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刑訴法修改后刑事證明標準的評述及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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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訴法修改后刑事證明標準的評述及研判 作者：徐凌華 馮佳斌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07期

【摘要】我國刑事證明標準在2012年的刑訴法立法中得到新的修改。此次修改在“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引入了新的“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作為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輔助性標準。此次立法是對證據立法的適度超越，也是對證據法治的整體策進。我國和國外的“排除合理懷疑”在術語的內涵上具有共通性。但同時在主客觀面向、正當性基礎、與相關理論制度聯系程度、適用性與適用范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別。認識和把握好上述共通與差別是我們理解刑事證明標準的要點所在。

【關鍵詞】刑事證明標準；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

一、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立法的新近修改

證明標準是刑事訴訟法新近改革的重點內容，也是證據法尚未解決仍有分歧的基本問題之

一。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立法經歷過了多次的更新及改革。在此次修改中，刑事證明標準在幾十年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終于獲得了創新和突破。新刑訴法第53條規定，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新法同時細化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的三個條件，即“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刑事證明標準原本就是刑事證據制度的核心內容，上述修改是此次關于我國刑事證據制度修改的主要內容之一。

二、目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立法的總體評價

（一）對證據立法的適度超越

自1999年至2012年刑訴法再修改前，我國有關刑事證明標準的法律與司法政策就已逐步開始滲透和運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相關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規則主要集中在綜合性規定、公訴證明標準、抗訴證據審查、死刑案件辦理等方面，在新刑訴法出臺前表現出法律未立、實踐先行的特征。比如，關于刑事證明標準的綜合性規定，在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通知》這一司法解釋中要求，在對事實、證據進行深入審查、分析論證的基礎上，堅持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有機統一，充分考慮各種觀點和可能性，尤其要對相互矛盾的證據和控辯雙方相反的觀點予以高度重視，依法公正地作出裁判結論。再如關于公訴證明標準，2001年3月《人民檢察院辦理不起訴案件質量標準（試行）》的規定，具有“

1、據以定罪的證據存在疑問，無法查證屬實的；

2、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缺乏必要的證據予以證明的；

3、據以定罪的證據之間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

4、根據證據得出的結論具有其他可能性的”等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從上述法律與司法政策中不難看出，“排除合理懷疑”已經與新刑訴法中的證明標準相差無幾，有的表述基本一致，不過規定僅在某些程序（如死刑審判程序）、個別工作環節（如公訴、抗訴）及部分機關中發揮作用。我們說此次“排除合理懷疑”是刑事證明標準上無可非議的超越和創新，正是因為它寫入了刑事基本法律，有著適用全局的作用。然而，總體而言，我國的證明標準在實踐中還是嚴格遵守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與客觀真實的證據觀，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立法改革態勢還應持謹慎的判斷：西方理論的借鑒作為對我國證據立法的滲透不能視為對傳統認識的突破，確切來說，1999年直至刑訴法再修改這一時期的立法改革相對于傳統認識而言只是一種適度的、局部的超越。另據學者的案例分析，在死刑案件中明文規定的“排除合理懷疑”的內容并沒有在判決實踐中得以引用，出現了“表達與實踐的悖反”，［1］從中我們也能窺見這種適度超越的法治實效確實很難衡量。

（二）對證據法治的整體策進

當我們對新刑訴法的證明標準獲得突破而歡欣鼓舞時，更應理性而務實地總結此次修改：其一，“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并不是全新的提法，新刑訴法有關證明標準的修改并不是一時之功，在此之前理論上已經有了至少十多年的研究和探討，也有著或深厚或淺薄的司法經驗和實務見解，大多數人認為這一修改有利于公檢法機關在辦案中準確把握證明標準，正確辦理案件，防止錯案。其二，必須在從整體上承認目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立法改革對證據法治有著總體的策略。其三，不能過分夸大“排除合理懷疑”的立法意義，承認在某些方面關于刑事證明標準仍然有目前難以解開的問題、矛盾或困惑存在。“內心確信”和“排除合理懷疑”等有關證明標準的表述與西方深厚的證據法理論與實踐密切聯系。

三、新刑訴法中“排除合理懷疑”的內涵再探及理解要點

（一）“排除合理懷疑”的內涵再探

過去我國一直不承認“排除合理懷疑”的原因是它缺乏客觀性，而今立法者的觀點似乎已經從批判轉向贊同，盡管或多或少還存在異議及認識上的不同，但是從字面表述和基本含義講，新刑訴法中的“排除合理懷疑”與英美法系中相應術語并沒有太大差別。“對于排除合理懷疑涵義的界定，西方各國都強調必須遵守兩條基本界限：一是上限。排除合理懷疑不要求達到絕對確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確定無疑……二是下限。排除合理懷疑要求對刑事案件的證明必須達到訴訟認識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西方學者相信排除合理懷疑“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大決定時相信條件已經成熟并進而據此采取行動的心理狀態。”［2］在新刑訴法中，“?排除合理懷疑?是指根據查證屬實的所有證據，對案件事實得出的唯一合理的結論，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結論。這里的?合理?是指符合任何有理性的人的正常判斷，?懷疑?是指所認定的事實還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排除合理懷疑?就是對據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實，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的正常標準，是確定的、不應懷疑的。”［3］所以在懷疑的合理性和事實認定的蓋然性上，我國與英美法系國家的認識是一致的，即都將排除合理懷疑視為有理性和符合常理的人所應具有的心理狀態和正常判斷，同時也并不要求排除合理懷疑達到絕對確定的程度，只要求達到較高的蓋然性。

（二）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理論進路及理解之要點

在認識到共通點之時，還必須看到在立法引進“排除合理懷疑”后的刑事證明標準與英美法系中的證明標準在以下方面仍然有著理論進路上的差別，這在我們理解刑事證明標準時是必須引起重視的。

要點一，主客觀面向上的差別。英美法系中的“排除合理懷疑”是自由心證下對有罪的道德確信，其本質是一種道德上、主觀上的確定性。據美國學者莫蘭諾考證，將排除合理懷疑界定為道德上的確定性最初是為了代替?排除任何懷疑?的證明標準，目的是為了降低控方的證明標準，因為在1700至1800年間，美國刑事訴訟也要求達到絕對確定的程度，［4］可以說西方的“排除合理懷疑”與道德上的確定是同義的。而新刑訴法中的“排除合理懷疑”則秉承我國政治正確的司法傳統，強調證據上的、客觀上的確定性。此次修改引入的“排除合理懷疑”指的是對于認定的事實，已沒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據的懷疑，實際上達到確信的程度，使之與“證據確實充分”形成主客觀相一致。［5］可見排除合理懷疑雖不要求排除一切懷疑，但也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而且這種證明首先必須是對證據質量和數量上的要求，而不是對法官內心和道德上的要求，所以在我國“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確實、充分”實際上是一致的，“排除合理懷疑”在術語引進的過程中已經產生了內涵的異化。

要點二，正當性基礎上的差別。英美法系中的“排除合理懷疑”以陪審團制度所代表的公共意志為正當性基礎。西方在理論和實踐中均認為解釋合理懷疑的恰當主體是陪審團而并非法官。合理懷疑標準在適用時往往需要進行價值判斷，這種判斷應當根據一般常識或社會判斷進行。陪審團作為社會大眾的代表，將社會的集體智慧引入到訴訟程序之中，最適合決定其含義。因此，排除合理懷疑的含義應當通過陪審團的集體協商加以解決，而非法官指令。我國的情況則不同，“排除合理懷疑”很大程度上則是一種檢察官（法官）、檢察（審判）委員會、以及檢察院（法院）的裁量權和司法意志之體現，因為在我國排除合理懷疑不僅僅是法院的責任，也是檢察機關（包括公訴機關、偵查機關等）的職責（當然也有部分由庭審中辯方實現），但在有人民檢察員（人民陪審員）的情況下事實認定始終不會由公眾來進行。

要點三，與相關理論、制度聯系程度上的差別。英美法系中的“排除合理懷疑”有著深厚的歷史和傳統的積淀，與一系列理論與制度為基礎或前提。這些相關的理論與制度包括陪審團的理論與制度、刑事訴訟的各種理論與規則、法律真實與蓋然性理論、判例法的理論與制度。根據上面第一點的差別，我國的“排除合理懷疑”或許在我國立法者及學者眼中還存留著西方語境中的“主觀性”內涵，而在我國缺乏西方證據法理論熏陶的廣大地區和人員中，對“排除合理懷疑”的理解容易蛻變為對其樸素的字面含義上的認識，即不懂得樹立內心的確信，而只能根據客觀場景的情況來分析是否已經排除了合理懷疑。上述客觀化的實踐繼承了我國追求客觀真實的證據法觀念，致使在偵查中大量產生“某種懷疑是否屬于合理的范圍內”的疑惑，也容易導致辯訴雙方在“某種懷疑是否屬于合理的范圍內”的問題上進行無休止的爭辯。盡管我國對證明標準的上述樸素理解能夠促進“證據確實、充分”這一正面標準獲得“排除合理懷疑”的反面檢驗，但在我國客觀真實的強勢影響下難以有效地促進辦案人員對法律真實和蓋然性證據觀的理解，同時這種檢驗需要有較為清晰的邏輯和界定。因為若不達到精細和可視的程度，就無法滿足司法人員嚴格證明標準，以及公眾監督和理解的要求。

要點四，適用性與適用范圍上的差別。一般而言，英美法系中的“排除合理懷疑”是適用于全部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一種標志性的經典表述，與相關法律與制度有著較好的一致性。當然，英美法系中也有不同意見：排除合理懷疑標準不應當是所有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根據懲罰程度的差異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6］從我國的新刑訴法上看，在“證據確實、充分”作為我國證明標準的主要表述的情況下，“排除合理懷疑”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標準應當適用于全部刑事案件，但是我國2010年頒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卻有著不同的規定。《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

第5條規定“

（三）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五）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為唯一結論”，第33條還規定“依據間接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結論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可見辦理死刑案件時，既要排除合理懷疑，又要由證據得出唯一結論，在依據間接證據定罪時結論必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這在實踐中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疑惑，到底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還是“唯一結論”？“排除合理懷疑”是排除所有合理的懷疑，而非排除所有的非罪可能性；“唯一結論”是指結論須獨一無二，要求在認定事實時必須排除所有懷疑，不能包含任何其他可能性，根據證據產生唯一肯定的結論。這實質上等同于“排除一切懷疑”。對定死罪先后規定兩種不同表述的證明標準，這在邏輯上是有矛盾的。①上述兩種標準有著質的矛盾，立法者的意圖令人頗為費解。這在我們理解刑事證明標準問題上需要引起注意。注釋：

①陳光中.刑事證據制度改革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之探討.北京：中國法學，2010(6)：10.參考文獻：

［1］李訓虎.悖論狀態中的死刑案件證明標準［J］.政法論壇，2011(4)：78.［2］陳永生.排除合理懷疑及其在西方面臨的挑戰［J］.中國法學，2003(2)：153.［3］童建明.新刑事訴訟法理解與適用［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77.［4］Anthony A.Morano，A Re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sonable Doubt Rule，B.U.L.Rev.Vol.55，1975，p.513-514.［5］該觀點來自上海社科院法學所葉青教授于2012年5月17日在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所作的“新刑訴法證據制度解讀”講座。

第二篇：淺析新刑訴法的刑事證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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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新刑訴法的刑事證明標準

作者：王樾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05期

【摘要】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總結實踐經驗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刑事證明標準，將刑事證明標準進一步完善化、具體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懷疑引入到證明標準之中，從而使這一標準從法官主管自有判斷的標準變為依據邏輯和經驗常識等知識進行綜合判斷的標準。本文將通過分析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和證明條件，以期為正確理解和應用我國刑事證明標準提出個人看法。

【關鍵詞】刑事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新刑事訴訟法

一、引言

刑事訴訟的過程，實則為訴訟主體搜集、審查、運用證據對待證事實進行求證而依法處理案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訴機關對證據材料的分析、把握和運用顯得至關重要，只有當刑事證明達到一個合理的標準才可提起公訴，因而證明標準可謂是刑事訴訟工作所需堅持的核心之所在。

二、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

關于證明標準的內涵，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學者從證明主體的角度加以確定，如證明標準“是指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1]，或證明標準“即法律關于負有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證明爭議事實、論證訴訟主張所須達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2]。也有學者從裁判者角度加以確定，如“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是指法律規定的公安司法機關作出有罪認定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3]。還有學者從證明主體與裁判者兩個角度加以確定，如“證明標準術語是指卸除證明責任必須達到的范圍或程度，它是證據必須在事實審理者頭腦里形成的確定性或蓋然性的尺度；是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在有權贏得訴訟之前必須運用證據說服事實審理者的標準。[4]從法理的角度分析，證明標準具有法律規定性，案件發生過程具有不可回溯性，法定證明標準的基本出發點是規范證明主體的證明活動并為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證設定門檻，證明標準與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證是密不可分的。[5]

而就刑事證明標準而言，則是指承擔刑事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提供證據進行證明應達到規定的程度才能確認待證實施的真偽，從而可以解除其證明責任。[6]證明標準是證據的質量和說服力應達到的尺度，它是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依法運用證據進行證明以確認待證事實成立應達到的成都，由于證明責任密切相關。證明標準的到達與否，決定了訴訟主體證明責任的解除與否。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要達到證明標準，方能解除其證明責任，將案件向下一個階段或者終結案件。

三、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制度突破

根據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9條、第141條和第162條的規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對于這一證明標準，存在諸多的問題：其一，對其涵義存在不同理解。關于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單單理論界即存在三種不同的理解：即客觀真實說、法律真實說和訴訟真實說。[7]這些不同的認識不僅反映了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也影響了司法人員的司法活動。其二，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過于原則化，實踐中的運用以來司法人員的主觀認知，對案件的評判極易出現“同人不同判”的現象，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限度過于寬泛，說明該證明標準不具有約束司法人員的實踐可操作性。

為了彌補原規定的不足，明確刑事訴訟中的刑事證明標準，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對證明標準進行了具體化和明確化，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訂的重大突破。在修正案第五十三條規定：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基于上述規定，關于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進一步具體化、規范化和明確化，與此同時，如何正確理解這三大條件的問題應運而生。

四、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筆者認為，“定罪量刑的事實”包括“定罪的事實”和“量刑的事實”兩個方面，其中，“定罪的事實”是指刑法規定的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的事實，或者犯罪構成各個構成要件的事實；“量刑的事實”則是指刑法規定的應系那個某個犯罪量刑輕重各種情節的事實，如行為人的年齡、主管罪過形態、犯罪的結果等。

基于這一規定，對公訴機關所應掌握的證據的“量”提出了要求，即應對與定罪和量刑都有關的證明對象均提供證據，才能達到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有部分錯案甚至冤案的出現，并不是因為沒有證據，而是因為證據并不全面，特別是對定罪量刑有關的重要證明對象并沒有足夠的證據達到證明標準并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因而，新刑訴法對這一條件的規定，是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條件。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這里的“定案”是指法院對案件作出裁判；“法定程序”是指法律規定的法庭審理程序；“查證屬實”是指有關證據經過法庭控辯雙方的質證和辯論，被認為是真實的。

筆者認為，這是對證據的“質”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既強調了據以定罪的證據的性質必須是經法定程序查證后屬實的“結果”，有強調了證據需要經法定程序（如庭審程序）查證（如法庭質證、辯論）這一過程，從而確保了證據的證明力。值得一提的是，該規定也應和了新刑訴法中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非法證據負有證明、排除的責任，從而進一步確保了證據本身以及案件的質量。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這里的“全案證據”是指經過法定程序被查證屬實的所有證據，不包括被排除的非法證據；“排除合理懷疑”是指根據查證屬實的所有證據，對案件事實得出唯一合理的結論，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排除合理懷疑”應是對據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實，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正常判斷，都是確定的、不抱有懷疑的，這是法院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的根本要求。如若公訴機關不能達到該證明標準，或是法官認為還存有“合理懷疑”，那么就應該由公訴機關承擔不利后果，同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公訴機關撤銷控訴或是法院判定被告人無罪。同時，基于案件事實無法徹底還原即并非絕對確定的，因而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標準的本質應為一個無法與事實認識主體剝離的主觀范疇，它并不意味著排除一切任意性的懷疑而達到結論的唯一性、排他性，而是排除確有根據的懷疑。

五、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評價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的過程需要通過證據的揭示不斷還原事實的真相，但絕不可能達到絕對真實，而是不斷地接近真實，因而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并不是相互對立的。筆者認為，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證明責任的規定在堅持原有客觀真實的基礎上，承認了證明標準的主觀性，即在據以定案的證據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的情況下，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才可作出判決，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主客觀平衡的標準，體現了實質追求的客觀性和表達形式的主觀性的統一，既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的追求及評判，又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及其應達到的要求。

與此同時，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中對證明標準的規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確定了綜合運用證據的過程，要求全案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料條，同時也要求定案的證據之間不能存在矛盾。如此辯證理性地運用和對待證據，將對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完善發揮其積極作用，也將不斷促進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的規范化、合法化。

參考文獻：

[1]樊崇義，鎖正杰，等.刑事證據法原理與適用[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215.[2]卞建林.刑事證明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235.[3]陳光中.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J].中國法學，2001，（01）.[4]Peter Murphy，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119.[5]吳憲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下檢察機關的證明標準[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12）.[6]龍宗智.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J].法學研究，1996，（06）.[7]童建明主編.新刑事訴訟法理解與適用[M].1版.上海：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04.[8]陳瑞華.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與限度[M].1版.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8.

第三篇：刑事證明標準

刑事證明標準

摘要：證據問題可以說是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的基礎和核心，而在所有的證據理論中，證明標準又是一個蘊含著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爭議的問題。從英美法和大陸法關于刑事證明標準的規定看，證明標準的層次性或差異性主要從訴訟階段、證明對象、證明主體三個方面得到了體現。通過對兩大法系刑事證明標準的分類、理論基礎、實踐價值等問題進行梳理和分 析，比較兩者的差異并結合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現狀，對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提出了一些完善對策。

一、刑事證明標準的概念與實踐意義

我國使用的教科書大多數都將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定義為“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1]。筆者認為關于證明標準的含義應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廣義上，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指的是法律規定的司法人員在訴訟中對案件事實等待證事項的證明所要達到的尺度。在狹義上，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應是法律規定的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所應達到的尺度。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里，廣義上的證明標準存在于刑事訴訟各階段，即在立案、逮捕、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審判各階段，都要有相應的證明標準。這一點，李學寬教授等人已經明確提出了建立多層次性的證明標準觀點，在此不必贅述[2]。而狹義上的證明標準僅適用于人民法院判決階段。本文則主要討論狹義上的刑事訴訟證明標準。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證明標準的高低與否直接決定著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直接關系著被告人罪與刑的有無與輕重；另一方面，對證明主體來說，其對證明對象的證明是否達到證明標準，是其是否能夠卸除證明責任的標志。”[3]正如英國證據法學者摩菲所言：“‘證明標準’術語，是指卸除證明責任必須達到的范圍或程度。它是證據必須在事實審理者頭腦中形成的確定性或蓋然性的尺度；是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在有權贏得訴訟前必須運用證據說服事實審理者的標準，或是他為獲得有利于己的認定而對某個爭議事實進行證明所應達到的標準。所以，從卸除證明責任的角度看，它是證據的質量和說服力應達到的尺度。”[4]可見，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至關重要，證明標準設置的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也正因為如此，訴訟法學界才會如此關注證明標準問題。

二、當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及其不足（改革我國證明標準的必要性）

我國傳統證據法學在證明問題上一直堅持下述觀點“:我國訴訟中的證明任務是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或案件的真實情況。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歸根結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員底主觀認識必須符合客觀實際”，進而認為“，法院判決中所認定的案件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 完全一致”。簡言之，即要求訴訟證明達到客觀真實的程度。這在《刑事訴訟法》第162條中有所體現，該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隨著我國訴訟法制的不斷發展，有學者開始意識到客觀真實理論的不足，這一標準已經明顯滯后，其理由如下:

(一)以客觀真實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實質上是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遺跡

“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實行裁判中心主義，起訴中實行卷證移送主義；法官在審判期日之前就對被告的犯罪事實及相關的證據已有認識。”客觀真實模式的前提是法官“無所不能”，訴訟中采納這種審判模式，所追求的即是“實體真實”再現的審判價值觀念，全部訴訟活動都緊緊圍繞探明事實真相。

(二)客觀真實說與刑訴法規定的“疑罪處理原則”和“無罪推定原則”存在邏輯上的矛盾 刑訴法規定的“疑罪處理原則”規定的是司法機關在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此罪抑

或彼罪有疑義時，從司法公正與效率和保障人權的角度規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原則，以保障訴訟效率和實現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如果堅持客觀真實說，任何一個案件的事實真相都應該被司法人員所掌握。這不僅需要大量的物力，也需要大量的時間。但現代法治國家“，沒有效率的公正不是公正”已成為人們所深諳的一種觀念。刑事訴訟作為一種社會證明活動，必須在一定時限內終結，否則即是對人權的褻瀆。

(三)從司法結果進行檢討，客觀真實模式容易導致不良的司法后果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主、客觀原因，當有案件無法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形成疑難案件。對這類案件在處理時候，由于要求“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在無法做到時，就會出現久拖不決，超期羈押的現象。

三、兩大法系刑事證明標準的比較分析

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以可能性或確定性的不同程度來劃分訴訟中的證明標準。如在美國證據法則和證據理論中，證明標準不僅包括偵查機關采取重大偵查行為應當遵循的標準：懷疑，可以開始偵查。而且包括檢察機構起訴的標準：可能的原因；還包括法院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標準：排除合理懷疑。可以說，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在不同的訴訟階段存在著不同的證明標準，從偵查、審查起訴到審判，證明標準在可能性或確定性程度上呈遞進的態勢，對被告人作有罪判決要求達到最高的證明程度——排除合理懷疑。在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奉行自由心證原則，對于刑事證明標準未作類似英美法的嚴格劃分，在一些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中，將法院判決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表述為“內心確信”。

關于兩大法系中刑事證明標準的劃分，我們大致可作如下比較分析：其一，英美法系中的證明標準偏重于從訴訟階段上進行劃分，證明標準成為不同訴訟階段的主導者對案件進行實體處理——逮捕、搜查、起訴、定罪等的尺度；大陸法系中的證明標準偏重于從證明對象上進行劃分，在理論上不同訴訟階段遵循不同證明標準的觀念并不十分明確，證明標準的劃分主要立足于審判程序。其二，從劃分證明標準的依據看，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根據可能性或確定性程度的不同來進行劃分；而在大陸法中，主要根據證明的方式及法官心證確信程度的不同來進行劃分。其三，無論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在法庭審判階段，對于被告人有罪的證明均要求達到訴訟證明標準的最高程度，盡管前者表述為“排除合理懷疑”，后者表述為“內心確信”。

綜合其規定，證明標準的分類可從訴訟階段、證明對象、證明主體這三個方面出發，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略作分析：

（一）關于不同訴訟階段的證明標準。我國刑事訴訟階段可以區分出立案、批準逮捕、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審判定罪階段的證明標準。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對立案和逮捕規定了相對較低的證明標準，而對后者作出同一的標準要求，這些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看出。可見，英美在刑事訴訟的不同階段適用呈梯狀遞增的證明標準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并未得到充分體現。

（二）關于不同證明對象的證明標準。根據不同的證明對象可以區分為程序性事實和實體性事實的證明標準。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都存在著不同的證明對象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的理論和實踐，實體法要求相對較高的證明標準，而程序法事實只要求相對較低的證明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未對證明對象做出明確規定，理論研究方面看，通說認為，刑事證明對象的基本部分是與定罪量刑有關的實體法事實;同時，從廣義上說，某些程序法事實如關于管轄、回避、強制措施、訴訟期限、違反法定程序等應當作為證明對象。《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指對案件中的實體法事實的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至于訴訟程序上的某些事實，立法則未作如此要求。可見，大陸法中對

不同的證明對象適用不同證明標準的原則在我國刑事證據理論中得到了承認。

（三）關于不同證明主體的證明標準。根據證明責任承擔主體的不同，可以將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區分為控方證明標準和辯方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無罪推定原則要求證明責任原則上由控方承擔，被告方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無罪推定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該原則在各國刑事訴訟中的貫徹有程度上的差異。在舉證責任問題上，法律關于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例外規定意味著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某種減損。但是，司法實踐中有時存在著由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更為方便也更為合理的情形。比如，為了懲治腐敗，在此類訴訟中顛倒舉證責任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實踐。在英美及日本等國家，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根據是:在某些情況下，由被告人舉證更為方便。一些國家在環境犯罪中，運用推定原則來確定環境污染案件中的因果關系，從而將推翻這種推定的舉證責任轉移給了被告人。我國刑事證據理論認為，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即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例外是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案件。不同證明責任承擔主體適用不同的標準，在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情況下，顯然需要對被告人舉證的證明標準做出回答。

四、完善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建議

（一）建立不同階段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我國的刑事訴訟標準在移送起訴、提起公訴和定罪判決三個階段作出了互相一致的標準，違背了訴訟認識過程的規律。我國在偵查、提起公訴，審判等不同階段都規定為同等的要求，使得律師的辯護活動和取證工作沒有意義了，并且給辦案人員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于是在辦理案件、收集證據的過程中極易出現指供、誘供乃至刑訊逼供等違法辦案現象，某些案件由于種種原因難以取證，難以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程度，于是此類案件易出現久拖不決，超期羈押等侵犯人權現象。

（二）不同的證明對象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是兩種不同性質的事實，它們的證明標準也應當不同；一是對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適用客觀真實證明標準。二是對于量刑情節：從保護公民合法權益出發，對其不利情節的證明應適用較高的證明標準，而對其有利情節可適用較低的證明標準；三是對程序法事實，如回避、強制措施、訴訟期限、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方面的事實，可適用較低的法律真實證明標準，以確保訴訟效率。

（三）不同的證明主體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對推定的事實無需證明。其證明責任在于被追訴方。我國《刑法》第395條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就是一個典型：只要查明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合法的，即可認定構成犯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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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齊樹潔.英國證據法[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

第四篇：新刑訴法下刑事辯護的新空間[小編推薦]

新刑訴法下刑事辯護的新空間（上）

薛火根:

點睛網高級培訓師，江蘇省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律協刑委會委員，南京法醫學會理事，農工民主黨江蘇省委法律義助中心主任。原在江蘇警官學院從事刑事法律、法醫學和律師實務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執教十六年，先后發表論文數十篇，開辦了薛火根刑事辯護聯盟專業網站。主要專業領域為刑事辯護、重大民商事案件的代理和大型企事業單位的法律顧問。在文某某和朱某貪污受賄案、辛某某和王某死刑改判案、馬堯海教授聚眾淫亂案等260余件刑事案件中發表的大量從輕、減輕和無罪的辯護意見，得到了公檢法機關的充分采納。在南京某大廈的聯建合同糾紛案、全國首例優生優育選擇權糾紛案、抽脂美容死亡案、南京市砂珠巷小區47戶居民訴南京市規劃局行政規劃違法侵犯采光權案件中，代理獲得了成功。其在執業過程中表現出的精湛的業務能力和一切為了當事人合法利益而奮斗的敬業精神，得到了客戶的普遍認可

一、薛火根律師主講

1.以司法實踐為導向

2.以解決問題為宗旨

3.以相互交流為目的（一）刑訴法修改的背景及理念

1.我國當前的刑事司法現狀是《刑事訴訟法》修訂的現實基礎

2.《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是《刑事訴訟法》修訂的政策依據

3.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報告

4.各方共同努力和博弈的結果

（二）刑訴法修改與刑事辯護的新空間

1.尊重和保障人權

（二）刑訴法修改與刑事辯護的新空間

2.完善證據制度

（1）完善證據體系

①舉證責任

②不得強迫自認其罪

③進一步細化證明標準

④關于司法鑒定的新規定

⑤關于法官可以在庭外核實證據的規定

第五篇：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問題及其完善——基于新刑訴法第三十四條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問題及其完善

——基于新刑訴法第三十四條

摘要：新刑訴法第三十四條雖解決部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但仍不能完全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還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從厘清刑事法律援助責任主體，改進刑事法律援助辦案模式，加強刑事法律援助質量監督三個方面著手加以完善。

關鍵詞：刑事法律援助 適用對象 適用范圍 責任主體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國家在刑事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一般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①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作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框架始建于《刑事訴訟法》（1996）和《律師法》（1996），《法律援助條例》（2003）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確立。新修訂實施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法律援助條款（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做出修改，但從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運行情況來看，新刑訴法第三十四條仍不能完全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還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為此，本文擬就新刑訴法第三十四條存在的問題以及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略陳管見。

一、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存在的問題

（一）對“經濟困難”的規定不清

新修訂《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

②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據此經濟困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由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但“經濟困難”規范不清，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三條對“經濟困難”的標準作了規定：“本條例所稱公民經濟困難的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法律援助事業的需要規定。申請人住所地的經濟困難標準與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地的經濟困難標準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地的經濟困難標準執行。”但這樣的規定過于原則，不具有可操作性，司法實踐中經濟困難的標準很有可能被人為地提高，導致刑事法律援助成為一紙空文。事實上，司法實踐對非強制性辯護的受援人的經濟困難審查時較為苛刻的，一般規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線之上的20%左右，這就極大地限 ①②張耕主編：《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本款較之“舊法”有三處進步：一是獲得法律援助主體擴大至犯罪嫌疑人，依據新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委托辯護人獲得法律服務，本條款也作出相應修改；二是刪去“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依據新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百一十條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公訴人必須出庭支持公訴，本條款作出相應修改；三是改“人民法院指定”為“法律援助機構指派”，與《法律援助條例》銜接，適應法律援助機構作為法律援助責任主體以及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申請法律援助的變化。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圍。在制定“經濟困難”的審查標準時，應當綜合考核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社會法律服務收費標準以及居民消費水平等諸多因素，使本地區大多數“經濟困難”的人獲得刑事法律援助。

（二）強制性指派辯護適用對象過窄

新修訂《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據此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獲得強制性指派辯護。我國法律特殊保護對象也應包括老年人等。考慮到老年的人的身心特點，應當將老年人納入到強制性指派辯護的適用范圍之內。這是考慮到老年人身心特點的需要，也是為了與我國關于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有關規定和立法精神相接軌的要求。我國《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老年人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獲得法律援助。”具體而言，可參照《刑法修正案

（八）》的相關內容，可以把老年人適用強制性指派辯護的年齡限定在75歲以上。

（三）強制性指派辯護適用刑罰范圍過窄

新修訂《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三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據此只有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獲得強制性指派辯護。從世界各國立法來看，凡可能處以重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可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護，有些國家更是規定在有可能判處監禁的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為最低限度標準。有的學者認為為縮小與國際標準的差距，也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將刑事法律援助的對象擴展至所有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的、可能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②的刑事被告人。

①

二、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存在的問題可以歸結為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無法提供足夠的刑事法律援助服務，無法滿足當前社會對其需求。這是由于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以下問題造成的：一是刑事法律援助責任主體不清，政府、律師二元體制，相互推諉；二是刑事法律援助辦案模式效率低下；三是刑事法律援助質量監督不足。解決以上問題，應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厘清刑事法律援助責任的主體

就現行法律法規而言，我國刑事法律援助責任的主體有兩個：一是政府；二是律師。這種雙重義務主體的做法在司法實踐中導致國家作為刑事法律援助責任的承擔者往往只扮演管理者、監督者的身份，而由執業律師承擔絕大部分的刑事法律援助義務。這種不合理的 ①②

③④肖沛權：《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若干問題探討》，載《中國司法》2011年第五期 鄒國祥：《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十一期。③《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規定：“第三條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法律援助經費應當專款專用，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 ④《律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 義務導致一些承擔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師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以繳納一定數量的金錢敷衍了事；即使律師愿意承擔法律援助義務，也會因為費用的嚴重不足而制約了援助的質量。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旨在伸張正義、維護權利和制約權力。通過扶弱助困、促進控辯平

①衡和當事人權利平等，實現法律援助的最高價值——司法公正。由此可見法律援助具有強烈的公共物品屬性，理應由政府提供。律師只是基于職業倫理——在法律實踐中對司法正義的自覺追求而提供法律援助。

因此我國法律應當明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而非律師之義務。這即適應世界潮流，又是真正落實政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責任的需要。根據權利義務的一般原理，法律一旦賦予政府承擔刑事法律援助的責任，政府就不得拒絕履行，也不得將其責任轉嫁給其他主體。政府具有公權力性質，在政府和律師都有義務承擔刑事法

②律援助義務的情況下，政府利用手上的權力將其援助責任轉嫁給律師。明確刑事法律援助責任僅由政府承擔，可以避免政府推卸責任，真正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實質援助。

（二）改進刑事法律援助辦案模式

法律援助辦案模式主要有社會律師辦案模式、政府律師辦案模式和混合辦案模式。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指派律師事務所安排律師或者安排本機構的工作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由此可見，我國法律援助辦案模式屬于混合模式，社會律師及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均可辦理法律援助案件。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各級財政撥款資金勉強滿足各級法律援助機構的行政開支，對法律援助的辦案補貼十分有限，根據相關統計，法律援助機構工作人員在資金花費方面，幾乎占了法律援助經費總支出的一半左右。以2008年為例全國法律援助資金支出總額61383.76萬元，在資金支出構成中，人員經費、基本公用經費和業務經費分別為24368.22萬元、③7378.72萬元、29636.81萬元，在資金支出總額中所占比例分別為39.7%、12.0%、48.3%。我國法律援助辦案模式應當轉變為社會律師辦案，引入美國合同項目模式解決我國法律援助的資金問題和質量問題。法律援助合同項目又稱為合同辯護律師項目或合同辯護計劃，它是在美國法律援助領域適用的一種刑事法律援助模式，法律援助合同項目是指由律師、律師事務所或律師協會同州、縣或其他的司法管轄區簽訂提供刑事辯護服務的合同，律師、律

④師事務所或律師協會在一定費用的基礎上辦理特定數量的案件。合同辯護律師項目多采用竟標的方式簽訂，分為固定價格合同和個案定價合同，大多數司法區域采用較為節約費用的固定價格合同。建立法律援助合同項目模式能有效地緩解法律援助資金不足，提高資金利用的效率并能有效地提升法律援助服務質量。

（三）加強刑事法律援助質量監督

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六條和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對提供法律援助的質量作出明確規定，但由于該條文規定過于模糊，缺乏應有的可操作性。實踐中，很多承辦法律援助的律師 ①②

⑤劉根菊：《我國法律援助之價值及其實現》，載《法學雜志》2003年第十一期。

在司法實踐中，政府也的確是這樣做的，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法律援助機構可以依法將法律援助工作轉嫁給律師。③馮祥武：《我國法律援助資金制度中的問題與對策分析》，載《天津法學》2010年第二期。④沈紅衛：《移植與創新：法律援助合同項目模式在中國的適用》，載《時代法學》2004年第五期。⑤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六條規定：“律師應當依照律師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受指派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或者接受安排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會組織人員在案件結案時，應當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交有關的法律文書副本或者復印件以及結案報告等材料。” 責任心較差，準備案件草率簡單，有的律師甚至不會見、不閱卷、不取證，僅僅在開庭時例行公事，講幾句無關痛癢的辯護意見，根本不對案件本身的事實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終使

①受援對象的訴訟權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實現。

提升刑事法律援助的質量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1）擴展監督渠道。根據現行法律，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應當接受法律援助機構的監督，但當下我國法律援助機構缺乏專業知識，且在辦案過程中并不與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接觸，實際上無法了解其辦案情況。應當擴展監督渠道，一是增加當地律師協會對律師提供的法律援助進行監督，借助律師協會的專業知識，通過查閱律師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文書和案卷材料對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進行評價；二是增加受援助人以及辦案機關對律師提供的法律援助進行監督，受援助人以及辦案機關對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是否盡職盡責履行援助義務具有最直觀的感受，法律援助機構可以獲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者辦案的實際情況用于對其監督。

（2）細化刑事法律援助提供者提交的結案報告的內容。法律援助機構應當要求援助提供者在結案時提交的結案報告，包括與當事人會談的次數與時間、閱卷的次數、調查取證的②次數與證據的數量等。

①②鄒國祥：《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十一期。肖沛權：《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若干問題探討》，載《中國司法》201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