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有感（本站推薦）

讀《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有感

有一本歷史著作，在不同層次的讀者群中享有盛譽，被稱為“力透近代社會風云的精湛之作”。這部書，就是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義和團運動起源于十九世紀末那樣一個復雜的國內外背景之下，我真的很難不去同情那個時代的人們，特別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飽受外國傳教士和本國封建勢力雙重壓迫的農民，很難不憎惡清廷及帝國主義。今天帶著這樣的一種情感，我走進了周錫瑞先生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

周錫瑞這本書講義和團運動起源，很全面，很客觀。我感受比較深的是，他沒有一種西方人若有若無的優越感，比如他們往往有人認為自己是先進文明的代表，或者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是來解救異教徒的。或者也有如雨果般責罵英法聯軍，是闖入人家屋子的強盜。雨果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可他的片面在于，他沒有看到蒙昧的清政府是怎樣不把國際公認的基本法放在眼里的。周錫瑞的研究從地域經濟差異開始，講到秘密宗教、民間文化的影響，也講到基督教的進入造成的影響。一個史家，有這樣的研究態度很正常，本來就應該這樣。這樣就能夠說明義和團運動的復雜性，它不能用一個聯合詞組輕易概括。在他看來，1900年那一年的燎原大火之所以燃燒的那么迅速，其實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然后在這一特定環境中爆發，但是在此之前，義和團的醞釀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

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結，我們尊崇儒家，我們有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史，當外國侵略者企圖把他們的文化強加給我們時，企圖侵略我們時，義和團便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因而反帝運動才會越來越聲勢浩大，義和團才越來越深入民心。

今天看來，義和團當然有很多愚昧落后的地方，他們有迷信色彩，也有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但不能因為這些就否認他們的行動，他們的行動在客觀上打擊了西方國家的侵華野心。在我看來，甚至可以這么說是義和團運動讓中國免遭列強劃分。

義和團運動雖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義和團運動的影響卻從未散去。今天，重新審視中國曾經走過的那一段真實的歷史，重新研究當時的事件，用我們現代人文的眼光去看待那一段歷史，還原一個真實的義和團運動。

第二篇：讀《物種起源》有感

讀<<物種起源>>有感

是誰擊破神創論的天空，將世界從上帝的手中掙開；是誰以銳利的雙眼，看穿時空的陰霾，尋找物種間的聯系與存在；是誰以一句“物競天擇”的吶喊，喚起整個大崛起的時代。也許<<物種起源>>隨著時代日顯其不足，但傳承給后人的，并讓后人撫卷感嘆的始終是那彌漫在字里行間的對科學的嚴謹與熱愛。

少年頑劣，浪子回頭。達爾文年輕時用他父親的話說“除打獵、養狗、抓老鼠以外，無所事事”相對他的兄弟姐妹來講或者用中國父母常講“別人家的孩子”來說達爾文可算是一事無成的敗家子。可是就是這個常人眼中的敗家子卻成為英國偉大的科學家、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參加“貝格爾號”艦的全球遠航，成為流傳后世的的偉大人物，我不禁感嘆人的命運是由自己決定的。

大巧若拙，埋頭著書。在達爾文那個時代，人們普遍都接受創造論，相信上帝創造世界、并一次就創造出所有的生物，同時上帝也賦予每種生物各自的角色，而每個物種的設計都非常完美，所以物種是永恒固定不變的。這種錯誤的觀點在宗教的神環下成為人們精神的枷鎖，于是<<物種起源>>在這種情況下誕生了。

本書中討論過的生存斗爭，對于變異究竟怎樣發生作用呢？在人類手里發生巨大作用的選擇原理，能夠應用于自然界嗎？我想我們將會看到，它是能夠極其有效地發生作用的。讓我們記住，家養生物有無數輕微變異和個體差異，自然狀況下的生物也有程度較差的無數輕微變異和個體差異；同時也要記住遺傳傾向的力量。在家養狀況下，可以確切他說，生物的整個體制在某種程度上變為可塑性的了。正如<<物種起源>>所講人類用有計劃的和無意識的選擇方法，能夠產生出而且的確已經產生了偉大的結果。

暗夜磨劍，終露鋒芒。達尓文的<<物種起源>>有如一場席卷世界的海嘯，狠狠地撞擊在“神創論”的壁壘上，將千百年來的宗教臉上神秘而高貴的面紗狠狠地撕下。從而聯接起一個偉大而充滿理性的時代，這是只屬于人的時代，神的榮耀開始寂滅于塵埃。正是因為《物種起源》出版，人類才第一次把生物學建立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以全新的生物進化思想推翻了“神創論”和“物種不變”理論，而生物普遍進化的思想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機制成為學術界、思想界的公論

改變世界，真理永恒。科學永遠是真理與實踐的孩子，而非強權與臆測的玩物，“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希臘先哲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這振聾發聵的話了。當達爾文面對教會的刁難，面對無知者的嘲笑，面強權的脅迫。他沒有低頭，也不會低頭，他以一種“真的勇士”的姿態，艱難的前行，昂揚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堅實肩膀扛了這個世界的明天，孤身一人站到了諸神的對立面。這才是真正科學，真正讓人類社會進步的科學。

反觀當下中國，應試教育大行其道，論文互抄，研究成果互竊，科學研究充滿了權錢交易與利益制衡，大學不再是象牙塔，科研院成了官場，沒有學會做人便作學問的人比比皆是，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沒有一種敢向權威與不合理存在挑戰的精神，都沒有靜下心來，埋頭作學問的毅力，那么何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何談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學是容不是一點雜質的，而真正愛科學的人也不會讓它有一點雜質的，所以各位年輕的朋友行動起來吧！用信念與毅力去譜寫一首壯麗的科學之歌，為我們祖國正在發展科研事業貢獻屬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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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篇：論義和團運動起源的三個階段

論義和團運動起源的三個階段

對義和團運動起源問題，存在多種觀點。本文則支持那種將其作為一個持續數年的過程的看法。義和團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它的名稱，盡管各地義和團基本上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但多數都使用了“義和團”這樣一個類似于鄉團的名稱；二是它的宗旨和口號，多數都是標舉“興清滅洋”、“扶清滅洋”等等的內容；三是義和團揚言“刀槍不入”，有喝符念咒、降神附體等儀式，追求超自然的力量。考察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形成和興起，就應該主要考察這三個特點是怎樣出現并泛化的。據此，筆者認為可以把義和團運動起源的過程粗分為三個階段，即雛形期、正名期與完形期。

一、義和團的雛形期，以大刀會的興起與傳播為標志

早在義和團運動發生時，就有很多人認為義和團起源于大刀會。如京官左紹佐在上徐桐書中就指出：“佐嘗問之山東人，云義團不知所自始，山東先有大刀會，……”[1]當時的報紙也說：“山東大刀會即拳會之初基，爝火涓流，蔓成巨禍。”[2]在外國傳教士的記載中，則多數把義和團和大刀會說成是一回事。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蔣廷黻30年代著《中國近代史大綱》，認為“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最初是大刀會”[3]。當時時代尚近，比較可信。

大刀會初起時活動在魯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鄰的豫、皖、蘇邊界地區。以習練與傳播金鐘罩術（也稱鐵布衫法）為主要特點。在不同的地區，開始時可能名稱也有所不同。如1895年在曹州府首縣菏澤，這一組織就稱作“同心會”。據當時的曹州知府毓賢報告：“本年正月間，有外來匪徒傳習練氣邪術，自謂刀砍不能傷，名曰鐵布衫，又曰同心會。”[4]還有一種叫“一心會”的組織，一見于巨野縣，一見于觀城縣，可能就是同心會的別稱。[5]

金鐘罩取“金鐘罩體”之意，至遲在清代乾、嘉年間就已開始流傳，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教習者聲稱，練成后可以不畏刀砍棒擊，有所謂“刀劍鐵尺不能傷身”[6]的說法。1891年熱河金丹道教起義時，起義組織之一的“武圣教”，是以金鐘罩術為基礎創立的，宣傳“能避刀兵劫數，槍炮不能傷身。”[7]這是金鐘罩能避槍炮的最早的說法。后幾年興起的大刀會，同樣揚言“不畏棒擊刀砍，不畏火槍洋炮”，“刀槍不入”[8]。江蘇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經過實地調查，對大刀會的儀式和特點作過詳細描述，并指出當時“愚民無知，驚為神術”[9]。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統治階級救國乏術的時候，金鐘罩的這種“神術”，使不少下層群眾以為是找到了抵御外敵的理想手段，大刀會于是迅速發展起來。

大刀會于1894年興起于魯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鄰地區，絕不是偶然的。

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山東作為京畿屏障，是日本軍隊進攻的重點地區之一，戰爭對人心造成了強烈的震撼；同時，山東的匪患也日益嚴重，成為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重視的問題。這兩者是大刀會興起的重要機緣。

山東的匪患遍及全省，但以曹州府為最甚。文獻記載說：“山東曹、兗、沂數郡，民氛素強，近年萑苻嘯聚，動輒結隊成股，劫掠焚殺，儼同巨寇，民不聊生。”“該匪等騎馬持械，聚眾橫行，擾拒官兵，儼同對敵。”[4]這些盜匪的重要特點，是結股成群，使用新式快槍，擁有馬匹，殺傷力大，機動性強。1894年4月間，清政府的“上諭”即指出，山東省“盜風不靖，劫案迭出，大為行旅之害，亟應認真整頓。”[10]6月又諭令山東地方大員“嚴飭派出各營，會同地方文武實力兜拿”，“并著通飭各屬一體嚴密巡緝”。[11]7月間，匪首王石朋等持洋槍焚劫巨野縣龍ｇù＠①集，擊斃清軍軍功張振標等5人，勇目尹福琳等13人[4]。土匪問題的嚴重程度已可概見。甲午戰爭爆發后，為加強山東沿海的防務，清廷調在中法戰爭中建有戰功的李秉衡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到任后，清廷明確指示他說：“刻下海口防務及曹州一帶盜匪，尤應妥籌辦理，勿稍大意。”[4]可見清政府并未因為甲午戰爭爆發而放松對土匪的警惕。李秉衡對此也有清醒認識，奏稱；“竊維現在倭氛不靖，海防是急，然備外患必先清內訌。……若不趕緊捕治，深恐貽患燎原，于海疆防務大有關系。”[4]甲午戰爭爆發后，隨著前方戰事緊急，曹州鎮總兵王連三也統防營開赴前敵，地方頓然失去了震懾力量，岳迷功（岳二米）、段二瞎子、謝五瞎子等被稱為“桿子頭”的土匪更形囂張。如李秉衡所奏，正當軍務吃緊之際，“動言某日劫莊，某日攻縣，民情惶惑，各有戒心”[4]。為落實清廷提出的兩項任務，李秉衡在移節登州部署海防前，首先對緝匪問題進行了安排。本來，曹州知府繁賢已由前任巡撫福潤奏報送部引見，正準備交卸府篆，李秉衡奏請將其留任，責成其專辦兗、沂、曹三府盜賊，添募勇隊，并將附近防營準其調遣，還決定“分飭各屬舉辦團防，……務使遺患不留”[4]。

甲午戰爭中，曹州府雖然不在海防前線，但對日本侵略的感受同樣是強烈的。山東是北洋門戶，本身籌備防務的任務很重。而清政府把抗擊日本侵略的重點放在了直隸和東北，山東還要組織兵力、餉力、長夫支持上述地區。由南方北上的清軍以及軍火給養，山東也要負責雇覓車船運送。所有這些沉重的負擔，需要各府、州、縣一齊動員，共同完成，曹州府也不例外。

此外，曹州府還有其特殊之處。一個是募兵的問題。甲午戰爭開始后，清政府大量招募兵勇。曹州民風強悍，其兵勇素以敢戰聞名，因而成為征兵的重點地區[12]。戰時征兵，牽動方方面面，生離死別，特別震動人心。更兼征兵時必然伴隨著反侵略戰爭的宣傳與動員，給當地群眾民族主義情感的提升營造了適當的氛圍。

其次，曹州地處南北通衢，北上的清軍也給這里帶來了激動。據周錫瑞(Esherick,J.W.)的研究，軍隊從內地火速趕往北方和沿海一帶，“某些小客棧墻壁上的留言以及沖突正在擴大的謠言表明，有些中國人相信西方列強也卷入了對中國的進攻。”[13]由對日本侵略的憤怒到對整個列強侵略的憤怒，使這一地區的愛國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

再次，對內打擊土匪的行動，這時也賦予了愛國與對外的意義。毓賢在曹州等府州舉辦團練，必然把李秉衡所謂“備外患必先清內訌”作為動員群眾的主旨，使人們認識緝匪對于反抗外國侵略的重要意義。這種通過行政機構貫穿到基層每個鄉村的宣傳動員，也會使當地的國家危亡意識得到強化。

一方面，土匪肆虐，社會生活不安定；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民族矛盾空前加劇，人民群眾的救亡意識達到高潮，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中，大刀會找到了自己發展的空間。大刀會的初興，是從打土匪入手的。單縣、曹縣、成武等縣地方官1896年初在稟報中曾指出過大刀會初興時的這一情形，說：“前因海氛未靖，各處匪徒間有蠢動，民心恐懼。正慮防范無策，適有曹縣監生劉士端……等遇一游方無名道士，精通金鐘罩法術，即傳言之大刀會，能避槍炮利器。劉士瑞等聞之奇異，各因防賊保護心切，隨從該道士習試不虛，并幫同各團長捕獲巨盜多名送究。屢試屢驗，于是鄉民互相學習，藉資保衛，珍為秘訣。”[9]曹州知府毓賢奉命緝匪卻成效甚微，于是對大刀會勇于捕盜并“獲匪送府”的行動采取了“重犒鼓勵”的措施，大刀會也因此更加積極配合政府捕盜。時間不長，菏澤、成武、單縣、定陶、曹縣等處土匪斂跡。大刀會因而名聲大振，“官民交依為重”。江蘇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對大刀會的迅速發展有過這樣的描述：“一倡百和，潛滋暗長，黨類日繁。……人皆推其俠義，爭歸附之。鄉村大戶，多有雇以保家。甚至營縣局卡，亦有招募防衛。因之蔓延傳習，愈結愈盛。東省最眾，豫省次之，皖又次之，徐郡與東省壤地相接，近亦有入其會者，共約有兩三萬之多。”[9]

大刀會在發展初期即已具備了“滅洋”的宗旨。國家圖書館藏有光緒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一位主戰派官員的一件奏折的抄件，該奏折在陳述主戰的理由時說：“又況外患不除，內憂恐起。近聞山東曹濮、安徽潁亳各地方，伏莽欲動，假?興華滅洋?為名。道路傳聞，未知確否。”[14]這里出現了一個“興華滅洋”口號，它比后來出現的類似口號早出了4年多的時間，雖屬“道路傳聞”，但其真實性是不容否定的。山東曹濮、安徽潁亳正是大刀會發生的地區，在這里出現的“興華滅洋”口號，只能是大刀會提出來的，當時當地不可能有其他的“伏莽”能提出這樣的口號[12]。從甲午戰爭時期曹州地區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整個社會氛圍來看，“興華滅洋”口號的產生是合乎邏輯、順理成章的。對于大刀會擁有這樣的口號，還可以提出一個佐證。1898年4月來山東游歷的德國人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記載大刀會的宗旨為'Vertreibung der Mandschuregierung,Vertreibung der 附圖{圖}'[15]，此語譯成中文應該是“反清滅洋”。對此我們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教會有意抹煞大刀會“興華”、“興清”的宗旨而將其說成是“反清”的，借以挑動清政府懲辦大刀會。如單、曹等縣教民即曾罵大刀會是“白蓮教妖人”[15]，德國駐華公使紳珂也曾據教會來涵提醒清政府，“察看情形，該匪未嘗無叛反朝廷之心”[16]。二，大刀會在遭受1896年鎮壓及巨野教案后，部分地區的大刀會人改“興華”、“興清”為“反清”。“反”是相對于“興”來說的。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都可以反證“興華滅洋”口號是大刀會提出來的。

“興華滅洋”開始只是基于甲午戰爭和列強侵略的一種籠統的民族主義口號，大刀會一開始并未把矛頭對準教民。但外國教會在魯西南等地的發展，入教教民良莠不齊甚至為盜為匪者加入教會，教會對地方社會的干預，教民恃教會及外國護教權的支持而無視鄉村權力結構及禮俗，都促成了大刀會的反教活動。1896年初，大刀會開始與教會發生沖突，6月即開始大規模打教。本來，毓賢等地方官因在捕匪方面得到大刀會的配合，對大刀會是獎許的，后在1895年春由于御史管廷獻奏稱金鐘罩較曹州桿匪更為可慮，他們才不敢公開支持。但直到1896年春德國公使因大刀會與教民的沖突提出交涉時，地方官對大刀會仍然是采取回護態度的[9]。當年夏，大刀會與教會沖突規模擴大，在清政府的嚴令下，毓賢不得不鎮壓大刀會，把曹單大刀會的首領劉士端、曹德禮誘殺，但同時聲稱“不辦單縣的金鐘罩，只辦河南的金鐘罩”[17]，把大刀會驅散了事。山東巡撫李秉衡也未把大刀會當成一件太大的事情，當總署電詢“據五月儉電匪首劉士端已獲，民情安謐，究竟余黨能否解散”時，他在電文上端批示：“本無所謂黨”[18]。此后，大刀會的傳播和活動仍然持續不斷。大刀會的主要傳播者趙天吉逃往蘇豫皖邊區一帶，1897年7月前后，在銅山、豐縣、虞城等地，大刀會都發動過較大規模的斗爭。1897年11月1日，一些大刀會成員在山東省巨野縣張家莊殺死兩名德國傳教士，釀成中外交涉重案，大刀會的“匪”名愈加坐實，有的變名以求發展，有的向其它地區擴展。總之，大刀會早在1894年就提出了“興華滅洋”的口號（也不排除當時就有“興清滅洋”的提法），這是義和團口號的源頭；大刀會揚言“刀槍不入”，喝符念咒，追求超自然的力量，引發了潛在于北方民間的各種“邪術”和巫風，是義和團怪誕信仰的源頭。只是大刀會的名稱不叫“義和團”。所以我們把這一時期稱為義和團運動的雛形期。

二、正名期以1898年直東交界地區興起的義和拳的反教會斗爭為標志

義和拳，也叫梅花拳，是一種以強身健體、保衛身家為目的的習拳演武的組織。始創于明末清初，早在乾隆年間就在山東冠縣等地流傳，逐漸延及東、直、豫邊區一帶，而以東直交界地區最為集中。義和拳本無政治色彩，但一些民間秘密教門分子卻往往重視其武術價值而競相傳習，以為武裝起義做準備。在發動過反清舉事的清水教、天理教中，都曾經有過義和拳的傳播。因此，義和拳一度被清政府嚴行禁止。嘉慶以后，由于沒有繼續發生與秘密宗教牽連的事件，義和拳又得以廣泛流傳。

中國封建社會的武術組織，除了演習武術，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燒香磕頭，供奉與習武有關的神明，有嚴格的師承關系，有由師承關系形成的組織網絡。在這些方面，義和拳與大刀會都不例外。但義和拳與大刀會之間也有明顯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義和拳沒有喝符念咒的儀式，沒有“刀槍不入”一類對于超自然力量的宣揚與追求。如果說，大刀會的“刀槍不入”、“不畏火槍洋炮”的追求本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演繹出滅洋除教的宗旨，那么，從義和拳的武術追求本身，卻無法產生御侮排外的聯想。

事實上，義和拳作為一個流傳了200多年的拳會組織，在其歷史上并無與西方教會沖突的紀錄。在義和拳比較集中的直東交界地區，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就有較廣的傳播。直隸威縣的魏村、趙家莊，都是著名的教民村。即使從鴉片戰爭后天主教在這一地區公開恢復活動算起，也已過了數十年。其間，天主教在這一地區發展迅速，教會勢焰較很多地區為盛，但義和拳與教會之間并沒有發生過沖突。

義和拳開始參加反教會斗爭，與冠縣梨園屯教案的牽連有關。梨園屯教案始于1873年，由民教互控發展到集團對抗，20余年間與義和拳并無關系。直到1897年春，梨園屯“十八魁”首領閻書芹邀請梅花拳首趙三多率眾到該村“亮拳”示威，義和拳才開始介入反教會斗爭。所以清朝地方官說“上年梨園屯民教構釁，牽涉梅拳”[9]。1898年春，梅花拳再次聚集，一方面是因為上年亮拳和打教后，受到教會的指控和追究，已是欲罷不能；另一方面，巨野教案及德占膠澳事件發生后，民族危機加劇，冠、威一帶，也謠傳“來有洋兵”[9]，所以仍帶有防止遭受迫害的性質。即使這樣的聚集，仍然遭到部分梅花拳眾的反對，所以趙三多決定不再沿用梅花拳的名義，而恢復使用了“義和拳”這一傳統名稱[9]。

“義和拳”這一傳統名稱的使用，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義和團”的名稱就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就是在義和拳改名之后，山東巡撫張汝梅據訪聞于1898年5月24日電奏，稱直隸山東交界處有“新立義民會名目，四處傳單于直、豫、蘇各省，欲與洋教為難”[20]。清廷命張汝梅派員認真查辦。1898年6月8日，東昌知府洪用舟與冠縣知縣曹倜等人奉命調查后具稟報告，要點是：所謂“義民會”，實系“義和拳”的訛傳；義和拳即梅花拳的本名，是一種“拳技”，傳習者很多，“豫、晉、江蘇等省，亦即轉相傳授，聲氣廣通”；該拳每年春間趁廟會“傳單聚會，比較技勇，名曰亮拳，鄉間遂目為梅拳會”；上年梨園屯民教構釁，“牽涉梅拳”；“本年正二月間，謠言來有洋兵，梅拳遂又麇聚，以致遠近驚慌，民教震恐”；已傳到趙三多，令其“即將梅拳解散。并令毋再傳單聚會”；直東各處民情獷悍，民教又多有宿嫌，“應預為防范”[9]。張汝梅在曹州途次接到稟報，即據以咨呈總理衙門。

1898年6月30日，張汝梅就此事正式向清廷具奏。奏折說：“直隸、山東各州縣，人民多習拳勇，創立鄉團，名曰義和，繼改稱梅花拳，今年復沿用義和名目。遠近傳訛，以義和為義民，遂指為新立之會，實則立于咸、同年間未有教堂以前，原為保衛身家，防御盜賊起見，并非故與洋教為難。”這里完全回避了歷史上曾經受到統治階級禁止的“義和拳”這一名稱，而稱其為名叫“義和”的鄉團。奏折還兩次明確地稱“義民會”“即義和團”。這是“義和團”這一名稱的首次出現。奏折隱瞞了給總署咨文中所講的梅花拳傳播面廣及牽入梨園屯教案等情節，只說由于梅花拳有約期聚會亮拳的風俗，在直隸（而不是山東）的南宮、曲周、清河、威縣，“皆不免時有訛言”。“如任其自立私會，官不為理，不但外人有所藉口，并恐日久別釀事端。”奏折還稱，“此項拳民所習各種技勇，互有師承，以之捍衛鄉閭，緝治盜匪，頗著成效”。因而建議清廷，“應請責成地方官，諭飭紳眾，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既順輿情亦易鈐束，似與民教兩有裨益”[20]。

奏折與此前張汝梅給總署的咨文有很大差別，完全篡改了洪用舟稟文的原意，故意不提義和拳的名稱，而將其稱為“義和團”。何以會有這種差別呢？原因是，咨文是張汝梅在外出巡視路上接到洪用舟稟后即據以直接咨呈總署的，而奏折則是張汝梅回到濟南撫院后，依照藩、臬兩司商量的意見繕寫的。關于這一點，奏折中已經說明：“稟由藩司張國正、臬司毓賢會詳請奏前來”[20]。根據資料，我們認為，奏折反映的主要是按察使毓賢的意見。5月初，因教民控告大刀會聚眾滋事，清廷命張汝梅派毓賢前往查辦，毓賢復稱并無大刀會滋事。他后來追述此事說：“因教民欺壓平民，平民萬難忍受，始有謀立鄉團以自衛者。”[5]由此可以看出，毓賢5月間否認大刀會滋事時就已提出“鄉團”的說法來了。稱義和拳為“義和團”，并無事實根據，只不過是他在5月間形成思路的運用。當時張汝梅到任（1897年11月底）不久，情況不很熟悉；而毓賢在山東為官多年，又正好是處理民教爭訟案件的主管官員，所以張汝梅接受了毓賢的主張。毓賢把“義和拳”稱作“義和團”，是具有深意的。大刀會被作為“匪類”鎮壓后，山東的民教矛盾并沒有得到平息，反而更加激化。毓賢感到，民情已經扼抑太甚，如果再對義和拳等拳會采取鎮壓措施，難免激生變亂。所以主張不刺激拳會，采取懷柔政策，企圖用為義和拳及其他拳會“正名”的方式，舉辦團練，以團練收編并控制這些組織。毓賢擔任山東巡撫后，堅持稱義和拳為“義和團”。1899年11月，有人彈劾其辦理教案“意存偏袒”時，他故伎重演，在奏稿中稱：“近年以來，平民因屢受教民欺凌，希圖自保身家，更有創立鄉團，學習拳勇，名為義和拳者。遠近訛傳，以東省舊有大刀會名目，遂指義和團為大刀會，……其實該團成立于咸同之際，在洋教未建教堂以前。原為保衛身家，防御盜賊起見，并非結黨聚眾，故與洋教為難。”[5]不過他也覺得過于露骨，所以正式上奏時刪去了這些話。《清史稿》記朱紅燈倡言滅教，自稱義和拳，“毓賢為更名曰?團?”[21]，雖不可信，但傳聞失誤，事出有因。毓賢更名并非絕無其事。

張汝梅折上奏清廷，會在官員中造成一定影響。更重要的是，從此，山東地方官在對待義和拳、大刀會一類組織時，有了一個新的說法，就是稱他們為鄉團，企圖將其改造為鄉團。“義和團”不僅成了對拳會的稱謂，也成了山東地方官的一種政策。義和拳（包括魯西北的“義和神拳”）最終改名義和團，決非偶然。

在張汝梅奏折發出4個月后，即1898年10月25日，以趙三多為首的義和拳終于在蔣家莊馬場起事，公開揭舉“滅洋”的旗號。義和拳曾打出滅洋旗幟一點，應該是不容置疑的。但旗幟上所書何語，卻迄無定論。文獻記載其事者，現在發現的原始資料有兩件：一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伊索勒（漢名趙席珍）的日記，稱當天有人告訴他，義和拳舉事時旗幟上所書為'Obeissance aux Tsing,mort aux Européens'（法文），回譯為中文，有的作“順清滅洋”[22]，有的作“從清滅洋”[13]，有的據英譯作“扶清滅洋”[23]。一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艾肯1898年11月10日給史密斯的信，將旗幟所書口號譯為英文作'Up with China and down with the foreigners'[24]，回譯為中文，應該是“興清滅洋”或“興華滅洋”。有的譯作“舉清滅洋”[13]，顯然不符合漢語表達習慣。中文方面沒有原始的記載。自稱擔任過趙三多“文書”的郭棟臣曾寫過一件《義和團之緣起》，稱“義和拳旗寫?助清滅洋?”[19]。在山東大學的調查資料中，另有三人談及義和拳的口號。一是威縣沙柳寨的趙子立，說義和拳初提“扶清滅洋”口號。梨園屯村的于忠海（1960年81歲）和干集村的李繼曾（1960年89歲）兩位老人，卻都說旗幟上書寫的是“興清滅洋”四個大字[17]。郭棟臣的“助清滅洋”說，已被寫入各種教科書，但其實只是孤證。說是“扶清滅洋”的趙子立，1910年以后出生，故此說既非親歷，又無佐證，亦可排除。而只有于忠海、李繼增兩位親歷親聞者所說的“興清滅洋”，與艾肯的記載'Up with China and down with the foreigners'吻合。所以，從原始記載和口碑資料雙重證據來考察，義和拳打出的旗號應該是“興清滅洋”。至于伊索勒所記'Obeissance aux Tsing,mort aux Européens'，無論作何種翻譯，均無義和團（拳）口號記載的現實依據，可能他當時聽教民轉述時理解有誤。

如前所述，大刀會早在1894年就已經提出了“興華滅洋”的口號，1898年4月的記載還說大刀會有“反清滅洋”的宗旨，我們因而更加感到“興華滅洋”、“興清滅洋”一類口號是從大刀會中醞釀出來的。到義和拳正式舉事，大刀會已傳布了4年多。在山東南部，大刀會的發展固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與直隸東南部緊密相連的整個山東西部，恰恰也是大刀會傳播活躍的地區。西北部，長清、茌平、高唐、平原一帶，金鐘罩早有傳播并與當地特色結合。茌平、高唐與冠縣同為東昌府屬，平原與直隸威縣等地也很接近。西南部，兗州府（黃）河北部分的陽谷，曹州府河北部分的濮、范、朝、觀等州縣，本是大刀會早期傳播的重點地區，而趙天吉就是陽谷縣人。這里不僅與東昌府直接相連，而且密邇直隸的開州、大名、廣平等府。就是說，在山東西部由南至北一段很長的地帶，大刀會在傳播過程中必然向直隸東南部滲透。后來，直隸南境果然成為大刀會非常活躍的地區。那么，直東交界地區義和拳打出的“興清滅洋”的旗號，顯然是大刀會口號傳播的結果。

由上可知，義和拳本是一種正規的拳術組織，講究拳技，有由嚴格師承關系形成的組織網絡。在民族危機日益加重，群眾性反教會斗爭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它被卷進了斗爭，并表現出了強大的力量。它打出了“興清滅洋”的旗號。這種自大刀會興起以來就在民間流傳的口號，由于義和拳在旗幟上的公然張揚而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大刀會被鎮壓后，山東的民教矛盾更加激化。毓賢等山東地方官不敢再把清政府的注意力引向鎮壓義和拳，因而把義和拳說成“義和團”，企圖用為義和拳及其他拳會“正名”的方式，掩蓋矛盾，然后以舉辦團練的方式收編并控制這些組織。山東地方官的政策給各種拳會提供了機會。他們開始回避“大刀會”這種“不雅馴”[16]的、政府嚴令禁止的名稱。他們打出“興清滅洋”的旗號，雖是對大刀會口號的繼承，但口號本身就在向政府表示他們是支持政府而不是反抗政府的組織。這也是在為自己正名。從此，義和拳、義和團之名得以廣泛流傳。整個義和團運動就是由此而得名。所以我們把這一時期稱作正名期。

在義和團的三個特點中，義和拳缺少那種“刀槍不少”、降神附體、喝符念咒的儀式，缺少對于超自然力量的宣揚與追求。它講究拳技，講究“真功夫”。在那個需要幻想、呼喚神力的特殊年代，它并不能像大刀會、神拳那樣代表群眾的愿望，這使它的隊伍的發展和在運動中的影響受到限制。

三、義和團的完形期，可以魯西北神拳的反教會、反壓制斗爭為標志

就區域而論，義和團起源的第三個重要區域是魯西北地區，以茌平、長清、高唐、平原為中心，南及東阿、平陰、肥城等地，北達山東北境并影響到直隸省的部分地區。

根據山東大學歷史系的調查，早在甲午戰后，大刀會在茌平、長清、齊河等縣就有傳播。茌平縣胡屯鄉的薛安慶老人說，1894年那里就有了大刀會，是從西南方向傳來的[19]。長清、齊河的一些老人則說是在光緒二十一、二年(1895-1896)就有了大刀會[19]。這里與陽谷、范縣等大刀會較早傳布的地區緊密相連，受到大刀會傳播的波及，是十分自然的。

但我們也注意到另外的情況：一是人們對這些組織的稱呼很不統一，有的稱之為“大刀會”，有的稱之為“神拳”，還有少數人稱之為“義和拳”；三種稱謂在時間上似乎有遞進的關系，即先叫“大刀會”，后叫“神拳”，再后叫“義和拳”。二是這些組織雖有“大刀會”、“金鐘罩”之名，但與曹州的大刀會有很大不同，他們在喝符念咒、“刀槍不入”之外，又增加了降神附體的內容。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呢？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茌平縣志》的一段記載：“義和拳之濫觴，始名金鐘罩，蓋洋槍肇興，為匪者以為利器，以曹屬為甚，民莫能御，而能左道邪術者即名金鐘罩，……因思外洋所恃者槍炮，必有避槍炮之術乃能御之，而金鐘罩神拳之說興矣。”[25]這段記載不僅明確告訴我們，當地義和拳組織開始時叫金鐘罩（大刀會），是從曹州府傳播來的，而且還明確告訴我們，在金鐘罩流行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叫做“金鐘罩神拳”的組織。準此，則通常所說的“神拳”，其實是“金鐘罩神拳”的簡稱。雖然“金鐘罩神拳”的記載只此一處，但其可靠性卻是很大的。《茌平縣志》出版于1935年，是官修志書，修志者們對義和團運動是親歷親聞，時間較近，不易搞錯。

神拳帶有大刀會的明顯痕跡，如吃符、念咒，宣稱刀槍不入等。咒語的形式也極為相似。如大刀會的咒語中有“十萬神兵、十萬鬼兵、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全下界，急奉太上老君敕令，閉目合十遍天空”[26]等語。這在神拳那里變成了“定神法”：“我有十萬神兵，十萬鬼兵，遇山山倒，遇地地崩，遇樹兩截，無奈（吾乃）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19]大刀會咒語有：“法官請到符神位，鐵宗神灶保護身，彌陀訓字鎮三道，鐵盔鐵甲穿鐵衣。”[27]“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鐵甲護金身。”[16]神拳則有：“稽首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神鐵廟鐵鏈（蓮）臺，鐵人鐵眼鐵鼻腮，天地漩渦日月照，止住槍炮不能來。”[19]神拳向東南叩頭的儀式，是崇拜桃花山上的仙人，而大刀會也有桃花仙的信仰。

大刀會在魯西北地區傳播的意義，不在于大刀會的傳播本身，而在于突破了大刀會的程式，開創了一種更加為群眾喜歡接受的形式。大刀會“刀槍不入”、“可避槍炮”的“神術”，風靡一時，從學者趨之若騖，迎合了甲午戰后人們追尋御侮方法的社會心理。但是，由于魯西北僅僅是受到大刀會波及的地區，而不是大刀會傳播的中心地區，所以這里缺乏熟悉大刀會整套信仰、儀式的“明師”。權威的缺乏，給人們創造和演繹新的形式提供了機會和空間。迷信神力的“金鐘罩熱”進一步啟動了當地的巫風。在歷史上，一種組織或方技出現，社會上就紛紛仿效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巫本來是一種職業，通常打著為人“治病”、“禳災”的幌子，以表演“降神附體”等形式騙人錢財。有的巫者在一種催眠狀態下練拳，也會做出一些引人入勝的表演。這就是所謂“神拳”。茌平等地盛行習拳練武之風，拳種很多，僅城南后張莊村就有“昆陽拳、青令拳、顏合拳、大紅拳、小紅拳、王虎索陽拳”等6種[19]。巫而習拳，而以降神附體附會金鐘罩的請神練氣，打著金鐘罩的旗號輾轉傳授，于是金鐘罩也就變了樣。農村群眾這時表現了空前積極的歷史創造性，各種俚俗小說、神怪故事、會門迷信中可以被利用的思想材料全都被發掘出來，附會到大刀會身上。群眾開始使用“金鐘罩神拳”這一名字來稱呼過去稱之為“大刀會”的東西，繼而簡稱之為“神拳”。這樣稱呼的原因，大概是因為大刀會當時已被官府當作“匪類”嚴行禁止，而且大刀會的名稱遠不如“金鐘罩神拳”更能顯示出一種神力的作用。

“金鐘罩”與“拳”的結合，并不自神拳始。這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可供選擇的解釋。1813年，天理教在山東等地發動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起義，清政府在審理這起案件時發現，天理教首領林清的門徒劉玉隆就向人傳授“金鐘罩拳棒”[28]。據檔案記載，劉玉隆“系從山東冠縣人郭洛云學會金鐘罩法；郭洛云系其同縣人張洛焦之徒”。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當道士的張洛焦“從姊夫王曰魁及其故兄王曰恒學會拳棒并推拿治病醫道”，1793年，“又從河南杞縣于家佐人張懷錦學會金鐘罩法”，“伊自學會金鐘罩法以后，即在各處耍拳傳徒漁利”[29]。由這一記載看，金鐘罩本是獨立的一種“法”或“術”，以后張洛焦將其與拳棒結合，便開始稱“金鐘罩拳棒”。就在審理劉玉隆案前后，清政府還發現，在山東直隸毗連地方，經常發生搶案，“為首之人，皆系拳教，有梅花拳、異伙拳、二狼拳、大紅拳、金龍照拳等名”。所說：“異伙拳”即義和拳，“二狼拳”即二郎拳，“金龍照拳”顯系“金鐘罩拳”的音訛。據臨清當地民人說，這種金鐘罩拳“亦名五祖拳教”，“從前白蓮教滋事（指1774年臨清清水教王倫起義），眾拳教之為羽翼”，就包括金鐘罩拳在內[30]。如此說來，臨清的金鐘罩拳比張洛焦的金鐘罩拳棒出現得更早一些。實際情況如何，很難做出結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金鐘罩在流傳中，有的只傳金鐘罩術，有的則在傳“術”時也傳“拳棒”。金鐘罩拳或金鐘罩拳棒在晚清的魯西北地區可能仍有流傳。大刀會是一種只傳“術”而不傳拳棒的金鐘罩，當大刀會傳入魯西北后，啟發了另一門派的金鐘罩即金鐘罩拳，加之巫術的吸收，演化為金鐘罩神拳，也是有可能的。乾嘉時期的金鐘罩拳“亦名五祖拳教”，而在直隸棗強，王慶一等人為首的義和團組織就叫做“五祖神拳”或“五祖神團”。這里的義和團是由山東茌平傳入的[31]。或是說，金鐘罩神拳也稱五祖神拳。這一點可以支持上述推測。

金鐘罩神拳醞釀和形成時間較長，開展反教會的斗爭則較冠、威義和拳為晚，是1899年初才開始的。但開始后即很快形成高潮。當時報紙記載山東反教會的斗爭情況說：“自下半年（1899年）來，濟、東、泰、武、臨四府一州之教民，亦復多被騷擾。計平原、禹城、長清、臨邑、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縣、高唐、恩縣、平陰、陽信、邱縣十余州教民之被蹂躪者，計三百村約二三千家。”[2]從所列地名來看，這些斗爭基本上是發生在金鐘罩神拳傳播的地區。他們中還流傳著這樣的宣傳口號：“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誠心用功，可以避刀劍，可以避槍炮。上奉太后密旨，下遵毓賢命令，興大清，滅洋教。”[2]在這些斗爭中，規模與影響最大的一起是以朱紅燈為首的平原起事。起事者來自茌平、長清、高唐、平原、恩縣等很多地方，記載說還有曹州大刀會五、六百人參加了起事。起事不僅打擊了教民，還與官兵發生了沖突。起事者聚眾散帖時，大書特書“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并打出了“興清滅洋”的大旗[2]。這時他們已經使用了“義和團”的名稱。當時平原縣的一份文件多處將他們稱作“團民”，如說：“（起事時）官兵與團民在生莊外接仗，團民敗北，四散逃竄。”[32]實際上，在當年春天，清平縣大刀會就已經改稱義和團了[33]。

神拳改稱義和拳、義和團，時間上大約是在其開展反教會斗爭的同時。因為這時候他們要證明自己是清政府并不禁止的拳會，是清政府號召建立的鄉團，是合法的。作為一種拳術與習拳的組織，稱義和拳；作為與教會對抗的組織，稱義和團。神拳改名義和拳或義和團，在輿論上是受到了冠、威等地義和拳的影響，但我們沒有發現它與趙三多義和拳有組織上的關聯；改名更多的是反映了神拳與清政府的關系。

“興清滅洋”口號，則直接來源于大刀會的多年傳播 至此，在魯西北地區，反教會的組織首先同時具備了義和團的三大特點，即“義和團”的名稱，“興清滅洋”一類的口號，喝符念咒、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的儀式和追求。這標志著，義和團運動已經進入完形期。

大刀會、金鐘罩神拳早就傳播到直隸以及其它地區。進入完形期以后，以義和神拳、義和團等為名稱，以“興清滅洋”、“保清滅洋”、“助清滅洋”等等為口號，以喝符念咒、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為基本特色的組織，如烈火燎原，在北部中國迅速發展蔓延。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義和團運動直接脫胎于魯西北的神拳，或者說，神拳成為義和團運動的主導組織。

直東交界地區的義和拳，客觀上為義和團運動提供了名號，有一支組織比較嚴密、有戰斗力的隊伍，因而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但由于它沒有為運動提供更多的適合分散斗爭的形式，因而運動沒有按照它的面貌發展。趙三多義和拳在后來的發展困境中也發現了自身與運動主流的差別。根據口碑資料，趙三多義和拳后來改名“神助義和團”吸收了吃符念咒、刀槍不入等大刀會的一些特色，實際是融入了義和團運動的主潮之中。這也可以看作義和團進入完形期的一種標志。

義和團運動是一次規模宏大、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決不可能是一哄而起的。從甲午戰爭期間大刀會的傳播開始，它經過了多年的醞釀，從內容到形式，不斷豐富和發展，從義和團的最終形態方面看日臻成熟和完善。大刀會提出了明確的“興華滅洋”的口號，喝符念咒請神、宣稱刀槍不入，為運動提供了雛形，開啟了風氣，在某種意義上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山東、直隸交界地區的義和拳，在斗爭中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造成了重要的社會影響，在接受大刀會斗爭影響的同時，承續了“興清滅洋”的宗旨，為運動提供了有利于進一步發展的名稱即“義和團”。神拳則包容發展了義和團的三個主要特點。所以，回答義和團運動興起于何時的問題，是一個難題。如果從其完成形態看，應該是從魯西北神拳的斗爭算起；如果從其雛形開始，則應從大刀會的斗爭算起。目前一些教科書將興起時間從直東交界地區的義和拳算起，忽略了過程，也忽略了運動的豐富內涵，是需要重加考慮的。

第四篇：讀《物種起源》有感

讀《物種起源》有感范文（精選5篇）

當看完一本著作后，大家一定都收獲不少，何不靜下心來寫寫讀后感呢？但是讀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讀《物種起源》有感范文（精選5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今日，我讀了《物種起源》，這本書是達爾文寫的。是達爾文論述生物進化的重要著作。《物種起源》大概是19世紀最具爭議的作品，達爾文用其仔細的觀察及豐富的想象力，在這本書中詳細描述了生物物種由簡單到復雜，由單一到繁多這樣的一個演變過程。《物種起源》就象是一棵樹不斷能長出新的枝條，在生物的演變過程中，新的物種分枝會在原有的基礎上產生出來。但畢竟整本書也就是在探討物種的問題，這是假設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

在這本書中達爾文的觀點是遺傳變異過度繁殖生存斗爭適者生存，這點我十分同意他的想法。生物有進化，物種也有變化，本不是達爾文首先發現的;進化學說，也不是達爾文創立的，在他以前已有著漫長的歷史。可是達爾文加上他觀察所得的新材料，總結和發展了進化學說，提高了它的科學性，徹底擊毀了科學思想界中的宗教統治，建立了生物學的真正基礎。在解釋萬物及生命起源的時候，所有的理論都是要靠信心來理解的，也既是說，都是信仰。要理解不相信上帝的信仰，應當是需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礙，因為這些信仰里實在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

我認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很適合我們中小學生閱讀，我們還應當學習達爾文那種堅持不懈的精神。

《物種起源》可謂是一部影響人類科學發展進程的絕世經典，早就渴望拜讀一番，今日有幸閱讀此書，使我得以有暇一睹科學巨人留給人類這本百年巨著的風采。

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以豐富的研究資料，嚴謹的科學論述，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引人入勝的文筆，向全人類莊嚴宣告了物種發展的偉大理論——進化論，其中闡述的適者生存，過度繁殖，遺傳變異讓我受益匪淺。適者生存，生物僅有去適應自然才能存活下來，這也就引發了生物的進化，達爾文在其書的一到五章重點闡述了生物的進化，在進化中適者生存，同樣在人類中，僅有你像動物一樣不斷進化般的努力改變自我，才能被社會所適應，如果不去適應社會，要么就是被社會所淘汰，要么你去改變社會，可知，連社會都不能去適應的你，何談改變社會呢，適者生存，讓社會留下你生存后的一片天。

《物種起源》學說雖不是很完善，可是它的影響和包含的知識理論是讓我不容小覷的，達爾文把建立在科學上的生物學展現給了我，讓我對生物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也讓我學會了適者生存的道理。

我一向對神奇的大自然充滿著濃厚的興趣，達爾文著作的《物種起源》正好滿足了我對大自然的求知欲。

達爾文用其仔細的觀察及豐富的想象力，在書中描述了生物物種由簡單到復雜，由單一到繁多這樣的一個演變過程。就象是一棵樹不斷能長出新的枝條，在生物的演變過程中，新的物種分枝會在原有的基礎上產生出來。但畢竟整本書也就是在探討物種的問題，這是假設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達爾文把此書命名《物種起源》而不是《生命起源》是有其道理的。但不幸的是，有許多的人有意或者無意地把它當作生命起源的權威，實在是有點勉為其難。

進化論這個觀點正是出自《物種起源》。它的出現有其適時的社會、政治、宗教背景。自十六世紀改教以來，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大眾對背道的天主教、英國國教等對大眾思想的束縛產生了抗爭，帶進了人類思想的自我解放，科學研究的風氣漸漸成型;同時，唯物論漸漸地成為人們認識自然的基礎。所以，進化論成了一個時代的綜合產物。如果仔細地讀《物種起源》，我們就會大吃一驚：原先我們過去所“聽”來的，大部分可是是“道聽途說”而已;我們對“進化論”所認識的，多是后人“強加”給達爾文的。甚至將達爾文“自然選擇”、“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溫和陳述都延伸到“弱肉強食，優勝劣汰”、一個階級和另一個階級的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一個民族消滅另一個民族的社會“進化論”。

達爾文所倡導的是所謂的“創造進化論”，這也是為部分所理解的理論。其實，達爾文所觀察到生物物種的出現是由簡單到復雜，由水生到陸生，最終有了人這樣的一個次序，并不是什么新鮮的發現，早于他三千多年前寫成的創世記在描述上帝創造生物物種的時候，就已經列出了同樣的次序。

科學是神秘的，也是美麗的。它既是反映現實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又是改造世界、造福自身的偉大力量。從我們學習的哥白尼的日心說、牛頓的力學理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蒸汽機的發明，到我們熟悉的因特網技術、基因工程，這些科學理論的誕生與應用都促進了社會的禮貌與提高，也深刻地影響人們的生活甚至精神世界。

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后，更加了解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僅僅是說大自然，我們人類的生活亦是如此。達爾文的著作不僅僅使生物學和人類學發生了革命，同時也改變了我們對人類在世界的位置的看法。經過多年的探究、搜索事實，思考問題，再加上耐心的記錄、總結，從而寫成科學巨著。從這部書中，我不僅僅看到生物之間復雜的關系和大自然的奧秘，更看到了令我敬佩的科學精神，那是達爾文身上的遇到難題不放棄、永不放棄的堅持，對科研的執著，以及嚴謹、實事求是的精神，這些都源于他對科學的熱愛。

讀罷這篇文章，我對科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而我更要學習達爾文的科學精神與品格。馬克思說：“在攀登科學的山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僅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巖壁攀登的人，才有期望到達光輝的頂點。”是的，探索科學是一件艱苦的事業，但發現與探索科學的過程又是充滿無窮樂趣的。而這樂趣又吸引科學家們不斷探索，不斷提高。人們發現科學，在科學世界里探索，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自身需求、征服自然，更是為了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從而讓人們更好的生活，讓社會更和諧。正如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僅僅闡釋了生物的進化原理，也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

此刻，聰明的人類將科學知識應用到各種技術中，使方便、快捷的節奏悄然進入人們生活中。高鐵縮短了人們出行的時間，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地球村”，縮短了人們間的距離。袁隆平克服重重困難研究出雜交水稻，解決了中國乃至世界的糧食短缺的問題;錢學森歷盡千辛萬苦研制出原子彈、氫彈，增強了新中國的綜合國力;吳孟超將畢生的時間都入到肝膽外科的研究中，至今未離開手術臺，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他們熱愛科學研究，不畏辛苦，為人類造福。然而，在充斥著利益的現代社會，有些人利用科學，用高科技研制有毒化學試劑加入食品中，試圖謀取暴利。假煙、假酒早已屢見不鮮，爽口的飲料中有塑化劑，美味的飯菜加入了地溝油、蘇丹紅。入股額大家都利用科學，用于滿足自身的欲望，不研究他人、社會，那還不如回到古代，回到沒有危害到人們健康的時代里。想到那里，真想告訴大家要正確對待科學。我期望每個人都能熱愛生活以正確的態度對科學。熱愛科學，是讓它造福于人類，造福于社會。

所以，讓我們熱愛科學，用嚴謹、認真的態度、執著堅持的精神徜徉在科學的海洋中，讓我們享受發現與探索的樂趣，讓科學為我們創造完美的未來吧。

我們在探討信仰問題的時候，經常會聽到一些有關對進化論的爭論，有些人把之當作不爭的事實，而有些人則認為其一文不值，有時雙方各執己見，爭論得不可開交。可是，大多數參與這一爭論的雙方都沒有讀過進化論的經典著作-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我在嘗試著讀這一本書，那些有意無意的爭論我能從那里明白許多!

首先：什么是生命的起源這是這本書最為基礎的一個問題。

達爾文用其仔細的觀察及豐富的想象力，在該書中描述了生物物種由簡單到復雜，由單一到繁多這樣的一個演變過程。就象是一棵樹不斷能長出新的枝條，在生物的演變過程中，新的物種分枝會在原有的基礎上產生出來。但畢竟整本書也就是在探討物種的問題，這是假設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但不幸的是，有許多的人有意或者無意地把它當作生命起源的，實在是有點勉為其難。

達爾文相信所有的物種都是由簡單的生命單位演變而來，但最初的生命是怎樣來的呢一個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實是達爾文認為它們是被創造的。在這本書里，我發現這樣一個結論，大概意思就是，他在經過類比以后得出結論，所有在地球上的有機生物都是起源于一個共同的原始生命，而這個原始生命則是“被吹了一口氣”而來的。這與圣經里創世記里講到人是因上帝吹了一口氣而得到生命的寫法有點相似。

基于這一結論，我們能夠明白，達爾文所倡導的是所謂的“創造進化論”，這也是為部分所理解的理論。其實，達爾文所觀察到生物物種的出現是由簡單到復雜，由水生到陸生，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基于這一結論，我們能夠明白，達爾文所倡導的是所謂的“創造進化論”，這也是為部分所理解的理論。其實，達爾文所觀察到生物物種的出現是由簡單到復雜，由水生到陸生，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

相信上帝是違背科學和理性嗎？

達爾文得出了上帝是生命起源的結論，這是發自內心的信仰，還是一個不得已的結論，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常聽說諸如“相信上帝是不科學的”或“科學已經否定了上帝”之類的話，但這些話本身不必須就是科學的，至少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商酌的。正如達爾文一樣，我們會思索、探討最初的起源的問題，但如果不承認有上帝的話，將會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題，人們往往會不得不以很不科學的方法來解決。

在解釋生命起源的時候，所有的理論都是要靠信心來理解的，也既是說，都是信仰。要理解不相信上帝的信仰，應當是需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礙，因為這些信仰里實在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這也許是為什么許多現代科學的奠基人，諸如牛頓、伽利略、法拉第、愛因斯坦、及達爾文等等，都相信上帝的原因。

每個人都有不相信上帝的自由，但要用科學和理性來作為這些事的依據那里有似乎有些牽強吧!

《物種起源》是一道享用不盡的“精神盛宴”。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標志著19世紀絕大多數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和人類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影響歷史進程的經典著作，震撼世界的10本書之一。今年以來仍居于多家圖書榜前列，仍在讀者的手上流傳著。

在英國倫敦，那一天是很不平凡的一天。這一天，倫敦眾多市民涌向一家書店，爭相購買一本剛出版的新書。這本書的第一版1250冊在出版之日即全部售罄。這本轟動一時的新書就是《物種起源》，它是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的第一部巨著。這部著作的問世，第一次把生物學建立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以全新的生物進化思想“神創論”和“物種不變”的理論。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主導思想，即“自然選擇”，必須會被當做科學上的確定真理而為人們所理解。它有一切偉大的自然科學真理所具有的特征，變模糊為清晰，化復雜為簡單，并且在舊有的知識上添加了很多新的東西。達爾文是本世紀的、甚至是一切世紀的博物學中最偉大的革命者。

《物種起源》是世界生物進化很有價值的作品之一，是一部深切關注生物土地家園的，以靈魂回應靈魂之書。書的主體部分陳述了生物的變異及相互適應的途徑，從家養而變異的知識，因為每種生物產生的個數，遠超過其所能生存的個數，所以常引起生存的斗爭，于是人生物的.任何變異性質，不論其如何微小，只要是在復雜的和特殊的生活狀態下有利于它本身的，即將有較佳的生存機會，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選擇了。由于堅強的遺傳原理，任何被選擇的變種，將會繁殖它的新的變異了的類型。

從最古老的單細胞到有著復雜生命結構與思維的人類誕生，在漫長的30多億年生命行進征程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從出生到滅亡，從低等到高等，究竟是何種神奇的力量推動著生物的進化發展呢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絞盡腦汁，企圖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最終都以百思不得其解而告終。就在人們對生命演進機理持不一樣見解的各門各派展開激烈論戰、爭論不休的時候，一個劃時代的人物出現了。自古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進化論思想最終在19世紀英國偉大的博物學家達爾文手中構成了具有無可爭議的說服力的體系。到了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出版后，生物普遍進化的思想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機制已成為學術界、思想界的公論。由此，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被稱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在舉世聞名的《物種起源》一書中，達爾文提出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震驚的論斷：生命僅有一個祖先，因為生命都起源于一個原始細胞的開端;生物是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而來的，生物在進化中不斷地進行著生存斗爭，進行著自然選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成了生物學的經典著作。如今，《物種起源》所提及的許多觀點已成為人盡皆知的常識。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之后不斷地得到發展。20世紀40年代初，英國人霍爾丹和美籍蘇聯生物學家杜布贊斯基創立了“現代進化論”。

現代進化論者摒棄了達爾文把個體作為生物進化基本單位的說法，他們認為，應當把群體作為進化的基本單位。突變本身是物種的一種適應性狀，它既是進化的動因，又是進化的結果，自然選擇的作用不是經過對優勝個體的挑選，而是以消滅無適應本事的個體這一方式而實現的。現代進化論很好地解釋了古典達爾文主義無法解釋的許多事實。遺憾的是在達爾文時代，遺傳學先驅孟德爾還沒有能夠讓世人相信他的遺傳學說，否則，達爾文定會痛不欲生，因為1838年，他選擇了親舅舅的女兒、表姐埃瑪作為終身伴侶。據說，到了晚年，達爾文對孟德爾和他的遺傳學略有所聞，他常常為他的近親結婚感到不安。

當然，所有的生物才是《物種起源》這本書的精神主載體，生物的智慧，生物的生命強力才是全書的看點所在。對此我想，我們應當更多地用審美的、而不是充滿道德義憤的實用眼光來看待這部作品。我對書中生物在與自然斗智斗勇的很多精彩片斷很感興趣，生命意蘊甚豐，它讓人的靈魂震顫、讓人的心智慢慢蘇醒、讓人看清生物進化的本質、讓人明白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應當如何珍惜、如何擁有、如何警覺、如何拒絕、如何捍衛、如何愛、如何關懷。這樣的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委實太少了。

我總感到，關于物種起源的話題沒有完，某些非科學，非理性，非禮貌的似是而非的理念仍在流行，而《物種起源》代表性。它抓住了生物得本質，就好像找到了一把開啟世界生物進化史的鑰匙。

第五篇：讀義和團的起源有感

讀《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有感

班級：12土木4班學號：2012331220111姓名：邵旗

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義和團事件、庚子事變，或貶稱為“拳匪”、“拳亂”、“庚子拳亂”等，是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洋滅清”為口號，針對西方在華人士包括在華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所進行的大規模群眾暴動運動。在義和團運動中，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覺醒。但是，由于具有籠統排外色彩和愚昧與殘暴，使得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較差。

長期以來，有關義和團運動起源的問題一直撲朔迷離，眾說紛紜。美國學者周錫瑞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以詳細的史料、獨特的視角和嶄新的方法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對19世紀山東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深入的歷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尚武、民謠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進行了宏觀歷史概括，認為魯西北的社會結構、中西文化沖突和獨特的社會文化心理間的“互動”，最終導致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周錫瑞從區域性的角度研究了義和團的發源地—山東地區的經濟狀態，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等，主要是分析魯西地區的情況：貧窮，商業化程度低，對自然災害反應敏感，士紳階層弱小，習武之風盛行。進一步地，作者又發現魯西南與魯西北地區之間的重要差別，并且從微觀入手來揭示宏觀，可謂以小見大。本書另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史料和對史料的分析。在研究山東士紳分布和山東義和拳發日期及縣份等問題中，作者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對史料進行了分析，他力圖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用數據去表現，最大程度地發掘了史料的價值。通過這種科學地方法所得到的結論也更接近于事實。同時，作者也注意對史料的辨偽、考證以及對那些與具傾向性史料相矛盾的信息予以特別的關注。

義和團的故鄉是山東，魯西北的神拳，魯西南的大刀會，山東人“好武、節儉和智慧”，但魯西地區的環境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區，人口稠密，又特別易受天災人禍，此地經濟蕭條，缺乏正統的儒士，秘密教會和武術團體容易普及。義和團本身就是建立在含混不清之上，雜糅了各種因素，秘密宗教、武術、巫術、戲曲文學中的神靈，刀槍不入起源于“金鐘罩”的武術，后來演變成一念咒語，人人都刀槍不入；而另一種神仙附體，完全是一種催眠暗示，能對這種催眠暗示起作用也就是沒有受過教育信仰樸素的年輕農民，附體的神仙很多，都是來源于戲劇小說中的人物《西游記》、《封神榜》、《三國演義》、《水滸傳》個個武藝高強。大的時代背景，中日甲午戰爭（對日本人的完敗）結束了“中國是一個大國，其領土不可侵犯的神話。”列強隨后便更加肆無忌憚地策劃“瓜分中國”。外國武器可怕的摧毀力及遠距離的殺傷力，這給曾經很勇敢的人們在心靈上帶來了極度的恐懼，因此后來的義和團儀式中的“刀槍不入”和神靈附體會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變得很有市場。外國的傳教士在中國擁

有遠高于地方官的世俗權力，每有教案發生，中國政府都迫于列強壓力將有關官員撤換，因此天主教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中國政府無力對抗教民與其外國支持者無休止的要求，投靠教會的教民和外國傳教士自然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痛恨的對象，政府管不了，他們就自發組織起來，大刀會或神拳，對抗教民，爭端不斷。

沖突加劇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1900年春那場蔓延整個華北平原的持久而嚴重的旱災，其次政府搖擺不定的舉措，也是推動義和團運動的迅速發展，而外國人在天津大沽口炫耀著海軍的舉動，只是加強了清廷內贊同義和團這一派的力量，但無論是反對還是贊同，他們共同認同的一點是，義和團幾乎得到農村的普遍支持，及民心所向，儒家的古訓，民眾的支持是維持社稷之本。義和團的口號是“扶清滅洋”，但清王朝此時已經是內外交迫，處于極度混亂之中，朝廷中確實有一些人意識到處理不當這次拳民危機，可能會促使義和團同那些具有明顯反清傾向的分子結成聯盟，這是滿清貴族所不愿看到的了。

周錫瑞這本書講義和團運動起源，很全面，很客觀。在他看來，1990年那一年的燎原大火之所以燃燒的那么迅速，其實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然后在這一特定環境中爆發，但是在此之前，義和團的醞釀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

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結，我們尊崇儒家，我們有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史，當外國侵略者企圖把他們的文化強加給我們時，企圖侵略我們時，義和團便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因而反帝運動才會越來越聲勢浩大，義和團才越來越深入民心。

今天看來，義和團當然有很多愚昧落后的地方，他們有迷信色彩，也有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但不能因為這些就否認他們的行動，他們的行動在客觀上打擊了西方國家的侵華野心。在我看來，甚至可以這么說，是義和團運動讓中國免遭列強劃分。

義和團運動給中國直接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另一個更根本的影響是，義和團運動使中國士紳特別害怕普通老百姓卷入國家政治事務。

義和團運動雖然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義和團的運動的影響卻從未散去。今天，重新審視中國曾經走過的那一段真實的歷史，重新研究當時的事件，用我們現代人文眼光去看待那一段歷史，還原一個真正的義和團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