務，這樣才能保證所有的反腐倡廉新聞都具有權威性。

3.建立健全反腐倡廉輿論監督結果反饋機制。一是各級黨委政府要正確看待新聞媒體的批評。絕大多數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不是要給黨委政府添亂，而是要幫助、推動黨委政府改進工作，對黨的事業是有益的。二是有關職能部門應及時開展輿論監督事件的調查。新聞媒體對腐敗現象進行曝光批評，相關部門就要及時對事件進行調查。問題屬實的，及時啟動問責制，依紀依法作出處理。三是及時向媒體反饋調查處理結果。輿論監督不實的，及時澄清事實；情況屬實的，通過媒體公布，給社會公眾一個交待。

4.改革創新反腐倡廉宣傳教育方式方法。一是要根據每家媒體的特點確定反腐倡廉宣傳教育的對象、目標和路徑。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必須分成不同的層次、不同的領域，采取不同的方式，這樣教育引導才有針對性，也才會有效果。二是要貫徹“三貼近”原則。黨的反腐倡廉決策、政策，國家的反腐敗法律法規的宣傳，要貼近基層、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讓群眾易于理解和認同。三是先進典型宣傳要注重個性。新聞媒體要抓住先進典型的個性特征和時代特征，以及他（或他們）所處的地域特征、工作特征進行宣傳報道，使受眾覺得先進典型也是人，既有值得學習的一面，也有和普通人一樣的一面，是可敬、可愛、可近的人。

5.深入靈活地開展防治腐敗警示教育。一是警示教育要在案件的深入剖析上下功夫。在腐敗案件的特點、發生原因的分析上，新聞媒體要從社會層面研究腐敗現象，從制度方面探討腐敗發生的根本原因，提出防治腐敗的可行對策。二是警示教育要在新聞處理方式靈活性上下功夫。可以運用案件剖析、貪官懺悔、辦案人員解析等多種形式，開展有效的警示教育。通過靈活的處理方式、可讀耐看的故事，吸引人、打動人、警示人。三是要在加強案件報道的管理上下功夫。新聞宣傳主管部門要關注腐敗案件報道的異常動向，對于過度渲染貪官糜爛生活容易造成負面社會效應的，要及時提醒、批評、阻止。新聞媒體要加強新聞從業人員遵守職業道德和法律紀律的教育，防范格調低俗的腐敗案件報道出現。

6.分層次有效開展廉政文化傳播。一是要厘清廉政文化的概念。新聞媒體要通過發動專家學者展開研討，形成一個大家比較認可的廉政文化概念，從而使廉政文化建設及廉政文化傳播更有的放矢。二是針對不同人群推出不同廉政文化精品。如高級領導干部，要向其灌輸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廉政理論；中級領導干部，要向他們傳遞依法用權辦事的權力觀；普通黨員干部，要強化他們廉潔的意識。三是要更多地推出多樣化的廉政文化作品。既要有深刻的廉政理論，也有要熱點廉政評論，還要有膾炙人口的各種廉政文藝作品等等。

有中央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筆者相信，通過方方面面的努力，新聞媒體不僅能夠在反腐倡廉建設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也能夠為廉政文化建設拓展出新的天地。

第五篇：論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感

論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感

文/戴鑫 隨著當今社會發展越來越迅速、越來越多元化、科技的越來越進步，使得當今世上幾乎沒有不透風的墻。人們的自我意識、法律意識在不斷的加深，使得新聞媒體在人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在如此的大環境下，新聞媒體應該怎樣看待自身的社會責任，值得我們再一次審視。

新聞媒體享有著采訪權、報道權、輿論監督權等等權力，受眾也有著知情權和不受侵害權。在一個文明和健全的社會中，權力和責任是兩個極為重要的，同時也是采用率極高的關鍵詞。權力和責任是彼此相伴而生并且相承而行的，不負擔責任的權力是極端危險的，沒有權力的責任則是不牢靠的，這是周知的淺顯道理。社會中的個體的人、個體的組織，概莫如此。新聞媒體作為一個相對比較獨特的社會組織，同樣擁有著獨特的權利，所謂“第三力量”、“無冕之王”等等的形容或稱謂，大致就是這樣的指向。現代新聞傳播理論對于媒體的權利做了相當多的研究——當然他們在更多的時候使用的詞匯是“權力”，不過實際上，權力與權利基本上是分不開的。新聞媒體的權力被認為有三個方面：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通過這樣三個方面的權力，通過媒體自身握有的、看似先天的話語權，通過自身握有的輿論和傳播工具，新聞媒體成為了社會中不可忽視的，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組織。并且，新聞媒體通過這些重要的、并且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權力而“獲利”。

盡管新聞媒體相對有其特殊性，但它也不可能離開社會制度的環境、離開政黨與群眾的要求而單獨存在，它的權力更不可能游離于這樣的大背景以外或凌駕于社會普遍利益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媒體的話語權來自于它所代表的政黨集團或社會階層，是這樣的政黨集團或社會階層賦予了新聞媒體的話語權。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聯系黨和群眾利益的橋梁和紐帶的中國新聞媒體，其權力來自于黨和人民的賦予，離開這一根本，一切權與利都是奢談。不對民族和社會利益負責的權和利，也背離了責權利相對應的基本原則，更背離了黨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權力賦予的初衷。

新聞媒體具有怎樣的社會責任

2007年3月，一則“香蕉致癌”的傳言在社會上廣泛傳播，至此海南香蕉被謠言纏身。一則“香蕉被加工化學劑催熟”的報道出現在媒體上，在報道中，作者把香蕉生產過程中正常的生理催熟環節人為地演繹為：存在安全隱患的化學加工過程；廣州《信息時報》曾推出廣州香蕉感染“蕉癌”的重頭報道，把香蕉生產中一種叫“巴拿馬”的病害比喻成蕉癌；廣州日報曝光了12種常吃的“毒”水果，香蕉也赫然列入其中；一則“香蕉用氨水或二氧化硫催熟”的報道更是違背事實。面對突襲而來的一系列沖擊，海南香蕉的命運可想而知。6月2日的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對此作了詳細的報道。僅僅因為一則不負責任的手機短信，導致種植香蕉的農民虧損5000萬元。

2007年7月8日晚七點，北京電視臺生活頻道《透明度》欄目播出深度調查新聞“紙做的包子”，節目一開始援引“業內人士馬先生”爆料稱，用廢紙制作肉餡“已經成了行內公開的秘密”。這則“紙餡包子”的虛假電視新聞，在社會上掀起了更為巨大的波瀾，其影響甚至廣泛散播于海外。這一事件不僅為國外所謂中國食品安全威脅論提供了口實，加劇了矛盾，而且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近些年來，由于我國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時期，社會人群當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心理需求，新聞媒體也面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困境，因而有一些媒體以淡化社會責任，用低俗來換取“眼球”和利潤，甚至像“包子事件”、“香蕉致癌”那樣不惜以造假來博取所謂的轟動效應。許多評論都指出了現實當中媒體責任淡化的主要表現，例如嚴肅新聞娛樂化、娛樂新聞低俗化、弱勢人物妖魔化、反面人物人性化等等。而對于此，一些媒體又常常以“這

是媒體走向大眾、走向通俗的努力，同時迫于生存壓力，不得不適應市場的客觀需要”等等說辭來為自己開脫。這些說辭雖然反映了一定的客觀現實，但絕不能成為媒體忽視自己社會責任的理由。因為正是由于報刊、電視、圖書、網絡等媒體對社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是構成社會文化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在報道活動中才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也因此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為了所謂的“眼球效應”、經濟利益忽視甚至徹底放棄承擔這種責任。

媒體不是不講經濟效益，關鍵是要處理好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二者之間的關系。處理不好，就會出現偏差，甚至出現嚴重的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確實面臨著選擇。媒體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需要生存和發展，通過類似于廣告這樣的經營手段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應該說無可厚非。因為，媒體具有雙重屬性的特點，既有其社會屬性，也有其產業屬性。各媒體不是都有廣告等經營活動嗎？但是，這些經營活動并非無章可循，隨心所欲；而是有一系列“游戲規則”，需要嚴格遵守。可是，有一些媒體卻無視規則，在新聞傳播和廣告經營過程中卻忘記了自己的責任，發布虛假新聞，刊登虛假廣告，把贏利作為重要目標，甚至于第一目標；為了爭取廣告客戶，采取一些不妥當的做法以提高收視率、收聽率，甚至不惜靠一些低俗的“噱頭”，迎合一些觀眾、聽眾，淡化甚至忘記了媒體輿論引導的作用，節目娛樂化，娛樂節目低俗化，偏離了寓教于樂的原則。更有甚者，有些媒體出現了新聞娛樂化的現象。這無疑是非常危險的一種傾向，它不僅危害了整個媒體，同時也在危害它自己。虛假廣告也許能使一個媒體短期內收到一些效果，但是如果多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最終將被社會所唾棄，整個老百姓身邊的市場也會遠離它，而一個真正負責任的媒體是不會干這種事情的，這等于自掘墳墓。責任和利益也絕對不是兩相決然對立、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社會責任和利益追求之間，媒體完全可以兩者兼顧。在西方發達國家，最有社會影響、銷售得最好的還是那些嚴肅類媒體，在中國，目前經濟效益最好的媒體也都是那些內容非常講究的嚴肅媒體。事實上，媒體在承擔社會責任時，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兩者并非對立的關系。鑒于中國新聞媒體制度及媒體性質的特性，中國新聞媒體的責任主要是定位于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和滿足受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強人們的信心，保證中央的決策和措施能夠落實。

新聞媒體怎樣踐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新聞媒體要通過學習和教育，通過制度約束和媒體自律，都能夠達到目的。難的是始終不渝地履行自己的責任，這就需要在實踐當中不斷探索總結，甚至是反省反思。從理論上說，新聞媒體要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和立場報道新聞、傳播信息。而新聞、信息特性和傳播規律又要求媒體的責任不僅要表現在傳播的一般理性和道德層面，而且要自然地蘊含和體現在所有的傳播行為之中，并通過遵守基本的傳播原則得到貫徹落實。這些原則包括核準事實的原則、公開透明的原則、主流傳導原則、審慎報道原則、科學監督原則以及和諧關系原則等等。實際上，這些也都是新聞媒體在現實操作層面上的一些基本法則，媒體的責任都是透過這些具體的操作體現出來的。而在指導思想上，有幾個方面則是必須牢牢記取，并且用以指導上述的具體操作原則。

具體地說就是，新聞工作者要認識到自己的重要責任，新聞界的領導者要把教育隊伍放在各項工作的重要位置。而且，對新聞工作者的教育要經常化，不能只在員工進新聞單位時進行教育培訓，以后就不管不問了。要教育新聞工者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要像范長江、鄒韜奮、穆青等老一輩新聞工作者學習。學習他們把黨的事業和新聞事業結合在一起，從黨的新聞工作角度出發，寫出無愧于黨和人民的優秀作品。我們在做報道時，既要考慮到普遍的新聞規律，又要照顧到新聞媒體自己的特點，所以說要潛心鉆研宣傳報道藝術，才能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這樣，我們才有可能以高超的業務水平，拿出無愧于時代和受眾的作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重要任務，也是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

據統計，我國現有2100多家報紙，擁有4億臺使用中的電視機，電視觀眾達13億，其中通過電視了解新聞信息的更達到91％以上。新聞宣傳在引導社會輿論方面承擔著重要的責任，新聞媒體已經成為影響國家生活、社會輿論和群眾情緒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同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工具之一。新聞媒體樹立大局意識，配合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通過生動而真實的新聞報道，充分展示國家社會發展、經濟建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和成就，展示人們的精神風貌，使百姓從中感受到鼓舞，從而更進一步增強信心，激發斗志。與此同時，新聞報道也要拓寬領域，豐富內容，把握群眾所關心的熱點。聚焦熱點，不等同于炒作，應該善于把握尺度分寸，對熱點話題進行冷靜思考和準確分析。中央電視臺今年播出的《巖松看日本》節目，是一個體現“服務大局，配合中心”的媒體責任的作品。《巖松看日本》節目以一家中央媒體理應具有的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為基點，以中日兩國政府首腦互訪為契機，以國際的視野、戰略的高度和歷史的縱深來看待中日國家關系與兩國民眾的深入了解和交往，通過對日本社會全貌的充分展示，促進了中國百姓對日本社會的進一步深入了解，增進和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溝通與交流，消弭隔閡與障礙，為溫家寶總理的順利出訪營造了良好的氣氛。

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有其特有的規律。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前提下提高引導水平，就是要致力研究傳播規律，提高新聞報道的貼近性和藝術性，使信息傳播更為有效，更加深入人心，真正做到群眾喜聞樂見。新聞報道的貼近性和大眾化，當然不能與主流新聞的娛樂化和邊緣化畫上等號。新聞娛樂化會嚴重地傷害新聞的公信力，悖離信息傳播的根本規律和群眾的真正需要。但新聞報道的嚴肅性、權威性并不妨礙在新聞報道的過程中進行在真實基礎上的藝術加工和處理。諸如在新聞報道中運用主題事實化、事實故事化、故事人物化等創作手段，使新聞報道或節目穿透事實表面以及畫面的感官刺激和沖擊，而直接拍打受眾的心靈，也就是由表象而深入，將感性變理性。

主流媒體要想提高輿論的引導能力，必須圍繞中心工作主動進取，以高度的新聞敏感性，搶占主旋律報道的制高點。同時電視新聞宣傳報道要想做到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統一，也必須堅持“三貼近”原則，在吸引力和感染力上下功夫。而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深入生活的“三深入”是實踐“三貼近”的有效途徑，也是節目深入人心的根本所在。而這也正是《感動中國》走過五年之路，從一個普通的人物評選的電視節目，成長為今天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評選活動的原因所在。

在現實當中，新聞媒體已經接近于一個社會的神經中樞和力量的聚合之地。它不僅以其特有的視角和特定的方式對社會進行報道、解釋和分析，還以其價值觀及其貫徹意志影響和引導社會及輿論。因此，新聞媒體一方面必須勇敢地、心無旁騖地肩負起自身的社會責任，但同時也不能片面或膚淺地理解媒體責任。畢竟，新聞媒體所能承載的社會責任還是有限的，只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行事而不能超越。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也不能動輒以“社會責任”上綱上線。比如在對于案件的報道方面，新聞媒體有報道的權利，但沒有對當事人進行判決的權利。如果媒體超越了這種限制，可能就是從承擔社會責任走向了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