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險公司對未履行說明義務導致合同無效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保險公司對未履行說明義務導致合同無效應承擔

締約過失責任

作者單位：泰州市姜堰區人民法院

[案情]

原告：王巧林、張愛青。

被告：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人壽財保泰州支公司）。

張根元是李錦林的雇員。2011年4月12日，投保人李錦林與被告人壽財保泰州支公司簽訂人身意外傷害綜合保險合同，約定：被保險人為張根元，人身意外責任保險金額為80000元、意外醫療保險金額為6000元，保險期間自2011年4月12日至2012年4月10日止，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自意外發生之日起180日內，因同一原因死亡的，保險人按意外傷害保險金額給付死亡保險金，保險人因意外傷害在縣級（含縣級）以上醫院診療所支出的醫療費用，保險人在意外醫療保險金額范圍內，按實際支出的醫藥費用的80%給付保險金。合同的免責條款規定因被保險人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交通工具，造成被保險人死亡、支付醫療費用的，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當日，投保人李錦林按合同約定給付了保險費，被告簽發了保險單號為

27***7的人身意外傷害綜合保險單，但未經被保險人張根元書面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

2011年7月26日21時左右，被保險人張根元駕駛蘇MPK675二輪摩托車由東向西行駛至328國道姜堰市蘇張鎮馬寧橋西側意外撞到路邊的隔離島，至張根元腦部重傷，在姜堰市中醫院診療支出醫療費用75193.56元。2011年8月28日，因無力支付每日2000多元的醫療費用，張根元在未治愈的情況下出院。2011年12月27日在家中死亡。

原告王巧林、張愛青是被保險人張根元之妻、女。2012年初，兩原告至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姜堰市支公司申請理賠，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姜堰市支公司收取被保險人張根元的人身意外傷害綜合保險單，但以被保險人張根元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車交通工具，應否理賠需要請示為由，至今未向兩原告作出同意理賠或拒絕理賠的通知。

原告王巧林、張愛青訴稱，張根元的雇主李錦林在被告處為張根元投保了人身意外傷害綜合保險，保險期限內張根元因交通事故至腦部重傷醫治無效死亡。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被告應當給付死亡保險金80000元，賠償意外醫療保險金6000元。被告作為專業的保險機構，在簽訂合同時，未要求被保險人簽名導致合同無效，造成原告損失，被告應負全部責任。請求判令被告賠償兩原告損失86000元。

被告人壽財保泰州支公司辯稱，保險合同無效，被告不再承擔保險責任；未要求被保險人書面同意致合同無效，被告有責任，投保人李錦林也有責任；另外，保險合同約定，被保險人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交通工具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請求依法判決。

[審判]

泰州市姜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由于投保人李錦林與被告簽訂的保險合同以被保險人張根元的死亡為給付保險金的條件，根據法律的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保險合同，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的，保險合同無效。被告作為保險公司，應當熟悉法律的規定，在簽訂保險合同時，應當征得被保險人張根元的書面同意，由于被告未盡到說明告知義務，未要求被保險人書面同意認可，導致保險合同無效，被告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如果投保人明知法律的規定，卻不通知被保險人書面同意認可，顯然不符合其投保的目的，因此可以推定投保人對法律的規定不了解，投保人不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被告認為被保險人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摩托車，其不負保險責任，不能成立，理由是由于保險合同無效，保險合同條款包括免責條款均沒有法律效力；即使保險合同有效，免責條款還必須由保險人向投保人明確說明后才生效，且保險事故是由于免責情形導致的才免除保險人的保險責任。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范圍，應當包括原告的信賴利益損失，也就是原告應取得但由于合同無效未取得的保險理賠款86000元。綜上，原告要求被告賠償86000元損失的訴訟請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判決：

一、投保人李錦林與被告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中心支公司簽訂的保險單號為27***7的人身意外傷害綜合保險合同無效。

二、被告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原告王巧林、張愛青損失86000元。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訴。

[評析]

本案是一件典型的人身保險合同糾紛案件，從案件審理過程中反映了人身保險合同糾紛中幾個常見的問題：

一、合同效力問題

人身保險合同是以人的壽命和身體作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合同，法律之所以強制性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的，合同無效。”是出于道德的防范，防止投保人或者受益人為了獲得高額的保險金而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本案投保人李錦林與被告簽訂的保險合同以被保險人張根元的死亡為給付保險金的條件，根據法律的規定，由于未經被保險人張根元的書面同意并認可，本案保險合同應為無效。

根據原保險法的規定，本案保險合同無效還有另一個原因。原保險法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按原保險法的規定，本案投保人作為被保險人的雇主，對被保險人是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因此保險合同無效。2012年10月1日施行的新保險法對此進行了修改，承認具有勞動關系的企業與員工具有保險利益，只要投保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就有效。

二、無效合同的責任承擔問題

合同被確認無效后，當事人的合同關系已不復存在，當事人所負的賠償責任顯然不是基于違反合同而產生的，受害人提出賠償請求也非基于合同上的權利。根據《合同法》

第58條的規定，合同無效將導致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是因該無效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二是分清誰對合同無效有過錯，有過錯的一方應當對合同無效負責任，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則根據雙方各自過錯的大小，負擔相應的責任。這種責任是合同法理論上的締約過失責任的一種表現。

締約過失責任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因過錯違反依誠實信用原則負有的先合同義務，導致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雖然成立，但不符合法定的生效條件而被確認無效、被變更或被撤銷，給對方造成損失時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所謂先合同義務，又稱先契約義務或締約過程中的附隨義務，是指自締約當事人因簽訂合同而相互接觸磋商，至合同有效成立之前，雙方當事人依誠實信用原則負有協助、通知、告知、保護、照管、保密、忠實等義務。

我國《合同法》第42條確立了締約過失責任制度,該條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一）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

（二）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

（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本案被告對保險法的強制性規定應當是明知的，其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故意隱瞞這一法律規定，未要求被保險人在被保險人欄簽名確認，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其過錯是顯而易見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對法律的規定一般是不清楚的，如果其清楚卻故意使保險合同無效，不合情理，因此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沒有過錯的。根據法律的規定，被告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賠償被保險人的損失。

三、締約過失責任損失范圍的界定問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締約過失行為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對賠償責任的具體范圍卻沒有明確。

由于締約過失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一般是信賴利益的損失，信賴利益的損失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用于締約的合理費用；二是準備履約所支出的合理費用；三是因上述支出費用而失去的利息。間接損失是指受害人喪失與第三人另訂立合同的機會所產生的損失。

本案中，原被告雙方在合同訂立過程中，因為被告的過錯，造成原告信賴利益損失，這種損失既包括投保人交納保險費的直接損失，也包括投保人喪失與其他第三方另訂立保險合同的機會所造成的被保險人的損失。由此可見，如果認定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未簽名的無效合同負締約過失責任的話，其不但要返還保險費及其利息，還要賠償對方有關費用支出（直接損失）和因此而無法得到死亡保險金和意外醫療保險金所造成的損失（間接損失）。正是基于社會一般的公平觀念，法院依法判決被告賠付二原告死亡保險金80000元和意外醫療保險金 6000元，從而杜絕了保險公司以保險合同無效來規避責任的現象的出現。

第二篇：保險人對合同免責條款要履行說明義務

保險人對合同免責條款要履行說明義務

一、案例簡介

2000年6月18日，宋某將自己剛買的一輛二手廣州本田轎車，向某保險公司投保，所投險種包括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盜搶險等，期限為一年，保險金額為15萬元。2001年3月7日，宋某駕駛著他的“廣本”在高速公路上行駛，因雨天路滑，再加上進隧道時未按規定減速到限定時速，導致“廣本”撞上了前面一輛別克轎車。后查明，宋某當時所持的駕駛證自領證起未滿一年(仍處于實習期內)，屬違章駕駛而且超速行駛，因此交警部門做出責任事故認定書，認定這起追尾事故應由宋某負全部責任。

宋某向保險公司提出了全部損失7.3萬元的索賠請求，但遭到保險公司拒賠。保險公司認為，依照該份保險合同背面所印的保監發11999)27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的規定，持“無有效證件駕駛證”造成車輛損失或第三者的經濟賠償責任的，保險人均不負責。再根據保監發(1999151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列舉的十種“無有效駕駛證”的情形，宋某初領駕駛證仍處于實習期即在高速公路上駕車屬于“無有效駕駛證”的情形之一，保險公司可據此免責。而宋某則稱他從未見過也從未聽說過中國保監會的該份“解釋”，而且在投保時保險公司工作人員也未提及此“解釋”，更未向其解釋說明“無有效駕駛證”的含義，按一般社會公眾的理解，通過正規考試領取的駕駛證就是有效駕駛證，保險公司是無理拒賠的。雙方各執己見，協商不成，宋某訴諸法院。法院傾向于維護被保險人的利益，加之保險公司舉證不力，只好賠償宋某的損失。

二、爭議焦點

本案中，保險公司適用了保險條款中的一條免責條款(即持“無有效駕駛證”造成車輛損失或第三者的經濟賠償責任的，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來拒絕理賠，而宋某認為保險公司不能據此條款免責。那么本案的爭議焦點就是該免責條款能不能適用。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關注以下兩個問題：

1.保監發[1999]51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能否對本案所涉保險合同產生約束力?

2.保險公司在簽訂保險合同時有沒有盡到免責條款說明義務?

假設保監發[1999]51號文件能直接對該保險合同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那么保險公司就可以適用免責條款而拒賠；假設保監發11999)51號文件不能對該保險合同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而保險公司若能證明在簽訂保險合同時已向宋某盡到了免責條款說明義務，已向宋某解釋清楚“無有效駕駛證”的含義，則保險公司也可適用免責條款予以拒賠；倘若保險公司不能證明已盡免責條款說明義務，則不能免責，理應向宋某賠付損失。

三、法律解析

筆者認為，保監發[1999]51號《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是中國保監會以文件形式下發給保險公司的行業指導性文件，既不屬于法律法規也不屬于行政規章，該“解釋”不能對本案所涉保險合同產生直接約束力，所以是否盡到說明義務成了保險公司勝訴的關鍵。在此，筆者將結合本案例及保險實務中圍繞免責條款可能產生的問題，就保險合同免責條款及保險人的說明義務和如何減少類似保險涉訴案件進行探討。

1.免責條款及保險人的說明義務

免責條款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排除或限制將來責任的條款。這種條款通過分解風險，平衡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促使交易的成就。免責條款是保險合同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它對保險人應承擔的風險責任做出限制，明確保險人不承保的風險及不承擔賠償責任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免責條款往往被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所利用，以逃避自身責任、擴大合同對方的義務或限制對方的權利，從而損害了交易關系中弱者方的合法利益。正因為如此，法律對免責條款的適用較為審慎、嚴格，免責條款受益方須在簽訂合同時提請對方注意并解釋說明合同中的免責條款，否則該條款不發生免責效力。我國《合同法》第39條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我國《保險法》第18條對此更是有明確的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顯然，免責條款說明義務是保險人的法定義務，如果保險人違反此義務，該免責條款便會歸于無效。《保險法》之所以作如此規定，是因為保險合同一般是保險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合同條款中包含大量的保險術語，導致投保人在理解時存在一定困難。如本案例中雙方在訂立合同當時，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已提請宋某注意并向其解釋清楚無有效駕駛證的含義，則保險公司可依法免責。但是，保險公司在訴訟中負有舉證的責任，應出示有效證據證明其已履行上述法定義務，否則將承擔敗訴的不利后果。

2.保險實務中存在的問題

在此案訴訟過程中，保險公司處于較為被動的不利地位，原因有三：其一，保險合同中作為免責條款之一的持無有效駕駛證出險保險人免責的“無有效駕駛證”語義不清，且與一般社會公眾的理解不符；其二，保險公司將保監發[1999]51號文件作為拒賠依據，法院不予采納；其三，保險公司很難舉出有效證據證明已提請宋某注意并已向其解釋說明無有效駕駛證的確切含義。

出現這種被動局面其實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個別的，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雖然近幾年公眾的保險意識在不斷增強，但保險業競爭也在迅速加劇，尤其是入世后外國同行將搶灘國內保險市場，給國內保險業造成了很大的；中擊。在這種大環境下，以往只重規模擴張不重利潤的各保險公司的許多問題日益突現，特別是在業務營銷領域。實踐中，圍繞免責條款大致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1)免責條款用詞用語不明確、含義不清楚，容易導致歧義和誤解。如本案

就存在這種情況。《合同法》第41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因此，只要存在這種問題，保險公司就面臨著要承擔原本不必承擔的風險和損失的可能。

(2)保險公司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時，常因未盡到免責條款的說明義務，導致糾紛增加，信譽下降。保險公司除了自身工作人員外，還有一大批保險代理人。這些保險代理人總體業務素質不高，而流動性卻很強，且常常唯利是圖，難免會違規展業。有時為了說服客戶購買保險產品，往往不主動向客戶提到免責事項。客戶一旦出險，如果屬保險條款中的免責情形，保險公司引用免責條款拒賠時勢必與客戶的心理期待相去甚遠，造成客戶心理落差太大，于是引出投訴與訴訟。如果免責條款含義非常明確，則法官很可能會以客戶在投保單上的簽名推定其對免責條款事項已明知而判其敗訴。但最終受害的其實是保險公司自身，因為這樣做會失去信譽、失去客戶。

(3)在許多案例中，保險公司因難以證明已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而敗訴。由于有些免責條款語義不清。晦澀難懂，有的因技術性。專業性過強而超出了普通的理解能力(如對“自燃”一詞的解釋，保險監管部門與消防部門的解釋是完全兩樣的)，因此保險公司若適用此類條款免責將極易引起糾紛。碰到此類索賠案件對保險公司是非常不利的，除非能舉出有效證據證明已在客戶投保時向其解釋說明過這些免責條款。但保險公司事實上很難舉證，即使有工作人員證言也會因有利害關系而不被法院采信。造成舉證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保險代理人流動性大給保險公司舉證造成了不便等等，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保險公司風險意識不強，法律意識淡薄，只重前期展業不重后期管理，只重初期保費收入不重日后訴訟隱患。手續不規范、程序不到位是普遍存在的情況，更別談日后訴訟證據的收集和保管了。

3.幾點看法和建議

(1)應以十分嚴謹、一絲不茍的態度來對待保險條款的制訂，尤其是免責條款要做到語義清楚明晰、表達準確無誤。目前，許多保險公司對每個險種都會有相應的條款解釋與保險條款相匹配，保險條款是印在保單背面明確告知投保人的，而相應的條款解釋則并不與投保人見面，只是作為公司理賠人員在理賠時所需掌握的尺度和依據。條款解釋的存在必是因為保險條款本身含義不明確，如果條款解釋不作為合同的一部分而存在，則根本不可能對合同雙方有任何約束力，一旦訴訟，保險公司處境將極為被動。解決的辦法是要么把保險條款解釋作為合同的一部分附在保險條款后面，要么在保險條款中對需要進一步明確解釋的內容作必要的說明解釋。

(2)保險公司應規范內部管控，加強對工作人員及代理人的管理和誠信教育，嚴格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保險公司應加強內部業務管理和風險控制，要求其工作人員及保險代理人嚴格按規章制度開展業務，并盡可能實現從粗放式經營向集約式經營的轉變；抓好銷售人員及代理人的業務知識和技能培訓，杜絕違規展業、騙保等現象；加大誠信教育力度，使每位員工及代理人恪守“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行業道德規范，在與客戶簽訂保險合同時嚴格履行法定的免責條款說明義務。這樣做，一來可以減少日后的糾紛及訴訟，二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賠款和訴訟費用支出，還有助于維護保險公司的信譽。

(3)保險公司應加大法律培訓力度，增強員工的法律意識，規范業務操作流

程，預先收集和保護證據。保險公司在很多案件中敗訴的原因，很大程度上緣于法律意識的淡漠。大部分保險公司片面注重業務培訓，而忽略員工的法律培訓，以致于員工及代理人對最常用的法律知識都不了解。員工不懂法，那保險公司還如何去依法經營呢?因此而造成的額外損失又能怪誰呢?保險公司應制訂切實可行的法律培訓計劃，制訂并規范合理合法的業務操作規程，在前期展業，后期管理等過程中注意操作手續的合法、到位，避免留下訴訟隱患，重視訴訟證據的先期收集和保護。為解決日后訴訟中舉證難的問題，筆者建議在現有的保險合同載體之外添加一份“保險合同免責明示單”，載明該險種的免責條款及必要的術語解釋，并在末尾印上“本人已詳細閱讀上述免責條款并清楚明了其含意”等字樣，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簽字，保險公司將此“明示單”與投保單、保險單等一起存檔。添加這樣一份“明示單”，一方面可以提請投保人注意免責事項，避免業務員遺忘或故意不履行條款說明義務；另一方面可以作為拒賠時的依據及庭審中強有力的證據。如在前文所列舉的案例中，倘若保險公司有這樣一份由宋某簽名的“保險合同免責條款明示單”提交法院，就很可能免去敗訴的后果。

作者：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張夢成 浙江省杭州市浙杭律師事務所 梁零玲

來源：《保險研究?法律》

第三篇：建設工程合同第三人未履行合同義務的,合同債務人應承擔違約責任（范文模版）

建設工程合同第三人未履行合同義務的，合同債務人應承擔違約責任

（本文為原創作品，未經作者書面授權，禁止轉載）

案件要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合同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時約定由第三人履行合同義務，該第三人未履行合同義務的，應當由原合同債務人向原合同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履行合同義務。

編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設工程與房地產專業律師唐湘凌編著的《中國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例百案評析》。唐湘凌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從事法律職業十余年。其北京建設工程與房地產專業律師團隊處理過大量涉及工程建設、房地產的法律事務，在該領域有豐富經驗，歡迎委托處理該領域的法律事務（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38號北京國際中心；電話：186-0190-0636，郵箱：lawyernew@163.com）。

一、案件來源

徐州市賈汪區人民法院（2010）賈塔民初字第286號；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徐民終字第897號

本案例分析撰寫過程中，作者為了凸顯擬討論的問題，對案例文字做了必要的刪減。如需了解該案例全貌，請閱讀該案例判決書原文。

二、基本案情

2007年10月30日,唐克學受楊正炳的委托與耿集新農村建設指揮部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由楊正炳承包施工耿集新農村建設部分工程。2008年4月23日,楊正炳與朱福元、梁根法簽訂《工程承包協議書》一份,楊正炳將其承包的耿集新農村居民樓1號、2號和7號共27戶承包給朱福元、梁根法施工。2008年9月26日,楊正炳與朱福元、梁根法簽訂《工程施工協議書》一份,協議約定,楊正炳作為發包方將耿集新農村居民樓1號、2號和7號共27戶委托承包方朱福元、梁根法施工。工程概況(略);工程承包及費用:

四、工程支付方式:按新農村指揮部的付款方式給承包方朱福元、梁根法付款。(承包方朱福元、梁根法和發包方楊正炳交換好領款票據后,朱福元、梁根法可向新農村指揮部領款);

九、原2008年4月23日發包方楊正炳和承包方朱福元梁根法簽訂的《工程承包協議書》作廢。同日,經雙方結算,梁根法、朱福元出具已收到楊正炳工程款270000元的收款收據一份,而楊正炳則為朱福元出具《收據》一份,內容為“交款單位：耿集新農村指揮部, 人民幣（大寫）玖萬肆仟玖佰元正，收款事由支付工程款。”

2009年1月3日,徐州市賈汪區耿集辦事處耿集居委會與楊正炳簽訂協議書一份,約定：耿集居委會將耿集新農村部分工程發包給唐克學施工隊,楊正炳代表該隊將其中部分工程交由朱福元施工(具體工程量詳見雙方協議)。根據雙方簽訂的協議書及朱福元實際施工情況,朱福元應得工程款為158萬元,耿集居委會已付工程款27萬(唐克學轉付),尚欠131萬元,經過雙方協商就付款問題達成協議如下:

一、朱福元應得工程款為158萬元,耿集居委會已付工程款27萬元(唐克學轉付),尚欠131萬元,此款由耿集居委會直接支付給朱福元。

二、楊正炳就上述款項已向居委會開具收據27萬元,其余收據應在居委會向朱福元付款完畢時予以補齊。耿集居委會主任靖廣平、朱福元、楊正炳在該協議書上簽名。

2010年3月 8日,耿集新農村建設指揮部（甲方）與唐克學、楊正炳（乙方）簽訂《合同協議》一份,約定:

二、……原轉包給朱福元的工程,有乙方代為支付給朱福元的工程款27萬元,甲方從朱福元的工程款中扣除,由甲方代為付給乙方……;

五、乙方在承建工程中,發生的所有債權債務由乙方自行承擔。

2010年8月2日,楊正炳向耿集新農村建設指揮部出具《收條》一份,內容為:今收到新農村指揮部工程款柒拾萬元正(￥700000元),委托指揮部代付:趙士太7000元、耿德豐30500元、趙洪彬3656元、李寧2830元、張子龍66000元、安檢站6000元、盧俠220000元。因其它原因94900元暫5天8月7日(2010年)付清。實收貳拾陸萬玖仟壹佰元正(269100元)。

2010年8月5日，梁根法出具證明一份，內容為：我和朱福元與楊正炳簽訂的耿集新農村建設施工協議，楊正炳所欠工程款94900元（玖萬肆仟玖佰元整）屬朱福元所有，與我無關。

2010年8月 17日,唐克學出具證明一份,內容為:2007年10月30日與耿集村建設指揮部所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是受楊正炳的委托，代表楊正炳簽的我的名字，其權利和義務由楊正炳行使，特此證明。

朱福元與楊正炳就94900元工程款問題發生爭議，朱福元認為該款應由楊正炳支付，楊正炳主張94900元工程款包含在131萬元的未付工程款中，應由耿集居委會負擔。朱福元遂于2010年8月訴至一審法院，要求楊正炳支付上述款項。在審理中, 朱福元自愿放棄利息的訴訟請求。

四、法院審理

一審法院認為，2008年4月23日、2008年9月26日，楊正炳與朱福元分別簽訂了《工程承包協議書》、《工程施工協議書》，2008年9月26日，朱福元為楊正炳出具收到工程款270000元的收條及當日楊正炳為朱福元出具的94900元收據均能夠證明楊正炳將其承包的耿集新農村建設工程中居民樓1號、2號和7號共27戶分包給朱福元施工，經雙方結算，朱福元為楊正炳出具收到270000元工程款的收條，因楊正炳尚有94900元工程款未予給付，楊正炳同日為朱福元出具94900元收據一份，以便朱福元憑該收據到耿集新農村建設指揮部領取工程款。從楊正炳2010年8月2日為耿集新農村建設指揮部出具的收條及耿集新農村建設指揮部的證明可以認定，由于楊正炳不同意支付該工程款，致使朱福元至今未能領取該工程款94900元。故楊正炳應承擔給付朱福元工程款94900元的責任,楊正炳為本案適格主體。庭審中，朱福元自愿放棄利息的訴訟請求，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予以準許。遂判決：楊正炳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朱福元工程款94900元。

經雙方當事人確認，本案二審期間的爭議焦點是：上訴人作為被告主體是否適格，是否是本案的付款義務人。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2008年9月26日上訴人楊正炳為被上訴人朱福元出具的收據所載明的內容，上訴人楊正炳欠付被上訴人朱福元工程款94900元，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第三人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債務人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因此，在耿集居委會沒有給付被上訴人朱福元該筆工程款的情況下，朱福元向楊正炳直接主張權利符合法律規定。對于上訴人楊正炳主張的94900元包含在131萬元之中、應當由耿集居委會負擔的問題，法院認為，從2010年8月2日楊正炳向耿集新農村建設指揮部出具的收條內容來看，“因其他原因94900元暫5天8月7日（2010年）付清”，如果94900元包含在應由耿集居委會直接給付的131萬元工程款中，則楊正炳沒有必要再約定5天付清。同時，上訴人楊正炳也不能對此作出合理解釋。故，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綜上，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予維持。依據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五、與本案及類似案例有關的法規索引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六十五條 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第三人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債務人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北京建設工程與房地產專業律師團

我們努力做中國最專業的建設工程與房地產專業律師 聯系人：唐湘凌 律師 電話：186-0190-0636（北京）郵箱：lawyernew@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38號北京國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