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層民主的制度活力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

農村基層治理既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廣泛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拓寬人民群眾反映意見和建議的渠道，著力推進基層直接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2019年以來，中共中央連續印發《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確立了新時代黨全面領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管一切農村工作的制度依據，為提升基層民主制度活力，為補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的鄉村短板，全面完成鄉村振興，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堅定以自治為核心的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從1980年第一個村民委員會誕生于廣西的偏遠山寨，到以村民委員會為載體的村民自治成為國家法律制度，直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四根支柱之一、成為億萬農民群眾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的實踐活動，經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政治實踐之一，也是前無古人的政治實驗。村民自治的實踐，使我們的農村社會建立起了正常的治理機構，發揮出應有的管理公共事務和辦理公益事業的職能，保證了農村社會的正常運轉，有效實現了村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民主權利。隨著農村經濟社會改革的推進，各地紛紛探索適合本地實際的基層民主建設模式，基層民主創新實踐風起云涌。農村基層民主在發展，中國式民主在發展，農民自治能力不斷提升，我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成就矚目。事實已經充分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基層民主廣泛、真實、管用，是切實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堅持黨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領導。首先，基層民主扎根于基層的有效動員。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成功，基本經驗有兩條：一是經濟上給農民以實惠，二是政治上給農民以民主權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民才有了真正的民主權利和政治權利。這是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起點。其次，傳統農村社會有延續數千年的自我運行邏輯，雖然經歷發展帶來的變革與轉型，與現代性的“民主法治下鄉”之間仍有一些不相適應的地方。農村地區相對自我封閉的保守觀念、對現代治理認知上的瓶頸以及地區發展落差所造成的信心不足，都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和治理的有序性。只有始終堅持黨對基層民主建設的領導，將黨管農村工作原則貫穿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全過程，夯實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實現鄉村治理與黨建工作深度融合，才能有效確保治理的合力與方向，確保基層民主建設的實效。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對村級各類組織的領導，全面推行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兼任村委會主任，推行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提高村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中黨員的比例，全面落實“四議兩公開”等規定，正是不斷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突出政治功能的重要舉措，是突破基層民主建設和鄉村治理瓶頸的出路所在。堅持“三治結合”以增強基層民主制度活力。面對目前城鎮化進程造成的農村人口外流和農民精英流失，以及農村傳統鄉土社會中的人情因素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形成的不利影響，農村基層民主建設需在基層黨組織的有力領導下，進一步深化自治實踐，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創新和豐富民主權利實現形式。依托村民議事會、說事會、懇談會、聽證會等多重形式的協商載體，充分發揮民主協商的優勢，并逐步實現協商治理的規范化和制度化。不斷暢通村民的民意反映渠道和溝通渠道，讓農民在自治過程中實際感受到民主權利的行使與民主權利的維護。以法治保障和規范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推進鄉村治理。針對農村地區法治意識薄弱、人情關系網紛雜、局部宗族勢力存在、小微權力形式監督不力等問題，加強農村法治宣傳教育和普法力度，完善農村法律服務體系，加強農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推進法律援助進村、法律顧問進村，大幅度降低干部群眾用法成本，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以德治為引領，優化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和治理。利用傳統文化和鄉風習俗中的合理價值，以規立德，引領基層民主建設。借鑒傳統鄉土文化中的禮治秩序，形成適合鄉村實際的村規民約和道德規范，有助于降低基層民主建設的成本。綜上，民主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治理方式。農村基層民主制度的活力，源于黨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源于黨領導下的廣大農民群眾的自我探索和勇于實踐，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豐富與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隨著對民主政治建設規律認知的不斷深化，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作為農民實現當家作主的有效途徑，必然會進一步發揮其中國式民主的制度活力，夯實鄉村振興之基，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