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代傳播思想的衍變》讀書筆記

《中國近代傳播思想的衍變》讀書筆記

在漫長的封建時期，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嚴密控制下，傳播活動長期受到禁錮，始終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這一情況，直到清王朝中晚期以后，才開始有所轉變。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撞開了閉關鎖國的中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從鴉片戰爭前夕到19世紀60年代末，是中國傳播思想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也是西方新聞思想開始進入中國的一個階段。

最先向公眾闡述西方傳播思想的是這一時期到中國及其臨近創辦中外文報刊的本文傳教士和商人。他們首先把“新聞紙”這一近代化的傳播媒體介紹給中國讀者，并且強調他們創辦這些紙的目的是為了“通中外之情，載遠近之事，盡古今之變”。所刊載的主要是以下的一些內容：

一、經濟信息

二、國際信息

三、科學信息。

所有這些，其目的都是為了西方的利益，旨在傾銷他們的商品，宣揚殖民主義者的威力與德政，改變中國人民思想閉塞的狀況，消除他們對西方人的敵意。不過他們所提供的這些信息和知識，畢竟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也為中國的讀者展示了遠比文化思想為進步的某些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因此在客觀上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他們的傳播思想，也給仍然處在被禁錮狀態的中國人以一定的啟迪。與此同時，中國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重視新聞和信息的傳播。當時，客觀條件還不允許他們創辦近代化的報紙。他們所致力的主要是譯報活動，即把外國人在境內外所辦的報紙上的信息，翻譯介紹給中國的朝野人士。

這一階段由于海禁大開和閉關鎖國的局面被打破，擴大新聞傳播的思想在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當中國人當中已經萌發，但格于形勢，還沒有更多地見之于實踐。

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19世紀90年代初的30年，是這一時期傳播思想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利，使封建統治階層中的一些人幡然醒悟，開始致力于洋務運動。與此同時，一批較早接觸到歐風美雨的士大夫知識分子，也開始探索中國前進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維新變法的設想，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和輿論上鋪墊。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韜和鄭觀應。

他們的傳播思想對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第一，熱情地向中國的公眾介紹和推薦西方近代報紙這一傳播媒體及其運作的模式。第二，部分地清除了在中國大量創辦近代化報刊的思想障礙，削弱了來自封建統治者方面的阻力。

應該承認，阻力仍然很大，但堅冰已破，中國近代傳播思想和傳播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高潮，已經臨近了。

19世紀90年代初到20世紀初的10年，是這一時期傳播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10年，是近代中國的傳播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在鼓吹變法發動政治改革運動的同時，十分重視報刊這一傳播媒體的作用。

維新派有關傳播思想的論述，集中在辦報的目的及報紙的性質和作用兩個方面。屬于辦報目的和必要性的論述，概而言之有以下五點：1.開風氣2.開民智3.開言路4.通情況5.助變法。

屬于報紙的性質和作用的論述，概而言之，有以下四點：1.喉舌，國口，民史2.利器

3.監督政府,向導國民4.黨報。

從20世紀初始到1912年的這12年，是這一時期傳播思想發展的第四個階段。

這12年，也是近代中國的傳播思想進一步發展和進入高潮的時期。以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領導人十分重視革命的新聞傳播活動，并曾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闡述過他們的傳播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關于辦報目的的論述。在很多文章中，他們都明確地指出，他們之所以辦報，目的就是為了革命。其次，是關于報紙的性質和作用的論述。

1.報紙是一種強有力的輿論工具2.報紙在傳播知識、提高國民文化科學水平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3.報刊具有輿論監督和輿論導向的作用。

1840年－1911年的70多年，是中國近代傳播思想從開始萌發到逐步形成體系的時期，是中國傳播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階段。這70年間，傳播思想在中國不斷的有所衍變，尋繹其規律，可述者有以下幾點：

（一）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決定了傳播思想的發展。

（二）政治是制約傳播思想發展的另一個因素。

（三）中國近代的傳播思想，既有先秦以來傳統典籍中的“遍知天下”（《管子??七法》），“上下情請為通”，“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墨子?尚同中》），“國將興，聽于民”（《左傳?桓公六年》）等思想的影響，也有來自西方的影響。

（四）思想先于實踐。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誕生，呼喚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經濟的言論已經風行一時一樣，中國近代新聞傳播思想的發展，也先于它的實踐。

中國的傳播思想一直都在歷史的長河里乘風破浪，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難關之后從而有了進步與發展?，F階段，中國的思想傳播和報業也遇到了新的問題，就是經濟全球化。

對于經濟全球化對新聞傳媒發展、變動所帶來的影響，我們要正確地熟悉，更加積極地應對，把握主動權。這樣才能在新的形勢下使我國的新聞傳媒更好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發展，必然要求各個領域與之相適應；跨國物流、資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長，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應的增長，這既有數量上的要求，也有質量上即傳播速度和信息內容深度上的要求。經濟全球化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全球性的經濟聯系和世界范圍的市場，它對世界新聞傳媒格局的變動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我們要深入的了解中國思想傳播的發展史，才能更好的迎接現在的挑戰。

第二篇：中國近代文化概論讀書筆記

《中國近代文化概論》讀書筆記

提及中華民族漫長5000年歷史中最重要的時期，莫非中國近代那風云變幻的60十年，即1840年—1919年這段時間。這一時期，中國大地上無論是社會、政治，還是文化領域哦的變革都在風起云涌，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引發的量變疊加產生了質變。這關鍵的60年不僅本身十分重要，更是對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國歷史都起著決定性影響。這短短的60年中，中華民族帶給世人無數次嘆息和驚喜。

龔書鐸教授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化概論》，便是用客觀而冷靜的口吻，細致地記錄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為中國進步在文化上所做的種種努力，看似平靜的文字下，暗藏著這幾十年中華民族的掙扎以及斗爭。

通過閱讀這本書，我大致了解一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的事跡以及中國近代文化各個方面的具體特征，給自己以前對這段時期不夠完備的歷史知識進行了一定的補充。同時，這本書也給了我許多思考。

首先在宏觀方面，該書很好地向我展示了一個研究歷史以及其他學科的角度。該書在前言中就提到，研究和撰述文化史的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定義文化，因為廣義文化的概念幾乎無所不包，作者選擇按照狹義文化來撰寫。事實上，無論是何方面的歷史研究，都需要事先為自己的研究核心下好定義。馬克思·韋伯說過，研究不是停留在自在之物本身，而是我們去賦予其意義。社會科學如是，人文科學更應該如此。為自己所要研究的對象賦予準確闡釋應該是研究的第一步。第二個問題是用什么體例來撰寫該書。在面對整體綜合和具體領域分門別類兩種體例的選擇時，作者選擇了將它們結合起來。因為文化與社會政治和經濟互相作用，文化自身各個具體領域也是互相影響滲透，需要有宏觀的宗論，也需要具體領域的闡述來展示各個方面的特點。這樣的布局，讓讀者既可以整體把握，又能深入各個不同層面，條理清晰。

同時，作者將文化史放在社會整個政治經濟大背景下論述，接著再對文化各個細分領域各個擊破，有學者評價其“宏觀不空，微觀不瑣”。這也給我提供了一種研究新聞傳播演變的思路。眾所周知，新聞學，特別是傳播學，都不是簡單的可以獨立研究的學科，它和其他各個學科的融合性很強，其中許多理論也是從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等學科借鑒或演化而來，因此，研究新聞傳播的演變，必須要將其跟社會大背景，以及其他領域的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弄清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

其次，這本書的幾乎每一部分內容分析都一遍遍向我強調了，評價歷史事實和人物需要

客觀公正，在擺出史實時，也要有正反兩方面，評價時也應站在歷史的角度而非僅僅從當今角度出發，否則歷史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第三章中提到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一些觀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數千年吾國國學之精粹，各取其長，進而參考東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這和我們當今大力弘揚的文化觀點是同質的。

從微觀上面來看，該書讓對中國近代史的復雜性加深了認識，以前僅僅從中學課本以及不多歷史的資料里了解中國近代史，所知的事件和人物都相對片面，該書對許多歷史事實和人物進行了較為客觀、平均的介紹，讓我現在對其有了一個更加全面、立體的認識。比如，以前單單知道，中國近代化過程中，雖然每次總是有保守派的阻力，但很快便被歷史的潮流推翻，這一時期的大體趨勢是逐漸遠離中國傳統文化，追求西方文化。而這本書在《近代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這一章節中，還介紹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的近代中國的國粹思想，“國粹派”的觀點之一——對孔子和儒學不是作為勝任和圣經來崇拜，而是作為歷史人物和文獻典籍來分析研究，至今都是非常值得稱贊的。

這本書的理論性較強，但由于是關于歷史研究的內容，也有著豐富的歷史史料作為證明和補充。個人認為，該書與自己以前讀過《西潮·新潮》的正好互為補充，一個偏重于宏觀上理論性的介紹中國近代文化，一個是以個人的視角和經歷記錄中國的近代化。它們結合起來為我細致的描繪了中國近代的幾十年的景象。

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知識面還相對狹窄。中國近代文化包含的內容太多太復雜，可研究的地方太多，這同時也是它吸引人之處。讀這本書，個人還感覺該書的內容體系比較有特色，但中間的理論分析更多是對各家觀點的總結，完全是自己提出的觀點不多。不過也可能是由于它是教科書的原因，給我們足夠方面的史料和部分專家的理論分析，讓我們對這段文化史形成一個清晰的體系，更多的內涵也是留給我們自己來思考。

第三篇：傳播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

傳播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

第一章 導論

1.本書敘述角度：兼容并蓄的，開放的，非簡化論的 方法論：兼容并蓄的立場+現實主義認識論 克服 二元論 非線性（結構因果論）：不可解（難以預測）例如蝴蝶效應。分析單元：過程

2.傳播政治經濟學三個起點：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社會變遷普遍存在）臨近學科：政策研究，文化研究

第二章 一． 概念

起源：家務管理和政治經營

研究對象：各種社會關系，特別是權力關系 是對社會生活中控制月生存進行的研究 二． 特征

社會變遷與歷史

社會整體性

道德哲學

實踐 三． 古典學派典范

兩大支柱：笛卡爾理性論

培根經驗論

是自由市場經濟論公然的源頭，使研究中心由金銀轉移到生產勞動 四． 批判

激進派

A.空想社會主義

認為（自由市場）剝削深化，攻擊私有財產，主張以計劃的、公有的社會取代無政府狀態的市場

B.馬克思

支持平等、公有、唯物主義分析

將資本主義置于歷史辯證發展中考察

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

保守主義者

A.社會是脆弱的有機體

B.政治經濟學不能改善人們的物質或精神生活

C.反對經濟的發展源于自理的個體理性的追求個人財富最大化 D.保守主義的極端——維護性別、階級、種族的等級制度和地位差別

五． 從政治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

A.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區別——經濟學是數學化的，簡化的科學，不考慮政治、道德哲

學、社會實踐。政治經濟學則需要考慮這些方面，還有社會制度，心理力量，文化價值等。

B.從政治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轉變

——奧地利學派：不放棄歷史和道德關懷，追求純粹的市場經濟 ——劍橋學派：主張調整機制、政府干預市場經濟

六． 各種流派

A.新保守主義 B.制度經濟學

C.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D.女權主義政治經濟學 E.生態政治經濟學 F.社會主義生態學

第三章

本章首先從界定傳播的含義出發，進而探討傳播政治經濟學崛起的社會背景及知識學術背景。

1傳播

概念：媒介非中心化 P71最后一段

傳播的含義;一種交換的社會過程，其產品或是社會關系的標志，或是它的具體表現。

政治經濟和傳播互相作用，自社會與文化實踐中建構產生，兩者都是交換過程，存有差異但都由共享的社會與文化實踐決定。2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概念：后福特主義

影響政治經濟學取向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報業、電子媒介及電信業從樸實的家族企業向20世紀產業界的主要產業的轉變。

國家的影響 P74最后一段~76（媒介帝國主義議題）

文化研究 P79第三段

3北美

達拉斯·斯密塞 赫伯特·席勒

產權集中化P88(整合與分裂)； 了解國家或政府與傳播業的關系 國家與資本的整合發展

國家與企業置于國際舞臺下思考 P92 性別 種族

4英國與歐洲 詹姆斯·哈洛倫 格拉默·默多克

批判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不同的讀解方式去了解傳播、大眾媒介及文化實踐。

媒介集中化趨勢；英國媒介的國際化；對娛樂與信息的限制性選擇。三種生產方式：P107 二段 第三世界

發展理論（現代化理論）P116

對巴西和日本的研究

6綜述

這門學科涵蓋了不同的立場、興趣、側重點、對立關系。馬克思學說及制度研究取向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所產生的實際研究成果遠超出社會體制給予的支持。大多數工作都是獨立完成。但仍基本確立了研究方向。7 個人理解

本章即是把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有關傳播的一些內容拿了過來，很少有學者是專門研究傳播。

他們都是獨立研究，也就表示觀點很不同，未達成一個統一的理論。所以這到底是要說啥。。

第四章

在對傳播政治學的概念進行界定以后，在下編中，文森特·莫斯科主要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所遇到的挑戰。

在下編前言中，作者先區分了反思、修正與否定的區別，修正主義者的觀點提供的是較小的改善；否定則拋棄了本取向的基本假設。反思則介于修正與否定之間，承認這一取向的核心原則及多元詮釋。反思需要該取向具有必要的自我意識與自我反省能力，能夠檢查自身的根本的認識論和概念基礎。

作者認為，在政治經濟學陣營，重向外，輕向內。恪守實踐目標，卻很少向內檢視。反思意味著仔細審視既有成就，同時要批判地反省這些成就與本取向的基本特征之間的關系。反思同時意味著直接的對話，目的是使人明白什么是這一取向的根本基礎。

之后，作者闡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本體論。

這里采用的取向以現實主義的認識論作為開始，認為現實是由感官觀察和解釋行為共同構成的。另外，這個認識論觀點采納了兼容并蓄和非簡化論的取向。我們的目的是要使認識論航向保持在相對論與本質論之間。

認識論更進一步被確定為批判的，因為知識的產生必須通過比較的過程，包括在可供選擇的理論構想中比較，在一整套特定的理論構想的下一級構成之間比較，在相互構成知識實踐的成分中比較。

本體論實際上是找出政治經濟學的實質理論，是一種向內的過程。與認識論相結合的本體論強調社會變遷、社會過程和社會關系，關注結構和制度。

遵循這一原則，我提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框架，并找出三種進入過程。作為起步的過程是商品化，即將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然后，分析進入空間化，即空間與時間的轉化，或者說制度的延伸過程；最后進入結構化，即社會能動力量形成結構的過程。

第4章 商品化

商品化是把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注意：這是本章的重點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討論的商品和商品化過程，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產和分配商品的商業制度和商業結構以及規范這個過程的政府機關上。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糾正傳播研究中的一個傾向，這種傾向過分關注分析內容和理解內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分析產生產業結構的原因。

馬克思的觀點：使用價值不僅限于維持生計的需要，還延伸到社會建構的范疇。政治經濟學認為使用價值的疆界會受到商品結構屬性的制約或限制，使用價值從這些結構屬性中獲得存在的性質。

商品化和傳播的關系具有兩個普遍的意義。第一，傳播過程和傳播科技對經濟學中的商品化的一般過程起了推動作用。第二，整個社會的商品化過程滲透到傳播過程與傳播制度中，使這個過程中所出現的深化和矛盾也對傳播這種社會實踐產生了影響。

商品包含了雙重的神秘化。首先，它把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系自然化。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電腦，不是生產線上展開的抗爭。第二，商品被具體化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能夠對抗社會的王國并加以控制。第一點將商品視為生產過程的自然產物，而不是社會斗爭后的社會產物；第二點完全切斷了商品與生產過程的關系，把它置于自己的王國里來控制社會生活。

作者再次強調，如果不訴諸簡化論和整體化的分析，我們就不可能采取這樣的立場，保留商品化的最初意義。如果放棄了商品化的原始意義，我們也就無法辨別市場與非市場機制和過程的差異。

內容的商品化：資本控制了生產工具 剩余價值實現的程度取決于勞動者、消費者、資本市場等眾多因素。絕對剩余價值延長勞動時間，相對剩余價值提高勞動強度。這種策略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勞動者的反抗能力（階級斗爭）

傳播除了能生產剩余價值外，還制造了符號和形象，其意義能夠塑造人們的意識。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媒介主要是通過生產反映資本家利益的訊息，通過不斷支持整個資本或特定階級集團的利益來擴展商品生產的過程。

受眾商品：一種觀點認為受眾是大眾媒介的主要商品，媒介公司生產受眾，然后將他們移交給廣告商的過程。還有一種觀點，把受眾稱作媒介產品的共同創造者。

控制論的商品：內在的商品化：收視率才是商品。意義在于超越媒介來尋找商品。控制論的商品：延伸的商品化：擁有市場權力的利益集團開始控制一切。國家與強權延伸商品化的過程。

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基本點：一是人類的需要；二是制度體系。

勞動商品化：第一，傳播系統和傳播技術的應用擴展了所有的勞動商品化的過程，其中包括傳播產業的勞動商品化；第二，勞動是在生產貨物商品和勞務商品的過程中被商品化。

公共生活中的社會過程：把公共的內涵界定為實行民主的一系列社會過程，也就是促進整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決策過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參與。

第五章

本章將空間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切入點，空間化來自社會理論學家亨利勒菲佛，指的是克服社會生活中空間和時間限制的過程。

空間化對于政治經濟學家有特殊意義，原因一，傳播過程和傳播技術在空間化過程中占據了核心地位，貫穿了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二，出于同樣的原因，空間化在傳播產業中尤其重要。

馬克思認為資本消滅了空間，而最近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修正了這一觀點，認為資本還變了空間，重新構建了人、貨幣和訊息之間的空間關系，并在這個過程中變革了自己。

空間是一種權力幾何體

傳播政治經濟學所述的空間化特別研究了傳播業中企業權力的制度延伸

媒介集中，集中研究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橫向集中形式就是一家公司購買另一家公司的控股權，縱向則是相同的產業生產線上多家公司的集中。

多層經營與多國經營

媒介集中的主要制約因素是所有權，所有權的集中—— 董事會成員與共同信托責任之間的聯系，一種是直接，一種是間接，媒介責任通過在相同的市場競爭中分擔了相同的責任而得以延伸。

集中有了一種霸權性質，運用這種權力的人，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擁有這個權力。2 企業伙伴關系或策略聯盟。

集中化越來越普遍是因為空間化的過程使公司在一個特定時期能夠重新構建內部操作和外部關系，從而不會猶豫組織上的原因導致協議中斷。

聯盟可以轉化為新的公司，企業集團重新建構

當前重新構建浪潮中，資本主義的動態過程有以下幾個方面：1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在加速進行。2空間集結面對的限制少了很多 3 國家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國家選擇而逐漸轉變。

產業活動的空間類型的變化，電信發展促進商務活動集中，聯絡范圍擴大促使商業集中化。空間聚合和所有權聚合都是商務集中的重要形式。

國家

空間化和民族構建都是政治經濟過程。

空間化過程的不穩定關系中運作的力量不只有民族的單位。民族主義的共同點在于以本土對抗空間化邏輯。

可以從描述它的四個過程著手分析，第一個是商業化，也就是國家的規范形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務及相關標準，而采取市場標準，建立市場規范。

第二是自由化，指國家介入來增加市場參與者數量的過程，典型的做法是引進競爭。第三是私有化是國家介入而賣掉國有企業的過程。

第四是國際化，國家本身也在創造自己的團隊協定或策略聯盟。

全球化

全球化值得是資本的空間狙擊，由跨國產業與國家主導，轉換了資源與商品的流動空間。目前通行的全球化過程指的是空間變遷的當前類型。

民族主義、地方主義和社會主義 全球化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

民族建構，民族建構可能受到商品化和空間化的深刻影響 社會主義批評民族主義忽略了資本主義、階級和性別，民族主義是一種區域對抗的形式，它強調建筑在空間認同上的抵抗，反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是空間的差異日趨理性化和同質化，因此破壞了民族主義的空間認同基礎。

第六章 結構化

1.含義 P206 二元性（強制規則+能動資源）

結構化所描述的是一個過程，結構在這一過程中由人類能動行為來組建，而它又提供了組建所需的“媒介”本身。社會生活由結構與能動力量共同構成。2.特色：強調社會變革P206 結構提供了能動力量運作所需的媒介。結構化的微觀性——個體化 P208 P235 3.考察角度——社會階級、性別、種族、基于公共議題的社會運動 ①社會階級 P210--分類觀（傳播政治經濟學推崇）、聯系觀、形成觀--階級分化反映于媒介的分享與使用--對自由多元論批判 P220 ②性別 P223 ③種族 P227 ④社會運動 P230 ⑤霸權 P234 P209 霸權的基礎是同意而非壓制，因此比意識形態更有力，可以自己生長。4.結論 P237 第七章 挑戰邊界：文化研究與政策研究 1.引言：界限 P240 2.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P243 3.他山之石：政策研究 P246 4.政治經濟學的回應 P249 5.結論：重返階級權力 P262

第四篇：傳播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

傳播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

傳播政治經濟學

第一章：導論

1．溝通、傳播的價值不在于貢獻出問題的答案，而在于不時展現人類意識格外銳利的一面。（Williams，1976：21）——我認為此句的含義是指出具有社會科學性質的溝通傳播學科的不確定性和廣博性。其不象自然科學那樣的精確和結果的唯一性。同時，溝通、傳播需要人類思維的活躍性和包容。

2．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主要方面?！獙@句話的理解是在被公認為傳播研究的奠基人中：拉斯韋爾、盧因、拉扎斯費爾德和施拉姆中，前三位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政治傳播”或“軍事戰爭傳播”和“社會傳播”等，在這方面研究的比較深厚。

3．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社會變遷普遍存在，并可理解為三個動態過程：商品化、空間化和結構化。——因為社會的不斷變化和發展，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的研究提供了環境？

4．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基礎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論的理論。（整合認識論：描述性的、有條件的和綜合性的認識論?！猄himony，1933）。現實是有我們所見及我們對自身所見的解釋兩部分構成。——他的這一說法就像李普曼在《輿論學》里對“客觀”的解釋一樣：一種是這個世界本來就存在的一種存在，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變的，本身就具有的；而另一種就是經過媒介的傳播而存在于人們腦海中的一種對事物的所謂的“客觀”。理論和事實之間的關系：理論不只是對經驗材料進行概括條目的整理，它幫助我們構建描述性和解釋性的材料。理論指出這些材料的內部元素的聯系，以及這些元素與某些過程和實踐的聯系，這些過程和實踐為經驗性的描述和解釋提供了基礎（Resnick#Wolff，1987）。實證主義者所說的“事實”具有特殊的本質，不受任何概念的污染，這樣的事實絕不可能解決各種理論上的爭端因為他們不存在。概念和思想總會延伸到行為和經驗事實之中。另一方面，理論是沒有生命的，欠缺經驗的或解釋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事實可以超越理論，表現為使實用哲學家所說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實”，迫使概念體系返躬自省，從而要求人們或者為某一概念提供依據證明其合理，或者修改這個概念。然而這個世界沒有純粹的理論或純粹的事實——兩者互相滲透。理論上的實踐和經驗性的/解釋性的實踐彼此影響，并受到他們所處的社會實踐大環境的制約，所以，本書認為理論和經驗性/解釋性實踐的關系是多重決定和互相建構的?！獩]有純粹的理論也沒有獨立的事實，就想雞和蛋的關系一樣？？

5．女權主義者認為，二元論的觀點“與我們的社會對性別的根本區分有關，與分配給兩性的不同特征有關，與兩性之間的權利關系有關”（Massey，1992：72）。盡管典型的二分法以差別或客體關系為基礎來實現形式上的平等，然而事實上，存在與不存在，“A或非A”卻暗示了一種偏好。二元論不僅鼓勵了這樣這樣的思維方式，還拒絕考慮第三種可能性，即存在于二元論的選擇。如此一來，二元之外的唯一屬性就是混沌，這實際上距一元論更接近。

6．威廉斯提出決定意味著設定界限和施加壓力。用阿哈麥德的話說，決定的作用不是“人前掘井”，而是要“指出個體做出選擇、進行生活、創造歷史的環境”。本書采取明顯的非簡化論的、泛化決定或多重決定的研究取向。同時本書拒絕將一個人、一種關系、一次歷史事件所具有的明顯復雜性簡化成一個核心本質或核心概括。采用泛化決定（多重決定）的視角可以避免將孤立的行為當成是完全獨立的事物，同時還能強調行為的相對獨立性和相互作用力。

7．因果論的含義是：事物的屬性由其概念進行提煉，它總能影響其他與之具有相近屬性的事物。相互建構不再暗示事物（尤指完全成形的結構）會對其他完全成形的結構產生影響。相反，主要的分析單元應該是過程，如商品化。它們為建構分析框架提供了起點或切入點，并與其他影響他的過程（如創建公共領域）發生辨證聯系。

8．界定相互建構的困難之一在于，它既存在線性模式又存在非線性模式。線性關系很容易理解：它們可以用一條直線表示出來；她們可以拆解也可以重新組合；非線性系統常被虐稱為“蝴蝶效應”：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扇動翅膀，就會改變紐約下個月的天氣。現在所說的混沌理論或復合理論，其核心觀點就是：最終結果敏感的依賴初始條件，因而總是難以預測的。

本書將非線性科學的發展納入其中，因為他指出了傳統政治經濟學思維方式的諸多缺陷。本書一如既往地強調社會變遷的普遍性、多重決定、相互建構和非簡化論，并以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切入點和我們建構傳播這一概念的過程為例，說明非線性科學的含義。馬特拉夫婦曾論及從非線性角度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這些新范式打破了線性思維在原因與結果、來源與受者、中心與邊緣之間建立的單向關系，并向帶有確定的歷史與進步概念的排他的決定論挑戰。此外，沃勒斯坦舉例說明如何用混沌理論的非線性思維分析全球經濟——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是一個歷史體系，因此也有其歷史壽命：它有一個起源；它有一套獨特的循環節奏和一個長期存在的趨勢；它有諸多的內部矛盾，最終將導致它的滅亡。這里要提出的觀點是：短期性矛盾導致中期性解決方案，中期性解決方案又會轉變為長期性線性曲線，向漸近線逼近。在曲線向漸近線靠近的過程中，回復均衡的壓力逐漸減小，造成更大的振蕩和分叉。不是大幅度偶發性的波動導致曲線的細小變化，而是細小的波動導致曲線的大幅度變化。

9．活躍在批判舞臺的傳播學研究主要有兩大學派：一個是文化批判學派；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派。他們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有密切的聯系

10．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一種思路，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及其宏觀決策活動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觀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的。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學科的母體或者方法論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以傳播媒介為核心的人類傳播行為及其活動。

11．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義（現在的新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制度學派。

12．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傳播政治經濟學尊崇的最重要理論權威卻是馬克思。

13．理論主要是大腦思辯性邏輯推理活動的產物。理論大致可分為標準化的和解釋性的兩種，標準化的理論提出理想的目標。亦即提出“應該怎樣”的問題；解釋性的理論則是對既有現象的認識，亦即回答“為什么會這樣”的問題。

14．莫斯考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具有4大特點：歷史分析；廣泛的社會整體理解；道德哲學（價值觀，社會良好秩序）；社會干預（即實踐）。（Mosco,p.17）15．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媒介不是惟一的關注對象，而只是社會經濟、政治、文

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媒介與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體系一道，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能動的作用，學者追蹤它的變化。以道德的眼光審視它的影響，這是一種復調式的、多聲部的“交響樂”是一種綜合的方法。也就是說，它既要回答“怎么樣”、“為什么會這樣”的問題，也要回答“應該怎樣”、“怎么做”的問題。傳播政治經濟學與認識（規律）和決定（政策）等傳播領域的各種問題都有關系。

16．傳播政治經濟學具有“經濟的”和“政治的”的雙重特點。只有在北美（更準確說，是美國），從一開始，媒介及其傳播便徑直坦露出其經濟本性（叫作商業化）。⑩從而被學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對中國傳播學者而言，媒介“政治”、“宣傳”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對傳播經濟實質的洞察，卻是新的嘗試。因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國的經濟便不是相對獨立的自治領域；中國當代的市場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決策所規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國與韓國等東方國家有一種相同的現象，按照韓國學者的說法，就是“非正式的決策支配正式的決策”。⑾如果說，北美批判學派的重大貢獻是從“經濟”中發現了“政治”的話，中國的傳播學者卻要反其道而之，從“政治”、“宣傳”、“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認出“經濟”的實質。我想，這是中國與西方的媒介研究應該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17．政治經濟學主要有三個大的分支：自由主義（現在也被稱為新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制度學派。

自由主義即新舊古典（或稱經典，classical）政治經濟學。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除了亞當·斯密之外，還有一位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他們各自側重一個方面。亞當·斯密主張“自愛”即“愛人”，利己同時利人。他在發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評了商人的為富不仁，并對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繼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包括馬爾薩斯，卻由斯密的立場而倒退了。他們是站在有產者一邊的。例如馬爾薩斯，他反對拯救貧困的社會計劃、反對醫療保險與和平，因為戰爭、饑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長的“自然”手段。他還為允許街道上污水橫流的做法辯護，說這是控制人口，使適者生存的手段。根據馬爾薩斯的觀點，政府不應該控制疾病的蔓延，這種控制只會帶來長期的更大的痛苦，因為無限制的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會使社會變得更弱。一些為資本辯護的經濟學者說：“商業有一個、也只有一個社會責任——使用它的資源和活動創造利潤，只要它遵守游戲規則，也就是說，在無欺騙和無假造的公開、自由的競爭限度內行動”，否則才是破壞性的。（轉引自Babe,1995, pp.91～94）

馬克思主義認為，希望通過積極的競爭達到公平，純粹是幻想。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圍繞工業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生產條件等制度因素進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將生產模式具體化。例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轉向了對“文化產業”的分析。他認為，文化產業是霸權集團教導勞動大眾“有用”價值觀及引導其思維和感覺的手段。在新馬克思主義那里，大眾傳播被視為霸權教化和宣傳的工具，而新經濟學被視為服務于霸權利益的學術意識形態。⑿

制度學派將制度（而非個人）置于分析的焦點。按照韋伯倫的定義。制度是廣泛流傳的社會習俗或者思想習慣，或稱思維習慣（habit of

thought）?！八季S習慣”是習慣化的預存傾向和思想模式，它組成了各種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礎，認識和解釋也由此形成。制度經濟學認為，只有制度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或者改良。積累的變化使得文化、社會和經濟轉型。制度學派批評自由主義的市場和諧論，認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沖突的和變化的，以此區別于古典主義試圖建立永恒不變的普遍法則的努力。制度學派也責備馬克思主義簡單的階級分析，它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區別是，認為階級內部的斗爭更甚于階級之間的斗爭（所謂制度沖突）。

18．商品化

將商品化作為政治經濟學對傳播以及媒體考察的起點是理所應當，而且師出有名的。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也正是從商品這個基本元素開始的。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正是通過龐大的商品堆積，資本主義才得以表現其自身。莫斯可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確講座了商品與商品化的過程，然而它有一個偏向，即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產和分配商品的商業制度和商業結構以及規范這個過程的政府機關上。”

他認為政治經濟學者之所以如此為之，是因為其他的傳播學研究中過分關注分析內容和理解內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思考產生傳播產業結構的原因。莫斯可認為商品化與傳播的關系具有兩個普通意義：“第一，傳播過程和傳播科技對經濟學中的商品化的一般過程起了推動作用。??第二，整個社會的商品化過程滲透到傳播過程與傳播制度中，使這個過程中所出現的深化和矛盾也對傳播這種社會實踐產生了影響?！?/p>

總的來說，對傳播商品化的考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媒體內容的商品化、受眾的商品化和傳播勞動的商品化。雖然不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有著各自的闡釋，但是他們大都傾向于強調企業與國家的制度和結構，因此政治經濟學分析商品時，重在對作為商品的媒體內容，然后是媒體的受眾，而對傳播的勞動過程的分析并不多見。如果套用經典的馬克思式的政治經濟學對媒體及其工業進行考察，那么媒體內容的商品化過程是這樣的：撰稿人作為賺取工資的被雇傭者，他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就是他們的撰稿能力）。資本控制了印刷機、辦公室之類的生產工具，將他們的勞動力轉化成為新聞稿和其他文章、節目，最后他們被組合成一整套的產品，拿到市場上銷售。銷售成功后，資本家得到利潤，并將部分利潤用于支付工資，擴大再生產。最后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資本家通過延長勞動時間，保持工資不變的方式可以獲得絕對剩余價值；或是提高勞動強度獲得相對剩余價值。在另一方面，資本同時也力圖采取系列手段控制消費者，以實現利潤最大化。這些手段既包括市場壟斷地位，也包括采用廣告，增加產品種類來應對市場。

無論對于勞動者，還是對于消費者，資本能否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都與他們的抵制能力相關。勞動者的反抗與抵制取決于勞動者的組織力和諸如新技術和新的勞動力替換可能。消費者的反抗則受制于他們的消費者的組織以及替代服務替代產品等等。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除了加漢姆與斯密塞以外的絕大多數學者都將傳播當作一種特殊而強大的商品，它不僅生產剩余價值，也制造符號與形象，并通過它們影響人們的意識。特別是赫爾曼、喬姆斯基與席勒等人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媒體主要通過生產反映資本家利益的信息，通過不斷支持整個資本或特定集團的利益來擴展商品生產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充滿了矛盾、抗爭。一般來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傾向認為意識形態是整合在生產過程之中，當然也有學者持類似后阿爾杜塞式的觀點將生產過程當作為意識形態分離的，也有學者較靠近法蘭克福的立場，將生產過程完全視為意識形態工具。

斯密塞以其“受眾商品論”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另具一格。1951年，他是在瓦薩（Vassar）學院消費者聯盟研究所的一次會議發言中提出這一理論，此后他將這一理論稱為馬克思主義盲點的受眾商品論。在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依附之路》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他以為受眾才是大眾媒體的主要商品。媒體公司生產受眾，并將他們賣給了廣告商。斯密塞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將這種情況比作提供免費午餐的小酒店，大眾媒體就像免費午餐一樣，最后還是會算到顧客的頭上。因此斯密塞將受眾勞動或受眾勞動力作為大眾媒體的主要商品。對于斯密塞提出的這一事實，英國傳播學者加漢姆也有過類似的分析，只是兩者著眼角度不同，導致了對于商品化的不同認知。相對斯密塞的觀點，加漢姆略顯折衷，他將商品化認作兩個方向：其一是直接生產的媒體產品，其二是通過廣告完成。而且加漢姆強調媒體產品乃至文化商品的特殊性（如不會在使用中被損壞，可以廉價地進行復制等等）。對于受眾商品的爭論被英國默多克和戈爾丁歸因到歐美媒體業的體制結構不同上。他們認為斯密塞的主張更加適用于北美的土壤，歐洲的媒體產業中公營部門占有相當的比例，而北美的廣告商媒體的支配能力明顯強于他們在歐洲的同行。這場“馬克思主義盲點”的論爭，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漸漸趨向緩和。這主要因為所謂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區分不再那么明顯，同時全球化的浪潮也使美國式廣告業發展的特例幾乎成為全世界的共同榜樣。

對于斯密塞觀點的批評也不乏其人，其一是他避開了媒體內容，將受眾勞動作為惟一的媒體產品。其二是斯密塞出的受眾勞動概念所指的勞動是否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勞動，也值得推敲。不過眾多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也公認斯密塞的觀點為思考商品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解。斯密塞將媒體、受眾和廣告視為三位一體的相互關系，媒體是用來建構受眾，廣告向媒體支付金錢而獲得受眾。對這個過程的分析無疑將商品化從媒體公司的制作過程，擴展到廣告商和資本的介入。

商品化的過程使得媒體產業從頭到尾都被納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對商品化的認知從媒體產品生產意識形態產品，到認識媒體產業為廣告商生產了符合廣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眾，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蘭克福學派的陰影，受眾商品也因而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里一個核心而且長盛不衰的探討主題。

另一種對商品化的考察被稱為控制論（cybernetic）的商品化。這種由米漢提出的觀點，相對于受眾商品的討論并不是研究的熱門。不過近年來也有部分學者特別是加拿大學者莫斯可對此評價很高。米漢認為在商品化過程中，“交換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眾，而是收視率”。他指出，廣播電視生產的商品，并不是實際的受眾（所謂受眾的人頭數），而只是關于受眾的信息（觀眾的多少、類別的構成、使用媒介的形態）。媒介與廣告客戶之間的交易，是通過收聽收視率行業進行的商品交換，而由這種交換過程產生的商品，是收聽收視率這種信息性、資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收聽收視率調查公司從事的，是這種信息的檢測過程。

傳播勞動的商品化是一個較少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談論的話題。在最近出版的傳媒政治經濟學專著中,莫斯可提醒學者注意另一種傳播商品化的趨勢,即傳播勞動商品化的趨勢。這種傳播勞動的商品化,傳播者的專業創作轉化為規范化生產的過程,由于傳播新科技的發展，這一過程在近年變得特別突出。米格曾劃分甲乙丙三種類型的傳媒產品：無需創造性的勞動的硬件，屬甲型產品；制作投人大，由勞方控制的軟件是乙類；丙型產品介乎兩者之間，既需創意,又易復制。

空間化

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另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是空間化。這是因為“傳播過程和傳播技術在空間化過程中占據了核心地位，貫穿了廣闊的政治經濟背空間化傳播產業中尤其重要?！?/p>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甚至馬克思那里其實就可以找到類似空間化的概念，譬如馬克思本人就曾提到以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時間消滅空間。此外社會學家們對此也曾作出不少論述，比如吉登斯提出過時間空間延伸，哈維提出過時間空間壓縮。以研究城市、網絡著稱的社會學家卡斯特爾也提過流動的空間。傳播學者英尼斯以及麥克盧漢也對這一概念有過研究。不過與探討組織活動地理延伸和制度延伸的空間化研究不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討論重點落在了傳播業中企業權力的制度延伸。企業規模與企業集中是現當代媒體行業發展的主要特征。

通常來說，集中可以分為橫向與縱向。所謂橫向是指一家媒體公司購買另一家媒體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直接與前者的行業相關，或者其主要資金來源根本與媒體不相干。這其中既有傳統媒體行業購買新媒體，也包括媒體企業涉足非媒體行業?？v向集中則是指相同產業生產線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集中后的公司得以控制整個生產過程。二次大戰后，跨國經營企業是另一種新型的集中形式。這些被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稱為“巨子”的媒體公司通過控制生產、發行與放映來完成縱向融合；它的橫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體產品，包括硬件與軟件。它們還通過國際分工，能夠靈活、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勞動力、資本、研究與發展成果，進行全球融合。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對集中的各種形式都進行了思考，而其中最引起他們興趣的則是所有權。對于媒體而言，所有權的集中限制了生產者和發行者的多樣性，因而會限制傳播和信息的流通。

政治經濟學對國家的角色也給予了當代國家機器對企業與產業結構的變。莫斯可就認為，商業化、自由化、私有化“說明了國家的構成角色。更重要的是它們顯示了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價值，國為它的起點就是產業界與國家共同建構了調節與規范的形式。”所謂商業化是指，國家的開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務以及相關標準，而采取市場標準，建立市場規范。自由化是指國家介入來增加市場參者數量的過程

。私有化是指國家介入而出售國有企業。國際化是指國家本身創造

自己的團隊協定與策略聯盟進入國際市場。此外，全球化也是空間化的一種特殊形式，自然也是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者關注的重要話題。

結構化

莫斯可認為結構化是一個可以提升傳播政治學內涵的重要學術課題。他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一向重于結構，特別是在商業企業與國家之間結構與作用。傳播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結構、社會實踐的考察，傾向于將焦點慶在社會階級之上。階級結構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解社會生活的核心起點，此外性別、種族等學術思路的引進，使得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結構化研究得以拓展。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階級觀主要從分類的角度出發，揭示階級權力的意義。也就是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所研究的是所謂社會精英對傳播控制權的創造與再造，他們的階級成以及他的分化。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是戈爾丁對收入與傳播硬件的擁有狀況的研究。此外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對階級權力的研究還放在傳播業的工作場合。不少學者認為，在這一領域，階級權力是通過對體力勞動和瓦解和對工作者的監控來實現的。由于傳播政治經濟學十分重

視階級分類，因而資源對階級的意義在這里格外受到強調。上層階級擁有資源，因而擁有了權力。就傳播而言，沒有傳播工具，對大眾媒體與電信的享用機會也會受到影響。

相對階級的課題，對性別、種族等方面的研究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要薄弱得多。通常來說，從階級開始考察性別與權力關系。按照莫斯可的觀念，傳播政治經濟學派重在分類觀，即對某一類人群進進行界定，進而判斷其社會地位。此外，使用聯系觀與形成觀的思考方式，將會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帶來些新的研究理念與思路

19．在采取政治經濟取向的傳播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具備于經濟學背景，因此可以說，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學科的母體或者方法論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以傳播媒介為核心的人類傳播行為及其活動。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及其宏觀決策活動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觀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同時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傾向于馬克思主義。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源頭也就上溯自大衛李嘉圖、亞當斯密,而以馬克思作為主要的理論來源。在方法論上，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反對以多學科整合的知識背景為起點，反對傳統傳播學引以為天條的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反對將以實證調查為主的行為主義的研究范式。盡管在反對行為主義的論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如今成為國際顯學的文化研究并肩作戰。特別是在英國，如默多克等知名的傳播學者甚至還參與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活動。

此后，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同樣反對行為主義研究的文化研究學者分道揚鑣，后者指責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唯經濟論，是對《資本論》在傳播領域的翻版。進入九十年代后，部分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也致力于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整合。

第五篇：帝國與傳播讀書筆記

《帝國與傳播》讀書筆記

《帝國與傳播》是加拿大政治經濟學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哈羅德·伊尼斯，1920年起，一直執教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政治經濟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長。他在政治經濟學、文明史和傳播學諸領域的成就，使他成為世界級的著名學者、多倫多傳播學派的先驅。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經濟史和文明史，主要有有《加拿大的皮貨貿易》、《加拿大經濟史》、《鱈魚業》。后期的兩本代表作成為傳播學的經典，它們是《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

一、本書的構造

《帝國與傳播》這本書作者從歷史的視角，來闡述不同媒介在各種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將不同帝國的文明進行了對比。本書分為七章，我把這七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第一章的緒論部分，在這一章，作者指出“一種基本媒介對其所在文明的意義，是難以評估的，因為評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響”，同時指出，文字發明以后，口頭傳統和集體社會中那種升華的語言形態，讓位于個人的寫作，記錄和信件取代了集體記憶，詩歌有文字記錄下來，從集體節日里分離出來等等。第二個部分主要介紹埃及、巴比倫、希臘和羅馬帝國等國家與媒介之間的關系，一種新媒介的出現，必然給帝國的文明帶來重大的影響，一個成功的帝國必須充分認識到空間問題和時間問題，應當不斷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最后一個部分，主要介紹作為媒介的羊皮紙、紙張和印刷機在帝國發展當中起到的積極作用和一些消極影響。作者將他所謂的帝國分為兩大類，即政治性帝國和宗教性帝國，政治性帝國倚重空間而不斷進行著疆域的拓展，宗教性帝國倚重時間的傳承，比較能夠經受該朝換代的折騰合帝王更替的滄桑。

口頭傳統與希臘文明

希臘文明是口語詞力量的反映，“靈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語、腓尼基語和希伯來語的傳播，促進了印歐語系語言文學的發展。后來西方政治帝國的問題，尾隨著這個字母表的適應力而起起落落?！彪S后，字母表掙脫了圣書經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來了，使希臘人能保持豐富的口頭傳統。蘇格拉底是口頭傳統產生的最后一位偉人，也是最后一位闡述口語傳統的人，他呼吁更好地語詞，更好的講話，希望說話更加富有表現力?？陬^傳統的力量，隱含著一種適合它自身需要結構的創造力，而這種創造力體現在史詩的演變之中，史詩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夠靈活的使用語言的形態、詞匯和常用表達，而這些又促進了語言的發展?？陬^傳統在雅典力量之強大有三個方面的表現，首先是使雅典的法典形成緩慢，行政長官繼續行使司法職能，司法制度允許伸冤，在困難時期授權個人立法。其次是使家庭的地位削弱，梭倫廢除了個人擔保制度，推到地產上的石刻銘牌，口頭傳統有效地頂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蝕。禁止用人身作為債務擔保，防止勞工受奴役，使之不至于成為一股破壞性力量。第三個方面是梭倫設計的國家機器容許不斷的調整，這也是口頭傳統的力量。貴族不再凌駕于民之上。

希臘人的口頭傳統強大，字母表靈活，這使他們能夠抵御東方帝國的傾向，不至于走上絕對權威的君主制和神權政治。然而，希臘的散文戰勝了詩歌，標志著希臘文明的一個根本變化，文字的傳播毀滅了一個建立在口頭傳統上的文明。并且，文字的廣泛傳播加深了城邦之間的鴻溝，加快了希臘文明的瓦解。

所謂的“媒介決定論”

伊尼斯認為媒介對帝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將這種影響放大為媒介的決定作用，在書中很多地方都有作者認同的媒介的決定作用，例如，作者認為，“巴比倫帝國觀念興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葦管筆的文明與石頭和鑿刀文明的沖突。”“由于改進傳播媒介而興起的政治組織，導致了貿易都會的發展，貿易都會成為位于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之間的中間機構”“羅馬人征服埃及之后，紙莎草的供應源源不絕，稱為一個龐大帝國行政管理的基礎”；“羊皮紙做的書使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占有更大的優勢?！钡鹊取w結為一句話，“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然而，伊尼斯的媒介偏向和強大的影響，不等于媒介具有決定性，媒介的作用僅限于“加速”、“促進”、“推動”復雜的社會進程，并且影響社會進程的還有其他的許多因素，正如麥克盧漢所說，當任何一方被推向極端之后，都向著對立面轉化，文字被推向極端后，就成為了官僚體制專門化的代理，口頭傳統被廣播和電力媒介推向極端后，就會產生破壞性的后果。媒介偏向論

媒介偏向論是伊尼斯提出的重要觀點之一，在《帝國與傳播》這本書中，作者也有提到，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從行政效率上說，解決了空間的問題，從連續性上來說，解決了時間問題，政治結構的靈活性自然會產生追求能力的持久興趣，必然會堅持不懈的抨擊知識壟斷。政治穩定需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正如作者所說，集中關注某一種傳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發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間和政治組織，就是倚重宗教和時間組織。一種新媒介的引進往往會遏制前一種媒介的偏向，并創造帝國發展的條件。拜占庭帝國的出現，是兩種偏向融合的結果。一是莎草紙的偏向，它和政治組織相聯系，一是羊皮紙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組織相聯系。過多倚重任何一方都將出現問題，應當平衡好時間和空間問題。獨特的寫作視角

縱觀整本書，我們發現，作者通過歷史記述的方法來細細描述帝國文明的興衰。麥克盧漢曾寫道“如果說黑格爾推出了一個沒有存在背景的歷史外觀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歷史和經驗的背景中根據新的信息時代精神去尋求模式?！蓖ㄟ^這種獨特的方法，伊尼斯真正做到了“把某些具體的事件分離出來進行精細的考察”，而“這種方法既能從內部也能從外部對一種文化進行評價?！币聊崴共粌H深入到隱蔽的歷史情境中去，從內部區探察文化，了解其運行機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對文化進行描繪和敘述，而且，他總是處在悖論之中，因為他同時提供一個環境的許多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