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林外史》與《圍城》諷刺手法之比較

《儒林外史》與《圍城》諷刺手法之比較

朱玲玲

摘要：《圍城》與《儒林外史》是中國文學史上兩部著名的諷刺小說，其諷刺對象都主要為當時的知識分子階層，但在作者諷刺的目的與主觀態度，及主要的諷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從中既可看出諷刺小說的發展，也可體味諷刺小說共同的深旨與作者共同的情懷。關鍵詞：《儒林外史》；《圍城》；諷刺小說

中國的諷刺小說并不發達，《圍城》與《儒林外史》無疑是其中的兩樹奇葩，并且兩書都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諷刺與批判，雖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紀中葉，一完成于二十世紀中葉，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們很容易看到，書中反映的知識分子的品性并無多大的改變。對這兩者的比較無論從文學上還是社會文化的發展上，都將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現從三方面加以比較，略陳其異同。

一、諷刺的對象

因兩書的兩位作者一處于帝王制的封建社會，一來自廢除帝制后的共和社會，作為社會基礎的社會制度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雖同樣作為知識分子，但不同的社會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評了三種人[1]：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2]《圍城》諷刺的對象主要集中于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包括官僚士紳，編輯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閭大學的教授們。[3] “功名富貴”是《儒林外史》諷刺的主要著眼點，所以圍繞各種人物對功名富貴的態度，作者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在當時的社會，功名的唯一途徑自然是科舉，科舉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誠地孜孜求知卻不為社會承認或賞識，那反映的是社會價值觀的歪曲，是社會發展的悲劇，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貴的知識分子身上，發現的卻并非如此。幾十年如一日發奮讀書，追求功名的范進會不知蘇軾何許人，足可見這些讀書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養與知識的獲取，更惶論治國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負，而不過是撈取錢財，賺得權勢以欺壓別人的手段而已。而這才是作者真正諷刺的意義所在。

這種狀況在《圍城》的知識分子身上并沒有多少改觀。大學教授并沒有真才實學，出國留洋的蘇文紈博士也只會剽竊別人的作品，教授韓學愈的文憑也是花錢買來的一紙遮羞布，與《儒林外史》一書中所謂的讀書人一樣，知識分子求學的目的明確地只在于邀取虛名，作吹噓的資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無一個以知識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為目標。

除了不學無術，《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圍城》中的知識分子，還大多都道德敗壞，并同樣地表現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虛偽面孔。范進守孝尊制得不用銀筷子，可偏偏揀大暇元子吃；嚴貢生剛聲明完“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來報說早上關的那口豬人家來討。《圍城》中褚慎明一再強調自己只有心靈，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會因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話激動得眼鏡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氣，比嚴監生差不到哪里去。這兩者都是兩書的諷刺要點所在，例子觸目即是，不消多舉。

總之，兩書中的知識分子在壞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馬，攀名附利，一樣地虛偽迂腐，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擔當社會脊梁、匡正社會風俗的責任感消失得徹底，愚昧和懦弱、虛偽和自私卻毫無遺漏地傳下來，在兩部書的眾生相中表現得清清楚楚。兩書都寫到了功名利祿對女性的影響，魯小姐與蘇文紈兩人都是當時制度的曲奉與受害者，不同的是魯小姐作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養成有其無可選擇的無辜，蘇文紈則是徹底地利用，兩者似不可同日而語。

對于家庭親情的炎涼，兩書也多有涉及?！度辶滞馐贰分型醯?、王仁兩兄弟受人錢財后對妹妹的態度，嚴貢生對弟媳的態度，都是副喪盡仁德的嘴臉。而《圍城》中方鴻漸家妯娌兩

人對孫柔嘉的明槍暗箭，也并不比他們差。

但與《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圍城》不僅有對人追求功名富貴的諷刺，也有對人追求愛情及美滿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諷與感傷，并在書中占了不小的篇幅，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備的。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家庭的美滿并不以愛情的存在為標志，而是以父子有禮、兄弟有序為基本表現，所以《儒林外史》對家庭的諷刺仍然集中于知識分子對于孝、悌的背反上，與愛情無涉。

另外一點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層勞動人民除胡屠戶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對其他人大多并沒有太多的嘲諷，而是寫得樸實熱心有深情，但《圍城》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人，所有旅館的伙計、寡婦的仆人，無一不是作者諷刺的對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為正面描寫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圍城》中，即使對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識分子壞積習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諷刺傷嘆之列，全書并沒有一個理想人物的出現，如果說唐曉芙作為理想的女性形象顯示了作者的偏愛的話，作者并沒有意向構畫一個知識分子的楷模。

二、諷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態度

對于諷刺小說，人們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對許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熱諷，覺得作者對于社會只是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兩部書中開綜明義，都已表達了作者對于諷刺對象的態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開始就借一首詞闡明大意：“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蠟。自古及今，哪一個是看得破的?！边@語氣不是象極了《圍城》在扉頁上那句話嗎——“人生就象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來，城里的人想沖出去，婚姻也罷，事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睆倪@些直接闡明作者意旨的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于社會的現狀，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譏刺、嘲諷，而是憂世傷生，悲天憫人，哀嘆人性的弱點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們在《儒林外史》中不僅能看到作者對范進、梅玖等丑態嘴臉的無情諷刺，也有對周進、嚴監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儉守財的些許同情?！秶恰分胁粌H有對李梅亭、韓學愈等人體無完膚的揭露，也有對主人公方鴻漸不無正直、善良、聰敏而終不得自立于家庭與社會的哀傷與無奈。所以作者嬉笑怒罵的背后，無不隱隱表現出對整體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淪喪的擔憂，想匡正風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無法擋車，獨力難挽狂瀾的頹喪，甚至《圍城》中對于整個人類生存意義的質疑，而絕不僅僅是對個人、某種人的批判與諷刺。

相對來說，《儒林外史》諷刺的目的要具體一些，即主要針對封建社會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態扭曲的士人，而人對于自我角色選擇的自由作者給予了相對的肯定，即，人即使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選擇一種正確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對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還是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也即作者對人對自我命運的主宰和把握并沒有質疑，盡管這個社會是一潭爛泥，但我們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對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吳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會制度對人心靈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選擇。同樣的社會中，作者也描寫了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莊紹光、遲衡山，而并沒有以官與非官區別他們，也不以對科舉的態度區別他們。孜孜以求并不以為非的虞博士，與堅辭不就的莊紹光，同樣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揚的無非是一種人道的、真誠的態度，無論對社會還是對社會制度。“不以求之為恥，不以去之為高”，這是作者對于科舉的態度，而虔敬事親、盡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虛飾、夫妻和美，這就是小說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濟天下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盡情至性，便不失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作者對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思想。

《圍城》里則多了一種虛無，方鴻漸事業、愛情、婚姻的種種悲劇固然與他的個性相關，但我們在方鴻漸的性格與命運之間容易體會到一種無法選擇的悲哀，他未嘗不誠實，但他買了假文憑，又誠實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嘗不專情，他愛唐曉芙愛得那么純潔那么深情，可

他又有鮑小姐的污點；他也未嘗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與李梅亭類為伍，可他照樣斤斤計較教授與否的名份和在學校的地位；他也未嘗不尊重、體貼女性，可無法與孫柔嘉恩愛相處，于是方鴻漸的悲劇就不僅僅是他性格的悲劇，何況克服了他性格弱點并不懦弱，處事圓滑的趙辛楣在愛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謂事業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趙辛楣用了政治家的頭腦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謂被人艷羨的社會地位。所以方鴻漸的悲劇竟成為人類自身的悲劇，是人類自身的弱點無法克服的悲劇，例如情感與理智的矛盾，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個體對于自由與自立人格的渴求與對社會承認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為諷刺小說，有大致相同的諷刺對象，兩書諷刺的目的卻并不相同?！度辶滞馐贰吩谄谂沃环N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誠、樸實的倫理道德，剛直、誠實的士人品格，而在《圍城》里，我們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對問題解決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種無可奈何的凄涼與悲傷里，與喜劇的定義全不搭界。

對不同的人，兩位作者也表現了不同的態度。

《儒林外史》中對不讀書、不做官的樸實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寫，例如楔子中資助王冕的秦老人，樸實、正直；資助周進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義氣且有同情心，于樸實中做出“極豪杰、極義氣”的事（閑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來勢利、卑瑣的胡屠戶，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虛偽、奸詐之徒，而也有可愛之處。對周進“除了墨卷之外，了無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嚴監生時時憂貧、日日怕事，并不敢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諷之余，大多的態度還是同情。而這些迂腐、癡鈍的儒生如周進、范進盡管不學無術、年事已高卻最終走上仕途，而嚴監生空擁十數萬家貲并不見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卻作出懦弱不義之事，足可見作者對于世事的諷刺，一方面是對于人的狹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諷，另一方面也是對世事荒謬的辛辣諷刺。《儒林外史》中竭盡全力加以嘲諷的是無恥、混帳的嚴老大，空疏不學、沽名釣譽的婁氏兄弟等人，對其他人則表示了或同情或感傷的態度。

相對于《儒林外史》作者態度的復雜和層次性，《圍城》對于各種人物的態度要簡單得多，除對方鴻漸、趙辛楣有些許同情外，其它無論村民野夫、下人百姓、軍旅商賈、儒人才士，莫不諷刺其言談舉止、內心動機，可謂刻薄之至。從輪船上輕薄奸詐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劉，到方鴻漸家里兩個虛偽算計的弟媳，去三閭大學路上遇到的各種旅店骯臟、鄙俗的伙計，包括寡婦的男仆及軍人侯營長，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諷刺，且諷刺得不留余地，毫沒有同情的成份。對雖非知識分子，也是社會上流的幾個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顯赫的點金銀行行長周先生及太太，還是系出富庶之門的沈氏夫婦及蘇文紈一家，作者也一并毫無保留地刻畫他們裝腔作勢的滑稽可笑。對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憑的知識分子們，包括船上諸人及禇慎明、蘇文紈、三閭大學的校長、教授們，更是作者集中諷刺的對象，不僅揭露他們的空疏不學，更揭露他們為掩蓋自己的空疏不學所竭力附庸風雅、清高自許的丑態和滑稽嘴臉。所以對于《圍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諷刺其不識字的野蠻、粗陋、無知，或諷刺識字人同樣的無知和更加可惡的虛偽，除極個別的方鴻漸、唐曉芙外，作者沒有給我們人類發展以希望。閑齋老人的朋友說：“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盵2]這還只是說《儒林外史》道著了知識分子于人倫日用之間容易表現出的種種積習和社會風氣彌漫已久的種種不易改變的態度、規范，但《圍城》之讀，卻讓人覺得做人的可悲，幾近于無處藏身，輕易就入了被人恥笑的牢籠。

三、諷刺的藝術手法

首先從大的結構上，兩者有所不同?！秶恰分杏胸灤珪娜宋锓进櫇u，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敘事略顯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業、愛情為主要反映對象，結構完整，主旨突出?！度辶滞馐贰贰半m云長篇，頗同短制”[4]，基本是各種人物的群像素描，涵蓋的人物比較多，反映社會的面貌比較全面，與《圍城》因視角限于方鴻漸的見聞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時我們也比較容易看出兩者相似的地方?！秶恰冯m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結構，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鴻漸不同的人生階段為目的作了劃分，在他求學、交友、戀愛、旅程、事業、家

庭的幾個階段，作者分別刻畫了許多人物，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樣，其起訖有自己的長度，并沒有陪伴方鴻漸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畫群像為其諷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鮑小姐、蘇文紈、唐曉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閭大學的各位教授們，或者說全書除方鴻漸、趙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書的出現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畫其嘴臉的某一方面以作為某種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這也就帶來了二書諷刺手法的同與不同。不同之處在于《圍城》通過方鴻漸人生的幾個階段寫明了人在社會中的艱難處境，同時通過群像的勾畫反映了社會的整體面貌和士人的幾種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則更多地從社會的廣度上全面、細致地刻畫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道德倫理及行為規范的滑稽與悖謬。

在具體的諷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處。最大、最顯著的相同之處是，二者所選的人物都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沒有或怪異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沒有為非作歹、殺人越貨的毒蛇猛獸，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倫日用之事，可謂最見其本質者。但兩書具體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顯著的?！度辶滞馐贰纷铒@著的特點是“所謂直書其事，不加斷語，其是非自見也”[2]。而《圍城》最見作者匠心的卻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處，并以詼諧機智的語言附帶連累其他類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橫逸斜出，不僅極描摩之化工，且極義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觸類旁通，深有味旨。

這顯著的不同延伸出來，就是《儒林外史》平淡處的奇崛，從容著的詼諧。作者對于人物并無一字一語的挖苦、諷刺，而讀者自能從其語言、行動的細節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極至；而《圍城》除了用人物的語言、細節及事跡顯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闡發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語言幽默、詼諧，更加深了讀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觀描寫，因此對客觀景物并無意作為諷刺的對象，而《圍城》主觀揭示成為諷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觀景物也成為作者闡明大義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為調侃的對象，并從中影射對于有關人物的諷刺、評判，手到擒來，所有一切均成為諷刺的利器。

對比這兩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軒輊，而是在于對諷刺小說有一系統、完整的認識，并尋找其中的影響與演變。并且，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出諷刺作品都有其諷刺之外的深旨。于諷刺中我們不難洞見兩位作者的真性情，對具體作品的分析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兩位作者悲天憫人、替天下人擔憂的憂世傷生的情懷，及對于社會發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們不難看出，諷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娛人耳目或顯示作者才情的小伎倆，而是其中深寓著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懷，和以常式不能表達的深深焦慮與悲哀。諷刺不是一種對于理性、對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尋找理性、尋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

參考文獻：

[1]吳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2]朱一云,等.儒林外史資料匯編[Z].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3]錢鐘書.圍城[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4]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第二篇：淺析《圍城》的諷刺手法

淺析《圍城》的諷刺手法

甘肅政法學院 楊紅軍

【摘要】《圍城》是中國現代諷刺小說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諷刺手法靈活多樣，獨具一格，是錢鐘書運用調侃、嘲諷、反諷等諷刺手法打造了一部諷刺之城。探究《圍城》的諷刺手法，有助于我們認識和理解諷刺藝術。【關鍵詞】諷刺手法 調侃 嘲諷 反諷

《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全書通過描寫知識分子間的人情百態，諷刺了當時社會知識分子的虛榮心和精神困境以及儒林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圍城》將錢鐘書那幽默的語言藝術和諷刺才能展現的淋漓盡致，堪稱現代文學史上諷刺小說的典范，更有著新“儒林外史”的稱號。作為現代諷刺小說的典范，錢鐘書在《圍城》里所用到的諷刺手法可謂是匠心獨具，比如幽默的調侃、尖銳的嘲諷、機智的反諷等。探究《圍城》的諷刺手法可以加深對諷刺藝術的理解。

一、幽默的調侃

調侃是用輕松的方式來表達沉重的內容和觀點，錢鐘書在《圍城》中常常以幽默而又悲憐的口吻調侃“蕓蕓眾生”。他那巧喻跌出，旁征博引的調侃無處不在，具有相當的廣度，既有對人物形象的調侃戲謔，也有對各種事物的調侃。㈠、對人物的調侃

在調侃方鴻漸購買文憑一事時，作者引用《圣經》里的典故作比:“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自己沒有文憑，好像精神上赤條條的，沒有包裹。”這樣的調侃在方鴻漸身上數不勝數，每每總能給讀者一種忍俊不禁的感覺。在調侃鮑小姐“只穿緋霞色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的穿著打扮時他這樣寫道:“有人叫她‘熟食鋪子’，因為只有熟食店會把那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為‘局部真理’”。錢鐘書用這樣詼諧的比喻調侃鮑小姐的行為放蕩，在幽默搞笑的同時流漏著強烈的諷刺意味。在談到方老爺給孫兒取名阿丑時，錢鐘書這樣寫道：“又知道司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頭，范曄小字磚兒??才知道兒子叫‘阿丑’還算有體面的！”方老爺對于阿丑這個名字的看法，不管這個名字在當時情境下的好壞，而是在和古人和名人的名字比較中略勝了一些，就覺得‘體面’，這種盲目的自滿被錢鐘書看似輕描淡寫的調侃一點一點的撕破。在他在描寫沈太太是這樣調侃道：“沈太太生得怪樣，打扮得妖氣!她眼睛下兩個黑袋，像圓殼行軍熱水瓶，像是儲蓄著多情的熱淚，嘴唇涂的濃胭脂給唾沫進了嘴，把暗黃崎嶇的牙齒染道紅痕，血淋淋的像偵探小說里謀殺案的線索??”他將沈太太的兩個眼袋比作圓殼行軍水壺，將染上胭脂的牙齒比作偵探小說里謀殺案的線索，這樣的比喻既表現出了沈太太的個性特征，又展現出一種哭笑不得的諷刺意味。㈡、對事物的調侃

比如書的開頭對中國留學生打麻將一事的調侃：“船走得這么慢，大家一片鄉心，正愁無處寄托，不知哪里忽然來了兩副麻將牌。麻將當然是國技，又聽說在美國風行；打牌不但有故鄉風味，并且適合世界潮流?！焙唵蔚膸拙湓捑蛯⑦@些本該學成回國的學子們卻不務正業的現象表現得丑陋不堪。再比如錢鐘書調侃方鴻漸一行從寧波到金華所坐的汽車,作者把那輛破車寫得妙趣橫生:“這輛車久歷風塵,該慶古稀高壽,可是抗戰時期,未便退休。機器是沒有脾氣癖性的,而這輛車倚老賣老,修煉成桀驁不馴,怪僻難測的性格,有時標勁像大官僚,有時別扭像小女郎,汽車夫那些粗人休想駕駛了解。它開動之際,前頭咳嗽,后面泄氣,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東倒西撞,齊聲叫喚??一口氣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還走不走呢?它生氣不肯走了,汽車夫只好下車,向車頭疏通了好一會,在路旁拾了一團爛泥,請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搖擺地緩行著?！边@里作者把老舊的汽車比成擺架子的官僚,鬧別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既把汽車的殘破不堪形容得淋漓盡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態批判得入木三分,別有一番憤世嫉俗的諷刺意味。他還這樣調侃蘇家花園的花：“蘇家園里的桃花、梨花、丁香花都開得正好，鴻漸想現在才陰歷二月底，花已經趕早開了，不知還剩些什么，留作清明春色?？吞靡簧却伴_著，太陽烘焙的花香，濃得塞鼻子，暖得使人頭腦迷倦。這些花的香味，跟蔥蒜的臭味一樣，都是植物氣息而有葷腥的肉感，像從夏天跳舞會上頭發里發泄出來的”。

調侃無疑是《圍城》里用到最多且最成功的諷刺手法。錢鐘書先生以他學貫中西的文化修養和幽默機敏的個人氣質讓每一句調侃都變得生動俏皮；他還將比喻、夸張、用典等修辭手法巧妙地融合在調侃的語言中；用妙趣橫生而又富于智慧的語言調侃眾生，形成獨具魅力的諷刺風格。

二、尖銳的嘲諷

相對于調侃，嘲諷是一種更直接更尖銳更犀利的諷刺手法。《圍城》中的嘲諷多是針對一些人和事的，錢鐘書對于看不慣的人和事從來不會吝嗇自己的冷嘲熱諷。大到主人公方鴻漸，小到只出現過一次的路人，他總能用極盡刻薄的文字將其徹頭徹尾的諷刺一通。《圍城》中的嘲諷不僅有作者對于反面事物的冷嘲熱諷，還有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些主人公的自嘲。㈠、刻薄的嘲弄

錢鐘書最看不慣的就是知識分子的虛榮心和國人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這從他自始至終對其的嘲諷就可以看出來。當描寫到三閭大學學生的崇洋風起時作者這樣寫道：“那些學生雖然外國文不好，卷子上寫的外國名字卻很神氣。有的叫亞歷山大，有的叫伊麗莎白，有的叫杰克，有的叫‘小花朵’，有的叫‘火腿’（Bacon），因為他

的中國名字叫培根，一個名叫黃伯倫的學生外國名字是詩人‘拜倫’（Byron），辛楣見了笑道：‘假使他姓張，他準叫英國首相張伯倫；假使他姓齊，他會變成德國飛機齊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侖，只要中國有跟‘拿’字發音相近的姓”。中國的學生首先應該是學好國學，其次抱著學習的態度去學習洋文以開拓視野，而三閭大學的學生沒學到洋文的精華卻只學會了拿一些神氣的名字來炫耀。作者用這樣尖刻的語言嘲弄三閭大學的崇洋風氣，諷刺知識分子的精神病態。再如錢鐘書對候營長的嘲弄：“候營長有個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帶一張臉，臉上應有盡有，并未給鼻子擠去眉眼，鼻尖生幾個酒刺，像未熟的草莓”。本應該說臉上張長著鼻子，作者卻將其夸張成“鼻子上附帶著一張臉”，還將候營長的鼻子比作“未熟的草莓”，候營長這個痞子形象便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方鴻漸在回周公館的電車上看到了一個打扮的不倫不類的女孩子，錢鐘書這樣嘲諷道：“那孩子年紀雖小，打扮得臉上顏色賽過雨后虹霓，三棱鏡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紅開遍的花園，她擦的粉不是來路貨，似乎泥水匠粉飾墻壁用的，汽車顛動厲害，震得臉上粉粒一顆顆參加太陽光里飛舞的灰塵。”作者用夸張的修辭手法和尖刻的語言嘲笑這個打扮的不倫不類的女孩，諷刺了當時社會的畸形和病態。㈡、自嘲

自嘲就是自己嘲笑自己，通常發生在困惑中的知識分子身上。《圍城》里的自嘲主要體現在主人公方鴻漸身上。方鴻漸的困惑是多方面的，既有愛情方面的困惑，也有事業方面的困惑。面對人生的諸多不如意，他失意彷徨，然而更多的是無可奈何的自嘲。方鴻漸做為錢鐘書諷刺對象的代表人物，錢鐘書賦于了他許多“言論”，其中不乏自嘲的片段。在想好準備買假文憑回國時他自嘲道：“撒謊欺騙有時并非不道德，柏拉圖《理想國》里就說士兵對敵人，醫生對病人，官吏對民眾都應該哄騙。圣如孔子，還假裝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對齊宣王也撒謊裝病。父親和丈人期望自己是個博士，做兒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們失望么?買張文憑去哄他們，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或英國殖民地商人向政府府庫報效幾萬鎊換個爵士頭街，光耀門梢，也是孝子賢婿應有的承歡養志，反正自己將來找事時，履歷里決不開這個學位。”這樣的自嘲，將方鴻漸及其家人的虛榮心活現在讀者面前，也將國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諷刺得淋漓盡致。方鴻漸跟唐曉芙的愛情情是發自真心的，然而這份感情在唐曉芙知道了他的過往之后突然破裂。唐曉芙當著他的面將他購買假文憑以及輪船上跟鮑小姐廝混的事情說出來的時候。他只反駁了一句文憑的事情是鬧著玩的，然后就自嘲道：“你說得對，我是個騙子，我不敢再辯，以后決不來討厭了。”其實他的內心并沒有真正覺得自己是個騙子，他是從內心喜歡唐曉芙的，所以在自己的過往被揭穿之后他憤恨自己，又不能遷怒于他人，就只能嘲笑自己。最能顯示方鴻漸生活苦惱的或許是他在三閭大學與好友辛楣難以交流情感掃興而歸的自嘲:“難得一團高興，找朋友掃盡了興。天生是教他們孤獨的，一個個該各歸各，老死不相往來。身體里容不下的東西，或消化，或排泄，是個人的事；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來分攤？聚在一起，動不動自己冒犯人，或者開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保持著彼此間的距離，要親密團結，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狈进櫇u朋友不多，也很少有能推心置

腹的，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同”，所以現實中總是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這樣的多重壓迫下，他只能通過自嘲來聊以自慰，有點像“阿Q”的樣子。

三、反諷

反諷是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表達方式和寫作技巧，在文學作品中常表現為言非所指、正話反說、反話正說、表象與事實的對照、理想與現實的思考等。錢鐘書在《圍城》里不但用反諷的言語來諷刺一些人和事，還通過對人性和現實的反諷性思考來諷刺整個社會的病態。㈠、反諷話語

在方鴻漸和蘇文紈的感情糾葛上,錢鐘書通過大量的反諷話語把方鴻漸那種時刻提防的心理狀態進行了夸大敘述。真正的愛情本來就是盲目的,沖動的 ,而這兩個人的所謂戀愛卻是那樣的清醒,蘇文紈一步一步地設計著情感的陷阱,方鴻漸時時刻刻地為自己設防,這樣的情節設計本身就是對現代中人們愛情狀況的一種反諷。這兩個人情感糾葛的最終結束,都是因為一個親吻。作者是這樣描述這個親吻的:“這吻的分量很輕,范圍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場端茶送客時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邊,或者從前西洋法庭見證人宣誓時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經》,至多像那些信女們吻西藏**或羅馬教皇的大腳指,一種敬而遠之的親近?！弊鳛榉粗S敘述,這段描寫潛藏著多重的反諷意味,由此達到一種對于人性的深度反諷。第一重的反諷意味,是把方鴻漸和蘇文紈之間的這次親吻,與清朝的官場、西洋的法庭、宗教中的信徒等所表現的嘴唇的動作比在一起,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用這種滑稽的類比突兀地表現了這場親吻的虛假和客套。第二重的反諷意味是錢鐘書作為一個敘述者，在描寫這個親吻的“分量很輕,范圍很小”的時候,用了各種比喻的句子來極力表現這個親吻在方鴻漸的心中確實是很輕,很無所謂的。但越是極力的形容這個吻的無關重要,我們越是感到事實的真相遠非如此。第三重的反諷意味來自于方鴻漸的命運,錢鐘書將這個吻描寫的很輕，而事實是個吻為方鴻漸以后的悲劇命運埋下了禍根。唐曉芙本來可以接受方鴻漸的愛,但正是因為這個虛偽的親吻,最終離開了他。而蘇文紈也就是因這個吻而由希望轉為失望,由勾引轉為忌恨,變成了方鴻漸人生道路上的一顆災星。在方鴻漸和唐曉芙感情糾葛的最后，錢鐘書寫了這樣一段對話：“‘方先生人聰明，一切逢場作戲，可是我們這種笨蛋，把你開的玩笑都得認真——’唐小姐聽方鴻漸嗓子哽了，心軟下來，可是她這時候愈心疼，愈心恨，愈要責罰他個痛快——‘方先生的過去太豐富了！我愛的人，我要能夠占領他整個生命，他在碰見我之前，沒有過去，留著空白等我——’鴻漸還低頭不響——‘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無量。’”這段對話其實只有方鴻漸的沉默和唐曉芙的數落，而正是兩個人之間截然不同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和反諷效果。㈡、反諷性思考

錢鐘書還在《圍城》里展開了對于知識分子群體、教育體制、現代文明狀態的反諷性思考。他通過方鴻漸這一人物形象的眼睛,看到的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整體的文化環境中的精神病態。錢鐘書以方鴻漸的佯裝無知和不如他人的心態,不露聲色展現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自以為是和自我欺騙中,把自己看做是現代科學知識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和掌握者,由此表現出形形色色的荒謬可笑的生活狀態、思維方式、心

靈結構,并最終達到反諷的目的。這種反諷的光芒,不僅指向了方鴻漸周圍的知識分子群體,同時也指向方鴻漸本人。這種反諷不僅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反思的功效,由此達到對于中國文化和現實情境的思考和質疑。錢鐘書在《圍城》中描繪的以三閭大學為中心的文化圈是當時社會知識分子失去精神家園的最好例證。錢鐘書對于這個文化圈的反諷嘲弄,主要采取的是一種置身其外的遠距離觀望姿態,也就是借助方鴻漸的視角,大多數的時刻都擺出一種客觀冷靜的姿態,讓反諷對象自身展現其荒謬和虛偽,讓荒謬者更荒謬,讓虛偽者更虛偽。但錢鐘書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又無法真正置身事外。所以我們可以體會到,在《圍城》的字里行間,其實深深潛藏著作者對于這群人物以及中國整個的教育體制和的反思。錢鐘書通過三閭大學的校長高松年,諷刺了大學教育的一整套政策和體系所具有的荒謬性和滑稽性。比如高松年的那段有名的治校的“科學定律”——“我的看法跟諸位不同。名教授當然好，可是因為他的名望，學校沾著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學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氣，他不會全副精神為學校服務，更不會絕對服從當局指揮。萬一他鬧別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學生又要借題目麻煩。我以為學校不但造就學生，并且應該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沒有名望的人來，他們要借學校的光，他們要靠學校才有地位，而學校并非非有他們不可，這種人才真能跟學校合為一體，真肯為公家做事。學校也是個機關，機關當然需要科學管理，在健全的機關里，決沒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個個單位。所以，找教授并非難事?！币簿褪钦f,高松年并不是本著廣納賢才想法,聘請具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教書育人,而是打著“科學治校”的幌子,滿足和發泄個人的權力欲望。也正是高松年的這條“科學定律”導致了眾多平庸無能的知識分子有機可乘,在三閭大學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鬧劇和丑劇。

錢鐘書先生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用半生的智慧和生活的沉淀鑄就了《圍城》。他在《圍城》中運用調侃、嘲諷、反諷等手法，透過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了知識分子失去精神家園后的劣根性和社會的黑暗與腐朽，將諷刺和幽默精妙的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靈動詼諧的諷刺藝術，處處耐人尋味，令人百讀不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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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錦.《圍城》面面觀.[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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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彭小球,周葉青.論錢鐘書《圍城》的諷刺藝術.[J].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4）[5] 張秀英.《圍城》話語建構的反諷藝術.[J].藝術廣角，2004（3）

第三篇：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諷刺藝術之比較

《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諷刺藝術之比較

――寒假作業之讀書筆記

“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高超的藝術技巧,為我國諷刺文學的典范?！皩懝韺懷呷艘坏?，刺貪刺虐入骨三分”，精練地概括了《聊齋志異》在諷刺藝術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個以“儒林文人”為對象，進得行辛辣的諷刺，一個以鬼神妖怪的世界來映射世人；一個冷峻，給人以悲劇感覺，一個熱烈，給人以喜劇的印象。但二都雖都是從現實出發，通過夸張變形，借以批判現實，但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卻是不同的。

首先，在題材的選取上，《儒林外史》著重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題材，而《聊齋志異》則選“小”題材，以小見大，諷喻時弊。

《儒林外史》所寫盡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萬，這樣選擇有有代表性的題材極其重要。許多人情世態也都是當時社會上常見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進在發跡前受盡冷落,向胡屠戶借錢, 被胡屠戶一口唾沫啐在臉上, 罵了個狗血淋頭, 一旦范進中舉,胡屠戶馬上改口他為“賢婿老爺”, 還夸獎他“才學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頭張府、周府那些老爺, 也沒有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鼻百坪蠊?，刻劃出當時的世態。蒲松齡善于選取“小題材”反映、揭露黑暗社會的“大現實”。《促織》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宮中尚促織之戲, 歲征民間”, 于是層層官吏借此斂財。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織, 又“不敢斂戶口”, 被抓去打得“濃血流漓”,“惟思自盡”。后經“巫”指點, 幸得金翅促織, 又被子弄死, 子懼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織, “輕捷善斗”,遂獻宮中,“上大嘉悅”,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馬過世家”。情節跌宕起伏, 驚心動魄。作品通過一個小小的促織, 把皇帝的昏庸, 社會的黑暗, 官吏的諂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盡至, 這已不是一般的刺貪,而是直刺最高統治者——皇上。其次，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廣泛而又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 從正面進行諷刺抨擊。《聊齋志異》則采用較為曲折的方法，諷刺的力度更強。

通過對比使作品思想十會尖銳，針針見血。在刻畫人物時, 常常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 而是通過鮮明的對比, 在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義, 引導讀者一道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 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卻是

封建統治階級的“叛逆者”。這些人物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功名富貴采取否定的態度, 并敢于蔑視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勢。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權勿用、楊執中等一批墮落的儒林人物?？锍藗卧煳臅⒋丝荚嚒⑿奁拊偃ⅰ⑼髫摿x。牛浦郎為了結交官府, 貪圖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進行招搖撞騙,后來原形畢露。通過對比,說明這類人物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見功名富貴腐蝕人心的惡劣影響。地主鹽商的丑惡言行與市井細民的高尚品德的對比, 顯得涇渭分明。嚴監生和胡三公子, 他們食而無厭地聚斂錢財,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鹽商宋為富恬不知恥地宣稱:“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并且飛揚跋扈, 只要一個訴呈, 打通關節, 立即就能取得訴訟的勝利。第五十五回寫了四個自食其力的奇人:會寫字的季遐年, 賣火紙管子的王太, 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他們都不是科舉場中的人物, 但他們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與前者形成顯明的對比。

而《聊齋志異》剛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罵乙, 是一種非常隱晦曲折的諷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跡, 滿清王朝無可奈何, 而讀者心領神會,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殺傷力”極強。請看《畫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領入家中“寢合”, 道士告訴他是妖,他將信將疑。后來,他“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鋪人皮于榻上,執彩筆而繪之;??披于身,遂化為女子。”最后,女鬼終將王生害死。作品明寫女鬼, 實則暗罵那些衣冠楚楚、高居顯位、光環照人的達官貴人, 他們搜刮民財、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著“畫皮”的惡鬼。《夢狼》也是此種諷刺手法之精品。在陰間的官府上,只“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入視墀中,白骨如山?！薄昂鲆痪蘩?銜死人入?！本埂傲某溻覐N?！弊髡哂藐庨g惡狼當道的衙門, 影射貪官污吏殘害百姓的社會現實, 在那個想說不能直說,想寫不能直寫、文網密布的反動王朝,讀來實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

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读凝S志異》則塑造出分形象生動的人物。

《儒林外史》這種對人物揭露正反面復雜特征的描寫是罕見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對人物并不都壞。如馬二先生,瑕瑜互見,若不是就全書批判的主要傾向而論,很難說他是反面人物。他作為一個“選家”,熱衷科舉,專研制藝, 言必稱朱熹,對科舉制有一系統的理論,一心想做官發財。特別是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視;見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頭;他贊美西湖的美景時,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話, 牛頭不對馬嘴;看到酒店里的雞鴨魚肉,直咽唾沫。馬二先生的迂闊、無知、鄙俗, 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可馬二先生在朋友蘧馬先夫急難的時候, 傾囊相助,免去其一場官司。連敲竹杠的公差也為之感動, 小說借一個人物的口, 稱贊他是有義氣、有肝膽的骨肉朋友。在馬二先生的身上,缺點這樣突出,優點亦如此。

可見吳敬梓沒有把馬二先生簡單化, 他也是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 作者運用這種極為“不協調”的筆法, 逼真地予以描繪,就形成強烈的諷刺?！度辶滞馐贰吠鑼懗蟮氖挛镒哉J為美或冒充為美, 同時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讓讀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質, 其諷刺手法極為豐富多變, 魯迅稱它為“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 是非常恰當的?！度辶滞馐贰返膯柺? 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

《聊齋志異》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絕?！秳谏降朗俊?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嬌惰, 經受不住艱苦生活的考驗,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但又不甘空手而歸,便向師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請求。師父傳授給他穿墻之術, 并讓他當場試驗, 果然“虛若無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開了, 說自己“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并且當場“去墻數尺,奔而入”。結果卻“頭觸硬壁,驀然而踣”?！锻踝影病分械耐踝影?屢試不售,“入闈后,期望甚切?！苯虐駮r, 醉入夢鄉。忽聞“報馬來”,王踉蹌而起:“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騙他說:“但請自睡,已賞之矣?！泵缐舯憷^續做下去。一會兒又有人來報:“汝中進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騙之如前。最后夢見自己殿試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 于是大呼長班,長班稍稍來遲,他便破口大罵, 甚至大打出手。結果傾跌床前,妻兒“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边@兩個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諷刺力度。

第四，兩部作品所形成的氣氛不同。

《儒林外史》在他的諷刺人物的喜劇性行動背后,幾乎都隱藏著悲劇性潛流,只不過吳敬梓喜劇中的悲劇筆觸不像一般悲劇那樣濃烈、哀慟欲絕,慷慨悲歌,而是一種辛酸的,悲愴的哀怨之情。如范進因中舉而發瘋時的種種丑態，讓人感到好笑的同時還有一種酸楚?！读凝S志異》有高度的藝術性,充滿了幽默和詼諧, 在令人噴飯之余又拍案叫絕。從而達到針砭時弊、抑惡揚善之目的。如《罵鴨》全文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懲罰了一個盜鴨者。某民盜鄰鴨,烹之,至夜,膚生鴨毛,觸之則痛。入夢,有人告曰:須得失者罵方愈。而鄰翁素雅量,不罵,再三勸說,“翁乃罵,其病良已?！蹦潜I鴨者受到惡報的丑態,實在大快人心,是對一切貪官污吏的諷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劇氣氛很濃。

通過上面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同是諷刺性作品，但是它們的風格是不同的。雖然運用相似的手法，可是達到的藝術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們無論怎樣都是我國古典小說中諷刺藝術的高峰，給我國的文學史添上的精彩的兩頁。

2006年2月

第四篇：《儒林外史》的諷刺

《儒林外史》的諷刺

盛世的悲歌——《儒林外史》的諷刺|張國風《儒林外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貢獻是它的諷刺藝術。而諷刺是分層次的，《儒林外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高層次的諷刺。

諷刺的第一個關鍵是諷刺的武器。諷刺針對的是負面的人物或現象，是否成為負面的判斷，涉及判斷者的價值觀。價值判斷是諷刺的題中應有之義。吳敬梓的價值觀，基本上屬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貶人物的標準，依然是儒家的標準。或者說，吳敬梓諷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吳敬梓發揮了儒家固有的關心現實、關心社會、批評現實的精神；從消極的方面來說，吳敬梓依然沒有沖破儒家思想的樊籬。當然，這么說未免過于簡單。吳敬梓從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這種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個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脫儒家思想的樊籬，重點仍在倫理性的批判。必須說明的是：這個標準受到了政治態度的牽制。吳敬梓從儒家的倫理規范中悄悄地將“忠”字剔除，獨取孝義誠信，并處處強調孝義誠信與功名富貴之水火不相容。吳敬梓把王冕樹為儒林的榜樣，而王冕視功名富貴如瘟疫，王冕的母親說：“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吳敬梓的政治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吳敬梓生在一個文字獄最為猖獗的時代，他的政治態度沒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顯得多，至少還寫到了一樁文字獄。曹家與政治的關系太直接，問題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殘的斗爭，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寫?！度辶滞馐贰诽胤N郵票一套6枚，通過勾線填色、逐層暈染等藝術手法，生動展現了《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王冕畫荷》《杜少卿夫婦游山》等6個故事。諷刺的第二個關鍵是選擇諷刺的對象。這一問題與前一個問題密切相關?！度辶滞馐贰分S刺的對象，集中于勢利與虛偽這兩種社會現象。儒家講仁，又講尊卑名分，本質上就是一種虛偽；但吳敬梓身為17世紀的一個知識分子，還認識不到儒家思想本質上的虛偽。盡管如此，儒家講誠，講信義，而且以此為據，譴責虛偽和勢利的社會現象。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貧富取人。貧富是社會等級最明顯最簡單的劃分，科舉是一般讀書人最關心的事情，勢利是最明顯的社會病態，范進中舉之所以成為《儒林外史》里最膾炙人口的故事，給所有的讀者以難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這里。吳敬梓沒有將批判的鋒芒局限于對勢利現象的諷刺，而是將諷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深處。吳敬梓的諷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評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層面。具體來說，涉及到了對于科舉制度的批判。就讀書人而言，科舉制度提供了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貴的誘惑下，讀書人或者變成除了八股一無所能的廢物，或者僥幸獲取功名，進入官場的染缸。吳敬梓對科舉制度產生的種種弊病作了獨到的觀察和分析，將其當作諷刺的主要對象。從諷刺所針對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諷刺對象非常廣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秀才這個群體。這是吳敬梓最熟悉的群體，也是《儒林外史》中寫得最好的群體。從諷刺所針對的現象而言，圍繞著“功名富貴”四個大字。凡是追逐、艷羨、自負其功名富貴者，即成為《儒林外史》的諷刺對象，而不論其社會地位之高低貴賤。如果僅此為止，則《儒林外史》并無與眾不同之處。對名利之徒的諷刺自古就有，對世態炎涼的感慨史不絕書。吳敬梓最感興趣的諷刺對象是：虛偽勢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為忠孝仁義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認為是忠孝仁義者。正是在這一點上，《儒林外史》表現出它的與眾不同，吳敬梓表現出他出色的諷刺天賦。這一天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對此類人物和現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觀察，準確捕捉其特征；二，對此類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覺”進行繪聲繪色而又不動聲色的描寫。

熱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語。假惡丑者，依然需要一種內心的平衡，需要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到倫理的依據，以消解心中的負疚，達到內心的平靜，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點上，獲得道德高尚的滿足。吳敬梓諷刺的對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覺。翟買辦，一個小小的衙役，本是一個狐假虎威的小角色，他卻自認為是知縣跟前叫得響的人物。因為他心里作如此想，所以想不通一個知縣叫不動一個百姓的道理。時知縣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畫作為禮物去巴結危素，但他卻把自己的下鄉想象為“屈尊敬賢”的高尚行為。難怪他吃了閉門羹便要勃然大怒。夏總甲一個基層小吏，卻頤指氣使，“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書吏到都”的氣象。范進的丈人不過一介屠戶，卻沒有把中了秀才的窮女婿看在眼里，更不必說那些“做田的、扒糞的”農戶。梅玖不過是一個新進的秀才，卻仗著“我們學校的規矩”，趾高氣揚，將老童生盡情地挖苦一頓，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王德、王仁貪的是妹夫嚴監生的銀子，可這一對兄弟的原則性最強：“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功夫！”是所謂義形于色，當仁不讓。妹妹還沒有斷氣，他們就催著嚴監生扶妾為正。嚴貢生貪婪狠毒，親弟嚴監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門去，要奪弟弟的遺產?？伤豢谝Фㄚw氏是妾，并揚言：“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儼然是禮教的捍衛者。這個儒林中最惡劣的分子，卻總能抓住理。他的名聲很臭，刁鉆刻薄，連族長都怕他怕得要命，卻自許為“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于心無愧”。嚴貢生一生口是心非，卻句句不離道德名分。他處處要占人便宜，卻說自己“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平日常做虧心事，卻居然能夠做到“半夜敲門心不驚”。陳和甫整日奔走權門，打秋風，討一口剩菜殘羹，可他自己卻坦然地說：“晚生只是個直言，并不肯阿諛趨奉?！辈怀姓J是仰人鼻息的人。王惠分明是一個酷吏，衙門里一片“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里也是怕的”，他卻自認為“而今你我為朝廷辦事，只怕也不能不如此認真”。婁家公子結交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名士”，卻自以為是禮賢下士的豪舉。楊執中、權勿用、張鐵臂一個個出乖露丑，使兩位當代信陵大為掃興。八股本是無用之物，可是魯翰林卻認為，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他是科場上的勝利者，充滿著一種勝利者的優越感。這份自豪傳給了他的女兒魯小姐。女婿不懂八股，致使魯小姐有誤我終生之憾。八股本是賺取功名的敲門磚，而馬二先生卻把八股視為學問，對自己選文的眼光非常自豪。因為他心里藏著這一份自豪，所以當他看到匡超人的桌子上放著一本“他新選的《三科程墨持運》”，立即就對其產生了好感。當他看到書店里擺著自己的選本，不免心里歡喜，立即上前去打聽此書的銷售情況。趙雪齋攀龍附鳳，借著說詩，帶出中翰顧老先生、通政范大人、御史荀老先生，沒見他有什么驚人之作，可他卻以詩人自居，儼然是杭城詩壇的風雅主持。匡超人發跡以后，變成一個無恥卑鄙的名利之徒。潘三東窗事發，沒有把匡超人供出來。而匡超人卻不領這份情，他堅決不去探望入獄的潘三，自說“便是我當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一副公而忘私的模樣。人物假惡丑的本來面目與他真善美的自我感覺的錯位，造成了一種喜劇的效果。為了制造良好的自我感覺，可以吹牛，可以撒謊。斗方名士會吹，官吏會吹，衙役會吹，鹽商、屠戶、和尚、山人，也都精通此道。梅玖吹他進學前，夢見太陽落在他頭上。王惠吹他科考時如有神助的鬼話，哄哄老實的周進?？锍瞬贿^是一個小小的教習，他卻自吹說“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名利之徒的吹牛撒謊，沽名釣譽，達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馬二先生經不起蘧公孫的糾纏，讓他站上了《歷科程墨持運》的封面；牛浦借著偷來的詩稿，冒充牛布衣；在牛玉圃那里，吹牛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一種上了癮的嗜好。權貴和富翁，似乎都是他的摯友，他一開口就說是“二十年拜盟的朋友”。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不但是騙人，而且是自欺。一部《儒林外史》，簡直就是一部吹牛大全。良好的自我感覺背后，是信仰的缺失。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杜少卿的父親，則被高翰林看做呆子。《儒林外史》中的幾位真儒，一個一個地被邊緣化。不是優勝劣汰，而是一種“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負淘汰。我們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封建社會晚期的信仰危機。統治者也不愿去遵守自己制定的倫理規范，這一現象最容易摧毀一般人對倫理的信仰。當人人都在做假的時候，誠信還有什么意義！人人戴著假面，真正變成了人生如戲?？杀氖?，如魯迅所說：“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于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他們反以為掃興?！保ā恶R上支日記》）著力描繪諷刺對象的自我感覺，而不去直揭對象的可惡，使諷刺獲得了一種含蓄的風格。辛辣的諷刺融化在似乎是無動于衷、不動聲色的描繪之中，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燭幽索隱，物無遁形”。中國古代最強勢的文體是詩歌和史傳，恰恰這兩種文體都追求一種含蓄的風格。吳敬梓的諷刺青睞于含蓄的風格，是受到了傳統文化潛在的影響。從讀者的感受來看，小說越是渲染被諷刺者良好的自我感覺，諷刺的意味就越是濃郁，諷刺的效果就越強烈。發跡前的周進，只是讓我們覺得他的迂腐可憐。他的提攜范進，也會得到讀者的好感，沒有多少諷刺。當梅玖嘲笑周進的時候，我們只覺得周進的可憐，諷刺主要落在梅玖的身上。周進的冬烘，可笑的成分少而可憐的成分多。他的貢院發瘋，更是讓人唏噓不已。在科舉制度的誘惑和毒害之下，多少讀書人變成空虛愚昧，除了八股一無所知也一無所能的人。范進的故事也與此類似。我們讀范進中舉的故事，一開始，沒有覺得作者對范進有多少諷刺，只覺得他老實而可憐。諷刺的筆墨主要落在胡屠戶的身上。作者用不無夸張的筆墨，寫出他的前倨后恭，造成了強烈的諷刺效果。范進中舉以后，他的自我感覺逐漸地好起來，我們看到他一面忸怩作態，裝出守孝的模樣，一面“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看到他身為學道，不知蘇軾是何人，才覺得諷刺落到了他的身上。吳敬梓像吳敬梓從名門子弟墜落至一貧如洗的平民，這一段慘痛的經歷，來自上流社會的蔑視和排斥，無疑培養了他對世態炎涼的痛徹體驗，培養了他對勢利和虛偽的敏感和痛恨。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乾隆時代，也正是一個統治者自我感覺良好的時代。春風得意的乾隆，自詡為“十全老人”，認為他的文治武功古今無人可比。他不但不允許有什么權臣，甚至也不承認有什么名臣，更不承認有帝王師之類的人物。乾隆不甘心僅僅做一個守成之主，他要做一個中興之主。乾隆時期御纂、御注、欽定的經典之多，不僅說明了最高統治者對儒家學說的重視和提倡，而且說明了乾隆兼君主和教主于一身的內心愿望。當然，傳統文化的習慣，如魯迅所說，“掛起招牌就算成功了”，這種重視和提倡并沒有多大的效果。吳敬梓的晚年，已經淪為一餐一飯都難以為繼的赤貧。他對所謂的盛世不會有什么好感。他早已被社會邊緣化。正是這種邊緣化的社會地位，這一份難得的孤獨和寂寞，使他在盛世保持了一份難得的清醒。憑著這份清醒，吳敬梓看清了盛世背后的暗潮洶涌，看透了世情的勢利和虛偽?？少F的是，吳敬梓的邊緣化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他曾經有機會從統治者的宴席上分得一些剩菜殘羹，可是，吳敬梓放棄了。他像陶淵明一樣，像嵇康一樣，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因為他對盛世的否定，所以他要在小說里塑造一個莊紹光這樣的人物。莊紹光那種蔑視富貴、淡泊功名、獨立不羈的人格，深為作者所景仰。邊緣化的地位，甘于寂寞、淡泊功名的思想，貧困帶來的憤激與悲涼，加強了吳敬梓批判的力度，使《儒林外史》中處處迸發出諷刺的火花。在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盛世，吳敬梓帶著他的憂憤和悲涼，完成了他不朽的諷刺巨著，使后人永遠記住了這一位文化巨人的名字。(《文史知識》2016年第2期）（欄目：文化史知識）

第五篇：淺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淺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羅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國古代諷刺文學的典范作品。在諷刺方面，主要體現在基于現實的諷刺，加之吳敬梓巧妙地運用夸張和對比手法，突出了強烈的諷刺效果。全書竭盡諷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國古代諷刺小說的基礎，為以后諷刺小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關鍵詞：儒林外史，諷刺藝術，對比，夸張，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舉制度弊端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全書共五十六回，描寫的人物眾多。吳敬梓運用樸素、靈活、幽默的地方性語言，假托明代，實際反映的是康乾時期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獨特的視角，對封建統治階級用以禁錮人們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可以說，吳敬梓對封建科舉制度的批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深度。

《儒林外史》問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藝術水平受到人們的喜愛和贊揚，尤其是它婉轉詼諧的諷刺藝術，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評價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謫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甚至認為 “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謂之絕響?！?/p>

吳敬梓在繼承中國古代諷刺藝術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加以自己的創造，把中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作者的見解并不是直接列出來硬塞給讀者，而是在具體形象的塑造中闡明。周進和范進的中舉，匡超人的轉變，杜少卿的豪舉，馬二先生的迂腐，這一切都是通過具體的情節來表現深刻豐富的思想。吳敬梓并沒有直接向我們褒貶什么，但每個形象都飽含著巨大力量的褒貶，傳達著作者明確的正義觀。

下面將就《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特征作三點進行一個粗淺的探析。

一、對比的諷刺藝術

對比是這部小說的為了突出諷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戶對范進中舉前后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的對比。中舉前稱他為“現世寶”、“癩蛤蟆”，中舉后稱他為“賢婿老爺”、“天上的文曲星”；對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舉后夸他“才學高，品貌好”；兩次的賀禮也不同，中舉前是“一副大腸和一瓶酒”，中舉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錢”；離開范進家的動作神態也不同，中舉前離開時是“橫批了衣裳，腆著肚子去了”，中舉后離開時是“千恩萬謝，低著頭，笑咪咪地去了”。通過對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庸俗自私的典型市儈形象躍然紙上。還有對眾鄉鄰的對比：范進中舉前對范家揭不開鍋，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不聞不問，范進中舉后趕緊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對他們嫌貧愛富的心態，進行了強烈的諷刺。對比之中寫出人性淡薄和世態炎涼，極富諷刺意味。

除了同一個人物的前后對比，作為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還塑造了一批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與體現社會腐敗的反面人物進行對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眾多貪污腐敗的官僚們。這一鮮明的美丑對比，大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諷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顯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極致。

二、夸張的諷刺藝術

在小說中，吳敬梓對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細節加以適當的夸張，把重點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顯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給人看，這是勾畫諷刺人物的一個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東西加以放大來產生極強的諷刺效果。

吳敬梓在真實的基礎上，透過夸張這個放大鏡，把生活的黑暗擴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層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內涵，讓諷刺顯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進中舉后因驚喜過渡而發瘋的這一幕，這種夸張的諷刺藝術可謂達到了極致。當范進面對突如其來、從天而降的大喜時，他那顆因飽經辛酸折磨而變得麻木的心靈，承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后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弊髡邚姆哆M幾十年的辛酸悲苦來寫這極度興奮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現象表現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邏輯，將當時的讀書人熱衷“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癡，驚喜若狂，乃至發瘋這種社會現實加以夸張的描寫，從而達到了尖銳的諷刺效果。第五回中，寫嚴監生之死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臨時了還不忘燈盞里點的兩莖燈草，唯恐費了油，直到趙氏挑掉一莖才斷氣。透過這樣的細節描寫，恰到好處的夸張，把嚴監生那貪婪吝嗇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活靈活現。

三、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小說在諷刺過程中，把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結合起來，挖掘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從而在諷刺過程中起到對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它所寫的事情是公開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足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么行下來，習慣了，雖也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經它特別一提，就動人?！?/p>

吳敬梓以客觀的態度去處理事情，不以主觀偏見去遮蓋對象的豐富內容。整篇小說雖以描寫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現象為目的，但并沒有因要顯露出描寫對象的戲劇性，而忽視人物的客觀真實性。在他筆下，諷刺對象并不是無惡不作的壞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著綜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這樣，諷刺才更真實、深刻。

而諷刺這一創作手法，它本身就有著嚴肅性。作者必須對社會、人生作出認真的觀察和思考。在這點上，吳敬梓對他所生活的社會現實有著敏銳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見識，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認識到封建科舉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顛倒的社會風氣，認識到生活在這一現實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們的一些病態心理。

同時吳敬梓的創作態度也是非常嚴肅的，既不是人身攻擊，也不是隨意嘲笑，而是把這司空見慣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提煉、概括、典型化，從人性被壓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惡本質。他是懷著一種悲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變態過程。可以說作者是站在高處來俯瞰人生，以喜劇的形式來表現悲劇的內容。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在喜劇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筆鋒伸進人物最深的精神層面中，從而揭露這些悲劇性的社會原因，啟發讀者，尤其是讀書人對人生價值、對生活、對社會的深刻思考。笑中帶淚，是這部小說諷刺藝術的精華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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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臘生.試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中的對比手法[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