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程序正義與社會治理創新

程序正義與社會治理創新

姜明安

一、程序正義對于社會治理創新有什么重要意義

羅爾斯(John Rawls)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一項法律和社會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

正義包括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程序正義既有獨立于實質正義的本體價值，又有保障實質正義實現的工具價值。

程序正義與社會治理創新的關系，或者說程序正義對于社會治理創新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1、程序正義是社會治理創新的目標和內容之一

社會治理創新的目標是多方面的，如提高管理效率、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維護社會公正、保障社會穩定與和諧，增進人的福祉等。其中，社會公正當然包括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看得見的正義”。沒有“看得見的正義”，不僅實質正義難以保障，即使有，人們也難以感受到。

社會治理創新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包括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社會治理制度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和手段創新、社會治理觀念創新等。其中，制度、方式、手段當然包括程序。健全公正、公開、公平等體現正義的社會治理程序是社會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創新的題中應有之義。社會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如果缺乏程序正義，就很難有什么“創新”可言?如果有“創新”，其“創新”也難有創新的真正價值。

2、程序正義是社會治理創新的保障

程序正義既是社會治理創新的目標和內容，同時也是社會治理創新的保障。首先，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廣大社會公眾的理解、支持和參與。而公正、公開的社會治理創新的決策程序正是廣大社會公眾理解、支持相應創新措施、制度的前提;公正、公開、公平的實施程序則是廣大社會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創新的基本條件。其次，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克服和消除舊的官僚機構、舊的制度、舊的觀念在長時期形成的各種習慣勢力的障礙，而克服和消除這些障礙的最好辦法或最好辦法之一就是“陽光法”，就是公正、公開、公平的正當法律程序，就是程序正義。

3、程序正義是培育和形成社會治理持續創新機制的社會環境因素

社會治理創新不應是一次性的，不應是“畢其功于一役”的短期行為，而應該是長時期持續進行的行為。要培育和形成社會治理的持續創新機制，就必須營造一種不斷激勵人們追求、探索和實施社會治理創新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佷顯然，程序正義是這種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的重要因素。因為人們對正義的認識和追求是無止境的，社會如果為人們提供了認識、探索和追求正義的機制(包括制度和制度的運作程序)，人們就必然會運用這個機制去不斷探索社會治理的新體制、新方法和新模式。當然，程序正義與社會治理創新的關系是相互促進的：程序正義的確立可以營造社會治理持續創新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社會治理持續創新反過來又會進一步促進和完善社會的程序正義，提高社會程序正義的水平。

二、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建立和完善哪些基本程序制度

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法治發達國家，在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如社會決策和立法領域，社會管理領域、社會秩序和安全保障領域、社會爭議、糾紛的裁決、處理領域等，都建立了各種體現公正、公開、公平等程序正義的正當程序制度。在這些制度中，最能體現現代程序正義的制度主要有下述五項：

1、信息公開與政府透明制度

信息公開與政府透明是滿足社會公眾和公民知情權的需要。在現代社會，沒有信息公開與政府透明，社會公眾不了解公共事務，不了解與自己生活、生產和消費等有關的各種信息，不要說知政、議政、參政，就是要使自己的生存權、健康權、正常社會交往權得以實現和保障都是困難的。信息公開首先是政務信息公開，除了政務信息外，其他信息，如市場信息、環境信息、食品衛生安全信息、傳染病流行信息、自然災害和其他突發事件信息等，都應該通過一定途徑和形式公開，讓全體社會公眾或相應領域的社會公眾知曉。

2、公眾參與制度

社會治理涉及的領域和涉及的相對人比政府管理要廣泛得多。從程序正義的角度講，政府管理沒有公民參與是不公正的，社會治理離開了公眾參與就更談不上正義。在現代社會，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和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組織NGO、NPO、建立基層或社區自治、通過聽證會、論證會和網上討論議政和參與社會、政治、經濟事務的決策和立法，通過報紙、電視、廣播和其他媒體參與對公權力行為的監督和對環境、生態的保護，等等。

3、權力制約制度

社會治理除了必須有國家公權力介入外，還必須有各種社會公權力主體的介入，如行業協會、社會團體、基層自治組織等。然而，任何公權力，無論是國家公權力，還是社會公權力，在其運作過程中，如沒有相應的監督和制約，都可能被濫用，都可能發生腐敗。因此，在社會治理創新機制中，設立相應的權力制約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權力制約程序既包括國家公權力的相互制約，也包括社會公權力的相互制約;既包括國家公權力對社會公權力的制約，也包括社會公權力對國家公權力的制約;既包括不同公權力行為(如決策、立法行為、執行行為、糾紛裁決行為等)的相互制約，也包括同一公權力行為不同過程、步驟(如制裁、處罰行為的調查、審理、決定、執行等過程、步驟)間的相互制約。

4、說明理由制度

實施公權力行為，特別是實施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為，應向社會公眾，特別是向利害關系人說明理由，這是現代程序正義的重要要求。說明理由的途徑、方式可以是各種各樣的，如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說明理由可以通過向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或通過政府刊物、新聞媒體發布進行;推行社會和經濟規制的說明理由可以通過聽證會或政府網站的途徑進行，實施具體行政執法行為或裁決社會爭議、糾紛的行為的說明理由可以通過行政決定書、裁決書向相對人作出，也可以直接向相對人進行口頭說明。

5、陳述、申辯、申訴與救濟制度

根據古老的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原則，任何人對他人作出不利行為，均應聽取他人的意見，任何人對涉及自己利益的爭議，均不能由自己進行裁決。故此，任何人對公權力主體做出的認為侵害自己權益的行為，均應享有向其陳述、申辯的權利，對其行為不服，均應享有申訴與尋求救濟的權利，法律應為之提供相應的救濟程序制度，使之有可能向與公權力主體有相對獨立性的第三者請求救濟，如行政復議制度、行政訴訟制度等

社會治理創新只有通過建立和完善這些程序制度以及通過這些程序制度的運作，才能使其目標符合人類正義的要求，才能真正維護人的自由和增進人的福祉。

三、怎樣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實現程序正義

要在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保障程序正義目標的實現，至少要做下述三件事：

1、加強程序立法，健全規范社會治理行為程序的法律、法規

程序立法包括三個層次：一是統一的程序法典，即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雖然主要是調整國家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程序，但也調整社會公權力主體實施社會公權力行為的程序，實際上它是社會治理行為的基本程序法典;二是單行的程序法律，如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征收征用法、爭議、糾紛調處法等;三是確立程序法典、法律具體實施規則的程序法規、規章。目前，我國統一的程序法典尚未制定，其他兩個層次的程序法都不完善。程序立法的任務還相當艱巨。

2、推進社會治理體制(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促進公權力程序化運作

程序正義是與民主、憲政和法治密切聯系的。我國傳統的管理體制，包括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高度集權性的，是人治型的，這種體制不重視民主，不重視人權，從而很少，甚至缺少程序正義的因素。因此，我們今天要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確立程序正義的地位，要建立和完善各種正當程序制度，就必須推進整個社會治理體制(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有通過改革，真正以新的體制取代舊的體制，才能促進公權力依正當程序運作，實現程序正義的目標。

3、提高國民(特別是公職人員)的程序正義意識，形成人人重視程序正義的文化氛圍

要在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實現程序正義目標，除了必須完善程序立法和改革舊的管理體制以外，提高國民(特別是公職人員)的程序正義意識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為制度需要人去設計，去建立，去運作。如果我們的國民(特別是公職人員)的程序正義意識薄弱，很難設想能建立起完善的正當程序制度，即使建立起了完善的制度，也難保證其正常運行。因此，我們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過程中，一定要非常重視向國民(特別是公職人員)宣傳程序正義的理念，提高整個國民的程序正義意識，逐步營造出一個人人重視程序正義的文化氛圍。

第二篇：社會強制與社會治理創新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矛盾凸顯期，實現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一方面需要通過黨和政府的柔性管理，通過黨的群眾工作來有效化解矛盾，消弭沖突;另一方面還需要從社會治理的實踐出發，在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科學看待秩序維護中的社會強制問題。

所謂的社會強制，是指政府職能部門運用強制性手段建立和維護社會基礎秩序的過程。從社會和諧的基礎出發，利益協調的重點是關照最弱勢群體的利益。而我們知道，任何在社會生產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主體，都不可能輕易讓渡利益。而基于黨領導國家推動社會發展的有效性，任何政黨的制度化建設都需要強調制度框架內黨的社會強制能力。首先，社會強制作為社會治理中化解矛盾，約束權力邊界的技術性手段和制度化政策，在法治國家的目標下，本身可以被納入法治范疇而加以規范。其次，技術本身的精細化和規范化，一方面使得社會強制具有了物質前提，另一方面也決定了社會強制的必然性。在一個精密龐大的管理體系中，技術的強制性要求規制人們的行為，并通過規制保障了人們的自由不受侵害。最后，社會管理創新和基礎秩序維護的基礎是對信息的有效獲取，這個過程本身包含著對人們的行為強制，這種強制的道德基礎恰恰是所有人公平地享有不被侵犯的權利。

危機情境下的社會治理我們在工業社會談論社會和諧，必然繞不開危機情境。工業社會在提供人們極為便捷的交往和獲取知識與財富的機會的同時，其所具有的不確定性也使得社會可能在轉瞬之間失去其全部的秩序基礎。中國人所具有的憂患意識和危機觀念，可以保證這個偉大的民族在面對各種風險挑戰中始終保有生機和活力。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產黨對危機情境的科學認識和把握，也是從根本上避免社會失范和失序的重要領導力量。而我們對危機情境的把握，在實踐上還需要有充分的人員、價值、物質、制度和政策的儲備。

進入轉型期以來，中國社會時發多發的群體性事件凸顯了黨和政府社會治理的能力要求。社會治理過程不同于日常的管理，更強調發揮黨的領導與協調作用、政府的服務與管理作用，市場和社會的理性參與作用。在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不少學者強調危機管理，其實質在于強調危機控制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育相對完備，社會群體本身對傳統危機有著相對成熟的應激模式，能夠在危機情境下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政府因此避免了承擔危機引發的全部壓力。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社會認為政府應該對危機的化解與克服負有更多的責任，因此提出危機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

在管理理念下，政府在處理危機的時候傾向于對事件本身的處理，危機應對的基本思路往往是將事態平息，較少考慮人們日常的利益或者價值訴求。危機的突發性和較強的擴散性，要求政府在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迅速采取措施將事件控制住，這個決策過程必然帶有應急與強制特點。但是現代社會危機成因的復雜性和多元交互特點，決定了我們一方面需要緊急狀態下的政府強制，另一方面基于防范和化解危機的需要，政府和社會更多的要在協調群體利益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過程中，通過有效的社會參與，避免危機促發要素的累積。即強制過程本身是保障社會良序和獲取社會支持的過程。也正是基于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的基本戰略。

促生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新體制中國社會正處于急劇調整和轉型的關鍵時期，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帶來的管理效能改變和制度調整，對社會整合能力構成了現實威壓。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依靠國家強制來避免社會動蕩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從政黨科學執政的邏輯出發，顯然，這種帶有應急強制色彩的管理過程，需要從理念到制度、方法都做出調適。一個時期以來，政府和社會都對壓力型維穩提出了許多意見建議。應該說，任何時期，維護社會穩定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的，也是有利于改革與發展的。但是，僅僅依靠壓力型維穩顯然是難以實現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因此，實現社會和諧、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治理理念上需要轉變思維，進而形成制度化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新機制。一是把維護穩定建構在有效協調各方利益，尊重多元價值并形成科學價值引導機制上。中國傳統的管理體制一直都存有協調的基因，但在具體運行中，通過權力運行遏制可能存在的社會不和諧因素，是有管理體制的必然趨向。二是肯定人們合理合法的利益及其追求利益的過程，并在多元主體中完善協商民主，梳理權力邊界，實現利益表達的制度化。

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改革開放中，由于制度不完善，存在較為嚴重的利益分化甚至利益侵害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多元利益集團甚至特殊利益集團。這些集團極易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現實需要出發，試圖左右改革開放的政策，甚至阻礙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完善利益表達機制，能夠在信息相對完備的環境里，進行科學決策，協調各方利益和保障人們的合法權益。三是確立社會穩定的綜合指標體系。當前，中央政府維護穩定的原則和目標在科層制度下經過層層加壓，會以令人難以想象的速度和方式覆蓋社會生活的全部領域。從組織行為學的視角分析，這一能力是任何政府和社會組織都期待擁有的。但是也要看到，若非制度完善和組織健全，這種快速傳導的將穩定視為根本目標的維穩體系，會直接鍥入傳統管理框架，形成以行政手段為主導的政府強制過程。因此，需要在廓清社會穩定的基本內涵和表征的基礎上，形成考核穩定發展的綜合指標，而非維護穩定的壓力指標。

例如，在許多地方將上訪人數多少作為考核地方穩定的重要指標。這既否定了人民來信來訪作為信息溝通的有效機制，也會造成地方通過人身強制或者花錢買平安來克服上訪問題。因此，建構科學的維穩指標，是要從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原因入手，而非從社會失穩的表象入手。這才是克服急功近利表面光鮮，內里糟糠的必然的行政行為。實際上，中央提出小康社會目標和中國夢思想，其落實過程必然在于凝聚社會力量形成發展共識，進而規避利益侵害，實現利益和諧。這是有利于推進社會和諧穩定的。但在實踐中，各種不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直接耗蝕了科學發展觀落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平臺。這一點，尤其需要在執政過程中加以糾正。四是以法治為核心，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穩步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當前頻發的群體性事件不能夠簡單視為權力濫用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民主有效發育中難以完全規避的現象。我們知道，撇開事件本身的非法性，近年來中國每年發生群體性事件超過10萬起，而涉訴涉案涉訪的各種事件多達200多萬起。這些事件很大一部分是公民維權運動，這也是社會發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組織形式。在正常情況下，社會通過組織化行動，在法治框架內尋求自身權利保障機制，并擁有監督權力的能力。也就是說，人民當家作主，本質上體現著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有制度平臺和物質保障。中國發展面臨的各種問題，需要黨引導人民在理性和與法治框架內逐步加以克服。

顯然，僅就社會強制力而言，它體現著工業社會執政黨的基本能力。但是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強制力是與社會理性和社會民主的實踐息息相關的。我們知道，民主的前提是對自由的期待和對權威的尊崇，即政黨能力必然體現為政黨執政中約束自身和社會、推進發展的制度要求，體現為制度被權威執行和模范遵守。就社會和諧與人民幸福的要求來看，社會強制的過程必然具有以下道德意向和價值目標：每個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都應該得到維護和尊重，每個人實現自身利益和價值的過程都不能夠損害其他人的利益。黨和政府控制的公共資源，依系于法律向全體人民公平開放。

社會強制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其所內蘊的善的追求和制度的邏輯是這種力量有效施行的基礎。援引康德的一句話：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于社會良序的維護，以及對于公共利益和制度權威的尊崇始終是并行不悖的。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三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針對社會治理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我們要適應新形勢，增強風險意識，深化對社會治理規律的認識，以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創新為動力，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引領，以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一、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如果說工業時代的奧秘是分工，那么互聯網時代的奧秘則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資源共享、社會合作。這就要求我們確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命運共同體，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一）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是實現社會善治的過程，政府和社會要各歸其位、各擔其責。一是推進社會治理社會化。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只有政府和社會攜起手來，才能建設好安

— 1 — 全家園。要在發揮好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引導社會成員增強主人翁精神，激發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讓大眾的問題由大眾來解決。二是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法治作為社會治理創新的最優模式，應該回應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種種問題。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構建社會行為有預期、管理過程公開、責任界定明晰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善于運用法治方式把社會治理難題轉化為執法司法問題加以解決。三是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我國傳統文化中推崇直覺、感性思維，習慣于對事物進行模糊的歸納，嚴謹、理性、體系化的實證研究不夠。這種思維方式容易導致粗枝大葉、大而化之。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注重細節為主要特征的“數據文化”，把精細化、標準化、常態化理念貫穿于社會治理全過程。

（二）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

目前，社會矛盾大多屬于利益訴求。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關鍵是要堅持維權和維穩相統一，健全維護群眾利益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贏得廣大群眾發自內心的認同和擁護，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一是健全利益表達機制。暢通群眾利益表達渠道，是密切黨委和政府同群眾聯系、舒緩社會緊張關系的重要舉措。要完善行政復議、仲裁、訴訟等法定訴求表達渠道，發揮人大、政協、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等利益表達功能。全面推行陽光信訪，盡快實現國家信訪信息系統全面聯通，把網上信訪打— 2 — 造成群眾信訪主渠道。積極推進網絡參政議政，搭建黨委和政府同群眾溝通交流新平臺。二是健全利益協調機制。謀發展、搞建設，都要統籌好群眾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兼顧好群眾的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要圍繞涉及群眾利益的事項，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原則，積極推動有關部門、單位多同群眾商量，確保各項工作更好地順乎民意。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重大決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評估過程成為傾聽民意、化解民憂、贏得群眾理解支持的過程，預防和減少因決策不當引發的社會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護機制。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大多是由損害群眾利益問題引發的。要樹立把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圍繞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問題，辦大事、辦實事，讓群眾得到實惠、看到希望。發揮好司法救濟功能，依法嚴厲打擊農村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企業改制等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確保群眾權益受到公平對待、利益得到有效維護。

（三）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現代社會，善不善于發揮社會主體積極性，推動形成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局面，是衡量黨委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標志。我們要創新多方參與機制，更好地組織動員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努力實現社會事務社會治理。一是發揮好企事業單位作用。企事業單位不僅承擔著防控安全生產風險的重要責任，而且是維護社會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發揮企事業單位在資源、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調動他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為維護公共安全發揮更大作用。二是發揮好社會組織作用。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要推動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確保其成為黨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發揮好社會組織在引導社會成員參與風險評估、矛盾調解、社區矯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三是發揮好基層自治作用。基層自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層群眾實現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辦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層民主決策、民主治理機制，構筑起全社會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做到知風化險、規避風險。

二、加強社會治理基礎制度建設

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學的社會治理理念和實踐經驗只有轉化為普遍適用的制度，才能成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

社會治理的核心是對人的服務管理。目前，我國公民身份號碼的準確性、唯一性目標基本實現。要加快國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統升級改造，深入推進居民身份證換發、異地辦理和指紋信息登記工作，建立戶口和身份證信息聯網查詢比對制度，逐步實現跨部門、跨地區信息整合和共享，確保基礎信息全面、準確。

（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 4 —

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不強。推進守法誠信，既要加強教育，更要強化制度約束，形成守法誠信長效機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號碼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實名制的落實。建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相關實名登記制度，抓緊推行手機號碼、銀行卡、網絡實名制，消除網上網下各領域虛假身份。建立違法犯罪記錄與信用、職業準入等掛鉤制度，強化對守信者的鼓勵和對失信者的懲戒。堅持推行實名制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戶信息保護制度，加強對用戶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保護。

（三）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疏導機制、危機干預機制

社會心態體現社會文明程度，影響社會和諧程度。現代社會，隨著工作、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緒潛滋暗長，容易引發社會問題。要開展社會關愛行動，發展社會專業服務機構，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和社會志愿者隊伍建設，關心幫助困難家庭和個人。建立健全心理衛生服務體系，積極開展心理調節疏導工作，建立心理危機干預預警機制，防范和降低社會風險。對生活失意、心態失衡、行為失常的，按照“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要求，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輔導、援助，引導其依法理性處理問題，防止發生極端事件。

三、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

對社會治安進行綜合治理，是我國的特色，也是我國的優勢。面對社會治安新形勢，我們要以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為

— 5 — 目標，以突出治安問題為導向，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提高動態化、信息化條件下駕馭社會治安局勢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為支撐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

創新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是維護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設平安中國的基礎工程。要結合制定“十三五”規劃，在更高起點上統籌設計好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社會信息化快速發展，不僅更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思維方法，也為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別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腦力+信息”發展起來的智能產業，極大地擴展了人類智力水平，也為打造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升級版提供了新平臺。要堅持信息化牽引，積極推進打防管控一體化、網上網下一體化，確保社會治安防控形成體系、充滿活力。圍繞整合資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標準體系、統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動各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各類數據集成應用，發揮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導和市場力量更好地結合起來，統籌建設大數據、云計算中心和物聯網等基礎設施，為提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整體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撐。

（二）完善社會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和調處化解綜合機制

如何預防化解易發多發的社會矛盾，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要善于把運用法治的功能與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地結合起來，完善社會矛盾排查預警和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提升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實效。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依托基層組織，發展信息員，完善社會矛盾滾— 6 — 動排查、及時預警機制，努力做到發現在早、防范在先、處臵在小。構建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引導群眾更多地選擇非訴訟渠道和方式解決糾紛。拓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參與糾紛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專家參與技術性、專業性領域糾紛解決工作，提高糾紛化解權威性、公信力。借鑒一些互聯網企業開展在線調解、在線仲裁、在線協商談判等做法，善于運用新技術提高糾紛化解水平。

（三）建設基礎綜合服務管理平臺

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中，基層基礎建設既是根本性任務，也是緊迫性工作。要以基層綜治中心為依托，建設基礎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并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將服務管理資源向網格延伸，提高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水平。隨著信息化建設水平的提高，領導機關擁有的信息資源更加集中，服務基層一線更有優勢。領導機關要健全服務基層的情報綜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機制，及時把高質量的預警情報和急需信息實時推送到基層一線。要牢固樹立寓管理于服務的理念，通過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務，有效覆蓋專業工作難以觸及的領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難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務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

四、健全公共安全體系

當前，我國公共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地域遼闊、發展不均衡的國家，能保持社會和諧

— 7 — 穩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信息化的快速發展，由于國際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當今世界已進入風險社會，我國國內風險因素也日益突出。我們要牢記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編織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全網。

（一）增強風險意識

面對嚴峻的公共安全形勢，全社會只有牢記隱患險于明火、防范勝于救災、責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風險。一是加強全民安全意識教育。全社會成員要樹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觀念，提高共同防控風險的自覺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體系，采取以案說法等方式，讓安全文化入腦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機制。在各類風險高度集聚的今天，預警是維護公共安全的首要環節。要根據風險形成規律，建立研判、預警、防范風險苗頭、隱患先兆的機制，防止其累積擴散、突破臨界狀態。探索“人力+科技”“傳統+現代”的風險預警模式，提高對風險動態監測、實時預警能力，及時切斷風險鏈。三是創新協調聯動機制。維護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環節，只有緊密配合、有效互動，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區域聯動、部門協作機制的同時，建立與社會力量合作聯動機制，善于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把各種資源、力量、手段統籌起來，建設好維護公共安全的天羅地網。

（二）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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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產一頭連著千家萬戶，一頭連著經濟社會發展，是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我們要深刻認識安全生產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緊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產責任制和管理、防范、監督、檢查、獎懲措施的落實。按照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失職追責的要求，細化落實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責任、相關部門的監管責任、企業的主體責任。針對高速鐵路、城市軌道、油氣管網、城市燃氣、高層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點領域和煤礦、礦山、化工、煙花爆竹等重點企業，在深入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整治的同時，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帶有普遍性、趨勢性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強化監督管理。堅持以信息流引導技術流、物質流，運用物聯網等新技術，構建生產、運輸、存儲、銷售、使用等全過程、無縫隙監管體系，把先進的理念、制度轉化為程序上的硬約束，實現對各類安全生產風險自動識別、預警，預防和減少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

（三）加強防災減災能力建設

提高防災減災和應急能力，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考驗。要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的方針，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全面提高全社會抵御自然災害的綜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災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災應急社會動員機制，落實統一指揮、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自然災害應急管理體制，加強全民減災防災宣傳，形成有效應對自然災害的強大合力。

五、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高度重視維護國家安全，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的大事。我們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一）實施國家安全戰略

制定、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進一步明確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方針、中長期目標和重點領域國家安全政策。堅持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工作領導體制，發揮好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黨中央領導下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協調“神經中樞”功能，研究制定、指導實施國家安全戰略和有關重大方針政策，統籌協調國家安全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增強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和實施主動性、及時性、協調性。

（二）構建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

《國家安全法》確立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地位和國家安全工作領導體制，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各項制度。要根據維護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推動出臺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加快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將法治貫穿于維護國家安全全過程，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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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家安全法》規定，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投資、特定物項和關鍵技術、網絡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涉及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項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項和活動，要完善國家安全審查，有效預防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今后，要把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延伸到經濟以外其他領域，完善國家安全審查內容和程序，明確違反國家安全審查規定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努力構筑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火墻”。

（四）依法嚴密防范和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極端宗教活動

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事關國家治亂興衰。要把確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嚴密防范、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活動，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堅決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始終保持對暴力恐怖活動的高壓態勢，組織動員人民群眾進行群防群治，深入推進“去極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國際合作，全方位構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四篇：創新社會治理

如何推動社會治理創新

一、什么是社會治理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小標題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話，闡述了一個新的執政理念——社會治理。此前，經常使用的一個類似概念是“社會管理”。新的“社會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問題：什么是社會管理？什么是社會治理？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是什么關系，兩者之間有什么區別？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為什么要用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紀后半期隨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風行而得到學界和政界的青睞。上個世紀90年代，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界定是：“個人和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個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規章條例，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為基礎，而以調和為基礎。其三，治理同時涉及公、私部門。其四，治理并不意味著一種正式制度，但確實有賴于持續的相互作用。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段對“治理”特點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煉出四個關鍵詞，即“過程”、“調和”、“多元”和“互動”。

按對“治理”的理解來看“社會治理”，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界定：在社會領域中，從個人到公共或私人機構等各種多元主體，對與其利益攸關的社會事務，通過互動和協調而采取一致行動的過程，其目標是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和滿足個人和社會的基本需要。

參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對比“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這兩個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會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會治理必須強調“過程”。在這里，“過程”的涵義是：社會治理的動態性、發展性和延續性——社會治理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規章條例，試圖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以不變應萬變；同時也不能靠一場“運動式”的大轟大嗡，試圖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而這兩者，恰恰是以往“社會管理”的最顯著的特點。

社會治理必須倡導“調和”。社會本身是一個有自組織能力的有機體，通常處于一個生機勃勃的過程中。所以，不能試圖用某種強力乃至蠻力去“支配”社會。而是要讓社會本身發揮其自我生存、自我發展乃至自我糾錯、自我修復的功能。所以，社會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藝術”，在收放張弛之間拿捏得恰到好處。而以往的社會管理的缺陷，恰恰是過于迷信強制力量。

社會治理必須兼顧“多元”。社會是由各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構成的，不同的階層和群體的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和政治訴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會治理必須非常重視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不論多數少數，不論強勢弱勢，不論公立民營，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共同分享發展成果。而以往的社會管理常常錯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賜惠當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極具“社會排斥”的色彩。

社會治理必須注重“互動”。要引導全社會達成利益共識，尤其是針對長期目標的利益共識，就要建立一個適合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框架和社會機制。使多元主體都能夠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然后在溝通交流、相互妥協、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達成社會共識。在行動上，也應該是互動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會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視而只顧眼前利益。綜上所述，以往的社會管理已經暴露出很多的認識誤區和制度缺陷，諸如一刀切、運動式、壓制型、堙堵式、恩賜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這恐怕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用一個新的概念，其實也是一種新的理念——社會治理來取代以往長期使用的社會管理一詞的根本原因。

具體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就是要在承認個性化、多元化的基礎上，通過互動和調和——溝通、對話、談判、協商、妥協、讓步——整合起各社會階層、各社會群體都能接受的社會整體利益，最終形成各方都必須遵守的社會契約。

二、為什么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治理體制占有重要位置，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實現“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目標要求，就必須重視社會治理創新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實現社會治理的“五個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思維視角從“國內”到“全球”的轉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把社會治理當成純粹的國內事務，沒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會治理問題。進入21世紀，我國的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和國際合作的日益頻繁，加劇了各國的文化沖突，極大改變了政府社會治理的環境；大規模的人員、資源、信息、資本快速跨國流動，加速了風險傳播，放大了危機影響，增加了社會治理難度；民主行政、責任行政、服務行政、回應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沖擊著政府社會治理的傳統觀念，對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形成挑戰。在這一潮流下，任何一國的社會治理都不可能孤立進行，“全球治理”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新的沖擊。這就要求社會治理體系從一個封閉式的治理結構轉向開放式的治理結構，并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社會治理問題。經濟全球化給社會治理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社會治理理念推動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樹立“全球”思維的同時，還要主動防范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在國內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意識形態管理，深化公民國家意識、社會整體意識，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形成法律法規、社會道德、文化傳播多位一體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國際上，要進一步加大中國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宣傳力度，樹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國內社會治理的問題上堅持原則，堅決杜絕任何外來勢力干涉，依據本國法律法規妥善處理。

實現社會治理主導理念從“利益”到“價值”的轉變。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會性決定了其價值取向與單純的經濟管理活動追求個人利益、部門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國過去30多來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質利益為導向的公共管理，實施的是“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方式，實施社會管理過程中，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在利益導向的社會治理理念下，社會風險不斷增加，社會矛盾不斷累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靈狀況。在此背景下，建立實現多元價值追求的復合治理，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工作中，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和諧成為應然選擇，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善治”的社會治理目標。

實現社會治理功能定位從“維穩”到“維權”的轉變。“維穩”與“維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兩者是辯證統一的。“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由于特殊的國情，實踐中，我國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單純地強調“社會的穩定性”指標，忽視了“社會的公正性”“社會的參與性”等維度，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維護了我國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會活力的釋放，導致了影響社會和諧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前，必須順應公民權利意識大大提高的現實情況，公平保護公民利益，堅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要求，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真正防止因為“維權”而產生的“維穩”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實現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管理主體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構在一定階段產生過一定積極效應。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政府的管理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整體發展。現實中，政府負責等同于政府包攬，從觀念到制度都排斥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一方面導致社會自治發展緩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發展緩慢，另一方面導致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實際上，社會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應強調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社會需求是多樣化的，不同類型的主體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擅長，因此需要主體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格局，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為公眾提供高質量、差異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實現從政府單一主體的單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推動社會治理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社會治理既可以憑借法律約束、紀律監視、強迫控制等剛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組織、協調、激勵、感召、啟發、誘導、協商等柔性方法。長期以來，政府在實施社會管理時，往往習慣于行政處罰等剛性措施，而對于柔性方法則較少采用和考慮。現代社會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維，變硬約束為軟引導，變強制服從為服務感化，變堵截民情為疏解民心，變應急管理為預防治理，變事后干預為事前預防，合理引導社會輿論，適時干預社會情緒，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

三、如何創新社會治理

十八大提出，為了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必須做到：

（1）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2）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加強對社會組織和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引導它們依法開展活動。

（3）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復議體制，健全行政復議案件審理機制，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

改革信訪工作制度，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健全及時就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機制。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深化安全生產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災減災救災體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依法嚴密防范和懲治各類違法犯罪活動。

堅持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確保國家網絡和信息安全。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第五篇：《社會規則與正義》教案

《社會規則與正義》教案

第一時社會規則與正義

一、教材分析：

1、重點：制度規則、道德規范與正義

2、難點：正義的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社會合作的公平性。

二、學生分析：

1、針對的問題：初中學生對規則意識的認知程度比較低，對什么是正義缺乏正確的認識。

2、學生的需要：了解制度規則、道德規范與正義的關系，培養正確的規則意識。

三、綜合設計思路：

1、導入新：用學生耳熟能詳的“超人”導入，引出正義這個話題。

2、制度規則與正義Flash《交通事故》引導學生討論：制度規則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指出制度規則與正義的關系。；用《盤子一定要洗七次》和探究園的事例加以比較，揭示遵守制度規則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以“我是個正義的人嗎”引發學生自我剖析，認真填寫“我思我行”，結合生活中的事例加以闡析。

3、道德規范與正義用Flash《正義的使者》闡釋道德規范在人們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以本中的小劇場《王瑩該怎么辦？》，引出道德規范與制度規則之間的區別。

4、小結升華：正義的制度規則和良好的道德規范保證了社會合作和社會生活的有效運行。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不僅是一個遵守制度規則的人，而且是一個遵守公共道德規范的人。

四、教學中存在的疑問：如何用好教材資源？新程提倡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這意味著老師可以對教材進行處理。但處理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有個“度”的問題？這個“度”到底該如何把握呢？第二時

做有正義感的人

一、教材分析：

1、重點：做有正義感的人

2、難點：如何才能做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二、學生分析：

1、針對的問題：初中學生一方面憎惡生活中的一些違反規則的現象，但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社會的影響產生從眾心理，為了自己的一時便利而違反規則。

2、學生的需要：懂得怎樣做才是正義的行為，從而指導他們在生活和學習中的行為。

三、綜合設計思路：前布置學生搜集中國與外國“規則意識”及其有關的內容的。以“中外規則意識報告會”的形式貫穿堂，在學生展示了成果后及時予以總結，了解國內外的一些具體事例，加以比較，引出在我們身邊提倡正義感的必要性，并分別概括總結怎樣才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讓學生在情感上加以體驗，并通過老師的指導加以升華，以期對學生的行為加以影響和指導。

四、教學中存在的疑問：如何達到思想品德“踐行”這個目標？這門有它的一個特殊性——轉變思想、指導行為。學生通過學習雖然懂得了如何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但在平時的生活學習中卻經常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樣思想品德是不是會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附錄：

（一）盤子一定要洗七次一名中國的留學生在日本的餐館當雜工，洗盤子。那里有這樣一個規定：洗盤子必須洗七次。但這位中國留學生為了方便，卻只洗了五次，這樣，果然效率大大提高。和他一起的一位日本學生問他有什么秘訣，他說出了原由，聽了他的話，那位日本學生和他疏遠了。有一次，餐館的老板用特殊的測紙檢測出他洗盤子時，少洗很多次，便把他開除了。他失業后便又到很多餐館去找工作，但老板們一知道他就是少洗了幾次盤子的人，便都不要他。

（二）道德規范道德規范是道德意識現象的內容之一。一定社會為了調整人們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要求人們遵循的行為準則。是人們的道德行為和道德關系普遍規律的反映，是一定社會或階級對人們行為的基本要求的概括，是人們的社會關系在道德生活中的體現。道德規范源于人們的道德生活和社會實踐，又高于人們的道德生活和社會實踐。歷史上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道德規范，都是從相應的時代要求和階級利益出發，經過概括而形成的，并用以指導人們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行為。道德規范指判斷善和惡、正當和不正當、正義和非正義、榮和辱、誠實和虛偽、權利和義務等道德準則。人們能夠按照道德規范的要求行為，就是善行；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就是惡行。道德規范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條和社會關系所決定的，同時又是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的人們自覺行為的產物。道德規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具有歷史性和繼承性。在階級社會和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道德規范的形成、發展及其在實踐中的貫徹，同現實社會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有密切的關系。不同社會的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規范。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的行為，凡是有利于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肯定道德規范的歷史性和階級性，并不否認道德本身的繼承性。任何先進階級的道德規范總是要繼承和發展先前社會中的有積極和進步作用的道德規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規范，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中引申出來的，是最先進的道德規范。

（三）活動：手抄報——《我們身邊的道德與規則》觀察身邊的人與事，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記錄下來，并結合上網搜索下載的材料，加以點評與分析，以手抄報的形式刊出，并加以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