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保險人就免責條款明確告知義務的法律規定之演變。

關于保險人就免責條款明確告知義務的法律規定之演變。

1、原《保險法》第十八條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2000年1月21日所作的法研[2000]5號《關于對保險法第十七條中規定的“明確說明”應如何理解的答復》規定：“保險法第十七條中規定的“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被保險人在簽訂保險合同之前或者簽訂保險合同之時，對于保險合同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被保險人注意外，還應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者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使投保人明了該免責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

3、2009年修訂后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訂立保險合同，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4、根據2011年3月2日經省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次會計討論通過的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條“保險人對履行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承擔舉證責任。保險人在投保單、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上對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有顯著標志（如字體加粗、加大或者顏色相異等），或者對全部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及說明內容單獨印刷，并對此附有“投保人聲明”或單獨制作的“投保人聲明書”，投保人已簽字確認表示對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經明了的，一般應認定保險人已履行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但投保人有證據證明保險人未實際進行提示或明確說明的除外。”

第二篇：保險人未盡到明確說明義務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無效

保險人未盡到明確說明義務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無效

作者：代正偉 張振宇 發布時間：2006-07-05 08:52:01

[案情]

2003年9月27日，投保人林某在被告某保險支公司為一中型貨車投保，保險合同約定了第三者責任險，并規定了保險車輛造成本車駕駛人員及其家庭人員的人身傷亡屬除外責任。2004年4月6日，因該車轉賣，經投保人林某申請，被告同意將保險合同轉讓給李某。4月15日，又經李某申請，被告同意將保險合同轉讓給原告萬某，原告受讓了該保險合同的權利義務。4月21日，原告雇傭的駕駛員肖某在檢查汽車故障時，貨車失控，將在車旁的父親撞傷致死。6月21日，法院判決萬某負全部責任，應賠償除肖某以外的死者親屬87880元。原告萬某于當日向被告申請索賠，但被告僅向原告賠付車輛損失險。后被告以該車駕駛員肖某與死者系父子關系，并根據保險合同中的第三者責任保險條款第六條第（二）項“保險車輛造成本車駕駛人員及其家庭人員的人身傷亡屬除外責任”的規定而拒賠。雙方就保險合同中的第三者責任險發生紛爭訴至法院。

[評析]

保險合同作為一種最大誠信合同，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和投保人均應將保險合同涉及的重要事項向對方作如實的說明或告知。同時，由于保險合同涉及大量專業術語，投保人往往不甚了解，保險人有義務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特別是保險合同中約定的有關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內容、術語、目的以及適用等，保險人更應向投保人作出解釋。

本案被告是否免責，關鍵在于被告是否履行了“明確說明”的義務。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前或簽約當時，對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明確說明”之限度，應以一個普通人以其所應具備的知識和社會經驗，能夠就保險合同之條款與保險人在認識上達成一致為標準。然而，本案被告并未達到此標準。

1.從告知的形式上看，被告僅在所填發的保險單正本和保險單副本中的格式“重要提示”一欄第三款載明“請詳細閱讀承保險種對應的保險條款，特別是責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至于對以上的保險條款，投保人能否作出符合合同初衷的理解，保險人在所不問。

2.從告知的內容看，原投保人在投保單中簽字并不能證明被告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況且，本案原告之權利義務是基于原投保人保險合同的轉讓、受讓人再轉讓而產生的保險合同關系，被告同意原告受讓為保險合同的權利義務主體后，被告不能舉出相關證據證明其已經向原告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

3.從告知的度看，保險公司應以一個普通人的知識和社會經驗，通過告知能夠就保險合同之條款與保險人在認識上達成一致作為限度。在本案中，保險單正本和保險單副本所載明的“重要提示”，并未對保險合同條款作出解釋，僅僅起到了提示義務，對于投保人之理解并無幫助，不符合明確說明之限度，故應認定被告未就保險合同條款履行告知義務。

就第三者責任保險而言，把被保險人家庭成員排除在第三者范圍之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從同樣的生命應當同樣受到尊重，受到同樣的保護來講，第三者責任免責條款也有不合理之處。我們希望以現行法律為依據，通過司法規制來解決這一矛盾，使中國保險業與國際接軌，救濟無辜受害者及其家屬。

（作者單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點評：

第一點，本案反映出來一個問題，如何認定第三者責任險中的“第三者”的范圍？本案通過合同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進行規范，作者的觀點是通過對合同條款進行解釋，認定免責條款無效。機動車駕駛人員的家屬是否當然排除在外？如果不是，則應當在什么條件下納入進來？這些均需要進一步探討，使之明確。

第二點，保險人未盡到“明確說明”義務或者告知義務的法律后果是否就是免責條款無效？本文作者依據我國保險法第十八條得出肯定的答案。其實，該法條的用語是“該條款不產生效力”，與“無效”尚有差異，在理解上視該條款為“未訂入合同”，可能更為合理，這樣理解也符合我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的本意。

第三點，車輛轉讓過戶之后，相關的保險合同的變化方式應予明確，保險合同是同一份合同的繼續（保持同一性）還是變成了一個新的合同？前者稱為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移轉（合同法第八十八條），后者稱為合同的更改，性質不一樣，法律后果也有差異。

第四點，以存在車輛轉讓為前提，對于相關的保險合同，如何認定保險人是否盡到了相關的告知義務以及明確說明義務？是僅對最初簽訂保險合同的投保人盡此義務就夠了呢，還是要求對于后來的相關人或者受益人也要盡此義務？這一點與上述第三點有關，這些似乎仍有進一步分析說明的必要。

點評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韓世遠

編 后

編完這篇稿子，編者感覺稍嫌簡單，于是有了上面的點評。同時，編者對本案提出的一個問題很感興趣，家屬到底算不算機動車第三者責任險中的“第三者”？編者就這個問題分別與兩位學者和兩位法官進行了電話溝通，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為了防范道德風險，家屬肯定不算“第三者”；二是認為要分車里車外，如果家屬在車里，則不是“第三者”，如果家屬在車外，則是“第三者”；三是認為只要是駕駛人員沒有故意，家屬應該算“第三者”。7月1日，《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正式施行，但是，“第三者”的范圍界定問題依然有待解決，同時，又會有一些新的問題反映出來。編者借此機會約稿，歡迎不同觀點展開討論。

來稿請發：zhangna@rmfyb.cn

第三篇：保險人應對保險合同條款中的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定稿]

保險人應對保險合同條款中的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

在投保人投保不超過五年期的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情形下，被保險人在保險期內失蹤的，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人根據法定程序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的時間必然超出五年的保險期間，故實際上保險人已將宣告死亡情形作為其事實免責范圍。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保險人應在簽訂此類壽險合同時，就上述事實免責情形向投保人予以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事實免責情形不發生效力，保險人應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陳某某，被保險人陳某益之女。

被告（上訴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xx縣支公司（以下簡稱國壽公司）。住所地：四川省xx縣三中園區南環線中段。

2002年7月26日，被保險人陳某益與被告人國壽公司簽訂了祥和定期保險合同一份，保險金額為100 000元，保險期間2002年8月1日至2007年7月31日為5年，被保險人陳某益繳納了保險費171元。保險合同由投保單、保險單、祥和定期保險條款組成，保險條款的主要內容為：

（一）投保范圍：a16至65周歲、身體健康者均可作為被保險人，由本人或對其具有保險利益的人作為投保人，向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

（二）保險期間：保險期間分5年、10年、15年、20年4種，投保人可選擇其中1種作為本合同的保險期間，但保險期滿時被保險人的年齡不得超過70歲。

（三）保險責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本合同終止。

（四）保險金申請：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的，由受益人作為申請人，填寫保險金給付申請書，并提交下列證明、資料：1.保險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險費的交費憑證；2.受益人的戶籍證明與身份證件；3.公安部門或縣級以上（含縣級）醫院出具的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4.被保險人的戶籍注銷證明；5.本公司要求提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等相關的證明、資料。

（五）責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導致被保險人身故，保險人不負保險責任：1.投保人、受益人對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2.被保險人故意犯罪、拒捕、自傷身體；3.被保險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4.被保險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內自殺；5.被保險人酒后駕駛、無有效駕駛執照駕駛，或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交通工具；6.被保險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呈陽性）或患艾滋病（AIDS）期間，或因先天性疾病身故；7.被保險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復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因疾病身故；8.戰爭、軍事行動、**或武裝叛亂；9.核爆炸、核輻射或核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疾病。上述各款情形發生時，本合同終止。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保險人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險費的，保險人在扣除手續費后，退還保險費。2002年9月9日被保險人陳某益離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2007年4月原告陳某某向被告提出理賠咨詢，2007年5月11日向被告進行了報案登記。經原告申請，金堂縣法院于2007年6月13日發出公告，于2007年9月24日作出（2007）金堂民特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宣告陳某益失蹤，2008年12月25日金堂縣法院作出（2008）金堂民特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宣告陳某益死亡。2009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同年5月5日，被告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出具《歉難給付函》，主要內容為，根據《祥和定期保險》第五條中保險責任規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本合同終止。根據《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公告期滿后，仍然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應依法判決，宣告下落不明的人死亡。被宣告死亡的人，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因此，被保險人陳某益出險時間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本次申請不承擔保險責任。” 原告收到該《歉難給付函》后向金堂縣法院提起了訴訟。

另查明，原告陳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某與被保險人陳某益已于2003年10月9日被金堂縣法院判決離婚。原告陳某某系被保險人陳某益與李某某的婚生子女。

〔審判〕

金堂縣法院一審認為，由于本案雙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沒有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原告主張被告支付保險金100 000元是否符合合同約定。原告認為，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應當賠付。理由是：1.被保險人陳某益出險的時間應視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陳某益是因為下落不明而由其法定繼承人通過向法院申請宣告死亡的。按照法律規定這種擬制的死亡程序，在時間上必須經過5年，這就使得被宣告死亡的日期必然超過保險合同約定的5年保險期間。如果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抗辯的理由成立，那么出現法律擬制死亡情形的，任何人投保5年期祥和定期險種的保險合同，都不會得到保險賠付。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十八條：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雙方保險合同具體的免責條款中，沒有被保險人因通過法院宣告死亡的情形下保險公司免責的約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所以原告認為，如果符合宣告死亡的情形發生的時間段是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且利害關系人在此保險有效期間內為主張保險利益付諸了司法程序，就應當認定被保險人死亡是發生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2.原告應得到保險賠付。一般死亡和法律擬制死亡都是死亡的法定形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被保險人陳某益所投的祥和定期保險合同沒有將擬制死亡包括在具體免責條款中，從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出發，從原告為了保險受益權進行的司法程序客觀方面看，應當認定陳某益的死亡時間發生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原告作為唯一繼承人理應得到保險賠付。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拒賠的理由是被保險人陳某益死亡時間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不符合保險合同約定的賠付條件。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實質是對合同約定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的時間如何確定。對于生理死亡的情形，按合同約定確定身故時間沒有分歧，但對宣告死亡的情形就發生了爭議，因為生理死亡是自然現實，宣告死亡是法律現實，它是一種推定，即從自然人下落不明滿一定年限的事實，推導出他已死亡的事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

（一）下落不明滿四年；

（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從事故發生之日起滿二年的。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時間從戰爭結束之日起計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蹤的公告期間為三個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經有關機關證明該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三個月。公告期間屆滿，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被宣告失蹤、宣告死亡的事實是否得到確認，作出宣告失蹤、宣告死亡的判決或者駁回申請的判決。”的規定，本案被保險人陳某益因下落不明依照上述規定的時間和程序，必然超過合同約定的5年時間，如果是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是有可能在合同約定的5年時間內，換言之對于同樣是宣告死亡的情形，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因為下落不明的起始時間不同就可以得出賠付和不予賠付的不同結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本案保險合同中保險人人保金堂公司免責的范圍并無因被保險人下落不明宣告死亡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內容，也沒有約定因下落不明這種擬制的身故不予賠付的范圍。因此，對于本案保險合同約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本合同終止。”的理解應當作出對受益人即本案原告有利的解釋，即只要受益人在合同有效期間內向保險人進行了報案并經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請了宣告死亡的，應視為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身故，保險公司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受益人進行賠付。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判決被告向原告給付保險金100 000元。

宣判后，原審被告國壽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上訴人國壽公司訴稱：1.被保險人的死亡時間應為（2008）金堂民特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宣告之日即2008年12月25日，該時間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原審法院根據受益人在保險期內報案并經法律程序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的事實，推斷被保險人死亡時間是在保險期間內，不符合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2.涉案保險合同中保險人沒有就宣告死亡這種擬制死亡的情況作出免責的約定，不應適用不利解釋原則。請求依法撤銷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陳某某答辯稱：1.陳某某與其母李某某于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的2007年5月11日已向上訴人報案；2.李某某應上訴人要求申請宣告被保險人失蹤、死亡；3.依照法律規定的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程序，必然超過合同約定的5年有效期間。受益人在合同有效期間內向保險人進行了報案并經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的，應視為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內身故，上訴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受益人進行賠付。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上訴人是否因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時間超過保險期間而免責。

根據祥和定期保險合同約定，在保險合同五年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國壽公司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該保險責任條款語義清楚，并無兩種以上解釋，不應適用不利解釋原則，原審法院適用該原則解釋合同條款不妥，故國壽公司的該上訴理由成立。

按國壽公司的上訴所稱，合同條款中的“身故”，既包括生理死亡，又包括宣告死亡。既然宣告死亡具有與生理死亡相同的法律效果，那么國壽公司對于因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的被保險人則應承擔與生理死亡相同的保險責任，但事實上國壽公司不可能承擔。因為即使被保險人當日投保當日便下落不明，其利害關系人立即向法院申請宣告被保險人死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公民下落不明滿四年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的規定，該宣告死亡必須經過的法定期間為五年。被宣告死亡的人，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六條的解釋，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故本案被保險人陳某益的死亡日期應為原審法院判決宣告其死亡之日即2008年12月25日，該時間并不在五年的保險合同期間內。原審法院以被保險人之受益人在保險期內報案并經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為由，認定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身故不當。國壽公司的該上訴理由成立。

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則可以推演出國壽公司上訴所稱的其不承擔保險責任的結論。國壽公司一方面承認對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同樣承擔保險責任，一方面實際將被保險人因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的情形排除在外，使得其在事實上不可能賠付。這種矛盾的出現是因為保險人國壽公司所設計的保險條款不周延所造成，其在擬定保險條款時并未將上述宣告死亡情形作為責任免除條款在保險合同中明確載明，亦未對合同中的“身故”含義作出周延、準確的界定。

鑒于保險關系的特殊性，決定了保險活動雙方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信原則禁止任何一方隱瞞他所了解的情況，誘導不知道這一情況、確信相反情況存在的另一方與之訂立保險合同。誠信原則要求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要履行說明義務，將保險合同涉及的重要事項向投保人作如實的說明。這是由于保險人在經濟實力、信息占有、專業知識等方面具有絕對優勢，而投保人作為普通民眾，專業知識有限，對保險條款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履行說明義務旨在確保保險合同因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基于此，國壽公司對案涉保險合同條款的不周延以及前述情形下的宣告死亡事實上不予賠付的后果應以善意、誠實、守信的態度履行說明義務，以便投保人、被保險人獲得必要的信息，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了解簽訂合同的法律后果，避免權利的無謂喪失。但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國壽公司未以合理方式向投保人陳某益提示、說明，使其在尚未充分獲取相關信息并完全理解保險條款的前提下，作出締約的意思表示，陳某益并不知道其所可能發生的保險風險不屬于保險人承保范圍，卻期待得到保險保障。發生保險事故時，國壽公司又以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日期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為由拒賠，國壽公司在合同訂立和履行過程中的上述行為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對于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訂）第十八條明文規定了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發生效力，保險人不能依據該條款免除其應承擔的保險責任。而對于本案保險人的事實免責情形，保險人國壽公司并未履行說明義務，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其更不能因此免除保險責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國壽公司應當承擔給付保險金的民事責任。

因陳某益投保時未指定受益人，其被宣告死亡后，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保險金能否作為被保險人遺產的批復》之規定，其人身保險金應作為遺產處理，依法由其法定繼承人陳某某繼承，被上訴人陳某某有權向上訴人國壽公司請求支付被保險人的死亡保險金，故原審法院判決上訴人國壽公司向被上訴人陳某某支付保險金10萬元的處理結果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國壽公司的上訴理由雖成立，但卻不能支持其免責的上訴主張。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雖有所不當，但處理結果適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該判決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論證〕

在保險業迅猛發展的當今社會，為限制保險人濫用優勢地位，解決保險市場發展過程中的誠信問題，加強對投保人知情權的保護，我國保險立法確立了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說明義務和對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制度。然而，由于立法的不盡完善，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是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制度仍面臨著許多問題亟待探討，本案即是一起涉及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的疑難案例。因為按照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僅限于合同條款，而對于保險合同條款以外的保險人事實免責情形，保險人是否應盡說明義務現行保險法并未明確規定，本案的爭議焦點也正在于被告是否因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時間已超過保險期間而當然免責。筆者認為，盡管本案所涉壽險合同所約定的免責條款并不包含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但綜合分析有關宣告死亡的法律規定后可以發現，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必須經過的法定期間為五年，故在本案投保人只投保了五年期的壽險合同情形下，被保險人一旦被法院宣告死亡必然超過保險合同的有效期，保險人事實上不可能承擔保險責任。基于此，被告應以善意和誠實守信的態度對前述事實免責情形向投保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未明確說明的，不能免除其給付保險金的保險責任。

一、壽險合同所稱的“身故”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達到法定期限，經利害關系人申請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制度，該制度是法律對被宣告死亡的失蹤人死亡的推定，是民法上的一種擬制死亡制度。民法設定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在于結束長期失蹤人所涉及之法律關系的不穩定狀態，使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及社會生活秩序得以保障，故該制度對于有效保護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關系人的利益意義重大。一般來說，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壽保險合同對保險責任通常規定為，在合同有效期內被保險人身故，保險公司將按保險單載明的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盡管多數壽險合同并未對其所稱的“身故”含義進行明確界定，《保險法》及相關法規也未對“身故”是僅指生理死亡還是同時包括宣告死亡進行明確規定，但從傳統民法理論和我國《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來看，死亡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再結合對長期失蹤人的相關利害關系人權益的有效保護之考慮，筆者認為，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所稱的“身故”應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兩種情形。在司法實務中此觀點已成為通說，保險公司對此亦不持異議。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會產生與生理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具體到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可以發生保險人根據壽險合同之約定給付保險金的法律后果。

二、宣告死亡屬于以死亡為賠付條件的不超過五年期的壽險合同中保險人的事實免責情形

事實免責情形是指雖未通過明示或默示的保險免責條款進行規定，但從相關法律規定并結合保險合同的相關約定可以推知保險人能夠事實上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情形。具體到本案，依照《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公民下落不明滿四年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以及《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人民法院受理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的規定，自然人因下落不明被法院宣告死亡必須經過的法定期間為五年。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六條的解釋，被宣告死亡的人，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由此可知，即使被保險人在投保人投保當日便下落不明，其利害關系人經過法定程序向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申請后，被保險人被依法宣告死亡的日期從投保人投保之日起算已必然超過五年。更何況被保險人在投保人投保當日便下落不明的情形極少，否則極易引起道德風險的懷疑。在一般情形下，被保險人通常在投保人投保后的保險有效期內失蹤，此時經相關利害人申請并經法院依法宣告死亡的期間必然遠超過五年。因此，在投保人投保的以死亡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壽險合同保險期間為五年以內（包括五年）的情形下，盡管壽險合同沒有相關明確的免責條款約定，但保險公司對于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事實上不可能賠付。此時，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就成為了不超過五年期壽險合同中保險人的事實免責情形。

三、保險人應對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

由于現代保險活動的高度專業性、技術性和保險合同條款的復雜性，且保險人在經濟實力、信息占有和專業知識等方面具有絕對優勢，而投保人作為普通民眾專業知識有限，對保險條款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故基于誠實信用和公平原則，保險人理應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向投保人履行說明義務，就涉及雙方權利義務的保險條款，特別是免除或限制保險人保險責任的條款向投保人予以必要的解釋和說明，讓投保人獲得必要的信息并準確理解相關條款的真實內涵，確保保險合同基于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避免投保人權利的無謂喪失。基于此，我國舊《保險法》（2002年修訂）第十八條和2009年10月生效的新《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均對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進行了明確規定。依照新《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對于保險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尚且要以合理方式向投保人作明確說明，否則該條款不產生效力；而對于那些并未在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免責，需通過綜合分析法律規定和保險合同相關約定才能發現保險人已實際免責的事實免責情形，保險人更應以合理方式向投保人作明確說明，否則該事實免責情形不產生效力，保險人也不能因此免除其應承擔的保險責任。從本案來看，在訂立該類五年期壽險合同時，被告并未以書面或口頭的合理方式向投保人陳某說明，壽險合同所稱的“身故”包括宣告死亡及宣告死亡涉及的具體法律程序和法定期間，尤其是未明確說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的法定期間即使自投保之日起算也必然超過五年，致使投保人陳某并不知道其可能發生的被宣告死亡的保險風險必然不屬于該類五年期壽險合同的保險人承保范圍，卻期待得到保險保障。發生保險事故時，被告又以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日期不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為由拒賠，被告此舉顯然有失公允。故法院以被告未對本案事實免責情形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其不能免除保險責任為由判決被告向原告賠付保險金100000元是妥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