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刑訴法下刑事辯護的新空間[小編推薦]

新刑訴法下刑事辯護的新空間（上）

薛火根:

點睛網高級培訓師，江蘇省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律協刑委會委員，南京法醫學會理事，農工民主黨江蘇省委法律義助中心主任。原在江蘇警官學院從事刑事法律、法醫學和律師實務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執教十六年，先后發表論文數十篇，開辦了薛火根刑事辯護聯盟專業網站。主要專業領域為刑事辯護、重大民商事案件的代理和大型企事業單位的法律顧問。在文某某和朱某貪污受賄案、辛某某和王某死刑改判案、馬堯海教授聚眾淫亂案等260余件刑事案件中發表的大量從輕、減輕和無罪的辯護意見，得到了公檢法機關的充分采納。在南京某大廈的聯建合同糾紛案、全國首例優生優育選擇權糾紛案、抽脂美容死亡案、南京市砂珠巷小區47戶居民訴南京市規劃局行政規劃違法侵犯采光權案件中，代理獲得了成功。其在執業過程中表現出的精湛的業務能力和一切為了當事人合法利益而奮斗的敬業精神，得到了客戶的普遍認可

一、薛火根律師主講

1.以司法實踐為導向

2.以解決問題為宗旨

3.以相互交流為目的（一）刑訴法修改的背景及理念

1.我國當前的刑事司法現狀是《刑事訴訟法》修訂的現實基礎

2.《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是《刑事訴訟法》修訂的政策依據

3.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報告

4.各方共同努力和博弈的結果

（二）刑訴法修改與刑事辯護的新空間

1.尊重和保障人權

（二）刑訴法修改與刑事辯護的新空間

2.完善證據制度

（1）完善證據體系

①舉證責任

②不得強迫自認其罪

③進一步細化證明標準

④關于司法鑒定的新規定

⑤關于法官可以在庭外核實證據的規定

第二篇：淺析新刑訴法的刑事證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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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新刑訴法的刑事證明標準

作者：王樾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05期

【摘要】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總結實踐經驗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刑事證明標準，將刑事證明標準進一步完善化、具體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懷疑引入到證明標準之中，從而使這一標準從法官主管自有判斷的標準變為依據邏輯和經驗常識等知識進行綜合判斷的標準。本文將通過分析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和證明條件，以期為正確理解和應用我國刑事證明標準提出個人看法。

【關鍵詞】刑事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新刑事訴訟法

一、引言

刑事訴訟的過程，實則為訴訟主體搜集、審查、運用證據對待證事實進行求證而依法處理案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訴機關對證據材料的分析、把握和運用顯得至關重要，只有當刑事證明達到一個合理的標準才可提起公訴，因而證明標準可謂是刑事訴訟工作所需堅持的核心之所在。

二、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

關于證明標準的內涵，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學者從證明主體的角度加以確定，如證明標準“是指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1]，或證明標準“即法律關于負有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證明爭議事實、論證訴訟主張所須達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2]。也有學者從裁判者角度加以確定，如“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是指法律規定的公安司法機關作出有罪認定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3]。還有學者從證明主體與裁判者兩個角度加以確定，如“證明標準術語是指卸除證明責任必須達到的范圍或程度，它是證據必須在事實審理者頭腦里形成的確定性或蓋然性的尺度；是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在有權贏得訴訟之前必須運用證據說服事實審理者的標準。[4]從法理的角度分析，證明標準具有法律規定性，案件發生過程具有不可回溯性，法定證明標準的基本出發點是規范證明主體的證明活動并為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證設定門檻，證明標準與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證是密不可分的。[5]

而就刑事證明標準而言，則是指承擔刑事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提供證據進行證明應達到規定的程度才能確認待證實施的真偽，從而可以解除其證明責任。[6]證明標準是證據的質量和說服力應達到的尺度，它是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依法運用證據進行證明以確認待證事實成立應達到的成都，由于證明責任密切相關。證明標準的到達與否，決定了訴訟主體證明責任的解除與否。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要達到證明標準，方能解除其證明責任，將案件向下一個階段或者終結案件。

三、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制度突破

根據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9條、第141條和第162條的規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對于這一證明標準，存在諸多的問題：其一，對其涵義存在不同理解。關于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單單理論界即存在三種不同的理解：即客觀真實說、法律真實說和訴訟真實說。[7]這些不同的認識不僅反映了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也影響了司法人員的司法活動。其二，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過于原則化，實踐中的運用以來司法人員的主觀認知，對案件的評判極易出現“同人不同判”的現象，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限度過于寬泛，說明該證明標準不具有約束司法人員的實踐可操作性。

為了彌補原規定的不足，明確刑事訴訟中的刑事證明標準，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對證明標準進行了具體化和明確化，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訂的重大突破。在修正案第五十三條規定：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基于上述規定，關于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進一步具體化、規范化和明確化，與此同時，如何正確理解這三大條件的問題應運而生。

四、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筆者認為，“定罪量刑的事實”包括“定罪的事實”和“量刑的事實”兩個方面，其中，“定罪的事實”是指刑法規定的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的事實，或者犯罪構成各個構成要件的事實；“量刑的事實”則是指刑法規定的應系那個某個犯罪量刑輕重各種情節的事實，如行為人的年齡、主管罪過形態、犯罪的結果等。

基于這一規定，對公訴機關所應掌握的證據的“量”提出了要求，即應對與定罪和量刑都有關的證明對象均提供證據，才能達到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有部分錯案甚至冤案的出現，并不是因為沒有證據，而是因為證據并不全面，特別是對定罪量刑有關的重要證明對象并沒有足夠的證據達到證明標準并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因而，新刑訴法對這一條件的規定，是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條件。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這里的“定案”是指法院對案件作出裁判；“法定程序”是指法律規定的法庭審理程序；“查證屬實”是指有關證據經過法庭控辯雙方的質證和辯論，被認為是真實的。

筆者認為，這是對證據的“質”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既強調了據以定罪的證據的性質必須是經法定程序查證后屬實的“結果”，有強調了證據需要經法定程序（如庭審程序）查證（如法庭質證、辯論）這一過程，從而確保了證據的證明力。值得一提的是，該規定也應和了新刑訴法中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非法證據負有證明、排除的責任，從而進一步確保了證據本身以及案件的質量。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這里的“全案證據”是指經過法定程序被查證屬實的所有證據，不包括被排除的非法證據；“排除合理懷疑”是指根據查證屬實的所有證據，對案件事實得出唯一合理的結論，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排除合理懷疑”應是對據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實，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正常判斷，都是確定的、不抱有懷疑的，這是法院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的根本要求。如若公訴機關不能達到該證明標準，或是法官認為還存有“合理懷疑”，那么就應該由公訴機關承擔不利后果，同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公訴機關撤銷控訴或是法院判定被告人無罪。同時，基于案件事實無法徹底還原即并非絕對確定的，因而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標準的本質應為一個無法與事實認識主體剝離的主觀范疇，它并不意味著排除一切任意性的懷疑而達到結論的唯一性、排他性，而是排除確有根據的懷疑。

五、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評價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的過程需要通過證據的揭示不斷還原事實的真相，但絕不可能達到絕對真實，而是不斷地接近真實，因而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并不是相互對立的。筆者認為，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證明責任的規定在堅持原有客觀真實的基礎上，承認了證明標準的主觀性，即在據以定案的證據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的情況下，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才可作出判決，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主客觀平衡的標準，體現了實質追求的客觀性和表達形式的主觀性的統一，既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的追求及評判，又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及其應達到的要求。

與此同時，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中對證明標準的規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確定了綜合運用證據的過程，要求全案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料條，同時也要求定案的證據之間不能存在矛盾。如此辯證理性地運用和對待證據，將對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完善發揮其積極作用，也將不斷促進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的規范化、合法化。

參考文獻：

[1]樊崇義，鎖正杰，等.刑事證據法原理與適用[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215.[2]卞建林.刑事證明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235.[3]陳光中.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J].中國法學，2001，（01）.[4]Peter Murphy，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119.[5]吳憲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下檢察機關的證明標準[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12）.[6]龍宗智.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J].法學研究，1996，（06）.[7]童建明主編.新刑事訴訟法理解與適用[M].1版.上海：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04.[8]陳瑞華.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與限度[M].1版.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8.

第三篇：新刑訴法學習心得

新刑訴法學習心得

11月，我所組織有關新刑訴法修訂實施后的學習討論活動，共組織學習兩次，由主持，全體律師共同參加。各位律師在認真學習新的法律規定之余，結合自身實務經歷，對本次新刑訴法修改的意義和利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一、11月16日，凈源所開展“尊重和保護人權”原則確立與“偵查階段即可委托辯護人”的主題學習。

本次學習：新刑訴法第二條：“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新刑訴法第三十三條;“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

刑訴法不僅僅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同時它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大憲章，犯罪嫌疑人同樣具有與一般人同等的人權，將“尊重和保護人權”作為一項原則寫入法條，是刑訴法的一大進步。而在案件的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護之前一直是盲點，近年來屢見不鮮的非法證據斷案很多都與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人權遭侵犯有關。本次修改，將可委托辯護人的時間由原來的“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所里從事刑事辯護多年的律師對此感慨頗多，不少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后即尋求律師幫助，然而，迫于法律的規定，律師此時無從介入，僅能提供友情的法律建議，造成很多時候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無法得到保障。很鮮活的一個案例就是某犯罪嫌疑人在被關押三個多月后移交檢

察院審查起訴，而檢察院最終認定不構成犯罪，不予起訴。如律師在偵查階段就能實施辯護，則這樣的情況很可能就會避免。

在盛贊這一修改的同時，也有律師強調，在偵查階段律師介入，很可能產生一些無良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訂立攻守同盟，毀滅案件關鍵證據的情況。對此，諸位均表示這除了考驗律師的職業操守外，立法者肯定亦會考慮到，后續的相關監督措施相信能對此加以約束。

二、11月23日凈源所開展刑訴法有關證據方面新規定的主題學習。

本次學習：新刑訴法第第四十九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

新刑訴法第五十四條：“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訴法第五十八條：“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訴法第五十九條：：“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證據”

新刑訴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

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新刑訴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新刑訴法確立的 “明確舉證責任“、“非法證據排除”和“ 證人強制出庭”是本次修改的重大變化。證據一直是律師辦案的核心，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處于公權力的強勢地位，在證據采集方面更有國家強制力的保證，近些年來發生的“躲貓貓”等事件產生了大眾對此的一致呼吁。而本次新刑訴法中“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衍生出的沉默權，排除非法證據：即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在證據方面對抗公權力，維護自身權益的體現。

而“證人強制出庭”引發了與會學習律師的熱烈討論，新規定對于迅速、有效地審理刑事案件無疑有重大意義，公民亦應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是與之而來的是：對拒不出庭的證人采取拘留等處罰是否合適？對證人的人身安全等切身利益如何保障？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新的相關規定出臺。

本次學習同時就新刑訴法有關辦案期限和重審一次為限、重審不

加刑的規定進行討論，特別是后者，是規避當前各地存在的一案多次重審、最終判決遲遲不能生效現象的重要手段，對于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有重要意義。

通過上述兩次對新刑訴法的學習，本所各位律師熟悉新法之規定，對于本次修改案的重大突破都表示贊賞，但同時仍然認為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第四篇：新刑訴法下的取保候審如何辦理

一、取保候審的概念

取保候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在我國，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公安機關責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保證隨傳隨到的強制措施。由公安機關執行。

二、取保候審的條件

關于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正在懷孕、哺育自己嬰兒的婦女。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司法機關在法定期限屆滿尚不能辦結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五）公安機關申請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人民檢察院不予批準的，如果案件需要繼續偵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審的，可依法決定對其取保候審。

（六）持有效出入境證件，可能出境逃避追究刑事責任，但又不需要逮捕的，可以適用取保候審這是司法機關辦理取保候審的最主要法律依據。

上述第一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某種刑罰，就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所認定的對其可能判處的刑罰，絕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所觸犯的刑法條文某一條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該條文規定的某種罪名的法定最高刑。

第二種情形中所謂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是指根據司法機關已經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實，盡管可以認定其所犯罪行比較嚴重，且根據其對應的刑法條款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是，如果對其適用取保候審也不會發生社會危險性。

三、申請取保候審的方式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1、人保。取保候審申請人必須提出保證人，保證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67條規定的，經司法機關批準，由保證人和被擔保人（即被取保候審人）出具保證書，保證人保證履行《刑事訴訟法》第68條的規定；被保證人保證遵守《刑事訴訟法》第69條的規定。

2、財產保。司法機關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可以責令被取保候審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出具由司法機關確定的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取保候審的財產保手續即告終結。被取保候審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最長不超過12個月，具體時間由司法機關決定），如果違犯《刑事訴訟法》第69條的規定，已交納保證金的，沒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證金，并且區別情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結悔過，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或者監視居住、予以逮捕。對違反取保候審規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四、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

基本上沒有限制，本人及其親屬，律師，均可申請。

五、被取保候審人的義務

《刑事訴訟法》第69條規定：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系方式發生變動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向執行機關報告；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根據案件情況，責令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項或者多項規定：

（一）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

（二）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

（三）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

（四）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第五篇：新刑訴法要求下的公安法制建設

新刑訴法要求下的公安法制建設

提要：

刑事訴訟法是指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調整刑事訴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調整的對象是公、檢、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揭露、證實、懲罰犯罪的活動。它的內容主要包括刑事訴訟的任務、基本原則與制度，公、檢、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和相互關系，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以及如何進行刑事訴訟的具體程序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根據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 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根據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于2013年1月1日施行。

關鍵詞：刑事訴訟法、法制建設

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十二五”規劃剛剛開局，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推動社會更好更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夢。因此如何在新形勢新環境下，在提高公安機關服務經濟社會建設發展能力的同時，加強公安法制建設，不斷提升執法規范化水平，主動適應新刑事訴訟法的要求，就成為了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新刑事訴訟法的特點、亮點和熱點：

（一）從時間上，本次修改歷時十年，比1996年的時間要長；從過程上看，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過程綜合多方面考慮，方案產生得非常慎重，由于修改的內容意見不統一，本希望在2000年提交草案，2007年就出臺修改內容，結果導致延期出臺；從內容上看，本次修改的內容較多，解決了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使刑事訴訟法的內容更加完善；從意義上看，此次的修改更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適應經濟日益發展的中國國情；從修改的方式看，此次修改采取了從上到下，從內到外的修改方式，較之1996年修改也有本質的區別；從修改的動因上，本次修改是理論界、實務界強烈呼吁而進行的修改。

（二）新刑事訴訟法有利于規范公安機關執法活動，有利于尊重保障人權的規定，向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道路上邁出堅實步伐。

修改后的刑訴法在完善偵查程序的同時，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等規定，完善了辯護、證據、偵查監督等制度，這對公安機關的人權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機關和廣大民警在執法辦案中，要正確處理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做到二者兼顧。既要準確及時打擊犯罪，有效維護社會秩序，又要牢固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觀念，依法行使偵查權，認真落實人權保障的各項要求，切實保護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二、公安機關在法制建設上舉措和成績：

近年來，基于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的基本價值追求，公安機關尤其是鐵路公安機關多年來扎扎實實做了不少工作，發生了可喜變化。在打擊犯罪方面，大力加強各項基礎工程建設、情報體系建設、信息化建設，多渠道破案追逃、路地協作等辦案機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打拐”、“打炒”、“打假”、“治安大清查”等專項行動，贏得了廣泛贊譽。在保障人權方面，公安機關大力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提出“理 性、平和、文明、規范”的執法理念，牢固樹立“忠誠、為民、廉潔、公正”的人民警察核心價值觀，完善執法制度，規范執法行為，開展執法辦案場所規范化改造，加強教育培訓考試，強化執法監督管理，加大執法公開力度，專項治理非正常死亡和違規扣押財物等問題，公安民警的執法觀念、行為、方式方法發生很大變化，執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不斷提升。

三、為適應新刑事訴訟法，深入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公安機關需要加強：

（一）新刑訴法在辯護制度、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和偵查措施等方面所做的修改，迫切要求偵查工作進一步向精細化、專業化和規范化轉變。公安機關需要不斷調整、完善偵查工作模式和工作機制，才能適應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跟上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發展的步伐。

辯護制度和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屬程序的完善以及當事人、辯護人對超期羈押等行為申訴權的增設，需要公安機關辦案過程更加公開、開放，更多地聽取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的意見，廣泛接受各界的監督、建議。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完善和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制度的確立，要求公安機關把證據意識和程序意識貫穿到偵查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減少對口供的過分依賴，依法全面收集證據，防止“重破案、輕取證”的做法。強制措施適用條件和程序的修改以及人民檢察院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要求公安機關切實提高偵查效率，堅決杜絕超期羈押，防止不必要的羈押。偵查措施的補充、完善，特別是將技術偵查措施寫入刑訴法，要求公安機關更加重視實施科技強警戰略，進一步提升信息化應用水平，向科技要警力、要戰斗力，不斷提高偵查辦案能力。

（二）修改后的刑訴法對偵查工作的軟件、硬件建設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執法規范化建設的各項措施。

要進一步加強執法監督管理，建立科學的考評機制，完善個案監督和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引導、監督民警嚴格依法辦案；進一步加強信息化應用，利用執法現場記錄儀、全程錄音錄像設備等手段，對接處警、訊問等重要偵查環節同步錄音錄像，提高偵查效率和偵查能力，實現對偵查過程的全程即時監督；進一步加強執法辦案場所規范化改造，按照執法辦案流程，科學、合理設置辦案區，規范民警的執法行為；進一步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引領作用，通過推廣、學習借鑒典型案例和先進經驗，有效帶動公安偵查工作整體水平的提高。

法律的修改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不斷地探索，刑事訴訟法的本次修改很好的適應了當前時代和環境。公安機關當主動適應新刑事訴訟法，加強公安法制建設，夯實公安基層基礎，提升執法規范化水平，為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