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為什么美國頂尖大學的學生很少偷懶
為什么美國頂尖大學的學生很少偷懶
我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一個小朋友邁克,今年剛上大學一年級。芝大經濟系諾貝爾獎得主云集,是聞名全球的“芝加哥學派”的發祥地。在他的幫助下,我像一個大一新生一樣背起書包,走進他們的LiberalArts課堂聽課。芝大的General Education在全美獨樹一幟,素以苛刻的標準和繁重的學業壓力而著稱,但也正因為此才保證了芝大本科人才培養的過硬質量。這一切大概要歸功于哈欽斯校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啟動的本科教學改革。在那次堪稱革命性的變革中,芝大建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響的GeneralEducation課程體系和小班教學模式。我選了一門希臘思想史的討論課。本來我還想多選一些,但邁克建議我最好只選一門,從頭到尾聽下來。我聽了很不服氣。想當年,我在北大讀書時一學期至少要選十門課。現在雖然年紀大了點,芝大的課程難一點,但也不至于差距這么大。邁克很直率地告訴我,他一學期只選了五門課,已經快要崩潰了。我將信將疑。
果不其然,這門課的難度極大。學生平均兩到三個星期要讀完一本像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樣的著作(芝大LiberalArts課程從不講活著的人的思想)。一學期下來大約要讀四本原著,還不包括補充閱讀材料。在課堂上,一般會有一個學生先做一個15分鐘左右的報告,然后大家開始討論。一節課90分鐘,老師只講大約50分鐘,而且老師講課并非一個人的表演,會提很多問題,學生也可以隨時插話提問,參與討論。課后還有大量的作業。學生在課后必須要讀原著,否則既不能完成作業,也無法參與課程討論,而這些會統統計入學生的最終成績。更為要害的是,上這樣的課,從一開始就必須非常努力,也不能逃課,否則,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有一次我因為要參加一個會議,落了一節課,結果后面立即陷入聽不懂的狀態。
上完課后,邁克帶我到食堂去吃飯。他幾乎是連跑帶顛地取完東西——順帶幫我也取了午餐——坐下之后就從書包里拿出書和筆,一邊吃一邊在書上寫寫畫畫。說是吃飯,他基本上是在看書,飯其實是在五分鐘之內吃完的。我問他怎么會這么緊張。他告訴我下午化學實驗課的內容還沒有完成,而如果完不成的話,課就沒法上了。這使我大為驚奇。邁克的專業是經濟學,如果要選數學課還可以理解,但和化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飯后,邁克對我說,下個星期他會非常忙,因為要開始期中考[微博]試了。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時間和我見面。我馬上說,沒關系,你先忙,我們可以兩個星期后再見面。邁克面露難色地說,恐怕也不行。這些期中考試會一直持續到學期結束,也就是說,是和期末考試連在一起了。
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了為什么邁克以及其他芝大的學生那么忙,以至于幾乎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但不要以為這些學生只是在讀書。邁克每個周日要到城里去上班,平時還要參加和欣賞各種各樣的音樂會。相比而言,國內本科學生的單位課程壓力要小很多。北大學生算是辛苦,但對于一些特別聰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來說,日子要輕松
得多——他(她)可以偷懶。我上大學的時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但我的大部分時間是用在讀自己喜歡的書和社會活動上,真正用在課業上的時間并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績也還不錯。原因很簡單,每次期末考試之前,我就把班里筆記記得最好的同學的筆記借來抄一遍,往往得分比他還要高。他的筆記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師講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包括老師講的笑話,然后在筆記本上注明(笑聲)。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這種在沒錢復印的時候只能抄筆記的辦法,實際上幫助我加深了對老師授課內容的理解;而那位筆記記得特別好的同學,也許因為記筆記時過于專心致志,反而忽略了老師講課內容的實質。因此,我特別懷念那些既沒有錢技術也不發達的日子,并且在我也成為一名教員之后,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反復告誡學生們千萬不要去認真地記筆記。后來有了錢,復印價格也大幅下降了,再也沒有辛辛苦苦地抄過筆記,考試成績反而沒那么好了。
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偷懶在芝大幾乎不可能發生。而且,和國內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單位課業負擔反而越重。因此,芝大學生在選課時非常謹慎,一定會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絕對不會出現借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來湊學分的情形——而這種情況在國內大學實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學生越好混日子。
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首要原因是選課制度。學校規定,學生選課是自由的。但在本科一二年級的LiberalArts課程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都有相應的學分要求。最要害的是,在學生的選課
目錄中,小班討論課必須要達到一定比例。如果說,上大課時學生還有可能偷懶的話,那么,在十來個人的小班討論課上就無論如何偷不了懶。如果學生不讀書,不完成課后作業,不要說聽不懂老師在講什么,就連討論都插不上嘴。而且學生必須從一開始就非常努力,否則,稍有疏忽就會給后面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就好像欠了高利貸,一旦還不上,利滾利就會越滾越多,最后想補救都來不及。每一門課程的成績都包括了平時成績、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因此,只靠期末考試前背背筆記就蒙混過關的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目前,國內許多大學也實行了自由選課制度,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也提出了學分要求,但僅具其形。如果沒有小班討論課和討論課學分比例限制作為支持的話,自由選課制度也許會降低本科教育質量。原因在于,自由選課制類似于自由市場制度。在一個課程市場中,課程的受歡迎程度有可能成為評判課程質量的標準。因此,教師上大課的動力要大于上小班課的動力——小班課更累,而且難以體現出教師的受歡迎程度。學生出于畏難情緒和追求高分的心理,有可能會傾向于選修那些容易通過或老師給分比較高的課程。因此,從表面上看,學生可能選修了很多門課,甚至選修了雙學位,但實際上這些課程的單位課業負擔并不大,對學生的智慧和思維并沒有提出強有力的挑戰,很難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這就是學生們自己形容的所謂“水”課和“水”系。
邁克告訴我,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芝大的費用太
高,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接近6萬美元。因此,在芝大學習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課,都可以相應地折算成學費。他必須要在芝大學習盡可能多的東西,否則對不起爸爸媽媽付出的高昂成本。換句話說,當每一個學生付出的學費同樣多時,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誰學到的東西越多,就意味著誰獲得的超額利潤越高。因此,每個學生都卯足了勁兒拼命地學習。對于那些依靠獎學金讀書的學生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獎學金是按照年度發放的。學生如果不努力,成績不好,很可能意味著下一年度會失去獎學金;另一方面,那些本來上不起芝大的學生因為獲得獎學金而更加珍惜學習機會,并且希望畢業之后能夠取得成就反饋母校曾經的幫助。從心理學上說,這種內生性的激勵效果最為顯著。
我原來以為,美國頂尖大學學生很少偷懶是因為他們實行“寬進嚴出”制度,淘汰率高,在過程中迫使學生不敢偷懶。這可能是一個誤讀。實際上,對于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來說,入學競爭極為激烈,條件一點也不“寬”——入門條件“寬”的多數是公立大學和社區大學;除了像加州理工學院等少數大學外,許多大學的淘汰率并不算很高。芝大也是如此。盡管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培養質量,但通常情況下,也不會太難為學生。只不過,對學生而言,如果成績單上都是C的話,不要說自己看著不好意思,在就業時也會喪失競爭力——就業機構并不會因為你僅僅是芝大畢業生就會雇傭你。在競爭激烈的人才市場上,如果你不能獲得一個具有理想收入的職位,那就意味著你為上大學所付出的巨額投資將付之東流,這顯然是學生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相比而言,中國大學——即使是最頂尖的北大、清華[微博]——的學費很低,一年只有5000元人民幣,還不到1000美元。除了一些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國家和學校往往對這部分學生有減免學費的政策——之外,許多學生并不覺得上大學的成本有多高,或者說,他(她)們對于上大學的成本的直觀感受并不強烈。因此,多學一點和少學一點對他(她)們而言是無差異的。另一方面,由于高考[微博]之前的重復性訓練的確是過于艱苦,學生進入大學之后難免會產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此外,由于大學課程和社會需求脫節,用人機構不能從課程成績單中觀測到學生的實際能力,只能通過替代性的指標——比如學校名氣、社會活動,甚至是父母身份——做出錄用與否的決定,反過來也影響到學生對課程學習的重視。因此,和美國學生上大學以后異常辛苦——而且越是人文學科學生越辛苦——的現象恰好相反,中國學生上大學以后相對要輕松得多——而且越是人文學科學生越輕松——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大學本科教育的質量。
美國頂尖大學學生很少偷懶這一現象,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是和美國的私立大學制度、就業市場的多樣性以及社會誠信等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美國教育是與其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相適應相匹配的復雜系統,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忽略了這些隱藏在現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而單純倡導甚至移植某些具體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謂的“寬進嚴出”和AP課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
第二篇:美國頂尖實驗室科研心得
揭開美國頂尖生物醫學實驗室成功的法寶
揭開美國頂尖生物醫學實驗室成功的法寶
---僅以此文奉獻給我的母校哈爾濱醫科大學
2005年3月我有幸加盟了哈佛醫學院布里根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Stephen Elledge 實驗室,在Elledge 教授直接領導下工作了整整六個年頭。Stephen Elledge(后文皆稱Steve)是美國生物醫學界天才級科學家,他博士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MIT)生物學系,在斯坦福大學生物化學系做的博士后。1989年成為著名的貝勒醫學院(Baylor Medical College)生物化學系的助理教授。短短幾年后便于 1993年當選為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HHMI Investigator)。2003 年他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2003年初,他被美國哈佛醫學院布里根婦女醫院特聘為遺傳學冠名終身教授。他在多個研究領域,如細胞周期調控、DNA 損傷應答機制、腫瘤細胞生物學、泛素連接酶的組成與調控、新型生物技術的開發與利用以及病毒的感染機制方面均有杰出貢獻。他發現腫瘤抑癌基因TP53的直接下游靶點為P21,他發現DNA 損傷后ATM、ATR蛋白激酶激活下游CHK1、CHK2等信號傳導通路,他發現抑癌基因REST、PTPN12等,揭示泛素連接酶F-box 家族,優化了酵母雙雜交系統(Yeast two hybrid system)、Magic DNA 載體高通量轉換系統、全蛋白組水平分析蛋白穩定性的GPS 系統及與Gregory Hannon 首創小發卡核苷酸干擾文庫(shRNA library)。50歲出頭的他,光在Cell、Nature、Science 雜志上就已經發表了二十幾篇文章,其數量與質量就是在哈佛醫學院這樣大師云集的地方也名列前茅。Steve 的科研思維與科研能力當屬超一流,他堪稱科學家中的科學家。在Steve 手下先后工作的中國同胞為數不少,其中很多人頗有成就,但能夠回歸祖國并將Steve 實驗室成功經驗總結出來的人不多。現在我就將我在他實驗室工作的感受寫出來,呈獻給國內廣大的生物醫學科技工作者,特別是正在成長的、肩負承上啟下重任的輕年科學家們。希望我的文章能對他們的成長有所啟迪和幫助,這樣便達到了我寫作此文的初衷。下述內容很多都是我的親歷親為,所有證據皆出自已經發表的文獻,所有的觀點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如有爭議,本人因時間和精力有限,恕我不能回應。
成功法寶之一,選擇最重大的科研方向。第1,研究對人類健康危害最嚴重的重大疾病,如惡性腫瘤、HIV感染,探索它們發生發展的機制、尋找新的藥物治療靶點。揭示腫瘤細胞周期調控、DNA 損傷與修復、細胞轉化因子、影響HIV、HBV、HCV等病毒感染的宿主因子是Steve實驗室正在探索的關鍵性問題。研究上述課題還有一個比較實際的好處就是,美國的科研經費大部分是投在上述領域,這樣就保證了他的實驗室在經費資助方面有一個比較持續和穩定的態式。第2,功能篩選是關鍵。生物學研究有很多方式和方法,Steve 最推崇遺傳學功能篩選(Functional Genetic Screen)。為了達到課題的新穎性和原創性,他一般不去做別人已經領跑的項目,而是通過測定細胞周期檢測點、細胞老化、病毒感染率等指標,篩查全基因組中的相關調控因子,然后從待選基因中,選擇有價值的進行功能性驗證。他所發表的文章多數是此種研究套路的結晶。第3,善于開發并利用新的生物技術。Steve 有一個觀點,他認為新生物技術的創立是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技術創新的原動力。近幾十年來,以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生物技術為例,從單克隆抗體雜交瘤技術、PCR技術、核磁共振技術、GFP熒光蛋白示蹤技術、蛋白質譜測序技術到RNAi干擾技術均充分證明生物技術的每一次飛躍都會大大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相關產業,對人類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他研發的三項標記酵母雙雜交系統大大降低了篩選相互作用蛋白質時的假陽性率,他研發的Magic DNA 載體轉換系統徹底改變了傳統的一對一的、費時費力的限制性內切酶方法,使得DNA載體高通量轉換變得輕而易舉。GPS 系統使得在全基因組水平篩選泛素連接酶的底物成為現實.。他研發的shRNA 文庫已成為功能缺失型篩選的首要工具。最近,他又在開發全蛋白組水平的噬菌體多肽表面展示技術,用它來篩選人體血漿中的腫瘤特異性蛋白,以期發現腫瘤特異性生物標記,為腫瘤的早期發現提供診斷學上的理論依據。(技術革新在基礎研究中應處于首要位置和基礎位置)
成功法寶之二,選用優秀的人才并合理配置。每年都有很多人發電子郵件給Steve,要求加入他的試驗室團隊。我發現他在用人方面有三個特點:第1,名門之后一定要錄取。如諾貝爾獎的門生、各領域中大師們的學生。這些人一般都出自美國一流學府,受到很好的科學熏陶。一旦加盟,Steve 均給予苗頭較好的課題,使他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可能有高質量的產出。看來我們老祖宗的名師出高徒,強將手下無弱兵的道理在美國的科學界也是行得通的。第2,后起之秀的門徒,這些人一般出自各類青年才俊的實驗室,雖然學校牌子可能不太亮,PI名頭不太響,但這些青年才俊正在引領各領域研究的新潮流,部分人正在成為領軍性科學家。出自這些實驗室的學生們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大多數都發表過很好的文章,而且他們在實驗技能方面的訓練也比較正規和系統。最后一類人,既沒有美國的學校教育背景,也沒有經大師或后起之秀的熏陶,但有卻幾篇像樣的文章,并有豐富的實驗經驗,Steve 也會將他們納入門下,讓他們承擔一些周期長、風險大的課題,主要是為實驗室的可持續性發展提供潛在性課題,并為苗頭好的項目進行技術方面的配合及支持,使該課題得以快速推進。
成功法寶之三,嚴密而科學的管理模式。他的實驗室配備有行政秘書(Administrative Assistant)一名,一般僅有高中以上學歷,對科學了解甚少,主要負責日常的人事安排、試劑訂購、財政預算及與管理部門之間的溝通。還配備有實驗室主任一名(Lab Manager)一般是由本土資深博士后擔當,此人主要負責特殊試劑的訂購,儀器的使用與維護,及與試劑公司、儀器公司進行溝通。這樣Steve 本人基本不過問這方面的問題,從而使得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與科研相關的工作中。在科研管理方面,每周二上午9:30-11:00是文獻閱讀活動時間(Journal Club),每次出兩個人各自講解一篇文章,文章的選擇上以跟本人課題相關的,發表在Cell、Nature、Science雜志上的文章為主,也可選擇一些非相關性領域但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或技術應用價值的文章。每個講解人均要回答Steve及其他同事的提問。這個文獻閱讀活動的好處是促使講解人認真閱讀文章內容并整理有關背景知識,是一種很好的科學訓練過程,當然Steve本人及實驗室的其他同事們也獲得一次學習交流的機會。實驗室每周四上午12:00-13:00是實驗室會議時間(Lab Meeting),每次出一個研究生或博士后報告其課題的最近進展情況,包括基礎背景知識、近期數據匯報和下一步發展方向,每個人大約不到半年就要輪上一次。這種實驗室會議對課題的進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每個人都得非常認真的準備,并加班加點以期增加陽性數據,希望能夠通過Steve及周圍同事的檢驗。一般在每次實驗室會議結束之時會有一個不到五分鐘的實驗室管理上的討論,這時多數是實驗室主任提幾個試驗或者儀器方面的注意事項,但一般非常簡短,Steve一般不會過多干預,僅問問解決方案是什么。因此Steve實驗室會議主要是課題進展匯報會。每星期五從上午9:00 到下午15:00是面對面匯報時間(Friday Meeting),每次由秘書安排六個人輪流進入Steve的辦公室向他匯報近期的工作及遇到的問題,一般每人每次面談需要大約30分鐘,并要攜帶上原始數據讓Steve審閱。當然如果一個課題是他最關心的或者是正在準備發文章的時候,他也會隨時隨地與該作者在試驗臺邊進行溝通。盡管他的實驗室有30多人,近20個獨立的科研課題,但通過上述管理模式,他卻對每個項目的進展都了如指掌。這種嚴密的管理也無形中對博士后、研究生們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和動力,大家經常夜以繼日地做實驗,希望盡快得到好的結果。因此在他的實驗室里,懶人是根本混不下去的。
成功法寶之四,注重高水平的學術交流。Steve本人是著名科學家,收到的會議邀請自然不少。大家沒準猜想他會像個大忙人,經常在天上飛來飛去。其實不然,他很少參加波士頓以外的遠程會議,除非是與自己的領域特別相關或非常重要的會議。相反,他卻積極參與在哈佛醫學院內舉行的相關國際學術會議,這樣既能夠進行學術交流,又不至于浪費很多時間。Steve也積極參與系里舉辦的學術講座(Seminar)。他的實驗室不僅掛靠在布里根婦女醫院,也掛靠在哈佛醫學院遺傳學系。哈佛醫學院遺傳學系每周安排某個實驗室出一個講演者匯報課題進展,演講內容基本上是代表了這個實驗室的最新研究進展,Steve實驗室非常積極的參與這種講座。因為哈佛醫學院遺傳系十幾個PI中,光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就有6人,HHMI研究員也有5人,可見其實力之強悍。其中George Church教授既非院士也非HHMI成員,但他在二代DNA測序技術、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個人化基因組分析(Personal Genome Sequencing)有極大貢獻,也是一個像Steve一樣的科學天才。與此相反的是Steve對布里根婦女醫院遺傳系的科研講座卻不冷不熱,因為這個醫院遺傳系的PI們水平大多一般,出類拔萃之輩很少,看來他喜歡與高水平的同行進行學術交流。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在科學家中也是如此。
成功法寶之五,勤奮出天才。在我的印象里,他極少因為個人的私事不來實驗室,即使是出差剛返回波士頓,他也要從機場先回到實驗室。一般情況下他星期
六、星期日均來到實驗室工作,有時候他也會找幾個人談談研究進展情況。他工作效率極高,從不浪費時間。他喜歡你敲他辦公室的門,向他匯報最新的數據,如果有使他欣喜的數據,他會立馬停下手頭的工作與你進行研究討論,但如果是他認為不重要的事情,他也會很快打發你。他經常在半夜時分給部下發電子郵件。在我的經歷中,不論我什么時候通過電子郵件給他匯報試驗進展情況,不出半小時他就會給我回復并加以點評。多么勤奮的Steve呀!
成功法寶之六:精明的處事技巧。雖然美國學術圈非常著重研究實力,但一定的人際交往還是必要的。哈佛醫學院遺傳學系每周五下午4:30有一個大約一小時的周末聚會活動(happy hour)。每個試驗室輪流做東,提供一些小吃及啤酒,研究生、博士后及PI們聚在一塊暢所欲言。Steve多數時間會參加此種活動,與大家同吃Pizza餅,喝瓶裝啤酒。他非常愿意與別的實驗室的PI,研究生、博士后們討論問題,他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也博得別的實驗室的好感。另外他對下屬按功行賞,對發表了大文章的人有求必應,從善如流。他每年圣誕節都會邀請全實驗室的人包括家屬及小孩以及他夫人實驗室的全班人馬到他家進行圣誕節聚會。每當實驗室有人找到新工作,有人結婚,有人生小孩,他都會讓實驗室秘書買吃的或寫慶賀卡表示慶祝。有申請他實驗室的人,不管申請人能否加入他的實驗室,他都出資好好款待,并讓申請人給全實驗室做一個學術報告。
成功法寶之七,幸福的家庭是后盾。Steve的夫人也是布里根婦女醫院的教授,在果蠅X-chromosome功能代償性調節機制方面有杰出建樹,也曾是HHMI前研究員。大家經常看到他和他夫人在哈佛醫學院遺傳系的講座上夫唱婦和。我不止一次問過他,“你在事業上如此成功,在生活中也是個顧家的好男人,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回答說:“很簡單”,他在家庭里主要做好三件事,駕駛員(Driver)、采購員(Shopper)和清潔工(Cleaner),這就是他家庭為什么這么和諧。其實熟悉他的人都明白,他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科學研究上,正是他的夫人黙黙地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及孩子的培養教育。
綜上所述,可以說Steve的非凡成就主要在于他天資聰慧、頭腦敏銳、善于發現機遇、事事都走在別人前頭。當大家還在分析RNAi的機制時,他已經在構建shRNA文庫了,當大部分人要用shRNA進行功能篩選時,他已經發表了很多成果了。現在勤奮聰明的他又在為他的實驗室尋找和積累下一個學科增長點了。從不服輸、永爭第一正是他性格的真實寫照。他的這種性格在他家一年一度的圣誕節乒乓球比賽中也被體現的淋漓盡致。在我所參加的5次圣誕節聚會中,他幾乎年年蟬聯乒乓球比賽冠軍。在我的記憶里,他只輸過一次,那是還他故意輸給了他的兒子丹尼爾。丹尼爾的球技實在太一般了,但他太想贏得一個乒乓球冠軍了,Steve終于極不情愿的把冠軍頭號讓給了丹尼爾,誰叫丹尼爾是他的寶貝兒子!
實驗室鏈接:http://elledgelab.bwh.harvard.edu/index.html
第三篇:2018年美國頂尖大學錄取了多少中國學生
2018年美國頂尖大學錄取了多少中國學生?
每年這個時候,各大媒體就開始炒作有多少學生被美國頂尖大學錄取了。那就讓我們來看一看,2018年的美國頂尖大學錄取的中國學生數量,同時,再看看進了美國大學,是不是意味著就一定是“人生贏家,走向巔峰”了呢?
一、2018年申請季美國名校錄取情況統計
數據顯示美國常青藤大學的中國人錄取占比僅1.18%,前20綜合性大學錄取占比1.18%,前30綜合性大學錄取占比1.47%,前20文理學院錄取占比1.78%,平均下來中國人錄取占比1.51%。換言之,每100個新生里面,只有1個多一點的學生是中國人,而且這里面還有初高中就已經去美國讀書的孩子。這樣看來,百里挑一的中國學生難道不是天之驕子,人生贏家嗎?
二、拿到了offer,卻因為“居低不上”的畢業率讓人絕望
根據College Completion的數據統計:美國平均每年有1750萬大學生就讀,但是大學生的畢業率卻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如下圖所示,美國甚至還有一些大學的畢業率幾乎為0,讓人不禁懷疑,中國學生為何還要“擠破頭”就讀美國大學?
據College Completion數據統計,全美重點院校的畢業率如下:
雖然在這張表格里,好大學的畢業率整體不錯,但是隱藏在漂亮數字后面“真相”卻鮮有人知。
A學生:大二以后年年淘汰一部分人,剩下的不合格者只能選擇轉校或轉專業。B學生:主課的不及格率每年都有50%,是每年都有50%!
C學生:名校排名靠前的專業的畢業率僅為10%,但是普通專業的畢業率是90%,平均下來,畢業率的數字就比較漂亮了。
D學生:我們專業大一時1000多人,大二就留200人了,最后畢業的是不到100人,其他人都分散到其他系里面了。
三、“嚴進嚴出”的美國大學,如何選擇才不會錯?
事實上,美國“嚴進嚴出”的高等教育恰恰代表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水平和價值,這也是中國學生選擇留學的根本原因——學有所得。難道進了大學躺著也能畢業才是我們的追求嗎?當然不是!那么,選擇美國的哪些大學和專業才更有含金量?或許,我們可以從下面的數據中,根據大部分留學生的選擇,找到答案。美國教育網站College Factual對全美1000多所大學的國際生進行了深入調查,最終得出美國留學生們選擇最多的專業以及中國留學生人數。
四、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盡管家長和孩子們都向往頂尖的大學,但也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入讀頂尖大學。不是因為成績和個人能力的不足,而是在美國大學的教育及科研水平普遍較高的情況下,只要入讀適合孩子自身發展的學校,將孩子的潛能發揮到最大,才是接受海外高等教育的真正價值。想要讓孩子成為“人生贏家”,則需要專業的教育規劃對孩子的未來進行個性化的指導,包括自身條件與入學要求的契合度、專業與未來就業方向的匹配度、心理承受力與環境融入度等,僑外海外教育規劃院,作為業內首家海外教育規劃院,可以一步到位解決學生的“海外教育+就業方向+身份配置”多重需求,提供私人定制的終身規劃服務,為孩子的未來保駕護航。
第四篇:美國頂尖大學法學院招生部主任談國際學生的LSAT 成績
美國頂尖大學法學院招生部主任談國際學生的LSAT 成績
國際申請者隨著其年齡的增長,工作經驗也逐年增多。當他們回國后,就會發生巨大的作用;而且從一個畢業生的發展前途來看也是相當好的。這里,我們來看看 較低的LSAT成績。一個來自中國的164分的學生,或印度的164分的學生,或者韓國的164分的學生,或者瑞士的160~161分的學生,或者是非洲 的165分(法屬西非:162)的學生,或前蘇聯/東歐的160分的學生,或者墨西哥的160分的學生,或者波多黎各的155分的學生(我們把他們當作第 一代拉丁族,盡管不十分清楚應該把他們視為國際申請者呢,還是少數民族。)和具有167分LSAT成績的美國學生,其意義是大致相同的。假設申請者沒有在英語環境中受過教育。
——Janice Austin , Pennsylvania
對于一名中國的申請者來說,162~164分的LSAT成績就相當不錯了。
——Faye Deal , Stanford
一名LSAT成績為165分的美國學生,和一名成績為163~164分的德國學生(即從一個幾乎不懂英語的國家來的人),或者來自中國內陸的、成績為161~162的學生,意義是大致相同的。我們常常根據外國申請者撰寫的短文來判定他們是否具有英語水平。
——Andy Cornblatt , Georgetown
國際學生將用英語進行學習,而這對于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所以,我不會像其他院校的同僚那樣,在LSAT成績上作出讓步。
——Robert Stanek , George Washington
對于我們學校來說,任何事業上的成功都不能彌補Chicago大學的Dick Badger教授所稱的“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境況”。如果申請者的考試分數和成績評定等級不能達到最基本的要求,那他就死定了。
——Jean Webb , Yale
我們不歡迎那些來自非英語國家、而LSAT成績又較低的申請者。法學院是通過英語進行交流的,所以,我們要對他們的英語交流能力加以評估。
——Erica Munzel , Michigan
我們希望外國申請者的LSAT的成績能與美國學生相媲美。但是,由于LSAT成績包含的范圍和廣,所以在申請過程中,我們會并不會過分苛刻地對LSAT成績加以要求。
——William Hoye , USC
作為一名國際學生,要想獲得入學許可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你不得不符合其他本土學生的申
請者的一樣的標準。在LSAT成績方面,我們可以為你破個小例,因為我們知道,英語并非你的母語。盡管如此,作為一名國際學生,要得到入學許可仍然十分困難。
——Edward Tom , Boalt Hall(Berkeley)
對國際申請者的大學成績進行評估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他們能夠提供其所使用的評分體系之類的信息,對我們會有幫助。如果我們能夠對他們的成績 加以評定,并且成績相當不錯,我們或許會考慮在LSAT成績上給他們加以照顧。相反,如果我們不能 從他們的大學成績記錄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就會更加重視他們的LSAT成績。
——Don Rebstock , Northwestern
對第二外語為英語的申請者,我們會適當放寬條件。
——Albert R.Turnbull , Virginia
如果有人LSAT成績很差,他或她的其他方面則要強。如果考試成績不好,我們可以綜合考慮。
——Anne Brandt , Vanderbilt
有時,多個(次)LSAT考試成績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申請者應對此作出解釋。
——Kenneth Kleinrock , NYU
通常,我們將(多次LSAT)成績平均;如果有充足理由,我們也可以忽略第一次的成績。
——Michael Rappoport , UCLA
那些LSAT成績好,平時成績扎實但不突出的學生——在大學里非常忙碌,擔任全職工作、編輯報紙、做運動等——他們比其他學生取得了更多的成就。這種類型的人總是努力把事情做好,特別是在離開學校若干年后,這種品質更加明顯。事實證明,高的GPA分數(3.9)和低(對 Columbia 法學院 而言)的LSAT分數這樣組合的學生可能取得成功,而低的GPA分數和高的LSAT分數組合的學生就不能成功。
——Jim Milligan , Columbia
關于LSAT成績,我們不給國際申請者任何破例的機會。對于TOEFL成績,我們不接受600分(按新的考試標準為250)以下的申請者。
——Elizabeth Rosselot , Boston
我總以發展的眼光審視每個人。他們擁有越豐富的經歷,我們越清楚他們將來的發展方向。
對于真正有成就的人,我們不太注意他們的大學記錄、LSAT成績等。
——Joyce Curll , Harvard
指數計算公式:
我們利用指數法對申請者進行分類,公式為:
(0.485×LSAT)+(8.121×GPA)-42.397
——Elizabeth Rosselot , Boston
我們使用指數公式的目的是預測新生入學的第一年的成績指數公式為:
(0.044×LSAT)+(0.370×GPA)-5.328
——Robert Stanek , George Washington
美國頂尖大學法學院入學新生LSAT成績一覽
University 25% 75%
UC Berkeley(Boalt Hall)161 169
UCLA 161 166
Chicago 167 171
Columbia 164 171
Cornell 163 166
Duke 161 170
Georgetown 163 168
Harvard 166 173
Hastings 159 164
Michigan 163 168
NYU 166 171
Northwestern 162 167
Pennsylvania 164 168
Stanford 164 171
Texas 158 164
Virginia 163 168
William and Mary 159 164
Yale 168 173
第五篇:2017年美國西北大學學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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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思辰留學360介紹,美國這個國家一直給我們美麗熱情的印象,而且因為美國的教育出色,高校所提供的課程有質量保障,成為學生們主要選擇的國家,成為我國的留學熱門的不二之選。
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簡稱NU,1851年創立,是美國一流私立研究型大學之一,十大聯盟高校。西北大學在權威的《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US News)2016美國大學本科排名上位列第12位,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全球大學排行榜排名第21位。
立思辰留學360介紹,西北大學由John Evans先生創辦于1851年,這所私人學府位于伊利諾州的埃文斯頓市,臨近芝加哥。其著名的法學院,醫學院,和商學院分院坐落在繁華的芝加哥市區Streeterville的密歇根湖畔。西北大學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之一,至今有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38名普利策獎獲得者,2014年科研經費超過5.5億美元。西北大學是美國最富有的10所大學之一,2014年其總資產約為98億美元。西北大學與芝加哥大學同時作為芝加哥地區學術聲望最高的兩所大學,以其嚴格的招生錄取出名,其在校中國留學生比例尤其是大陸本科生以及每年獲得全額獎學金博士研究生錄取的中國留學生比例極低。2015年西北大學本科生錄取比例為11%,而中國籍本科生錄取率更是低至不足1%,再次位列美國錄取率最低的學校之一。
2014年10月2日,現任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親臨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發表關于經濟改革和新能源的演講。
西北大學學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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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學是一個大規模的研究大學,其學生大多數寄宿。中北部院校協會和相應的美國化學、心理學、商業、教育、新聞業、音樂、工程、法學和醫學專業組織認可其130多個本科項目以及70個研究生和專業項目。在2006年至2007年學期中西北大學授予2089個學士學位、2665個碩士學位、462個博士學位和416個專業學位。
本科項目四年,有大學大多數學生,強調“藝術和科學/專業”。每個學校的系自己設立學位要求。每學年分三學期,每學期約十周,三個學期從每年的九月末開始,六月初結束。一般本科生需要在畢業前至少學習了12個學期,但是西北大學的學生業可以通過加速、榮譽和混合醫學、科學、數學、工程和新聞學科。博士研究生項目與本科項目一起進行。
本科畢業生班中按照成績平均積點最高的3%被授予最優等,其次的5%被授予極優等,在其次的8%被授予優等。西北大學也有榮譽學術協會。至今為止西北大學向不同人物授予了520個名譽學位。
在2006至2007年學術年西北大學招收了8284名本科生、8249名研究生和1495名專業學生。本科生中51.6%是女生,他們來自美國50個州和其它50個國家。收錄被定義為“比較選擇,較少轉入”。2011屆(2007年入學)的本科生有21,930名學生報名:5872名被接受(26.8%)、1981名征收(33.7%)還有96.3%的降級學生。86%的學生在四年后畢業,六年后93%的學生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