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鄉村管理體制迫在眉睫

改革鄉村管理體制迫在眉睫

在中央“兩免三補”政策實施的大背景下，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加快轉變鄉村工作職能是當前各級黨委、政府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課題。但面對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農村鄉鎮黨政組織職能、鄉村干部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等方面顯現出諸多的不適應。

1、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新形勢缺乏準備，思想觀念不適應。主要體現，一是存在畏難情緒，工作積極性不高。二是陷于傳統工作方式不能自拔，缺乏轉變作風的主動意識。三是觀念保守，思想不夠解放。四是“等、靠、要”思想嚴重，感到無事可干或有事難干。

2、對集中顯現的各種矛盾化解不力，應對招數不適應。在當前經濟領域中，最尖銳、最突出的矛盾主要有三個：一是人地矛盾突出。大體可分為八類。（1）一輪土地承包時舉家搬走，未參與二輪土地承包的農戶回來要地。（2）二輪土地承包時因欠款、超生外逃，未分給承包田的農戶回來要地。（3）二輪土地承包時，部分農戶因欠款，所分土地被村上抽回，或當時少分了承包田。

（4）機動地超標準或長期發包引發糾紛。（5）土地補償問題引發。（6）“兩工”及欠款計息引發。（7）土地流轉

.1.不規范引發。（8）其它問題引發。有些鄉鎮雖然對這些矛盾進行了研究和梳理，但還沒有成熟的化解招數。二是鄉村債務負擔沉重。鄉鎮政府凈負債1.2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797.5萬元。村級債務總額4.3億多元，平均每村負債216萬元。三是大部分村級經濟脆弱不堪甚至崩潰。尤其是資不抵債村村級組織運轉、公益事業發展很是艱難。

3、對新時期群眾工作特點把握不準，組織和發動群眾的手段不適應。鄉村干部普遍反映，“一事一議”辦法執行起來難度特別大。尤其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維修校舍、修路架橋等社會公益事業，常常是部分農民頂著不辦而無法實施。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農民只強調個人權益而忽視集體權益。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組織發動群眾的方法僵化，特別是用過去那些罰工罰款、收回承包地等經濟手段來管理約束農民實施村級事務和興辦集體公益事業不靈了，就無計可施。

4、對群眾亟需優質高效全方位服務的要求難以滿足，服務意識和方法不適應。工作還僅限于傳達一下會議精神，宣傳宣傳政策，跑一跑貸款，組織發放補貼資金等淺層次水平上，服務深度、廣度、力度不夠。同時，由于政策調整，過去那些通過無償使用機動地、減免稅費、給補貼等服務農民的方式，不再有效或無法再用。

5、對國家、集體、個人利益格局的新調整應對遲緩，用市場化手段解決問題的能力不適應。“兩免三補”政策的出臺，經濟利益分配向農民傾斜，但一些鄉村集體的可用財力大大減少，國家安排的農村稅改轉移支付又不能充分滿足基層需要。多數鄉村因有限的財政收入、巨額的債務包袱，無法保證人員的正常開支。一些鄉村“黑地”等問題的暴露，加上農村“兩工”的取消，使鄉村事務和公益事業難以運行。對此，很多鄉村組織和干部感到茫然無策，對招商上項目、活化機制搞有償服務、創辦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顯得很為難，更不會利用市場化手段來解決公益事業難辦的問題。

面對當前農村工作的新形勢，如何加快轉變鄉村的管理職能，提出如下對策。

1、著眼提高執政能力，建設精干高效的黨員干部隊伍。要以項目開發和服務能力為標尺，拓寬選人用人視野。要以提高干部素質為目的，創新干部培訓手段。要以激發干事創業熱情為目標，完善激勵約束機制。要以解決冗員過多、人浮于事問題為重點，深入推進鄉鎮機構改革。同時要以提高黨員隊伍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為著力點，在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上多下功夫。

2、要著眼轉變工作職能和作風，探索新形勢下發揮鄉鎮黨委、政府作用的新途徑。一是要積極鼓勵興辦各類協會和中介組織。積極創建加工型、銷售型、科技型、服務型等機制靈活的專業協會和中介組織。二是要大力

創建示范引帶服務載體。可借鑒“實體+服務”運作模式興辦事業服務中心的做法，探索實行承包制、股份制、合同制等形式創辦“園區+服務”、“基地+服務”、“典型+服務”等多種模式的示范引帶服務載體，增強示范、服務和組織群眾的功能。三是要扶持壯大龍頭企業，致力走好依托資源建龍頭、依靠龍頭搞服務的路子。

3、要著眼提高農民素質，加強對農民的宣傳、教育和引導。要提高農民的法律意識、科技意識和市場觀念，組織農民參加省內外的經貿活動，幫助他們樹立強烈的品牌觀念、自我推銷意識、產品包裝意識，由淺入深地掌握商業談判的方法和技巧。從而在觀念和行動上真正進入市場。同時要增強農民興辦公益事業的責任感，完善村民代表議事會管理機制，提高“一事一議”成效，鼓勵農民出資出勞，大力興辦公益事業。

4、著眼改善鄉村管理體制，充分發揮法制和村民自治作用，讓農民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約束。對事關農戶之間、農戶與集體之間有關權益和事關公共利益和事業的大事大項，基層黨組織要注重指導村民自治組織制定和遵守村規民約，以形成新的農村管理秩序。

第二篇：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五年了,經濟改革成就我們有目共睹，司法改革也在有序推進。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必須有相應的法治環境。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目前的法治環境并不樂觀，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經濟基礎還有許多不太契合的地方。同時，司法與社會的互動還有完善空間。可以說，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社會主義法治經濟，良好的市場機制市場體系需要良好的法治環境來維護。沒有法治背景，經濟改革的紅利只能圖利少數人，即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而成本由全社會來承擔。國企老總做得不好，反而可以將國企納為己有；房價讓老百姓買房望而卻步；官員貪腐數額不斷創下新高等等。我們在引進西方經濟制度時應該相應引進西方配套的司法制度，如信托責任制度，如果信托人沒有披露真實信息，違反信托責任，將受到法律嚴懲等等，不能打著市場化的招牌無惡不作。同時我們似乎忘卻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公平。改革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不能讓另一部分人更加貧困。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保障，維護司法公正不只是法律人要努力，整個社會都需要努力。而當今司法公正現狀令人十分擔憂，社會不公問題十分突出。比如群體性事件十分嚴重，原因是地方政府有時為了自身利益為所欲為，比如非法拆遷征地等等。而司法并沒有提供足夠的途徑讓群眾解決問題，群眾也只能上街上訪甚至自殺，對社會絕望。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經提到：“自由便是人人都有安全感。”試想一下，沒有司法救濟途徑，人民能獲得自由么？社會上普遍不信任的狀態以及十分嚴重，彭宇案讓扶起跌倒的老人成為成本極高的事情。社會問題的出現和司法體制以及司法不公關系很大，需要引起重視。司法不公不僅加劇社會問題惡性發展，更損害司法威權。

現行司法體制與司法本身的運轉規律也有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西方法治進程用了數百年時間，而我國，準確地說司法系統真正穩定發展也只有三十余年。西方司法制度與其本土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比如宗教等社會背景，而法律對于我國來說是“舶來品”，我國發展法治、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確實缺乏一定的社會土壤，是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司法制度。而我國現狀是司法體制沒有按照司法本身的規律、特征——司法獨立，法官中立，司法過程的消極等來運轉，很大程度上和我國本土資源有關。我國古代是小農經濟社會，鄉土社會，倡導無訟厭頌；集權而非分權，縣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在現在的遺毒便是司法行政化；古代司法官知識背景單一，知識幾乎全為儒家文化，思維方式也十分單一，司法的過程無從成為獨立的專業化法律知識得以生長和壯大的溫床；古代司法制度也缺少對抗制，法律專業人士無法勢均力敵導致法官“超職權主義”，法官中立難以實現。以上封建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所為司法傳統在今日仍有若隱若現的影子。同時，我們還有與西方不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必須研究出一套能與中國本土相適應的司法制度，克服或化解歷史傳統的遺留問題。但目前做得還非常不夠，是故司法改革勢在必行且必須克服以上漏洞。我將會在司法改革的出路部分加以詳細探究。法院系統內部存在嚴重問題，司法不公等問題首先是因為法院系統內部出現問題。法院組成人員的職業化雖然在數十年來已有很大進展，素質也有很大提高，但是仍然還有很大進步空間，法院人員組成系統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在統一的司法考試過后，還需長時間的法律工作經驗積累才能擔當審判案件的重任。必須嚴格按照《法官法》的規定對法官的準入門檻加以限制。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許多不夠《法官法》所規定資格的法官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在民間非法集資等問題上馬虎對待，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先生看來，至少兩類人員不適合進入法官、檢察官隊伍：一種是那些號稱法官、檢察官的黨政工作人員，沒有法學功底，因行政職務而被任命為法官、檢察官，實際上并不具有審案 1

水平；另一種則是部分不具備專業法學知識的轉業軍人。

再者，法官的數量和法律案件數量不相適應，法官追責制度也讓法官普遍不滿。可以說，法官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據一位深圳法官演講，法官壓力來自于兩部分，一是工作量，一個深圳法官一年要處理近200宗二審案件，如果法官數量再減少，法官是會崩潰的。再說了，一些相對疑難案件如果要求法官在短時間內得出判決，豈不是很難保證公平正義？二是追責制度，哪怕是再微小的錯誤都要追查。如果二審翻案，一審法官會受到嚴格追查。這只會促使下級法院法官在審判案件時首先要征求上一級法院法官的意志。果真如此，我們的上訴制度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呢？還有誰心甘情愿做初審法官呢？這也說明上下級法院關系應當厘清，法院“員額制”改革也勢在必行。同時，法官的尊嚴還需要加強維護，法官待遇也有待提高。現在許多法官從法院系統逃出來做律師的有很多，很多都是為了追求更高的尊嚴與待遇。我們不能把法官當成生產工具，也不能把法官等同于普通職工。法官執業也沒有足夠保障，優秀法官終身職業制度尚未建立，法官的升遷以及任免不透明，讓法官在審判案件時難免會有一定憂慮，從而影響獨立審判。公開報道顯示，江蘇省在4年內有988名法官辭職，廣東省在5年內離職1600多名法官，而這些辭職的法官中很大一部分是業務骨干，這說明優秀法官流失十分嚴重。

審判委員會的設立也產生了許多問題。判而不審，審而不判將嚴重腐蝕司法土壤，必須引起我們足夠重視。江平先生指出：“審委會、檢委會制度在審判初期法律基礎差、審判經驗不足的情況下，發揮了一些積極的作用。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審委會、檢委會制度已經是弊大于利，審委會、檢委會是完全依照行政權力而組成的機構，組成人員有不懂法學知識的行政領導，一個案件上了審委會、檢委會，裁判結果可能就被變成了行政領導的決定，容易造成冤假錯案，現在是時候考慮取消審委會、檢委會制度了。”

司法錯案的糾正與審查機制問題很大。西諺有云：“遲到的正義非正義。”諸如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等錯判案件，根本原因在于權責不明確，法院與其他機關權責推諉與錯案追查機制不完善。冤假錯案帶來的社會成本十分高昂，不是事后國家賠償能夠支付得的。不僅人的時間成本、生命成本、精神成本不可為挽回，更重要的是，人們對司法失去信心，對法治失去信心，依法治國便會淪為空談。司法救濟渠道如若堵塞，暴力信訪、上街游行便不可避免。是故應當對錯案標準加以明確化，法院與其他機關以及上下級法院之間的權責明細化，并加大對錯案的預防及追責。

當然法院系統內部還存在許多問題，比如審執不分以及執行難等問題，在這里由于篇幅有限，待之后有機會再深入探討。

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問題以及司法系統與黨組織的關系問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也從反面說明，我們以往黨政干預司法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

我們看到，十幾年來，行政干預司法問題非常嚴重，這讓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對司法改革感到非常迷茫。尤其是一些行外高官的主張，包括重慶“唱紅打黑”對司法公信力的破壞。“當發生了這些重大案件的時候，總會有各種權力介入到法律的過程之中，我們最后看到做出判決書上署名的法官并不是真正的決策者，真正的決策者是我們不知道名字的一些人，這些就使司法判決的過程就變得更加隨意，沒有人為這樣的錯誤負責任。”錯案責任變得彌散化，司法不公所帶來的損失由社會來承擔。再者，一些判決書按照行政級別層層審批，上下級法院之間案件相互請示讓二審制度淪為空談。司法地方化也十分嚴重，司法機關財務以及人事方面長期受地方政府控制。審判時難免會被地方控制，向地方利益傾斜。“在沒有民主帶來的自下而上的約束的情況下，地方黨政首長權力過于集中，黨委書記更是一手遮天，下面的信息無法顯現，人大難以監督，司法言聽計從，加上地方的各種媒體也在其掌控之下，一旦作惡，真是暢通無阻。”司法行政化也是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之一，司法系統成為行政權力尋租對象，在社會上造成的損失難以估計。

一切這些問題都可以歸咎于司法不獨立。這里要說明的是，司法獨立和黨的領導并不矛盾，司法獨立還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但黨必須改善自己的領導。當如何領導司法，我將在下

文提出一些淺薄的建議。

律師司法地位同樣也存在著問題律師在一個社會中的地位高低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但是律師在我國司法中的地方并不高，在監督法官獨立公正審判方面，律師的作用沒有達到應該達到的效果。在糾問式的審判方式下，法庭仍以法官為主導，律師調查取證的積極性也有待提高。律師是溝通法官與當事人的橋梁。在案件事實難以完全掌握以及法官精力有限的情況下，讓律師承擔更多舉證責任十分重要。律師還能向法院及時反映社會信息，這也有利于法官自由裁量權以及自由心證的準確行使。

律師和法官有許多職業上，經驗上的相同之處，但法官與律師所達成的共識還不夠，法律職業共同體還需要努力建構。律師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法院如何吸納有經驗與良心律師，讓律師回流成為法官，這也需要我們好好思考。如上文所述，優秀法官流失十分嚴重。

司法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堅持人民司法為人民，依靠人民推進公正司法，通過公正司法維護人民權益。在司法調解、司法聽證、涉訴信訪等司法活動中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保障公民陪審權利，擴大參審范圍，完善隨機抽選方式，提高人民陪審制度公信度。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依法及時公開執法司法依據、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杜絕暗箱操作。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

司法公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內容之一，可以促使民眾加大對司法機關的監督，促進民眾與司法機關的良性互動，而我國也逐步實現司法公開，如***案等對高官的庭審，允許旁聽，也允許媒體錄像。但利用信息網絡技術手段進一步加大司法公開還是有空間的。最嚴重的司法不公開是監獄系統不公開。監獄里面像是另外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面等級分明、腐敗嚴重。據南方周末張海提前9年出獄牽出“案中案”的報道，監獄系統內部運作十分不透明，存在許多通過賄賂而減刑的情況。同時，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現象仍然存在，這也需要司法進一步公開。

同時社會輿論不能影響獨立審判，司法機關與社會大眾需要存在一定距離，距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我國經過數十年開啟民智與法制宣傳，人民的法治理念已經有大幅度提高，系統相對封閉以及司法本身的消極畢竟是存在一定矛盾的，法律審判更需要的是專業化精英化，不能用民意去妨礙司法。司法獨立的重要條件便是法官審判只服從于法律。而我國目前的現狀是司法機關離大眾要么太遠，要么太近。太遠是指司法提供給公民的救濟渠道還非常不足，司法資源也還不足以應對數量眾多的司法問題；太近是指公眾輿論影響司法，近年來道德化立法與司法十分嚴重，法官由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并不能按照法律來進行審判，不能保障少數人比如犯罪人的基本權利。這也需要我們好好反思。

所以當前司法改革的出路何在？第一，法院系統內部需要進行改革；第二，法院即司法系統。去行政化、地方化，正確處理司法機關與黨政機關的關系。第三，重視律師作用，發揮同業監督，構建法律職業共同體。第四，把握司法系統與社會大眾的度，促進司法與社會良性互動。

只有大刀闊斧，方能開辟新天地，只有不斷推進司法改革，才能使法律人做到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

第三篇：特殊教育學校課程改革迫在眉睫

特殊教育學校課程改革迫在眉睫

2014年4月，我赴北京師范大學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廣州市特殊教育學校校長高級研修班”。其間聆聽了李天順、唐淑芬、肖非、彭霞光、許家成、張志禎、鄧猛等特教專家關于特殊教育專題的講座，并到多所特校進行了參觀跟崗學習，參觀完北京市盲人學校和啟喑實驗學校后引發了我的深思。

北京市盲人學校前身是“瞽叟通文館”,由蘇格蘭人穆?威廉創建于1874年，現已有百年歷史。1921年學校遷至現址,更名為“啟明瞽目院”。1954年更名為“北京市盲童學校”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1985年更名為“北京市盲人學校”,直屬北京市教委管理。2006年7月，原北京物資儲備職工中等專業學校與北京市盲人學校合并，組建新北京市盲人學校全校占地面積2.97萬平方米，建筑面積3.14萬平方米。目前學校在職教職工138人，在校注冊學生321人，隨班就讀指導學生近80人。教學學段涵蓋幼兒、小學、初中、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同時承擔市內送教上門和隨班就讀指導工作。學校秉持“以德立校、以愛育心、教育康復、個性發展”的辦學理念，貫徹“博愛奉獻、團結協作、創新有為”的精神，努力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形成了教育、科研、培訓、服務“四位一體”的辦學模式。

北京啟喑實驗學校是一所專門為聾生提供康復學習服務的特殊學校，前身為北京市第二聾人學校、北京市第四聾人學校。1919年建校，蔡元培、陶行知、郭沫若、董必武曾為學校題詞，現已有90多年的歷史。學校占地面積8703平方米，建筑面積23224平方米，含學前康復部、小學部、初中部、普高部、職高部。該學校辦學成績斐然，2007年以來百分之百的高考學生升入大學學習，不僅創造了聾人高中的奇跡，也展現出北京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應有的特教水平與成績。

這兩所特殊學校各有特色，過去都曾為北京及周邊地區的盲、啞特殊學生的義務教育發揮過較大作用，但在參觀及與校領導的交流中，我發現他們都面臨以下問題：

1、因國家招生政策的調整面臨學齡盲童、聾童數量逐年下降的局面，生源枯竭帶來的是合并抑或轉型的瓶頸。

2、教育對象從過去的招收輕度弱智學生轉變到現在的以中、重度弱智學生為主，多重障礙生比例不斷攀升，原本為純盲生、純聾生設計的課程隨著生源的變化亟待調整。

3、學校師資短缺，難以招到特教教師。而由于生源的變化，對于教師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提出了更高、更難、更專業的要求，原有特教教師的回爐再培訓迫在眉睫。

參觀北京市盲人學校和啟喑實驗學校對于我這名特殊教育的新兵而言可謂收獲頗豐，二者在辦學中遇到的瓶頸與困惑也使我深刻認識到——課程是教育的靈魂，要切實提高我國特殊教育的水平，特教學校的課程改革已迫在眉睫。在此希望北京市盲人學校和啟喑實驗學校的領導拿出更多的改革勇氣和大智慧，盡快深化特教課程改革，造福更多的特殊兒童。

第四篇：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索 引 號: 000014672/2014-00086 分類:環境政務管理信息領導講話發布機關:環境保護部生成日期:2014年02月10日

名稱: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文號:主 題 詞:

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環境保護部部長 周生賢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并對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作出了具體部署。這對于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大作用。

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重大意義

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進入新世紀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把保護環境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積極探索環境保護新路，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環境保護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我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老的環境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新的環境問題又不斷出現，呈現明顯的結構型、壓縮型、復合型特征，環境質量與人民群眾期待還有不小差距。這迫切要求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充分發揮體制的活力和效率，為解決生態環境領域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提供體制保障。

（一）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迫切需要

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我們黨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樹立生態觀念、發展生態經濟、維護生態安全、優化生態環境、完善生態文明體制，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態文明建設是環境保護的靈魂和目標指向，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然而，現行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不夠，難以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科學合理的頂層設計和整體部署，難以形成生態文明建設合力，迫切需要進行改革。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必將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注入強大動力。

（二）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是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

1良好的生態環境本身就是生產力，就是發展后勁，就是核心競爭力。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速換擋、提高質量和效益的新階段，只有轉型升級才能持續健康發展。用生態文明理念分析環境問題，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問題。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可以倒逼經濟轉型升級、優化經濟發展：提高節能環保標準，淘汰落后產能，可以推進存量結構調整；提高環境準入門檻，引領新興產業發展，可以實現增量結構優化。從現行環境監管體制看，政出多門、權責脫節、監管力量分散等問題明顯存在，影響行政效能，削弱監管合力，環保引導和倒逼機制作用尚未充分傳導到經濟轉型升級上來。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有利于促進傳統產業生態化改造升級，推動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多贏。

（三）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是加快低碳發展的重要支撐

大力推進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主要特征的低碳發展，是世界可持續發展的新趨向，也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出路。我國要實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的目標，必須加快轉變能源資源生產和利用方式，進一步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形成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逐步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的碳排放強度。這在客觀上要求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全面強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為加快低碳發展提供支撐。

（四）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是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的有力舉措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藍天白云、綠水青山是民生之基、民心所向。2013年以來，我國部分地區霧霾天氣等污染問題集中爆發，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在現行環境監管體制下，執法主體和監測力量分散，缺乏對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進行環境執法監督的職能配置，環境監管難以到位，這導致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政策措施打了折扣。推進環境管理戰略轉型，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目標導向，集中力量解決細顆粒物（PM2.5）、重金屬、化學品、危險廢物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需要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五）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必然要求

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轉變職能不僅要把該放的權堅決放開放到位，而且要加強和改善政府管理，把該管的事管住管好。環境保護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是必須提供的一項基本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不欠新賬、多還舊賬，需要進一步加強監管。目前，國家層面生態環境保護部門職能分散交叉較為突出，存在權力下放不夠和監管不到位等問題，難以形成嚴格監管的強大合力；基層環保部門被賦予的職能和擔負的任務不匹配，存在“小馬拉大車”的現象。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內在地包括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主要任務

生態環境由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多個要素組成，各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兼具生態功能與經濟價值的雙重屬性。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必須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為根本指向，堅持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堅持保護優先方針，不斷探索環境保護新路，從宏觀戰略層面切入，從再生產全過程著手，從形成山頂到海洋、天上到地下的一體化污染物統一監管模式著力，準確把握和自覺遵循生態環境特點和規律，維護生態環境的系統性、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增強環境監管的統一性和有效性。

（一）建立統一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

保護生態環境，應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為重點，以改善環境質量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污染降不下來，環境質量就提不上去，人民群眾也就不會滿意。優先解決損害人民群眾健康的大氣、水、土壤等突出環境污染問題，是環境保護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建立統一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對工業點源、農業面源、交通移動源等全部污染源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對大氣、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洋等所有納污介質，加強統一監管。堅持將環境保護要求體現在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各領域，貫穿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環節，落實到政府機關、學校、科研院所、社區、家庭等各方面，嚴格環境法規政策標準，進行綜合管理，實現要素綜合、職能綜合、手段綜合，實現污染治理全防全控。協調處理好污染治理、總量減排、環境質量改善的關系，把環境質量反降級作為剛性約束條件，確保區域流域海域的環境質量不降低、生態服務功能不下降。

實行獨立而統一的環境監管。健全“統一監管、分工負責”和“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監管體系，有序整合不同領域、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監管力量，有效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加強對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執行國家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監督，糾正其執行不到位的行為，特別是糾正地方政府對環境保護的不當干預行為。加強環境監察隊伍建設，強化環境監督執法，推進聯合執法、區域執法、交叉執法等執法機制創新，嚴厲打擊企業違法排污行為。在污染防治、生態保護、核與輻射安全以及環境影響評價、環境執法、環境監測預警等領域和方面，制定科學規范的制度，為實行統一監管和提升執法效能提供保障。

（二）建立陸海統籌的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和污染防治區域聯動機制

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決定了生態保護修復和污染防治必須打破區域界限，統籌陸地與海洋保護，把海洋環境保護與陸源污染防治結合起來，控制陸源污染，提高海洋污染防治綜合能力，抓好森林、濕地、海洋等重要生態系統的保護修復，促進流域、沿海陸域和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良性互動。

建立陸海統籌的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區域聯動機制。生物多樣性豐富區域、典型生態系統分布區域和生態環境脆弱區域，集中了我國大部分重要生物資源，承載了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要在這些區域劃定并嚴守生態紅線，建立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區域聯動機制。強化區域間工作會商，及時就生態保護修復情況進行交流、溝通和協商。加大區域聯合執法力度，對突出違法行為進行聯合查處。構建生態保護信息共享平臺，做到信息互換互通。

建立陸海統籌的污染防治區域聯動機制。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已陸續建立聯防聯控協作機制，其他地方也要結合地理特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污染程度、城市空間分布以及污染物輸送規律，加快建立健全區域協作機制。建立區域監測網絡和應急響應體系，聯合應對重污染天氣。在水污染防治方面，促進海洋環境保護與流域污染防治有效銜接，以流域為控制單元，建立流域環境綜合管理模式。

（三）健全國有林區經營管理體制，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國有林區是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森林資源培育戰略基地，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木材安全、物種安全、糧食安全等方面具有特殊地位。要深入實施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改革森林資源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國有森林資源監督管理體系，搞活企業經營機制。改革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加強國有林區基礎設施建設，妥善安置富余職工，推動林區經濟轉型，增強林區發展活力。

我國在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過程中，始終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大力促進集體林區綠色富民產業發展，已基本完成集體林地明晰產權、承包到戶的改革任務，實現了“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要按照資源增長、農民增收、生態良好、林區和諧的目標，加大對林下經濟、農民林業專業合作組織、森林保險等的支持力度，推進林權抵押貸款，規范和監督林地流轉，探索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改革，加強集體林地基礎設施建設。

（四）完善環境信息公布制度，健全舉報制度

環境保護人人有責，必須充分調動一切因素，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要廣泛深入地宣傳生態文明理念和環境保護知識，使其上課本、進社區、入工廠，提高全民環境意識。強化環境信息公開，擴大公開范圍，完善公開方式，保障公眾環境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對涉及民生、社會關注度高的環境質量監測、建設項目環評審批、企業污染物排放等信息以及環境狀況、重要政策措施和突發環境事件，要及時公開，主動向社會通報。對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和建設項目，要廣泛聽取公眾意見和建議。要引導企業進一步增強社會責任感，真實客觀地公開環境信息，監督企業按規定公開污染物排放自行監測信息。

健全舉報制度，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就生態環境問題進行舉報，切實保護舉報人合法權益。全面實施環保舉報投訴熱線暢通工程，精心做好環境權益被侵害群眾來信來訪工作，加大受理督辦落實力度。發揮好公眾、新聞媒體和社會組織的監督作用，構建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推行綠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強輿論引導，積極主動回應公眾關心的環境問題。

（五）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實行企事業單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

排污許可是一項國際通用的環境管理制度。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對實行排污許可有原則性規定，但許可條件、程序等具體規定尚未明確。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度，規范污染物排放許可行為，禁止無證排污和超標準、超總量排污。實行企業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推進行業性和區域性污染物總量控制，使污染減排與行業優化調整、區域環境質量改善緊密銜接，做到增產不增污或增產減污。在總結排污權交易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加快實施各類排污指標的有償使用和交易，加強排污權交易的組織機構和監管能力建設。

（六）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制度

強化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既是保護公民環境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企業違法成本、震懾企業違法排污行為的根本對策。要完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將生態環境損害與公民損害列入賠償范圍。建立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機制，合理鑒定、測算生態環境損害范圍和程度，為落實環境責任提供有力支撐。加強行政執法與司法部門的銜接，推動環境公益訴訟。對排放污染物造成嚴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篇：我國稅收管理體制如何改革

我國稅收管理體制如何改革

學院：經濟與貿易學院

班級：2011級財政一班 姓名： 學號：

[摘要]------

3[關鍵詞]-----3

一、我國財政稅收管理發展歷程與取得的成就。----------

3二、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存在問題---------------------------

3三、我國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及完善方法--------------------

4四、結束語

4[附]參考文獻-----------------------------

5[摘要] ：稅收制度是我國經濟管理的核心部分，它伴隨著我國經濟運行狀況及經濟管理制度和方法變換而變化；稅制改革，就是對稅收制度進行改革。為了進一步推進科學發展觀，深化稅收體制改革無疑成為最為關鍵的因素。本文針對我國稅收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簡單分析，提出改革思路，針對出現的弊端，我們應該結合國情，具體分析，加以解決，協調推進我國稅收體制改革。

[關鍵詞]：稅收體制；稅收管理；改革；問題；

一、我國財政稅收管理發展歷程與取得的成就。

我國財政稅收制度從 1950 年到 1994 年期間共進行了五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 1950 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總結老解放區稅收經驗的同時，清理了舊中國不合理陳腐的稅收制度，建立符合新中國建設的稅收制度。第二次進行稅收制度改革是在1958 年，目的是為適應社會主義改革和以后經濟管理體制發展形式的要求。第三次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是在 1973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進行的，目的是為了簡化稅收制度。第四次稅收改革是在 1984 年進行的，改革目的是為了適應當時的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最后一次稅制改革是在 1994 年，主要是對工商稅收制度進行全面整頓，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幾十年財政稅收制度的整改，我國在財政稅收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不僅優化了社會資源的配置，并且促進了我國預算體制的完善，最終實現了我國稅收管理體制的全面轉型。

二、我國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存在問題

1、稅收的法治化程度較低。

在我國，沒有關于納稅人權利的相關規定，只是在憲法第 56 條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從目前我國各個稅種的法律層次來看，我國稅種大多是通過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形

式出現，而不是由立法機關來立法，立法的層次很低。

2、相關體制不夠完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我國財政稅收工作的起步比較晚，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相關財稅體制的發展與改革。甚至出現稅收體系存在缺陷非稅收入沒有納入政府收入體系的管理范圍的情況。在體制不夠完善的情形下，漏掉了許多有利于調節社會分配功能的重要稅種，難以做到充分地發揮稅收的調節功能，不利于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與創新，不利于中央宏觀調控的順利進行，也不利于生產要素的優化分配。

3、稅收管理中虛假的財務核算和對稅收監督管理的不到位。

稅收管理過程中出現偷稅逃稅的社會化和普遍化的現象，稅收之間的差額也比較嚴重。稅收的差額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進行稅收征管工作效率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4、企業的納稅和服務意識不夠高。

稅務機關在整個實踐的過程中對于納稅的服務意識不夠強烈，對于納稅服務的理解沒有上升到一定的層次和深度，都比較狹隘，沒能夠真正的從納稅人的需求和

導向來為他們提供服務。

5、我國財稅轉移支付方面缺乏規范性。

目前，我國財稅轉移支付包括三大類支付方式，即專項支付、財力性支付、稅收返還與體制補助支付。中央政府通過這幾種支付方式來改善由于經濟發展差異造成的財政補貼不均衡現象。但在轉移支付過程中由于缺乏規范性的監管制度，使一些腐敗官員有空可鉆，亂用資金，使得財政轉移支付的均等化原則失去了原有效力，無法縮短各地方的經濟差距，制約了我國在公共服務方面均等化發展的戰略目標。

三、我國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及完善方法

1、稅收管理體制，應通過法律形式公布和實施，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正式立法，以體現稅收管理體制的法律嚴肅性、統一性，保證稅收管理體制實施的效率。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明確稅收行政執法和司法執法的權限。

規范國家政府間的財政關系，明確各級政府的在財政支出方面的責任，使中央和省級政府在轉移支付財政制度方面更加完善，理順各地方政府財政管理體制，使各地方政府的財權與政權相匹配。

2、建立財政稅收分級、分權管理體制。

結合我國國情，適當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分配關系。完善分稅制的預算管理體制，在進一步合理劃分稅種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地方稅實行分類管理，清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稅收管理權限。基本的稅收政策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但賦予地方政府適度的稅收管理權。這樣合理的劃分各級政府財政稅收體制，有助于調節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財政稅收比例，強化政府間財政收支平衡，同時，也有助于減輕地方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的監管壓力。

3、，我國國稅、地稅的征管范圍應該加以清晰界定，避免出現對納稅人的交叉管理難的現象，根除地方對中央收入征管的行政干預。從根本上解決國稅、地稅機構分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可從行政性分權、經濟性分權、法律性分權等方面解決。

4、建立合理的財政稅收轉移支付體系。

政府財政部門應該將轉移支付款項分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合理搭配款項支付方式，不但可以穩定資金來源，并且可以較為合理的分配資金。首先，政府財政稅收管理部門要提高一般性支付的比例、適當調整專項轉移支付比例，合理按排轉移支付款項的比例。其次，要從改革財政稅收返還和增值稅稅收分享的角度來穩定轉移支付所需資金的來源渠道。最后，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資金分配體系，公開、透明的分配財政稅收。

四、結束語

我國現行稅收管理體制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弊端，比如稅權高度集中對地方的不利限制、稅務機構分設帶來的征納成本上升、稅收管理體制的法制性弱等。通過采取合理劃分稅收管理權限、稅收征管范

圍，以法律形式公布和實施稅收管理權限等改革措施，不但可以調動政府管理部門人員工作的積極性，有也利于確保我國財政稅收工作的順利進行。因此，我國要從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來認識和把握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創新的方向，全面深化財政稅收管理體制創新的改革，不斷提高我國在財政稅收方面的管理水平，確保我國經濟發展的健康平穩，促進我國稅收管理體制的不斷完善。

[附]參考文獻

[1] 苗瑞，當前稅收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措施［Ｊ］．現代商業，2011，（7）

[2] 王德平.完善我國稅收管理體制的初步構想[J].稅務研究,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