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口流動現狀

中國人口流動現狀：部分變成移民部分

更加流動

http://.cn2010年02月12日23:33瞭望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董振國鄧華寧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在調查新形勢下我國流動人口變化趨勢時發現，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推進，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結構的“倒逼”壓力下，我國流動人口在流動性、流動方向和結構上發生很大變化：人口流動從東向西、從南向北、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發生深刻轉向，一部分趨穩融入城市，另一部分更趨流動。作為流動人口主體的農民工群體，可轉移青壯勞動力正在被吸納殆盡，30歲以下農村勞動力尤為偏緊，結構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這些新變化和新趨勢對于流動人口管理提出了新課題。流動性分化趨勢顯著

本刊記者在一些流動人口輸出、輸入省市采訪時了解到，當前流動人口的利益訴求正在發生變化，表現在流動性上呈兩極分化態勢，部分就業和收入穩固的群體，移民化傾向明顯，出現“流動人口不流動現象”。另一部分收入水平較低且不穩定的群體，呈現加速流動趨勢。農民工是流動人口主體，近些年，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開始注重家庭成員的團聚。接受本刊采訪時，山東省公安廳戶政管理處處長張廣桐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就業服務中心副主任涂永森等認為，現在農民工正從以前男勞動力外出“獨闖”，逐漸演變成現在夫妻二人同時外出務工以及攜子女外出流動的形式，農民工“家庭化”的趨勢明顯。另－方面，農民工居住形態的穩定性也在不斷提高。據浙江省的統計數據顯示，農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單位內部宿舍的比例逐年增加，并且已經占到農民工總數的86.37%。

部分流動人口開始追求融入當地，長期生活在一個城市，并開始購房安家。這些群體除了大學生、白領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外，也有一些事業發展較為成功的農民工。各地情況顯示，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穩定居住的持續時間逐年增加，“移民”傾向漸趨明顯，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事實“移民”。上海市近些年流動人口中，大約有10%左右的人口會在城市逐步沉淀下來，穩定居住在城市中。

而另一部分呈現加速流動趨勢。江蘇省蘇州市公安局戶政處處長黃清向本刊記者介紹，蘇州市每半年就有50%以上的打工者流動走，暫住半年以下的54%，半年到一年的31%。廣東省公安廳治安管理局戶政處處長黃成龍介紹，廣東省出租屋內的外來人口幾乎一年之內發生一次流動。深圳市寶安區民治派出所所長陳小彪告訴本刊記者，其轄區流動人口流動更快，每季度就有30%流動走了，當地企業富士康公司由于員工基數很大，有時候短期內就有上萬人進出。

據多個城市人口管理部門介紹，流動性強的群體大多集中在制造業發達地區，在一些企業打工的農民工流動性大，他們也不愿在城市安家落戶。尤其是，簡單加工企業工人流動性極快，上崗和離職轉換速度非常快，許多農民工都抱著隨時走人的想法。

新型“雙向流動”

長期以來，我國流動人口主要聚集在東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制造業產業聚集區，珠三角地區尤為密集。近兩年，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向呈現三個趨勢，一是開始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分散；二是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由珠三角向長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區流動；三是在一些省區內，流動人口開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成貴分析，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的主體仍是農民工，而制造業和建筑業仍然是農民工的主要就業領域，這種流動人口構成格局，決定了流動人口大的流向受產業布局影響很大。

去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地區人力資源需求下降。據廣東省勞動部門調查，當地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向相對落后的地區轉移，不少原來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不斷轉向全國其他地區。

而作為農民工輸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經濟發展較快，也成了農民工的有力吸納地，農民工流向將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中西部地區就地就近轉移逐步加快。農業部和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近幾年，廣東、福建等傳統流入大省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區、東部其他省份和境外就業的比重都有所上升。

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加快。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的農民工比例有所下降，而在地級市和縣級市務工的農民工所占比例上升。本刊記者在山東的濱州、菏澤、江蘇宿遷、淮安等地采訪時了解到，2008年底以來，外出農民工紛紛回鄉就業。一是原先東南沿海部分企業倒閉停業，再是本地區招商引資，承接產業轉移，企業新增加較多，用工猛增。而且這些新投資企業工資待遇較高，一些農民工算賬，到外省就業成本較高，不如在當地就業。

農民工回鄉創業步伐開始加快，新型雙向流動正在形成。

結構矛盾凸顯

本刊記者在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了解到，近些年，各地不斷加強勞動力轉移力度，許多地方農村可轉移的勞動力已大部分實現非農就業，轉移潛力已經很小。因而，我國流動人口總體數量將保持穩定。但由于農民工群體文化水平偏低，一些較高層次人才的需求不足，流動人口供需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的“民工荒”現象加劇。

據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介紹，經過近30年的持續轉移，越來越多的地區農村青年剩余勞動力正在被吸納殆盡。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表明，30歲以下農村勞動力有近80%已轉移到非農產業。30歲以下的農村勞動力供求明顯偏緊。

廣西是廣東省第二大勞動力輸出省區，涂永森介紹說，全區80%的外出農民工在廣東就業，現在勞動部門到各地組織農村勞動力輸出，舉辦招聘會參加的人越來越少，各地反映農村青年出去得都差不多了，剩余的人已很少。“最近，廣東一家世界500強企業請求我們幫他們招人，給出了相當優惠的條件：月薪1500～2000元，還包吃包住，光一天的伙食費就有21元，而且農民工可簽長期合同。我們在全省發布了信息，還在《南國早報》登了廣告，計劃招8000人，但報名的只有300多人。近幾年，農村可新增轉移的勞動力一直維持在六七十萬，現在應該到頂點了。”

本刊記者在沿海地區調查發現，接受過職業培訓、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供給嚴重不足。從2002年開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熟練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的現象。2003年以后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現象，2005年以后“民工荒”現象開始蔓延到內陸一些地區。在今年經濟逐漸回暖后，東部沿海地區“民工荒”更加突出，而且呈現“普工荒”與“技工荒”并存局面。

在山東省威海市，服裝、電子企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競爭激烈，個別企業甚至把招工廣告貼至同行企業的門口。為穩定職工隊伍，不使熟練工人外流，許多企業不得不提高工資待遇。威海市一家大型服裝企業2009年末的工資比2008年同期平均提高了近200元，但滿意的熟練工人仍然有缺口。□

第二篇：中國的人口流動現狀

中國的人口流動現狀

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國內人口流動最為活躍的時期。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年的7000萬增加到2000年的1.4億，10年內翻了一番。

中國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是務工經商，解決就業問題。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大多數，其中15至35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以上，他們中的多數人接受過初中以上教育。家庭化趨勢是人口流動的新特征。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為城市建筑、商業、飲食、環衛等行業的發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貢獻。

農村勞動力在流入地務工經商獲得的收入，成為農村和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農民脫貧致富。流動人口在務工經商的過程中，獲得各種新知識、新技能、新觀念，為農村地區培養和儲備了人才。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城市化發展最快的時期。城市數量從1992年的517個增加到2000年的663個；鎮從1992年的10587個增加到2000年的20312個。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

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積極引導國內人口合理流動，加快城市化進程。通過改革戶籍制度等措施,降低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門檻；通過優先解決夫妻分居問題、老年人投靠子女問題等,加快了人口在地區之間的遷移和流動；通過積極解決流動少年兒童教育問題等,為人口流動創造更多的便利條件；地方政府積極組織農村勞務輸出，增加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機會等。

第三篇：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現狀

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現狀

專家稱社會底層向上層流動受阻 流動機制不公[轉載] 2010-11-03 10:41:41| 分類： 默認分類 | 標簽：流動

階層

農民工

命運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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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LOFTER客戶端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即只要是中國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論是偏遠地區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華和拼搏，改變命運。——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階層固化”挑戰中國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提出一個疑問：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文章感嘆，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可漠視。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調查報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課題的組長陸學藝當時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長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問題了，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近年來，“農民工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全家幾代人都在國有壟斷企業)的概念日漸清晰，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真的越來越大了嗎？讀書者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2009年，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4萬。為何造成缺考人數多，人口逐減、個人成績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但有媒體報道，高職、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難，收入低”。“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山東省政府部門工作的周興在家鄉被傳為神話。10年前，這個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農村一個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東某著名大學，從而人生發生轉變。然而，近年來，這個神話成了絕版。“近幾年，村里考上大學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學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幾乎絕跡。”周興覺得很惋惜。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周興的鄉親中，能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并不多。“靠地吃飯的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千元，算是好的。”周興說，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賺錢。現在家里的孩子們要么去讀技校學手藝，要么就外出打工掙錢。從古至今，“讀書受教育”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后，一大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許多人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然而，這種觀念正在慢慢發生了變化。錄取差距致農村大學生少“他們也想孩子有個好出路，不過，現在看來，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靠讀書改變命運已成記憶。”周興有些感慨，“當年，我們每個人都想考到縣城的好高中。雖然試卷相同，但我們的錄取分數必須比縣城的學生高10分。”這個道理在高考錄取中也是一樣。全國各地學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學的分數就高于北京市戶籍的學生。有調查顯示，在重慶市，每5個考生中幾乎就有一個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數占到17.19%，2009年更是達到30%。而農村的孩子更少有獲得加分的機會。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調查顯示，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大學，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學也難有好出路“考上大學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從安徽六安的農村讀書出來的李倫，其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他常聽到父親感慨，“靠讀書出人頭地也難”。他的家鄉是典型靠“打工經濟”發展起來。“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反而是自己這種大學畢業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買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沒能力再給父母在家蓋樓。”李倫說，以前回家過年，鄉親們都投來贊譽的眼光，現在反倒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李倫感慨，雖然讀好書仍然是鄉親們亙古不變的“信條”，但他們也逐漸有選擇性地趨利避害，即便是讀了好大學，沒有路子，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變命運的夢難圓“現在給年輕人的機會，還是少了些。”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龍樂豪如此感嘆。他幼時家庭貧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漢解放，11歲的龍樂豪才得以讀小學，日后并有機會去改變命運。他說自己一個沒什么背景的農村娃娃，能夠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機遇。20年來，在中國農村，出門打工改變命運，衣錦還鄉的夢想一直流傳著。許多年輕的農民工正是懷著這樣一個“淘金夢”走進了城市。但是隨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淘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隨著國家經濟轉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見增加。受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們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和與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鄉差距的擴大，城市門檻的提高，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動的空間更是少之又少，背井離鄉的人們早已“淘金夢”碎。今年19歲的楊王邦是廣西欽州的一個普通農村孩子。當他的同齡人正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他已經是南寧一家炸石廠中有著三年工作經驗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辭去了這份每月工資1500元、看起來“還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與正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楊貴合一起工作，“父子有個照應”。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楊王邦說，自己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兩歲的堂哥見多識廣。堂哥告訴他，出來打工就是見見世面，感受一下城市，發財的夢想不是那么容易實現。能夠不做普通的純勞務工作，找一份技術性強的崗位工作，才是他們踏踏實實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眼里，城市并沒有他們改變命運的夢。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關區勞動就業管理中心進行的一次事業編制人員招聘中，錄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領導的子女。據其上級單位解釋，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職的無事業編制的工作人員以及局系統職工的子女或配偶。這是系統內的一次“公開、公平”招聘。“官爸爸”幫忙升學就業王心(化名)并不否認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親是中部某地級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師和同學的眼里，聰明好學的他絕對是清華、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他的高考成績離北大的錄取線差了幾分。在他父親開到一張能夠加分的“憑據”后，他才險過錄取線，走進了大學校門。2003年大學本科畢業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覺得“理想與現實相距太遠”，在父親的幫助下，最終進入某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工作。王心不避諱去談這些，因為這一切都是現實。在王心的同學中不乏優秀之人。但大學畢業后，那些沒有社會資源的同學只能盲目地去尋找機會。“富爸爸”設計兒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國(化名)，現在是中央某部門的一名公務員，他坦言，自己從讀碩士到考公務員，都是家人為他設計的。他的爸爸就是人們常稱的“煤老板”。讀大學的時候，同學們開他的玩笑說：家里的錢多得要用卡車運出去。但是，爸爸卻沒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門做事。最終在父親的指點和“支持”下，他報考了中央某機關的冷門職位，并順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給他在北京四環買了一套房子。林國說，他完全沒有體會過同齡人的“北漂”的感覺。剛畢業幾年，他周圍過得比較好的同學，大多要靠父母的經濟、關系做堅強后盾。找工作、買房、買車，哪一樣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據“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顯示：以畢業后半年為界，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而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的只有15%。專家訪談流動機制不公平合理現代化有倒退危險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從現實的情況看，目前，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是存在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提出擔憂：“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渠道有變窄的趨勢。”奮斗就可以改變人生？“從歷史上看，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那時候，只要有膽識，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后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業板的，這些人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顧駿說，“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系，不需要資源，有膽子去做就行。”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他舉例說，現在學生去一些金融單位應聘，都需要填寫一份家庭關系表，能不能被錄取，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沒有資源進行交換的學生，最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而唐家嶺那些“蟻族”，并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問題，而是沒有資源的窮學生的問題。究竟怎樣流動才是合理？顧駿說：“目前，還沒有人能做這樣的調查，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實現，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會要發展，必須要有充分的流動。顧駿有些憂慮：“中國的階層正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難再進入。”社會渠道開放不夠“社會資源主要是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三種。在國外，三種資源往往是統一在某些少數群體手上，收入、權力、聲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統一。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三種資源是不統一的。干部有權，但它的經濟收入和文化資源，相對較少；知識分子原來是有聲望有文化，社會名聲不錯，但權太小，錢太少；老板有錢，但是聲望和權力資源匱乏，20世紀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話：窮得只剩下錢了。”陸學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談到。“現在呢，不少官員的工資雖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車，有的人即使是高中畢業，也要去弄個博士當；很多教授工資也高了很多，有人買了車，住上了高級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陸學藝分析道，“現在的危險不在于上層人物開始兼具三種社會資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渠道開放不夠，比如戶口制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還是個農民工。”他指出：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礙著人們向上流動以獲得更高社會地位，社會流動模式呈現出新老社會流動機制并存的兩重性特點。他提醒，社會資源在集聚，而后續的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人事制度基本上還卡著，社會流動的渠道有被封閉的危險。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于整個社會和諧。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國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困難，甚至有倒退危險。流動真的減少了嗎？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訪中，陸學藝認為，他目前劃分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變化。這是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科技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陸學藝說，根據他近幾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速度正在加快，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萬到800萬的中產階層。他說，現在每年增加近100萬個老板(民營企業家)。而歷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萬個，這些老板絕大部分是中產。同時，現在每年增加100多萬個個體工商戶，假設其中20%~30%是中產，那每年也有30萬個成為中產。還有農業養殖專業戶，總量至少超過100萬人，這不是一筆小數目。然而，對陸學藝的觀點，顧駿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關于他劃分的十大階層，我認為并不合理。我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

第四篇：春節期間中國人口流動現象分析

春節期間中國人口流動現象分析

學號：5*** 姓名：聶耳聰 成績：

【摘要】 春節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節日，回家過年是中國人一年當中最重要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得春節期間出現了集中的“返鄉潮”，“春運”難題更是應運而生。本文想從傳統和現代兩個角度對該現象的背景、成因進行分析，并對未來這一現象的趨勢做出解釋。

【關鍵詞】春運；春節；人口流動；城市化；假日經濟

春節是我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蘊含著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底蘊和上千年積淀下來的傳統習俗。在傳統社會，一個大家庭團聚在一起以各種形式慶祝新的一年的到來，向彼此表達美好的祝福。千百年來春節已成為炎黃子孫心目中一種喜慶團圓的文化象征，具有很強的民族認同感。它以“辭舊迎新臺家團圓”為特征，生生不息，代代傳承。因此就有了每年春節前后被稱為“中國最大規模的周期性人口流動1”的春運2，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轉型期的現代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

一、“春運”現象的形成及背景

1.“春運”現象的出現

春節期間中國人口的大規模流動現象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走出鄉下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群體規模的擴大而出現，大量農民拋妻棄子只身一人來到城市打工，到春節在集體返鄉。1989年，中國媒體開始大量使用“春運”這一字眼。3

2.“春運”的含義及規模

以春節為界，節前15天，節后25天，共四十天，為此由國家經貿委統一發布，國家各相關部門按此進行專門運輸安排全國性交通運輸高峰叫做春運。42001年全國春運共運輸旅客16.6億人次，2002年上升到17.4億人次，2003年突破18億人次，2005年突破19億人次，2006年首次突破20億人次大關5。如今每年“春運”期間，在40天的時間里，人口流動的人次將近30億人次，超 1人口流動：由于計劃體制下戶籍制度的作用，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口遷移是指戶籍登記地的永久性改變。而事實上，存在大量非戶籍登記地或居住地非永久性的改變，這種情況常常被稱為人口流動，包括離家外出工作、讀書、旅游、探親和從軍。來源：百度百科“人口流動”詞條。2王元媛，《春運中國最大規模的周期性人口流動》，載《交通世界:運輸車輛》, 2010(4):65-69。3華南，《春運流動中的鄉土情結》，載《中華兒女》, 2016(3):44-47。4華南，《春運流動中的鄉土情結》，載《中華兒女》, 2016(3):44-47。5段成榮，朱寶樹，崔傳義，陳友華，《春運與人口流動》，載《人口研究》, 2009, 33(1):30-33。過世界總人口的1/3，并且仍處于上升趨勢。

3.“春運”現象產生的背景

中國“春運”現象產生于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下。改革開放之后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加快，企業數量增多，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大。同時，城鄉勞動收入差距，城市更加豐富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以及更先進的生活方式也對農村勞動人口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國家也逐漸放松了對人口流動的管制，允許農民進入城市就業，在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雙向推動作用和國家政策的促進下，城市非戶籍人口大大增加，農民外出打工形成熱潮。1980年代初，全國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農民人數估計不超過200萬人。1995年，全國流動人口增加到8000萬。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數量達到1億人以上2。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2010年，我國流動人口總數為2.63億，達到了人口總數的19.6%3。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構成了春運的“主力軍”，伴隨著人口流動大潮，春運高峰隨之而生。

二、春節期間中國人口流動現象的成因分析

春節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代表，人口流動是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顯著特征之一。“春運”這一社會現象正是傳統社會的習慣與現代社會的特征沖突的產物。因此，對于該現象的成因分析也應該從歷史文化背景和現實社會情況兩方面去把握。

1.中國人長久以來形成的鄉土情結

中國古代幾千年穩定保持的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使中國人對家庭產生了更多的依賴性；并且中國長期受到儒家禮治這一思想的約束和規范，個人在禮的教化中對維持家中的親情有了更多道德層面的義務，十分重視親情。有學者精確地指出，“傳統的農耕文明使中國人不愿意背井離鄉；濃厚的親情倫理使中國人不忍心背井離鄉；缺乏探險精神使中國人不敢背井離鄉。”4中國人的這種鄉土情結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常常作為抒發情感的主旋律之一，表現的尤為淋漓盡致。如賀知章名作《回鄉偶書》中的“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等。

春節作為中國文化中最有分量的傳統節日，成為了鄉土情結的重要表達載體之一。春節以闔家團圓為過節的標志，以拜年為過節的重要活動。春節的團聚和 11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29547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55元，而同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為8896元。城鄉收入差距為3倍多，并且農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其中一部分源于中央對農村和農民的惠農政策，這一部分實際上是屬于轉移支付，并非農民的創收。2李燦，《基于春運視角分析我國勞動適齡人口遷徙動》，載《經營管理者》, 2014(6X):125-125。3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匯總數據》。4舒志武，袁炎林，《中國人的鄉土情結》，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 2(2):150-155。走訪是增強家庭凝聚力，加深鄉里鄉親的感情的重要方式。這種鄉土情結也表現為一種歸屬感或歸宿感，春節回家就能感受到這個共同體的溫馨1。

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結使中國人在春節有回家過年的強烈意向，就像候鳥受到身體中的某種指令在氣候變化時會堅定的飛向遠方的目的地一樣，只要身處異地，對歸鄉的念頭就會在春節來臨前夕分外強烈。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流動熱潮使個人歸鄉的行為群體化、集中化，大量的外地打工者同時在鄉土情結的驅使下春節前返鄉過年，春節后離鄉打工，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春運”這一大規模人口流動的社會現象。

2.我國城市化發展存在滯后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大量農民工進城打工就業的熱潮，然而這些大量的進城務工人員卻是非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雖然在城市工作，卻不能成為城市居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沒有固定住所，不能舉家搬遷到城市，難以扎根到城市。對于他們來說，自己的家庭關系網和社會圈子依然在農村老家。

根據目前眾多研究結果所表明，我國城市化存在嚴重滯后的問題2。這種滯后主要表現在城市化相對于工業化和非農業化的滯后，其中我國城市化相對于工業化的滯后又更為明顯。城市的結構規模與城市的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不協調，因此大量的農民工只得承擔產業工人的職能，以此和城市產生關系，推進工業化的進程，卻仍然保留農民的身份，不能長期的留在城市。許多農民的妻子和子女無法一同生活在城市，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受教育問題還一度引發了社會的關注和國家的政策照顧3。

城市化的滯后使大量進城打工的農民的家庭和生活的共同體仍保留在農村，因此，許多城市務工的農民若想在春節與家人團聚，感受共同體的溫馨只能選擇離開城市，回到農村。

3.假日旅游經濟的持續繁榮

春節既有傳承傳統文化載體特征，也有節假日的特征。節假日現代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人選擇在節假日期間集中旅行。春節作為一年當中天數最多的法定節假日，更是造就了旅游經濟的繁榮。

根據國家旅游局的數據，2016年春節假日期間，全國共接待游客3.02億人次，其中過夜游客7086萬人次4。生活方式的轉變使得人們不再滿足傳統的除夕守歲，而是在春節選擇大量精彩紛呈的旅游產品外出過年。尋求氣候、民俗和文化的差異成為人們春節外出的主要動 “ 親子游”、“家庭游”等旅游項目，使 12周建國，《春節的文化意義與社會功能》，載《社會》, 2002(2):19-21。周建國著：《社會轉型與社會問題》，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頁。3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2〕46號，2012年8月30日。4國家旅游局：《2016年春節假日旅游統計報告》。人們以另一種方式感受到家庭團聚的濃濃年味。

由于假日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在春節期間以旅游為目的的出行也是人口流動的一種形式。這個流動人口規模雖然比不上在外打工者的返鄉人口規模，但也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三、未來趨勢

隨著目前戶籍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城鄉二元結構已經開始被破解1。要想從根本上緩解春節期間人口大規模流動現象帶來的社會問題，還是要加快城市化進程2，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除此之外，中國鐵路規模的不斷擴大，運營能力和速度不斷提升，能很大程度上緩解春運壓力。最后，新一代進城務工人員的鄉土觀念是否發生了轉變，傳統鄉土觀念是否仍被年輕一代堅守也會對春節期間的人口流動產生影響。

1201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2胡遲，《加快城市化是破解春運難的關鍵》，載《農村工作通訊》, 2011(4):44-44。參考文獻：

1.王元媛，《春運 中國最大規模的周期性人口流動》，載《交通世界:運輸車輛》, 2010(4):65-69 2.華南，《春運 流動中的鄉土情結》，載《中華兒女》, 2016(3):44-47 3.段成榮，朱寶樹，崔傳義，陳友華，《春運與人口流動》，載《人口研究》, 2009, 33(1):30-33 4.李燦，《基于春運視角分析我國勞動適齡人口遷徙動》，載《經營管理者》, 2014(6X):125-125 5.舒志武，袁炎林，《中國人的鄉土情結》，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 2(2):150-155 6.周建國，《春節的文化意義與社會功能》，載《社會》, 2002(2):19-21 7.周建國著：《社會轉型與社會問題》，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 8.胡遲，《加快城市化是破解春運難的關鍵》，載《農村工作通訊》, 2011(4):44-44 9.侯笑鑫，《春節旅游“升溫”現象分析與探討》，載《江蘇商論》, 2012(24):70-70 10.朱寶樹，《春運高峰與流動人口大潮》，載《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第五篇：人口流動監測領導小組

民勤縣人民政府辦公室

關于成立國家三類地區人口流動及其影響因素

監測調查工作領導小組的通知

有關鄉鎮，縣直有關部門、單位：

2011年國家在全國10個省的37個縣（團）開展三類（生態脆弱類、邊境類型、少數民族類）地區人口流動及其影響因素監測調查工作，這是國務院授權國家人口計生委對當前社會經濟、資源環境、人口流動遷移、留守家庭人員生存狀況等特點進行的一次全面細致的綜合性調查，我縣16個部門和4鄉鎮的4個村被國家確定為生態脆弱區監測調查樣本點，具體實施入戶調查、信息采集、微機錄入和上報報表等工作。為做好此項工作，縣上成立國家三類地區人口流動及其影響因素監測調查工作領導小組，具體如下：

組長：馬述濤縣委常委、政府副縣長

副組長：陳建民縣人口局局長

成員：王淑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

葉軍縣委農辦副主任

趙永康縣公安局副局長

李萬江縣人社局副局長

劉明縣水務局副局長

朱巖芳縣衛生局副局長

王玉琴縣統計局副局長

郭濤縣環保局副局長

孫棟德縣商務局副局長

曾祥英縣氣象局副局長

閆向慶縣民宗局副局長

任培中縣教育局工委主任

許淑蘭縣國土局紀檢書記

楊淑玲縣民政局紀工委書記

高立斌縣林業局工委主任

張潤德東壩鎮人大主席

孔德生收成鄉人大主席

陳國民泉山鎮副鎮長

楊海梅昌寧鄉副鄉長

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縣人口局，陳建民同志兼任辦公室主任，具體負責實施調查項目工作的指導、資料的收集、信息錄入及匯總上報等工作。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