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正義

淺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正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化的商品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它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競爭性和開放性等一般特征。是實現優化配置的一種有效形式。我國現在實行的就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絕對的新生產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疑是這套理論體系的重要支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的歷史形式，也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發展得新階段。它包含兩個方面的規定性，一是市場經濟的一般共性，二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特性。社會主義市場緊急是在積極有效的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經濟體制。它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征。

一，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二，在分配制度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三，在宏觀調控上，由于公有制為主體，因而國家對市場的調控具有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礎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集合起來，發揮計劃與市場兩個手段的長處，把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結合起來。

公平正義一般來說反映的是人們從道義上，愿望上追求利益關系特別市分配關系合理性的價值理念和價值標準，屬于道德的范疇。實現分配公平，首要的是實現發展，只有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分配公平。馬克思曾把未來新社會表述為“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得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因此，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得基礎上，才能為實現分配的公平正義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市場經濟史現代社會發展生產力發展得基礎上，才能為實現分配公平正義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市場緊急是現代社會發展生產力的有力杠桿，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改革開放前相當長的時間里，計劃經濟逐漸走入死胡同，導致我國國民經濟長期發展比較緩慢，陷入停滯狀態。

但在經濟發展中，由于片面強調效率優先，沒有解決好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使得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擴大，貧富兩極分化等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公平與效率分別代表著市場經濟中的兩種不同的價值選擇，兩者的有機結合是一哥世界難題。傳統觀點認為效率和公平難以調和，非此既彼。事實上，公平與效益的關系是具體的，現實的，公平并非絕對

地排斥效率，效率也并非直接與公平相對立，二者不是簡單的相互促進或以最低成本獲得最大的產出，公平，一般指的是分配的起點，過程，結果的公平公正，保證收入差距適度，不能過大。沒有公平，經濟史無法健康持續的，沒有分配公平，財富分配必然是不均等的，嚴重的甚至會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過大常常直接導致社會不穩定，引發一系列犯罪或暴力事件，破壞正常的經常秩序，損壞效率。

可見，一定程度的實質上的公平不僅是社會發展得價值目標，也是市場經濟持續運行的效率最大化的保證。在世界經濟史上，發達國家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后來通過經濟發展，實施社會改良政策，壯大中產階級等，實現了社會的基本公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得社會公平理念應該包括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是“四個公平”的有機統一。

公平和效率問題是一個既古老又現代的前沿性課題，是經濟學永恒的主題，對公平和效率研究的理論要不斷創新，對公平和效率的原則要不斷權衡，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要求，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的要求，準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正確處理好提高經濟效率和實現分配公平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促進我國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論文主要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與效率，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論述了公平和效率的內涵，回顧了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經濟學者的主要對公平和效率內涵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作者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分配的理解。第二部分主要闡述了公平與效率的辯論關系，回顧了國內外學者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認識，并提出了作者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再認識。第三部分以具體的事例和數據說明了現階段我國經濟在公平效率方面面臨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后就如何提高經濟效率，實現分配公平，走一條效率與公平兼顧的發展之路。

第二篇：淺論社會主義公平與正義

淺論社會主義公平與正義

甘文波

一、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和本質要求

所謂公平正義，就是指我們通常說的公正，它是一種道義性價值，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追求的普遍價值。公平是指對一定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社會現象的一種倫理認定和道德評價，正義一直被視為人類社會的美德和崇高的價值理想，二者具體表現為對一定社會的性質、制度以及相應的法律、法規、章程、慣例等等的合理性及合理程度的要求和判斷。社會的公平正義既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會結構所形成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環境所決定的，也是由個人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主管感受和主管評價所決定的。

公平正義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歷史上，社會主義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就是因為它承諾要創造切實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使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資本主義對自由競爭的放縱，使得公平正義難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就是針對資本主義發展中存在的種種不公正、非公平的社會問題而產生和發展的。因此，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核心價值之一，是社會主義在理念和制度上優越于資本主義的地方。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要消滅剝削，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體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充分解放。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走了邪路了。”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胡錦濤同志說：“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

一般說來，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的具體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基本權利公平。即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應得到保證，它旨在從底線的意義上保護每個社會成員的 1

基本權利。二是機會公平。機會公平包含前途的公平和手段的公平兩層含義，也就是說，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況下，各種前途是向各種才能開放的。并且，各種才能相當并且意愿相同的人，都能夠參加與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動。三是規則公平。規則公平就是社會有序，就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有章可循，社會成員各守其責。四是分配公平。對于現有的社會資源如何分配，最直接地體現了公平原則的兌現程度。

二、公平正義的缺失已成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核心問題

改革開放之前，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我們簡單地采取強制手段將大家的收入和財富拉平，吃“大鍋飯”的絕對平均主義方式。看似公平，實則是平等而不公正。因此，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陷入了極大的困境，甚至走向了崩潰的邊緣。在彼時，過于強調平等的“平均主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核心問題。

為了打破“平均主義”，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資源，發展生產力，我們搞了改革開放，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種體現不同價值的所有制和分配制，一經實施，就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經濟社會被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發展迅速起飛。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

然而，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盡管我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物質財富極大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眾都切實地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甜蜜果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利益開始急劇分化，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如果不采取果斷有效的措施，努力推進公平正義，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難群體和貧困地區傾斜，就會背離共同富裕的長遠目標。

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公平正義缺失，正好與改革開放前情形相反。具體表現為：一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同區域，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發展失衡嚴重，尤其是城鄉差距鴻溝巨大，導致了大面積的普遍性公平正義缺失；二是分配不公，包括初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合理，以及由此引發的存量不公，流量不公，機會不公，能力不公等；三是上升渠道不暢，社會階層固化，社會階層矛盾激化；四是貧富差距過大，基尼系數嚴重超出危險警戒線，且差距仍在持續拉大。公平正義缺失嚴重損害了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市場資源配置脫離了市場規律的軌道，不再按需求平衡合理分配，轉而向特權區域特權行業

和特權人群越來越集中；同時，公平正義缺失還嚴重敗壞了人的思想追求，通過合法方式追求商業價值和生活質量的主觀愿望嚴重削弱，轉而傾向全民通過貪污跑關系搞特權等手段謀取私利；再者，公平正義缺失蓄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社會和諧穩定受大極大的損害，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穩定基石不再牢靠，另一種形式的崩潰不得不防。由此可見，眼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最核心問題就是公平正義缺失。

三、如何修復并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

按照市場經濟的自發邏輯，社會成員的利益遲早會發生分化，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會拉大，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發展會不平衡。解決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缺失會面臨雙重難題：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措施，讓這種利益分化無限制地發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后果，會背離“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另一方面，又不能簡單地采取強制手段將大家的收入和財富拉平，回到過去那種吃“大鍋飯”的絕對平均主義狀態。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不能強求利益的絕對均等；另一方面，又必須把社會利益的分化控制在一個合適的范圍之內。

（一）必須推行民主法治，建立與公平正義相適應的社會體制。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條件下，要真正實現公平正義，必須推行民主法治，這是一個根本的前提條件。胡錦濤同志在論述和諧社會時，將民主法治與公平正義放在首位；溫家寶同志在兩會的答記者問中，同時提到公平正義與民主法治。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為兩者之間有著內在聯系。公平正義是對全社會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來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難以有公平正義。

實現和維護公平正義，首先要求通過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避免因收入差距的過分擴大而導致兩極分化。然而，社會公平的內容絕不只是合理的財富分配，還包括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內容。要全面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除了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維持基本的經濟公平外，還必須從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營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保證全體社會成員能夠比較平等地享有教育、醫療、福利、就業、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護等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平正義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義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代條件下，沒有民主和法治，斷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因為現在我們講公平正義，是指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在全體公民之間公平而合理的分配。這就必須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達人民利益，又能確保政府權力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滿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規，否則，“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話。這樣的一種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二）政府應當在維護公平正義中應當發揮主導作用。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公平問題通常產生于市場失靈，而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場失靈不是單純因為強調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權力進入市場所造成的。我與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認為，市場經濟的自然邏輯本身就會產生出社會的公平問題，這是市場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公平正義，政府需要對利益分配進行強制性干預。例如，維護社會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國家”政策，沒有政府的強制性干預怎么可能實現？因此，關鍵不在政府干預，而在這種干預是否適當。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在一些情況下，政府管了不該管的事，包括對市場的不適當干預；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政府沒有很好地管應該管的事，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環境保護等。

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政府無疑要承擔責任，發揮政府職能作用，大力發展經濟，建立健全各項政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從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營造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確保每一個社會成員依法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社會保障、勞動就業、收益分配、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法律保護的等項權利，切實保障廣大公民民的切身利益，協調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關系，進而使社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使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發揮出來，不斷提升經濟運行質量和水平，獲取更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最終不斷增強整個社會的綜合實力。

（三）處理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效率決定公平，率的水平決定公平的程度。沒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依賴于公平，沒有公平，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從而也就難以提高效率。改革前后的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入分配越平均，越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從而造成低效率；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就有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經濟不發展，難以實現更高階

段上的公平，難以解決不斷出現的社會矛盾。相反，如果不講公平，人們的收入差距就會越拉越大，就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就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其結果不僅導致效率的下降，還會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我國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方針，是基于特定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提出的。當時制約我國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平均主義的影響。為了增強經濟實力，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進一步打破平均主義的束縛，通過合理拉開差距，激發市場活力。這個政策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然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需要在整個社會變遷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審視，不能凝固成貫穿市場經濟整個發展過程的不變法則。我們應引起高度重視的是，當前這種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影響到人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從長遠來看，并不利于社會整體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逐步實現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并重”或“公平與效率的優化結合”過渡，是當前應突出提出和解決的問題。

第三篇：法律援助彰顯公平與正義

法律援助彰顯公平與正義

自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來，我縣的法律援助事業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歷程，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成為實現社會平等、保障困難群體合法權益、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一項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

一、我縣法律援助工作取得的成效

自青川縣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共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2768件，接待來訪群眾7569人次，接聽解答法律咨詢7506人次,發放宣傳資料134600余份，為困難群眾挽回經濟損失100萬余元。

二、我縣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做法和經驗

（一）領導重視，責任落實。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的德政、惠民工程，事關和諧社會的構建，每年政府都將此項任務納入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目標績效考核，我局領導每年都將此項工作納入重要工作議事日程，加強了領導，落實了責任，明確了任務，有力保證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力開展。

（二）完善法律援助三級網絡體系。一是我縣建立法律 1

援助授案大廳1個，鄉鎮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社區)法律援助聯絡點的服務網絡建設，不斷拓展網絡觸角；針對不同群體的性質和服務要求，實施橫向聯動，與婦聯、總工會、殘聯、團委、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等部門協商，成立“婦女兒童法律援助工作站”、“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多個法律援助工作站，從而形成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法律援助網絡。二是深入開展各種主題教育。特別是今年深入開展了“我為黨旗添光彩，法律援助惠民服務”活動，全面推行“法律援助機構首席律師制度”，聘任了四川秦興律師事務所杜學平、張仕龍、何文劍3位律師為青川縣法律援助中心首席律師，以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和水平。全縣共有法律援助律師28人，基本滿足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三是加強培訓。通過參加上級舉辦的培訓、以會代訓、集體學習等方式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員和鄉村法律援助聯絡員進行培訓，提高了業務素質和工作水平。

（三）健全制度，加強管理。

為了加強對法律援助工作的監督管理，規范內部運行機制。結合我縣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審查、指派以及對法律援助辦案質量進行監督一整套規范的管理制度。制訂了《案件受理、審批指派制度》、《信訪接待制度》、《法律援助范圍及困難標準制度》、《案件

管理制度》、《辦案質量監督檢查制度》、《檔案管理制度》、《信息報送制度》等多項制度，做到制度上墻，援務公開，實行首問責任制。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不僅加強了對全體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的責任心，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對全縣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與監督。

（四）打造“一小時法律服務圈”。完善了法律援助網上管理平臺建設，整合法律援助、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公證、律師等職能資源，提供“一站式”服務。開通了“148”法律服務熱線，通過法律服務中心平臺、法律援助三級網絡和法律服務熱線，全縣建成“一小時法律援助圈”。

（五）優化服務，落實援助便民措施。

一是推進法律援助機構規范化建設。法律援助中心做到單獨設置，達到定編制、定職能、定崗位、定人員。法律援助中心設在沿街一樓的接待窗口、醒目的法律援助統一標識、工作所需的辦公設施和殘疾人無障礙通道，有專人接待，有完善的工作臺賬和業務檔案。二是提升“148”咨詢質量。進一步整合完善專線咨詢服務、受理法律援助、提供法律指引、排疑解惑、息訴止分、普法宣傳等各項聯動功能，提高了服務效率與水平。利用專線了解社情民意、掌握突發事件線索，形成每月輿情分析通報制度、提供解決矛盾糾紛的快速反應機制。三是開辟弱勢群體維權“綠色通道”。在交通事故、醫療事故等權益事項上，降低經濟困難審查標準，優

先解決工資拖欠、因工致殘、致死等勞務糾紛。同時，簡化程序，縮短審批時間，對申請支付勞動報酬和工傷賠償的案件，做到當天申請當天受理。依托基層法律援助工作站，充分發揮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的作用，加大辦案力度，為弱勢群體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

（六）突出重點，應援盡援，開展援助專項行動。

充分利用普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宣傳月、安全生產月、“12〃4”全國法制宣傳日、“全國助殘日”、“八一建軍節”等重大活動日、活動月，集中開展法律援助“為農民工討薪”、“助殘扶殘”、“擁軍”、等專項活動，針對重點人群開展法律援助，盡力做到“應援盡援”。特別是5．12地震發生后，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利用田間、帳篷大院和臨時帳篷辦公點、各災民安置點、救援站、臨時辦公場所和人員集中的區域廣泛開展《抗震減災法》、《破壞性地震應急條例》、《汶川災后恢復重建條例》、地震相關科普知識、民生涉法知識等宣傳活動，為災區人民提供了優質、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及時將地震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精神傳達到受災群眾手中，提高了廣大干部群眾對法律援助工作的認知度和支持率。

三、法律援助工作建議

一是人員編制緊缺。法律援助中心屬事業單位，現編制1人，職位空缺，現有工作人員屬司法局內部調劑兼職人員從事工作，很難適應規范化運作和管理的需要，需招錄1名

專職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

二是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較為突出。因經費、人員、交通設施等因素制約，造成許多案件辦理人員不足，辦案經費不能保證，無辦案交通設施等，希望建立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將法律援助辦案和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

三是建立在經費保障的情況下切實降低法律援助門檻、擴大援助范圍。將勞動就業、就醫就學、社會保障、土地承包、偽劣農藥種子化肥坑農事件等與民生問題緊密相關的權益保護事項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對無低保證、下崗證、殘疾證等困難群眾，只需提供相關證明即可辦理援助申請。

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四篇：公平與正義學習筆記(二)

公平與正義學習筆記

（二）——《同類相殘案》

這一集，桑德爾主要借《英女王訴達德利和史蒂芬斯案》來審視結果主義道德推理中最有影響力的版本——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由英國道德哲學家和法律改革者杰里米〃邊泌（jeremy bentahm，1748～1832）創立。其主要思想是道德的最高原則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樂總體上超過痛苦。對邊泌而言，正當的行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為。這里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夠產生快樂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難的東西。整個功利主義基礎是人類都喜歡快樂而厭惡痛苦，而任何事情的正確做法就是使得快樂最大化，當然這個快樂最大化是社會共同體的快樂最大化。

英女王訴達德利和史蒂芬斯案

英女王訴達德利和史蒂芬斯案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1884年夏，四名英國海員被困在南大西洋的一只小救生艇上，遠離陸地一千多英里。他們的船“米尼奈特號”在一場暴風雨中沉沒了，他們幾個人逃到救生艇上，只帶有兩罐食品，沒有淡水。達德利是船長，斯蒂芬斯是大副，布魯克斯是船員，據報紙說，這三個人都具有高尚的品德。這組船員的第四個成員是船艙男仆帕克，年僅17隨，一名孤兒。四名被困的船員日夜等待，希望能有一艘船經過并解救他們。四名船員憑借僅有的兩罐食品以及捕捉到的一只海龜艱難度日。期間男仆帕克因為不聽勸告喝了海水，并因此生病，看起來快要死了。第19天，即是在斷糧的第八天，船長達德利建議采取抓鬮來決定讓誰死，這樣其他人可以憑借死人的血肉繼續活下去，但是布魯克斯拒絕了，因此他們沒有抓鬮。

接下來的日子，仍然不見別的船只。最后，達德利讓布魯克斯把目光移開，并向斯蒂芬斯示意，他們不得不殺掉帕克。達德利在禱告以后，告訴男孩他的大限到了，然后用一把袖珍小刀刺進了帕克的喉部靜脈殺死了他。布魯克斯擺脫了來自良心的譴責，分享了這可怕的施舍。三人以帕克的尸體和血為食，又支撐了四天。

最后，救援終于來了。達德利用委婉的口吻在日記里描述了他們的獲救過程：“第24天，正當我們吃早飯的時候”，一艘船終于出現了。這三個人獲救，同時他們也被捕并接受審判。布魯克斯成為污點證人，達德利和斯蒂芬斯被送上法庭。他們毫不隱瞞的承認，他們殺害并吃掉了帕克，他們聲稱自己這么做完全是出于必要。

學生的觀點

桑德爾明確提出了問題，拋開法律只進行道德拷問，即在如此極端的情況下，殺死船艙男仆帕克在道德上是否允許。

對此，學生的回答分為正反兩方。

少數學生認為殺死帕克做法是道德的，理由如下：

1、行為的必要性有時候可以讓行為合理化，為了生存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有時候是情有可原的。（馬庫斯）

多數學生認為殺死帕克的做法是不道德的，理由如下：

1、即使在極端的情況下，也沒有人有權利能夠控制或決定別人的生命。（布瑞特）

2、吃人，在道德上是不允許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允許的。

3、沒有任何人的生命能夠高于其他人的生命，達德利和斯蒂芬斯的錯誤在于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臵于帕克的生命之上。（馬特）

對案件情景修正后學生的看法

1、如果精神有問題（在當時的極端情況下，有可能造成人的精神失常），是否可以進行無罪辯護，也讓該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道德化。（布瑞特）

2、如果在殺害帕卡前已經征得帕克同意，是可以認定無罪。（凱瑟琳）

3、設定應有的程序，在協商一致的情況下，采取抓鬮的形式決定誰應該犧牲，這樣可以使得行為道德化。（馬特）

我的直觀感覺

1、殺死帕克是不道德的。因為人享有基本的生存權利，人的生命不得被隨意剝奪，達德利和斯蒂芬斯并無權利剝奪帕克的生命。

2、如果四人能夠達成一致，采取抓鬮的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來確定犧牲人選，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道德的。只是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輸了的人反悔，拒絕履行犧牲的義務。這時，其他三人是否仍然能夠根據此前的協議強制殺害輸了的人。如果在輸了的人反悔的情況下將他殺害，此行為是否仍然道德，桑德爾曾以此問題反詰學生。如果我們認為按協議殺害已經反悔的輸了的人是道德，即是我們承認，只要在按照所有人協商一致后的規定處事，無論這個規定是什么，我們都將認為這是道德的，現在很難提出具體的反駁，但我從感性上覺得，單單的以程序的正義來決定道德與否是不充分的。

3、在協商一致以后（無論何種形式的協商一致），帕克自愿犧牲，我認為這樣是道德。對此我暫時沒有任何反駁的理由。

對我直觀感覺的反思

針對觀點一：如果在此加入量的因素，觀點一是否仍然成立。對于“人的生命不得被隨意剝奪，這是人的基本權利”這樣的觀點，在直覺上是正確的。可是當我追問，殺害一個無辜的人，能夠拯救的不是3個人，而是3000人，或者3億人，“人的生命不得被隨意剝奪”是否仍然那么可靠，至少我是產生了動搖的。很難準確說明這個改變是怎樣產生的，但這應該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因為當我根據人數的多少做出不一樣的判斷的時候，必定存在一個臨界人數（這個臨界人數想必會因人而異），假設我的臨界人數是3000人，那么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為什么殺1人救2999人是不道德的（或者說是不應該的），而殺1人救3000人就是道德的（或者說是應該的）。仔細思考以后，我發現只能采用功利主義加以分析，即拯救2999條生命產生的正功利要小于殺害1個無辜的人產生的負功利，而拯救3000條生命產生的正功利已經大于殺害1個無辜的人產生的負功利，根據這個對比，我才會認為殺1個無辜的人去拯救3000人是道德的。其實，如果我認可這個分析，那實際上我已經承認了考量道德的唯一標準就是功利主義。我之所以承認人的生命不得被隨意剝奪，只是因為我認為這樣做將使得功利的最大化，此時我才明白邊泌所說的：“當一個人想要反抗功利原則時，他所引用的理由正是來自于這個原則本身——而他自己都意識不到這一點。”所有的道德爭論，如果被恰當的理解，都是關于如何應用這個將快樂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原則的爭論，而并非關于原則本身的爭論。為了更近一步，我們可以說為了維護人類基本權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我們宣稱，即使全人類滅亡，也不可因此而殺害一個無辜的人，因為只有這樣才是道德的。對此我是否可以這樣解釋：殺害一個無辜的人所造成的痛苦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對某些人來說，這甚至要超過放任全人類滅亡所帶來的痛苦，所以才使得殺害1個無辜的人去拯救全人類變得不道德，因為根據功利主義，這并未使得功利最大化，所以這當然是不道德的。

針對觀點二：我想觀點二的情景改進也未能超出功利主義的分析范疇，對于殺害反悔的輸了的人是否道德這一問題的考量，只需考慮怎樣做才能夠達到功利最大化即可。即比較根據協議殺害輸了的人以拯救3個人與尊重一個出爾反爾不愿犧牲的人的基本生存權利哪個更能使得功利最大化。

針對觀點三：我能夠認為自愿犧牲，即同意可以讓行為道德化，應該也是出于功利主義的考慮。就帕克這一事例來說，殺害帕克這個無辜的人的負功效非常大，這個負功效遠遠大于拯救3個人所得到的正功效，因此殺害帕克是不道德的。而當帕克選擇自愿犧牲后，殺害自愿犧牲的帕克帶來負功效變得非常小，此時的負功效遠遠小于拯救3人所得到的正功效，因此，殺害帕克是道德的。也即說，同意只是在減小負功效或者是增加正功效。

綜上所述，學習至今，我已經開始接受結果主義道德推理，因為對于任何事情的考量，就現在的我看來，都是可以用功利主義原則去解釋的，容易接受功利主義的思想，估計與我大學的專業有關，我大學主修經濟學，大部分的經濟學原理所依靠的就是功利主義原則。

現在，仍有很多問題不明晰，例如應該如何理解道德的實際內涵？上面根據功利主義推斷出來的道德行為，更嚴格意義上來理解，其實都只是我們認為應該做的行為。但我們能否把應該做的行為與道德的行為等同起來？反而言之，有沒有一些行為是我們應該做而實際上卻是不道德的，如果有，那么我們以什么為道德標準去判定這種行為的不道德？而這種道德標準借以超越功利主義而成為絕對的道德標準的基礎又是什么？

第五篇：維護公平與正義的使者

維護公平與正義的使者

—和諧社區帶頭人喬剛同志先進事跡材料

喬剛律師是北京市弘嘉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是弘嘉律師事務所的創辦人之一，是弘嘉所的靈魂人物。他不僅工作扎實、業務熟練、知識豐富，而且為人真誠親和，樂于助人，關心同事，為弘嘉人起到表率作用。他心系居民群眾，工作上滿腔熱情，思想進步，作風上勤奮扎實。在他的帶領下，弘嘉所成為北京律師界的典范，弘嘉人也為眾多的個人客戶、企業客戶及受惠及的基層政府機關和居民所津津樂道。他是個善于思考、勇于進取的人。弘嘉黨支部成立后，他積極向黨組織靠攏，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對黨的忠誠和對黨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并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名律師，他不僅展示出出色的專業素質和敬業精神，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為實現公平正義的法治社會而兢兢業業；同時也胸懷著奉獻社會、回饋社會的社會責任感，象不知疲憊的工蟻一樣把法律知識和熱情服務送到社會每一個能探到的角落。他是弘嘉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的帶頭人和策劃者，他利用自己律師的專業優勢，奉獻在社區，服務于群眾，為社區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社會各界的贊譽。

與時進 創一流 情系和諧法律人

良好的社會風尚、共同的生活愿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豐富的文化生活，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達到這些要求就需要有良好的社會秩序。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律是維護社會穩定、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的社會關系調整工具。因此，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普及社會主義法律知識，增強人們對各種糾紛矛盾的自控能力、預防能力、分析能力和化解能 力，無疑是法律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任務，也是法律人社會價值和人生價值的重要體現。喬剛律師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不但自己身先士卒，深入到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中，還通過各種理論教育和實務鍛煉活動增強弘嘉人的使命感，使他們的心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以人為本、送法基層、服務和諧的專業隊伍。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生活質量、人際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民間的糾紛呈現出新情況、新特點和新的發展趨勢。例如：鄰里、家庭矛盾；城市建設引起的動遷、安置矛盾；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矛盾；刑釋解教人員就業引起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解決，僅僅通過民間調解方式已經遠遠不夠，迫切需要通過運用法律手段解決，需要法律意識的引入和法律手段的介入，是在法的框架下開展一系列的工作。基層社區是社會生活群體的最小單位，如同機體的細胞，細胞的健康并正常發揮其電解轉化養分功能是機體強健的內在要求。按照“兩化一覆蓋”的工作要求，社區管理更需要法制化、規范化，深化“法律進社區”，提高社區居民的法律素質刻不容緩。在喬剛律師的組織和引導下，弘嘉律師事務所積極響應朝陽區“法律進社區”工作的號召，主動聯系雙井街道辦事處，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發揮出律師在法律宣傳教育、矛盾調解、法律代理和服務基層民主管理、決策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忠于黨，民為先，堅定信仰重實踐

弘嘉黨支部成立后，喬剛律師組織支部委員一起建立了支部組織生活制度，加強了支部的思想建設和支部建設，并通過對弘嘉人嚴格的考查和培養，挑選出三名品行兼優的同志薦為入黨積極分子。

喬剛律師通過對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理論知識的深入學習，深刻領悟了以人為本，兼顧統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意義。他一方面在支部內部組織黨員和積極分子進行科學發展觀的學習，提高大家的黨性修養，另一方面指揮和指導大家深入實踐，與基層群眾親密接觸，了解群眾的需要，分析群眾問題，解決群眾矛盾。弘嘉所于2007年開始就將熱情專業的法律服務滲透到朝陽區雙井地區、豆各莊地區、建外地區、高碑店地區等城市區域，喬剛律師帶領弘嘉人扛著“黨員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大旗，向這些地區送去法律知識和服務，還經常走訪慰問這些地區的貧困群眾，深得地區黨政領導、人民群眾的贊賞。

喬剛律師還發揮黨的先進性作用，積極促進社會穩定。胡某，女，原為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干部，因練習法輪功，在奧運會之前被北京市西城區勞動教養委員會對其作出了為期兩年半的勞動教養的決定。其愛人丁某本身不是法輪功練習人員，但不滿意政府對胡某的處罰決定，找到弘嘉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喬剛尋求幫助。喬剛同志了解情況后多次與胡某談話了解其思想狀況，用鮮明的事例和黨和國家對法輪功轉化人員的關懷對其進行勸導和教育，并配合北京市勞教局勞教人員調遣處的干警及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對其進行轉化教育。胡某與丁某對喬剛律師的耐心工作表示十分的滿意與信任。在喬剛律師的努力下，胡某與丁某認識到了法輪功組織的邪惡本質，胡某決心積極接受管教和教育轉化，早日回歸社會成為一名對社會有用的人。喬剛律師通過對法輪功練習者胡某做思想工作，幫助其順利轉化，將奧運會的不安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為奧運會成功舉辦作出了貢獻。

辦講座，解迷惑，普法多樣增實效

2007年，朝陽區司法局大力開展各街鄉“法律進社區”工作，這是一部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也是促進法治建設的積極舉措。律師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的捍衛者，也是法律宣傳教育的傳播者。喬剛律師把向社區居民宣傳法律知識作為“法律進社區”的重要環節，充分利用舉辦法制講座、法律咨詢、法制宣傳欄等多種形式，宣傳普及與居民日常生活相關的法律知識，促進了由提高社區居民法律意識向提高社區居民法律素質的轉變。

“法律進社區”工作廣泛開展以來，喬剛律師為服務各地區社會團體、居民、村民開辦了數十堂的法律知識講座，內容涉及《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物權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婦女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都是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這些專題講座不僅擴大的居民群眾的法律知識覆蓋面，提高和加強他們的法律意識和素質，更為各地區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起到助導作用，給社會的安定團結穿上了防護服。

2008年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在首都隆重舉辦，這是在世界面前展示中華民族熱愛團結、和平等偉大民族精神的良好契機，奧運安保工作是重中之重，必須思想和行動一起抓、一起發揮作用。在奧運期間，喬剛律師為各服務地區組織了《“迎奧運”法律服務大講堂》系列法律知識講座，深受居民的喜愛，為營造奧運期間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做出了貢獻，并且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奧運服務志愿者，在弘嘉所所駐雙井地區的奧運先鋒服務崗熱心為過往居民群眾、國際友人提供優厚的服務。

截止09年5月20日，喬剛律師在“法律進社區”工作中共走訪社區100余次，開展法律咨詢活動150次，已為1000多名群眾解答了法律咨詢，辦理各類法律案件20件，參與調解12次，舉辦各類法制講座50次，參與矛盾調處25件，做出了驕人的成績。喬剛律師還利用工作之余積極參與開展法律咨詢、法制宣傳 大篷車活動，例如：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學雷鋒日、禁毒日、憲法宣傳周等一系列的主題活動。實踐證明，“法律宣傳、教育進社區”，以案說法、以事論法，對居民準確的、全面的、系統的理解法律法規，提高對法律的知識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一本《法律服務進社區》服務手冊記滿了他為居民咨詢所記錄下來的案例。他還定期對曾接受咨詢的居民進行回訪，了解事情的處理結果，使社區居民的一些涉法問題在家門口就能得到及時的解決。每當看到居民的問題得到解決，便會欣然的微笑，喜悅之情應當說溢于言表。

解憂困，化糾紛，以人為本鑄和諧

律師積極參與社會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發揮律師的專業優勢，引導群眾通過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和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在化解和預防社會不穩定因素，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喬剛律師時時刻刻都牢記著事前預防和事后維權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執業理念。他積極參與基層群眾矛盾調解，在之前的普法工作的基礎上，接近與群眾之間的距離，了解他們的生活和習慣，并仔細分析各種矛盾糾紛的成因和焦點，運用專業知識幫助基層街鄉化解了情況各異的民間糾紛。

2008年2月，廣外大街9號院1、2號樓地下污水無法排放，構成地下一層的配電設施嚴重安全隱患，居民生活用水無法正常供給。兩家物業公司相互推卸責任，多次協商未果，事情處于停滯狀態。喬剛律師受雙井街道辦事處委托，兩次參與調解，在調解例會上明確告知雙方在法律上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應本著友好解決的原則進行分析和調解，最終使兩家物業公司同意共同修建一條新的排污管道，并趕在協商約定的日期內完工。

2007年12月26日，弘嘉所接到建外街道辦事處史健所長的 來電，說光華里3號樓火災造成13戶居民無家可歸，現在情緒激動，希望我們協助進行調解。喬剛律師立即前往光華里社區居委會。他聽取了居委會魏君主任整個事件的經過后，對居民的處境表示同情，安慰居民后，待居民的情緒稍稍平靜一些，喬剛律師從火災事故的處理規定、法律調查程序、責任認定及補償賠償等角度進行了分析，告訴居民政府部門已在調查取證，事故原因及責任很快便會出來，請居民們耐心，相信政府，并且配合居委會進行房屋的清理工作，為早日進行房屋維修和入住做好準備工作。經協調后，群眾的迷惑得到了疏解，為基層管理部分開展下一步工作提供了保障。

2008年4月，豆各莊鄉于家圍南村舊集貿市場的四位個體經營戶因市場升級改造搬遷問題與村委會發生了矛盾。村委會對此事向鄉里反映情況，鄉里及時召開會議進行研究，喬剛律師參加了此事處理方案，明確表示村委會的安置方案是合理的，充分地保護了個體商戶的利益。就此喬剛律師為該村村委會提出法律意見，并由村委會向四位商戶告知，再次協商。最終這四位商戶同意了村委會的方案，此糾紛得到了圓滿解決。

明責任，重信譽，以身作則做表率

律師發揮指導、協調的功能的這種作用，為我們社會減少訴訟、減少糾紛、減少集體訴訟事件和上訪事件，為息紛止爭，化解社會矛盾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也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狀態的穩定和和諧發展，也充分體現了律師是黨的律師、是政府的律師的根本意義，律師有必要也有責任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努力干好本職工作，作好調解、息訟，緊抓穩定這一核心。

喬剛律師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律師應當具備的職業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堪稱為二十一世紀律師界的楷模。他在一次支部會議上說：“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政治、法律、經濟、文化和社會諸種因素，法制則是該系統良好運行的基礎性系統。律師作為基礎性系統的重要組成部份，扮演著特殊角色，律師的每一項工作均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休戚相關。律師應以保障人權、推進民主法治進程、維護社會公平公正為已任，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實現依法治國，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為歷史使命。”在他的影響下，弘嘉律師事務所必將茁壯成長，在和諧的大家庭中發光發熱，成為一支保障繁榮與和諧的守護軍。

中共朝陽區委雙井街道工委

200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