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社會保障制度與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關系

論社會保障制度與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關系

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社會群體和個人為使社會成員能夠維持基本物質生活，實現生存權提供援助和保證而設置的若干內容和項目的總和，是社會團體和個人必須遵守的工作規程和行為規則。它一般包括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補貼（福利）、優撫安置、社會互助和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等六個方面。自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遵循的首要原則，社會保障制度從制訂之初就天然的帶有公平正義的品質和特征。

19世紀末產生于德國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其最初的設計目標是保障老年人、失業者、工傷者等社會成員的生活，以調節收入差距，調和勞資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可見，其制度安排是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的，公平正義是其根本原則。社會保障制度首先在資本主義國家迅速發展并很快擴展到全球，盡管各國的保障制度內容、途徑、方法有異，但維護公平正義始終是其制度選擇的初衷和首要原則。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開始建立和逐步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社會公平，保證比較均衡地滿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需要是其第一要務。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對于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社會保障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穩定社會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途徑，完全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就社會保障制度本身來說，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能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通過其補償功能，可以一定程度地促進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社會保障的“非歧視性原則”使社會任何成員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都可以享受相應的社會保障，每一社會保障項目對于其適用范圍內的社會成員而言機會是均等的，因而它可以促進機會公平正義；社會保障實質上是一種再分配政策，具有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因而它又可以一定程度地促進結果公平正義。

從社會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保障制度是關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制度,是促進社會成員和諧生活的根本保證。社會保障制度從制訂之初就天然的帶有公平正義的品質和特征。社會保障制度以公平社會財富為手段,以正義社會生活為目標,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使命,將保護社會成員的權益作為自身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

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就是社會不公平正義的一種體現。由于城鄉二元分割的事實,農民并沒有能夠同城市居民處于同一起跑線上，而且在競爭的過程中,又受到諸多來自各方面的歧視和壓力，造成城市和農村的差距越來越大，要求公平正義的呼聲也是越來越高。目前，農村由于社會保障的缺乏,不僅影響了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加重了農民負擔,增加了農民致貧返貧的概率，而且已嚴重影響到農村社會的穩定。雖然，我國政府開始逐步建立適合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從長遠看，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讓農民擁有國民待遇，保證社會公平正義。

由此可見，社會保障制度在事實上，天然就帶有公平正義的影子，它的實施和完善對社會公平正義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一桿稱，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公平正義與否，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說要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必須有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而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必然會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全社會人民的解放與自由，讓人民有尊嚴的活著。

第二篇：財政與社會公平

財政與社會公平

財政促進社會公平的職能有：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調控經濟職能、監督管理職能。

然而，社會公平又包含了更多的內容，教育公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怎樣利用財政才能更好的使教育公平呢？

教育公平首先體現在財政投入上，包括硬件和師資。

如果不能均衡區域教育資源，那就無法論及教育公平，因為公平是建構在均衡上的。薄弱地區、落后地區、偏遠地區所占有的社會資源、文化資源、教育資源相對要欠缺很多，倘若他們所占有的上述資源與發達地區相等，但是他們的整體文化氛圍也要淡薄許多。因此，要想實現教育公平，必先優先投入薄弱地區、落后地區、偏遠地區，使其在硬件和師資上優先于發達地區，然后才能逐步達到教育的均衡發展，真正實現教育公平，然而這一切都需要財政的支持。

影響教育不公平的原因：

教育投入不足。“窮國辦大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真實寫照。雖然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不斷增加,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較低,2008年只達到3.48%,不僅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而且低于部分發展中國家。教育投入的不足,嚴重制約著教育條件的改善和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的擴展。

資源配置不合理。我國20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重點學校制度。在教育投入總量小、教育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集中財力、物力辦好一批中小學,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曾產生積極作用。而重點學校制度也同時導致了學校之間資源配置不均衡。近年來,國家取消了重點學校制度,加大了薄弱學校改造力度,堅持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傾斜。但是,重點學校本身長期積累的名牌效應依然存在,人們形成的固有觀念很難改變,這些學校依舊能夠吸引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優秀學生,加劇了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均衡,甚至造成了同一區域內學校之間兩極分化的局面。

實現教育公平的方法：

加大教育投入。目前中央要下大決心確保本屆政府任期內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4%，力爭在2010年前后接近4.5%。同時，各級地方政府也應嚴格按照我國《教育法》第55條的規定要求，教育投入應做到“三個增長”，即各級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要高于同級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在校學生人均教育經費逐步增長，教師工資和學生人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人大要加強對同級政府落實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法律監督，以確保教育公平的實現。

建立和完善對弱勢群體資助體系，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在投入導向上，教育資源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資源應向處于弱勢的地區和人群傾斜。應該確保任何時候國家對于基礎教育的投入都要高于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對于基礎教育，要強調均衡化（但不是平均化）,應取消重點學校制度，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治薄、扶差”上來，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對于高等教育，則更多的是要為各類院校（包括民辦院校）創造一個良性競爭的環境氛圍。對政府投入較多的重點中小學和大學，要加強監管和評估，以防止教育資源浪費。對民辦學校應一視同仁，給予資金、政策的支持。

所以，為了實現教育公平，促進社會公平，我們就要利用好財政資金。

第三篇：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關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公平”與“效率”關系的思考

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關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公平”與“效率”關系的思考

摘 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建設的發展，人們在歡呼社會進步的同時，越來越關注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如何處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事業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呢？本文試就這些問題做一探討。

一、社會保障制度的獨立性決定其以“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為原則

社會保障是相對獨立的社會體制，它包括經濟制度，但并不限于資金籌集，發放，管理和運營，不僅僅是現金保障，還應該包括服務保障、權益保障、組織保障（老人和病人的協會等等）乃至精神和文化保障。現金保障當然要做好，這是基礎和必要條件，但不能陷入“經濟主義”。因此，不宜簡單的提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宗教制度一樣，社會保障制度有自己的獨立內容。盡管這些制度也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甚至是為它“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中還包括某些經濟制度，但畢竟有其自身獨立性，不能歸結為“市場經濟體制”。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論地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視為社會保障內部原則。

就作用于社會個體的角度而言，市場經濟給社會個體提供了趨利的空間，而資源又是稀缺的，所以才要依靠競爭在競爭的優勝劣汰中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產生高效率，而社會保障制度本身是一種公共品，個人生存發展權利維護的實現程度并不受他人介入的影響，個體與個體之間是非競爭關系。而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弱者，每一個人維護自己生存發展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就對社會整體發展來看，市場是講競爭講效率的，但它必然拉大貧富差距，造成一部分社會群體在資源配置上的弱勢和不利地位及基本生活的無助和窘迫。所以需要通過二次分配實現“兼顧公平”，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安定。而社會保障制度就是二次分配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社會保障制度應以“公平優先”，而社會保障制度要講效率是指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效率的影響和社會保障制度本身效率問題。而不是指望社會保障本身產生多少直接的經濟效益。所以對于社會保障本身，就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二、公平優先

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的最本質的體現是道義的公平（它的表現形式為待遇公平，社會保障施用對象其義務、權利不是對等的，而是對應的，甚至對盡義務較少的低收入階層在待遇上有傾斜）。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市場經濟中一種保護弱勢群體的制度，它以名義上的經濟公平（每個工作者平等繳費或交稅而獲得平等的保障權利）引導出實際的道義公平（經濟弱者受到經濟強者扶助）揭開道義非功利性的面紗，可以看到道義深刻的功利性，（只有社會福利得到更大程度的實現，才值得我舍小利而取義），所以社會保障本身所體現的道義上的公平恰恰賦予了它對社會效率的巨大的間接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保障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社會保障的實施可以緩解貧困，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調節收入差距，緩和階層矛盾，倡導和諧的人際關系，解決一定的社會問題，從而創造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這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環境條件，這無疑也是提高社會效率的重要前提。

2、社會保障可以免除社會成員的后顧之憂，調動其生產積極性。社會

保障的實施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各種社會風險的侵害，免除后顧之憂，從而調動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這是提升社會效率的主觀前提。

3、社會保障可以保證社會再生產所需勞動力的供給。社會保障的實施不僅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維持社會成員的生活，使其恢復、補充和保持充分的勞動力以備發揮，而且社會保障還提供健康保障和教育培訓保障，從而提高社會成員的身體、心理和技能素質。因此，社會保障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存量，這是進行擴大再生產、提高社會效率的因素。

4、社會保障可以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完善，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有利于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是提升市場（社會）效率的重要一環，社會保障制度對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的促成，也就間接地對提升社會效率做出了貢獻。

人人都可能成為弱者，人人都有維護自己生存與發展的權利，決定了社會保障參與性上的公平原則，即社會成員參加社會保障的機會是均等的，社會保障的待遇并不因為收入、地區差異而有歧視性差異，從這一點講，我國的社會保障有違公平原則。

首先，我國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這是以戶口性質作嚴格劃分的。以戶口性質而定，我國有近80%的農業戶口。長期以來，他們完全被摒棄于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全部的保障依賴于家庭和土地。目前，農村中唯一的國家正式推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雖然目前處于起步階段，各地實施的情況也相去甚遠。但這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的、真正是現代社會保障意義上的保障措施。這項事業從基金的籌集上就采取了個人和集體共同負擔的原則，同時強調了自我保障的思想，打破了我國社會保障中一貫的“賜予式”模式和依賴國家和企業的觀念。并且在組織管理上也統一由民政部門的專職機構管理。但這僅僅是一個開端，廣大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水平仍然很低。

反觀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水平，比農村人口高得多，相對于我國的基本國力而言，所享受的社會保障已是極充分了。很長一段時期內，居民享受的范圍不僅有養老、醫療、工傷、殘疾、死亡和生育等各項保險或救助項目，還享有食品補貼、住房補貼或分配、交通費用補貼等等發達國家才會涉及的保險項目。我國社會的二元結構在這里得到了充分體現。但是，在城市人口中，不同的社會成員之間所能享受的社會保障待遇又千差萬別。這是我國社會保障對象非全民化的又一表現：即各部門、各企業、各種不同所有制單位中的勞動都所享受的社會保障待遇和項目差別很大。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參與性上公平原則的缺點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率產生不利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最近兩年來，為了有效擴大內需，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采取一系列啟動農村消費的措施。但成效并不明顯。農村消費并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啟動和升溫。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7年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為39%，1998年為38.7%，1999年進一步下降到38.6%。農村消費如此啟而不動，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村缺乏一個令廣大農民放心消費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許多農民雖然有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也有相應的消費能力，但由于擔心老無所養和各種風險而不敢消費。因此，要有效啟動農村消費，進而擴大內需，當務之急就是要通過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來分解廣大農民的后顧之憂，增強農民的消費信心，促使廣大農民既增加即期消費，又激發其潛在的社會購買力。

其次，再從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方面分析，社會保障的不完善已明顯影響了經濟上的效率。由于失業保障剛剛起步，覆蓋面小，積累基金少，且并沒有達到保障失業者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目前已有的失業保險仍未能真正發揮作用，這樣，面對大面積的企業虧損，有些企業甚至是長期虧損，資不抵債，早應宣告破產。但由于社會無保障機制接受因破產而失業的勞動者，絕大多數虧損企業只能長期拖延，成為國家的沉重包袱，這實際上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因為企業難以合法破產，長期以來，導致許多企業不求進步，整個社會的其它企業也無法進行充分的競爭，競爭不充分，效率就不可能達到最佳狀態。事實上，我們的社會正缺乏保護合法和充分競爭的機制，也就是缺乏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機制。

此外，我們以全社會角度來看，由于我們現有的社會保障社會化程度極低，內容不系統、不完善，對象不全面，管理混亂，直接妨礙了社會勞動者在各部門之間的合理配置。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就是由市場對各種經濟資源進行最優化的配置，主要是人、財、物的配置，尤其是人——即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最為重要，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市場經濟的結構必將發生變化，相應地要求勞動力在各產業部門之間、各企業之間的配置也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已不能夠統包統配勞動力，統一組織生產經營和分配。勞動者有權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可以自由選擇職業，自由流動。企業也應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選擇合格的勞動力，辭退多余的或不合格的勞動力。這一切，都有一個前提，就是有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然而，面對迅速崛起的市場經濟，我們的社會保障仍分為城市、農村；全民企業、大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干部和工人；固定工和合同工等各種差別，這不能不嚴重妨礙經濟改革的進程。由于城市勞動者的保障全系于工作單位，一旦離開工作單位，他的一切保障將不復存在。許多企事業部門，盡管人浮于事、冗員繁多、效率低下，但又很難真正按某些規章辭退職工，因為職工只有單位保障，而沒有社會保障，將這些沒有保障的勞動者推向社會，將是一個極大的社會動蕩因素。

第四篇：淺議論文學與社會的關系

淺議文學與社會的關系

專業：現代教育技術

姓名：白瀧

日期：2012年9月28

淺議文學與社會的關系

【摘要】：

如果把由人與人關系總和構成的社會比作地球,文化就像覆蓋在地球表面的大氣,了無蹤跡但又不可或缺,文學則猶如空氣中的臭氧分子,是構成文化的成份之一,它的存在與否雖不會對社會構成直接威脅,但長遠看來,缺少了文學的社會也許不會像今天一樣的精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研究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時,文化的重要地位不能被忽視。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學與社會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調整了彼此之間的位置與距離,并在各個領域影響著社會的發展。【關鍵詞】： 文學 社會 關系 一、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綜觀歷史和當今社會，文學很難和政治劃清楚，政治是上層建筑，他/她很自然地要影響到文學，而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又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毛爺爺教導我們說：文學為政治服務，想周作人等也提倡為文學而文學。還看新中國五十多年來的當代文學史，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這個經歷了長時間封建制度統治的國度里，當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時候被炮火所轟碎，階級關系和社會關系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時，文學，作為始終不屈不撓地反映社會的變化 的特殊的意識形態，在新時代里，卻被一條無形的枷鎖所桎梏，這就是政治。

元代關漢卿的《竇娥冤》通過寫竇娥被無賴誣陷，又被官府錯判斬刑的冤屈故事，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統治下中國社會極端黑暗，極端殘酷，極端混亂的悲劇時代。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通過文學深刻揭露了當時社會和當時政治的狀況。宋代散文家蘇洵有一篇著名的史論文章—《六國論》，它精辟地論述了戰國后期的齊、楚、燕、韓、趙、魏這六國滅亡的原因，借古諷今，目的是告誡北宋王朝需吸取歷史教訓，改變對契丹，西夏的妥協投降政策，以免重蹈歷史的故轍。蘇洵憂患意識和遠見卓識讓他看出了六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弊在秦賂”，這都反映出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息息相關，緊密聯系。

魯迅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恐怕是沒幾個人不知道了吧，他的祝福通過寫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封建黑暗社會的吃人本質。拜讀過他的許多作品，都讓我們深深知道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作品要表達的目的是什么。《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并不知 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醒目的色彩，揭示了辛亥革命失敗的社會根源。這也充分彰顯了文學無不影響著政治。

再者，我們不妨借鑒愛情與婚姻的關系來談談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都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那么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解除婚約，讓愛情得到永恒，可是，這可能嗎？如果把政治和文學比作男人和女人，那么男人和女人最終的結果就是結婚成家，當然這只是正對大多數的，中國古代是夫權社會，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很多那女結合到一起就是為了娶妻生子，婚前素不相識，自然沒有愛情，更談不上婚姻是愛情的墳墓了。而當今的社會婦女解放了，很多家庭女人成了主宰。而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也的確因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而有了不同的解釋和看待了。

綜上所訴，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發展進程，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思想觀念而不斷變化體現出來。

二、文學與經濟的關系 跟隨確認自古以來，“文以載道”的思想深入我國文人的骨髓，文學與經濟并不像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那樣緊密，幾乎沒有太大的關系。古代的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下，一生以仕途為榮。加以古代“重農抑商”的政策，文人更是以用文學賺錢為恥。專業作家在過去是很少見的。文人與經濟的聯系最多不過像一些窮困書生“代寫書信”賺些盤纏那么簡單而已。

同時，一直在人們的思想中，文人們都應該像出家人一樣“四大皆空”，像神仙一樣“不食人家煙火”。也正是因此，從而使文學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性一直都被埋藏，導致文人們的現實生活似乎都不是那么樂觀，還有的極其窮困潦倒，甚至到了有了上頓愁下頓的地步。這個，我國唐代著名的詩人“杜甫”恐怕是個挺好的例子的。當然，文人們此等高風亮節的人格，的確值得世人千代尊敬.萬代景仰。然而把“文學”與“經濟”看成是兩個隔離區，則大可不必。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受特殊的歷史環境的影響，在50到7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與商品的關系，延續著“根據地”和“延安文學”的“傳統”。在當時，文學被認為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與金錢、商品無關的“精神產品”。左翼文學界的文學觀念和文學體制，都在劃出文學與“商品”之間的嚴格界限。“文革”中，文學的這種“純潔”性似乎 達到未曾有過的境界。稿酬已被作為“資產階級法權”的表現而取消，對文學的任何“消費”、“娛樂”成份的理解和閱讀動機，都受到了批判。

進入80年代以后，在“改革”和“現代化”的趨勢下，文學漸漸的脫離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第一性的原則。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學格局。不僅是政治上的選擇，而且面臨“市場”的越來越強大的選擇力量，報刊和出版業的發展迅速，普通日報和各種專業報紙，都辟專欄刊發文學方面(創作、評論)稿件。文學刊物以及與文學有關的刊物的數量比起五六十年代來，有極大增加。這對于作家的生存處境和寫作道路的重新確立，構成了新的壓力。

從此，文學開始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新世紀以來，政治文化、哲學文化、宗教文化與文學的關系成為文學研究備受關注的切入點，而經濟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的時代，人們愈來愈發現，經濟生活如同普灑在香閨的月光，“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般地對文學創作形成強力滲透。從經濟生活的視角研究文學無疑當為一條切實而有效的學術新途徑，是中國文學研究的新生長點。文學是一部歷史，但歷史也是一部文學作品。他們本身所含的一切內容與因至少就是包括著本身所含的一切。就像一個物體本身有著價值，但他可以創造另一種價值。就像一只母雞一樣，它本身就有價值。但它同樣可以創造另一種價值——雞蛋。有時它可以創造高于本身一種價值。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價值，但這個經濟也需要經濟基礎來依托。文學的發明人，也要經濟基礎的支持。才能有條件去發明創作。所以文學的創造與經濟基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只有經濟才能支持文學作品的發展．經濟是文學的一個作標軸，而文學就是作標上的拋物線．他們不能彼此孤立。

而文學作品的內容，也可以為作者的本身創造一種不可估量的價值．這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如金庸先生和他寫的《金庸小說全集》不但給他創造了財富和名譽，而且帶給他的是不可限量的另一種財富。據金庸后來披露在1992年他的小說為他創造12個億的收入，而且他的名聲鵲噪。響譽全世界他的名聲相當于現在的《哈利．波特》的作者凱瑟琳．而且，他的作品成為經久不衰的名著．為后人所推崇．他本身已成為了武俠迷心中的喬峰.郭靖。而且，金庸小說推動了整個香港文學的一個頂峰。同時帶動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古龍.臥龍生等大批的優秀的作家．可以說，金庸先生的成功帶來的是，整個香港文學的成功．可是說是文學成就了金 庸，也可以說金庸成就了香港的文學．而，金庸的文學卻讓他成為一個與金錢與權利與一身的＂富豪。

所以說，文學與經濟有著不可或缺的關系，就如同裙衣相連的關系經濟是文學的基礎，文學是經濟的“抓手”，從哲學的角度辯證分析，文學與經濟的關系，就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神與物質的關系。打個比方吧，經濟是水，文學就是魚兒。文學與經濟的關系，就是魚和水的關系。水多了，要養一點魚。水里有魚兒，才能夠有水平。文學與經濟，魚兒和水，都是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

三、文學與藝術的關系

1、概念上的從屬關系 ：從專業定義上講，文學可以說是一種語言藝術，而藝術既包括語言藝術，又包括行為藝術甚至聲樂藝術，所以在這一層面來講文學嚴格從屬于藝術。

2、反應的對象有所差異 ：文學反映的是社會生活、表達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表達形勢比較單一，目的較為明確。例如中國的文學，要么反映現實社會的黑暗或是真善美，要么是宣傳愛國主義或世界和平。藝術反映的是現實但比現實更有典型性的社會意識形 態，也就是說，藝術反映出來的大多是社會的共性，個人主義色彩不會那么濃郁。

3、文學是藝術發展的必要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就是語言文化的藝術，扮演著藝術生活的主角，藝術的產生往往就需要堅實的文學做基礎，就比如一部好的戲劇文化，一部好的電影作品，就需要有一本好的劇本，一部好的著作，甚至好的表演藝術家等等。換個角度說，我們生活中存在著太多太多的藝術，只不過我們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去演繹而已。藝術的表現形式不僅僅包括文字和語言，它還包括各種可以表達個性的形式。例如在墻上信手涂鴉，在樹根上雕刻繪畫（即使比不上冰雕的大氣與正式），在舞臺上的靈身一躍這些確實是不用借助語言和文字的藝術表現形式，然而如是加上文學因素，將會是另一番效果，例如我國國粹京劇甚至在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影響史的小說，詩歌，話劇，往往就是這種文學藝術更容易讓人們接受。而不被人們所理解的藝術就是去了其本質的意義，所以說文學讓藝術更富有意義。通俗點講，若藝術是一棵大樹，則文學則是其上面的一道樹枝。當然這個比喻并不是很完美，因為文學對藝術的貢獻遠遠大于樹枝對樹的貢獻。許多文人作家常常兼善多多種藝術，在創作中以一門藝術為主兼顧其他藝術，或同 時進行多種創作，這樣有助用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把不同藝術的創作規律或創作理念相互補充，相互融合。藝術的傳承需要借助文字的記載，即文學是藝術發展的必要條件。

從以上分析可知：文學在專業上從屬于藝術，然而對藝術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作用，文學推動了藝術的發展。不管是文學還是藝術，在人類文明是在均創造了很多奇跡，它們的對文明的貢獻是無價的，也是人類現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學和藝術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文學不僅在政治，經濟，藝術方面與社會有著聯系，在其它方面也存在著聯系，總之，文學作為人的精神的產物，永遠是一種社會現象。它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一定的自然環境和條件，但是更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條件，它本身也是社會文化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使是走向自律化和形式的現代主義文學，它也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產物。文學和社會各個領域，存在著一種割不斷的牢固聯系。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我們應該不斷調整文化與社會各個領域的位置與距離，讓它們和諧發展，產生共振。

第五篇：淺論社會主義公平與正義

淺論社會主義公平與正義

甘文波

一、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和本質要求

所謂公平正義，就是指我們通常說的公正，它是一種道義性價值，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追求的普遍價值。公平是指對一定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社會現象的一種倫理認定和道德評價，正義一直被視為人類社會的美德和崇高的價值理想，二者具體表現為對一定社會的性質、制度以及相應的法律、法規、章程、慣例等等的合理性及合理程度的要求和判斷。社會的公平正義既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會結構所形成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環境所決定的，也是由個人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主管感受和主管評價所決定的。

公平正義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歷史上，社會主義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就是因為它承諾要創造切實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使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資本主義對自由競爭的放縱，使得公平正義難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就是針對資本主義發展中存在的種種不公正、非公平的社會問題而產生和發展的。因此，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核心價值之一，是社會主義在理念和制度上優越于資本主義的地方。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要消滅剝削，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體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充分解放。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走了邪路了。”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胡錦濤同志說：“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

一般說來，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的具體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基本權利公平。即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應得到保證，它旨在從底線的意義上保護每個社會成員的 1

基本權利。二是機會公平。機會公平包含前途的公平和手段的公平兩層含義，也就是說，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況下，各種前途是向各種才能開放的。并且，各種才能相當并且意愿相同的人，都能夠參加與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動。三是規則公平。規則公平就是社會有序，就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有章可循，社會成員各守其責。四是分配公平。對于現有的社會資源如何分配，最直接地體現了公平原則的兌現程度。

二、公平正義的缺失已成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核心問題

改革開放之前，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我們簡單地采取強制手段將大家的收入和財富拉平，吃“大鍋飯”的絕對平均主義方式。看似公平，實則是平等而不公正。因此，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陷入了極大的困境，甚至走向了崩潰的邊緣。在彼時，過于強調平等的“平均主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核心問題。

為了打破“平均主義”，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資源，發展生產力，我們搞了改革開放，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種體現不同價值的所有制和分配制，一經實施，就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經濟社會被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發展迅速起飛。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

然而，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盡管我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物質財富極大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眾都切實地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甜蜜果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利益開始急劇分化，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如果不采取果斷有效的措施，努力推進公平正義，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難群體和貧困地區傾斜，就會背離共同富裕的長遠目標。

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公平正義缺失，正好與改革開放前情形相反。具體表現為：一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同區域，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發展失衡嚴重，尤其是城鄉差距鴻溝巨大，導致了大面積的普遍性公平正義缺失；二是分配不公，包括初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合理，以及由此引發的存量不公，流量不公，機會不公，能力不公等；三是上升渠道不暢，社會階層固化，社會階層矛盾激化；四是貧富差距過大，基尼系數嚴重超出危險警戒線，且差距仍在持續拉大。公平正義缺失嚴重損害了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市場資源配置脫離了市場規律的軌道，不再按需求平衡合理分配，轉而向特權區域特權行業

和特權人群越來越集中；同時，公平正義缺失還嚴重敗壞了人的思想追求，通過合法方式追求商業價值和生活質量的主觀愿望嚴重削弱，轉而傾向全民通過貪污跑關系搞特權等手段謀取私利；再者，公平正義缺失蓄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社會和諧穩定受大極大的損害，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穩定基石不再牢靠，另一種形式的崩潰不得不防。由此可見，眼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最核心問題就是公平正義缺失。

三、如何修復并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

按照市場經濟的自發邏輯，社會成員的利益遲早會發生分化，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會拉大，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發展會不平衡。解決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缺失會面臨雙重難題：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措施，讓這種利益分化無限制地發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后果，會背離“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另一方面，又不能簡單地采取強制手段將大家的收入和財富拉平，回到過去那種吃“大鍋飯”的絕對平均主義狀態。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不能強求利益的絕對均等；另一方面，又必須把社會利益的分化控制在一個合適的范圍之內。

（一）必須推行民主法治，建立與公平正義相適應的社會體制。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條件下，要真正實現公平正義，必須推行民主法治，這是一個根本的前提條件。胡錦濤同志在論述和諧社會時，將民主法治與公平正義放在首位；溫家寶同志在兩會的答記者問中，同時提到公平正義與民主法治。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為兩者之間有著內在聯系。公平正義是對全社會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來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難以有公平正義。

實現和維護公平正義，首先要求通過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避免因收入差距的過分擴大而導致兩極分化。然而，社會公平的內容絕不只是合理的財富分配，還包括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內容。要全面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除了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維持基本的經濟公平外，還必須從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營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保證全體社會成員能夠比較平等地享有教育、醫療、福利、就業、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護等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平正義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義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代條件下，沒有民主和法治，斷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因為現在我們講公平正義，是指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在全體公民之間公平而合理的分配。這就必須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達人民利益，又能確保政府權力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滿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規，否則，“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話。這樣的一種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二）政府應當在維護公平正義中應當發揮主導作用。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公平問題通常產生于市場失靈，而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場失靈不是單純因為強調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權力進入市場所造成的。我與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認為，市場經濟的自然邏輯本身就會產生出社會的公平問題，這是市場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公平正義，政府需要對利益分配進行強制性干預。例如，維護社會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國家”政策，沒有政府的強制性干預怎么可能實現？因此，關鍵不在政府干預，而在這種干預是否適當。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在一些情況下，政府管了不該管的事，包括對市場的不適當干預；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政府沒有很好地管應該管的事，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環境保護等。

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政府無疑要承擔責任，發揮政府職能作用，大力發展經濟，建立健全各項政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從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營造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確保每一個社會成員依法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社會保障、勞動就業、收益分配、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法律保護的等項權利，切實保障廣大公民民的切身利益，協調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關系，進而使社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使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發揮出來，不斷提升經濟運行質量和水平，獲取更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最終不斷增強整個社會的綜合實力。

（三）處理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效率決定公平，率的水平決定公平的程度。沒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依賴于公平，沒有公平，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從而也就難以提高效率。改革前后的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入分配越平均，越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從而造成低效率；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就有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經濟不發展，難以實現更高階

段上的公平，難以解決不斷出現的社會矛盾。相反，如果不講公平，人們的收入差距就會越拉越大，就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就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其結果不僅導致效率的下降，還會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我國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方針，是基于特定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提出的。當時制約我國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平均主義的影響。為了增強經濟實力，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進一步打破平均主義的束縛，通過合理拉開差距，激發市場活力。這個政策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然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需要在整個社會變遷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審視，不能凝固成貫穿市場經濟整個發展過程的不變法則。我們應引起高度重視的是，當前這種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影響到人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從長遠來看，并不利于社會整體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逐步實現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并重”或“公平與效率的優化結合”過渡，是當前應突出提出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