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打造“楓橋經驗”升級版 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 浙江日報

打造“楓橋經驗”升級版 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

浙江日報

打造“楓橋經驗”升級版 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 紹興市委政法委理論學習中心組

編輯 江于夫

總書記強調，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黨的十九大明確要求,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紹興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在建設平安中國示范市的基礎上，全力打造“楓橋經驗”升級版，賦予“楓橋經驗”新內涵，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著力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由堅持黨的領導向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升級。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提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總要求。我們要以“五星達標、3A爭創”活動為載體，加強基層黨建工作制度化、標準化建設，強化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全面領導，以基層黨建全域提升引領基層治理全面提升。突出基層黨組織政治屬性，健全完善基層黨組織規范提升、薄弱村黨組織整轉、“堡壘指數”星級管理、機關“掛聯”基層組織等一系列治理制度，引領全體黨員凝心聚力，奮發向上，為基層治理提供強大組織和作風保障。

由群防群治向共建共治共享升級。新時代，要圍繞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目標，充分調動各方社會力量，加快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人人盡責、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加強城鄉社區協商民主，健全村級議事決策機制，通過村（居）民議事會、小區協商、業主協商、民情懇談日等形式與載體，開展靈活多樣的民主協商活動；落實村規民約鄉鎮（街道）備案制度，發揮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的自治自管作用，加強村（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拓展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推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大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由單一調解向多元化解升級。堅持傳統方法和現代方式、基層組織和多元力量“兩個并重”，建立有機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捷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確保大事小事化解在基層。實行行政、司法、人民、專業調解“多調合一”，在基層建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實現“一站式”解決矛盾糾紛。推動線下調解向線上調解拓展，建設開放式、智能化調解系統。建立矛盾中立評估機制，讓第三方力量評判重大矛盾糾紛，更加客觀公正地解決矛盾。推動法律專業力量下沉，完善“一村一律師”制度，探索“一村一警察”制度。

由條塊分割管理向“四個平臺”治理升級。當前，要堅持“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理念，以全省領先、有效運行為目標，按照建構“集成化”、工作“標準化”、運行“智慧化”原則，深入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建設，進一步推動縣鄉之間職責重構、資源重配、體系重整。推進全科網格建設，進一步充實全科網格員力量，開展標準化治理，提供人性化服務，進行精準化考核。

由傳統手段向智慧方式升級。構建“互聯網+社會治理”新模式，推動傳統治理向智慧治理轉型升級，全面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建立多元信息采集系統，充分運用視頻監控、物聯網、傳感器等技術，全面采集人、事、物、組織等基礎數據和動態軌跡，建設社會治理基礎數據庫和專題數據庫，逐步建成全面覆蓋、靈敏高效的社會動態感知體系。打造信息化立體化的社會治安防控平臺，在數學建模、預測分析等方面大膽嘗試，關聯發掘重大熱點難點問題和矛盾隱患，及時有效預測預警預防各類社會風險。建立常設性的指揮中心，構建市、縣、鄉、村四級“橫向集成+縱向到底”的指揮處置體系，實現全市社會面情況“一口子”歸集、形勢“一攬子”研判、指令“一條線”下達，力促社會治理更加集約、高效。

由注重他律向激發自律升級。按照黨的十九大“深化依法治國實踐”要求，在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礎上，逐步打造體系完備、機制健全、運轉有序的公民信用體系，最大限度激發公民自律，夯實基層法治基礎，實現基層治理真正有序。制定公民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遵紀守法等領域的信用信息采集標準，集成建設市公共信用信息平臺，對個人信用實行評分制管理，探索公民信用評價體系，逐步形成使守信者“處處守信，事事方便”、失信者“一處失信，處處受制”的信用聯動獎懲機制。評分12345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主辦 | ?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版權所有 版權聲明 | 關于浙報集團 | 聯系方式 | 廣告服務 [ 幫助 ] 浙公網安備 33010302000900號

第二篇：關于“楓橋經驗”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調研報告

關于“楓橋經驗”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調研報告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從“楓橋經驗”到市域社會治理，這是一個由下至上連續性、梯度性、突破性變革的過程，體現了黨在基層和市域兩大區域統籌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市域社會治理助推省域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決心意圖。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個由“市域”

“社會”“治理”“治理現代化”多類范疇組合而成的全新體系，人們總體對其仍較為陌生。從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連的“楓橋經驗”著手，通過知識遷移，把握“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屬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頻共振效應，對深入理解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楓橋經驗”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關聯

“楓橋經驗”是一種依靠和發動群眾，以綜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將矛盾糾紛化解于基層、化解于萌芽狀態，從而實現社會穩定有序的基層治理模式。而“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是2019

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最熱詞匯之一，其意為整合基層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體優勢、資源優勢和基礎優勢，在市域范圍內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楓橋經驗”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緊密的聯系。

(一)價值功能一致

“楓橋經驗”的實質內核是“矛盾就地預防化解不上交”。就像一個穩壓器，即使在遇到狂飆疾進的掘金時代，也能把外界紊亂的社會秩序過濾在本鎮甚至本縣以外。而市域社會治理的總體思路設計同樣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為突破口”“努力使市域成為社會矛盾的‘終點’”。近年來，隨著農村城鎮化、區域一體化、城市群以及大灣區建設等新型空間形式產生，新問題新挑戰不斷向市域匯聚。市域作為省域與縣域之間的承接中樞，擁有比縣域以下層級更多的“自選動作”、更足的治理資源、更大的治理空間和更強的治理能力等，在如何使風險矛盾“化解在萌芽、終結在市域、避免不外溢”上，既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殊途同歸，又能夠在新型空間態勢下，依靠市域“主導者”身份和地位打通城市間、城鄉間合作共治的“任督二脈”，形成區域更廣、效果更佳的城市版“楓橋經驗”。

(二)方式方法相通

“楓橋經驗”從鄉土社會、熟人社會而來，面對具有血緣和地緣關系的鄉民，除了強調司法兜底作用外，更多是采用說理、調解、幫教、治保、矯正等柔性手段，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會是一個兼農業時代“熟人”、工業時代“陌生人”和信息時代“網絡人”于一體的混合型社會，治理對象來自五湖四海、線上線下，其社會層級、價值理念和利益結構錯綜復雜，因而治理方式方法更應像“楓橋經驗”那樣靈活多樣，避免“一刀切”。xx指出，做好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需要運用協商、契約、道德、習俗等社會內生機制以及法治方式綜合化解紛爭、規范社會行為，并且善于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增強政府決策部署的科學性、風險防控的精確性、打擊犯罪的實效性、執法辦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務的便捷性，等等。這些治理方式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到“楓橋經驗”的身影，且在市域社會治理上進一步演繹為組織力、矯正力、控制力、動員力、輻射力等的全面貫穿、全方位滲透。

(三)成效作用互鑒

市域管轄人口多、地域廣、各行政層級服務水平與治理能力參差不齊，此外，有些市與市之間還存在諸如水界、林權、礦產等糾紛，需要市域社會治理更具統籌性、綜合性和協調性。“楓橋經驗”作為中國基層治理的成功樣板，其做法為市域社會治理夯實了基礎，提供了素材，讓市域社會起點更高、視野更闊。而市域作為承上啟下的樞紐，既與省域和國家治理任務對接，亦對基層治理提供實質而強有力的統籌支持，促使優質資源和服務從城市“高地”流向基層“洼地”，形成以點帶面、以城促鄉帶動整體性發展的良好格局。例如，市域的地方立法資源，可以進一步對發展已久的“楓橋經驗”進行理論提煉和制度設計，加快其制度化、法制化、規范化進程，以此增強復制推廣的內生動力和持久力，避免“楓橋經驗”內卷化、形式化、標簽化。

二、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個全新課題，國家尚在謀劃布局階段，地方在理論和實踐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xx“xxx”模式、xx“xx”

行動、xx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須破解的問題。

(一)風險預測預防不夠

從農業化向工業化、農村向城市化急劇轉型，伴隨而來的是城鄉發展差距擴大、城市社會結構失衡、資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體性風險。這種主要由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風險，早在xx多年前就引起xx關注，并告示“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變遷正步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面對風險，政府無論在認知還是行動上都存在“慢半拍”現象：

一是認知上缺乏現代化反思。

風險的突發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讓政府遲遲意識不到其來臨，或者以為風險降臨也只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無須過度緊張。

二是行動上低效、失效。

風險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跨區域、跨領域、跨層級、相互關聯轉化的疊加效應，“不僅遠離個人的能力，而且也遠離更大的團體甚至國家的控制”，因而需要通力合作治理。在現實生活中受條塊分割、部門分化、多頭管理等體制機制影響，各區域各部門“各為其主，各唱各調”，越位、錯位和缺位等亂象嚴重。這種“有組織地不負責任”，不僅不利于原生風險的防治，反而引發各種次生風險。

(二)基層治理基礎不牢

基層歷來是問題最為復雜尖銳的前沿地區，是市域治理體系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在社會變遷中，基層治理體系的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

一是基層公共服務供給缺失與失衡。

新時代人們對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的需求愈發提高，這種自下而上的訴求與市域自上而下的威權造成一種內在張力和緊張關系。在現有政治邏輯和權責倒置情況下，正所謂“看得見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見”，基層政府在公共服務產品的數量、質量和均衡性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難以及時有效地滿足民眾需求。

二是基層治理缺乏整體性與可持續性。

基層政府面臨的矛盾風險千頭萬緒，導致其“見樹不見林”“頭痛治頭腳痛治腳”。對于實在難以治理而群眾呼聲又極高的沉疴痼疾，往往只能以“空頭支票”“口號治理”權宜性敷衍，長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三是基層腐敗侵蝕民眾“奶酪”。

基層中梗阻、吃拿卡要問題雖然不如“大貪大腐”那樣震撼，但會直接導致黨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基層扭曲變異，直接損害群眾切身利益，啃食群眾獲得感，因而群眾對此不滿情緒最為強烈。

(三)群眾參與不足和無序

對于那些真正參與市域公共事務的市民群眾，其根本動力不在于政府動員，也不完全出于對公共事務的熱心和認同，歸根到底源于斯密所說的“利己心”。即居民參與預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參與動力就越足，反之則越弱。如此看來，市域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生活的快節奏，使等價交換、精致主義和功利主義滲入公共事務、社會生活中，效率與效能成為人們參與公共治理的標準，這一定程度上導致公共參與過度理性化、功利化。體現在：一方面，在牽涉到責任與義務的層面，居民參與往往主動性和積極性不夠，難以形成“自發的秩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權力與利益層面又往往過于自私、非理性，“公共性”下降。

(四)數據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隨著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到來，數據化智能化治理給民眾帶來了便利，然而也面臨著諸多“技術利維坦”挑戰：

一是數據信息挖掘難。

數字化建設是市

域治理現代化智能化的基礎，而對海量數據深度提煉和轉化是項極其復雜的技術活，電子政務平臺時而難以應付，需要倚重相關數據平臺型企業，由此帶來“數據壟斷企業‘綁架’政府或操控市場的局面”。

二是“一地雞毛”整

合難。不同行政區域、行政部門存儲不同的數據，這些數據無論是物理性還是邏輯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問題，形成“數據孤島”而難以開放共享。

三是技術發展異化產生“創造性破壞”。

政府過度依賴數據化智能化技術，甚至“唯數

據論”“唯技術論”，引發“技術恐懼癥”。

三、以“楓橋經驗”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策略

“現實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論，沒有一種抽象的教條能夠和它辯論。”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洗禮與檢驗，“楓橋經驗”展現出強勁的時代性、現實性和可建構性。鑒于“楓橋經驗”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緊密的內在關系，新時代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并移植至市域社會治理領域，既是“楓橋經驗”“老枝發新芽”再創地方治理佳話的使然，亦是其“拋磚引玉”破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的良方。

(一)堅持“黨建統領”，加大市域社會治理的統籌力度

“楓橋經驗”在全國遍地開花結果，形式和內容也相應地發生多樣變化，然而萬變不離其宗，作為真正的“楓橋經驗”，黨建統領這一政治生命始終不變。從村支部書記xx帶領群眾“要文斗而非武斗”，到鄉鎮黨委引領、黨員帶頭的“大調解”格局，再到新時代把黨的基層組織作為創新社會治理的“領頭羊”“主心骨”。實踐證明，“凡是‘楓橋經驗’堅持和發展好的地方，都是黨建工作和社會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市域治理現代化理念的提出，目的是通過強化市級黨委的統領，統籌推動權責人關系深度融合，對那些“觸及靈魂深處”的制度性障礙和梗阻大破大立，對各機關部門的資源統籌調度，對經濟社會運行以基層黨組織為準星進行全面調節、再造和整合。以此推進條塊分割制約、部門資源壟斷、體制規則沖突、“燈下黑”等問題治理，形成“中心統籌、民呼我應”的現代市域治理體系。

(二)堅持“源頭治理”，增強市域社會治理的風險免疫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與社會成員關系處于一種“整合—分化—整合”的矛盾變遷中。在不同歷史時期，“楓橋經驗”既非逆勢而行亦非隨波逐流，而是正確把握國家與社會成員關系矛盾變遷的實質，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方式方法適時調節兩者關系，使矛盾在“易感”和“應急”搖擺中不過激，“就地解決”，從而更好“維系國家總體秩序”。當代中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時期，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楓橋經驗”在“宏大的社會結構變革及其對變革成果的捍衛”的做法，同樣適應于市域社會治理，助其在風險矛盾中前行：

1.深刻理解現代化風險的實質。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現代化風險的實質是現代社會發展過快過急，超出人的整體把控和應對能力，最終反噬到人類自身，呈現“飛去來器效應”。所以，解鈴還須系鈴人，需要強調以人為中心發展，推動人的現代化。一方面，當風險來臨時，社會一切活動必須無條件服務服從于人的生存權和健康權，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戰勝風險。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國的“治理之效”和西方的“治理之亂”即是例證。另一方面，人類“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使風險“暫時”不爆發，也必須始終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只有人的素質能力全面提升，不去“招惹”風險，風險才不會降臨。所以，偏離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等于脫離人的現代化，在此情況下談論市域治理現代化猶如“沙上建塔”，終將是人不斷犯錯，風險不斷降臨，所謂的市域乃至國家現代化一次次“坍塌”。

2.建立健全預測預警預防體系。“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這就需要未雨綢繆，提高風險決策的科學性和可預見性。也即“楓橋經驗”所強調的“

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在市域層面，需要通過改善群眾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民生問題，從根源上減少非理性情緒;加強輿論導控和疏通，完善社會安全閥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協商、信訪、聽證、司法等機制體制，確保市民于合法性渠道內表達訴求;發揮社會組織專業優勢，促使治理工作更有活力更為精準，等等。通過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制度體系，從源頭上減少不和諧因素產生和擴散。

3.動態把握和應對風險挑戰。xx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既

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鑒于現代化風險的巨大破壞性和不確定性，市域社會對于風險治理，已控或末控、歷史遺留或未來將至、存量或增量，應建構一套科學的動態跟蹤體系，主動加強對風險全程跟進并在此基礎上及時修正決策、回應風險。

(三)堅持“五治融合”，打好市域社會治理的組合拳

時代在變，“楓橋經驗”也在創新升級。楓橋人民積極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社會治理新模式，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經驗倉”：

1.以善治為目標，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市域政府。善治是治理的目標，也是手段。俞可平認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和管理活動，欲達“善治”必先“善政”。因此，推進市域社會治理，關鍵是要自上而下以“民主、責任、服務、質量、效益、專業、透明和廉潔”為標準建設和規范市縣鄉三級政府。通過“善政”建設，強化公共服務理念，推進各區域和領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及性，提升市民群眾的獲得感。

2.以法治固根本，增強市域社會治理硬約束。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沒有法治就沒有國家和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一方面，強化法治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群體的多元、力量的博弈、利益的沖突、思想的碰撞等伴隨市域社會治理始終，唯有法治能夠凝聚“最大公約數”，以問題導向為抓手，通過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城鄉治理難題，懲惡揚善，“破冰前行”。另一方面，發揮地方立法優勢，將地方治理成功經驗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固成果穩預期利長遠。

3.以德治潤萬物，樹立市域社會治理新風尚。治理時空有界，道德力量無窮。“楓橋經驗”誕生于楓橋絕非偶然，而是孕育和滋養于楓橋人源遠流長的“急公好義、愛說理、講道理、重教育的傳統”。啟示市域社會在疾風驟雨的改革進程中尤其不能丟掉“根”與“魂”。要加強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紅色革命精神，在全市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進而提升人的內在道德，實現從“治心”到“治世”的治理飛躍。

4.以自治增活力，使市域社會治理既生動又有序。費孝通認為，法律是專門的、深奧的知識，在都市里普通人很難知曉種種法律，卻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因而需要律師、禮治、“去暴戾化”的無為而治、以教化為特征的長老統治等。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需要培育和孵化諸如“法律顧問團”“老楊調解中心”“楓橋大媽”“紅楓義警”“鄉賢理事會”等社會組織和志愿者隊伍，以拓寬市民群眾公共參與的途徑，降低定紛止爭的成本，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5.以智治強支撐，優化市域社會治理效率效能。以“智”圖“治”謀“祉”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一方面，依托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智能技術打造一體化數據信息平臺，推進各級各部門信息開放兼容、互聯互通，更好用現代化科技感知民生態勢、優化行政決策、提供精細服務。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數據產權制度體系，以產權明晰推進數據型企業多元良性競爭，促使政府在向社會購買服務中既不被數據型壟斷企業“綁架”，又能維系公共服務

“帕累托最優”。

(四)堅持“基層基礎”，激活市域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

基層社會蘊含著最真實火熱的市井生活、最樸素實用的首創精神、最無窮盡的改革潛力動力。“楓橋經驗”何以做到“矛盾就地預防化解不上交”，“奧秘”在于“抓基層、打基礎，依靠和組織群眾”。市域社會治理的著力點不在“市”，而在“基層”。要把基層作為一切工作的落腳點，通過“市”的統籌協調“杠桿效應”，撬動城鄉、社區活力，以基層穩定促使市域平安。

1.減負增能凝聚基層治理合力。在減負上，劃清權限，實打實開展基層減負降壓，務實作風建設，讓基層干部輕裝上陣，騰出更多精力干好分內事;在增能上，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人往基層走、錢往基層投，政策向基層傾斜”，提高基層政權組織“獨擋一面”的能力。通過減負與增能雙管齊下，在市域治理中把“楓橋經驗”拓展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信訪不出縣，上訪不出市。”

2.推動跨區域跨部門治理協作。積極探索市、縣、鄉、村四級聯動共治和事前、事中、事后三環銜接相扣的新機制新方式，對涉及跨區域跨部門跨層級的矛盾糾紛，要加強屬地、屬人和屬事管理資源共享、風險共擔、有效互動，推動形成“多元化”“扁平化”結構，提高基層應對復雜問題和形勢斗爭的整體性治理能力，真正做到“上下聯動、左右協同”“鄉鎮吹哨、部門報到”。

3.發動市民群眾廣泛參與市域治理。馬克思主義利益觀認為，人的一切行為皆為了獲取利益。以利益為突破口，以共享為落腳點，“把決策權交給群眾”，使其從“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破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一方面，突出公共參與的現代價值。在利益分化和“代議失靈”的時代，來自不同城鄉、社區的階層精英和草根都在利用各自資源，通過各種路徑直接或間接參與制定、影響公共決策，那些不參與或少參與的成員，其利益將在政府權威性分配中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和增長。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參與的公共理性。公共參與固然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但在利益多元分化的市域社會，每個參與個體只有基于“共同善”上調整自身的價值偏好，方能凝聚共識，達成集體行動，避免陷入“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困境。

第三篇：淺談楓橋經驗與基層社會治理楓橋經驗（參考）

淺談楓橋經驗與基層社會治理楓橋經驗兩篇（參考）

篇一

“楓橋經驗”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發展于改革開放新時期，深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大致經歷了“管制——管理——治理”三個發展階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從社會管制到社會管理，再到社會治理，“楓橋經驗”集中體現了社會治理領域的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理論創新，實現了兩次歷史性變革和飛躍。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楓橋經驗”也踏上社會治理新征程。從基層治理來看，新時代主要面臨四對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層社會矛盾日益多元化與政府解決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間的矛盾;第二，基層群眾民主法治意識日益高漲與政府“人治慣性”之間的矛盾;第三，“互聯網+”時代高效性治理要求與政府傳統低效手段之間的矛盾;第四，基層社會治理日趨精細化與政府缺乏專業性人才之間的矛盾。因此，“楓橋經驗”必須加快轉型升級，不斷提高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既明確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主要指向，也為新時代“楓橋經驗”要解決的四對難題提供了對癥下藥的良方。55年來，“楓橋經驗”一直是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領頭羊，新時代要繼續引領基層治理新走向，必須在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與專業化方面有新的建樹。

首先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這是最能體現“楓橋經驗”特色的。因為“楓橋經驗”的核心內涵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動員廣大社會力量參與。

其次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這是“楓橋經驗”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單純依靠動員群眾已經無法解決當前涉及重大利益沖突、體制機制引發的矛盾，因此要運用現代化國家普遍適用的法治方式來定紛止糾。

再次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這是為“楓橋經驗”插上互聯網的翅膀。傳統“楓橋經驗”主要是手工式、面對面地解決矛盾，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充分利用“互聯網+”來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這是“楓橋經驗”最為薄弱的，也是重點要突破之處。原來“楓橋經驗”主要依靠機關干部、村干部解決問題，部分人員因缺乏專業知識，在治理過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善于通過專業的人、專業的機構解決專業的事。

篇二

“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

以黨建為引領，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楓橋經驗”的本質特征。讓人民做主，與各項基層治理相結合的同時，始終重視堅持黨建引領的作用，以黨的引領力為基層治理指對方向，以精細化的專業服務強化了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從而構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充分發揮了帶頭作用，對標先鋒模范，服從大局指示，使“楓橋經驗”不僅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黨領導人民創造的成功方案而與時俱進，影響深遠。

以黨的領導為關鍵因子，為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經驗啟示。“楓橋經驗”經受住了時間和人民的檢驗，歷久彌新，這給與了黨的建設諸多啟示：

強化黨的領導可以健全社會治理機制。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本空間，基層治理的核心便是黨組織。事兒干的成不成、事兒做的好不好都依賴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黨的領導貫穿治理始終，這才是保障和統籌引領基層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續以黨建為引領，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可以“反轉”形成治理優勢。基層黨組織是奮戰在一線的堡壘，基層的黨員干部則是奮勇向前的“排頭兵”，增強黨的組織號召力，使其能夠服務群眾、匯聚人心、防止風險、化解矛盾，這樣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推動黨的工作方式不斷更新并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切實增強了黨的執政能力。“楓橋經驗”強調“黨領導下的群眾廣泛參與”。這樣既堅持了人民群眾在基層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形成分工明確、良性互動的治理模式，并且貫徹執行了黨建引領的核心思想，在黨的合理推動與正向激勵下，人民自覺與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升了基層治理智能化、科學化、專業化水平，從源頭出發，將矛盾化解在了基層，構建了和諧穩定的基層社會環境。

第四篇：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經驗交流發言材料

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經驗交流發言材料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是包括經濟、社會、行政和理念等全方位的轉型重塑。當前，**美好社區建設、**棚戶區改造在**路街道深入實施，為基層治理全方位重塑提供了重大機遇。下面，我結合工作，談幾點看法。

基層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的基礎。既是產生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的“源頭”，也是協調利益關系和疏導社會矛盾的“茬口”。基層政權、基層干部直接面對廣大群眾，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始終把基層建設擺到重要位置，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例如我們在推進**美好建設過程中，按照“市級統籌、屬地負責、居民主體、市場運作”的模式，充分發動群眾，激活社會投資，變政府“獨唱”到社會“大合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鄉規民約為抓手，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國有國法，鄉有鄉規，民有民約，社會治理首先有章可循，有據可依。鄉規民約作為基層社會成員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自治性行為規范、制度，發揮鄉規民約的積極作用，對于推進依法治理社會至關重要。加強鄉規民約建設，一是按照法律法令，根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該刪除的刪除，該充實的充實，提高鄉規民約質量和依法行規的效能，保障公平正義。二是要結合基層的實際情況，探索創新，積累好的經驗，總結好的做法，不斷地完善和提高。讓鄉規民約成為社會秩序維護“第一道防線”，成為群眾自治的重要手段。比如我們在創文創衛中，在一些老舊小區，組建自管會、業委會，通過制定村規民約，約束居民行為，緩解了環境臟亂差的局面，后來在迎檢中，不少居民還主動幫忙，我們還搞文明評比，大家你一夸，我一夸，居民覺得很有價值，自覺愛衛生、育家風，也十分奏效。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化解矛盾、解決問題。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以自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以德治為引領，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等聯動工作體系，強化制度建設，變被動為主動，及時地發現問題，化解矛盾，為群眾排憂解難；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防范風險、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切實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

拓寬群眾利益表達新渠道，讓群眾表達意見訴求更充分。隨著社會進入轉型時期，群體結構分層化、利益格局多元化、文化價值多向化等矛盾的出現，利益訴求體制與機制也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跟進。我們加強網格化建設，配齊專職網格員，包括支部建在小區，搞班子成員到社區聯點，開展大走訪行動，都是在促使黨員干部注重調查研究，勤于和善于傾聽群眾呼聲，了解群眾疾苦，沉下身子、放下身段，掌握群眾需求，對村情、社情、群情心中有數。同時，今年還深化打造“一門式”服務站，微信、政務服務網等一站式直達，駐點聯系、上門拜訪，個別與集中相結合，以更加快捷暢通的渠道。讓群眾表達意見訴求更充分，把話說出來，讓氣排出來，更重要的是針對各種意見分門別類，給予解釋和解決，讓群眾心服氣順，從而進一步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水平。

辦實事辦好事，提升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層干部與群眾接觸最直接，打交道最多，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從感情上接近、行動上深入群眾，堅持群眾利益無小事，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解決好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提升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讓群眾真正感受到治理能力現代化帶來的實效，提升主動性和積極性，共建、共治、共享，打造新時代社會治理新格局。例如，我們一直提街道門前道路狹窄，交通不暢，兩會年年提，交警反復整治，收效甚微。今年通過美好社區建設，**路從4.6米拓寬至12米，擁堵問題并沒有了，大家都說美好社區搞得好。

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治理能力提升的關鍵環節，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加強基層建設，發揮基層組織作用，筑牢這一基石，加固這一支撐，就能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五篇：如何推進基層治理

如何推進基層治理

隨著經濟社會的逐步發展，蟠龍鎮基層治理工作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現將一年來蟠龍鎮基層治理情況做一簡要匯報：

一、基層社會治理的職能職責

蟠龍鎮以建立健全黨領導的村級民主自治機制為目標，以完善農村依法治理體系，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為重點，以實施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和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能力為主要內容，解決人才匱乏、治理困難、便民服務等問題，進一步促進鄉村振興再發力。

二、工作開展情況

（一）千方百計破解鄉村建設人才匱乏的問題。

一是優化治理隊伍。建立“黨支部+黨小組”“回引儲備+鄉土教授”干部培養計劃，現村“兩委”班子隊伍40歲以下占52%，大專及以上學歷占72%。儲備干部72人。二是深挖本土力量。對村兩委班子成員、計生專干等人員建立管理臺賬，對在本村長期居住黨員、村內思想先進人士、村內威望高人士建立臺賬,因事設崗、因人設職，鼓勵其參與到基層治理工作中。三是調動外部資源。凝聚從村內走出去的優秀人才（鄉賢）力量。率先在蟠龍、紙房村組建村級鄉賢理事會，通過“聯誼憶鄉愁、座談謀發展、建設家鄉我參與”活動，積極引導一批成功人士參與村內信訪矛盾化解、綠化美化等公益性事業建設。凝聚在本村發展的企業致富帶頭人力量。團結在本村內創辦企業的致富帶頭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機制，使其參與其中，為

基層治理出謀獻策、出資出力。

（二）多措并舉破解基層治理無從下手的問題。

一是健全組織體系。年初，我鎮黨委對全鎮基層治理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研究制定《蟠龍鎮基層治理工作規則》《蟠龍鎮基層治理重點工作計劃》。構建“鎮基層治理辦+治理工作組+村黨支部+村民小組+網格員+黨員+群眾”多方協同的基層治理聯動機制，治理工作組和村組每月向基層治理辦報告一次推進情況，全面系統掌握工作進度；二是量化任務清單。制定了《蟠龍鎮基層治理重點任務清單》，從治理體系優化行動、治理隊伍培育行動、治理服務提升行動等10個方面細化了工作任務，明確了責任分工；三是創新示范帶動。實施鄉賢助力行動。以鄉賢理事會為平臺，積極引導一批成功人士參與村內信訪矛盾、綠化美化等公益性事業建設。以點帶面，首先在紙房村試點推行，現已在全鎮各村全面推廣。

（三）變中求新踐行鄉村改革服務于民的宗旨。

一是深化干部管理。每周常態開展“比、曬、評”活動，堅持召開鎮干部和支部書記季工作調度會，建立完善《干部管理制度》《考核考核》，定期對重點工作落實和干部作風進行督查。二是創新便民服務。提供“一站式”服務，切實轉變工作作風，破題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開展“便民代辦”。各村積極收集代辦事項，能立即辦結的立即辦，不能立即辦的安排專人集中代辦，有效縮短群眾辦事周期，也讓群眾少跑路。推行“上門辦理”。截至目前，蟠龍鎮已通過“集中辦公”、“便民代辦”、“上門辦理”等形式為群眾辦理事項四百余件，初步實現了讓干部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路。三是堅持融入群眾。堅持“問題墻+回音壁”制度，收集到鄉村振興、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問題230個，58個問題得以解決，4個問題正在解決，有效拉近了黨群干群關系。

三、存在問題

前期，基層治理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是鄉村規劃思路不清、方法不多。二是基層治理沒有經費支持。三是治理隊伍自身能力不足，需要開拓眼界，提高治理能力。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堅持黨建引領抓推進。

堅持以“工匠精神”抓黨建，用“繡花功夫”抓“黨建+”，按照“強支部、管黨員、帶群眾”思路，有序推進黨建促脫貧攻堅、黨建促鄉村振興、黨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黨建+基層治理等中心工作。二是堅持對標對表抓推進。以基層治理“十項行動”任務為基礎，鄉賢助力基層治理為亮點，對標對表，明確分工，細化責任。三是堅持示范帶動抓推進。重點打造紙房村黨建+基層治理文化長廊，著力打造鄉村振興建設示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