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錯案論文：論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

刑事錯案論文：論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

【中文摘要】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是刑事訴訟中定罪量刑活動的核心,其能否正確得到適用攸關刑事案件審判的質量。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刑事訴訟中司法人員對于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出現了偏差。由于該規定過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實踐并未形成統一的適用標準,致使司法審判中出現諸多的問題。如本案中僅有被告人的口供,在缺乏證明被告人有罪實物證據的情況下,就被法院認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而據以有罪的處罰。這種嚴重曲解刑事證明標準而作出的不公正裁判,值得我們反思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適用的現狀。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來分析論證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即探究冤假錯案的發生與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不當有著天然的聯系的。首先,通過分析介紹“趙作海案”的案情,來引出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存在的問題。此部分主要論證了刑事案件定罪證明標準存在的問題,即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刑事案件定罪的證明標準,“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刑事證明標準,是從相關法律規定中總結出來的。而且司法實踐中對于該證明標準的理解和適用也是莫衷一是。對于刑事證據是否達到確實充分,據以認定案件事實清楚的證據取得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由此給法官形成的內心確信程度等問題的考量,司法人員也是因人而異。此外,分析論證了我國“留有余地判死緩”刑事政策在趙作海案中被司法人員嚴重誤

解。其次,根據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引申出了死刑案件與非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辨析,依次論述了我國死刑案件與非死刑案件在證明標準中的的現狀與不足,并在此基礎上論證了兩者的聯系與區別。此外,分析了我國刑事案件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一體化存在的不足以及兩者分離的必要性。最后,分析了非法證據排除在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中存在的意義。

【英文摘要】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is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inal activities in the core of its ability to get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riminal trial and death.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enemy miscarriage occurre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judiciar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has gone wrong.As the provisions are too abstract, the lack of maneuverability,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judicial practice does not apply to standar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 number of justice issues.As in the present, only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physical evidence to prove guilt of the accused’s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guilty punished.This serious distortion of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made unjust judge, we should reflect on our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tus quo.In this paper, the form of cas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argument of China’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That explore the enemy and the occurrence of erroneou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re is a natural link improper.First, by analyzing the introduction, “Zhao Zuohai case,” the facts of the case to lead to China’s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problems.This part of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problems conviction that our law does not clearly defined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nvictions,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is summarized from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out.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no

agreement.Whether for criminal evidence is ample, according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made clear evidence of compliance with statutory procedures, which form the heart sure to judg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considered, the judiciary also vary.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and appraisal of China’s “leave room for the sentence reprieve” Zhao Zuohai criminal policy in the

case of judicial officers was a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me out of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Analysis, followed by discussion of China’s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status, and argues on this basi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In addition, analysis of China’s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eparate existence of the need.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our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關鍵詞】刑事錯案 刑事證明標準 非法證據排除

【英文關鍵詞】Criminal InjusticeCriminal Proof Standard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備注】在線加我索購全文 ：1-3-9-9.3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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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論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

59-10Abstract5-6序言8-9中文摘要

一、案情介紹

（一）二、該案證明標準適用中存在的問題10-1

4該案在定罪問題上沒有達到法定證明標準10-121.評析我國

刑事案件定罪的證明標準10

10-1

111-122.對趙作海案的證據評價3.趙作海案中影響證明標準適用的因素分析

（二）該案“留有余地判處死刑”降低了死刑適用的三、對證明標準適用的進一步思考證明標準12-14

14-20

14-17

（一）死刑與非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辨析1.分離說14-152.統一說15-17

（二）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的分離17-18

體化的不足17

17-18

18-20

23-24 1.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一2.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分離的必要性

（三）非法證據排除在證明標準適用中的意義結語20-21參考文獻21-23致謝

第二篇：刑事證明標準

刑事證明標準

摘要：證據問題可以說是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的基礎和核心，而在所有的證據理論中，證明標準又是一個蘊含著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爭議的問題。從英美法和大陸法關于刑事證明標準的規定看，證明標準的層次性或差異性主要從訴訟階段、證明對象、證明主體三個方面得到了體現。通過對兩大法系刑事證明標準的分類、理論基礎、實踐價值等問題進行梳理和分 析，比較兩者的差異并結合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現狀，對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提出了一些完善對策。

一、刑事證明標準的概念與實踐意義

我國使用的教科書大多數都將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定義為“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1]。筆者認為關于證明標準的含義應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廣義上，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指的是法律規定的司法人員在訴訟中對案件事實等待證事項的證明所要達到的尺度。在狹義上，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應是法律規定的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所應達到的尺度。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里，廣義上的證明標準存在于刑事訴訟各階段，即在立案、逮捕、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審判各階段，都要有相應的證明標準。這一點，李學寬教授等人已經明確提出了建立多層次性的證明標準觀點，在此不必贅述[2]。而狹義上的證明標準僅適用于人民法院判決階段。本文則主要討論狹義上的刑事訴訟證明標準。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證明標準的高低與否直接決定著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直接關系著被告人罪與刑的有無與輕重；另一方面，對證明主體來說，其對證明對象的證明是否達到證明標準，是其是否能夠卸除證明責任的標志。”[3]正如英國證據法學者摩菲所言：“‘證明標準’術語，是指卸除證明責任必須達到的范圍或程度。它是證據必須在事實審理者頭腦中形成的確定性或蓋然性的尺度；是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在有權贏得訴訟前必須運用證據說服事實審理者的標準，或是他為獲得有利于己的認定而對某個爭議事實進行證明所應達到的標準。所以，從卸除證明責任的角度看，它是證據的質量和說服力應達到的尺度。”[4]可見，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至關重要，證明標準設置的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也正因為如此，訴訟法學界才會如此關注證明標準問題。

二、當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及其不足（改革我國證明標準的必要性）

我國傳統證據法學在證明問題上一直堅持下述觀點“:我國訴訟中的證明任務是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或案件的真實情況。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歸根結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員底主觀認識必須符合客觀實際”，進而認為“，法院判決中所認定的案件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 完全一致”。簡言之，即要求訴訟證明達到客觀真實的程度。這在《刑事訴訟法》第162條中有所體現，該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隨著我國訴訟法制的不斷發展，有學者開始意識到客觀真實理論的不足，這一標準已經明顯滯后，其理由如下:

(一)以客觀真實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實質上是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遺跡

“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實行裁判中心主義，起訴中實行卷證移送主義；法官在審判期日之前就對被告的犯罪事實及相關的證據已有認識。”客觀真實模式的前提是法官“無所不能”，訴訟中采納這種審判模式，所追求的即是“實體真實”再現的審判價值觀念，全部訴訟活動都緊緊圍繞探明事實真相。

(二)客觀真實說與刑訴法規定的“疑罪處理原則”和“無罪推定原則”存在邏輯上的矛盾 刑訴法規定的“疑罪處理原則”規定的是司法機關在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此罪抑

或彼罪有疑義時，從司法公正與效率和保障人權的角度規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原則，以保障訴訟效率和實現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如果堅持客觀真實說，任何一個案件的事實真相都應該被司法人員所掌握。這不僅需要大量的物力，也需要大量的時間。但現代法治國家“，沒有效率的公正不是公正”已成為人們所深諳的一種觀念。刑事訴訟作為一種社會證明活動，必須在一定時限內終結，否則即是對人權的褻瀆。

(三)從司法結果進行檢討，客觀真實模式容易導致不良的司法后果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主、客觀原因，當有案件無法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形成疑難案件。對這類案件在處理時候，由于要求“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在無法做到時，就會出現久拖不決，超期羈押的現象。

三、兩大法系刑事證明標準的比較分析

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以可能性或確定性的不同程度來劃分訴訟中的證明標準。如在美國證據法則和證據理論中，證明標準不僅包括偵查機關采取重大偵查行為應當遵循的標準：懷疑，可以開始偵查。而且包括檢察機構起訴的標準：可能的原因；還包括法院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標準：排除合理懷疑。可以說，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在不同的訴訟階段存在著不同的證明標準，從偵查、審查起訴到審判，證明標準在可能性或確定性程度上呈遞進的態勢，對被告人作有罪判決要求達到最高的證明程度——排除合理懷疑。在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奉行自由心證原則，對于刑事證明標準未作類似英美法的嚴格劃分，在一些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中，將法院判決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表述為“內心確信”。

關于兩大法系中刑事證明標準的劃分，我們大致可作如下比較分析：其一，英美法系中的證明標準偏重于從訴訟階段上進行劃分，證明標準成為不同訴訟階段的主導者對案件進行實體處理——逮捕、搜查、起訴、定罪等的尺度；大陸法系中的證明標準偏重于從證明對象上進行劃分，在理論上不同訴訟階段遵循不同證明標準的觀念并不十分明確，證明標準的劃分主要立足于審判程序。其二，從劃分證明標準的依據看，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根據可能性或確定性程度的不同來進行劃分；而在大陸法中，主要根據證明的方式及法官心證確信程度的不同來進行劃分。其三，無論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在法庭審判階段，對于被告人有罪的證明均要求達到訴訟證明標準的最高程度，盡管前者表述為“排除合理懷疑”，后者表述為“內心確信”。

綜合其規定，證明標準的分類可從訴訟階段、證明對象、證明主體這三個方面出發，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略作分析：

（一）關于不同訴訟階段的證明標準。我國刑事訴訟階段可以區分出立案、批準逮捕、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審判定罪階段的證明標準。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對立案和逮捕規定了相對較低的證明標準，而對后者作出同一的標準要求，這些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看出。可見，英美在刑事訴訟的不同階段適用呈梯狀遞增的證明標準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并未得到充分體現。

（二）關于不同證明對象的證明標準。根據不同的證明對象可以區分為程序性事實和實體性事實的證明標準。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都存在著不同的證明對象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的理論和實踐，實體法要求相對較高的證明標準，而程序法事實只要求相對較低的證明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未對證明對象做出明確規定，理論研究方面看，通說認為，刑事證明對象的基本部分是與定罪量刑有關的實體法事實;同時，從廣義上說，某些程序法事實如關于管轄、回避、強制措施、訴訟期限、違反法定程序等應當作為證明對象。《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指對案件中的實體法事實的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至于訴訟程序上的某些事實，立法則未作如此要求。可見，大陸法中對

不同的證明對象適用不同證明標準的原則在我國刑事證據理論中得到了承認。

（三）關于不同證明主體的證明標準。根據證明責任承擔主體的不同，可以將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區分為控方證明標準和辯方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無罪推定原則要求證明責任原則上由控方承擔，被告方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無罪推定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該原則在各國刑事訴訟中的貫徹有程度上的差異。在舉證責任問題上，法律關于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例外規定意味著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某種減損。但是，司法實踐中有時存在著由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更為方便也更為合理的情形。比如，為了懲治腐敗，在此類訴訟中顛倒舉證責任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實踐。在英美及日本等國家，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根據是:在某些情況下，由被告人舉證更為方便。一些國家在環境犯罪中，運用推定原則來確定環境污染案件中的因果關系，從而將推翻這種推定的舉證責任轉移給了被告人。我國刑事證據理論認為，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即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例外是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案件。不同證明責任承擔主體適用不同的標準，在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情況下，顯然需要對被告人舉證的證明標準做出回答。

四、完善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建議

（一）建立不同階段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我國的刑事訴訟標準在移送起訴、提起公訴和定罪判決三個階段作出了互相一致的標準，違背了訴訟認識過程的規律。我國在偵查、提起公訴，審判等不同階段都規定為同等的要求，使得律師的辯護活動和取證工作沒有意義了，并且給辦案人員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于是在辦理案件、收集證據的過程中極易出現指供、誘供乃至刑訊逼供等違法辦案現象，某些案件由于種種原因難以取證，難以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程度，于是此類案件易出現久拖不決，超期羈押等侵犯人權現象。

（二）不同的證明對象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是兩種不同性質的事實，它們的證明標準也應當不同；一是對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適用客觀真實證明標準。二是對于量刑情節：從保護公民合法權益出發，對其不利情節的證明應適用較高的證明標準，而對其有利情節可適用較低的證明標準；三是對程序法事實，如回避、強制措施、訴訟期限、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方面的事實，可適用較低的法律真實證明標準，以確保訴訟效率。

（三）不同的證明主體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對推定的事實無需證明。其證明責任在于被追訴方。我國《刑法》第395條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就是一個典型：只要查明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合法的，即可認定構成犯罪。

參考文獻

[1]樊崇義.刑事證據法原理與適用[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283

[2]李學寬，張小玲.關于刑事證明標準層次性問題的探討[A].何家弘.證據學論壇（第2卷）

[3].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48 [3]徐靜村.我的證明標準觀[A].陳光中，江偉.訴訟法論叢，（第七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

[4]齊樹潔.英國證據法[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

第三篇：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

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

閆清華

【內容提要】誠實信用原則本為一私法原則，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該原則出現了從私法領域向公法領域擴展的現象。本文討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適用的法理基礎及限制，提出該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適用的立法構想。

【關鍵詞】誠信原則 刑事訴訟適用 限制

“誠實是一個神圣而又莊嚴的理性法令，不受任何權宜之計的限制。”——康德現代刑事訴訟的發展，已使刑事訴訟從單純追求打擊犯罪，發展為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并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權益綜合平衡的多元化價值取向，因此，在刑事訴訟中是否要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就成了需要探討的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話題。

一、誠信的內涵及歷史發展

（一）誠信原則的語源考察

我國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現了“誠信”一詞。《商君書·靳令》把誠信與“禮樂、詩書、修善、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并稱為“六虱”。此處的誠信指人際關系的恪守信用，誠實不欺。誠實信用在拉丁文中的符號表現是Bona Fids，法文中是Bonne Foi，英文中是Good-Faith，直譯都是“善意”，在德文中是Tre und Glauben（忠誠和相信），在日文中是“誠義信實”。中國在繼受大陸法系之后，立法和法學理論大都通過日本而受德國影響頗深，因此，漢語中的誠信原則的語義是德文指稱的直譯。

（二）誠信原則的法律要義

我國臺灣學者史尚寬認為：一切法律關系都應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按照正義衡平的原則進行調整，從而達到它們具體的社會公正。決斷案情不應是形式或機械的，而應從道義衡平原則出發，站在立法者的角度決定這些關系，這就是誠信原則的要求。⑴對于我國民事法律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我國大陸學者徐國棟認為：誠信原則就是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三方利益平衡是這一原則實現的結果，當事人以誠實、善意的態度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法官根據公平正義進行創造性的司法活動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⑵

具體到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應指公安司法機關、當事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處理刑事案件和進行刑事訴訟時，必須遵循公正、誠實和善意的原則。有學者認為這一原則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行為意義上的誠實信用，二是實質意義上的誠實信用。⑶行為意義上的誠實信用，是指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中實施訴訟行為時（包括行使訴訟權利或履行訴訟義務時的行為），以及公安司法人員在實施偵查、起訴、審判等司法行為時，必須在主觀上誠實、善意。實質意義上的誠實信用，指公安司法機關、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中，必須維持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即維持實質上的公正與平衡。⑷

（三）誠信原則從私法域向公法域的擴展

誠信原則本為私法上的一條基本原則，要旨在于運用道德規范來限制民事主體濫用權利，督促其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時講究信用、誠信作為；而在操作層面上，則需依賴于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將這一原則加以實現。傳統觀念上，學者認為誠信原則是一私法原則，而公法領域不適用誠信原則。因公法和私法有著不同的特性，因而要適用不同的原則，否則會動搖公私法賴以存在的基礎。特別是誠信原則從本質上講，是對確定性規范不足的補充，如適用于公法，勢必破壞公法規范的嚴格性。但隨著對公、私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認為公私法間雖然存有區別，但這些區別不是絕對的，而且公法領域也不是絕對排斥私法原則的援引，只不過基于公法的特性，對于這些原則的適用要有所限制而已。因此，20世紀30年代以來，出現了誠實信用原則從私法領域向公法領域延伸的法律現象。許多國家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已紛紛效仿而將該原則加以吸收和利用，不僅在訴訟法、行政法，甚至在憲法和刑法等公法法域，都有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體現。誠實信用原則發展至今，已經超出了其最初的賦予法官在審理具體個案時平衡平等的民事主體間及其與社會之間利益關系的功能和適用范圍，它已經擴展到法律領域中涉及利益平衡和權利、權力行使的所有范圍，真正從本意上強調真誠、善意、信用、無虛假、不欺詐。“該‘帝王條款’雖然最先是在民法的債權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來已經不分公法與私法，不分實體法和程序法，而適用于不同的法律領域，并成為高層次的理念為人們所信奉和遵循。”⑸

二、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適用的法理基礎

（一）刑事訴訟中存在利益平衡的需要

誠實信用這一倫理學范疇的概念在法律領域中的引入，體現了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所引起的社會法律思想的變遷，即強調個人意志自由與選擇自由的個人本位思想逐步被注重社會福利、社會整體公平與正義的社會本位思想所取代，個人意思自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們更加重視在雙方當事人利益之間和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這兩種利益關系中謀求一種平衡。通過技術化手段將某種道德要求上升為法律規定，從而對剛性較強的法律規范起到了一種衡平的作用，使之能更好地適應紛繁多變的社會生活，更加符合人的需要。從刑事訴訟看，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征是國家、社會與被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刑事訴訟法就是調整和平衡國家打擊犯罪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相互關系的法

律。”⑹“??刑事訴訟也是一種以解決利益爭端而進行的國家活動，只不過這里的爭訟一方為國家，另一方為個人；爭訟的目的在于確定特定的個人應否承擔刑事責任。國家制定刑事訴訟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為個人與國家追訴機構進行理性的對抗提供平等的機會和基本的保障。由于強大的國家與弱小的個人之間處于天然不平等狀態，現代刑事訴訟中的許多原則、規則和制度都旨在對這種不平等加以平衡，使國家追訴機關負有一些特殊的義務。”⑺因此，在整個刑事訴訟中，存在著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利益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而這樣的利益平衡需要，為誠實信用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個基礎和前提。例如，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的確定；在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實時的處理；證人在什么情況下可以不出庭作證等等，這類問題無論是在刑事訴訟的立法還是在刑事訴訟司法中，都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二）體現刑事訴訟所追求的價值

1．公正價值。訴訟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礎在于它的公正性，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實施訴訟行為時必須誠實善意。在證據制度上表現為真實義務，不得隱瞞證據或作偽證或進行證據突襲等，有利于準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為程序公正奠定了事實基礎。誠實信用原則還可以規制訴訟主體的訴訟行為，防止訴訟權利的濫用，從

而保障程序公正的實現。

2．效益價值。目前信用缺失不僅出現在經濟領域，在訴訟過程中同樣很嚴重。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濫用偵查手段，當事人濫用訴權、訴訟權利，辯護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掩蓋、偽造犯罪事實，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現象非常普遍。不公正的裁決作出后，造成不必要的上訴和申訴，一方面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新啟動司法程序，司法資源不當浪費，其結果必然造成訴訟的不經濟，有違效益這一程序價值目標。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可以有效地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三）刑事訴訟中存在著國家刑事訴訟權力自由裁量的情況

從誠實信用原則平衡利益沖突和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最初功能看，這兩個方面是密切相連的。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多變性、復雜性，使得存在著先天局限性的法典式的成文法無法預測所有要解決的問題，也決定了賦予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必要。如此一來，便可以起到克服法律規定的有限性與社會關系的無限性的矛盾、法律的相對穩定性與社會生活變動的矛盾、法律的正義性與法律的具體規定在特殊情況下適用的非正義性的矛盾。就刑事訴訟而言，面對復雜多變的具體的犯罪情況，無論是偵查權、檢察權還是審判權，都存在大量自由裁量的情況，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種情況就要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誠實信用地運用國家刑事訴訟權力，而這也恰恰符合了誠實信用的適用基礎。刑事司法實踐中，自由裁量權有可能被濫用，成為徇私枉法、司法腐敗的借口，這就更有必要強調在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

（四）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誠信原則是為了適應新型訴訟模式的需要

訴訟法的立法史表明，在法官一方主導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中，由于被告人地位的客體化，誠信原則并沒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國刑事訴訟傳統上雖然是職權主義模式，但是隨著司法的民主化、科學化、國際化，現有的刑事訴訟模式已發生了質的改變，形成了兼具當事入主義和職權主義兩種性質的訴訟模式。尤其近幾年的對抗制庭審方式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當事人主導訴訟程序的過程中，當事人對訴權的濫用，不僅會導致當事人訴訟地位的不平衡，也會影響法院的司法權威。為了克服這種弊端，有必要引進私法領域的誠信原則，使私法原則公法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得到確立，一方面可以減緩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固有的對抗性色彩，加強當事人在行使訴訟權利過程中的合作和協同；⑻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擺正自己的位置，正確行使權力，自覺接受誠信原則的制約，進一步維護司法權威。

三、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適用的限制

誠信原則在法律適用中的限制，主要在于它與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之間的沖突。表現在：法律的確定性能夠明確地告訴人們為或不為一定行為，誠信原則的模糊性卻使人們的權利、義務處于不確定狀態；法律的規范性具有指導人們的行為的作用，誠信原則的非規范性卻無法具體指示人們的行為；法律的穩定性要求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擅自變更法律規定，誠信原則卻賦予法官依個案特殊情形加以判決的靈活性；法律的普遍性意味著它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誠信原則卻更多地以個別調整代替普遍調整；法律的可預測性使當事人能夠根據法律規范預測行為的法律后果。誠信原則卻允許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基于法律的原理和精神進行裁判，導致行為后果的不可測性。⑼凡此種種，說明誠信原則在司法活動中固然有其特殊功效，但也隱藏著極大的危險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與司法擅斷僅一紙之隔，稍有不慎，極易成為某些法官為自己的隨意性裁判行為進行開脫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這就會背離誠信原則的初衷，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誠信原則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作為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又可能成為破壞法治秩序的溫床。我們面臨著嚴格規則和自由裁量的法律價值選擇的二律背反。盡管有學者主張“奉行嚴格規則主義應該是法治建設的首要任務”，⑽但嚴格規則主義的困境卻是顯而易見的，而誠信原則的擴張更是現代各國法治的共同趨勢。另外，誠信原則適用的特定語境以及刑事訴訟本身的特性也大大限制了誠實信用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的適用，因為刑事訴訟所奉行“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原則與誠信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的不確定性是不相容的。應當說，為防止誠信成為個別人擴張國家權力的手段和借口，刑事訴訟領域很大范圍內是不容許適用誠信原則的。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在刑事訴訟領域，并非都是強制性的規定，也有司法自由裁量、當事人自由處分的空間，也有誠信原則適用的余地。所以，問題不在于是否認可誠信原則的司法適用，而在于如何進行有效的駕馭。

四、我國刑事訴訟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立法構想

（一）在總則中確立誠實信用為基本原則

法的基本原則是貫穿法律始終的根本規則，因此建議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總則中增加一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進行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使其在刑事訴訟法中起到統領全篇的作用。同時，還能避免在分則中列舉而出現掛一漏萬的現象。

（二）在分則中完善誠實信用原則支配下的規則和條款

在總則中確立了誠實信用作為法的基本原則的法律地位以后，必須在分則條文中規定具體的規范來落實該原則，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1．針對偵控機關可作以下規定：（1）收集證據必須依法進行，不得使用威脅、引誘等欺騙性收集證據的方法和偵查手段。（2）必須充分保障律師的會見、閱卷和調查取證權，以保障辯護職權的正當行使。（3）采取強制措施必須符合比例原則。（4）司法承諾應當兌現。

2．針對法官可作以下規定：（1）禁止濫用自由裁量權，法官認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依法進行。（2）尊重當事人的程序權利和程序主體地位，為當事人創造平等的訴訟條件。⑾

3．針對當事人可作以下規定：（1）禁止濫用訴權和訴訟權利。（2）禁止證據突襲行為。（3）被害人應如實陳述案情，不得作不實的、有意夸大被害事實或隱瞞自己激發犯罪的某些過錯行為。（4）鼓勵、引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實陳述，對自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適當減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前提下，適當借鑒國外的辯訴交易制度，規定撤回自認的條件，完善我國的刑事自認制度。

4．針對其他訴訟參與人可作以下規定：（1）建立證人宣誓制度，禁止證人作偽證、作虛假陳述，影響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2）訴訟代理人不得在訴訟中濫用代理權損害當事人的利益，不得超越代理權限實施訴訟行為，要保守國家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3）辯護律師必須恪守職業道德，在誠實信用的基礎上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4）鑒定人、勘驗人員、翻譯人不得故意做與事實不符的鑒定、勘驗和翻譯。

（三）完善和強化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法律責任

為了確保誠實信用原則的貫徹落實，刑事訴訟法必須同時規定遵守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后果。如：當事人惡意或故意拖延訴訟，惡意輕率地提出異議等影響刑事訴訟程序公正，有悖于訴訟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正當訴訟行為，應當由法官予以司法制裁；對違反誠信原

則，惡意作出虛假陳述或者多次作出前后不

一、自相矛盾陳述的被害人，由法官依據誠信原則在采證時減損被害人陳述的證明力；對造成嚴重后果，影響定罪量刑或導致訴訟拖延的，由法官依據誠信原則裁量對被害人的處罰；通過設置一定的措施鼓勵、引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實陳述，如對自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適當減輕；對違反誠信原則，拒絕作證和作偽證的證人要依法進行相應處罰；對遵守誠信原則積極出庭作證并且提供關鍵證言經查證屬實，對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的證人，要考慮適當予以獎勵，做到獎懲分明。

總之，在全民呼喚誠信的時代，我們應當樹立和強化全民誠信的觀念，在實體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預防和懲治等各個層面進行系統化的誠信制度建設。⑿

【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刑訴法專業博士研究生。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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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⑶張家慧：《當事人訴訟行為與誠實信用原則》，載《訴訟法論叢》第6卷。⑷李文華：《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⑸《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完善》http：///chinese/zhuanti/283994．html．2004—12—03．

⑹宋英輝：《刑事訴訟目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頁。⑺陳瑞華：《刑事訴訟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⑻同注⑷。

⑼段仁元：《誠實信用原則的司法價值、缺陷及適用限制》，載《蘇州鐵道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⑽葛洪義：《嚴格規則主義是法治建設的首要任務》，載《政治與法律》1997年第3期。⑾常飲冰、李梅奎：《試論誠實信用原則在公法域的適用》，載《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⑿湯維建：《論民事訴訟中的誠信原則》，載《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3年第10期。

第四篇：論刑事訴訟證明標準

淺析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

摘要：證明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其自身內容豐富、觀點繁雜，證明標準在不同法系國家的理論體系與實踐中都存在著一些差別。證明標準是證據制度的核心，對訴訟實踐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分析證明標準基本理論基礎上，比較兩大法系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對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刑事訴訟；證明標準；自由心證；排除合理懷疑；

一、證明標準的涵義

證明標準是證據制度的核心，與訴訟理論和實踐緊密相聯。陳光中教授認為，證明標準又稱證明要求、法定的證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規定認定案件事實所要求達到的程度或標準。

學界通說認為，證明標準即法律規定的負有證明責任的主體運用證據證明待證事實所要達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斷案件事實的證明是否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明力的尺度。證明標準既然是裁判者認定當事人主張事實的標準，也即當事人判斷其應當將證明進行到何種程度的標準。這樣就不會有證明標準僅適用某些證明對象，而不適用其他證明對象的問題了，所以更加科學合理些。

二、國外關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規定

大陸法系國家，基于法定證據制度的教訓建立起自由心證制度，英美法系國家則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礎上建立以陪審團制度為核心的證據法規則。

(一)大陸法系的證明標準

大陸法系的證明標準為自由心證制度，是指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實的認定等，均由法官根據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斷，在內心形成確信的證據制度。法國法學界對其有過非常經典的論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審團說出他們獲得確信的途徑方法??法律只向他們提出一個能夠包含他們全部義務的問題：‘你們是真的內心確信嗎？’”

與法定證據制度下的刑事證明標準相比，“自由心證”充分調動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更具靈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發現案件事實、保障司法公正。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證下的法官幾乎全權掌握事實認定的法槌，法官個人的認知能力、法律素養和對案件的了解程度成為認知案件事實的關鍵因素。“對于有高度正義感、法律素養良好、智識甚高的法官來說，能夠正確認定事實、實現公正，而對其他法官來說則基于自身條件限制，難免會發生認識錯誤導致誤判，因此‘自由心證’只是一個概括性原則，有利于法官主觀認識能力的發揮，但對證據證明所達到的符合案件事實的客觀性則要求不足。”

(二)英美法系的證明標準

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對于排除合理懷疑內涵，至今未有統一的說法。美國學者布萊克認為，是指全面的證實、完全的確信或相信一種道德上的確定性；作為理性的人，陪審團成員在根據有關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實施的證據進行推理時，是如此確信，以至于不可能做出其他合理的結論。亦有學者持如下觀點：所謂排除合理懷疑，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大決定時相信條件已經成熟并進而采取行動的心理狀態。

“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可操作性：案件已經發生，歷史無法重演，強求達到客觀真實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只能在現有證據和法律框架內排除合理懷疑，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觀真實。但“排除合理懷疑”只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如何做到“排除合理懷疑”，英美等國理論與司法實踐中均無明確具體的界定。

三、我國關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和證明標準的規定過于原則籠統，操作性不強，不利于實踐運用。對刑事證明標準進行研究，不僅是完善證據制度的需要，也是適應控辯式庭審方式改革、指導刑事訴訟實踐的當務之急。

訴訟法學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關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界定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事實清楚是指事關定罪量刑的事實和情節都要查清；證據確實充分則是質和量的要求，即證據都必須查證屬實，所有證據必須與待查證的犯罪事實之間存在客觀聯系且有證明能力。我國證明標準相關的法律條文和論著都未對司法人員的主觀方面提出要求和設立標準，而是一直強調證據的客觀性和客觀方面，要求在使用證據認定事實時不反求于內心，而要始終依靠客觀事實。

我國現行刑事證明標準以客觀性為認識支撐點，強調證據的客觀性，強調案件事實的客觀方面，而且以可知論為基礎，認為通過正確收集證據、分析證據，任何案件事實都可以查清，由確實充分的證據所達到的案件真實應是排除蓋然性因素的絕對確定的客觀事實，這未免太理想化，且只重視客觀，忽視了主觀，沒有做到主客觀相統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的、總體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和可操作性的標準。客觀真實是刑事訴訟追求的終極目標和理想，卻不是證明標準，將存有歧義的表述作為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不利于案件的快速準確處理，甚至造成冤假錯案。為了準確處理案件，實現法律正義和人權保障，確立明確合理、便于操作的證明標準，實為當務之急。

四、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不足和完善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刑事訴訟法》第129條、第137條、第141條、第162條則明確規定偵查終結、審查起訴和作出有罪判決都必須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根據以上規定，理論實務界一般將“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作為我國刑事訴訟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適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所有的訴訟階段。從案件類型上講，無論是死刑案件還是普通刑事案件，無論是重大復雜的案件還是簡單案件，無論是依據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還是依據簡易程序審理的簡單案件或認罪案件，證明標準都要求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從訴訟階段上講，除了立案階段的標準為“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 責任”外，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有罪判決都要求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從證明對象上講，無論是犯罪構成方面的事實還是程序法上的事實，無論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還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實，無論是定罪事實還是量刑事實，證明標準并未作區分，司法實踐中一律套用“證據確實、充分”標準。我國嚴格要求所有案件、所有階段、所有案件事實要達到“確實、充分”程度，盡管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證明標準不統一而導致的司法擅斷．但另一方面卻反映了我國證明標準的粗放與不科學。

“標準”是衡量事物的尺度，證明標準最終要起到規范指導的作用，理應清晰、易于把握、力求精準。我國當前的證明標準，過分強調客觀，操作性不強，不利于實踐的運用。筆者認為可以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外證明標準的合理之處，從主客觀相結合的角度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即確信其罪，排除其他可能性。這一標準正反兩面出發，兼顧證實與證偽，可操作性更強。

2012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也體現了這一點，其中的十七條將將我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中的“證據確實、充分”解釋為：“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英美法系刑事訴訟有罪

判決的證明標準已經有很長歷史和較完備的解釋，但在我國立法文件中出現尚屬首次。

在不同的訴訟、同一訴訟的不同階段、不同證明對象，所需要的認知程序是存在區別的，其證明標準也存在區別。我國證據制度與證明理論仍在發展過程中，還沒有構建起一套完整的證明標準體系，籠統地將證明標準規定為“確實、充分”是不全面的。因此，我國引入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僅僅是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改革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結合我國司法實際，針對不同的訴訟階段、不同的案件類型、不同的證明對象設定不同的證明標準，構建起一套既符合認識規律與訴訟活動規律又契合我國司法實際的證明標準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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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淺析新刑訴法的刑事證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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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新刑訴法的刑事證明標準

作者：王樾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05期

【摘要】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總結實踐經驗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刑事證明標準，將刑事證明標準進一步完善化、具體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懷疑引入到證明標準之中，從而使這一標準從法官主管自有判斷的標準變為依據邏輯和經驗常識等知識進行綜合判斷的標準。本文將通過分析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和證明條件，以期為正確理解和應用我國刑事證明標準提出個人看法。

【關鍵詞】刑事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新刑事訴訟法

一、引言

刑事訴訟的過程，實則為訴訟主體搜集、審查、運用證據對待證事實進行求證而依法處理案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訴機關對證據材料的分析、把握和運用顯得至關重要，只有當刑事證明達到一個合理的標準才可提起公訴，因而證明標準可謂是刑事訴訟工作所需堅持的核心之所在。

二、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

關于證明標準的內涵，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學者從證明主體的角度加以確定，如證明標準“是指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1]，或證明標準“即法律關于負有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證明爭議事實、論證訴訟主張所須達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2]。也有學者從裁判者角度加以確定，如“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是指法律規定的公安司法機關作出有罪認定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3]。還有學者從證明主體與裁判者兩個角度加以確定，如“證明標準術語是指卸除證明責任必須達到的范圍或程度，它是證據必須在事實審理者頭腦里形成的確定性或蓋然性的尺度；是負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在有權贏得訴訟之前必須運用證據說服事實審理者的標準。[4]從法理的角度分析，證明標準具有法律規定性，案件發生過程具有不可回溯性，法定證明標準的基本出發點是規范證明主體的證明活動并為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證設定門檻，證明標準與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證是密不可分的。[5]

而就刑事證明標準而言，則是指承擔刑事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提供證據進行證明應達到規定的程度才能確認待證實施的真偽，從而可以解除其證明責任。[6]證明標準是證據的質量和說服力應達到的尺度，它是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依法運用證據進行證明以確認待證事實成立應達到的成都，由于證明責任密切相關。證明標準的到達與否，決定了訴訟主體證明責任的解除與否。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要達到證明標準，方能解除其證明責任，將案件向下一個階段或者終結案件。

三、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制度突破

根據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9條、第141條和第162條的規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對于這一證明標準，存在諸多的問題：其一，對其涵義存在不同理解。關于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單單理論界即存在三種不同的理解：即客觀真實說、法律真實說和訴訟真實說。[7]這些不同的認識不僅反映了法律規定的不完善，也影響了司法人員的司法活動。其二，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過于原則化，實踐中的運用以來司法人員的主觀認知，對案件的評判極易出現“同人不同判”的現象，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限度過于寬泛，說明該證明標準不具有約束司法人員的實踐可操作性。

為了彌補原規定的不足，明確刑事訴訟中的刑事證明標準，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對證明標準進行了具體化和明確化，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訂的重大突破。在修正案第五十三條規定：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基于上述規定，關于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進一步具體化、規范化和明確化，與此同時，如何正確理解這三大條件的問題應運而生。

四、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筆者認為，“定罪量刑的事實”包括“定罪的事實”和“量刑的事實”兩個方面，其中，“定罪的事實”是指刑法規定的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的事實，或者犯罪構成各個構成要件的事實；“量刑的事實”則是指刑法規定的應系那個某個犯罪量刑輕重各種情節的事實，如行為人的年齡、主管罪過形態、犯罪的結果等。

基于這一規定，對公訴機關所應掌握的證據的“量”提出了要求，即應對與定罪和量刑都有關的證明對象均提供證據，才能達到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有部分錯案甚至冤案的出現，并不是因為沒有證據，而是因為證據并不全面，特別是對定罪量刑有關的重要證明對象并沒有足夠的證據達到證明標準并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因而，新刑訴法對這一條件的規定，是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條件。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這里的“定案”是指法院對案件作出裁判；“法定程序”是指法律規定的法庭審理程序；“查證屬實”是指有關證據經過法庭控辯雙方的質證和辯論，被認為是真實的。

筆者認為，這是對證據的“質”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既強調了據以定罪的證據的性質必須是經法定程序查證后屬實的“結果”，有強調了證據需要經法定程序（如庭審程序）查證（如法庭質證、辯論）這一過程，從而確保了證據的證明力。值得一提的是，該規定也應和了新刑訴法中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非法證據負有證明、排除的責任，從而進一步確保了證據本身以及案件的質量。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這里的“全案證據”是指經過法定程序被查證屬實的所有證據，不包括被排除的非法證據；“排除合理懷疑”是指根據查證屬實的所有證據，對案件事實得出唯一合理的結論，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排除合理懷疑”應是對據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實，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正常判斷，都是確定的、不抱有懷疑的，這是法院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的根本要求。如若公訴機關不能達到該證明標準，或是法官認為還存有“合理懷疑”，那么就應該由公訴機關承擔不利后果，同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公訴機關撤銷控訴或是法院判定被告人無罪。同時，基于案件事實無法徹底還原即并非絕對確定的，因而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標準的本質應為一個無法與事實認識主體剝離的主觀范疇，它并不意味著排除一切任意性的懷疑而達到結論的唯一性、排他性，而是排除確有根據的懷疑。

五、對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評價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的過程需要通過證據的揭示不斷還原事實的真相，但絕不可能達到絕對真實，而是不斷地接近真實，因而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并不是相互對立的。筆者認為，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證明責任的規定在堅持原有客觀真實的基礎上，承認了證明標準的主觀性，即在據以定案的證據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的情況下，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才可作出判決，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主客觀平衡的標準，體現了實質追求的客觀性和表達形式的主觀性的統一，既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的追求及評判，又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及其應達到的要求。

與此同時，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中對證明標準的規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確定了綜合運用證據的過程，要求全案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料條，同時也要求定案的證據之間不能存在矛盾。如此辯證理性地運用和對待證據，將對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完善發揮其積極作用，也將不斷促進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的規范化、合法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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