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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評析:保險人應當如何履行明確說明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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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典型案例評析:保險人應當如何履行明確說明義務

保險人應當如何履行明確說明義務

山東海師律師事務所 李強

在保險合同糾紛案件中,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現在已經成為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用來保護自己權益的主要手段,只要保險人以事故應當免除保險人責任為由拒賠,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便提出保險人對相關免責條款沒有履行明確說明義務,要求人民法院確認該免責條款無效,并支持其訴訟請求。盡管修訂后的《保險法》對保險人的說明義務,特別是免責條款的說明方式作出具體的規定,但對于保險人是否履行明確說明義務的舉證責任、證明標準還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因此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以便在實踐中準確理解并適用這項制度?!景盖榻榻B】

2010年9月投保人張某在某保險公司為其所有的機動車投保交強險、車輛損失及駕駛員責任險等商業險。

2010年10月31日,張某駕駛該機動車載劉某車輛失控,車后尾撞隔離帶后右側與另一機動車相撞,致二車受損、張某及劉某受傷。經交通警察大隊認定張某負事故全部責任。交通事故發生時,被保險機動車行駛證超出檢驗合格有效期。被保險人張某向保險公司理賠,保險公司告知依據保險合同約定,保險人不應承擔保險責任。

被保險人張某起訴至法院,請求判決保險公司給付車輛損失、施救費、停車費、評估費、醫療費等保險金36913.79元,并由保險公司負擔訴訟費用。【案件審判】 在一審期間,保險公司提供了投保單、保險條款、被保險機動車行駛證等證據,其中,投保單的最后一欄“投保人聲明”部分用黑體字打印:“本投保人茲聲明上述各項內容填寫屬實,貴公司已向本人詳細說明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商業保險投保險種對應的保險條款的內容,特別就各條款中有關責任免除、賠償處理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的內容作了明確說明。本人已領取了保險條款,閱讀并充分理解相關內容,同意以此作為訂立保險合同的依據。”張某在投保人簽章處簽名。

保險公司認為:以上證據可以證明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公司已向投保人詳細說明了各保險條款的內容,特別就各條款中有關責任免除等內容作了明確說明;保險條款用黑體字作了特別提示并約定:“發生保險事故時被保險機動車未按規定檢驗的”,保險人不負責賠償。原告張某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當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一審法院經審理,采納了保險公司的意見,于2011年6月15日作出民事判決,判決駁回原告張某的訴訟請求。

原告張某不服一審判決,于2011年9月15日上訴于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投保人在投保單上簽字的主要目的是對訂立合同的意思及對投保內容的確認,其本身不具有保險人向投保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予以確認的含義,除非保險人另作說明以示區別。因保險公司未能區分說明,上訴人張某也不認可保險人向其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因此,保險公司主張已就免責條款向上訴人張某盡到明確說明義務的證據不足,該免責條款不生效。判決:撤銷原 判決;改判:保險公司給付張某保險賠償金36913.79元?!景讣u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保險公司是否已就免責條款的內容向投保人張某盡到明確說明義務。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修訂后的《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訂立保險合同,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可見,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是指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將保險合同中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向投保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這是基于保險合同最大誠實信用原則和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的性質決定的。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制度的核心是確保保險合同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的公平性,通過法律的相關規定及司法上的具體審查來否認不公平條款的效力,對受顯失公平條款影響的合同當事人予以救濟。

由此可以看出,“明確說明義務”的立法目的不僅僅傾向于保護投保人一方的利益,更主要在于通過要求保險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抵銷投保人締約能力的弱勢地位,盡量使締約天平恢復平衡。所以在保險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對 于保險人是否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的認定,應遵循平衡保險人、投保人及被保險人利益為取向,確保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的公平性、合理性。

那么,保險人究竟應當如何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呢?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條規定:保險人在投保單、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上對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有顯著標志(如字體加粗、加大或者顏色相異等),或者對全部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及說明內容單獨印刷,并對此附有“投保人聲明”或單獨制作的“投保人聲明書”,投保人已簽字確認表示對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經明了的,一般應認定保險人已履行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

上述案例中,二審法院之所以認定保險公司不能證明已就免責條款的內容向上訴人張某盡到明確說明義務,正是參考了上述意見。因此,在實踐中為了盡可能地履行好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我們建議:

一、在保險合同訂立之前或訂立過程中,保險人應當積極主動地提請投保人注意。

總體而言,提請注意應向投保人提供合理機會來對保險條款內容作足夠了解。為此,保險人可采取如下措施:為投保人提供足夠的時間閱讀合同條款,積極推行保險條款的通俗化和標準化,使其通俗易懂;以加大、黑體標題等醒目方式印制免責條款,最好將保險合同中的相關免責條款集中規定,減少投保人的閱讀負擔。考慮某些投保人的明顯生理缺陷,如對失明的投保人應提供以盲文或以聲音方式傳載的提 示等。

二、實行保險合同內容說明義務的多樣化。

除繼續采取傳統的口頭方式進行說明外,對于口頭說明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理解的,可以就不同險種的免責條款擬制通俗易懂的說明書進行說明;對合同條款的重要內容的說明和解釋可以采取使用“說明筆錄”的方式,把說明和解釋工作情況記錄在卷,由當事人簽字;對重要客戶的說明義務還可以采用錄音錄像方式進行。

三、完善簽字確認程序。

簽字確認的方式首先是在每一項免責條款后留出空白,供投保人一一簽字確認;或將免責條款單獨加印并由投保人簽字確認。其次,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聲明條款欄內簽字蓋章確認。這是證明保險人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的更為嚴謹的方式。

2012年3月8日中國保監會發布《關于加強機動車輛商業保險條款費率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為切實保護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權益,《通知》規定保險公司應當在投保單首頁最顯著的位置用特殊字體加注“責任免除特別提示”,對保險條款中免除保險公司責任的條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為強化保險公司對投保人的風險提示義務,《通知》還規定,保險公司應當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單“責任免除特別提示”下手書:“經保險人明確說明,本人已了解責任免除條款的內容”并簽名。保險人說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對于保護投保人利益,提高保險人信用,完善保險法律體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保險人說明義務制度已經初步確立,但還很不完善,制度的不完善將導致制度的現實意義難以實現,我國迫切要求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保險人說明義務制度。應當堅持強化說明義務和合理性原則相結合為保險人說明義務制度構建的思路。從而,推進我國保險事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合理保護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山東海師律師事務所李強律師聯系方式 郵編:266071 地址:青島市香港中路18號福泰廣場A座1308室 手機:*** 郵箱:qdliqiang007@163.com 6

第二篇:關于保險人的“說明”及“明確說明”義務的判決書

關于保險人的“說明”及“明確說明”義務的判決書

山東省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

()煙民二終第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市牟平支公司。住所地:煙臺市牟平區通海路號。

法定代表人:王瑜,總經

理。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山東省印刷物資公司煙臺分公司。住所地:煙臺市芝罘區朝陽街號。

法定代表人:顧本永,經理。

原審被告: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煙臺分公司。住所地:煙臺市芝罘區海港路號。

法定代表人:楊建偉,總經理。

上訴人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市牟平支公司(以下簡稱財保牟平支公司)與被上訴人山東省印刷物資公司煙臺分公司(以下簡稱印刷物資公司)及原審被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財保煙臺支公司)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上訴人因不服()牟民二初字第號民事判決書,上訴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委托代理人陳桂勇、姜志滿,被上訴人委托代理人李順平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審理查明,××年月日印刷物資公司與財保牟平支公司簽訂一份《機動車輛保險單》,由印刷物資公司為其所有的魯本田雅閣轎車在財保牟平支公司處投保,險種為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和附加險三種,合同簽訂的同時印刷物資公司向財保牟平支公司如約支付了相應的保險費元;保險期間從××年月日零時起至××年月日二十四時止。上述《機動車輛保險單》是表格式合同,該保險單“第三者責任險”欄“賠償金額”空格內填寫為“”字樣。保險單還附有保監發號文核準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該條款第二條規定:“第三者責任險: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格駕駛員在使用保險車輛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財產的直接損毀,依法應當由保險人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和保險合同的規定給予賠償。但因事故產生的善后工作,保險人不負責處理。”第十六條規定:“保險車輛發生第三者責任事故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和標準以及保險合同的規定,在保險單載明的賠償限額內核定賠償金額。對被保險人自行承諾或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有權重新核定和拒絕賠償?!焙贤炗喓?,××年月日時許,印刷物資公司的司機譚富恒駕駛魯車在龍口市東江政府南正在建設的高速公路高架橋十字路口時發生車禍,將第三者隋玉蘭撞傷,到龍口市人民醫院搶救天無效,于××年月日死亡?;ㄡt療費元。龍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隊于××年月日作出《不能確認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認定該起事故不屬道路交通事故。死者隋玉蘭家屬王金太、王志永、邢淑榮以肇事司機譚富恒及印刷物資公司為被告,向龍口市人民法院提起人身傷害賠償訴訟,請求判令兩被告賠償死亡經濟補償金萬元。案經龍口市人民法院主持調解,于××年月日作出()龍法民初字第號民事調解書,由印刷物資公司一次性賠償王金太、王志永、邢淑榮因隋玉蘭死亡的經濟損失元,于調解書送達后十日內付清。印刷物資公司賠償后向財保牟平支公司報案索賠,財保牟平支公司核查后上報財保煙臺支公司后,于××年月日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和保險合同的約定同意賠償印刷物資公司元,并通知了印刷物資公司,印刷物資公司不接受,于××年月日訴至原審法院,要求財保牟平支公司、財保煙臺支公司立即付給第三者責任險保險賠償金萬元,并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當事人對保險合同的簽訂及履行的事實均沒有爭執,雙方爭執的焦點是保險事故發生后,依據何種標準進行賠償。原告認為應當按照《機動車輛保險單》載明的賠償限額賠償萬元;被告認為應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賠償元。當事人的這一分歧是由于對保險合同條款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本案所涉保險合同之一的《機動車輛保險單》“賠償限額”一欄中明確寫明的數額為萬元,對這一內容可以理解為,既然賠償限額為萬元,那么發生保險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請求沒有超過萬元,保險公司都應給予賠償;也可以理解為萬元是賠償的最高限額,但具體賠償多少應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進行計算,而不是不管損失多少,都賠萬元。本案所涉保險合同之二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第二條規定:“第三者責任險: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格駕駛員在使用保險車輛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財產的直接損毀,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和保險合同的規定給予賠償?!睂υ摋l約定,也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發生保險事故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賠償,但是最高限額不超過萬元;另一種是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進行賠償,而《機動車輛保險單》規定的限額為萬元,所以保險公司應當賠償萬元。由于本案合同條款自身的缺陷,導致合同當事人的理解產生分歧。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按照我國保險法及合同法格式條款的有關規定進行處理。格式條款是指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合同訂立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本案當事人發生爭議的條款符合格式條款的特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條規定:“對于格式條

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鄙鲜鲆幎ㄕf明,在本案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發生爭議的情況下,應當作出對原告有利的解釋,即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法律作出這樣的規定,是因為保險公司作為保險事務的專業機構,相對投保人來說,處于積極的、優勢的地位;而投保人則處于相對被動的、弱勢的地位,該規定體現了法律保護弱勢群體的基本理念。同時,在保險合同中,投保人投保的期待利益是發生保險事故時能夠得到充分乃至全額的賠償,這是每一投保人參加保險的基本的內心起因。本案原告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已向受害人支付了萬元的賠償金,被告即使按照原告的訴訟請求予以賠償,原告的損失也未得到全部賠償。因此,原告的訴訟請求既符合法律規定,也在情理之中,本院對其要求被告付給第三者責任險萬元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本案當事人爭執的另一焦點問題是被告財保煙臺支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被告財保煙臺支公司與被告財保牟平支公司均是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屬的具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分支機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意見》第條第項的規定,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屬于我國民事訴訟法第條規定的“其他組織”,具有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財保煙臺支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無法律和事實根據,本院不予支持。綜上所述,原審法院認為,原告與第一被告財保牟平支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符合保險合同成立的要件,不違反我國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為有效合同。原告的投保車輛在保險期內出現意外事故,導致第三者受損,被告財保牟平支公司應當依照雙方合同約定的最高限額進行賠償。被告財保煙臺支公司與原告之間無保險合同關系,其對原告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條、第條、第條、第條和第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市牟平支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付給原告山東省印刷物資公司煙臺分公司保險賠償金萬元。

二、駁回原告山東省印刷物資公司煙臺分公司對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中心支公司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元由被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市牟平支公司交納。

上訴人財保牟平支公司不服原審判決,上訴稱,第一,原審判決認定保險合同中約定第三者責任險的“賠償限額”可以理解為“既然賠償限額為萬元,那么發生保險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請求沒有超過萬元,保險公司都應給予賠償”,進而按照合同法第條、保險法第條規定的不利解釋原則認定上訴人應按賠償限額支付保險金,是錯誤的。第二,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第十六條明確規定,發生第三者責任事故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和標準以及保險合同的規定,在保險單載明的賠償限額內核定賠償。對被保險人自行承諾或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有權重新核定或拒絕賠償?!霸撘幎鞔_、具體、公平、合法,應當作為確定上訴人保險責任的依據。第三,被上訴人對第三者承擔的侵權賠償責任與上訴人對其承擔的補償責任關系有本質不同,前者是侵權賠償關系、后者是保險合同關系。前者以法律的規定為賠償基準,后者則以合同的約定為賠償標準。被上訴人不論以何種標準給予第三者賠償,都不影響與上訴人之間保險合同約定的賠償標準。

被上訴人印刷物資公司答辯稱,一審判決查明事實和認定事實正確,被上訴人賠償第三者的損失是根據人身傷害賠償在萬元標準左右,龍口法院調解賠償萬元并沒有超出當年的人身損害的標準。被上訴人要求在保險金額內賠償萬元,合理合法。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查明事實一致。

本院認為,本案爭執的焦點問題是發生非道路交通事故,第三者責任險的保險金額應按何種標準確定。

對于上述焦點問題,上訴人主張按照保險條款第二條、第十六條的約定,第三者責任事故(包括非道路交通事故)均應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和標準以及保險合同的規定核定賠償金額。被上訴人則主張,保險條款中對于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賠償標準并未明確說明,《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及費率規章解釋》中明確“無論道路交通事故還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責任險的賠償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標準作為計算保險賠款的基礎。在上述基礎上,根據保險合同所載的有關規定計算保險賠款。”從該解釋可以看出,非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險金額的計算標準并不是說必須適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而只是以其為基礎,在人身傷害賠償標準與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賠償標準規定的賠償金額相差過大的情況下,應盡可能彌補投保人的損失,保險金額確定為萬元,合理合法。

本院認為,第一,關于保險人對保險合同條款是否盡了明確說明義務問題。保險合同是一種射幸合同,保險合同的性質決定保險合同是一種最大誠信合同。這就要求當事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不僅應具有一般的誠實信用,而且應負擔特定的“信息披露”義務,具體為投保人的告知義務和保險人的說明義務。這些義務又稱為先契約義務,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必須履行。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這是我國保險法的一大特色,它不僅考慮到我國目前保險業尚不發達、社會公眾對保險知識尚無普遍了解的現狀,而且帶有格式合同管制的性質。保險人這種法定說明義務,要求其在訂立保險合同前向投保人詳細說明保險合同的各項條款,并對投保人可能對有關保險合同條款的疑問予以正確的解釋,特別是對保險合同中規定免除或限制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作出明確的說明。從保險實務來看,投保人所投保車輛發生事故造成第三者的損害,可能屬于道路交通事故,也可能屬于非道路交通事故。而發生非道路交通事故是按照人身傷害賠償的賠償標準對受害的第三者計算賠償金。從本案的案情來看,導致雙方當事人爭議的原因在于我國的法律、法規及司法實踐中對道路交通事故賠償及人身傷害賠償采取雙重標準,且兩個標準的賠償金額差距較大。發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起侵權訴訟后,要求致害方按照人身傷害賠償標準進行賠償,致害方予以賠償后,以投保人的身份要求保險人予以賠償,保險人則要求適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進行理賠,這種分歧導致投保人的損失不能得到最大限度內的補償,達不到投保人投保時希望發生保險事故后得到充分乃至全額補償的預期目標。對于此種賠償標準上的不統一,可能導致的期待利益減損,保險人作為保險專業機構,相對于投保人來說,無論是保險專業知識或是具體險種在不同情況下賠償標準可能出現的差異,均應在其掌握之中。上訴人作為保險人,在與被上訴人訂立保險合同時,對其制作的保險條款第二條、第十六條中非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后,保險金額應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進行理賠,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賠償金額只有元,不是投保人投保時的第三者責任險的賠償金額萬元的情況未盡到明確說明的法定義務。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

第二,關于保險條款解釋的約束力問題。上訴人主張,《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及費率規章解釋》中明確規定“無論道路交通事故還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責任險的賠償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標準作為計算保險賠款的基礎。在上述基礎上,根據保險合同所載的有關規定計算保險賠款。”這一規定,應做為本案計算保險金額的依據。本院認為,㈠上述保險條款的解釋本身存在矛盾。道路交通事故與非道路交通事故本身是兩個不相容的概念。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車輛駕駛人員、行人、乘車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進行與交通有關活動的人員,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和其他道路交通法規、規章的行為,過失造成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所稱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廣場、公共停車場等供車輛、行人通行的地方。而非道路交通事故,則是指發生在上述“道路”以外地點的交通事故。㈡我國關于道路交通事故與非道路交通事故有關部門規定及司法實踐中賠償標準差距很大。⒈兩者的賠償項目不同。年月日國務院發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賠償項目有項,而山東省高院制定的人身傷害賠償標準中確定的賠償項目有項。人身傷害賠償項目增加了交通費、殘疾者補救性治療費、殘后治療費、精神損害補償費等項目。⒉每個項目的賠償標準也有很大不同。例如:死亡補償費一項,道路交通事故規定是按照交通事故發生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補償年。而山東省高院制定的人身傷害賠償標準中確定的死亡補償費財為按受害人死亡時上一全省職工平均工資標準賠償年。兩者不僅補償時間長短相差一倍,并且道路交通事故以當地平均生活費為標準,這樣農村受害者因當地生活水平不高,死亡補償金一般不高,而山東省高院制定的人身傷害賠償標準不分城市和農村,均按照上一全省職工平均工資標準賠償。上述賠償項目及賠償標準的不統一,造成了按照人身傷害賠償兩、三倍高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賠償確定的死亡補償金。㈢保險條款解釋是“背對背”解釋,即屬保險人主管部門單方做出的解釋,并不是保險合同的組成部分。本院認為,無論是保險人,還是保險監管機關制定的條款解釋,對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均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一是條款解釋是在保險條款之外,并沒有附印在保險單背面,保險合同成立后,其不當然構成保險合同的內容;二是條款解釋往往由保險人掌握,投保人一般并不知道;三是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一般都未向投保人說明條款解釋的內容,特別是涉及責任免除的部分的解釋更是未作明確說明。因此,保險條款解釋只能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而不是必須適用。

第三,人身賠償之訴與保險合同之訴的關系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十條第一款,“保險人對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該第三者賠償保險金”的規定,發生第三者責任險保險事故后,受害人因非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作為其死亡前有撫養、贍養、扶養關系的人可以選擇以人身傷害賠償關系起訴投保人要求其支付死亡補償金,也可以選擇保險人,由其代投保人清償。但保險人不能以其與投保人之間的保險合同關系,要求受害人變更其提起侵權損害賠償之訴為保險合同糾紛之訴。且不論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約定按什么標準計算保險賠償金,受害人均可請求按人身傷害賠償標準請求死亡補償金。投保人不能以因保險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對投保人理賠,在其投保最高限額內減免了保險賠償金為理由,抗辯對受害人也減免死亡補償金的賠付,這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關系。在上述情形下,保險人單方規定責任事故均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理賠,對投保人有失公允。

第四,對投保了汽車第三者責任險的保險人在理賠保險金數額上的抗辯存在四種理由:自己損失、間接損失、額外支付、超出投保最高限額。所謂自己損失,是指被保險人、被保險人的駕駛人員、家庭成員或者工作人員因被保險汽車所發生的人身傷亡,以及被保險人本人、被保險人的駕駛人員、家庭成員以及其工作人員所有或者代管的財產,因為被保險汽車發生事故所受到的損失。間接損失,是指被保險汽車發生事故引起第三者停電、停水、停汽、停產、停業或者停駛等發生的損失等各種間接損失。額外支付,是指被保險人自行承諾或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認為超出合理、必要的部分,保險人可以重新核定,拒絕賠償。超出投保最高限額,是指按保險合同的約定,超出賠償最高限額的部分,保險人有權拒賠。本案被上訴人因致害第三人經龍口市人民法院調解已賠償第三者隋玉蘭人民幣萬元,上訴人按最高限額支付被上訴人萬元保險金,不存在上述四種抗辯減免保險金額的理由,恰恰相反,賠償萬元才是對被上訴人進行了全面、充分的賠償。這與保險盡最大可能分散危險、彌補損失的宗旨相符。

第五,關于作為保險合同所附的保險條款第二條、第十六條規定的效力問題。本院認為,㈠《合同法》第條的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條款的一方應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边@條規定的“免責條款”說明義務中的“免責條款”,是指免除或限制責任條款。㈡《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發生效力?!睂υ摋l款的理解,有人主張只限于免除責任條款,不包括限制責任內容,本院認為,這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相矛盾,保險法十八條規定的未盡法定說明義務不發生效力的“責任免除”條款,也應包括免除與限制(減免)責任條款,而不僅僅指狹義的免除責任條款。㈢本案保險合同第二條、第十六條的規定的效力認定。保險合同第二條、第十六條的規定,對每個投保第三者責任險的投保人來說,無論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或是發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均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確定賠償金,投保人能夠得到的第三者責任險的保險金額均達不到保險單上約定的賠償限額萬元。這從根本上減免了保險人的保險金額支付。對此,投保人作為非從事法律工作及保險業務的普通公眾,其投保時并不知曉。本案保險人在簽訂保險合同時,對保險條款第二條、第十六條減少理賠金額的條,未加以明確說明,上述兩條款根據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不發生法律效力。

第六,一審法院根據保險法不利解釋原則認定對格式合同條款發生爭議的情況下,應當作出不利提供合同方的解釋,從而支持印刷物資公司的主張,支持其請求,理由不成立。不利解釋原則適用的前提是保險合同的用語本身存在“模糊不清”,而該案保險合同條款第十六條約定,“保險車輛發生第三者責任事故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和標準以及保險合同的規定,在保險單載明的賠償限額內核定賠償金額”,不存在“模糊不清”的問題,只存在該條款是否發生效力,能否適用問題。

綜上所述,本案發生糾紛前,上訴人對保險條款第二條、第十六條規定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以道路交通事故確定的賠償范圍、項目、標準核定賠償金額的內容并未向被上訴人明確說明,該條款直接導致被上訴人保險金額的減損,對該上述兩條款應認定其不發生效力。這符合追求社會正義及實質契約自由之理念,避免保險人利用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優勢減輕自己應盡之義務或加重投保人、受益人之義務的不公平現象。故被上訴人主張發生非道路交通事故要求上訴人支付保險金萬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五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

(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二審案件受理費元,由上訴人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市牟平區支公司負擔。

審判長×××

審判員×××

審判員×××

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書記員××

第三篇:保險人應對保險合同條款中的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定稿]

保險人應對保險合同條款中的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

在投保人投保不超過五年期的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情形下,被保險人在保險期內失蹤的,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人根據法定程序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的時間必然超出五年的保險期間,故實際上保險人已將宣告死亡情形作為其事實免責范圍。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保險人應在簽訂此類壽險合同時,就上述事實免責情形向投保人予以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事實免責情形不發生效力,保險人應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陳某某,被保險人陳某益之女。

被告(上訴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xx縣支公司(以下簡稱國壽公司)。住所地:四川省xx縣三中園區南環線中段。

2002年7月26日,被保險人陳某益與被告人國壽公司簽訂了祥和定期保險合同一份,保險金額為100 000元,保險期間2002年8月1日至2007年7月31日為5年,被保險人陳某益繳納了保險費171元。保險合同由投保單、保險單、祥和定期保險條款組成,保險條款的主要內容為:

(一)投保范圍:a16至65周歲、身體健康者均可作為被保險人,由本人或對其具有保險利益的人作為投保人,向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

(二)保險期間:保險期間分5年、10年、15年、20年4種,投保人可選擇其中1種作為本合同的保險期間,但保險期滿時被保險人的年齡不得超過70歲。

(三)保險責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本合同終止。

(四)保險金申請: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的,由受益人作為申請人,填寫保險金給付申請書,并提交下列證明、資料:1.保險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險費的交費憑證;2.受益人的戶籍證明與身份證件;3.公安部門或縣級以上(含縣級)醫院出具的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4.被保險人的戶籍注銷證明;5.本公司要求提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等相關的證明、資料。

(五)責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導致被保險人身故,保險人不負保險責任:1.投保人、受益人對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2.被保險人故意犯罪、拒捕、自傷身體;3.被保險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4.被保險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內自殺;5.被保險人酒后駕駛、無有效駕駛執照駕駛,或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交通工具;6.被保險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呈陽性)或患艾滋?。ˋIDS)期間,或因先天性疾病身故;7.被保險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復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因疾病身故;8.戰爭、軍事行動、**或武裝叛亂;9.核爆炸、核輻射或核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疾病。上述各款情形發生時,本合同終止。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保險人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險費的,保險人在扣除手續費后,退還保險費。2002年9月9日被保險人陳某益離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2007年4月原告陳某某向被告提出理賠咨詢,2007年5月11日向被告進行了報案登記。經原告申請,金堂縣法院于2007年6月13日發出公告,于2007年9月24日作出(2007)金堂民特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宣告陳某益失蹤,2008年12月25日金堂縣法院作出(2008)金堂民特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宣告陳某益死亡。2009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同年5月5日,被告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出具《歉難給付函》,主要內容為,根據《祥和定期保險》第五條中保險責任規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本合同終止。根據《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公告期滿后,仍然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應依法判決,宣告下落不明的人死亡。被宣告死亡的人,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因此,被保險人陳某益出險時間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本次申請不承擔保險責任?!?原告收到該《歉難給付函》后向金堂縣法院提起了訴訟。

另查明,原告陳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某與被保險人陳某益已于2003年10月9日被金堂縣法院判決離婚。原告陳某某系被保險人陳某益與李某某的婚生子女。

〔審判〕

金堂縣法院一審認為,由于本案雙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沒有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原告主張被告支付保險金100 000元是否符合合同約定。原告認為,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應當賠付。理由是:1.被保險人陳某益出險的時間應視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陳某益是因為下落不明而由其法定繼承人通過向法院申請宣告死亡的。按照法律規定這種擬制的死亡程序,在時間上必須經過5年,這就使得被宣告死亡的日期必然超過保險合同約定的5年保險期間。如果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抗辯的理由成立,那么出現法律擬制死亡情形的,任何人投保5年期祥和定期險種的保險合同,都不會得到保險賠付。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十八條: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雙方保險合同具體的免責條款中,沒有被保險人因通過法院宣告死亡的情形下保險公司免責的約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所以原告認為,如果符合宣告死亡的情形發生的時間段是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且利害關系人在此保險有效期間內為主張保險利益付諸了司法程序,就應當認定被保險人死亡是發生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2.原告應得到保險賠付。一般死亡和法律擬制死亡都是死亡的法定形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被保險人陳某益所投的祥和定期保險合同沒有將擬制死亡包括在具體免責條款中,從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出發,從原告為了保險受益權進行的司法程序客觀方面看,應當認定陳某益的死亡時間發生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原告作為唯一繼承人理應得到保險賠付。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拒賠的理由是被保險人陳某益死亡時間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不符合保險合同約定的賠付條件。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實質是對合同約定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的時間如何確定。對于生理死亡的情形,按合同約定確定身故時間沒有分歧,但對宣告死亡的情形就發生了爭議,因為生理死亡是自然現實,宣告死亡是法律現實,它是一種推定,即從自然人下落不明滿一定年限的事實,推導出他已死亡的事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

(一)下落不明滿四年;

(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從事故發生之日起滿二年的。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時間從戰爭結束之日起計算?!焙汀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蹤的公告期間為三個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經有關機關證明該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三個月。公告期間屆滿,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被宣告失蹤、宣告死亡的事實是否得到確認,作出宣告失蹤、宣告死亡的判決或者駁回申請的判決?!钡囊幎?,本案被保險人陳某益因下落不明依照上述規定的時間和程序,必然超過合同約定的5年時間,如果是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是有可能在合同約定的5年時間內,換言之對于同樣是宣告死亡的情形,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因為下落不明的起始時間不同就可以得出賠付和不予賠付的不同結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焙汀吨腥A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北景副kU合同中保險人人保金堂公司免責的范圍并無因被保險人下落不明宣告死亡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內容,也沒有約定因下落不明這種擬制的身故不予賠付的范圍。因此,對于本案保險合同約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本合同終止?!钡睦斫鈶斪鞒鰧κ芤嫒思幢景冈嬗欣慕忉?,即只要受益人在合同有效期間內向保險人進行了報案并經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請了宣告死亡的,應視為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身故,保險公司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受益人進行賠付。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判決被告向原告給付保險金100 000元。

宣判后,原審被告國壽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上訴人國壽公司訴稱:1.被保險人的死亡時間應為(2008)金堂民特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宣告之日即2008年12月25日,該時間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原審法院根據受益人在保險期內報案并經法律程序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的事實,推斷被保險人死亡時間是在保險期間內,不符合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2.涉案保險合同中保險人沒有就宣告死亡這種擬制死亡的情況作出免責的約定,不應適用不利解釋原則。請求依法撤銷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陳某某答辯稱:1.陳某某與其母李某某于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的2007年5月11日已向上訴人報案;2.李某某應上訴人要求申請宣告被保險人失蹤、死亡;3.依照法律規定的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程序,必然超過合同約定的5年有效期間。受益人在合同有效期間內向保險人進行了報案并經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的,應視為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身故,上訴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受益人進行賠付。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上訴人是否因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時間超過保險期間而免責。

根據祥和定期保險合同約定,在保險合同五年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國壽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該保險責任條款語義清楚,并無兩種以上解釋,不應適用不利解釋原則,原審法院適用該原則解釋合同條款不妥,故國壽公司的該上訴理由成立。

按國壽公司的上訴所稱,合同條款中的“身故”,既包括生理死亡,又包括宣告死亡。既然宣告死亡具有與生理死亡相同的法律效果,那么國壽公司對于因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的被保險人則應承擔與生理死亡相同的保險責任,但事實上國壽公司不可能承擔。因為即使被保險人當日投保當日便下落不明,其利害關系人立即向法院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公民下落不明滿四年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的規定,該宣告死亡必須經過的法定期間為五年。被宣告死亡的人,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六條的解釋,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故本案被保險人陳某益的死亡日期應為原審法院判決宣告其死亡之日即2008年12月25日,該時間并不在五年的保險合同期間內。原審法院以被保險人之受益人在保險期內報案并經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為由,認定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身故不當。國壽公司的該上訴理由成立。

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則可以推演出國壽公司上訴所稱的其不承擔保險責任的結論。國壽公司一方面承認對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同樣承擔保險責任,一方面實際將被保險人因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的情形排除在外,使得其在事實上不可能賠付。這種矛盾的出現是因為保險人國壽公司所設計的保險條款不周延所造成,其在擬定保險條款時并未將上述宣告死亡情形作為責任免除條款在保險合同中明確載明,亦未對合同中的“身故”含義作出周延、準確的界定。

鑒于保險關系的特殊性,決定了保險活動雙方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信原則禁止任何一方隱瞞他所了解的情況,誘導不知道這一情況、確信相反情況存在的另一方與之訂立保險合同。誠信原則要求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要履行說明義務,將保險合同涉及的重要事項向投保人作如實的說明。這是由于保險人在經濟實力、信息占有、專業知識等方面具有絕對優勢,而投保人作為普通民眾,專業知識有限,對保險條款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履行說明義務旨在確保保險合同因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诖?,國壽公司對案涉保險合同條款的不周延以及前述情形下的宣告死亡事實上不予賠付的后果應以善意、誠實、守信的態度履行說明義務,以便投保人、被保險人獲得必要的信息,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了解簽訂合同的法律后果,避免權利的無謂喪失。但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國壽公司未以合理方式向投保人陳某益提示、說明,使其在尚未充分獲取相關信息并完全理解保險條款的前提下,作出締約的意思表示,陳某益并不知道其所可能發生的保險風險不屬于保險人承保范圍,卻期待得到保險保障。發生保險事故時,國壽公司又以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日期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為由拒賠,國壽公司在合同訂立和履行過程中的上述行為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對于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訂)第十八條明文規定了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發生效力,保險人不能依據該條款免除其應承擔的保險責任。而對于本案保險人的事實免責情形,保險人國壽公司并未履行說明義務,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其更不能因此免除保險責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國壽公司應當承擔給付保險金的民事責任。

因陳某益投保時未指定受益人,其被宣告死亡后,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保險金能否作為被保險人遺產的批復》之規定,其人身保險金應作為遺產處理,依法由其法定繼承人陳某某繼承,被上訴人陳某某有權向上訴人國壽公司請求支付被保險人的死亡保險金,故原審法院判決上訴人國壽公司向被上訴人陳某某支付保險金10萬元的處理結果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國壽公司的上訴理由雖成立,但卻不能支持其免責的上訴主張。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雖有所不當,但處理結果適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該判決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論證〕

在保險業迅猛發展的當今社會,為限制保險人濫用優勢地位,解決保險市場發展過程中的誠信問題,加強對投保人知情權的保護,我國保險立法確立了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說明義務和對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制度。然而,由于立法的不盡完善,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是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制度仍面臨著許多問題亟待探討,本案即是一起涉及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的疑難案例。因為按照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僅限于合同條款,而對于保險合同條款以外的保險人事實免責情形,保險人是否應盡說明義務現行保險法并未明確規定,本案的爭議焦點也正在于被告是否因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時間已超過保險期間而當然免責。筆者認為,盡管本案所涉壽險合同所約定的免責條款并不包含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但綜合分析有關宣告死亡的法律規定后可以發現,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必須經過的法定期間為五年,故在本案投保人只投保了五年期的壽險合同情形下,被保險人一旦被法院宣告死亡必然超過保險合同的有效期,保險人事實上不可能承擔保險責任?;诖?,被告應以善意和誠實守信的態度對前述事實免責情形向投保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未明確說明的,不能免除其給付保險金的保險責任。

一、壽險合同所稱的“身故”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達到法定期限,經利害關系人申請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制度,該制度是法律對被宣告死亡的失蹤人死亡的推定,是民法上的一種擬制死亡制度。民法設定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在于結束長期失蹤人所涉及之法律關系的不穩定狀態,使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及社會生活秩序得以保障,故該制度對于有效保護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關系人的利益意義重大。一般來說,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壽保險合同對保險責任通常規定為,在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保險公司將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盡管多數壽險合同并未對其所稱的“身故”含義進行明確界定,《保險法》及相關法規也未對“身故”是僅指生理死亡還是同時包括宣告死亡進行明確規定,但從傳統民法理論和我國《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來看,死亡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再結合對長期失蹤人的相關利害關系人權益的有效保護之考慮,筆者認為,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所稱的“身故”應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兩種情形。在司法實務中此觀點已成為通說,保險公司對此亦不持異議。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會產生與生理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具體到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可以發生保險人根據壽險合同之約定給付保險金的法律后果。

二、宣告死亡屬于以死亡為賠付條件的不超過五年期的壽險合同中保險人的事實免責情形

事實免責情形是指雖未通過明示或默示的保險免責條款進行規定,但從相關法律規定并結合保險合同的相關約定可以推知保險人能夠事實上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情形。具體到本案,依照《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公民下落不明滿四年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以及《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人民法院受理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的規定,自然人因下落不明被法院宣告死亡必須經過的法定期間為五年。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六條的解釋,被宣告死亡的人,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由此可知,即使被保險人在投保人投保當日便下落不明,其利害關系人經過法定程序向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申請后,被保險人被依法宣告死亡的日期從投保人投保之日起算已必然超過五年。更何況被保險人在投保人投保當日便下落不明的情形極少,否則極易引起道德風險的懷疑。在一般情形下,被保險人通常在投保人投保后的保險有效期內失蹤,此時經相關利害人申請并經法院依法宣告死亡的期間必然遠超過五年。因此,在投保人投保的以死亡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保險期間為五年以內(包括五年)的情形下,盡管壽險合同沒有相關明確的免責條款約定,但保險公司對于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事實上不可能賠付。此時,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就成為了不超過五年期壽險合同中保險人的事實免責情形。

三、保險人應對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

由于現代保險活動的高度專業性、技術性和保險合同條款的復雜性,且保險人在經濟實力、信息占有和專業知識等方面具有絕對優勢,而投保人作為普通民眾專業知識有限,對保險條款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故基于誠實信用和公平原則,保險人理應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向投保人履行說明義務,就涉及雙方權利義務的保險條款,特別是免除或限制保險人保險責任的條款向投保人予以必要的解釋和說明,讓投保人獲得必要的信息并準確理解相關條款的真實內涵,確保保險合同基于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避免投保人權利的無謂喪失。基于此,我國舊《保險法》(2002年修訂)第十八條和2009年10月生效的新《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均對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進行了明確規定。依照新《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對于保險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尚且要以合理方式向投保人作明確說明,否則該條款不產生效力;而對于那些并未在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免責,需通過綜合分析法律規定和保險合同相關約定才能發現保險人已實際免責的事實免責情形,保險人更應以合理方式向投保人作明確說明,否則該事實免責情形不產生效力,保險人也不能因此免除其應承擔的保險責任。從本案來看,在訂立該類五年期壽險合同時,被告并未以書面或口頭的合理方式向投保人陳某說明,壽險合同所稱的“身故”包括宣告死亡及宣告死亡涉及的具體法律程序和法定期間,尤其是未明確說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的法定期間即使自投保之日起算也必然超過五年,致使投保人陳某并不知道其可能發生的被宣告死亡的保險風險必然不屬于該類五年期壽險合同的保險人承保范圍,卻期待得到保險保障。發生保險事故時,被告又以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日期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為由拒賠,被告此舉顯然有失公允。故法院以被告未對本案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其不能免除保險責任為由判決被告向原告賠付保險金100000元是妥當的。

第四篇:保險人對合同免責條款要履行說明義務

保險人對合同免責條款要履行說明義務

一、案例簡介

2000年6月18日,宋某將自己剛買的一輛二手廣州本田轎車,向某保險公司投保,所投險種包括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盜搶險等,期限為一年,保險金額為15萬元。2001年3月7日,宋某駕駛著他的“廣本”在高速公路上行駛,因雨天路滑,再加上進隧道時未按規定減速到限定時速,導致“廣本”撞上了前面一輛別克轎車。后查明,宋某當時所持的駕駛證自領證起未滿一年(仍處于實習期內),屬違章駕駛而且超速行駛,因此交警部門做出責任事故認定書,認定這起追尾事故應由宋某負全部責任。

宋某向保險公司提出了全部損失7.3萬元的索賠請求,但遭到保險公司拒賠。保險公司認為,依照該份保險合同背面所印的保監發11999)27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的規定,持“無有效證件駕駛證”造成車輛損失或第三者的經濟賠償責任的,保險人均不負責。再根據保監發(1999151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列舉的十種“無有效駕駛證”的情形,宋某初領駕駛證仍處于實習期即在高速公路上駕車屬于“無有效駕駛證”的情形之一,保險公司可據此免責。而宋某則稱他從未見過也從未聽說過中國保監會的該份“解釋”,而且在投保時保險公司工作人員也未提及此“解釋”,更未向其解釋說明“無有效駕駛證”的含義,按一般社會公眾的理解,通過正規考試領取的駕駛證就是有效駕駛證,保險公司是無理拒賠的。雙方各執己見,協商不成,宋某訴諸法院。法院傾向于維護被保險人的利益,加之保險公司舉證不力,只好賠償宋某的損失。

二、爭議焦點

本案中,保險公司適用了保險條款中的一條免責條款(即持“無有效駕駛證”造成車輛損失或第三者的經濟賠償責任的,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來拒絕理賠,而宋某認為保險公司不能據此條款免責。那么本案的爭議焦點就是該免責條款能不能適用。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關注以下兩個問題:

1.保監發[1999]51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能否對本案所涉保險合同產生約束力?

2.保險公司在簽訂保險合同時有沒有盡到免責條款說明義務?

假設保監發[1999]51號文件能直接對該保險合同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那么保險公司就可以適用免責條款而拒賠;假設保監發11999)51號文件不能對該保險合同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而保險公司若能證明在簽訂保險合同時已向宋某盡到了免責條款說明義務,已向宋某解釋清楚“無有效駕駛證”的含義,則保險公司也可適用免責條款予以拒賠;倘若保險公司不能證明已盡免責條款說明義務,則不能免責,理應向宋某賠付損失。

三、法律解析

筆者認為,保監發[1999]51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是中國保監會以文件形式下發給保險公司的行業指導性文件,既不屬于法律法規也不屬于行政規章,該“解釋”不能對本案所涉保險合同產生直接約束力,所以是否盡到說明義務成了保險公司勝訴的關鍵。在此,筆者將結合本案例及保險實務中圍繞免責條款可能產生的問題,就保險合同免責條款及保險人的說明義務和如何減少類似保險涉訴案件進行探討。

1.免責條款及保險人的說明義務

免責條款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排除或限制將來責任的條款。這種條款通過分解風險,平衡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促使交易的成就。免責條款是保險合同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它對保險人應承擔的風險責任做出限制,明確保險人不承保的風險及不承擔賠償責任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免責條款往往被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所利用,以逃避自身責任、擴大合同對方的義務或限制對方的權利,從而損害了交易關系中弱者方的合法利益。正因為如此,法律對免責條款的適用較為審慎、嚴格,免責條款受益方須在簽訂合同時提請對方注意并解釋說明合同中的免責條款,否則該條款不發生免責效力。我國《合同法》第39條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我國《保險法》第18條對此更是有明確的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顯然,免責條款說明義務是保險人的法定義務,如果保險人違反此義務,該免責條款便會歸于無效。《保險法》之所以作如此規定,是因為保險合同一般是保險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合同條款中包含大量的保險術語,導致投保人在理解時存在一定困難。如本案例中雙方在訂立合同當時,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已提請宋某注意并向其解釋清楚無有效駕駛證的含義,則保險公司可依法免責。但是,保險公司在訴訟中負有舉證的責任,應出示有效證據證明其已履行上述法定義務,否則將承擔敗訴的不利后果。

2.保險實務中存在的問題

在此案訴訟過程中,保險公司處于較為被動的不利地位,原因有三:其一,保險合同中作為免責條款之一的持無有效駕駛證出險保險人免責的“無有效駕駛證”語義不清,且與一般社會公眾的理解不符;其二,保險公司將保監發[1999]51號文件作為拒賠依據,法院不予采納;其三,保險公司很難舉出有效證據證明已提請宋某注意并已向其解釋說明無有效駕駛證的確切含義。

出現這種被動局面其實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個別的,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雖然近幾年公眾的保險意識在不斷增強,但保險業競爭也在迅速加劇,尤其是入世后外國同行將搶灘國內保險市場,給國內保險業造成了很大的;中擊。在這種大環境下,以往只重規模擴張不重利潤的各保險公司的許多問題日益突現,特別是在業務營銷領域。實踐中,圍繞免責條款大致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1)免責條款用詞用語不明確、含義不清楚,容易導致歧義和誤解。如本案

就存在這種情況。《合同法》第41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因此,只要存在這種問題,保險公司就面臨著要承擔原本不必承擔的風險和損失的可能。

(2)保險公司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時,常因未盡到免責條款的說明義務,導致糾紛增加,信譽下降。保險公司除了自身工作人員外,還有一大批保險代理人。這些保險代理人總體業務素質不高,而流動性卻很強,且常常唯利是圖,難免會違規展業。有時為了說服客戶購買保險產品,往往不主動向客戶提到免責事項??蛻粢坏┏鲭U,如果屬保險條款中的免責情形,保險公司引用免責條款拒賠時勢必與客戶的心理期待相去甚遠,造成客戶心理落差太大,于是引出投訴與訴訟。如果免責條款含義非常明確,則法官很可能會以客戶在投保單上的簽名推定其對免責條款事項已明知而判其敗訴。但最終受害的其實是保險公司自身,因為這樣做會失去信譽、失去客戶。

(3)在許多案例中,保險公司因難以證明已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而敗訴。由于有些免責條款語義不清?;逎y懂,有的因技術性。專業性過強而超出了普通的理解能力(如對“自燃”一詞的解釋,保險監管部門與消防部門的解釋是完全兩樣的),因此保險公司若適用此類條款免責將極易引起糾紛。碰到此類索賠案件對保險公司是非常不利的,除非能舉出有效證據證明已在客戶投保時向其解釋說明過這些免責條款。但保險公司事實上很難舉證,即使有工作人員證言也會因有利害關系而不被法院采信。造成舉證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保險代理人流動性大給保險公司舉證造成了不便等等,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保險公司風險意識不強,法律意識淡薄,只重前期展業不重后期管理,只重初期保費收入不重日后訴訟隱患。手續不規范、程序不到位是普遍存在的情況,更別談日后訴訟證據的收集和保管了。

3.幾點看法和建議

(1)應以十分嚴謹、一絲不茍的態度來對待保險條款的制訂,尤其是免責條款要做到語義清楚明晰、表達準確無誤。目前,許多保險公司對每個險種都會有相應的條款解釋與保險條款相匹配,保險條款是印在保單背面明確告知投保人的,而相應的條款解釋則并不與投保人見面,只是作為公司理賠人員在理賠時所需掌握的尺度和依據。條款解釋的存在必是因為保險條款本身含義不明確,如果條款解釋不作為合同的一部分而存在,則根本不可能對合同雙方有任何約束力,一旦訴訟,保險公司處境將極為被動。解決的辦法是要么把保險條款解釋作為合同的一部分附在保險條款后面,要么在保險條款中對需要進一步明確解釋的內容作必要的說明解釋。

(2)保險公司應規范內部管控,加強對工作人員及代理人的管理和誠信教育,嚴格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保險公司應加強內部業務管理和風險控制,要求其工作人員及保險代理人嚴格按規章制度開展業務,并盡可能實現從粗放式經營向集約式經營的轉變;抓好銷售人員及代理人的業務知識和技能培訓,杜絕違規展業、騙保等現象;加大誠信教育力度,使每位員工及代理人恪守“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行業道德規范,在與客戶簽訂保險合同時嚴格履行法定的免責條款說明義務。這樣做,一來可以減少日后的糾紛及訴訟,二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賠款和訴訟費用支出,還有助于維護保險公司的信譽。

(3)保險公司應加大法律培訓力度,增強員工的法律意識,規范業務操作流

程,預先收集和保護證據。保險公司在很多案件中敗訴的原因,很大程度上緣于法律意識的淡漠。大部分保險公司片面注重業務培訓,而忽略員工的法律培訓,以致于員工及代理人對最常用的法律知識都不了解。員工不懂法,那保險公司還如何去依法經營呢?因此而造成的額外損失又能怪誰呢?保險公司應制訂切實可行的法律培訓計劃,制訂并規范合理合法的業務操作規程,在前期展業,后期管理等過程中注意操作手續的合法、到位,避免留下訴訟隱患,重視訴訟證據的先期收集和保護。為解決日后訴訟中舉證難的問題,筆者建議在現有的保險合同載體之外添加一份“保險合同免責明示單”,載明該險種的免責條款及必要的術語解釋,并在末尾印上“本人已詳細閱讀上述免責條款并清楚明了其含意”等字樣,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簽字,保險公司將此“明示單”與投保單、保險單等一起存檔。添加這樣一份“明示單”,一方面可以提請投保人注意免責事項,避免業務員遺忘或故意不履行條款說明義務;另一方面可以作為拒賠時的依據及庭審中強有力的證據。如在前文所列舉的案例中,倘若保險公司有這樣一份由宋某簽名的“保險合同免責條款明示單”提交法院,就很可能免去敗訴的后果。

作者: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張夢成 浙江省杭州市浙杭律師事務所 梁零玲

來源:《保險研究?法律》

第五篇:保險人未盡到明確說明義務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無效

保險人未盡到明確說明義務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無效

作者:代正偉 張振宇 發布時間:2006-07-05 08:52:01

[案情]

2003年9月27日,投保人林某在被告某保險支公司為一中型貨車投保,保險合同約定了第三者責任險,并規定了保險車輛造成本車駕駛人員及其家庭人員的人身傷亡屬除外責任。2004年4月6日,因該車轉賣,經投保人林某申請,被告同意將保險合同轉讓給李某。4月15日,又經李某申請,被告同意將保險合同轉讓給原告萬某,原告受讓了該保險合同的權利義務。4月21日,原告雇傭的駕駛員肖某在檢查汽車故障時,貨車失控,將在車旁的父親撞傷致死。6月21日,法院判決萬某負全部責任,應賠償除肖某以外的死者親屬87880元。原告萬某于當日向被告申請索賠,但被告僅向原告賠付車輛損失險。后被告以該車駕駛員肖某與死者系父子關系,并根據保險合同中的第三者責任保險條款第六條第(二)項“保險車輛造成本車駕駛人員及其家庭人員的人身傷亡屬除外責任”的規定而拒賠。雙方就保險合同中的第三者責任險發生紛爭訴至法院。

[評析]

保險合同作為一種最大誠信合同,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和投保人均應將保險合同涉及的重要事項向對方作如實的說明或告知。同時,由于保險合同涉及大量專業術語,投保人往往不甚了解,保險人有義務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特別是保險合同中約定的有關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內容、術語、目的以及適用等,保險人更應向投保人作出解釋。

本案被告是否免責,關鍵在于被告是否履行了“明確說明”的義務。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薄懊鞔_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前或簽約當時,對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懊鞔_說明”之限度,應以一個普通人以其所應具備的知識和社會經驗,能夠就保險合同之條款與保險人在認識上達成一致為標準。然而,本案被告并未達到此標準。

1.從告知的形式上看,被告僅在所填發的保險單正本和保險單副本中的格式“重要提示”一欄第三款載明“請詳細閱讀承保險種對應的保險條款,特別是責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至于對以上的保險條款,投保人能否作出符合合同初衷的理解,保險人在所不問。

2.從告知的內容看,原投保人在投保單中簽字并不能證明被告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況且,本案原告之權利義務是基于原投保人保險合同的轉讓、受讓人再轉讓而產生的保險合同關系,被告同意原告受讓為保險合同的權利義務主體后,被告不能舉出相關證據證明其已經向原告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

3.從告知的度看,保險公司應以一個普通人的知識和社會經驗,通過告知能夠就保險合同之條款與保險人在認識上達成一致作為限度。在本案中,保險單正本和保險單副本所載明的“重要提示”,并未對保險合同條款作出解釋,僅僅起到了提示義務,對于投保人之理解并無幫助,不符合明確說明之限度,故應認定被告未就保險合同條款履行告知義務。

就第三者責任保險而言,把被保險人家庭成員排除在第三者范圍之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從同樣的生命應當同樣受到尊重,受到同樣的保護來講,第三者責任免責條款也有不合理之處。我們希望以現行法律為依據,通過司法規制來解決這一矛盾,使中國保險業與國際接軌,救濟無辜受害者及其家屬。

(作者單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點評:

第一點,本案反映出來一個問題,如何認定第三者責任險中的“第三者”的范圍?本案通過合同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進行規范,作者的觀點是通過對合同條款進行解釋,認定免責條款無效。機動車駕駛人員的家屬是否當然排除在外?如果不是,則應當在什么條件下納入進來?這些均需要進一步探討,使之明確。

第二點,保險人未盡到“明確說明”義務或者告知義務的法律后果是否就是免責條款無效?本文作者依據我國保險法第十八條得出肯定的答案。其實,該法條的用語是“該條款不產生效力”,與“無效”尚有差異,在理解上視該條款為“未訂入合同”,可能更為合理,這樣理解也符合我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的本意。

第三點,車輛轉讓過戶之后,相關的保險合同的變化方式應予明確,保險合同是同一份合同的繼續(保持同一性)還是變成了一個新的合同?前者稱為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移轉(合同法第八十八條),后者稱為合同的更改,性質不一樣,法律后果也有差異。

第四點,以存在車輛轉讓為前提,對于相關的保險合同,如何認定保險人是否盡到了相關的告知義務以及明確說明義務?是僅對最初簽訂保險合同的投保人盡此義務就夠了呢,還是要求對于后來的相關人或者受益人也要盡此義務?這一點與上述第三點有關,這些似乎仍有進一步分析說明的必要。

點評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韓世遠

編 后

編完這篇稿子,編者感覺稍嫌簡單,于是有了上面的點評。同時,編者對本案提出的一個問題很感興趣,家屬到底算不算機動車第三者責任險中的“第三者”?編者就這個問題分別與兩位學者和兩位法官進行了電話溝通,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為了防范道德風險,家屬肯定不算“第三者”;二是認為要分車里車外,如果家屬在車里,則不是“第三者”,如果家屬在車外,則是“第三者”;三是認為只要是駕駛人員沒有故意,家屬應該算“第三者”。7月1日,《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正式施行,但是,“第三者”的范圍界定問題依然有待解決,同時,又會有一些新的問題反映出來。編者借此機會約稿,歡迎不同觀點展開討論。

來稿請發:zhangna@rmfy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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