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道德規范論文

建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文化

東科院計算機三班

20091105

論文關鍵詞:經濟形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文化

論文摘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道德文化,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完善的必備條件之一。建構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道德文化,應以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從實踐出發,從社會生活實際出發。這種新型道德文化體系的確立,應建立在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內在合理性的基礎上,既著眼于對傳統道德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亦著眼于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的道德實踐。

一

一種經濟形式的發展,必然會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道德文化,或叫倫理精神。這既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也是一定社會整體自我完善的內在要求。由此決定了一種經濟形式作為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求其社會關系結構,尤其是社會的上層建筑(包括道德文化)發生相應的變化。而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其演進的過程中,亦必然要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努力適應經濟形式發展變化的需要。

道德文化的這種制度背景,充分表明了道德的歷史性、實踐性特征,表明了在一定經濟形式、一定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建構一種道德文化所必然具有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定性。正是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就須從實際出發、從現實出發來建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文化。

只有從道德文化與經濟形式的內在一致性出發,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類歷史上不同類型的道德文化的本質特征。從歷史的角度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前,人類社會主要存在過兩種類型的道德文化,即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親(血)緣型道德文化和建立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語)。而曾在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過的計劃經濟制度,筆者認為它實質上是自然經濟的延續,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缺乏一般性且曇花一現。其道德文化更多的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和放大了的小農意識,亦未能真正深入人們的內心。因此本文不作分析。

自然經濟形式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經濟活動方式。自然經濟以自給自足為特征,勞動產品歸生產者使用,不用于交換,亦不為了交換。故而生產規模不大,人們活動的地域范圍狹小,彼此間相互聯系亦較少。受這種經濟形式的制約,在社會關系結構上形成了以親(血)緣關系為核心的關系網絡,甚而演變成為一種宗族制度(如中國),并培育了與之適應的文化觀念。以儒家文化為例,它充分體現了自然經濟的特點,以宗族制和等級制為核心,講“親親”、“尊尊”,以血緣、宗族為中心來構建其社會關系,在道德觀念上則形成了人情主義、宗教觀念、厚古薄今、因循守舊、重義輕利、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儒家倫理。

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進程,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逐漸代替自然經濟的過程。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條件下形成的宗族制度和文化觀念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商品經濟的最顯著特征是不同所有者之間在特定社會分工前提下的商品交換,而這必然要求在新的經濟形式的基礎上重新構建其社會關系和文化觀念。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代替自然經濟的過程,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性使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充滿了血腥。一方面,農民逐漸喪失了世代耕作的土地,被迫成為雇傭勞動大軍;另一方面,地主貴族轉而成為資本家,成為新的追逐剩余勞動價值的剝削者,從而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社會的文化觀念也愈來愈帶有對立和對抗的性質。但是應該看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既包含著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利益沖突和矛盾的方面,也還有其

利益一致的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下,發展生產,共同參與市場競爭,并通過市場最終獲得和實現自身的利益等都是帶有共同性的,因而也必然成為資本主義道德文化一致性的基礎。

資本主義的文化觀念的變革以文藝復興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又以宗教改革方式最終確立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道德文化。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試圖探討“一種經濟制度的社會精神氣質”[1](P16),他認為新教之所以能成為適應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精神力量,就在于新教倫理的天職觀使信徒相信,惟有自助者才能成為上帝的寵兒,而自助者只有認真地從事世俗活動,不停歇地、有條理地從事一項世俗職業,“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1](P59),增加上帝的榮耀,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寵。因此,不論是資本家還是工人,都把毫不懈怠、發奮勤儉、恪盡職守作為社會公認的美德,也成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精神動力。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我們知道,商品經濟是與自然經濟相對而言的概念,而市場經濟則是與計劃經濟相對而言的范疇,故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基本可以認為是同義語。筆者認為,商品經濟可分為兩個大的發展階段: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或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初始階段,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是商品經濟的高級階段。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高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必須確認各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任何否認這一客觀事實的觀點都是違反市場經濟要求的。而保證各經濟主體的利益,是通過市場經濟的兩個特征來體現的:一是利益特征,二是結構特征。[2](P98)從利益特征的角度說,市場經濟主體本身有其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因而各經濟主體都把追求目標利益的最大化作為經濟活動的目標,而這必然要求保護各經濟實體的合理利益,保護經濟主體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在道德關系中則必然要求張揚個人利益,必然刺激

個人本位主義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進程就充分地驗證了這一點。結構特征則指其產權特征,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制度特征。產權特征要求產權分散、明晰,只有產權分屬不同的所有者,才能有市場的競爭,才會存在和形成供求矛盾,價值規律也才能夠得以實現。結構特征要求和倡導契約關系,以契約主義來保證產權的合理流動,保證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歸屬關系。契約關系在道德關系中則表現為信用關系,信用關系能夠更有效地保證契約關系實際地得到遵守和履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商品經濟的高級形式,必然在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出特殊性和相對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進步性。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是外部的結合,社會主義是市場經濟的制度特征,而市場經濟則是社會主義的現實基礎。在利益特征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存在著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一方面市場經濟本身必然助長和刺激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表現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共性;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致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更好地帶動和實現共同富裕,這又充分表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進性。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對個人利益做出更多的限定,而倡導和要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毫無疑問是經濟活力的源泉,但如果不加以合理的限制,則往往會損害社會的公平、公正,因此倡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努力促進和實現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促進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在此基礎上實現個人利益。從結構特征的角度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產權明晰、適度分散、適度集中,因為分散、明晰的產權不僅是決策的基礎,而且是商品交換的必要條件。因此,應在法權關系上和法律制度上以契約主義來保證產權關系的合理性,以契約明確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在道德上以誠信關系來促進契約關系得以實現和履行。

市場經濟本身表明,市場關系是一種互利關系,也是以“形式公正為特征的形式化的契約關系”[3](P306),這本身就蘊含著特定的道德內涵。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保證契約關系

得以順利履行的道德,正是市場經濟本身最主要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內容。道德作為社會的整合力量,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3](P311),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中發揮著不同作用和功能。顯然,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道德未能在形式公正的前提下有效地促進內容的公正。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促進互利的同時,應努力在這種形式公正的前提下促進內容公正能夠得以實現。這不僅是個人理性與制度理性的問題,而且也有制度德性的問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了個人理性即“經濟人”的基礎地位,而把它發展到極端,未能真正促進“經濟人”向“道德人”、“文化人”的轉化。社會主義同樣應該從個人理性中引申出制度理性,且應著力突出加強和促進制度德性建設,最終促進“經濟人”、“道德人”、“文化人”的統一。

正由于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文化必然表現出兩方面的特點:即一方面是個人主義、合理利己主義、自由主義精神,力主個人積極進取,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則是契約主義、信用主義,社會必須講法治, 講以德治國,講求公正,注重社會的秩序感,注重社會價值觀的建設。

三

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內涵之一,道德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順利建成的必備條件。建構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文化,既是道德文化建設的目標,也是衡量的最終標準。而建構這種新型的道德文化,應以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我們應該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從現實出發、從實際出發,從活生生的人民群眾的生活出發,從現實的人們正在踐行著、發展著的道德生活中汲取道德觀念,而非以往那種僅僅從理論出發,形成沒有現實基礎的說教道德。這種新型的道德文化應以促進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為中心,以社會公正與自由為原則,按照“三個有利于”、“三個代表”的精神來構建其框架體系。同時注意吸收傳統文化中的優良文化傳統,借鑒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批判吸收市場經濟國家的道德文化上的成功經驗,從而確立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道德文化。

有的學者試圖從抽象的人性出發來建立新型道德的理論基礎,如以“為己利他”[4](P5)為理論依據的觀點,以“人的自我生存保護的合理性”、“人追求自身需求的合理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道德體系的“第一假設”[5]的觀點。筆者認為這些努力都是應該值得肯定的,但在方法上卻并不可取。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建構新型道德文化所面臨的制約性因素:其一,從外在環境來說,當前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不斷完善,與社會經濟體制發展相適應的政治環境、文化氛圍、觀念等都處在變革的過程中,因而一定的道德文化形成的外部環境并不理想,既有促進的因素,也有制約的方面,甚至與之背離的、負面的影響都是存在的。其二,從道德文化本身來說,其內在的必然性表現尚不充分。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準確把握道德文化的規律性就存在著較大的難度,則力避主觀性、以免變成道德空談,也就任重而道遠。

盡管人們對于正在形成的新型道德文化的重視程度和呼聲日益高漲,但由于上述原因,這種新型的道德文化的內部諸要素的關系,以及其必然表現出來的結構特征等許多方面,尚難以真正被人們所把握,故而形成和探討比較完善的道德文化尚有待時日。因此,筆者認為,解決問題的希望與困難同在,迫切性與長期性共存,建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道德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于曉,陳維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2]谷書堂.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張曙光.制度·主體·行為[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4]王海明.新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第二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論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論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論文

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是一場深刻的法制改革

中國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經過13年以市場為取向的成功改革，于1992年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僅是理論上一次大突破，社會主義事業的一次大飛躍，也是體制上一次根本性變化。它摒棄了那種經過實踐證明容易導致社會主義事業萎縮甚至失敗的舊模式，找到了一條使中國960萬平方公里上所進行的社會主義事業能夠逐步走向繁榮、昌盛的正確的科學的道路。

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先進技術武裝起來的社會化、集約化、國際化、大生產的現代化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倡效率、競爭，崇公正、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嚴格按照體現人民意志，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運作的法治經濟，絕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什么無法無天的經濟、為所欲為的經濟、坑蒙拐騙的經濟、惟利是圖的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其他市場經濟一樣，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加以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是同以1804年拿破侖民法典的制定為標志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緊密相聯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也必須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健全密切相關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不僅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內在要求，也是國家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的客觀需要，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國際市場、國際經濟接軌的客觀需要，特別是在經濟體制轉軌處于關鍵時刻的今天，為了堵塞不法之徒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杜絕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現象得以滋生的條件，防止計劃經濟的弊端和市場經濟的消極面結合起來成為一種落后經濟的可能性產生，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則更具緊迫性和必要性。如果說歷史上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存在，那么在20世紀90年代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就不可能有繁榮、健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在反映市場經濟共同規律的一般規則、具體制度上基本是相同或大同小異的。可是，就其性質而言，二者則有本質的區別：前者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的，后者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制定的；前者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后者體現的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意志；前者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為基礎，后者是以私有制經濟為基礎；前者追求共同富裕目標，后者則歸根到底保護少數富人利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不是在一張白紙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在否定或修改、廢除行之多年的反映計劃經濟要求的計劃經濟法律制度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制度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制度。它們在由人民國家制定，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追求共同富裕目標上無疑是相同的，但是在法律體制上則有根本性的區別。這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因此，建立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要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是一場深刻的法制改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必須拋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制度的適應計劃經濟需要的由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的這一舊法制基礎，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礎，主要包括以下五個基本制度。

1.確認市場主體資格制度。社會主義市場過程發生的首要條件，是存在市場參加者。這些在市場過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經濟參加者，構成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主體。市場法律主體須符合以下要件：(1)他們是相互獨立的人；(2)他們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他們有完全的行為能力，能夠從事法律行為；(4)他們有完全的責任能力，能夠對自己行為的結果承擔責任。符合這些條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沒有行政依附，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產生的身份差別，均可以真正獨立、平等的市場主體資格進入市場，參加同他人的競爭。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排斥市場，否定市場主體，禁止競爭是大相徑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護財產權制度。社會主義市場不僅要有參加者，而且須有財產才能發生。這里所說的財產不是指社會公共財產，而是指市場參加者自己的財產。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礎當然應包括充分尊重和保護市場主體財產權的法律制度。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條件下，只講所有制，而對法人、自然人的財產權的尊重和保

護注意不夠大不一樣。

3.維護合同自由制度。市場活動參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獨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以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交易條件，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惟有采取合同形式。合同法律制度構成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法制基礎。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否定合同自由是不相同的。

4.國家對市場的適度干預制度。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中必須有國家的適度干預。即使是歷史上鼓吹自由放任主義最有力的經濟學家，也認為政府應承擔維護市場公正與秩序的職能，單憑市場自發的機制不可能保障市場秩序。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適度的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可能導致的濫用合同自由和各種違法行為。這同計劃經濟法律制度國家全面直接管理經濟相差甚遠。

5.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因為市場本身意味著優勝劣汰，可以說市場競爭是殘酷的。對于那些競爭中的失敗者尤其是勞動者，以及不具有競爭能力的老人、兒童和殘疾者，應由社會提供物質保障。在沒有社會保障的條件下提倡進入市場、公平競爭，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不利于維護社會的安定。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下國家包攬一切，社會保障尚付厥如的狀況根本不同。

其二，要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需要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條件。

為了防止市場經濟自發和消極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就必須造就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這就是法學者所說的公正自由的競爭法律秩序。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與計劃經濟條件下“計劃就是法律”，“保障國家計劃完成，就是維護計劃經濟法律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必須符合下述條件。

1.市場的統一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致力于維護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因為只有全國統一的市場，才能有健康發展的市場經濟秩序。要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性，首先要求全國市場經濟活動遵循統一的法律、法規。我國現時的市場狀況不符合統一性要求。各地區有各地區的市場，經濟特區有經濟特區的市場，其間有許多人為設置的壁壘和障礙，存在各種保護性措施和優惠措施。這種全國市場被人肢解分割的狀態是多種原因造成的。但不論何種原因，時至今日，已經不應再容許其繼續存在。

2.市場自由性。所謂市場的自由性，其表現是市場主體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狀況是，市場參加者尤其是國有企業受到兩方面的束縛和限制。一方面是企業主管機關基于隸屬關系加于企業的束縛和限制。現在講轉換企業機制，改組成公司，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隸屬關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廢除這種行政隸屬關系，使國有企業獲得完全解脫，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即實現從身份(行政隸屬關系)到契約的進步。另一方面的束縛和限制來自擁有市場經濟管理權限的國家機關。這方面的束縛和限制當然不能取消，但應當保持在與國家適度干預相符的程度上。國家的必要管理要通過制定市場經濟管理法規使其法律化和科學化。

3.市場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場主體，無論自然人或法人，無論大企業或小企業，無論其所有制性質，均以平等的資格，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相互競爭。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致力于維護這種公正性。要達到這一點，應當做到：(1)法律制度同一。即一切市場參加者，在市場經濟中應遵守同樣的法律法規。不容許有同一行為因行為者或行為地不同而服從于不同法律規則的情況存在。(2)經濟機會均等。市場對一切市場參加者開放，法律不限制某一類主體進入市場，不對某一類主體實行優惠。它們在登記設立、取得場地使用權、領取證照、購買原材料、獲得信貸資金等各方面完全平等。(3)稅負公平。即一切市場主體均應依法納稅及繳納各種課負，且法律關于稅負應設立公平合理的標準，不應因企業類別、所有制不同而畸輕畸重。

4.市場的競爭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其本質應是自由競爭的經濟，市場參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主，并依據法律相互進行競爭。因此，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致力于抑制壟斷，維持市場的競爭性。沒有競爭性的市場，猶如一潭死水，終究要干涸。在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中，制止壟斷的法律法規應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

5.市場可控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而是國家依法實行適度調控的市場經濟。因此，市場的可控性，就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第五個條件。以上這五個條件均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秩序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

其三，要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貫徹的新的基本原則。

為了建立和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須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貫徹的，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迥異的新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歸納起來，有以下10種：

1.財產所有權一體保護原則。商品交換的基礎是財產所有權，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實行單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上強調對國有財產的特殊保護原則。這種對某種所有制的財產特殊保護的原則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所有制結構及市場主體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貫徹對一切合法財產所有權一體保護的原則。

2.合同自由原則。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沒有合同自由原則也就沒有市場經濟。我國在舊體制下不承認合同自由，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承認當事人享有一定的合同自由，但實際生活中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過多限制和干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充分尊重和保護當事人的合同自由，非出于重大的正當事由不得加以限制和干預。

3.自己責任原則。所謂自己責任原則，即市場主體對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這一原則的一般違法行為情形，表現為過失責任原則。某些法定的特殊違法行為情形，則實行無過失責任原則。自己責任原則，與舊計劃經濟法律制度下，國有企業對自己行為全然不負責任完全不同。

4.公平競爭原則。公平競爭既是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目的，也是一項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謂公平不是指結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競爭者應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從同一法律規則，并堅決制裁不公平競爭行為。

5.經濟民主原則。經濟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經濟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對立面是獨裁、專制，經濟民主的對立面是壟斷和獨占。要實行經濟民主，就應當堅持反對壟斷，并確保職工參與民主管理。

6.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的道德標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誠實信用已成為一切市場參加者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它要求市場參加者符合于誠實的道德標準，在不損害其他競爭者，不損害社會公益和市場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即構成違法行為。

7.保護弱者的原則。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是現代化的大公司、大企業，它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市場活動中居于優勢地位；另一方面是廣大消費者、勞動者，他們以分散的個體出現，經濟實力微弱，在市場活動中最容易受到傷害，成為犧牲者。這就要求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體現保護弱者的原則，要求國家從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擔負起保護消費者和勞動者的責任。保護弱者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具有重大意義。

8.維護社會正義的原則。市場活動本身是一個潛伏著各種風險的領域，總是會有損失、失敗和破產。參加市場，就應承擔市場風險。在市場活動中，參加者會滋生一種作偽、欺詐騙取、違約和規避法律的傾向。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致力于維護社會正義，維護市場道德秩序。不應容許任何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巧取豪奪、恃強凌弱、寡廉鮮恥、為富不仁。

9違法行為法定原則。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體現違法行為法定原則。凡一切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均應由法律作出明示禁止規定。法律未明示規定禁止的行為，應當視為合法行為，行為人應不受制裁。法律法規中不得授予執法機關對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為追究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裁量權。因情事發生變更，對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種行為欲加禁止時，須由立法機關修改或由有立法權的機關發布補充性規定，此種修改或補充性規定不得有溯及力。

10適當合理地兼顧國家、集體、個人利益、兼顧不同地區利益的原則。以上這些基本原則也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制度過去所沒有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非僅僅是對過去的法律制度的修補，而是法律體制上的一場深刻改革。它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加以法制化，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目前我國正在根據中央批準的立法規劃加快進行宏大的立法工作，兩年來已制定了一些法律，取得了很大成就。只要我們在本屆人大任期內完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的任務，就一定能夠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

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解決的理論問題

(一)關于真正樹立法治觀念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要想經過五、六年的努力，基本上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納入法治之軌道，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在舉國上下特別是在領導層中真正樹立法治觀念。所謂法治觀念，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反映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治理市場經濟，而不是憑領導人的個人意志下命令。要徹底摒棄人治思想，真正樹立法治觀念，需要進一步從觀念上明確以下三個問題。

1法律制度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在人與法律制度的關系上明確地指出法律制度是根本性的，這是鄧小平同志對法制理論的重大貢獻。因為只有建立起科學的好的現代化的法律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穩定、發展，國家才能長治久安、興旺發達。任何人特別是領導人都必須維護這個根本。

2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是因為法律是在黨領導下，由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它是黨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國家的意志的體現。因此，法律是高于所有人的個人意志的。它應當也必須受到每個人無條件地遵從。

3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任何人不管職務高低如何，都平等享有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任何人從普通的公民到擔任領導職務的干部，如果違法都要平等地依法受到追究。在中國這個人民民主的國家沒有凌駕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只有做到這三點，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成為文明的法治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成為文明的法治經濟。人治或法治，在我國爭論了幾千年。但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久，我們黨和國家在鄧小平同志的倡導下接受了實行法治的主張。不過，由于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很長，由于長期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或行政經濟體制，由于傳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習慣作祟，人治思想仍然在不少同志的腦海中不自覺地發生影響。在報告中講法治，而在工作中又不自覺地搞人治的現象，時有發生，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可以失信于民，可以毀掉我們黨辛辛苦苦領導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二)關于大膽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和從中國實際出發問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課題，我們還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因此，在制定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時，非大膽借鑒和吸收國外成功的立法經驗不可，僅靠我們自己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經驗，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立法經驗，是人類文明成果的承繼，也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要求，我們所要制定的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本質上是現代市場交易的規則，這些規則背后起作用的是現代市場經濟共同的客觀規律。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是共同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制定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時，不僅必須而且可能吸收和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凡是現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現代化市場經濟共同規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各國成功的立法經驗和判例、學說、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不必另起爐灶，自搞一套，人為地設置藩籬和障礙。因為我們實行對外開放而不是閉關鎖國，我們要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國，使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溝通。我們應盡可能地使我國立法能夠被外國的法官、律師、企業法律顧問、企業家、商人及普通人所理解。與各國相通，則于國有利；反之則有害。但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也非認真從中國實際出發不可。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的發展還很初步。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無論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文化發展水平都還相當低。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因此，制定市場經濟法律，借鑒和吸收外國經驗時，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真挑選，擇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最有用、最有效的為我所用。屬于一般市場規則的先進法律制度，我們應當堅決移植過來，以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制度極為先進、有效。不能以從中國實際出發為借口把與市場經濟相悖的現實固定下來，使改革無法前進。但是，與一國發展水平緊密相關的法律制度，我們就不應該一概照搬。因為這樣做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甚至自亂、自毀自己。

(三)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

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在現代國家，一切法律規范，無不屬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不同而不同其效果。關于區分公私法的標準，約有三種學說，其一為利益說，即以規定國家利益者為公法，以規定私人利益者為私法。

其二為意思說，即規律權力者與服從者的意思，為公法；規律對等者的意思，為私法。

其三為主體說，即公法主體至少有一方為國家或國家授予公權者，私法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說為通說。我國法學理論由于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將我國一切法律均視為公法，而否認有私法之存在。這一理論正好符合了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的要求，并成為在這種體制下實行政企合一，運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及否認企業、個人的獨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據。毫無疑問，這種理論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當前強調公私法的區分，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借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并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于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于公法或屬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并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

(四)區分作為公權者的國家與作為所有者的國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并不是無所作為的。相反，國家總是承擔著一定的經濟職能。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只承擔有限的經濟職能，而在戰后奉行凱恩斯經濟政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承擔了繁重的經濟職能。但無論是奉行自由放任還是干預經濟政策，國家作為公權者的身份與國家作為財產所有者的身份，是嚴格區分的。國家在對市場進行管理、維護市場秩序及裁決市場參加者之間的爭議時，是以公權者的國家身份出面，所依據的權力屬于公權力(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作為財產所有者的國家，法律上稱為“國庫”。可以直接從事市場經濟活動如進行投資、商業活動等，這種情形的國家與其他市場參加者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須同樣遵守法律法規。作為財產所有者的國家與作為公權力者的國家之嚴格區分，是市場經濟本質的要求，是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前提條件。我國舊有法律理論受前蘇聯法律理論的影響，并不區分國家的兩種身份，而是強調兩種身份的合一。舊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在于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于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一切權力密切不可分割的結合。這種理論正是“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舊體制本質特征的法理依據。由此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承擔了龐大的幾乎是無所不包的經濟職能，國家以公權者和財產所有者的雙重身份直接管理經濟。這種理論顯然違反市場經濟的要求。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要求對原來所謂的國家經濟職能加以區分，將作為公權者的國家與作為財產所有者的國家嚴加區分，使國家所承擔的經濟職能僅限于基于國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進行適度干預。國家作為全民所有制財產所有者身份進行的經濟活動，不再屬于國家經濟職能，可以通過將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將財產所有權轉化為股權，由國有資產經營機構去行使。這樣，將使國家從繁重的經濟活動中解脫出來，專注于行使應有的對市場進行管理和宏觀調控的經濟職能。同時也才能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的合理化，實現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再者國家是政治組織，不是經濟組織，更不是營利性經濟組織。因此，恢復國家公權者的身份，使國家不再是一個超級經濟組織，可以避免和防止以權力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

(五)摒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國有企業財產權的舊理論

我們今天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理所當然地要求堅決摒棄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舊的法律理論。在應當堅決摒棄的舊的法律理論中，首當其沖的是關于國有企業財產權的傳統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國家對于國有企業財產享有所有權，企業只享有經營權。這一理論是本世紀40年代由前蘇聯民法學家維尼吉克托夫提出來的，其物質基礎是前蘇聯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其理論依據是斯大林的經濟理論。這一法律理論的根本缺陷在于“政企合一”，使國有企業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物，為舊體制下國家直接運用行政手段，指揮和管理經濟提供了法理根據。從改革開放一開始，這一法律理論就受到沖擊和挑戰并日益成為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障礙。只有堅決拋棄國有企業經營權理論，承認國有企業作為企業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才能真正實現企業體制的改革，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國有企業享有企業法人財產權，但仍規定國家對國有企業或國有公司的財產享有所有權。雖然有進步但仍不妥。因為這一規定依然否定了國有企業和國有公司的企業法人資格，實際上承認國家對所有國有企業和國有公司承擔無限責任。從法律上講，我認為正確的表述應當是國有企業或國有公司作為企業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國家對國有企業或國有公司的股份享有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是市場經濟發展中創造出來的一種精巧的法律形式。

1國家作為股東通過股份所有權保持對國有企業行使所有者(股東)的權利。

2國庫得以同國有企業財產嚴格分開，使國家(股東)只對國有企業真正負有限責任。

3國有企業真正獲得獨立人格和自主經營的物質基礎，提高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使國有股份增值、企業及其職工依章程獲得利益。

4國有企業以其全部財產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使企業的經營者真正感到虧損的壓力、破產的威脅。

5企業法人所有權是一種法律形式，它并不決定企業的性質。決定企業性質的只能是股東(投資者)的性質。

(六)堅持市場經濟法制的統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目的在于建立和維護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因此必須堅持法制的統一，首先是規范市場經濟活動和管理的法律法規的統一。同樣的市場行為應服從同一法律規則，在甲地是合法的，在乙地也必定是合法的。在甲地是非法的，在乙地也必定是非法的。絕不允許存在相互抵觸的法律規則。在這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不僅不同地方之間有相互抵觸的法規，中央制定的法律與地方制定的法規有相互抵觸之處，甚至有些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規之間亦有不統一的地方。這種法制不統一的局面之形成有多種原因，但不論何種原因，絕對不應再容許這種法制不統一的局面繼續存在。堅持法制的統一，首先要求統一立法權。即規范市場經濟活動和管理的法律法規的立法權統一由中央一級立法機關行使。民商事法律包括民法典及公司、票據、海商、保險、證券交易法，及經濟法中的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等法律法規，只能由中央立法機關制定和修改。地方不能制定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般規則的地方性法規。其次是統一法律法規的解釋權。法律解釋權問題迄今未得到重視。現在的情況是哪一個機關草擬的法律法規就由哪一個機關解釋，任意解釋法律甚至借解釋以修改法律的現象時有發生，并且未解決由哪一個機關對法律、法規進行統一解釋的問題。建議分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設立專門機構行使統一解釋法律和法規的解釋權，這兩個機構可以分別隸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和國務院法制局。最后是統一司法權和執行權。我國目前嚴重存在地方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現象，有的地方法院甚至變成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工具，嚴重損害了司法權的統一。法院的執行權也存在被一些行政機關侵奪的問題。司法權和執行權統一由法院獨立行使是維護法制統一的保障，應當受到高度的重視。

第三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文銀行信貸融資論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文銀行信貸融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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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銀行信貸融資可獲性途徑研究

摘 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小企業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牽引力。但由于融資結構、信用缺失等多方面因素，融資難問題成為了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首要瓶頸。首先從銀行的角度分析信貸融資的條件﹑風險評級方法，然后從中小企業的角度，分別從融資方式﹑融資渠道和現存問題三個方面簡要介紹中小企業目前融資的現狀，最后結合中小企業的特點，從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自身出發，提出提高信貸融資可獲性的途徑和方法。

關鍵詞：中小企業；銀行；融資；可獲性

銀行信貸的分類及風險問題

1.1 銀行信貸的條件

信貸融資是間接融資，是市場信用經濟的融資方式，它以銀行為經營主體，按信貸規則運作，要求資產安全和資金回流，風險取決于資產質量。信貸融資由于責任鏈條和追索期長，信息不對稱，由少數決策者對項目的判斷支配大額資金，把風險積累推到將來，需要發達的社會信用體系支持。

信貸融資的方式可以分為銀行抵押貸款，直接貸給企業；對個人的抵押貸款和消費信用貸款，貸款給企業股東個人；有擔保的信用貸款，主要貸款給附屬于大企業、為大企業提供服務和配套產品的中小企業。

要取得信貸融資的條件包括：

（1）必須經過國家工商銀行行政管理部門批準設立，登記注冊，持有營業執照；

（2）實行獨立經濟核算，自負盈虧；

（3）有一定的自由資金；

（4）遵守政策法令和銀行貸款、結算管理制度，并按規定在銀行開立基本賬戶和一般存款賬戶；

（5）產品有市場；

（6）生產經營有效益；

（7）不擠占挪用信貸資金；

（8）誠信為本。

只有符合條件的企業才能夠信貸融資，否則只能通過其他方式融資。

1.2 銀行信貸的風險評級

根據商業銀行信貸業務流程，對企業信貸投放必須對其風險進行準確評估，根據風險程度決定是否投放信貸，有不同的評估方法，但評估結果不完全一樣。現行的商業銀行信貸風險識別方法并不區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都采用相同的企業貸款風險識別方法，即“要件法”和“風險評級法”。

我國貸款實行的是五級分類管理方式，即貸款風險分類法，這種分類法把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其中后三類

合稱不良貸款。作為一維評價系統的五級分類管理方式，以主觀判斷為特征，缺乏相應的數量分析，不區分借款人與款項這兩類不同性質的風險以及影響這兩類風險的重要因素，故不能準確、有效地反映和防范信用風險，只能在事后檢查或者補救。

1.3 現存問題

當前，我國沒有一家銀行建立起完善的“一對一”服務系統，也就是有針對性地為企業提供貸款，而由于我國信用系統建設的滯后和跨行交流的障礙所產生的信用風險，導致了前期部分不具備貸款條件的中小企業借貸到了資金卻又不能按期償還，信用市場逐步惡化，而后期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又難以再融資，形成不同中小企業間融資的供求矛盾。中小企業融資的現狀

2.1 融資方式

（1）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

內源融資主要是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通過折舊和留存收益形成自身的資金積累，融資能力取決于企業凈資產的規模﹑利潤水平以及投資者的預期等因素。外源融資是指企業吸收其他經濟主體的資金，使之轉化成為自己投資，可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其中，直接融資方式極少為中小企業采用，除非是極少數產品成熟﹑效益好﹑市場前景廣闊的中小企業。間接融資方式通過金融機構充當信用媒介，要求有效的抵押和擔保，因此，中小企業通過這種方式得

到的資金也受到限制。

（2）主要融資方式。

銀行借款是企業最常用的融資渠道，但銀行以風險控制為原則，在借款時在很大程度上依據企業的規模和資本，對風險大的企業或項目不愿借款，這是由銀行的業務性質決定的。因此，中小企業要達到實力雄厚、收益或現金流穩定，才能成為銀行歡迎的貸款對象。

2.2 融資渠道

（1）融資渠道窄，主要來自銀行貸款。

中小企業由于大多處于企業發展的初級階段，資金需求量較小，因此，主要依靠內源融資這種融資方式來實現企業的內部積累。但隨著企業的發展，資金需要量進一步增加，企業會改變對內源融資渠道的依賴，轉而采用其他融資渠道。

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尚不成熟，投資體制不健全，大多數中小企業難以從資本市場公開募集資金，獲得相應的資本支持，因此，中小企業大多選擇銀行的短期貸款作為外源融資的一種重要方式，我國中小企業融資供應的98.7％來自銀行貸款，這既是由我國的金融市場決定的，又是由中小企業資金有限性決定的。

（2）獲得信貸支持少，非正規金融機構作為補充渠道。

中小企業由于資信等級低，缺乏抵押資產，融資成本高，銀行一般只為中小企業提供短期貸款，而不會提供長期貸款。因此，中小企業還常通過非正規的金融機構進行融資，因為這些機構對企業的資本

要求和信用等級要求較低，中小企業可以得到所需的資本支持，非正規金融機構已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補充渠道。

2.3 融資特點及存在的問題

在正式制度安排下，我國中小企業的外源融資主要來自于金融中介，包括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信用社以及農村信用社，因此，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就轉變成為了貸款問題。

（1）融資難問題。

由于企業的規模與其信息可獲性成正相關關系，所以對于中小企業來說，信息越不容易獲得，因此，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就成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信貸配給問題導致了中小企業銀行信貸融資的現狀。

在我國的企業群體中，有超過90%的是中小企業，而在主流的中小企業中，有81%的中小企業認為“流動資金不能滿足需求”，60.5%的則認為“沒有中長期貸款”，在停產的中小企業中有47%是因為資金短缺。

中小企業融資主要還是依賴傳統的融資機構，特別是銀行資金，很難通過發行股票、債券來獲得，融資渠道較為狹窄。但是中小企業從銀行貸款也非常困難，大約只有1.4%的中小企業能夠獲得貸款，總規模只占信貸總額的8%左右，貸款利率大都在5%～8%之間，主要是期限在6～12個月的短期貸款，貸款成本偏高，不利于中小企業開發和發展回報期長、收益多的項目。

（2）非正規性問題。

民營中小企業融資主要用于流動資金和償還貿易債務，因為通過正規渠道獲得銀行信貸和其他財政支持有限，資金還來源于民間。產生于民間的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并發揮“準民營銀行”作用的借貸活動已在20世紀80年代廣泛存在，也即民間金融，然而具有非正規性的民間金融早于民營銀行，說明我國金融深化不足，正規金融無法滿足中小企業現實與潛在的融資需求，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將民間的金融機構改造為正規的中小金融機構。

（3）信用問題。

商業銀行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金融企業，中小企業普遍存在信用度低的問題，銀行信貸資金必須保證“安全性、流動性、贏利性”，因此必須對信貸資金進行風險評估，中小企業信用度的高低決定了中小企業能否獲得信貸資金。企業信用度低，信貸資金的風險就大，銀行為了規避風險，就會考慮信貸門檻，這樣中小企業的信貸融資就受到了信用問題的影響。

提高信貸融資可獲性的手段

3.1 加強金融監管，重視信用建設

信用建設是指企業有無意愿償還所融資的債務或者償還債務的能力高低，以及是否有意愿向初始投資者分配其應得的利益或者承諾。

不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導致較高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增加了企業的融

資成本和銀行授信成本。要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首先要通過廣泛宣傳，在全社會樹立起信用觀念，并形成信用的獎懲機制；其次是加強金融監管，明確立法，提供信用的法律保障，對違約失信、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罰。最后，中小企業要重視自身的信用建設，以實際行動展現自身的資信，并努力真實地得到權威資信評估體系或機構的認可，消除商業銀行提供信貸的顧慮。

3.2 商業銀行調整信貸結構，支持中小企業

商業銀行調整信貸政策，針對中小企業的特點，修改企業信用等級評定標準，對所有企業不采用統一的標準，而是有針對性地提供信貸，支持中小企業的合理資金需求，逐步提高對中小企業信貸投入比重。

在今年商業銀行信貸趨緊的形勢下，新增信貸投放已經開始向中小企業傾斜，這表明了中小企業已經開始成為商業銀行青睞的目標客戶群。商業銀行可以適當提高中小企業的貸款利息，以相對較高的凈息差，來彌補中小企業單戶授信規模小、成本高的風險性。

3.3 采用多種融資方式，側重信貸融資

在發達國家，中小企業主要向非金融機構融資，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在我國，向銀行融資仍是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但信貸融資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要。因此，中小企業應采用多種融資方式，如證券公司的以中小企業持有證券或債券為抵押的貸款業務，保險公司面向中小企業的保險單貸款和抵押

貸款等，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不動產等風險較低的單項業務提供的專業貸款。但信貸融資仍應該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側重點，因為銀行信貸的風險性較小，符合中小企業的融資需要。

3.4 政府支持，提高中小企業的地位

對于中小企業來說，資金是其發展的必要條件，技術和市場是發展的基礎，創新是發展的動力。作為必要條件，資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企業自行融資之外，政府也應該提供財政資金，為中小企業開發技術、開拓市場和創新提供小額貸款支持和貼息支持。

對于非正規的“準民營銀行”，政府應重視其在民間的地位，大力扶植其向正規化發展，此外，還可以鼓勵建設地方性民間投資公司、風險資本投資公司，對雖然高收益卻由于高風險而難以得到銀行信貸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民間機構的正規化和融資機構的普遍化，一旦得到政府的支持，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將得到實質性的改善。

3.5 建立健全法律體系，用法律保障中小企業融資

完善的法律體系是中小企業順利發展的基本保證，也是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的生存依據。完善的法律一方面可以規范中小企業的貸款行為，避免信用風險。由于中小企業天生比大企業貸款有更高的違約率，中小企業貸款形成的不良資產占全部不良資產的比例高，如有明確的法律規范，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就能慎重考慮自己的行為，權衡利弊后，能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惡意貸款行為，為提供信貸的銀行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可以使商業銀行不會因為回避風險

而拒絕或者減少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使中小企業能夠得到與其他類型的企業一樣的獲得信貸的機會。健全的法律從商業銀行和中小企業兩個方面都提供了保障，使風險性降至最低，使規范性升至最強。

結語

中小企業由于風險分散，項目資金數額少等因素，在商業銀行信貸的評級中，屬于先天的弱勢地位，這與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符，為了提高中小企業信貸融資的可獲性，政府、金融機構以及中小企業都應采取措施，從政府支持、金融監管、信貸結構、融資方式和信用建設等多個角度，共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和信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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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論文

文章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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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是一場深刻的法制改革

中國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經過13年以市場為取向的成功改革，于1992年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僅是理論上一次大突破，社會主義事業的一次大飛躍，也是體制上一次根本性變化。它摒棄了那種經過實踐證明容易導致社會主義事業萎縮甚至失敗的舊模式，找到了一條使中國960萬平方公里上所進行的社會主義事業能夠逐步走向繁榮、昌盛的正確的科學的道路。

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先進技術武裝起來的社會化、集約化、國際化、大生產的現代化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倡效率、競爭，崇公正、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嚴格按照體現人民意志，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運作的法治經濟，絕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什么無法無天的經濟、為所欲為的經濟、坑蒙拐騙的經濟、惟利是圖的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其他市場經濟一樣，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加以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是同以1804年拿破侖民法典的制定為標志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緊密相聯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也必須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健全密切相關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不僅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內在要求，也是國家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的客觀需要，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國際市場、國際經濟接軌的客觀需要，特別是在經濟體制轉軌處于關鍵時刻的今天，為了堵塞不法之徒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杜絕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現象得以滋生的條件，防止計劃經濟的弊端和市場經濟的消極面結合起來成為一種落后經濟的可能性產生，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則更具緊迫性和必要性。如果說歷史上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存在，那么在20世紀90年代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就不可能有繁榮、健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在反映市場經濟共同規律的一般規則、具體制度上基本是相同或大同小異的。可是，就其性質而言，二者則有本質的區別：前者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的，后者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制定的；前者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后者體現的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意志；前者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為基礎，后者是以私有制經濟為基礎；前者追求共同富裕目標，后者則歸根到底保護少數富人利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不是在一張白紙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在否定或修改、廢除行之多年的反映計劃經濟要求的計劃經濟法律制度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制度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制度。它們在由人民國家制定，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追求共同富裕目標上無疑是相同的，但是在法律體制上則有根本性的區別。這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因此，建立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要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是一場深刻的法制改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必須拋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制度的適應計劃經濟需要的由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的這一舊法制基礎，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礎，主要包括以下五個基本制度。

1.確認市場主體資格制度。社會主義市場過程發生的首要條件，是存在市場參加者。這些在市場過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經濟參加者，構成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主體。市場法律主體須符合以下要件：(1)他們是相互獨立的人；(2)他們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他們有完全的行為能力，能夠從事法律行為；(4)他們有完全的責任能力，能夠對自己行為的結果承擔責任。符合這些條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沒有行政依附，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產生的身份差別，均可以真正獨立、平等的市場主體資格進入市場，參加同他人的競爭。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排斥市場，否定市場主體，禁止競爭是大相徑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護財產權制度。社會主義市場不僅要有參加者，而且須有財產才能發生。這里所說的財產不是指社會公共財產，而是指市場參加者自己的財產。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礎當然應包括充分尊重和保護市場主體財產權的法律制度。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條件下，只講所有制，而對法人、自然人的財產權的尊重和保護注意不夠大不一樣。

3.維護合同自由制度。市場活動參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獨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以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交易條件，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惟有采取合同形式。合同法律制度構成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法制基礎。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否定合同自由是不相同的。

4.國家對市場的適度干預制度。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中必須有國家的適度干預。即使是歷史上鼓吹自由放任主義最有力的經濟學家，也認為政府應承擔維護市場公正與秩序的職能，單憑市場自發的機制不可能保障市場秩序。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適度的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可能導致的濫用合同自由和各種違法行為。這同計劃經濟法律制度國家全面直接管理經濟相差甚遠。

5.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因為市場本身意味著優勝劣汰，可以說市場競爭是殘酷的。對于那些競爭中的失敗者尤其是勞動者，以及不具有競爭能力的老人、兒童和殘疾者，應由社會提供物質保障。在沒有社會保障的條件下提倡進入市場、公平競爭，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不利于維護社會的安定。這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下國家包攬一切，社會保障尚付厥如的狀況根本不同。

其二，要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需要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條件。

為了防止市場經濟自發和消極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就必須造就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這就是法學者所說的公正自由的競爭法律秩序。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與計劃經濟條件下“計劃就是法律”，“保障國家計劃完成，就是維護計劃經濟法律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必須符合下述條件。

1.市場的統一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致力于維護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因為只有全國統一的市場，才能有健康發展的市場經濟秩序。要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性，首先要求全國市場經濟活動遵循統一的法律、法規。我國現時的市場狀況不符合統一性要求。各地區有各地區的市場，經濟特區有經濟特區的市場，其間有許多人為設置的壁壘和障礙，存在各種保護性措施和優惠措施。這種全國市場被人肢解分割的狀態是多種原因造成的。但不論何種原因，時至今日，已經不應再容許其繼續存在。

2.市場自由性。所謂市場的自由性，其表現是市場主體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狀況是，市場參加者尤其是國有企業受到兩方面的束縛和限制。一方面是企業主管機關基于隸屬關系加于企業的束縛和限制。現在講轉換企業機制，改組成公司，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隸屬關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廢除這種行政隸屬關系，使國有企業獲得完全解脫，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即實現從身份(行政隸屬關系)到契約的進步。另一方面的束縛和限制來自擁有市場經濟管理權限的國家機關。這方面的束縛和限制當然不能取消，但應當保持在與國家適度干預相符的程度上。國家的必要管理要通過制定市場經濟管理法規使其法律化和科學化。

3.市場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場主體，無論自然人或法人，無論大企業或小企業，無論其所有制性質，均以平等的資格，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相互競爭。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致力于維護這種公正性。要達到這一點，應當做到：(1)法律制度同一。即一切市場參加者，在市場經濟中應遵守同樣的法律法規。不容許有同一行為因行為者或行為地不同而服從于不同法律規則的情況存在。(2)經濟機會均等。市場對一切市場參加者開放，法律不限制某一類主體進入市場，不對某一類主體實行優惠。它們在登記設立、取得場地使用權、領取證照、購買原材料、獲得信貸資金等各方面完全平等。(3)稅負公平。即一切市場主體均應依法納稅及繳納各種課負，且法律關于稅負應設立公平合理的標準，不應因企業類別、所有制不同而畸輕畸重。

4.市場的競爭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其本質應是自由競爭的經濟，市場參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主，并依據法律相互進行競爭。因此，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致力于抑制壟斷，維持市場的競爭性。沒有競爭性的市場，猶如一潭死水，終究要干涸。在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中，制止壟斷的法律法規應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

5.市場可控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而是國家依法實行適度調控的市場經濟。因此，市場的可控性，就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第五個條件。以上這五個條件均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秩序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

其三，要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貫徹的新的基本原則。

為了建立和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須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貫徹的，與計劃經濟法律制度迥異的新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歸納起來，有以下10種：

1.財產所有權一體保護原則。商品交換的基礎是財產所有權，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實行單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上強調對國有財產的特殊保護原則。這種對某種所有制的財產特殊保護的原則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所有制結構及市場主體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貫徹對一切合法財產所有權一體保護的原則。

2.合同自由原則。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沒有合同自由原則也就沒有市場經濟。我國在舊體制下不承認合同自由，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承認當事人享有一定的合同自由，但實際生活中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過多限制和干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充分尊重和保護當事人的合同自由，非出于重大的正當事由不得加以限制和干預。

3.自己責任原則。所謂自己責任原則，即市場主體對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這一原則的一般違法行為情形，表現為過失責任原則。某些法定的特殊違法行為情形，則實行無過失責任原則。自己責任原則，與舊計劃經濟法律制度下，國有企業對自己行為全然不負責任完全不同。

4.公平競爭原則。公平競爭既是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目的，也是一項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謂公平不是指結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競爭者應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從同一法律規則，并堅決制裁不公平競爭行為。

5.經濟民主原則。經濟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經濟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對立面是獨裁、專制，經濟民主的對立面是壟斷和獨占。要實行經濟民主，就應當堅持反對壟斷，并確保職工參與民主管理。

6.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的道德標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誠實信用已成為一切市場參加者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它要求市場參加者符合于誠實的道德標準，在不損害其他競爭者，不損害社會公益和市場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即構成違法行為。

7.保護弱者的原則。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是現代化的大公司、大企業，它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市場活動中居于優勢地位；另一方面是廣大消費者、勞動者，他們以分散的個體出現，經濟實力微弱，在市場活動中最容易受到傷害，成為犧牲者。這就要求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體現保護弱者的原則，要求國家從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擔負起保護消費者和勞動者的責任。保護弱者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具有重大意義。

8.維護社會正義的原則。市場活動本身是一個潛伏著各種風險的領域，總是會有損失、失敗和破產。參加市場，就應承擔市場風險。在市場活動中，參加者會滋生一種作偽、欺詐騙取、違約和規避法律的傾向。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致力于維護社會正義，維護市場道德秩序。不應容許任何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巧取豪奪、恃強凌弱、寡廉鮮恥、為富不仁。

9違法行為法定原則。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體現違法行為法定原則。凡一切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均應由法律作出明示禁止規定。法律未明示規定禁止的行為，應當視為合法行為，行為人應不受制裁。法律法規中不得授予執法機關對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為追究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裁量權。因情事發生變更，對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種行為欲加禁止時，須由立法機關修改或由有立法權的機關發布補充性規定，此種修改或補充性規定不得有溯及力。

10適當合理地兼顧國家、集體、個人利益、兼顧不同地區利益的原則。以上這些基本原則也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法律制度過去所沒有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非僅僅是對過去的法律制度的修補，而是法律體制上的一場深刻改革。它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加以法制化，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目前我國正在根據中央批準的立法規劃加快進行宏大的立法工作，兩年來已制定了一些法律，取得了很大成就。只要我們在本屆人大任期內完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的任務，就一定能夠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

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當解決的理論問題

(一)關于真正樹立法治觀念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要想經過五、六年的努力，基本上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納入法治之軌道，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在舉國上下特別是在領導層中真正樹立法治觀念。所謂法治觀念，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反映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治理市場經濟，而不是憑領導人的個人意志下命令。要徹底摒棄人治思想，真正樹立法治觀念，需要進一步從觀念上明確以下三個問題。

1法律制度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在人與法律制度的關系上明確地指出法律制度是根本性的，這是鄧小平同志對法制理論的重大貢獻。因為只有建立起科學的好的現代化的法律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穩定、發展，國家才能長治久安、興旺發達。任何人特別是領導人都必須維護這個根本。

2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是因為法律是在黨領導下，由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它是黨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國家的意志的體現。因此，法律是高于所有人的個人意志的。它應當也必須受到每個人無條件地遵從。

3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任何人不管職務高低如何，都平等享有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任何人從普通的公民到擔任領導職務的干部，如果違法都要平等地依法受到追究。在中國這個人民民主的國家沒有凌駕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只有做到這三點，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成為文明的法治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成為文明的法治經濟。人治或法治，在我國爭論了幾千年。但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久，我們黨和國家在鄧小平同志的倡導下接受了實行法治的主張。不過，由于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很長，由于長期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或行政經濟體制，由于傳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習慣作祟，人治思想仍然在不少同志的腦海中不自覺地發生影響。在報告中講法治，而在工作中又不自覺地搞人治的現象，時有發生，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可以失信于民，可以毀掉我們黨辛辛苦苦領導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二)關于大膽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和從中國實際出發問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課題，我們還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因此，在制定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時，非大膽借鑒和吸收國外成功的立法經驗不可，僅靠我們自己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經驗，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立法經驗，是人類文明成果的承繼，也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要求，我們所要制定的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本質上是現代市場交易的規則，這些規則背后起作用的是現代市場經濟共同的客觀規律。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是共同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制定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時，不僅必須而且可能吸收和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凡是現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現代化市場經濟共同規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各國成功的立法經驗和判例、學說、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不必另起爐灶，自搞一套，人為地設置藩籬和障礙。因為我們實行對外開放而不是閉關鎖國，我們要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國，使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溝通。我們應盡可能地使我國立法能夠被外國的法官、律師、企業法律顧問、企業家、商人及普通人所理解。與各國相通，則于國有利；反之則有害。但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也非認真從中國實際出發不可。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的發展還很初步。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無論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文化發展水平都還相當低。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因此，制定市場經濟法律，借鑒和吸收外國經驗時，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真挑選，擇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最有用、最有效的為我所用。屬于一般市場規則的先進法律制度，我們應當堅決移植過來，以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制度極為先進、有效。不能以從中國實際出發為借口把與市場經濟相悖的現實固定下來，使改革無法前進。但是，與一國發展水平緊密相關的法律制度，我們就不應該一概照搬。因為這樣做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甚至自亂、自毀自己。

(三)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

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在現代國家，一切法律規范，無不屬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不同而不同其效果。關于區分公私法的標準，約有三種學說，其一為利益說，即以規定國家利益者為公法，以規定私人利益者為私法。

其二為意思說，即規律權力者與服從者的意思，為公法；規律對等者的意思，為私法。

其三為主體說，即公法主體至少有一方為國家或國家授予公權者，私法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說為通說。我國法學理論由于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將我國一切法律均視為公法，而否認有私法之存在。這一理論正好符合了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的要求，并成為在這種體制下實行政企合一，運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及否認企業、個人的獨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據。毫無疑問，這種理論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當前強調公私法的區分，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借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并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于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于公法或屬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并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

(四)區分作為公權者的國家與作為所有者的國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并不是無所作為的。相反，國家總是承擔著一定的經濟職能。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只承擔有限的經濟職能，而在戰后奉行凱恩斯經濟政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承擔了繁重的經濟職能。但無論是奉行自由放任還是干預經濟政策，國家作為公權者的身份與國家作為財產所有者的身份，是嚴格區分的。國家在對市場進行管理、維護市場秩序及裁決市場參加者之間的爭議時，是以公權者的國家身份出面，所依據的權力屬于公權力(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作為財產所有者的國家，法律上稱為“國庫”。可以直接從事市場經濟活動如進行投資、商業活動等，這種情形的國家與其他市場參加者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須同樣遵守法律法規。作為財產所有者的國家與作為公權力者的國家之嚴格區分，是市場經濟本質的要求，是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前提條件。我國舊有法律理論受前蘇聯法律理論的影響，并不區分國家的兩種身份，而是強調兩種身份的合一。舊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在于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于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一切權力密切不可分割的結合。這種理論正是“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舊體制本質特征的法理依據。由此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承擔了龐大的幾乎是無所不包的經濟職能，國家以公權者和財產所有者的雙重身份直接管理經濟。這種理論顯然違反市場經濟的要求。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要求對原來所謂的國家經濟職能加以區分，將作為公權者的國家與作為財產所有者的國家嚴加區分，使國家所承擔的經濟職能僅限于基于國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進行適度干預。國家作為全民所有制財產所有者身份進行的經濟活動，不再屬于國家經濟職能，可以通過將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將財產所有權轉化為股權，由國有資產經營機構去行使。這樣，將使國家從繁重的經濟活動中解脫出來，專注于行使應有的對市場進行管理和宏觀調控的經濟職能。同時也才能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的合理化，實現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再者國家是政治組織，不是經濟組織，更不是營利性經濟組織。因此，恢復國家公權者的身份，使國家不再是一個超級經濟組織，可以避免和防止以權力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

(五)摒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國有企業財產權的舊理論

我們今天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理所當然地要求堅決摒棄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舊的法律理論。在應當堅決摒棄的舊的法律理論中，首當其沖的是關于國有企業財產權的傳統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國家對于國有企業財產享有所有權，企業只享有經營權。這一理論是本世紀40年代由前蘇聯民法學家維尼吉克托夫提出來的，其物質基礎是前蘇聯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其理論依據是斯大林的經濟理論。這一法律理論的根本缺陷在于“政企合一”，使國有企業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物，為舊體制下國家直接運用行政手段，指揮和管理經濟提供了法理根據。從改革開放一開始，這一法律理論就受到沖擊和挑戰并日益成為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障礙。只有堅決拋棄國有企業經營權理論，承認國有企業作為企業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才能真正實現企業體制的改革，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國有企業享有企業法人財產權，但仍規定國家對國有企業或國有公司的財產享有所有權。雖然有進步但仍不妥。因為這一規定依然否定了國有企業和國有公司的企業法人資格，實際上承認國家對所有國有企業和國有公司承擔無限責任。從法律上講，我認為正確的表述應當是國有企業或國有公司作為企業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國家對國有企業或國有公司的股份享有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是市場經濟發展中創造出來的一種精巧的法律形式。

1國家作為股東通過股份所有權保持對國有企業行使所有者(股東)的權利。

2國庫得以同國有企業財產嚴格分開，使國家(股東)只對國有企業真正負有限責任。

3國有企業真正獲得獨立人格和自主經營的物質基礎，提高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使國有股份增值、企業及其職工依章程獲得利益。

4國有企業以其全部財產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使企業的經營者真正感到虧損的壓力、破產的威脅。

5企業法人所有權是一種法律形式，它并不決定企業的性質。決定企業性質的只能是股東(投資者)的性質。

(六)堅持市場經濟法制的統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目的在于建立和維護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因此必須堅持法制的統一，首先是規范市場經濟活動和管理的法律法規的統一。同樣的市場行為應服從同一法律規則，在甲地是合法的，在乙地也必定是合法的。在甲地是非法的，在乙地也必定是非法的。絕不允許存在相互抵觸的法律規則。在這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不僅不同地方之間有相互抵觸的法規，中央制定的法律與地方制定的法規有相互抵觸之處，甚至有些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規之間亦有不統一的地方。這種法制不統一的局面之形成有多種原因，但不論何種原因，絕對不應再容許這種法制不統一的局面繼續存在。堅持法制的統一，首先要求統一立法權。即規范市場經濟活動和管理的法律法規的立法權統一由中央一級立法機關行使。民商事法律包括民法典及公司、票據、海商、保險、證券交易法，及經濟法中的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等法律法規，只能由中央立法機關制定和修改。地方不能制定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般規則的地方性法規。其次是統一法律法規的解釋權。法律解釋權問題迄今未得到重視。現在的情況是哪一個機關草擬的法律法規就由哪一個機關解釋，任意解釋法律甚至借解釋以修改法律的現象時有發生，并且未解決由哪一個機關對法律、法規進行統一解釋的問題。建議分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設立專門機構行使統一解釋法律和法規的解釋權，這兩個機構可以分別隸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和國務院法制局。最后是統一司法權和執行權。我國目前嚴重存在地方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現象，有的地方法院甚至變成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工具，嚴重損害了司法權的統一。法院的執行權也存在被一些行政機關侵奪的問題。司法權和執行權統一由法院獨立行使是維護法制統一的保障，應當受到高度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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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反壟斷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反壟斷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反壟斷法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守護神

反壟斷法是高級的市場經濟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出臺，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法治在我國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讓每一個關心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改革開放，黨和國家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沖破思想栓桔，市場化程度日益加深，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井噴式發展，人民福社空前提升。然而，在高速發展中，中國也面臨著地區、城鄉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環境和資源破壞等問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質疑GDP和市場經濟的思潮，平均主義的傳統有所抬頭。如對價格波動反映并調節生產經營，低了認為是惡性競爭，高了驚呼損害民生，總希望以主觀的行政手段控制之；有意無意地呼喚人人同樣、同質的住房和教育；不顧經濟及財政的規律而鼓吹免費，等等。本來，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發展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于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通過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應對之，具體措施諸如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扶持“三農”、社會保障、完善公交等公用事業、加大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供給等，萬萬不能通過否定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來解決問題；而且，國家的各種必要的調控和監管，也要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之上，而不能倒回計劃經濟時期那種任意的行政手段上去。《反壟斷法》正是契合了現代市場經濟的這種要求，在反壟斷法的框架下，國家立足于自由、公平的競爭而維護市場經濟。因此，該法的問世，打消了人們對于國家發展走向的疑慮，去除了當下中華民族崛起中的一個隱優，意義非同小可。

市場經濟的精髓，一方面是社會成員在市場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這種自由逐利必須建立在個別社會成員獨立自主決策所構成的市場關系的自發性之上。因此，對市場關系的法律調整，首先要順應、保障市場主體的意志及其相互表達的協調一致，這就是民商法。民商法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基礎，調整社會成員自發的交易、競爭及作為其起點和歸宿的財產權關系。然而，市場經濟有兩個天然的傾向：一是通過聯合、排擠而人為地限制競爭，以便“舒舒服服賺大錢”；另一個是不顧一時一地的商業道德而過度競爭—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摻雜使假、缺斤短兩等。可以說，這是市場經濟固有之“惡”；而且，即使是正常的優勝劣汰，對于弱勢和被淘汰的社會成員來說也是殘酷無情的。但是，人類經過一兩百年不斷升級的管制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探索，付出血與淚的代價后得到的結論是：要消除市場經濟的弊端，只能采取弘揚市場機制、發揮其優越性的辦法，而不能通過損害、消滅市場機制的方式來醫治市場經濟的弊病。因為除了市場經濟，人類迄今找不到任何一種比它更好的生產組織方式，市場及財產關系對社會成員的利益驅動和利益約束是任何力量、任何組織都無可取代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反壟斷法》的出臺和中共十七大延續改革開放路線，正表明了整個社會對這一點的認同。

民商法立足于社會及市場自發性的調整，一以貫之的話，就只能任由市場經濟的兩個傾向侵蝕、消滅其自發性，最終否定市場經濟本身。于是競爭法、反壟斷法應運而生。反壟斷法是一種國家調控、監管經濟的工具，但它與民商法相呼應，又是一種立足于市場的自發性、旨在維護這種自發性的法。也就是說，反壟斷法密切關注著社會成員或市場主體是否自主、自發地行為，一般情況下任由其自治加上民商法的調整，而一旦其行為影響其他社會成員或市場主體的獨立決策，損害了市場的自發性和市場機制，反壟斷法就要出手，以及時恢復市場的自發性，使市場始終得以保持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和作用。這是一種建立在民商法調整之上的高級的二次調整。之所以高級，是因為反壟斷法并不直接調整具體的市場組織關系、交易關系、財產關系，這是公司法、合同法、物權法等的任務，而且在正常情況下引而不發，起著一種比賽規則的作用。這是現代市場經濟所不可或缺的，缺少它，一個國家的經濟就談不上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這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法治一定也是不健全的。

反壟斷法旨在促進自由竟爭、維護公平競爭。促進自由競爭，就是維護市場經濟的本性，反對任何不符合市場要求、不合理的限制競爭行為。盡管市場自有其弊端，完全競爭的狀態也是幾乎不存在的，但是既然實行市場經濟，就一定要崇尚、愛護自由競爭，更不能恐懼、拒斥自由競爭，這就要求整個社會樹立市場經濟的理念。只有認可并充分保護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才得以發揮出來。否則，即使有了《反壟斷法》，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從1890年《謝爾曼法》問世，直到20世紀90年代，反壟斷法才在西方國家得到普遍確立，就充分證明了個中道理。

維護公平競爭，就是防止市場經濟的本性對市場經濟本性的扭曲。聯合限制競爭、濫用優勢損害競爭、結合獨占或寡占排斥競爭等，本身都是自由競爭使然，但結果卻是葬送自由競爭。也就是說，反壟斷法維護公平競爭，不是反自由競爭，而是為了維護自由竟爭，它與管制和計劃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自由競爭的固有弊病—玻璃匠整天想著下冰雹把所有的玻璃都打碎、建筑師盼望著火災把整個城市毀掉等等，很容易使人對自由競爭產生厭惡，必欲除之而后快，這樣一來，也就不可能真正實行市場經濟，《反壟斷法》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

二、《反壟斷法》不應具有哪些中國特色？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疑會賦予《反壟斷法》某些中國特色。一窮二白、落后挨打，歷史讓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后發的跨越式發展有賴于政府主導，因而電信、石油、電力、鐵路、民航、軍工等由國有經濟控制的程度較高，這意味著除自然壟斷外，國有壟斷和合法壟斷的成分在我國比在以私有制主導的發達國家來得高。盡管對這些行業，也要引進競爭機制、實行不同程度的民營化改革，但是《反壟斷法》并無對相關壟斷格局給予價值判斷并直接加以調整的功能，這主要是國家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的任務。相反，《反壟斷法》要在既定的壟斷格局下調整相關的壟斷和竟爭關系，否則《反壟斷法》就會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負面沖擊。所以該法第7條規定，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可謂

一項中國特色。只有這些行業的經營者超出其合法的組織壟斷和經營壟斷、或濫用其合法壟斷地位，損害消費者利益或社會利益的，才要適用《反壟斷法》加以規制。

作為發展中國家，市場關系和國家行政在中國都處于初級水平。《反壟斷法》逆發達國家的趨勢為維護民族利益仍明文規定進出口卡特爾的豁免或適用除外、強調行政機關和公共組織不得濫用權力限制競爭、設立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統領多元的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了對經營者集中或企業結合的國家安全審查條款等，也都是中國特色吧。

不過，種種中國特色，主要是《反壟斷法》與其他法律制度銜接、外在于反壟斷法的內容。《反壟斷法》通過對聯合限制競爭、濫用優勢、企業結合進行規制的三大制度，致力于維護市場關系和市場經濟體制，反映的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其中，引人適用除外、相關市場等通行的概念或制度，規定行業協會、政府和公共組織不得自行從事或組織實施排除、限制或損害競爭的行為，未規定卡特爾審批制度，規定企業結合報備加實質審查，不得濫用知識產權等，都充分總結、吸收了發達國家反壟斷法的經驗教訓，具有先進性、時代性。但是，要使該法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應關注它不應當具有哪些“中國特色”。

(一)反“行政壟斷”不應有中國特色

從中國的實際看，壟斷在相當程度上摻雜著行政權力的不恰當運用，這是行政性舊經濟體制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的慣性作用，理應要反。但是，在行政壟斷如何反的問題上，卻存在著兩種認識偏差.如果不加澄清的話，“行政壟斷”是反不了或無法有效地反的。

偏差之一是認為“行政壟斷”的根本成因在于整體的政治體制，所以不應由《反壟斷法》對其進行規制。不能否認，行政壟斷確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也不能指望一部反壟斷法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并非一跳而就，需要循序漸進，以法律手段促進市場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完善，應為重要的一步。《反壟斷法》出臺，明確規定要反“行政壟斷”，終結了這個認識上的偏差。

偏差之二，認為“行政壟斷”是中國特色，充其量是原計劃經濟國家特有的現象，西方國家只有“經濟壟斷”而無“行政壟斷”，其反壟斷法便不存在反行政壟斷的問題。由于這樣的認識與事實不符，所以即使其動機是對“行政壟斷”深惡痛絕，希望以此強化《反壟斷法》反“行政壟斷”的功能，結果卻適得其反。事實上，美國的反壟斷法從來都反“行政壟斷”，尤其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壟斷；西歐和日本從上世紀80年代起，也明確了反壟斷法對政府行為的適用性。發達國家反“行政壟斷”的一個特點，就是對政府和其他公共團體的非主權行為，與公民和企業一體使用反壟斷法，所以不需對此作特別的規定，只需明確政府及公共團體從事任何非主權行為時，也是作為反壟斷法適用主體的“人”或“企業”即可。且不論“行政壟斷”的概念是不科學的，行政壟斷也可能是合法的國家經濟壟斷，如鐵路客運，無論從主體還是行為方式、行為結果等方面，都無法將行政壟斷與不法劃上等號。

對行政壟斷進行規制的最好辦法，就是遵循國際通行的做法，直接將行政主體納人《反壟斷法》的規制范圍，而不僅把《反壟斷法》的規制主體限制為“經營者”。以“行政壟斷”的概念為基礎，在《反壟斷法》中對其作專章規定，事實上是將“行政主體”與“經營者”區別對待，導致行政主體承擔的義務、法律責任都與一般經營者不同，何況行政主體的壟斷與一般經營者的壟斷一樣，表現形式復雜多樣，難以一一列舉，這樣做的效果，反而會放縱行政壟斷。例如，依《反壟斷法》第51條，行政機關和公共組織濫用行政權力，實施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只能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而無論從較早時地方政府限制外地生產的汽車進人本地市場、還是近年少數政府部門組織不當限制競爭的卡特爾來看，這樣的規定，對于反“行政壟斷”是無濟于事的。只有令行政機關與“經營者”一樣地適用《反壟斷法》、同樣承擔責任，并允許利害關系人直接對其提起反壟斷民事訴訟，方可能有效地遏制行政權力對競爭的不當限制和損害。

《二)反壟斷民事訴訟不應有中國特色

這里指的是所謂私人反壟斷民事訴訟，筆者在多年前撰文和不久前出版的《反壟斷法理解與適用》一書中提出我國也應建立反壟斷民事公訴制度，此處不予贅述。私人反壟斷民事訴訟，是指個人、企業等壟斷行為利害關系人依據反壟斷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以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尤其是損害賠償的訴訟。《反壟斷法》第50條規定實施壟斷行為的經營者對受害人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第38條雖未禁止壟斷行為利害關系人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其起草者的意圖是行政前置，即只有在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壟斷行為進行審查、作出決定以后，當事人才能根據反壟斷執法機構的結論對壟斷行為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者要在針對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后，再根據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的結果提起民事訴訟。如此考慮，是顧及反壟斷法的專業性、政策性要求，專業性問題由專業機構首先處理，以避免《反壟斷法》實施中可能出現的盲目和混亂。這對恰當地認定壟斷行為和相關糾紛的解決或許具有積極意義，但卻與現代法治的要求不符，所以應當允許壟斷行為的利害關系人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尋求救濟。而從法條的文義看，這樣做也并不違反《反壟斷法》。

首先，法治國家應當實行民主的司法，允許當事人根據《反壟斷法》第50條和一般民事法律提起民事訴訟。有權利就有救濟，任何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都應有權提起民事訴訟，以尋求法律保障，僅靠第38條規定的舉報權是遠遠不夠的。

其次，反壟斷執法機構本身具有局限性。政府的能力總是有限的，一方面它不可能及時、正確地處理所有問題，另一方面依其能力只可能對一小部分壟斷行為進行查處。而且行政機關查處案件需時不菲，市場瞬息萬變，壟斷行為的受害人等到案件查處完畢方能要求不法行為人賠償，難免落空。反壟斷執法機構與壟斷行為利害關系人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它更關注整體的竟爭秩序和社會利益，可能忽視對受害人個體利益的保護和補償。

再次，壟斷行為未必都是大案、要案，如拒絕交易、歧視、搭售、維持轉售價格等未必普遍流行的濫用優勢地位和壟斷協議行為，反壟斷執法機構無暇也不必事必躬親進行查處，由利害關系人直接訴諸法院解決更為合理、有效。

再其次，行政前置不符合國際慣例。盡管各國反壟斷執法機構的設置有所不同，法院與反壟斷執法機構之間的關系也不盡一致，但行政與司法并行是世界上反壟斷法救濟的通行模式和趨勢。美國歷來允許私人的反壟斷民事訴訟，在其反托拉斯法形成之初就確立了著名的私人三倍賠償民事訴訟制度。其他國家也逐漸認識到私人反壟斷民事訴訟的重要性。鼓勵私人反壟斷民事訴訟，藉以提升反壟斷法實施的效率和效果，降低反壟斷執法成本，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已成為普遍的共識和趨勢，中國也不應例外。

最后，允許利害關系人直接提起民事訴訟有利于推動反壟斷法的有效實施。壟斷行為的受害人身處相關行業，對反競爭行為比反壟斷執法機構更敏感、更熟悉，且他們與壟斷行為有著切身利害，允許其直接提起民事訴訟能夠充分發揮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彌補政府執法的不足，節約行政成本，提升反壟斷法的實施水平。

當前，在我國大多數存在行政職能部門或監管機構的領域，都既允許行政機關查處，也允許當事人直接提起民事訴訟，如《環境保護法》第41條的規定。而證券民事賠償行政前置的實踐，并未取得好的效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同時也妨礙了我國證券市場趨于規范和法治化的進程。對于專業性很強的案件，法院可以通過提高法官素質、設置專業法庭、與反壟斷執法機構合作、召開聽證會、聘請專家證人等各種措施，公正地進行審理和裁判，因此沒有必要求諸于行政前置甚至傾向于行政專屬管轄，在法治道路上停滯、倒退。

對于允許當事人直接提起民事訴訟可能導致濫訴現象，也不必擔心。《反壟斷法》

第50條規定“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并不存在如美國、臺灣地區那樣“三倍民事賠償”的民事訴訟激勵。關于惡意訴訟，它也不是反壟斷訴訟所獨有的，完全可以在司法審判中以通常的方式加以解決。當然，賦予當事人訴權并不否定反壟斷執法機構的積極、主導作用。只有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相互配合、協同作用，才能推動《反壟斷法》的有效實施。

三、應對高級市場經濟之法的新挑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還處于起步階段，遠未達到普遍確立理念和形成傳統的程度，因此《反壟斷法》對于國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和挑戰。

首先，在改革開放歷經30年的今天，整個社會能否“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將市場經濟理念凝聚為共識，對市場經濟百般呵護、堅決維護，遏止平均主義、管制萬能的思潮泛濫以至湮沒市場關系，這對《反壟斷法》而言是最緊要的。否則，《反壟斷法》將成為一紙空文。

其次，在社會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管理無所不在，政府固然也可以參與公開市場操作、做市場的運動員，如政府采購、買賣有價證券等，也可以投資經營企業做老板、兼做運動員和教練員，這是政府應當遵從民意扮演諸多不同的角色使然，但在反壟斷法之下，政府的角色只是賽場的裁判，按照既定的比賽規則，對市場中的運動員和場邊的教練員隨時叫停、判罰并即時恢復比賽，自己既不做運動員，也不做教練員。這就要求政府真正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要求，來馴服、調教萊鶩不羈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像一直以來的那樣，市場稍不盡人意，行政手段就不由自主地緊跟而上，市場經濟的優越性—經濟發展、消費者福扯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覺、主觀地追求來的，而是被經濟規律逼得走投無路、市場不情愿地給我們帶來的意外驚喜。但是，《反壟斷法》頒行不等于政府就愿意并且會做裁判員了，它需要我們的政府學習、學習、再學習。

再次，在現行行政體制及維持既定的分散執法格局、《反壟斷法》又不能平等地適用于政府和人民的情況下，能否從根本上緩解合法壟斷行業因缺乏競爭而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政府和擁有公共管理權力的組織不當限制、損害競爭的問題？在缺乏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民事公訴等發達國家常用手段的情況下，《反壟斷法》要有效實施并達致各界期待的效果，尚需國人付出努力。對于行政機關制定規章或規范性文件限制競爭的，《反壟斷法》第37條雖然有了禁止性規定，但它已經超出該法規定的救濟和責任所能解決的范圍，還有地方性法規、行政法規甚至法律可能不當限制、損害競爭的問題。這些，只能通過推進政府法治、建立制度化的抽象行政行為司法審查和違憲審查機制加以解決。

最后，一部《反壟斷法》，就是一部現代市場經濟之“理”。鑒于其蘊含的高度辯證法和市場關系的復雜性，天然地排斥法條主義—“注釋法學”、在行政執法和司法中死摳法條等。換言之，《反壟斷法》是合理性與合法性高度統一、充分講“理”的一種法。該法的條文，只是為判斷一種行為是否合乎市場經濟的要求提供一種分析的框架或方法。適用《反壟斷法》，依據的表面上是它的法條，實際上卻是市場經濟之“理”，它要求企業、政府、法律及司法界等樹立恰當的市場經濟理念、把握市場經濟的方法論，以此一一合乎市場經濟要求的經濟學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實施并實現《反壟斷法》也即某種經濟學。這就對行政執法、司法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相信我們的社會能夠盡快學會按照反壟斷法的內在要求來實施《反壟斷法》，以此為契機，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法治進程，使之獲得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