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于再審程序的完善研究與分析

論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于再審程序的完善

肖建華

再審實質上的功能是對有重大瑕疵的確定判決進行救濟。它是法院對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有重大瑕疵的判決進行再次審理的一種非常途徑，大陸法系國家一般稱為“非常上訴途徑”和“再審之訴”。比較而言，我國現行民事再審程序具有鮮明的特色。其一，在概念上，人民法院對已經確定的判決裁定予以再審，叫審判監督程序，而不是再審程序。其二，與大多數國家的三審終審相比，我國實行二審終審，但是我國再審救濟程序啟動頻繁，同一案件再審程序的“有限性”得不到體現。雖然對很多當事人而言，實踐中再審程序的啟動十分困難。第三，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是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主體，體現了國家干預的精神;當事人雖然有再審申請權，但是只是程序上提出書面申請的權力;申請再審的理由不明確，法院審查的程序沒有進一步具體的規定，實質意義上的再審訴權無法得到保障。

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有關再審程序的問題進行了完善。再審程序的修改體現了以下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嚴格再審理由，保障法院裁判的權威;二是實現對再審事由審查之法定化，保障當事人啟動再審程序的訴權;三是完善人民檢察院抗訴監督。

一、明確再審理由，體現事后救濟的“有限性”

提起再審的主體有三：當事人、法院和檢察院。此次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并沒有任何變化，并保留了1991年民事訴訟法對不同主體提起再審的理由分別對待的做法：人民法院只要發現案件“確有錯誤”，就可以啟動再審程序;當事人申請再審和人民檢察院抗訴需要滿足法律列舉的若干條件。不同之處在于，此次修

改，統一了當事人申請再審和人民檢察院抗訴的理由，并且從以前的五項、四項統一為十三項。同時，在內容上也有很大改革和完善。主要改動體現在，其一，以前對再審理由的規定過于原則，而且具有明顯的重實體傾向。此次修正則是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對再審理由加以明確的列舉。其二，以前民事訴訟法再審理由規定中使用了“足以”、“主要”、“確有”、“可能”這些模糊性修飾詞，使得再審理由模糊不明晰，實踐中容易造成法院和當事人、人民檢察院理解上的分歧，此次修改基本去掉了這種用語(“足以”除外)。

修正案關于十三項再審事由的規定體現了這樣的程序原則：(1)發現真實原則。以事實為基礎作出裁判是公正的前提，沒有對真實的堅守，裁判就得不到當事人和社會的認可。這是實體正義的一般要求。這十三項再審事由的1至5項是關于事實認定錯誤的。包括：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對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五項是針對法院調查取證的，突出體現了當事人對法院關于事實發現的必要性，具有程序和實體雙重意義的保障功能。

(2)程序法定原則。訴訟法是強行法，訴訟的進行必須嚴格依照法定步驟、方式進行，一旦違反了法定程序，法院的審判就是無效的，因此大多數國家都將這方面的事由列為絕對再審事由。在我國法律規定和實踐中，當事人違反程序的行為往往可以由法院給予監督，如處以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或缺席判決等。如果人民法院違反了程序規定，在程序上如何救濟，往往由上訴或再審制度加以程序監督。第7項至第13項主要是針對法院違反程序或沒有按照法律程序規定移送案件等行為的，包括：違反法律規定，管轄錯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應當回避的審判人員沒有回避的;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因不能歸責于本人或者其訴訟代理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違反法律規定，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的;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的;原判決、裁定遺漏或者超出訴訟請求的;原判決、裁定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的。這些規定，以前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有所反映，但是，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正案特別保障了當事人的辯論權，并體現了以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系辯論主義的精神。

此外，修正案還規定，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或者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過去民事訴訟法將其作為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理由，現在也成為檢察機關抗訴的理由。

(3)保證法律的正確統一適用。第6項再審理由則是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可以提起再審，體現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要求。

二、規范再審審查程序，保障再審程序當事人的訴權

規范再審事由的審查程序，是再審程序保障的體現。修正案對再審事由的審查規范了一定的程序。包括：(1)送達和要求補充材料。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應當提交再審申請書等材料。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再審申請書之日起五日內將再審申請書副本發送對方當事人。對方當事人應當自收到再審申請書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提交書面意見;不提交書面意見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審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請人和對方當事人補充有關材料，詢問有關事項。(2)規定審查時限和要求法院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再審申請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審查，符合再審理由的，裁定再審;不符合的，裁定駁回申請。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本院院長批準。(3)明確再審法院。因當事人申請裁定再審的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再審的案件，由本院再審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審，也可以交原審人民法院再審。(4)明確再審提出的期限起算點。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內提出;二年后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以及發現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

這里存在一個問題，法院對再審事由的審查是實質審查還是形式審查?大陸法系國家及地區通常將再審事由的審查分為兩個階段：(1)審查再審之訴是否合法。包括再審訴狀是否符合法定的要求，是否遵守

了再審的法定期間，當事人是否適格，是否向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法院審查結果如認為欠缺要件的，則裁定駁回請求，如可補正，則限期補正。(2)審查再審之訴有無再審事由。可見，對再審事由的審查都無一例外的滲透著職權干預的色彩，因此一味強調“形式審查”并不符合再審程序之有限性的理念。在對抗制的美國也是如此。以聯邦最高法院的上訴(也相當于大陸法系的再審)程序而論，審查當事人的申請的職責通常是由書記官來承擔的，在大法官還未決定將案件是否列入庭審辯論日程之前，先由書記官根據嚴格格式化的上訴申請出具案情簡介備忘錄，并提出允許或駁回申請的建議，案件上訴申請經過這樣一遍過濾以后，大法官則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作出是否討論的決定。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相對謹慎和積極的篩選過程，美國最高法院怎么能同時保持著低受案率(實際受案數量和申請是數量的比例)和高改判率(法院推翻的案件判決數量和受理的案件數量的比例)呢?可以設想，如果僅做形式審查不僅無法甄別“重大法律問題”存在與否，還會導致過多案件流向再審程序。所以，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于啟動再審時對再審事由的審查，在實際的操作中仍然會同時具有形式審查和實質審查的特點。

三、完善再審程序的抗訴監督

對于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法院如果下放管轄，則只限于證據和事實問題，違反程序問題導致的抗訴，則不能下放。這也解決了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關于管轄方面的級別之爭。

對于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在三十日內裁定再審。這與民事訴訟法原來的規定相比，都更切實地保障了再審程序主體的訴權。

該修正案美中不足的是關于再審事由方面規定，發現新證據可申請再審，可能會導致證據隨時提出傾向。對新證據的含義，現有司法解釋的規定仍然有值得總結完善的地方。

總之，在我國目前的審級制度是四級兩審終審制的條件下，此次修正案明確了再審的提起條件，并規范了審查程序，防止再審訴權的濫用;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事實審和法律審的職能分工，保障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也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運用進行了限制。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于保障司法公正，兼顧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維護法律的嚴肅性，都將起到積極作用。

第二篇：論我國民事訴訟證人制度的完善研究與分析

論我國民事訴訟證人制度的完善

朱清華

摘要：證人證言作為法定證據之一，在認定事實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然而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率低，偽證現象得不到應有的制裁，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本文從分析現行民事證人制度的立法缺陷入手，從證人的主體范圍、證人保護、證人的權利義務、偽證的懲戒制度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議，以期解決證人作證的后顧之憂，杜絕偽證現象的產生，維護司法公正。

證據是訴訟的基礎，無論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訴訟制度，其核心都在證據。證人證言作為法定證據之一，甚至有“無證人、無訴訟”一說。我國1991年《民事訴訟法》初步規定了證人在民事訴訟過程中作證的條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對證人參加民事訴訟有了進一步的規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首次比較系統地對證人作證的程序、證人作證應以出庭作證為原則、證人證言的形式要件、對證人的詢問規則等作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初步構建了我國民事訴訟證人制度的框架，但總的來說現行法律對證人制度的規定仍存在諸多缺陷和不足。因此，為推動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深入開展，保障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完善民事訴訟中的證人制度成為當務之急。

一、我國民事訴訟證人制度的立法缺陷

?

1、我國的訴訟結構與證人出庭的方式存在結構性錯位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制度雖然確立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卻未規定由誰負責證人的到庭問題。實踐中常采用普通法系的做法，當事人及律師為證明自己的事實主張，積極尋找證人，并在庭審時直接帶到法庭。證人作為“當事人的證人”，證人不出庭導致無法證明的風險由當事人承擔。因此法官在大多數情況下事前并不知道當事人是否提出證人，證人是誰，要證明什么。而我國民事訴訟結構屬大陸法系，證人作證是對國家的義務，證人被定位于“法院的證人”，因而在對證人的詢問和審查方面通常由法官直接進行，當事人及律師詢問證人須經法官許可。這種畸形搭配不可避免會導致證人制度的機制失衡和功能紊亂。

2、有關證人制度的規定，違背了“行為模式與法律后果”的立法邏輯規律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出庭作證的義務。從法理上說，法律義務必須履行，違反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但我國現行制度僅規定了證人必須作證的行為模式，卻未規定拒證應承擔何種不利的法律后果，顯而易見，這不符合立法的邏輯規律。在缺乏責任約束的情況下，證人出庭作證便成為可以規避的義務，證人不履行(拒絕作證)或不正確履行(作偽證)義務的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3、關于證人主體資格的規定不科學。

”?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證人的概念，僅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根據對該法律條文的理解，證人包括個人和單位。然而，從立法技術上講，“單位”并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術語，在法的實施中容易產生歧義。民事訴訟法本身也沒有對“單位”的概念作出界定，其他法律也沒有作出明確的解釋。實踐中，一般采用刑法意義上單位犯罪概念中單位的概念，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及基層組織。從世界各國立法看，目前只有我國規定單位可以作證。正如有學者所稱“在我國，它不過是作為擴大證據資源的一種不盡理想的變通方式。

4、關于證人的權利義務的規定嚴重失衡

我國現行制度明確規定了證人作證的義務，而忽略了對證人權利的授予和利益的保護，從而不僅導致權利義務的失衡，而且也違背了一般的人性規律。如證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的保護措施的缺失，往往導致證人遭到打擊報復或恐嚇時求助無門。在權利保護不到位的情況下，一味強調證人的出庭作證義務是不現實的。即使被強制出庭，也只會導致證人消極作證，與設置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目的相距甚遠。

5、偽證行為刑事責任缺位

盡管民事訴訟法規定對作偽證的個人可以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十五日以下拘留;單位處以3萬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可是《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規定的偽證罪的主體僅限于刑事訴訟中的證人，令民事訴訟中的對偽證行為刑事責任的追究被懸空。

6、法律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由此可見，證人可以出庭作證，也可以選擇提供書面證言;此外，對于何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情況沒有具體列舉。法條表述的模糊性，易給證人以誤導，違背了立法應有的明晰性要求。

其次，實踐中對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情況法院只作形式審查不作實質審查，當當事人解釋證人“在外地居住或出國或生病”等理由，即可獲得準許，而不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而證人常常以工作無法離開為由，婉轉地規避了出庭作證的義務，從而造成證人出庭作證率低。民事證據規則第五十六條規定的“特殊崗位確實無法離開的”、“路途特別遙遠，交通不便難以出庭的”、“其他無法出庭的特殊情況”，訴訟中成為證人不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借口。

再次，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關于法院在開庭三日前通知證人出庭的規定也違背客觀規律或常情，一是由于時間短，證人沒有充分的時間準備證言;二是對路途較遠的證人而言，由于時間不夠，不能及時到庭;三是由于作證通知來得太突然，證人已經安排好工作或行程往往不愿或不能更改，從而影響證

人出庭作證。而依據該規定，人民法院只要在開庭三日前履行了通知義務即可，不承擔負責證人到庭的義務，導致證人出庭率低。

二、完善我國民事訴訟證人制度的幾點建議

“現行民事訴訟法中有關證人證言的條款卻只有廖廖兩條，要想規范司法實踐中證人的資格、權利、義務、作證的程序、證言的收集、判斷取舍等方方面面，顯然是望尖莫及。”對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民事訴訟證人制度的完善，筆者提出以下意見。

(一)取消單位作證的規定

理論上一般認為，“證人是指知曉案件事實并應當事人的要求和法院的傳喚到法庭作證的人，” 但是在具體的案件中，證人必須具有感知能力，并且憑借其感知能力知曉案件真實情況。單位作為一種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盡管在法律上具有主體地位，但無法就其感知的事實“親自”向法庭陳述，也無法接受當事人雙方的辯論、質證，故應取消單位作證的法律規定。目前，所謂的單位作證主要是通過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證和書面證明并加蓋公章的方式來實現。法定代表人不是單位意志的傳話筒，其出庭作證，應歸屬于自然人作證范疇。單位所提供的檔案材料、證明文件和其他書面材料，屬于書證的范疇，不能被界定為證人證言。

(二)完善證人出庭作證的保護和保障措施

權利和義務的統一，是良法必備的條件之一。強調證人出庭作證，必須加強對證人出庭作證的保護制度和保障措施的建設。制度與措施健全與否，對于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有重要作用。

1、經濟補償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是為了協助國家實施法律、幫助司法機關準確查明案情，維護法治秩序，因此其出庭作證所支出的必要費用應由國家負擔，并由國家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以為解決證人出庭作證的經濟之憂。我國應建立證人出庭作證的經濟補償制度，對證人取得補償費用的項目、時間、方式等予以明確規定。

2、保護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其人身及財產安全理應受到國家的保護。英國的丹寧勛爵以其經典的富于哲理的司法意見表達了對證人進行保護的必要性：“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來保護證人是法庭的職責，否則，整個法律訴訟就會一錢不值。”針對司法實踐中各機關在證人保護上存在相互推諉的現象，建議在公安機關內部設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負責證人安全保障的具體事務，做到事先針對性的防范與處置和事后的追訴與懲罰相結合，解決證人出庭作證的后顧之憂。

(三)有選擇地推行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目前，證人不出庭作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有公民法律意識淡薄，也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因此，應有選擇的推行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當事人申請出庭作證的“證人”，法院應通過“證人”出具的書面證詞或“證人”書寫的知曉案件事實并愿意出庭作證的“聲明”進行識別，避免法院通知非證人參加訴訟，以加重他人負擔。經法院識別具有證人資格的人，享有證人權利，并承擔證人的義務，應接受法院的通知出庭作證。對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作證的，法院可以強制其出庭作證并給予一定法律制裁。

(四)確立集中審理原則，保障證人證言的質量及證人的權利

所謂集中審理，是指案件的審理應當不間斷的持續進行，直接審理完畢的審理原則。對有證人的案件以一次審理完畢，即使需二次及以上審理的復雜案件，亦應以每日連續審理，直至審理完畢為止。證人證言的真實性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知密性，其在法庭上所作陳述不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不能旁聽案件的庭審;不能事先了解當事人、其他證人的陳述內容。如果案件不能集中審理，證人的知密性將無法保障，證人證言的質量將大打折扣。

此外，如果案件的審理期限較長，開庭次數較多，證人作證將遭受到不預期的開庭通知的風險。有的證人已按法院通知的時間到達，由于庭審效率低，證人因沒有出庭作證還得等待下次開庭通知，無疑加重了證人的負擔，這是目前證人出庭率低的原因之一。因此，確保有證人案件的集中審理，有利于全面保障公民作證義務的實現，依法維護證人的合法權利。

(五)完善偽證行為懲戒制度

實踐中，由于證明偽證行為的難度大，偽證責任不健全，加上法官一般不愿主動追究，偽證行呈日趨蔓延趨勢。鑒于偽證嚴重擾亂訴訟秩序，破壞社會信用，完善偽證的懲戒制度勢在必行。對庭審前主動承認偽證行為的，可以從輕處罰，給予訓誡，責令具結悔過;對經法庭宣誓后的偽證行為應從重處罰，予以罰款、拘留等;對于嚴重妨礙民事訴訟的偽證行為，按偽證罪追究刑事責任。與此相關，建議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修改為：“在訴訟中，證人、鑒定人??”，對民事訴訟中的嚴重偽證行為處罰納入刑罰范疇。同時，強化司法人員對訴訟過程中發現的偽證行為的處理，對姑息縱容、放縱的，予以行政處分。

綜上所述，完善民事訴訟證人制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從理念、文化、制度、規則、保障和懲戒等方面綜合加以解決，尤其注意從證人角度考慮問題，不斷喚起證人主動作證的良知和責任意識，杜絕偽證現象的產生，以維護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維護司法公正。

第三篇：論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選擇研究與分析

論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選擇

張建權

【摘要】行政訴訟均采用同一標準，該證明標準被稱為“客觀真實說”。我國應根據民事訴訟的特點，結合國際上民事訴訟的發展趨勢，選擇“高度蓋然性”作為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并建立以高度蓋然性標準為中心，呈差序結構的證明標準體系。

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又被我國學者稱為“證明要求”或“證明任務”，是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我國長期實行一元制的證明標準，即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均采用同一證明標準，有學者歸納為“客觀真實說”。目前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踐界對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表現出極大的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又被我國學者稱為“證明要求”或“證明任務”，是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我國長期實行一元制的證明標準，即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均采用同一證明標準，有學者歸納為“客觀真實說”。目前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踐界對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多數學者和司法實務工作者要求改變一元制的證明標準，適當降低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2002年4月1日正式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從司法實務界的角度改變了民事訴訟法確立的證明標準，但理論界卻尚未對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作深入系統的探討。本文擬從我國應選擇的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角度來展開論述。

(一)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類型

綜合我國和域外的立法狀況，民事訴訟證明標準有客觀真實標準、高度蓋然性標準和蓋然性占優勢標準。任何訴訟要想達到的理想狀態都是希望能夠在查清案件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作出公正的判決。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必須做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此證明標準被學界稱為“客觀真實說”，具體的表述一般為：(1)據以定案的證據均已查證屬實，(2)案件事實均有必要的證據予以證明，(3)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結論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高度蓋然性標準，也稱內心確信標準，它是指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心證達到了依據日常經驗可能達到的那樣的高度，疑問即告排除，從而產生近似確然性的可能性，法官可以判決待證事實存在。其基本邏輯依據是，在事實真偽不明而當事人又無法舉證時，法院認定蓋然性明顯高的事實發生，遠較認定蓋然性低的事實發生，更能接近真實而避免誤判。所以，凡證明待證事實發生的蓋然性明顯較高的，主張該事實發生的當事人不負舉證責任，相對人應就該事實不發生負舉證責任。一般認為大陸法系如德國、日本、法國等都采用高度蓋然性標準。

蓋然性占優勢標準，英美法系稱之為“或然性權衡”，它是指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需把其主張之事實證明至存在比不存在更為可能的程度。如英國學者彼德·莫菲認為：“在民事案件中，證明標準無非是要求‘或然性權衡’和‘蓋然性占優勢’的標準，也就是說，足以表明案件中負有法定證明責任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上的真實性大于不真實性。”英美法系國家普遍采用此標準。

對高度蓋然性標準的“高度”該是多少及蓋然性占優勢標準的最低限的確定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大陸法系一般用德國學者埃克羅夫和馬森創立的刻度盤理論來表述，刻度盤的兩端分別為0%和100%，兩端之間分為四級：第一級為1%~24%，第二級為26%~49%，第三級為51%~74%，第四級為75%~99%，其中0%為絕對不可能，50%為可能與不可能同等程度存在，100%為絕對肯定，第一級為非常不可能，第二級為不太可能，第三級為大致可能，第四級為非常可能[3]。他們認為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應定在第四級，即在窮盡了可獲得的所有證據后，如果達到或超過75%的證明程度，應認為待證事實的存在已獲得證明，如果

達不到75%，法官應認定待證事實不存在。近年來，我國學者李浩教授主張從法官心證強度的角度把蓋然性標準進行量化，將待證事實的證明程度區分為：初級蓋然性的心證強度為51%~74%，表明事實大致如此;中級蓋然性的心證強度為75%~84%，表明事實在一般情況下如此;高級蓋然性的心證強度為85%~99%，表明事實幾乎如此[4]。一般而言，蓋然性占優勢標準的心證強度的最低限為51%，但學者們對高度蓋然性標準的心證強度的最低限卻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應達到75%，也有的認為應達到80%，有的甚至要求更高。筆者認為，蓋然性要求過高將導致真偽不明的案件增多，不利于民事關系的穩定。蓋然性要求過低則又可能導致當事人長期不服法院的判決而要頻繁啟動訴訟程序，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因此，蓋然性的高度確定為75%較為適宜，即埃克羅夫和馬森提出的第四級和我國學者提出的中級蓋然性標準。

(二)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選擇

我國應采用何種證明標準是目前學界討論的一大問題。“客觀真實說”已被很多學者所否定，此種證明標準在民事訴訟中是否每一案件都能夠或者必須達到，理論界和司法實踐界普遍持懷疑態度，因為訴訟中查明案件事實是人類一種特殊的認識活動，它要受時間、空間、認識手段及條件等諸多情況的限制，每一案件均要達到這一證明標準并不現實。客觀真實標準可以看作是民事訴訟的最高標準或理想標準，而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則是法官對待證事實所形成必要心證的最下限，如果要求一般民事案件都必須達到此標準是不現實的。

“高度蓋然性”標準和“蓋然性占優勢”標準均有學者主張。筆者認為，我國不宜確定“蓋然性占優勢”標準，這是因為：(1)“蓋然性占優勢”標準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在庭上激烈對抗制度和陪審制等帶有明顯英美法系法律特征基礎上的，在庭審中法官和陪審團處于消極的地位，雙方當事人在庭上運用各種手段進行攻擊和防御，使一方以優勢的明顯效果導致事實自動顯露出來。該標準比較注重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外在性，突出表現為追求審判活動的程序公正。大陸法系法院的法官在庭審前準備證據及法庭調查過程中，有較大的職權來控制訴訟程序的進行，根據調查結果形成法官的心證，當這種心證在法官內心深處達到相當高度時，便促使其對某一案件事實進行認定。該標準比較注重于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內在性，更強調

審判活動的實體公正。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確定牽涉到一個國家法律制度和規則的配套，大陸法系國家一般不采用“蓋然性占優勢”的標準，這決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在綜合各種情況后作出的必然選擇。

(2)在德國、日本等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里，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針對一般民事案件而言的，對于特殊民事案件還會有拔高或降低證明標準的例外情形;英美法系針對一般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蓋然性占優勢”，對于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也會出現拔高其證明標準的例外情形(關于兩大法系的此類情形本文在后面將會論及)。因此，確定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實際上就是確定一般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筆者認為，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制度因為沒有英美法系發達的證據規則及以當事人為主的訴訟制度設計，也沒有程序絕對優先的社會心理基礎，所以，不應當選擇“蓋然性占優勢”作為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高度蓋然性標準是人類長期的社會實踐在司法審判上的一種必然產物，它將人類生活經驗及統計上的概率，適用于法官在訴訟中判斷待證事實的證明程度，達到這一標準的法官可以確認待證事實的存在，達不到這一標準的法官則可以拒絕確認待證事實的存在。從我國目前的立法情況來看，采用這一標準還需要制訂很多的證據制度和證據規則來保障和規制，但這一標準的確立為法官們判斷案件是否得到證明提供了較具可操作性的標準，更符合訴訟效益原則且不失公平正義原則。因為：第一，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只是民事訴訟中最低要求的事實證明標準，亦即日本學者倉田卓次所說的法官在事實認定中“形成必要心證的最下限”[5]，它并不是鼓勵法官在任何案件中均使用該標準，只是在各種證明手段用盡時才使用的標準，是法官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拒絕裁判的民事訴訟基本法理的體現。第二，高度蓋然性標準的實施必須有嚴密的證據制度、規則的保障和規制，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并非完全的“自由心證”，必須在遵守了包括法律規定的證據制度和證據規則在內的各種程序規則的前提下才可“自由”。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法律規定極其簡單，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2002年4月1日實施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雖然這一司法解釋在證據法領域內意義深遠，但因其在適用效力和范圍方面的因素，加之該司法解釋設立的證據規則并不全面，難以完全規制法官在判定案件待證事實時的“自由心證”。所以，我國應盡快制訂民事證據法，以應現實之急需。

(三)不同性質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層次性

把高度蓋然性作為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并不意味著任何民事案件均適用同樣的標準。從國外的立法及法學理論來看，不同性質的民事案件也應有不同程度的蓋然性標準。英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蓋然性占優勢，但具體實行的是被英國學者稱為“靈活性的證明標準”，即在堅持蓋然性權衡的原則下，根據原告指控的性質和程度不同，相應的證明標準也有所變化。英國原上訴法院院長湯普森·丹寧勛爵曾指出：“當指控屬于欺詐性質，民事法庭自然要求該指控本身所應達到的蓋然性程度比一個對過失行為指控所要求達到的程度更高。這樣的案件無需采用像刑庭那樣要求如此高的蓋然性程度，即便該指控具有犯罪性質，但在民事案件中確實要求所采用的蓋然性程度與案件的具體情況(場合)相適應。”從英國的判例情況來看，對準刑事犯罪性質的案件和具有特殊性質的民事案件均要求比一般民事案件有較高的蓋然性。具體而言，如蔑視法庭行為，婚姻家庭案件中所涉及的非犯罪或準犯罪性質的行為，包括通奸、虐待和遺棄等，對子女性犯罪而引發的監護權訴訟、因謀殺或其他犯罪而產生的繼承權糾紛之訴、因欺詐而引起的合同糾紛之訴等，口頭信托、口頭遺囑、以過錯或欺詐為由請求更正文件等案件，確立了更高的證明標準，即有關當事人必須就其所主張的事實以其明確且使人信服的證據加以證明，其證明的程度要求超過一般民事案件。美國對某些特定范圍的指控和訴訟請求的證明也要求達到較高的蓋然性程度，即比一般民事案件要有“更為準確的說服方法”來加以證明。對達到該程度的證明標準表述為“清楚和可信的證明”或“清楚的、有說服力的和可信賴的證明”，起初該標準適用于關涉個人權利的案件，現在已有了較大的擴展，總的來說，可適用的案件有以下幾類：(1)欺詐和不正當影響之訴;(2)確定遺囑的口頭合同之訴和確定已遺失遺囑的條款之訴;(3)口頭合同的特殊履行之訴;(4)撤銷、變更、修改書面交易合同的程序或基于欺詐、錯誤或不完整之正式行為之訴;(5)可能涉及欺詐危險的各類索賠和辯護之訴以及其他基于政策考慮不應被支持的特殊索賠之訴。

日本的情況與英美相反。一般認為日本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高度蓋然性”，即要達到“按照社會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賴以行為的程度”，并在此基礎上使法官形成“確信心證”的學說。近年來，日本也正在討論對某些案件如何適當降低證明標準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從實體正義及程序正義的角度出發，對有些案件應當允許降低原則性證明標準，并對這種需要降低證明標準的案件設置了一些要件，具體包括：

(1)從案件的性質來看，按照一般的證明標準事實是難以證明的;(2)按照實體法規范的目的及趣旨，按照一般證明標準，這種事實就難以被證明或其結果明顯會導致不正義的產生;(3)沒有其他可以與原則性證明度等價值的舉證[8]。雖然日本學界討論的是降低證明標準問題，但這也說明了大陸法系國家已開始逐漸重視民事證明標準在不同性質案件中的層次性問題。

我國法學界目前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確定上，民事證明標準各個角度的層次性問題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更未進行深入的探討。筆者認為，我國應建立以高度蓋然性標準為中心，呈差序結構的證明標準體系，具體而言，高度蓋然性是我國的原則性標準，一般性民事案件均適用該標準，但對一些特殊的案件還應對民事證明標準進行拔高或降低的處理。具體而言，對于諸如準刑事犯罪行為和民事欺詐、口頭信托、口頭遺囑及婚姻、繼承等與人身密切相關的案件，宜采用比一般民事案件更高的證明標準，法官的心證強度應達到85%以上，即李浩教授所主張的高級蓋然性;對于某些特殊的案件，如某些侵權訴訟，如環境污染、高度危險作業、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等案件中關于侵權事實是否成立的證明、因果關系是否存在的證明、某些程序性事實的證明均可適當降低證明標準，法官的心證強度應為51%以上，即李浩教授所提出的初級蓋然性標準。

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民事證據制度的核心問題，確定我國未來的民事證明標準必須進行系統考慮與民事證明標準有關的因素，不僅要研究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選擇，而且還要研究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層次性，以構建科學合理的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體系。

第四篇：淺談民事訴訟缺席審判程序的完善研究與分析

淺談民事訴訟缺席審判程序的完善馬均

在民事訴訟實踐中，當事人缺席有三種情況：一是原告起訴時已知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因而被告自始至終沒有參與訴訟，法院適用的是公告送達;二是原告起訴時被告住址明確清楚，且法院也依法送達了應訴通知書，但被告既沒有到法院應訴，也沒有出席開庭審理;三是當事人在開庭審理期日屆至時，沒有按照開庭傳票的要求出席庭審。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缺席審判的規定僅限于第三種情形。本文將針對前述兩種缺席情況并對它的缺陷試作探討。

一、怎樣理解缺席審判的現行規定

(一)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在原告起訴時，被告客觀上已處于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狀態的情形在實踐中并不罕見，特別是離婚案件和債務糾紛案件尤其多見。

1、對起訴之始被告就屬于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起訴。

如果原告不能提供被告明確的地址，有的法院就不予受理。依《民事訴訟法》第110條的規定，起訴狀應當載明被告的工作單位或住址，倘若訴狀中缺失該內容，經限期補正仍不能完善的，法院以起訴狀內容有欠缺而不予受理應當也符合法律的規定。但是，如果原告確實不知道被告的下落或住址，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就有損害原告訴權之嫌，特別是在被告故意隱匿自己時尤其不公。正是在此意義上，對起訴之始被告就屬于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起訴，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起訴條件和具備其他的內容要求，法院就應當受理。原告可能明知被告的下落或住址，但惡意向法院聲稱確實不知道被告的下落或住址。基于此，法律要求原告起訴時提供被告明確的住址或工作單位是合理的，事實上，這應當是“明確被告”的要素之一。由此看來，對原告聲稱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起訴是受理還是不受理各有道理。

筆者認為，基于保護訴權的需要，對這類起訴法院應當受理，但立法應當對此設置預防機制和救濟機制。預防機制的立法內容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其一，一般情況下，原告對被告下落不明的事實或已經搬遷的事實應當舉證證明;但為避免加重原告舉證負擔，原告對此的證明標準可以不必苛刻。其二，原告謊稱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應歸于訴訟欺詐的范圍，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至于救濟機制的立法內容，應當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在訴訟的任何階段，如果法院認為原告有訴訟欺詐嫌疑時，可以依職權調查被告的下落和住址;二是被告在訴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以原告有訴訟欺詐為由請求駁回起訴;三是原告訴訟欺詐應當成為被告對生效的缺席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的法定事由。

2、對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

根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對于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適用簡易程序審理。該解釋意味著法院審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其目的在于表現一種應有的慎重，以免在被告缺失而無法實施辯論的情況下法官濫用裁判權。這種防范確有其必要，畢竟原告與獨任法官惡意串通的幾率比與三個或者三個以上法官惡意串通的幾率要高得多，更何況這種惡意串通的后果基本上都是原告勝訴，且挽回這種惡果的成本太高，甚至有時對被告造成的損害將難以逆轉。因此，對于原告在起訴時聲稱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立法應當將其排除在獨任制的適用范圍之外。但須指出的是，盡管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應當適用合議制審判，但并不意味著必然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普通程序是一個復雜而完整的程序，其適用前提應當以雙方當事人都參與為前提，如果一方當事人自始至終都不參與，就無所謂普通程序的適用問題，同理，簡易程序也無所謂適用與否。由此旨在說明，當被告在訴訟之始就缺失時，立法應當設置專門的審理程序——可以稱為缺席審理程序，其內容包括訴訟之始的缺席和訴訟中的缺席，因而可以適用于任何階段當事人缺席的情況，當然，對不同的缺席情況的規定應當有所區別。

3、對經公告送達后，被告不應訴、不出庭問題。

筆者認為，被告不管基于什么原因不應訴，都不能減免原告對其主張事實的舉證責任，理由有二：其一，被告不應訴并不等于至開庭期日時不出庭，實踐中有相當部分案件的被告都不提交答辯狀和證據材料，但仍然出席開庭審理。被告既然有出席開庭審理的可能，原告就必須為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材料，以便被告質證;其二，無論被告應訴與否，都要求原告履行其提供相應的證據材料，也是控制原告進行訴訟欺詐的預防措施之一。在此理由下，被原告聲稱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如果被告在公告送達后仍未出現的，原告所主張的事實和提出的訴訟請求不能當然地視為被告自認。

(二)對被告既不應訴又不出庭的處理。

此種情況以被告并非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為前提，即在法院已經依法送達應訴通知書和開庭傳票后，被告無故不應訴和不出庭。法院依法送達應訴通知書和開庭傳票后，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情況：一是被告雖然沒有進行提交答辯狀等應訴行為，但卻出席了開庭審理;二是被告雖然進行提交答辯狀等應訴行為，但卻無故不出席開庭審理;三是被告既未進行提交答辯狀等應訴行為，又無故不出席開庭審理。對于第一種情況，被告喪失對原告起訴狀的內容主張不同意見的答辯權，但仍然享有出席開庭審理的權利，并有權對原告出示的證據材料進行質證的權利和對案件的法律適用發表意見的權利。對于第二種情況，應當按照無故不到庭的情形處理。至于第三種情況，既需要理清一些理論問題，又需要完善相關的立法。

首先，如果被告并非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且已收到法院的應訴通知書卻逾期無故不應訴。筆者認為;立法不應采納“視為自認”說，理由是：“視為自認”說的成立必須以被告的質證權前置為前提，即被告的質證權與答辯權是合一狀態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應訴中的答辯僅針對起訴狀所陳述的事實和訴訟請求，并不針對原告的證據材料和法律的適用問題。事實上，被告在收到應訴通知書時并沒有同時收到或全部收到原告提交的證據材料，因而答辯權本身不可能針對證據材料。因此，被告逾期不應訴，喪失的只是對起訴內容提出異議的權利，但并未喪失對原告提交的證據材料的質證權，也不應該喪失對法律適用問題的辯論權，故被告依然享有質證權。那么，被告對證據材料的質證結果有可能使原告主張的事實不能成立，但如果采用“視為自認”說，勢必會使背離客觀真實的判決的幾率加大，而這是有悖于訴訟公正旨意的。再者，就“誰主張誰舉證”而言，原告主張的事實是否成立應當由他自己證明，被告沒有證明其主張是否成立的義務。其次，被告逾期無故不提交答辯狀時。筆者認為，當事人最基本、最重要的訴訟權利是參與訴訟權和知情權，為此，立法不能因為被告未行使某項訴訟權利而使其喪失其他訴訟權利，更不能因此而不讓其知曉原告提供的證據材料，而且，被告不提交答辯狀，并不等于其不提交證據材料。基于此，當被告逾期未提交答辯狀時，庭前程序還應當依法進行，既要保證被告享有合理的舉證期限，又要保障被告在開庭前對原告訴訟材料知情權的實現。再次，被告無故既不應訴又不出庭時。既然被告不應訴并不產生對原告起訴所主張的事實和訴訟請求推定自認的效果，而且庭前程序依然繼續進行，那么，在依法向所有當事人送達開庭傳票后，開庭審理同樣應當依法如期進行。如果被告無故不到庭，法院仍應進行審理。其審理程序和判決原則與前述關于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相同，即由法庭對原告提出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詢問和認定，認為原告提供的證據材料沒有疑義，能夠達到證明要求，且訴訟請求具有法律依據的，應當判決原告勝訴，反之，則應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二、我國缺席審判制度的完善

(一)通過修改民事訴訟法或制定相關司法解釋，對缺席予以重新界定。

關于缺席不同國家有不同規定，廣義的缺席包括不出庭和未能在訴訟行為期間實施訴訟行為，如不行使法律規定的抗辯;狹義的缺席僅指當事人于言辭辯論日不到庭。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缺席是指當事人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其中缺席不但要有未出庭的事實，還得有主觀上的故意，給實際審查認定帶來困難。為了平等保護雙方當事人的程序利益，促使當事人正確行使辯論權，應把缺席界定為當事人在傳喚的開庭時間未到庭;到庭未進行答辯即擅自退庭，視為未到庭。對于法庭主持調解階段當事人未到庭或中途退庭不應視為缺席，法庭根據事實和法律所作出的判決為對席判決。

(二)原、被告一方缺席時，根據對方當事人申請，統一采用判決方式終結訴訟，避免訴訟程序無休止地被重復啟動。

在現代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被認為是推動訴訟進行的主體，法院應對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予以必要尊重，同時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是我國民訴的一項基本原則，在缺席審判時，不應區分原、被告地位，應根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立法精神，法院對未到庭當事人已經提出答辯狀或其他訴訟材料的，法官應依職權認真進行審查，對于缺席方的合法權益應受到充分考慮，使案件處理結果在實體公正方面盡可能接近對席判決所達到的程度，而不是不分情況一概判決缺席方敗訴。

(三)一定限度賦予缺席方對缺席判決的異議申請權。

缺席審判制度的模式，國際上一般分為：缺席判決主義和一方辯論主義，其中缺席判決主義對于缺席的救濟往往通過異議申請程序，即缺席方對缺席判決不服，可在一定期間內提出異議申請而不是上訴，從而使原判決失去效力，訴訟恢復到缺席前狀態。如德國讓缺席方承擔有關費用的規定以防止異議濫用;如美國則在異議制度方面規定只存在法定“正當理由”時才能撤銷缺席判決。一方辯論主義指一方缺席時所作判決視為對席判決，對于對席判決，缺席方不能提出異議。在我國，由于缺席判決一般是在當事人缺席原因不明時作出，一定限度賦予缺席方缺席判決異議申請權，有利于更好協調民事訴訟中的實體公正和與程序公正，訴訟公正與訴訟效率等價值的衡平。根據我國法院的內部設置，缺席方異議申請可以向審判監督庭提出，并須相關證據支持，經審查異議成立可能撤銷判決，但不管今后結果如何，缺席方必須承擔對方再次出庭所造成的損失。此外，該審查只限于異議而不涉及案件實體情況。論民事訴訟庭前程序的完善

劉曉芬

摘要：所謂民事訴訟，是指法院、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訴訟活動，以及由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各種訴訟關系的總和。而審理前的準備，則是指法院在受理原告的起訴以后到開庭審理之前，由案件承辦人員依法進行的一系列準備工作的總稱。它是普通程序中開庭審理前的一個必經階段，是保證庭審質量、提高庭審效率必不可少的基礎，是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必備前提，對于保護當事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保證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擬從做好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的意義，庭前準備的內容，我國民事訴訟審前程序的現狀以及如何規范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程序等方面進行探討，以闡明筆者在庭前準備這一問題上的個人見解。

一、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的重要意義

從當今世界各國的民事訴訟立法來看，都有關于審理前準備的規定。盡管各國在程序的稱呼和具體內容甚至于訴訟功能上存在較大區別。例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規定，“法院認為有必要整理爭點及證據時，可以在聽取當事人意見后，將案件付諸準備程序”。又比如，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民事訴訟規則》在第六章“開庭審理”之前，設置了“發現程序”，其中分別就當事人向對方收集證據與案件情況、審前會議、審前和解等問題作出了規定。庭前準備程序是普通程序中開庭審理前的一個必經階段，是保證庭審質量、提高庭審效率必不可少的基礎，是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必備前提，對于保護當事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保證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切實維護當事人的。

二、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的內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13～119條以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審理前準備階段主要有如下幾方面的內容：

⒈ 在法定期限內將起訴狀副本送達被告，限期被告提出答辯狀，并在法定期限內將答辯狀副本送達原告。通過此項工作的完成，有助于雙方當事人在開庭前即了解對方主張的前提下有準備地參加法庭審理，并在充分行使訴訟權利的基礎上，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⒉ 向當事人告知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與合議庭組成人員。依照規定，人民法院對于決定受理的案件，應當在受理案件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中向當事人告知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或者也可以口頭告知，如果已經確定開庭日期的，應當一并告知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開庭時間、地點，以便其按時參加庭審活動。合議庭組成后，應當在3日內將合議庭組成人員告知當事人，以便其依法充分有效地行使申請回避權。⒊ 認真審核訴訟材料，調查收集必要的證據。這里所說的訴訟材料，僅指原、被告雙方向受訴法院提交的起訴狀、答辯狀，以及他們各自提交的有關證據材料。進行此項工作的目的在于使審判工作人員通過認真審核訴訟材料和調查收集必要的證據來了解案情，審查證據，以便掌握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和需要庭審調查、辯論的主要問題，為在庭審活動中正確地指揮訴訟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⒋ 在審理前的準備階段，人民法院除了應當嚴格依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逐項完成上述必要的準確工作之外，還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要求，適時進行下列活動：

⑴ 對專門性問題，合議庭認為需要鑒定、審計的，應當及時交由法定鑒定部門或者指定有關部門進行鑒定，委托審計機關進行審計。

⑵ 開庭前，合議庭可以召集雙方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交換、核對證據，核算帳目。

⑶ 合議庭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在開庭審理前讓雙方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自行協商解決。

⑷ 合議庭審查案卷材料后，如果認為法律關系明確、事實清楚，經征得當事人雙方同意，可以在開庭審理前徑行調解。調解達成協議的，應制作調解書發給雙方當事人。開庭審理前達不成協議的，合議庭應即研究確定開庭審理的日期和庭審提綱，并應明確合議庭成員在庭審中的分工。

⑸ 開庭日期確定以后，書記員應當在開庭3日以前將傳票送達當事人，將開庭通知書送達當事人的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翻譯人員。當事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外地的，應當留有必要的在途時間。公開審理的，應當公告當事人姓名或者名稱、案由、開庭時間和地點。

二、我國民事訴訟庭前程序的現狀

⒈ 我國審前準備模式是為法官而設計的，當事人處于非主導被動狀態。從《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現有的審前準備程序規定上看，其主要內容為：法官向當事人送達應訴材料、答辯狀副本，法官告知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和合議庭組成人員，法官進行調查、收集證據，法官追加當事人等。不難看出這些程序規定是為法官而設定的，更多的是賦予法官職責和義務，法官是處于主動狀態，當事人是處于被動狀態，這種模式是不利于當事人發揮主觀能動作用。

⒉ 現有審前準備模式極易促使法院審判職能替代當事人訴辯職能現象發生，容易形成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對抗局勢，不利于民商事審判工作有效開展。因此，法官開展庭前準備工作在當事人眼里顯得尤為重要，法官積極主動狀況與否，直接影響到審判的社會效果。有的法官為了查明案情，證明客觀上真實，積

極主動核實起訴一方的舉證材料，甚至親自收集、補充證據，這種越俎代庖的行為違背了人民法院收集證據規則，將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和法院收集證據的職能混為一談。

⒊ 從“一步到庭”審理模式到現有審前準備模式轉變，可以看出我國是非常重視審前準備工作的。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為了能夠使民商事審判工作與國際順利接軌，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相應的《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這是民商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重大突破，它否定了“一步到庭”審前模式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大進步意義。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出臺之前，《民事訴訟法》對審前程序僅作七條的規定，而《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卻細化到八十三條規定，說明了審前準備工作改革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民商事審判方式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三、如何規范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程序

⒈ 確立專門送達制度。在法院內部成立專門執達隊伍，從事各類訴訟文書送達工作。送達范圍可選定為應訴通知書、起狀狀副本、答辯狀副本、舉證通知書、合議庭成員告知書、開庭傳票、裁定書、判決書、上訴狀等。其程序上的操作亦可按照民事訴訟規定進行。從我國的民事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一般均沒有按期向受訴人民法院提出答辯狀，由此導致原告收到答辯狀的時間推遲。這樣雖然并未違反民事訴訟法的任何規定，但從實際來看，它使原告因此而喪失了作為訴訟當事人所應當依法享有的對對方當事人訴訟主張的了解權，處于與被告顯然并非公平的訴訟境地。為了有效地避免這一負面影響的發生，我國民事訴訟法在這一問題上的規定，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

⒉ 服務于庭審原則。審前準備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讓法官與當事人更加明確案件爭議焦點，使法官能夠更加熟悉案件情況，當事人能夠認清自已的舉證方向、舉證責任，以增強案件審理的透明度，提高庭審工作效率，起到促進當事人之間糾紛、矛盾化解作用。這就需要我們講求服務于庭審這一原則。⒊ 講求審判效率原則。審前程序準備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讓法官和當事人做好庭審準備工作，更好地發揮庭審效果，提高審判效率，以防止案件突襲裁判和拖延訴訟現象發生，保障訴訟公正與效益價值的實現。因此，審前程序改革是否趨于完善，很大程度要看審判效率是否得到提高，審判效率明顯提高了，才能說明審前程序改革是成功的。因此，審前程序改革要不斷尋求工作切合點，以真正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

⒋ 應進一步完善證據展示、交換制度。對于證據多、疑難復雜案件，在開庭審理前應當通知當事人進行證據展示與交換，證據展示與交換應由法官助理進行主持，或者由法官助理引導雙方事人或代理人相互間進行展示或交換，證據展示與交換一般在開庭審理前進行，對于展示和交換的次數，筆者認為可以不加以限制，如果發現故意制造次數或拖延訴訟的，視情形可給予相應的民事制裁。

⒌ 應進一步規范庭前調解制度。明確庭前調解工作由法官助理主持，主審法官不得提前介入。當事人可以自行協商和解，也可以通過雙方代理人之間交換意見進行和解，助理法官在庭前調解中的角色是處于促成和引導的作用。一旦雙方達成協議的，仍應由獨任法官或合議庭進行確認;不能達成協議，進入開庭審理程序的，庭前調解制度操作也避免了法官與當事人正面接觸，起到預防司法腐敗作用。此外，庭前調解制度應規范主持庭前調解的人員、時間、次數、場所及把握的原則、遵循的程序等，使庭前調解工作能夠按照自愿、合法、有序進行。同時，必須注意將庭前調解與審前準備工作有機結合起來，發揮二者之間互相能動作用。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庭前程序的改革與完善，對于促進司法公正與效率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審判實踐中，應當更加科學合理地把握好這一程序性工作，以利于全面發揮民商事審判工作效率。同時，能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一絲不茍地完成審理前的各項準備活動，將直接決定著開庭審理工作的質量好壞與效率高低。但是，在近幾年開展的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實踐中，卻出現了一種主張弱化甚至取消審理前的準備尤其是審前調查而直接開庭的錯誤做法，也即所謂“一步到庭”。一般來講，持這種主張的人理由是：為防止法官因此而進行審前調查而先入為主，強化庭審功能，提高庭審效率，在受理原告的起訴后，除進行必要的事務性準備外，不應再進行任何調查活動而應當直接開庭。這種主張是十分有害的。首先，它不符合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明確要求，是一種嚴重違反程序法的行為;其次，倘若取消審前調查，開庭審理中必將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爭執點而花費大量時間，反而阻礙庭審的順利進行;最后，由于目前我國法官的整體素質尚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一步到庭”模式下的庭審活動可能會因法官素質上的欠缺而中途受阻，最重要的是，還可能因此而影響到裁判的正確做出，損害了國家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作為審判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審理前的準備工作一定要做好，并且絕不掉以輕心。只有這樣，才能為法庭審理活動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更好地發揮人民法院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篇：論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論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貝斯特李）李寬

摘要：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存在申訴與申請再審未明確區分，檢察院和法院啟動再審程序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再審審級不合理、審理時限及再審次數無限制等弊端，要改革和完善再審制度，必須確立“依法糾錯”、“依當事人申請，經復審而立”及“再審一審終審”的司法理念。具體而言，應將當事人的申訴權利定位為再審之訴，限制檢察院的抗訴權，并取消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程序的職權，同時對再審審級、時限及次數都作出明確的規定。

Abstract: The our country current civil case's discussing again system existence to report to discuss again with application didn't distinguish analyse definitely，checking Cha hospital and court to start discussing again procedure violation and the party concerned meaning autonomy principle，discussing again to review class absurdity and taking up time limit and discussing again number of times infinite make etc.irregularity，correct with perfect discuss again system，have to establish the judicial principle of“the Jiu is wrong by law”，“depend on the party concerned application，through appeal trial but sign” and“discuss again a review final trial”.Concrete but speech, should report the party concerned a right fixed position for discuss again it tell，the anti-which limits to check a Cha hospital tells power，and cancel a court to start job power of discussing again the procedure actively，make an explicit provision towards discussing again to review class，time limit and number of timeses all in the meantime.關鍵詞：民事再審制度 不足 完善

Keywords: civil retrial system，disadvantages，improvement

引言

毋庸置疑，我國民事再審制度自確立以來，作為審判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對于糾正錯誤審判，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保障人民檢察院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保障公正司法，實現最終的司法公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關于再審制度的規定已難以適應當前法制建設[1]。因此，研究和檢討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積極推進其改革和完善已成共識。

一、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是在對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期間所暴露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全面修正的基礎上制定的。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法治的深化，現行民事訴訟法的問題日漸凸現，尤其是再審程序的弊端，已經引起了學界及實務工作者們的廣泛關注。無疑，反思并剖析這些問題和弊端，是完善和重構民事再審制度所必需的。

1.申訴與申請再審沒有明確區分。

申訴，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和民主權利，其權利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及追求的目的是表達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意志。而申請再審是申訴在民事訴訟中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一種訴訟權利。申請再審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申訴 權通過民事訴訟得以實現，為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提供程序上的保證。在當事人無法申請再審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申訴的途徑來恢復自己所希望達到的權利義務上的平衡[2]。因此，兩者是不同的概念，必須明確加以區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申訴與申請再審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并沒有得到徹底的區分。如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5項規定：“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訴處理……”。筆者認為，此處本應使用“申請再審”卻用了“申訴”一詞。由于立法對二者的區別不重視，導致審判人員也常常在法律文書中將兩者混為一談。

2.人民檢察院啟動再審具隨意性。

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86條的規定，只要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抗訴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就必須再審，也就是說此種抗訴一經提出即發生啟動再審程序的必然，同時民事判決執行程序必須中止。筆者認為，此規定反映出如下問題：其一，啟動再審程序的隨意性。不論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抗訴正確與否，只要一經提出法院就必須再審。按照現行民訴法的規定，檢察機關的抗訴權是不受制約的權力，這就很有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不難想象，這種權力的濫用必將造成審判的重復性和不嚴肅性，影響既判法律文書的嚴肅性和穩定性，動搖司法的權威性。其二，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民事訴訟解決的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人身和財產方面的權利義務糾紛，而由于抗訴權的存在，檢察機關 只要提出抗訴，任何時候都可以再一次啟動再審訴訟程序以及中止生效民事判決的執行。這等于說，檢察院成為了一方當事人利益的代表。筆者認為，這不但影響和干涉了當事人的處分權，而且導致雙方當事人產生不對等。3.法院自判自糾，影響再審質量。

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及法官構成了訴、辯、審的三角格局，法官的職責是依法公正審判案件，訴與審必須分離。然而，我國現行再審制度關于法院自主啟動再審程序的規定，使得人民法院同時具有了兩種訴訟職能：既是審判者，又是起訴者。這造成我國現行的再審制度從本質上說都是人民法院自身的一種自我糾錯行為。現實中，審監庭在法院內部與其他業務審判庭處于平行地位，這不利于再審的公正進行。再者，出于對同事、庭室的人情關系及其他因素的考慮，再審法官難免會出現盲目維持的情況。另外，受錯案追究制度等因素影響，法院和法官均不愿意承擔辦理錯案及追究責任。筆者認為，這樣的狀況會導致再審的改判尤為困難，自然地法院再審程序的“自我糾錯”的效果也會不盡人意。

4.再審程序的啟動凸現職權色彩。

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有權啟動再審程序的三類主體。其中法院和檢察院認為需要再審可以直接啟動，無需征求當事人的同意。而當事人對再審的啟動僅僅是種可能性，最終是否再審由法院決定[3]。由于法院這種決定權的行使沒有完 善的程序規制，往往導致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愿望在很多時候被司法機關以各種理由無限期擱置，申請再審權仿佛形同虛設，當事人對此諸多抱怨。試想，連公民的基本憲法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又怎談得上司法為民思想的落到實處。

5.關于審級的規定不合理。

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再審受理法院的規定，原審法院及其上一級法院，不論是最高人民法院還是基層人民法院都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再審案件。無疑地，這種規定是基于減輕上級法院工作壓力和訴訟成本的考慮。但是，這卻使得再審程序并沒有完全同第二審程序，甚至沒有同第一審程序區分開，無法充分體現再審程序的特點。一個我們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在審判實踐中，申請再審的當事人總是以為高一級法院的審判人員比低一級法院的水平高。而實際上，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再審程序只是一種“事后救濟”程序，如果再審法院的級別還不如第二審法院的級別高，這似乎與其“事后救濟”的性質相悖，再審的質量依然值得懷疑。6.對再審時限和次數限制沒有明確規定。

雖然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當事人申請再審規定了兩年時間的限制，但對再審的次數卻沒有作出限制性的規定，導致任何一方當事人在終審裁決兩年內可以無數次提出再審申請，使得相對方當事人的權利在這兩年內始終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形成事實上的訴累[4]。另外，對法院決定再審以及檢察院抗訴也沒有時 間限制，容易導致司法腐敗、監督權行使泛濫。盡管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31日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中規定：“同一人民法院就同一案件憑職權決定再審或者依當事人申請進入再審只能一次，并且上級人民法院認為下級人民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再審判決、裁定需要再次進行再審的，上級人民法院應當提審。”不置可否，該規定對再審不受次數限制的現象會有所抑制，但卻是不徹底的，表現在：對抗訴再審是否受次數限制未作規定；同一人民法院對同一案件只能再審一次，而沒有規定不同法院是否受次數限制。筆者認為，這不僅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也嚴重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不利于及時、公正地審查當事人的再審申請。

二、民事再審司法理念的重構

筆者認為，改革和完善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首要的任務是重建一種新型的現代民事再審司法理念。如果沒有司法理念的重新確立，那么構建符合時代要求和現代司法理念的民事再審制度只能是一句空話。

（一）從“有錯必糾”過渡到“依法糾錯”的司法理念。由于受傳統法律文化及原蘇聯、東歐立法理論的影響，我國民事訴訟理論及司法界一直強調程序的外在價值，即絕對工具論，認為訴訟以發現客觀真實為唯一目的[5]。因此理所當然，“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成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立法和司法理念。不可否認，其有積極的一面，它重視保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充 分體現了實體公正，意圖使每一個案件都得到正確的處理，使每一個錯案都得到徹底糾正。這無疑是正確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但是有錯必糾是難以實現的[6]。這一司法理念過分強調了裁判的絕對正確性，而忽視了訴訟公正的相對性；過分強調了錯誤裁判的可救濟性，而忽視了訴訟程序的安定性和民事法律關系的穩定性；過分強調了法院的客觀公正性，而忽視了司法的被動性與中立性，且與國際上公認的民事訴訟理論和制度相悖，違背了現代訴訟理念。因而，筆者認為，應嚴格依照司法的特殊性與訴訟的規律性來設計再審程序，對“有錯必糾”的再審指導思想重新定位。筆者的觀點是：重新確立訴訟目的為當務之急。民事訴訟的目的首先應是確保當事人程序權益的實現，確保程序內在價值的完全實現，確保當事人在公正的氛圍中行使其權利，這樣才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也真正有利于實現實體的客觀公正[7]。“依法糾錯”正好與這一要求不謀而合。“依法糾錯”司法理念的確立，意味著只有當生效裁判存有依照法律規定應當且必須糾正或可能糾正的錯誤時，才可以啟動再審程序，從而有限制地糾正生效裁判的錯誤。因此，以“依法糾錯”替代“有錯必糾”作為民事再審程序的指導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依當事人申請，經復查而立”的民事再審司法理念。

筆者認為，民事再審制度應將程序的內在價值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充分考慮和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在重新構建我國民事 再審制度的司法理念時，應確立符合當事人利益和目的的程序價值取向。筆者認為，將“依當事人申請，經復查而立”作為民事再審的司法理念較為恰當。“依當事人申請”，即要求“不告不理”。受民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對其訴訟只要不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就可以在私權范圍內自由處分訴權，有權主張是否提起訴訟，向哪些主體主張權利，主張什么權利等，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充分尊重。對于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裁判，如果當事人未提起再審申請，一般則表明即使該裁判存在錯誤，但其基于訴訟成本等因素的考慮，已承認了該判決的效力，雙方間的糾紛歸于消滅。而“經復查而立”，即對當事人基本符合形式條件的再審申請均予以立案復查，口頭或書面答復當事人，符合再審立案條件的再審予以立案，不符合的予以駁回。同一級法院對當事人再審之訴的立案復查以一次為限，避免當事人纏訴上訪。筆者認為，該理念不僅符合私法性質，也充分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所以對于屬于私法領域的民事訴訟及其再審制度，沒有理由采取過多的職權干預而不采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理念。

（三）再審案件一審終審理念。

筆者贊同民事再審程序應實行一審終審制，再審作出的裁判，一經作出即發生法律效力，不得上訴。理由：一是理順了其作為特別救濟程序在性質和審理對象上與普通程序的區別，不必再重復設置上訴程序。二是實現其作為特別救濟程序的公 正價值。法院對再審案件極為審慎，審理前要經過復查階段，應當說，經過再審已經足以保證案件能夠得到正確處理。沒有理由認為審理的次數越多，案件的處理結果必然越公正。三是有利于在實現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盡快實現裁判的既判力和穩定性。

三、完善民事再審制度的具體建議 1.建立再審之訴。

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當事人對生效裁判不服，享有申請再審的權利。但長期以來，由于民事訴訟法對再審程序缺乏訴訟權利方面的具體規定，盡管理論界都認為當事人申請再審是發動再審的渠道之一，然而司法實務中卻并非如此，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一直得不到應有的對待，甚至受到漠視，當事人對此極為不滿。筆者認為，根據現代司法理念應將當事人對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訴權利定位于再審之訴。所謂“再審之訴”，是指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認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和調解書有錯誤，基于訴權，向原審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次審理的行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78條對此作了明確的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的，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但不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筆者認為，在我國確立再審之訴制度，強化當事人在再審程序中的主體地位，這不僅可以規范再審程序的運行，改變現在發起再審的主體過多且不 合理的狀態，而且也有利于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從程序上更有效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8]。而要建立再審之訴，應當弱化國家干預民事訴訟的職能，淡化越職權主義色彩，重視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作用。同樣，根據私法自治原理和法律對訴權、處分權及實體利益作出安排，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民事訴訟解決的糾紛屬于“私法”領域的權利義務，當事人理應有自我決定的權利。因此，立法應當完全將申請再審作為一種規范的訴來規定，并用構建再審之訴來規范當事人發起再審的權利。

2.應限制檢察院提起民事再審抗訴的權力。

人民檢察院作為啟動再審程序的主體，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9]，其進行監督的主要方式是民事抗訴。抗訴是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裁定，認為有錯誤，依法提請人民法院重新審理的訴訟行為[10]。因此，我們對檢察院的民事再審抗訴權不應完全否定，但對其監督的范圍應加以必要限制，即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再審僅限于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領域，而不能插足到純屬私人的領域。理由是：由于民事訴訟解決的是雙方當事人之間人身與財產關系的私權糾紛，因此按照民法私權自治的原則，我們理應充分尊重當事人在私法范圍內的處分權。當事人對此有提起再審或放棄再審的權利，只要他們對私權的處分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 利益，不違反社會善良風俗，國家公權就不應強行介入。但對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其仍賦有監督抗訴權，負有國家法律監督職責的檢察院，應當代表國家公權予以干預。

3.取消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程序。

法院作為居中裁判者，扮演的是被動、消極的角色，如果又充當再審提起人，就混淆了訴訟權和審判權，與訴審分離相矛盾。人民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一方面違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則，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在處理民事訴訟中的國家權力與當事人權利的關系問題上，國家權力應當受當事人處分權利的約束，當事人不主張、不爭執的事項，法院就不應當進行審判[11]。因為裁判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糾紛，而對方當事人也有可能出于種種因素的考慮而互作讓步，以至息訟服判，如果法院強制干預啟動再審程序，不僅違反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也有悖于民事訴訟的目的；另一方面違背了判決的拘束力，縱使判決有不當或違法之瑕疵，法院也不得自行廢除或者變更，否則判決將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12]。因而既然規定了當事人有權申請再審，國家司法機關依職權啟動再審就沒有重復規定的必要。

4.關于民事再審的審級。

根據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一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所作出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二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程序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由此可知，原審法院與其上一級法院對已生效的裁判均有權進行審查和審理。筆者認為，這種規定混淆了再審程序與一、二審程序的階段性區別，回避了當事人對原裁判及其原審判機關的矛盾和恐懼心理，不利于真正化解這些矛盾，進而不能體現再審的司法公正性。因此，筆者的觀點是：再審案件應一律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的上一級法院受理，最高法院終審的案件由最高法院進行再審。5.再審時限和再審次數。

一方面，由于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的審限規定，便時常導致案件的審結無期限，當事人訴累和對法律的抱怨，因此，規定再審案件的審理期限便顯得十分必要。筆者認為，再審案件的審理期限應參考一、二審案件的審理期限，以六個月為宜，且不允許有延長審限的事由。另一方面，再審程序作為一種有限制的救濟程序，不應當是無止境的，否則既不利于維護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也嚴重損害了社會公眾對我國法律及司法的信任。應當說，一件訴訟案件在經過再審程序后，案件的審判質量已經足以得到保障。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能夠顯示，再審的次數越多，案件的質量就越高。筆者的觀點是：對一個法制國家來說，所追求的司法公正，只能是法律上的公正，“實事求是”不應作為審判工作的指導思想。因此，從維護再審裁 判的既判力以及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的角度出發，應當對再審的次數作出一次為限的規定，即規定已經經過再審程序的案件不得再次申請再審。

參考文獻: [1]徐峙.論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及對策[A].達縣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6期,2005（11）:25.[2]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5 [3]余其營·淺議民事再審程序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A].載于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7卷第1期，2005（3）：92

[4] 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4 [5] 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3 [6] 方恒才.對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理性思考[J].載于河海大學學報第8卷第二期（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6）：30 [7] 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4 [8]謝素君.淺議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改革[A].前沿第12期，2006：161

[9]胡昭瀟.試析我國的民事再審制度[A].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3期，2006（3）：65 [10] 謝素君.淺議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改革[A].前沿第12期，2006：162

[11]劉學在.我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的檢討[J].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1（2）

[12] 謝素君.淺議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改革[A].前沿第12期，200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