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 論文初稿[范文]

論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

一、摘要：當前隨著我國法治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對法律層面上的有關研究也在不斷深入和加強。就當前我國法律機構的設置而已，人民檢察院擔任著重要的職責，在我國，人民檢察院的職責是以國家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同時通過人民檢察院的指控，請求人民法院通過審理環節對被告人判處刑罰，在這一過程當中，公訴證明標準的合理性對整個過程發揮著重要的衡量作用。因此，要提高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公正性和標準性，進一步確立和完善公訴證明標準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從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及其特點入手，深入剖析當前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存在的相應的問題，進而給出相應的建議，以期促進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不斷完善。

關鍵詞：檢察機關；公訴；證明標準

一、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過程中包含著諸多環節，各環節在刑事訴訟中擔任著重要的作用，同時在各環節當中檢察機關法院和法院也是通過緊密的聯系，完成對整個案件的指控、審判和定罪。同時在刑事訴訟過程當中，檢察機關要想對被告人進行指控就需要一定的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明，而這些證明在我國的法律體系當中有嚴格的要求。而這些對證明的嚴格要求就是證明標準。從具體的標準劃分上來講，當前，我國的證明標準主要包括：（1）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2）有證據證明該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3）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經有部分查證屬實，在法院批準逮捕時，只有滿足了以上三種情形標準，檢察機關才可以實施批準逮捕，如以上幾種情形標準都無法達到，則無法做出批準逮捕的決定。從證明標準的含義上來講是指檢察機關在控訴被告人并證明被告人所犯的罪行的證據達到法院審判所需要的程度。同時，證明標準的制定不僅僅是是檢察院對被告人進行控訴時的一定的程度要求，同時也是法院對被告人定罪標準的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無論從何種層面上來講，當前我國的檢查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其合理性和公眾性，對于當前我國的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和保障我國公民人權，實現法律中公平體現關系的最大化。

就當前我國的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來講，在傳統認識論的影響之下，我國學者對我國的檢察機關公訴的證明標準在制定上是以實事求是為根本基礎，同時在證明標準和定罪標準的關系認識上普遍認為這兩者之間有著很大的關聯性和一致性。但是就當前學界的研究現狀來講，相關的研究缺乏度我國法律機能性和階段性的認識。另外在我國的司法實踐的過程當中，由于我國的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在制定上相對寬泛，同時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很容易導致在司法機關在進行相關法律環節的運作時出現大量的問題。甚至會出現“人為拔高” 忽“人為降低”這兩種問題狀況。而這種兩極化狀況的存在，嚴重影響著我國法律的公平性和正義性的展現。因此，當前學術界在對我國的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的研究當中，不斷的對標準進行相應的完善，同時通過對標準的認識，進一步降低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語法院的定罪標準之間的一致性和關聯性，從而提出更加合理的定罪標準。同時，通過對定罪標準的不斷完善，可以使定罪標準在司法的實踐過程中其操作性會有效增強，進而不但的緩解當前狀況下，我國檢察機關和法院所面臨的司法困境。

二、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的特點

（一）證明標準的的決定性

在我國的檢察機關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時，在任何狀況下都要

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一標準。同時當檢察機關達到這一標準進行公訴時，在法院的審理過程中也會將這一標準作為該案在進行審理時的最高價值目標，同時通過司法審理程序力求這一價值目標的實現。但如果人民法院在進行審理過程中沒有將這一證明標準作為審理的最高價值標準，據很容易在審理過程中出現很多的偏差，從而導致訴訟程序的終止，同時也會有可能因為在審理過程中相關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問題的出現，造成法院的判決缺失真實性和公正性，最終導致整個訴訟價值難以完整實現。由此可以看出，在檢察院和法院整個司法過程中，證明標準都起到了巨大的決定性作用，因而決定性就是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證明標準的廣泛性

在我國的大小刑事案件的提起公訴和審理的過程中，都會運用證明標準進行相應的支撐，不論整個刑事案件構成犯罪的情形相對較輕還是相對較重，檢察院對其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是一致的。另外就提起公訴和審理的實踐環節上來講，不管是對于情節相對曲折，在提起公訴和審理過程中相對繁瑣的刑事案件還是在提起公訴和審理過程中，程序相對簡單的案件，在實踐上也都要運用證明標準加以衡量。而這一證明標準就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基本標準。因此，從以上的論證可以看出，在當前的刑事案件中，證明標準都會被運用，且運用的標準是一致的，因此足以見得，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其多對應的案件是多樣化的，因此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具有一定的廣泛性的特定。

三、我國證明標準當中存在的問題

（一）證明標準的主觀性過強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當中，所追去的是公平性和正義性的最大化，但是在司法當中，尤其是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與法院按照證明標準進行審理的過程中，卻存在著大量的主觀主義。首先從當前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上來講，其證明標準的基本含義就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幾點，但是從其所強調的標準當中，無論是從當前客觀真實存在的角度上來講，還是從法律所要求的真實的層面上來講，這一標準都具有很強的抽象性的特點，但是在我國的司法環節的運行當中，整個過程從其本質上來講，就是講證明標準通過轉化形成具體的案件事實的過程，因此在整個過程中，由于所秉持的標準具有抽象化的特點，因此也就使整個過程充滿著主觀主義的色彩。同時，需要點明的是，在證明標準轉化為證明事實的這一過程當中，缺乏一定的對自由心證的有效控制機制和完善的裁決說理機制，同時在整個司法實踐的過程中，也很少會采用分析、推理、論證對犯罪證明進行反復推敲，另外在司法實踐過程中，也沒有形成一定的經驗規則和邏輯法則，所以使整個辦案過程當中，其客觀性就大大降低，而主觀性色彩則變得愈加濃重。

（二）證明標準和定罪標準一致

在定罪標準的制定上，其所要求的程度時最高的，通過定罪標準的認定，從而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被告人進行審判，因此將定罪標準進行相應的提高是及其有必要的。但是在證明標準的制定上，就當前的狀況而言，也存在著證明標準要求過高的現狀，同時在很大程度上，當前的證明標準已經于定罪標注的嚴格要求等同，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嚴肅性，同時進一步規范對被告人提起公訴的質量和水平，但是在我國當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整個過程當中卻存在著大量的不確定性因素，因此這一證明標準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

與實踐規律發生著很大的沖突，也就是說證明標準和提起公訴過程的內在規律有著很大的沖突。另外，在當前的提起訴訟過程中，其實質就是知情人的認識轉化為不知情人的認識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不確定因素。另外就我國當前的刑事訴訟法的改革程度上來講，相較于之前的刑事訴訟法，在改革當中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了被告人及其被告人更大的權利，同時在其對抗性的方面也做了重大的調整，從而使公訴機關也就是人民檢察機關在進行起訴時，其難度也在不同程度的加大，不確定性因素也在不斷的增多。

（三）標準人為拔高或降低

在檢察機關執行證明標準時，會存在證明標準“人為拔高”和“認為降低”的狀況。很多的檢察機關在進行證據收集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提高證明標準從而對證據收集的數量和質量都制定了很高的要求，同時為了確保其證據的質量型會將整個偵查過程期限延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證據的質量和數量，但是在整個偵查過程的效率而言就出現了很大程度的降低。另外很多的檢察機關對證明標準進行解讀時，通常會將定罪標準與證明標準相等同，造成大量的有違程序法定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做法。造成諸多問題。另外在偵查過程中也存在著標準認為降低的狀況，這種狀況通常與特定的環境有著很大的關系，特別是在強調打擊犯罪的現實狀況之下，檢察機關和法院會進行配合，注重案件的解決，但是在證明標準方面就會降低很多，因此很多的公訴案件證據不充分、不確實的狀況下就會被起訴到法院。當出現上述狀況時，法院應該判決被告人證據不足，犯罪狀況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書，但是在這種特定的環境狀況之下，法院也會擔心出現放縱犯罪的問題，因此會做出一些相對來講刑罰較輕的判決，因此也會出現佘祥林案等。而根本原因是我國相關的司法部門違背證明標準時沒有有效的控制和懲戒機制進行制約。

四、對公訴證明標準的相關完善舉措

（一）制定主客觀相結合的證明標準

在進行證明標準的制定時，要進一步綜合主客觀之間的聯系。在證明標準客觀層面上，要進一步整合構成犯罪的各個層面的事實證據證明，同時在足以定罪的證據但是沒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的可以通過主觀的判斷來進一步排除懷疑。同時在證據體系當中是存在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狀況的，而這種狀況出現時在證據體系中是應該被允許的，只有檢察機關在進行相關的證據辯解或者能夠進行合理的解釋即可。在主觀上來看，要進一步增強檢察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在有了一定證據的基礎之上，要進一步結合自己的偵查經驗以及常理進行相應的判斷，但是這并不是表明檢察人員在對案情不清，同時存在證據不足狀況時，也不能隨意的提起公訴，影響辦案的公正性。

（二）改變檢察機關的工作評價標準

從檢察機關的工作質量和工作水平來講，其制約因素的根本就是相應的工作評價標準。當前，很多的檢察機關之所以在工作當中出現很多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按照相應的工作評價標準進行相應工作的開展。在當前的司法實踐當中，很多的檢察機關對工作標準發生了誤讀的狀況，很多的檢察機關的評判標準是提起公訴之后法院所作出的有罪與否的判決。而這種衡量標準語當前的司法過程是嚴重不符的，在工作當中運用這種評價標準也是不妥的。因為檢察機關在對刑事案件進行偵查時，存在著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因此在法院進行定罪審理時，對檢察機關很多的證據定性為錯誤，也不應該影響到檢察機關的工作質量和水平。

根據國外相關的法律規定，當出現檢查機關提供的證據不足或出現錯誤時，法院只需要按照相應的法律程序進行案件的審理，不再追究檢察機關辦案人員的責任，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檢察機關辦案人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在進行相應工作評價體系的建設時，要進一步明確其底線，由于證據不足或對證據認識不清而導致敗訴的不應該認定為錯訴。更不應該用法院的判決書來確定檢查員的辦案質量和水平。

第二篇：論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寫寫幫整理）

論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

內容提要：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的規定比較簡單，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的定罪標準在表述上幾乎一致，證明標準均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即檢察機關掌握的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掌握的標準同一，且規定得比較抽象、概括，在司法實踐中比較難以把握和操作。由于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過高，且標準單一，從而導致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控制和追訴某些犯罪超出了所能。本文通過評析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并與國外相關做法相比較，認為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區別于法院判決的證明標準。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及借鑒國外相關經驗，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確定為：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低于定罪量刑的標準，且不再應以客觀真實為標準，以確保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

關鍵詞：刑事訴訟；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證明標準

Abstract: The our country code of criminal court provision concerning proof is more simpl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 judicatory sentence the standard at the watch said the top almost, proof standard all is standard that proof standard that“ fact clarity, proof assuredness, well”, namely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control sentence with court to control same, and provision comparison abstract, generalize, in judicatory practice hard confidence with operate.Becaus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over high, and standard one, from but cause the judicatory practice the inside police organization control with pursue for some crime beyond the reach of can.This text passes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critique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 and compare with related way of doing in abroad than, think that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should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proof standard of the court verdict.Practice the experience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related experience in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judicatory,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should make sure for: The proof standard of indicting should be lower than to sentence the penal standard in deal, and no longer with objective true for standard, to insure the accurate carrying out the law availably.Key phrase: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s, the proof standard.人民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是以國家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請求人民法院審理并對被告人判處刑罰。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是指作為控方的檢察機關運用證

據證明被告人犯有某種罪行，要求其承擔刑事責任，并據以交付人民法院審判所應達到 的程度，即檢察機關運用證據證明到何種程度方可將案件提交法院審判。標準是一種質的事物的上限，也是另一種質的事物的下限。因此，準確地說，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實際是提起公訴的最低標準。我國刑事訴訟法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定、充分”作為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這一原則性的規定，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困惑。由于沒有確定一個科學而完善的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似乎顧慮重重，作法很不統一，特別是，檢察機關極力追求起訴的成功率，強調有罪判決率，對沒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訴。此舉極易導致對大量犯罪，尤其是重大的犯罪疏予追究，不利于國家法律的貫徹實施。證明標準問題已是當前我國證據法學理論中備受關注和亟需解決的一個課題，也是司法證明實踐中迫切需要統一認識和做法的一個問題。在這里，筆者僅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及相關問題，淺談幾點認識和建議。

一、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及其主要特點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和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所要求的證明標準都是一樣的，證明標準均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由此可見，“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總體性地，一般性的原則，其作為提起公訴證明標準具有廣泛性和絕對性特點。

（一）刑事訴訟法對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據此，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就是要求“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睆姆蓷l文來看，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也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與法律規定的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證明標準是一致的。所謂犯罪事實清楚，是指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和情節都必須查清。所謂證據確實充分，是對作為定罪根據的證據質和量的綜合要求?！白C據確實”是對證據質的要求，就是據以定罪的每一個證據都經過查證屬實，能夠證實案件的真實情況；“證據充分”是對證據量的要求，就是指案件中的全部證據對事實有足夠的證明力，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地證明整體案情。根據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證據是否“確實、充分”，一般通過以下標準加以衡量：（1）客觀化標準，即據以定案的每個證據均已查證屬實，為客觀存在的事實；（2）相關性標準，即據以定案的每個證據均與案件事實存在客觀聯系；（3）合法性要求，即據以定案的證據都符合法律規定要求、程序和表現形式；（4）一致性標準，即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應彼此照應、互不矛盾；（5）排他性標準，即作為證明對象的每一部分內容都有相應的證據足以證明，全案事實清楚，能得出唯一的結論，合理排除其他可能。

（二）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主要特點

提起公訴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的標準同樣，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證明標準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要求全部刑事案件都要整齊劃一地實現“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在審查起訴階段、開庭審判階段，都要把這一證明標準作為辦案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力求予以實現。否則，對案件的處理，即可能導致刑事訴訟程序的中止，即對案件作出存疑不訴之處理，也可能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被判決無罪，導致訴訟價值的無法實現。

2、證明標準的廣泛性。表現在它涵蓋了全部刑事案件，無論是重罪案件，還是輕罪案件，無論是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或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都要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一證明標準。

二、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反思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41條，將“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標準作為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存在不少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過高，且標準單一。主要表現在：

（一）起訴標準等同于定罪標準，與法理相悖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律中，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與定罪的證明標準是一致的，均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的刑事訴訟庭審方式所作的一個重大修改，就是增強了訴訟的對抗性：一是律師可以提前介入并有權調查取證；二是案件卷宗不再移送法院，庭審成了決定案件事實的關鍵階段。由于辯護律師可以調查取證律師掌握的證據檢察官在起訴階段無從知曉，再加上庭審中證人作證、控方舉證和論辯情況等都是未知數，這些都使起訴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談不上證據確實、充分。而且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材料只有經過控辯雙方質證后才能作為定案依據，從而也談不上證據確實、充分。反過來看，如果要求提起公訴時證據真正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與法院有罪判決的要求完全一樣，設立辯護人制度似乎沒有太多的意義，控辯式庭審方式只不過是一種形式。因而在這種訴訟模式下，要求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達到刑事證明的最高標準即定罪的證明標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將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等同于判決的證明標準，至少有以下弊端：一是易使控方站在審判者的角度處理案件，片面追求有罪判決率，使大量案件因證據不足作不起訴處理，造成對犯罪的放縱，導致國家控訴職能弱化甚至缺位。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實踐中，我國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不僅考慮手中的證據情況，往往還站在審判者和辯護方的角度對案件進行審視，只有在有十足把握確信可能被法院判定有罪時，才提交法院審判。因此，我國公訴案件的有罪判決率是相當高的。據某檢察院的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至2003年底，該院共起訴各類刑

事案件508件，被有罪判決506件，有罪判決率高99.6%，法院無罪判決率很低（在1%以下）。而從有關資料顯示，1985年到1988年間，英國刑事法院和治安法院無罪判決的案件比例分別從16.7%和12.5上升至17.6%和23.8%。[1]二是易使檢察機關為確保在起訴前證據達到定罪標準，可能采取一些有違刑事訴訟法的做法，例如庭前就證據與法官溝通，或放任公安機關使用其他手段獲取證據，影響了刑事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將起訴證據標準拔高到與有罪判決證據標準相一致是不合法理的。

（二）過于追求客觀真實

我國傳統證據理論認為，案件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因而也是可以認識的，是認識論的樂觀主義，認為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實，就是“事實本身的真實，也即事實的真情，事實的真相”?！八痉C關所確定的事實，必須與客觀上實際發生的事實完全符合，確實無疑。”[3]并且認為，“從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實，通過正確地收集、分析證據，是可以查清的?！盵4]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也規定，公、檢、法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強調“忠于事實真相”。認為每一案中的定案證據，都應當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而由這種證據所證明的案件真實，應當是一種絕對確定的客觀事實。因此，有人提出我國現行的證明標準應以“實事求是”命名。[5]應該說，這種探求客觀真實的愿望是好的，但這畢竟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司法境界，用這種可望而不可求的理想境界來作為具體訴訟中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顯然是不合適的。這種樂觀主義的認識，似乎忽視了訴訟的具體條件和個案的不同情況，是對可知論的機械搬用而非辯證應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人的認識是絕對的，同時又是相對的。恩格期在《反杜林論》中明確提出：“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須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時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和每次的實現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盵6]可見，我們對具體案件事實的認識都是認識的“個別實現”，都是接近于案件真實的“相對真實”，而不是“絕對真實?！逼浯危V訟證明作為一種回溯性的證明，它是司法人員根據法律的規定，運用合乎法律規定的證據，以推論的方式對已經發生過的具體事件加以“再現”。這種證明必然受到證明主體、證明客體、證明時空和資源以及證明程序和規則等限制，不可能在本原上再現或重復案件事實本身，最多也只能是一種接近于“客觀真實”的法律意義上的“真實”。再次，訴訟的目的是正確解決事實爭議和法律爭議。實現這一目的，當然要以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為基礎，但發現事實真相并不是刑事訴訟的唯一追求。刑事訴訟不僅是實現刑罰的工具，它還有自身的目的：通過程序正義實現社會正義，“現代訴訟證明，不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實，使辦案人員主觀對案件客觀事實的認識盡量符合或接近客觀事實真相，使證明的途徑和程序符合現代司法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義性、合理性、公平[2]

性?！盵7]筆者認為，在法治社會中，確保程序上的公正與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同樣重要。追求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容易使司法人員為追求客觀真實而不擇手段，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和超期羈押比較普遍的現象即證實了這一點。

（三）注重證明標準的客觀性，否認其主觀性

強調證據的客觀性，強調案件事實的客觀方面。主張證明結論應當是排他的，唯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懷疑”等帶有主觀色彩的概念來限定和解釋排他性。這種注重客觀而不注重主觀的態度，強調從客觀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有利于防止偏重于主觀而容易導致臆測和隨意性的弊端，但另一方面，走向客觀主義而忽視訴訟證明的主觀因素，難免造成認識的偏頗。應當看到，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畢竟不是實驗定里的科學實驗與技術驗證，而是依據一定證據所進行的主觀思維過程。如我們過去在證據理論和司法實中也常說，證明結論應當具有排除其他可能的“排他性”，而進一步探討，這種“排他”也并非絕對排除任何可能（包括似是而非的，主觀臆測的可能），實際上只是在司法人員主觀上排除合理懷疑，即合理排除其他可能性。因此，“排他”之他，即為“合理懷疑”。因而從本質上看，“排他性”是一種帶有主觀性的要求，只是我們過去礙于客觀主義的立場未作深究，未予承認而已。

（四）影響司法機關各自職能的發揮

在刑事訴訟中檢、法兩家要在各自履行職能基礎上使案件的處理能夠上下街接得當，最終達到共同查明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因此，檢、法兩家職能不同、任務不同，強調檢察機關起訴證明標準與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應當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和法院審判職能的充分發揮。公訴職能中最主要的是依照證據、法律的前提下對犯罪案件提起訴訟，從而引起審判程序的開始。當檢察機關及檢察官在分析現有證據的基礎上內心已確信被告人已犯罪且應當受到刑事處罰時，既使存在某些影響定罪量刑的不確定因素，一般也應提起公訴，通過審判程序進一步查證，由法院作出最終判決。否則，如果證據有點問題就不向法院提起公訴，就會喪失一次進一步查證的機會，使罪犯逃脫法網，就會造成打擊不力，執法不嚴。同時，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和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相同，使大家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用審判結果作為衡量公訴工作質量的觀念，這嚴重制約著公訴工作的發展。在新的抗辯式庭審方式下，對抗因素增大，起訴結果的不確定因素逐步增多，法院判決取決于控辯雙方的證據，而非檢察機關單方面提供的證據。因此，不能用最后審判的結果來反證起訴時對證據標準的掌握是否正確。

經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檢察院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關于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的有關規定亟待改革，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的標準相一致的規定，值得商榷。

三、對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的認識及完善其規定的構想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的規定比較簡單，特別是公訴案件提交法庭審理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更是司法實踐中難以把握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41條、162條之規定，提起公訴與法院判決的證明標準均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規定得比較抽象、概括。其內涵是否同一，認識不一。提起公訴的標準區別于判決標準，已是目前國內多數學者及檢察機關的許多同志的共識。筆者認為，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低于定罪量刑的證明標準，且不應再以客觀真實為標準。理由是：其一，從比較研究看，這種區別是各國的普遍做法。如國外以“排除合理懷疑”或建立“內心確信”為定罪標準，而起訴標準則是“合理的根據”（美國），“有犯罪嫌疑”（日本），“足夠的嫌疑極有可能被判定有罪”（德國），“根據充分的理由估計被告人 將來可能被確定的罪行，即可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法國）等，與定罪標準都有一定區別。其二，從檢察機關的性質和功能看，檢察機關應當是一個能動的積極的維護國家法律程序的機關，它應當對于具備起訴條件的一切違法犯罪者進行追訴，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法制。降低起訴證明標準，有利于檢察機關職能的發揮。其三，從公訴與審判的關系看，因為控訴與辯護這種“相對制度”的存在，國家法制允許某種程度的無罪率，否則，就成了控訴決定一切?；蛘呦袢毡緦W者所說，刑事司法成為“檢察官司法”。這就意味著允許檢察官對某些可能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提起公訴，然后由法院來做最后把關。其四，從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看，我國審判方式改為控辯方向法庭舉證的所謂“控辯式”訴訟以后，辯護的空間擴大，辯護性證據的產生可能增加公訴后果的不確定性。鑒于這種情況，應當采取積極的起訴方針，盡量對可能起訴的案件提起公訴，因為起訴后還可以爭取獲得新的定罪證據。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規定存在過于簡單且缺乏可操作性、現實性、針對性的弊端。我們應當適應司法實踐的要求和訴訟理論的發展，結合司法實踐和國外相關理論、做法，兼容現實標準與理想要求，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完善其規定，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筆者就此提出如下思路：

（一）改變目前要求達到“客觀真實”的起訴證明標準，從而建立一個適當的主客觀相結合的證明標準，使之具有明確性與可操作性

要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要求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必須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犯罪事實，這是任何國家刑事起訴制度的一個基本要求。如英國指導檢察官從事檢控工作的準則規定，檢察官在考慮是否提起訴訟時，應首先確定證據的充分性，即確保有可采納的實質性的充分的和可靠的證據證明某一特定的人實施了法律規定的刑事犯罪，否則不應提起訴訟或繼續訴訟。美國多數州的法律規定，檢察官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是具有“蓋然性理由”，其含義是檢察官要有足夠的證據，認為該嫌疑人確有可能實施 了指控的犯罪行為。[8]在法國，預審法官經審查，根據充分的理由估計被告人將來可能被確定有罪，即可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對于所指控的犯

罪行為已有足夠的事實根據證明存在犯罪的嫌疑。對于這個標準，德國刑事訴訟法學家斯密特教授解釋為：“有足夠的不利被告人的證據，可以正當地要求被告人在法庭的公開審判中回答對他提出的指控。因此，檢察機關是根據充分的重大嫌疑對他提起公訴的?！盵9]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要求檢察官嚴格掌握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要求“根據確定的證據有相當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決，反之不得決定起訴”。對于檢察官提起公訴應具備的證據條件，日本法學界曾展開過激烈的爭論，共同的認識是：檢察官起訴必須具有一定的證據，檢察官在完全不具備有罪證據或證據極不充分的情況下提起公訴，是濫用職權的行為。[10] 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檢察機關濫訴，侵犯人權；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則化，那又不利于追訴犯罪，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在確定這一標準時，應堅持考慮兩項基本原則：一是證明標準應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理由是：提起公訴的證明活動，是在法律框架內進行的，不僅僅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再認識過程，更是檢察官的主觀判斷的活動。證據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是判斷案件的依據，需要有判斷者檢察官的主觀感受。無論是英美法系的“惑然的理由”、“排除合理懷疑”，抑或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充分的理由估計”、“內心確信”，無疑都要求判斷者主觀上的認識。二是要從檢察機關行使公訴的職能與任務出發，以交付審判為落腳點。確立證明標準的意義在于指導辦案，因此，證明標準應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實際價值，而不是含混的、原則的。具體而言：（1）從客觀上說，并不要求檢察機關掌握的證據能夠達到“客觀事實”的證明標準，只是要求檢察機關應掌握“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案件的基本事實。所謂“足夠的證據”可以從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夠據以確認一定事實的基本證據已經收集，并且基本證據之間能相互映證，沒有根本的、不能解釋的、無法解決的矛盾。②收集的證據能夠使案件基本事實清楚，即對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的事實都有相應質量與數量的證據證明。根據現有的證據，有定罪的較大可能性。（2）從主觀上講，要求根據現有證據，能夠使辦理案件的檢察官形成相應的內心確信，有合理的理由應提起公訴。證據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是判斷案件的證據，需要有判斷者的主觀感受。

（二）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不能太高，不要求必須達到法院判決所要求的證明程度，實行有區別、有層次的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可從三方面進行把握與適用

究竟多少證據才是“足夠”，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這里所說的“足夠”要低于刑事案件判決的證明標準。大家知道，英美法系刑事判決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大陸法系的證明標準是“內心確信”，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二者不過是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刑事判決證明標準的不同表述，其實質是相通的，具有同質性。從概率上講，有些學者認為二者的準確率應該在90%以上。對此，美國法學界普遍認為，法庭對案件事實的重建不可能達到100%的準確，“排除合理懷疑”實際上已經是一種很高的證明標準了。作為刑事判決的前一階段，檢察官決定提起公訴當然不必達到如此高的證明標準，因為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并等于肯定被告人有罪，也不會產生象

有判決那么嚴重的后果。為此，美國學者將不同階段的證明標準分為七個級別：第一個級別最低，為“無意義的證明”，指沒有具體事實依據的猜疑，只允許司法機關采取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二個級別是合理根據，指嫌疑人確實有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三個級別是蓋然性理由，或合理性理由、可能性理由，指嫌疑人具有實施犯罪實質的可能性，適用于逮捕罪犯的決定；第四個級別是優勢證據，指根據已掌握的證據，嫌疑人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大于沒有實施犯罪的可能性，適用于交付預審等決定；第五個級別是表見證據或表面證據，指根據公訴方的有罪證據，可以排除合理懷疑，證明嫌疑人有罪，是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第六個級別是排除合理懷疑，是刑事訴訟中證明有罪需達到的標準；第七個級別是最高，是絕對有罪的證明，一般學者認為，這種標準很難達到，也沒有必要。[11]實踐中，美國司法界也基本是這樣做的。英國對起訴的證據要求也低于判決，相對于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起訴時的一般要求只具有“或然的理由”。英國總檢察長1983年發布的《刑事起訴準則》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構成刑事案件的證據還必須考慮是否會合理導致有罪判決的結果，或考慮在一個依法從事的無偏見的陪審團審判時，有罪判決比無罪開釋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有人將其稱為“百分之五十一規則”。日本法學界也認為，檢察官起訴時所依據的證據不一定要達到法院有罪判決所要求的證明程度。日本檢察實務中，將有犯罪嫌疑作為起訴的條件。解釋何為“犯罪嫌疑”時稱，“被嫌事實，有相當大的可能做出有罪判決時，才可以認為是犯罪嫌疑”。

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是在何種程度呢？我們知道，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公訴機關，其職責就是代表國家追訴犯罪、指控犯罪，它作為控方，與辯、審兩方共同構成了現代刑事訴訟的大三角格局。從追訴犯罪的職責出發，一般來說，只要有證據證明嫌疑人有犯罪嫌疑，檢察機關就可以提起公訴。但是，刑事訴訟畢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訴訟，它關系到當事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權。尤其是在公訴案件中，舉證責任原則上由檢察機關承擔，檢察機關不但要運用證據說服法官接受自己的控訴主張，而且還要有證據或合理的理由駁倒對方的合理辯解，使法官對自己的控訴主張形成內心確信，否則就要承擔因證明不力而敗訴的風險。而被告人和辯護方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形（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外，不承擔舉證責任，他只要反駁和辯解控方的主張不成立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因此，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又不能定得過低。

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不宜定得過低，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中，缺少類似于英美等國家“陪審團”或“預審法官”這樣的“案件過濾環節”。在英美法系，檢察官享有的只是請求審判的權力，案件是否交付審判，則由“陪審團或”“預審法官”決定，即除非“陪審團”或“預審法官”相信起訴有充分的根據，否則，案件將不會交付審判。在我國，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對于提起公訴的案件，只符合“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人民法院即應決定開庭審判。如果起訴證明標準定得過低，會有不少弊端：一方面會使移送法院的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容易造成訟累，加大訴訟成本；

另一方面會導致錯誤起訴率上升，使一些無罪的人被錯誤起訴，會給嫌疑人造成精神上的傷害，侵犯其合法權益。同時，如果錯誤起訴率上升，也會有損耗司法行為的嚴肅性，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因此，檢察官在做出起訴決定時，在案件證據上必須達到這樣的程序：雖說不一定確保得到一個有罪判決，但是，檢察官在將一起刑事案件送交法庭審判的時候，起碼應該有信心贏得這場訴訟，或者說他應該相信法庭做出有罪判法的可能性大于無罪判決的可能性，否則他就不應該提起公訴。在達到這種確信程度，檢察官就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的控訴主張。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可確定為：檢察官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被告實施了犯罪。

結合辦案實踐，對這一標準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把握和理解：

1、在客觀上，首先是所指控的犯罪的各個構成要件事實均有證據證明；其次，據以定罪的證據一般能有相應證據予以印證即不是“孤證”，或者該證據雖然沒有相應證據予以印證，但依據常理或者慣例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如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問題，如果被告人和有關方面沒有提出異議且無明顯體征差異，以戶口簿的記載為準，即可排除合理懷疑，但這并沒有絕對排除戶口簿的登記錯誤或被人為改動的可能性；第三，據以定罪的各證據間及其內部不存在根本的不能解釋或難以解釋的矛盾，即它們的證明方向和證明結果基本上是同一的——指控被告人有罪。這就是說，在證據體系中，可以允許證據間存在矛盾，只要是檢察官認為屬于非實質性矛盾或可以得到合理解釋即可；第四，對被告人的辯解有證據或合理理由予以反駁。

2、在主觀上，即從內心確信角度，檢察人員在現有證據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經驗、理智和常理以及辦案的整個過程，通過對案件證據的親身感受，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真誠的”相信犯罪嫌疑人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如果檢察官自己對案件尚有疑慮，就不能提起公訴。這與美國提起公的證明標準——表見證據基本上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排除合理懷疑”，是檢察官根據手中已掌握的有罪證據所作出的判斷，不同于法官在經過法庭抗辯后所作出的“排險合理懷疑”，因此，它與英美國家定罪的證明標準是不同的。

3、從對訴訟結果預測角度，根據現有的證據，被告人很有可能被判有罪。由于起訴后是否定罪判刑的不確定因素很大，檢察官在起訴時應當充分考慮辯護證據對事實認定的影響，考慮審判過程中案情可能性的大小。一般情況下，只要考慮了這些因素，特別是考慮到手中的證據經過辯方“攻擊”后，仍有較大的定罪可能性，就可提起公訴。

從蓋然性的角度來講，“有足夠的的證據”的證明標準其實就是一種“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所謂“高度蓋然性，”是指證據能保證控方單方立論成立。[12]為什么控方單方立論成立仍屬于“蓋然性”呢？這是因為在刑事訴訟中，法庭才是最終發現法律真實的場所，證據只有經過庭審質證、對抗的檢驗，才能被采信，才能說是確實充分的。在檢察機關單方立論成立的情況下，雖然各構成要件事實已有證據證明、對現存的無罪辯解已有證據反駁，但證據能否被采信、證據是否充分、反駁能否推翻辯護意見等問題，還未解決。因此，這時的證據還不可能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而只能得出蓋然性的結論。但同時，由于這種蓋然性是高度的，它存在著向確定性轉化的可能。如果證據在法庭上經受住質證的考驗，抵御住對方的“攻擊”而為法庭采信，它就會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轉化為確定性或真實性。應該說，這一標準也是不低的，而且是必要的。

（三）要完善證明標準的規定,應樹立疑難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判的觀念 一般而言，檢察官認為有足夠的證據或證據達到“高度蓋然性”時，就應將案件提起公訴。但還必須考慮到一種特殊情況，這就是重罪案件，特別是侵犯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人身權利的重罪案件。筆者認為，對這類案件的處理，可借鑒美國的做法，即降低這些案件的起訴證明標準，規定只要檢察官認為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被告人應當接受 法庭審判，證據達到優勢證據的標準，就可以提起公訴。這主要是由于這類案件社會危害大，社會反響強烈，如果由檢察官作不起訴處理，會嚴重損害法律的公正性。同時，降低對它們的起訴標準，也可以加強對嚴重暴力犯罪的打擊力度。此外，為加強對暴力犯罪的打擊，減輕檢察官的起訴負擔和成本，美國法律還強調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的起訴。美國法律家協會制定的《刑事檢控準則》第9條規定：“對于那些嚴重威脅社會公眾的案件，好使檢察官所有的司法管轄區的陪審團往往對被控犯有這類罪行的人宣靠無罪，檢察官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訴”。一些州還對不同性質的犯罪采用雙重起訴證明標準。如在華盛頓等州，對于侵犯人身權的暴力犯罪，法律要求的起訴證明標準比較低，公訴方只要有足夠的證據讓法庭相信被告人應該接受審判，就可以提起公訴；而對于侵犯財產權利等其他犯罪，法律要求起訴人證明標準則比較高，公訴方必須有足夠的證據使有罪判決成為可能時才能提起公訴。

為此，就要求檢察人員必須樹立起將疑難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決的觀念，要敢于承擔敗訴的風險。根據訴訟職責劃分，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準確有力地指控犯罪，對案件的裁決則是法院的事，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終裁判者。再者，從維護程序公正的角度，也應該將一些疑難的案件交付法院審判。因為案件在提起公訴前，基本上處于控方控制下的封閉狀態，缺少中立方的介入和辯方的抗辯，控方即使實際處理得很公正，外界也會認為不公正，因為程序需要公開性。因此，檢察機關在辦理這些案件時，只要認為被告人確已實施了犯罪且應當受刑事處罰，即使在某些環節上存在影響定罪的不確定因素，原則上也應提起公訴，是否構成犯罪，應由法院來裁決。如果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指控的犯罪事實，可根據刑訴法第162條第3項的規定，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四）要完善證明標準的規定，需改變檢察機關的工作評價標準

如何看待公訴機關起訴后被法院判無罪的所謂“錯案”？在司法實踐中，有很多是將法院作出的有罪與否的判決作為公訴機關提起公訴正確與否的衡量標準。根據本文的上述觀點，這種衡量標準是不妥當的。在提起公訴階段，常常存在某些影響定罪的不確

定因素，但是公訴機關在充分收集證據、準確估量控訴行為的法律效果的基礎上，仍應當作出起訴決定。即使法院最終否決了有罪指控，也不能將檢察機關的決定定性為“錯誤”，因為犯罪事實并不總是確定不移、易于把握的，而且審判的結果并不一定是衡量起訴質量的標準。判決結果受偵查取證的影響、受審判中舉證和調查的影響，取決于雙方的證據而非檢察機關單方面提供的證據，而且由于辯方的示證與質證，使得法院據以判決的證據范圍擴大，影響判決的因素大大增加，有一些是檢察機關難以預料和把握的，在這種情況下僅因判決結果與公訴意見相反就苛責檢察機關，將其正當的犯罪控訴行為定性為“錯誤”是不大妥當的。

國外的做法是，只要按照法律程序公正地處理案件，就不應追究辦案人員的辦案責任。筆者認為，這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國錯訴的界定應以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故意違反訴訟程序等故意行為和執行程序法的過程中因玩忽職守導致的錯訴為限，那些因對法律的理解、證據的認識和取舍不同而導致的敗訴不能認定為錯訴。特別是不能將法院的無罪判決作為認定錯訴和考核起訴質量高低的依據，這種以下一訴訟階段的處理結果作為評價上一訴訟階段工作優劣的做法是荒謬的，它違反了訴訟規律，必須予以糾正。

（五）大膽行使公訴權，維護法律尊嚴

在我國，檢察機關是唯一行使公訴職權的機關。檢察機關能夠有效地保證國家追訴犯罪的主動權，以更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保護受害人的正當利益，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實現真正的法治。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公訴權，正是要求其積極的發揮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作用，過分的抑制公訴權的發揮，使其瞻前顧后，使一部分犯罪分子逃避了刑事責任的追究，客觀上不利于人民利益和社會秩序的保護。因此在確認起訴與判決的標準有區別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應采取積極起訴的方針，對一切需要起訴、能夠起訴的案件提起公訴，當案件證據中有某些弱點，是否起訴可能會有爭議時，也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提起公訴，大膽行使公訴權，維護法律尊嚴。

綜上，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兩家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確保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在刑事訴訟中檢、法兩家要在各自履行職能基礎上使案件的處理能夠上下銜接得當，最終，達到共同查明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因此，檢、法兩家職能不同、任務不同，對證據要求也不同。法院的判決是對案件、被告人的最后定性，其證據要求應當是最高層次的，而檢察機關只是代表國家對被告人提起公訴的法律監督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據要求是基于公訴時所獲取的證據材料，是一種階段性的要求，其作用是引起審判程序的開始以及控訴犯罪，它與判決時總結全案提出的證據要求是有區別的。要確立與完善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一定要關注刑事訴訟的目的，即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和保護人民，我們看到過高的標準往往束縛檢察機關的手腳，影響其發揮追訴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責。因此，在確定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時，應當做到寬嚴適度，全面兼顧刑事訴訟的目的。

參 考 文 獻

[1] 江禮華等主編，《外國刑事訴訟制度探微》，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2] 何家弘主編，《證據學論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3] 巫宇蘇主編，《證據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

[4] 張子培主編，《刑事訴訟法教程》，群眾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2頁。[5] 龍示智，《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法學研究》1996第6期，第119頁。[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7頁。

[7] 卡建林：《略論我國證據制度的理論基礎》，《人民檢察》，2000年第11期，第50頁。[8] 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頁。[9] 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頁。[10] 何家弘主編，《證據學論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

[11] 陳衛東譯，《美國刑事法院訴訟程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12] 樊崇義著，《刑事證據法原理與適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1年版，第14頁。

第三篇：論刑事訴訟證明標準

淺析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

摘要：證明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其自身內容豐富、觀點繁雜，證明標準在不同法系國家的理論體系與實踐中都存在著一些差別。證明標準是證據制度的核心，對訴訟實踐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分析證明標準基本理論基礎上，比較兩大法系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對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刑事訴訟；證明標準；自由心證；排除合理懷疑；

一、證明標準的涵義

證明標準是證據制度的核心，與訴訟理論和實踐緊密相聯。陳光中教授認為，證明標準又稱證明要求、法定的證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規定認定案件事實所要求達到的程度或標準。

學界通說認為，證明標準即法律規定的負有證明責任的主體運用證據證明待證事實所要達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斷案件事實的證明是否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明力的尺度。證明標準既然是裁判者認定當事人主張事實的標準，也即當事人判斷其應當將證明進行到何種程度的標準。這樣就不會有證明標準僅適用某些證明對象，而不適用其他證明對象的問題了，所以更加科學合理些。

二、國外關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規定

大陸法系國家，基于法定證據制度的教訓建立起自由心證制度，英美法系國家則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礎上建立以陪審團制度為核心的證據法規則。

(一)大陸法系的證明標準

大陸法系的證明標準為自由心證制度，是指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實的認定等，均由法官根據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斷，在內心形成確信的證據制度。法國法學界對其有過非常經典的論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審團說出他們獲得確信的途徑方法??法律只向他們提出一個能夠包含他們全部義務的問題：‘你們是真的內心確信嗎？’”

與法定證據制度下的刑事證明標準相比，“自由心證”充分調動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更具靈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發現案件事實、保障司法公正。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證下的法官幾乎全權掌握事實認定的法槌，法官個人的認知能力、法律素養和對案件的了解程度成為認知案件事實的關鍵因素。“對于有高度正義感、法律素養良好、智識甚高的法官來說，能夠正確認定事實、實現公正，而對其他法官來說則基于自身條件限制，難免會發生認識錯誤導致誤判，因此‘自由心證’只是一個概括性原則，有利于法官主觀認識能力的發揮，但對證據證明所達到的符合案件事實的客觀性則要求不足。”

(二)英美法系的證明標準

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對于排除合理懷疑內涵，至今未有統一的說法。美國學者布萊克認為，是指全面的證實、完全的確信或相信一種道德上的確定性；作為理性的人，陪審團成員在根據有關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實施的證據進行推理時，是如此確信，以至于不可能做出其他合理的結論。亦有學者持如下觀點：所謂排除合理懷疑，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大決定時相信條件已經成熟并進而采取行動的心理狀態。

“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可操作性：案件已經發生，歷史無法重演，強求達到客觀真實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只能在現有證據和法律框架內排除合理懷疑，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觀真實。但“排除合理懷疑”只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如何做到“排除合理懷疑”，英美等國理論與司法實踐中均無明確具體的界定。

三、我國關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和證明標準的規定過于原則籠統，操作性不強，不利于實踐運用。對刑事證明標準進行研究，不僅是完善證據制度的需要，也是適應控辯式庭審方式改革、指導刑事訴訟實踐的當務之急。

訴訟法學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關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界定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事實清楚是指事關定罪量刑的事實和情節都要查清；證據確實充分則是質和量的要求，即證據都必須查證屬實，所有證據必須與待查證的犯罪事實之間存在客觀聯系且有證明能力。我國證明標準相關的法律條文和論著都未對司法人員的主觀方面提出要求和設立標準，而是一直強調證據的客觀性和客觀方面，要求在使用證據認定事實時不反求于內心，而要始終依靠客觀事實。

我國現行刑事證明標準以客觀性為認識支撐點，強調證據的客觀性，強調案件事實的客觀方面，而且以可知論為基礎，認為通過正確收集證據、分析證據，任何案件事實都可以查清，由確實充分的證據所達到的案件真實應是排除蓋然性因素的絕對確定的客觀事實，這未免太理想化，且只重視客觀，忽視了主觀，沒有做到主客觀相統一?！鞍讣聦嵡宄?，證據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的、總體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和可操作性的標準。客觀真實是刑事訴訟追求的終極目標和理想，卻不是證明標準，將存有歧義的表述作為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不利于案件的快速準確處理，甚至造成冤假錯案。為了準確處理案件，實現法律正義和人權保障，確立明確合理、便于操作的證明標準，實為當務之急。

四、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不足和完善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刑事訴訟法》第129條、第137條、第141條、第162條則明確規定偵查終結、審查起訴和作出有罪判決都必須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根據以上規定，理論實務界一般將“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作為我國刑事訴訟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適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所有的訴訟階段。從案件類型上講，無論是死刑案件還是普通刑事案件，無論是重大復雜的案件還是簡單案件，無論是依據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還是依據簡易程序審理的簡單案件或認罪案件，證明標準都要求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從訴訟階段上講，除了立案階段的標準為“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 責任”外，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有罪判決都要求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從證明對象上講，無論是犯罪構成方面的事實還是程序法上的事實，無論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還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實，無論是定罪事實還是量刑事實，證明標準并未作區分，司法實踐中一律套用“證據確實、充分”標準。我國嚴格要求所有案件、所有階段、所有案件事實要達到“確實、充分”程度，盡管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證明標準不統一而導致的司法擅斷．但另一方面卻反映了我國證明標準的粗放與不科學。

“標準”是衡量事物的尺度，證明標準最終要起到規范指導的作用，理應清晰、易于把握、力求精準。我國當前的證明標準，過分強調客觀，操作性不強，不利于實踐的運用。筆者認為可以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外證明標準的合理之處，從主客觀相結合的角度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即確信其罪，排除其他可能性。這一標準正反兩面出發，兼顧證實與證偽，可操作性更強。

2012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也體現了這一點，其中的十七條將將我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中的“證據確實、充分”解釋為：“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英美法系刑事訴訟有罪

判決的證明標準已經有很長歷史和較完備的解釋，但在我國立法文件中出現尚屬首次。

在不同的訴訟、同一訴訟的不同階段、不同證明對象，所需要的認知程序是存在區別的，其證明標準也存在區別。我國證據制度與證明理論仍在發展過程中，還沒有構建起一套完整的證明標準體系，籠統地將證明標準規定為“確實、充分”是不全面的。因此，我國引入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僅僅是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改革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結合我國司法實際，針對不同的訴訟階段、不同的案件類型、不同的證明對象設定不同的證明標準，構建起一套既符合認識規律與訴訟活動規律又契合我國司法實際的證明標準體系。

參考文獻：

[1]陳光中主編.刑事訴訟法學[M].北京;中國敢法大學出版社.1992

[2]陳一云主編.證據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3]陳永生.排除合理懷疑及其在西方面臨的挑戰[J].中國法學.2003(2).[4]龍宗智.試論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J].法學研究.1996(06).[5]汪海燕,范培根.論刑事證明標準層次性.[J]政法論壇.2001(5).[6]洪源著.刑事判斷證據標準論.[M]現代出版.1992.

第四篇：關于完善我國提起公訴證據標準的幾點反思

關于完善我國提起公訴證據標準的幾點反思

一、引言

人民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是以國家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請求人民法院審理并對被告人判處刑罰。提起公訴的決定一經作出，就會產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這不僅限定了人民法院審判的范圍，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針對特定公民的刑事追究程序正式啟動，使被告人處于被追訴的地位，其自由、財產乃至生命面臨著被剝奪的危險?？梢哉f，提起公訴是刑事訴訟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階段，這不僅關系到國家的法律能否得到正確地實施，而且直接關系到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能否得到政府的尊重與保障。然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似乎顧慮重重，作法很不統一：一方面，人民檢察院極力追求起訴的成功率，強調有罪判決率，對沒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訴。此舉極易導致對大量犯罪，特別是重大的犯罪疏于追究，不利于國家法律的貫徹實施；另一方面，檢察機關有時又濫用公訴權，對一些明顯不具備起訴條件的案件或根本就無望獲得有罪判決的案件提起了公訴，從而進入了實體審理，既極大地浪費了國家有限的司法資源，又導致被告長期被羈押，徒增了訟累，甚至造成冤假錯案。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狀況呢？說到底就在于沒有確立一個科學而完善的公訴的證據標準。所謂公訴的證據標準，是指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后，決定提起公訴時所掌握的證據需要達到何種程度才可以決定向人民法院起訴。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規定的不科學性并缺乏具體操作性，而且學界對于這一問題又缺少很深入的研究，從而導致司法實踐中的一些混亂現象。在此，我就這一問題談談我的個人的一些看法，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大家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二、我國現行刑訴法對起訴證據標準的規定及其反思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庇纱丝磥?，我國法律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應當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所謂“犯罪事實清楚”，是指構成犯罪的各項要件以及定罪量型的各種情節都必須是清楚的、真實的。而“證據確實充分”是對用以確定案件事實證據的質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證據都必須是已查證屬實，并且案件事實的各個要件都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證明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證據形成一個閉合的鎖鏈。由此得出的結論具有唯一性、排他性。這種證據標準往往又被人稱之為“客觀事實”的證明標準。

以“客觀真實”作為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其實這一標準與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時所適用的證據標準是一致的，這已引起了法學界廣泛的爭議。那么該如何評價這一證據標準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兩種主要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我們應當堅持而不應當降低現行法規定的公訴證據標準，它要求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要慎之又慎，有利于保障人權，防止冤假錯案，并認為“中國法律對于提起公訴要求較高的證據標準，是與中國特有的訴訟構造和證據規定相適應的。在流水作業式的訴訟構造沒有得到切實充實以前，中國現行法規定的公訴證據標準應與定罪的證據標準相同，決不能輕易降低！”[1]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我國的公訴證據標準太高，不切實際，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也不利于節約訴訟成本，不符合法律適用中的及時性原則；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講，移送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并不能決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命運，為了兼顧訴訟效率，沒有必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2]主張“只要人民檢察院認為案件已達到定罪標準，有定罪的可能，就應當起訴”。[3]還有學者認為，刑事訴訟是一個漸進過程，是有層次性的，在立案、逮捕、偵查終結、提起公訴與判決各個階級應有不同的程序證明標準，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不能等同于定罪證據標準。[4]對于第一種觀點，就目前的現狀而言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認為這一觀點有著理想化的傾向，又過于原則性，不能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不利于全面地實現刑事訴訟目的。從整體而言我更傾向于第二種觀點。在此，我認為，要把握與完善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就應當對下面的一些問題予以關注與反思：

1、在確立提起公訴證據標準時，一定要注意對刑事訴訟的兩大目的，即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進行全面而慎重地權衡。刑事訴訟目的是整個刑事訴訟的靈魂，對具體訴訟程序的設計起導向性作用。在現代法治國家中已確立了刑事訴訟的兩大目的：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要求兼顧兩者平衡，而不能只片面強調一個方面。[5]由于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提起公訴，是以強大的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無論是對于維護社會秩序還是對于保障公民權益都會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檢察機關必須要正確運用其這一職權，而要正確運用這一權力，又必須設立適當的證據標準：如果這個標準過寬過低，對許多顯然證據不足的案件提起了公訴，那不僅會浪費國家司法資源，更重要的是會嚴重損害公民的人權，這與保障人權的刑事訴訟目的及國際人權保障的基本要求是相違背的；相反，如果這個標準過高過嚴，檢察機關在行使公訴權時就會過分謹慎，求全責備，不敢冒任何風險，這會使一些應該打擊而且有可能定罪的罪犯逃脫法網，甚至會放縱一些犯罪性質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犯罪分子，這又明顯背離了懲罰

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刑事訴訟目的，也背離了檢察機關的職責要求。目前我國以“客觀真實”作為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雖然在保障人權，防止將無辜的公民帶入審判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一過高的標準往往又會束縛檢察機關的手腳，影響其發揮追訴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責。因此，在確定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時，應當做到寬嚴適度，全面兼顧刑事訴訟兩大目的。

2、確立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應當適應庭審方式的變化并要注意觀念的轉變。在過去，法院庭審實行“書證中心主義”，其審判基本依據是檢察院提供的案卷，一般情況下，這些案卷中形成的證據足以決定被告人的命運。因此，要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與法院的有罪判決的證據標準相一致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確立了以法官中立、控辯雙方積極對抗為特征的新的庭審模式。這時，由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訴訟權利的擴大，庭審對抗性的增強，庭審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大大增加，這導致起訴與支持公訴的難度加大，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經庭審后，其主張未必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并產生有罪的判決。在這種背景下，抬高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以至于等同于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據標準，顯然是不合時宣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提起公訴也并不意味著案件的終結，檢察機關只要在刑事訴訟中盡力量發揮了職能作用，有理有據地提起了公訴，就不應當有其他過多的顧慮。畢竟，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終裁決者，審判的結果不是衡量起訴質量的唯一標準。因此，只要檢察官盡其所能，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就不能根據判決結果予以苛責。

3、確立提起公訴證據標準，還存在著一個由誰來評價與審查的問題。公訴權的發動直接關系到懲罰犯罪與保障公民人權的刑事訴訟雙重價值。為防止無故不提起公訴，更為了防止無根據地決定公訴或惡意追訴，要求從立法上明確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不僅是控訴機關所自行掌握的“行業標準”，而且應當在進入實體審判前對其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一定的司法審查，確保提起公訴的合法性。因此，對一個案件是否應當提起公訴，是否達到起訴的證據標準，要引入司法審查，這既可以防止惡意追訴，侵犯人權，又可以使一些明顯不能定罪的案件及早分流，節約司法資源。在當前，由于庭審制度的改變，對公訴案件的審前審查由實體審查改為程序審查，只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法院就應當開庭審判。這也就是意味著對于檢察院提起的公訴案件，法院沒有權力在開庭前就其是否達到法定的證據標準進行審查。這樣，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便成了檢察機關自行掌握“行業標準”。公訴權也就成了一種失去制約的國家權力，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因此，完全應當在檢察機關之外設立一個獨立的機構。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判斷是否達到法定的證據標準。

三、借鑒國外的相關經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內學術界目前對于我國應采用怎么樣的提起公訴證據標準有著不同意見，在此，我們可以先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了解一下國外的相關經驗，從而為我國公訴證據標準的完善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通過成文制定法明確檢察機關對于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而英美法系則往往通過一系列的判例、單行法規或者是一些行業的規則對此作出規定。盡管兩者在表現形式、話語表達和具體操作上有諸多的不同之處，然而通過了解與比較，就可以發現，對于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及相關的作法上，有許多共同的地方：

1、提起公訴是件很慎重的事，要求檢察機關在作出起訴決定時必須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法國法規定，檢察官在決定起訴時，應以追訴的合法性與適當性兩方面進行審查，要求檢察官有“明顯理由”認為發生了犯罪；德國刑事訴訟法則明確起訴必須有“足夠的事實根據”，也就是“有充分的犯罪嫌疑”，很有可能被法院判決有罪；日本則要求檢察官嚴格掌握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要求“根據確定的證據，有相當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決，反之不得決定起訴”；英國的《皇家檢察官條例》要求“檢察官必須確信對每個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項指控都有足夠的證據提供現實的定罪預期”，正如英國總檢察長1983年發布的《刑事起訴準則》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構成刑事案件的證據，還必須考慮是否會合理地導致有罪判決的結果，或考慮在一個依法從事的無偏見的陪審團時，有罪判決比無罪開釋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倍诿绹?，其律師協會制定的《職業責任守則》規定：“在明知或顯然沒有合理把握支持指控的情況下，檢察官或其他政府律師不得提起或導致提起刑事指控。”

2、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不能太高，并不要求必須達到法院有罪判決所要求的證明程度。在大陸法系國家，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時必須根據已經合法調查的證據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內心確信”；在英美法系國家，法院對于進入正式審判程序的案件，由控方向事實的裁判者舉證證明，只有當控方履行證明責任達到“排除合理疑問”的程度時，事實的裁判者才能判決被告人有罪。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認為審查起訴時所依據的證據不完全等同于法庭審理時所可能提出的證據，檢察官在決定起訴時對于證據證明力的判斷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而且，起訴并不意味著偵查的終結，控方在決定起訴后仍可以繼續收集有關的證據。因此，沒有必要要求公訴證據標準必須達到最終足以定罪的程度。相比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時的“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或“內心確信”的證據標準，提起公訴時一般只要求達到“清楚和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有合理的根據”、“有明顯的理由”等證據標準，這顯然要低于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據標準。

3、與整個證明標準的體系相聯系，建立一個對不同性質的案件和案件的不同事實進行有層次的區分對待。根據英美法系證據法的規定，將證明標準的程度分為九種；①而大陸法系國家，則實行自由心證的證據制度，將心證劃分成四個等級，②針對不同的訴訟程序或訴訟行為，采用不同的證明標準。與其相適應，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而言，也往往針對不同性質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證據標準，體現了區分對待的原則：對于那些嚴重威脅社會的犯罪，要求采取更為積極起訴的態度，建立較低的證據標準，只要檢察機關盡量搜集的證據建立了“有根據的內心確信”或“蓋然的心證”，就可以提出公訴；美國的《刑事檢控準則》第9條規定：“對于那些嚴重威脅社會公眾的案件，即使檢察官所在的司法管轄區的陪審團往往對被控犯有這類罪的人宣告無罪，檢察了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訴”；而對較輕微的、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則設立較高的證據標準，如證據不是十分充分，可以轉為其他方式處理而不提起公訴，有利于保障人權并節約司法資源。同時，對于案件不同方面的事實也都有不同的證據標準，呈現出一個多層次的證明體系，而不象我國那樣要求整齊劃一的“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由于其規定十分繁瑣，在此就不予贅述。

4、普遍要求對提起公訴案件是否達到法定證據標準進行司法審查。為了防止檢察官或起訴律師無根據地決定起訴或者惡意追訴，對重罪案件在提起公訴后，實體審理之前進行司法審查，由職業法官、治安法官或大陪審團對控訴證據是否達到法定的證據標準進行審查。這種審查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審判過濾型”，即由法院對已經提起公訴的案件審查其是否有必要進入實體審理，防止將無需審判的案件交付審判，防止浪費司法資源和保障被告人人權，這大體上為職權主義訴訟的國家所采用；另一種為“公訴審查型”，即由中立的第三方——預審法官或大陪審團從證據方面對控方追訴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著重于保障被告人免受無根據的追訴，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國家基本上采用這一方式。雖然各國在審查的組織機構、內容、具體程序及審查后的處理上有所不同，但都竭力防止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僅僅成為檢察機關自己的“行業標準”，而且是一種必須接受司法審查的“法定標準”，既有利于及時追訴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權。

四、談談個人的幾點想法

任何訴訟程序的啟動都需要有相應的證據來支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同樣也需要有相關的證據。但要求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即掌握了“確實充分”的證據，并以此能夠查明所有的案件事實，這顯然不合乎訴訟規律，具有某種不現實性和理想化的傾向，正如有學者所言“極力探尋案件事實是司法的本能，是控辯雙方（尤其是控方）竭立發現的目標，但不能以無所不知的神的標準來要求司法工作者。應打破虛幻的美夢，讓客觀真實說走下神壇，走出人為編織的迷宮”。[6]那在我國應怎樣去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公訴證據標準呢？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下列談談個人的想法：

1、改變目前要求達到“客觀真實”的起訴證據標準，從而建立一個適當的主客觀相結合的證據標準，使之具有明確性與可操作性。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檢察機關濫訴，侵犯人權；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則化，那又不利于追訴犯罪，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在確定這一標準時，一定要把握好適當的原則。那么怎樣去衡量“適當”呢？我們可以從主客觀兩個方面把握：

（1）從客觀上說，并不要求檢察機關掌握的證據能夠達到“客觀事實”的證明標準，只是要求檢察機關應掌握“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案件的基本事實。所謂“足夠的證據”可以從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夠據以確認一定事實的基本證據已經收集，并且基本證據之間能相互映證，沒的根本的、不能解釋的、無法解決的矛盾。②收集的證據能夠使案件基本事實清楚，即對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的事實都有相應質量與數量的證據證明。根據現有的證據，有定罪的較大可能性。

（2）從主觀上講，要求根據現有證據，能夠使辦理案件的檢察官形成相應的內心確信，有合理的理由應提起公訴。證據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是判斷案件的證據，需要有判斷者的主觀感受。檢察人員通過調查證據與審查證據，依據自己的良心、社會經驗與職業道德，能夠建立對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內心確信?！叭绻k案人員自己都無把握，似是而非，對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還拿不準，存在疑慮，這樣的案件就不應起訴，因為自己都未真誠確信，又怎能說服法庭確認指控事實呢？”[7]當然，這種內心的確信，只是檢察官單方的，是“蓋然的確實心證”，與有罪判決時法官經雙方辯論后形成的“內心確信”或“排除合理懷疑”是有區別的。

2、應當針對具體案件，實行有區別的、多層次的證據標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講，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在提起公訴的問題，也應當體現區分對待的政策。主要表現在：

（1）對于性質不同的罪行區分對待。根據國外的做法，對性質越嚴重的案件，在起訴時越適用較低的證據標準。我們也可以學習這一經驗，對于那樣嚴重危害社會、影響十分重大的案件，比如當前十分猖獗的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殺人搶劫犯罪等，應采取更為積極的起訴態度，在盡量收集證據的基礎上，只要求檢察機關建立了有根據的內心確證，并有定罪可能，就應疑無遲疑地提起公訴。對于仍沒有收集到的證據與尚沒查清的事實，可以在提起公訴后繼續偵查收集、查明。這盡管會有很大的風險，但對于震懾犯罪分子，平息民憤，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有積極的意義；而對于較輕微的、社會危害性小的犯罪，如果證據不是十分充分，則可以轉為其他方式處理而不提起公訴，有利節約司法資源和保障人權。

（2）對于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行有差別的證據標準。在審查起訴時，對與犯罪構成相關的事實要求達到較高的證據標準，而對于那些與定罪量刑關系不大的事實，則可以采用“優勢證據”標準；而對于程序法上的事實，如當事人申請回避、申請變更強制措施、訴訟期限等，可以適用較低的證據標準，有利于刑事訴訟順利有效地進行。[8]

3、建立審前預審法官審查制度。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以后，將庭前審查由實體審查為主改為程序審查為主，這雖然有利于克服原來法院審理中“先判后審”，使庭審成為走過場的現象，增強了對抗性，體現了程序公正，但也意味著公訴權失去了應有的制約，往往導致檢察機濫用起訴權，往往將應當提起公訴的案件不起訴，放縱了犯罪分子，或者將那些根本就不應該起訴的案件又訴諸法庭，浪費了司法資源，增加了被告人的訟累。因此，建議在法院內部設立一個預審機構，由獨立的預審法官行使對提起公訴案件的審查工作，判斷其是否達到了法定的證據標準，當然這一標準是低于庭審法官做出有罪判決的證據標準，僅是審查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能證明“案件基本事實”，有定罪的可能性。在這里，預審法官不得參加正式的庭審，以免將其形成的預斷帶入法庭審理中。對于預審法官認為達到法定起訴標準，不能提起公訴的案件，檢察院和被害人有異議時或有新的證據時，有權申請要求復審。同時，在預審階段，還可以由預審法官主持，進行雙方的證據展示，并解決一些程序性問題，為庭審作好準備。

4、要不斷地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改革是一種系統工程，需要從各個方面加以保障，要完善我國的公訴證據標準，起碼要完善下列相關制度：

（1）改變檢察機關和檢察官的工作評價標準，不能單純以有罪判決作為工作質量的指標，檢察機關作為公訴機關，應當承擔起追訴犯罪的職責，應樹立起慎重而積極的起訴方針，只要其盡心盡力了，即使對一些應當指控的犯罪沒有成功地支持公訴，也是無可指責的，以保護檢察人員的積極性；

（2）不斷提高檢察人員的素質，完善檢察官任用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庭審方式改革的新形勢下，對檢察官提出了更高的素質要求。沒有高尚的道德修為，沒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就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庭審的要求，就不能正確地把握起訴證據標準，更不能有力地支持公訴，提高公訴的質量。

（3）廢除檢察機關承擔賠償責任的規定。根據原有規定，對于法院宣告無罪的案件，檢察機關應當進行賠償，這使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時顧慮重重，不能更好地履行職責。建議將逮捕與羈押的批準權由檢察機關轉移給法院，設立專門的國家賠償基金。

第五篇：刑事錯案論文：論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

刑事錯案論文：論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

【中文摘要】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是刑事訴訟中定罪量刑活動的核心,其能否正確得到適用攸關刑事案件審判的質量。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刑事訴訟中司法人員對于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出現了偏差。由于該規定過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實踐并未形成統一的適用標準,致使司法審判中出現諸多的問題。如本案中僅有被告人的口供,在缺乏證明被告人有罪實物證據的情況下,就被法院認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而據以有罪的處罰。這種嚴重曲解刑事證明標準而作出的不公正裁判,值得我們反思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適用的現狀。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來分析論證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即探究冤假錯案的發生與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不當有著天然的聯系的。首先,通過分析介紹“趙作海案”的案情,來引出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存在的問題。此部分主要論證了刑事案件定罪證明標準存在的問題,即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刑事案件定罪的證明標準,“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刑事證明標準,是從相關法律規定中總結出來的。而且司法實踐中對于該證明標準的理解和適用也是莫衷一是。對于刑事證據是否達到確實充分,據以認定案件事實清楚的證據取得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由此給法官形成的內心確信程度等問題的考量,司法人員也是因人而異。此外,分析論證了我國“留有余地判死緩”刑事政策在趙作海案中被司法人員嚴重誤

解。其次,根據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引申出了死刑案件與非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辨析,依次論述了我國死刑案件與非死刑案件在證明標準中的的現狀與不足,并在此基礎上論證了兩者的聯系與區別。此外,分析了我國刑事案件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一體化存在的不足以及兩者分離的必要性。最后,分析了非法證據排除在我國刑事案件證明標準中存在的意義。

【英文摘要】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is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inal activities in the core of its ability to get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riminal trial and death.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enemy miscarriage occurre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judiciar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has gone wrong.As the provisions are too abstract, the lack of maneuverability,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judicial practice does not apply to standar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 number of justice issues.As in the present, only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physical evidence to prove guilt of the accused’s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guilty punished.This serious distortion of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made unjust judge, we should reflect on our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tus quo.In this paper, the form of cas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argument of China’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That explore the enemy and the occurrence of erroneou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re is a natural link improper.First, by analyzing the introduction, “Zhao Zuohai case,” the facts of the case to lead to China’s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problems.This part of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problems conviction that our law does not clearly defined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nvictions,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is summarized from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out.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no

agreement.Whether for criminal evidence is ample, according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made clear evidence of compliance with statutory procedures, which form the heart sure to judg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considered, the judiciary also vary.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and appraisal of China’s “leave room for the sentence reprieve” Zhao Zuohai criminal policy in the

case of judicial officers was a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me out of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Analysis, followed by discussion of China’s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status, and argues on this basi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In addition, analysis of China’s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eparate existence of the need.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our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關鍵詞】刑事錯案 刑事證明標準 非法證據排除

【英文關鍵詞】Criminal InjusticeCriminal Proof Standard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備注】在線加我索購全文 ：1-3-9-9.3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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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論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

59-10Abstract5-6序言8-9中文摘要

一、案情介紹

（一）二、該案證明標準適用中存在的問題10-1

4該案在定罪問題上沒有達到法定證明標準10-121.評析我國

刑事案件定罪的證明標準10

10-1

111-122.對趙作海案的證據評價3.趙作海案中影響證明標準適用的因素分析

（二）該案“留有余地判處死刑”降低了死刑適用的三、對證明標準適用的進一步思考證明標準12-14

14-20

14-17

（一）死刑與非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辨析1.分離說14-152.統一說15-17

（二）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的分離17-18

體化的不足17

17-18

18-20

23-24 1.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一2.定罪與量刑證明標準分離的必要性

（三）非法證據排除在證明標準適用中的意義結語20-21參考文獻21-23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