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圍城》的諷刺特色（共）

淺談《圍城》的諷刺特色

摘要：本文擬從《圍城》這部小說諷刺特色的角度分析它的語言藝術，以此來表現錢鐘書先生博學睿智的才識，以及他精辟辛辣、幽默雋永、細膩婉轉的語言風格。

關鍵詞：《圍城》；語言藝術；諷刺特色

《圍城》是錢鐘書先生創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從它的藝術價值看，是中國現代文學少數可以傳世的佳作。它的創作基調是諷刺，其語言的獨特性在于強烈的諷刺性，他嶄新的創造在于通篇作品中沒有用說教來揭露他所看到的社會弊病，而是活用諷刺來展示各個側面的丑惡。

一、諷刺手法在《圍城》中靈活多樣

《圍城》中的語言獨具特色，無處不閃爍著幽默、諷刺、智慧的火花，《圍城》中活用諷刺恰到好處，可謂新奇巧妙，充分體現了作者駕馭語言的高超技術。

一是善于運用文言文語句進行諷刺。錢鐘書先生接受過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在《圍城》中，錢鐘書靈活地運用了文言詞語對人物進行刻畫與諷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寫到方遁翁時，就有如下描述：“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則男人至少是雙料博士，鴻漸，我這話沒說錯罷？這跟‘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一個道理。”這里的“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過這一句話，諷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諷刺了他賣弄學問的本質。還有點金銀行周經理的這樣一段話：“賢婿才高學富，名滿五洲，本不須以博士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賢婿似宜舉洋進士，遮幾克紹箕裘，后來居上，愚亦有榮焉。”這段話整段都是文言文，作者就利用文言文的作用讓讀者與自己產生共鳴，諷刺周經理的虛偽、虛榮、市儈的嘴臉。

二是巧妙活用詞語進行諷刺，使得語言有別樣的異味，給人一種新的感覺。例：“后來跟中國?并肩作戰?的英美兩國，那時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結果這?中立?變成只求在中國有個立足之地，此外全讓給日本人”。“中立”作者在這里分拆開來變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國有個立足之地”這幾種思想，滑稽地嘲諷了英美兩國的無能。其中“并肩作戰”也屬于詞語的超常用法中的變異方式。

二、諷刺對象在《圍城》中無所不包

錢鐘書先生在小說《圍城》中，諷刺的對象相當廣泛，無所不包，他在自序中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還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而這一類人物，就是當時的病態的知識分子。《圍城》中常用詼諧的鋒刃刺向這些所謂的“無毛兩足動物”。

可以說，在《圍城》里的“蕓蕓眾生”中，幾乎每個人物出場時作者都對其肖像進行了一番諷刺性描繪。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畫式筆法，令其形神畢露。例如，那位出場一次的“哲學家”，他的名氣是靠同外國著名哲學家通信和會面獵取來的。當他沾沾自喜吹噓他同羅素會面的對話時，其實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虛和無聊。再如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自稱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學家，人們卻看不到他的科學家風范。其實是一位心術不正，好色貪杯玩弄權術的學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敗的大學的化身。

在《圍城》中，作者不但對“知識分子”行車走卒之輩進行盡情調侃嘲弄，就連那些沒有生命的事物也要戲謔一番。如“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進給胡屠戶打了耳光的臉，刮得下半斤豬油”，寫的是鄉村小旅館里骯臟的桌子：“侍者上了雞，碟子里一塊像禮拜堂定風針上鐵公雞施舍下來的肉”，寫的是西貢酒家里堅韌異常的“佳肴”；“這不是煮過雞的湯，只像是在里面洗過一次澡”，寫的堂堂的三閭大學系主任宴請賓客的清淡如水的雞湯；“魚像海軍陸戰隊，已經登陸了好幾天；肉像潛水艇士兵，會長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紅酒無一不酸”。這一串不相宜的事物寫是方鮑二人一整天“什么都別扭”的倒霉相，作家擷取人生中富有諷刺喜劇色彩的片斷，調色畫像，渲染加工而進行的輕松的幽默。

三、諷刺藝術在《圍城》中顯赫地位

一部優秀的小說應描繪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巴金曾說過，讀者關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傳統的小說一般比較注重小說的思想內容，講究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和曲折性。而《圍城》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倒不 是作品的主題、故事情節，而是鐘書先生那種所特有的對社會、人生獨特的、辛辣的嘲諷。小說雖也有一個較為明顯地主題，卻沒有一個完整的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主題、情節不被讀者所重視，不是因為作品的主題，情節沒有什么社會價值，而是因為錢鐘書先生那種對生活獨特的、辛辣的諷刺藝術特別突出搶眼，引導讀者眼光由社會朝心理病態及丑惡靈魂的挖掘轉移，不以激烈的矛盾沖突取勝，而以精妙有趣的諷刺藝術感染讀者。

諷刺藝術在《圍城》中的地位是非常明顯的。不似傳統小說借助典型的環境加以渲染，而主要是通過各種諷刺的藝術手法刻畫人物。作品雖然也注重描繪時代背景，并使其成為作品的重要內容，但在處理它與人物形象塑造的關系上是無法比擬的。一部好作品至少應該在某方面具有鮮明的特色，才能顯示出作者的獨特個性和品質。比如契柯夫的作品辛辣諷刺，帶著“含淚的微笑”；歐?亨利追求精巧的構思；茨威格擅長描寫女性,《圍城》所表現出來的是錢仲書的學者式的幽默諷刺，這種諷刺絕不同于新文學史上其他類似的諷刺小說家。

總之，《圍城》的諷刺藝術，給我們展示了一個豐厚獨特的新天地，在小說里對社會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蘊涵著作者那樣多的對人生的熱望，通過方鴻漸的命運，剖析當時灰暗社會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喚醒在“圍城中徘徊、掙扎的人們，沖破圍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錢鐘書先生獨特的諷刺藝術，不僅在《圍城》中獨占鰲頭，而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 章曉俊.淺談《圍城》的諷刺藝術特色，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11.[2] 裘新江.投向人性丑惡的理性之光——吳敬梓與斯威夫特之諷刺比較，滁州師專學報,1999.5 [3] 錢鐘書 《.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4] 李洪巖

《錢鐘書評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第二篇：淺析《圍城》的諷刺手法

淺析《圍城》的諷刺手法

甘肅政法學院 楊紅軍

【摘要】《圍城》是中國現代諷刺小說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諷刺手法靈活多樣，獨具一格，是錢鐘書運用調侃、嘲諷、反諷等諷刺手法打造了一部諷刺之城。探究《圍城》的諷刺手法，有助于我們認識和理解諷刺藝術。【關鍵詞】諷刺手法 調侃 嘲諷 反諷

《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全書通過描寫知識分子間的人情百態，諷刺了當時社會知識分子的虛榮心和精神困境以及儒林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圍城》將錢鐘書那幽默的語言藝術和諷刺才能展現的淋漓盡致，堪稱現代文學史上諷刺小說的典范，更有著新“儒林外史”的稱號。作為現代諷刺小說的典范，錢鐘書在《圍城》里所用到的諷刺手法可謂是匠心獨具，比如幽默的調侃、尖銳的嘲諷、機智的反諷等。探究《圍城》的諷刺手法可以加深對諷刺藝術的理解。

一、幽默的調侃

調侃是用輕松的方式來表達沉重的內容和觀點，錢鐘書在《圍城》中常常以幽默而又悲憐的口吻調侃“蕓蕓眾生”。他那巧喻跌出，旁征博引的調侃無處不在，具有相當的廣度，既有對人物形象的調侃戲謔，也有對各種事物的調侃。㈠、對人物的調侃

在調侃方鴻漸購買文憑一事時，作者引用《圣經》里的典故作比:“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自己沒有文憑，好像精神上赤條條的，沒有包裹。”這樣的調侃在方鴻漸身上數不勝數，每每總能給讀者一種忍俊不禁的感覺。在調侃鮑小姐“只穿緋霞色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的穿著打扮時他這樣寫道:“有人叫她‘熟食鋪子’，因為只有熟食店會把那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為‘局部真理’”。錢鐘書用這樣詼諧的比喻調侃鮑小姐的行為放蕩，在幽默搞笑的同時流漏著強烈的諷刺意味。在談到方老爺給孫兒取名阿丑時，錢鐘書這樣寫道：“又知道司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頭，范曄小字磚兒??才知道兒子叫‘阿丑’還算有體面的！”方老爺對于阿丑這個名字的看法，不管這個名字在當時情境下的好壞，而是在和古人和名人的名字比較中略勝了一些，就覺得‘體面’，這種盲目的自滿被錢鐘書看似輕描淡寫的調侃一點一點的撕破。在他在描寫沈太太是這樣調侃道：“沈太太生得怪樣，打扮得妖氣!她眼睛下兩個黑袋，像圓殼行軍熱水瓶，像是儲蓄著多情的熱淚，嘴唇涂的濃胭脂給唾沫進了嘴，把暗黃崎嶇的牙齒染道紅痕，血淋淋的像偵探小說里謀殺案的線索??”他將沈太太的兩個眼袋比作圓殼行軍水壺，將染上胭脂的牙齒比作偵探小說里謀殺案的線索，這樣的比喻既表現出了沈太太的個性特征，又展現出一種哭笑不得的諷刺意味。㈡、對事物的調侃

比如書的開頭對中國留學生打麻將一事的調侃：“船走得這么慢，大家一片鄉心，正愁無處寄托，不知哪里忽然來了兩副麻將牌。麻將當然是國技，又聽說在美國風行；打牌不但有故鄉風味，并且適合世界潮流。”簡單的幾句話就將這些本該學成回國的學子們卻不務正業的現象表現得丑陋不堪。再比如錢鐘書調侃方鴻漸一行從寧波到金華所坐的汽車,作者把那輛破車寫得妙趣橫生:“這輛車久歷風塵,該慶古稀高壽,可是抗戰時期,未便退休。機器是沒有脾氣癖性的,而這輛車倚老賣老,修煉成桀驁不馴,怪僻難測的性格,有時標勁像大官僚,有時別扭像小女郎,汽車夫那些粗人休想駕駛了解。它開動之際,前頭咳嗽,后面泄氣,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東倒西撞,齊聲叫喚??一口氣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還走不走呢?它生氣不肯走了,汽車夫只好下車,向車頭疏通了好一會,在路旁拾了一團爛泥,請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搖擺地緩行著。”這里作者把老舊的汽車比成擺架子的官僚,鬧別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既把汽車的殘破不堪形容得淋漓盡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態批判得入木三分,別有一番憤世嫉俗的諷刺意味。他還這樣調侃蘇家花園的花：“蘇家園里的桃花、梨花、丁香花都開得正好，鴻漸想現在才陰歷二月底，花已經趕早開了，不知還剩些什么，留作清明春色。客堂一扇窗開著，太陽烘焙的花香，濃得塞鼻子，暖得使人頭腦迷倦。這些花的香味，跟蔥蒜的臭味一樣，都是植物氣息而有葷腥的肉感，像從夏天跳舞會上頭發里發泄出來的”。

調侃無疑是《圍城》里用到最多且最成功的諷刺手法。錢鐘書先生以他學貫中西的文化修養和幽默機敏的個人氣質讓每一句調侃都變得生動俏皮；他還將比喻、夸張、用典等修辭手法巧妙地融合在調侃的語言中；用妙趣橫生而又富于智慧的語言調侃眾生，形成獨具魅力的諷刺風格。

二、尖銳的嘲諷

相對于調侃，嘲諷是一種更直接更尖銳更犀利的諷刺手法。《圍城》中的嘲諷多是針對一些人和事的，錢鐘書對于看不慣的人和事從來不會吝嗇自己的冷嘲熱諷。大到主人公方鴻漸，小到只出現過一次的路人，他總能用極盡刻薄的文字將其徹頭徹尾的諷刺一通。《圍城》中的嘲諷不僅有作者對于反面事物的冷嘲熱諷，還有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些主人公的自嘲。㈠、刻薄的嘲弄

錢鐘書最看不慣的就是知識分子的虛榮心和國人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這從他自始至終對其的嘲諷就可以看出來。當描寫到三閭大學學生的崇洋風起時作者這樣寫道：“那些學生雖然外國文不好，卷子上寫的外國名字卻很神氣。有的叫亞歷山大，有的叫伊麗莎白，有的叫杰克，有的叫‘小花朵’，有的叫‘火腿’（Bacon），因為他

的中國名字叫培根，一個名叫黃伯倫的學生外國名字是詩人‘拜倫’（Byron），辛楣見了笑道：‘假使他姓張，他準叫英國首相張伯倫；假使他姓齊，他會變成德國飛機齊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侖，只要中國有跟‘拿’字發音相近的姓”。中國的學生首先應該是學好國學，其次抱著學習的態度去學習洋文以開拓視野，而三閭大學的學生沒學到洋文的精華卻只學會了拿一些神氣的名字來炫耀。作者用這樣尖刻的語言嘲弄三閭大學的崇洋風氣，諷刺知識分子的精神病態。再如錢鐘書對候營長的嘲弄：“候營長有個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帶一張臉，臉上應有盡有，并未給鼻子擠去眉眼，鼻尖生幾個酒刺，像未熟的草莓”。本應該說臉上張長著鼻子，作者卻將其夸張成“鼻子上附帶著一張臉”，還將候營長的鼻子比作“未熟的草莓”，候營長這個痞子形象便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方鴻漸在回周公館的電車上看到了一個打扮的不倫不類的女孩子，錢鐘書這樣嘲諷道：“那孩子年紀雖小，打扮得臉上顏色賽過雨后虹霓，三棱鏡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紅開遍的花園，她擦的粉不是來路貨，似乎泥水匠粉飾墻壁用的，汽車顛動厲害，震得臉上粉粒一顆顆參加太陽光里飛舞的灰塵。”作者用夸張的修辭手法和尖刻的語言嘲笑這個打扮的不倫不類的女孩，諷刺了當時社會的畸形和病態。㈡、自嘲

自嘲就是自己嘲笑自己，通常發生在困惑中的知識分子身上。《圍城》里的自嘲主要體現在主人公方鴻漸身上。方鴻漸的困惑是多方面的，既有愛情方面的困惑，也有事業方面的困惑。面對人生的諸多不如意，他失意彷徨，然而更多的是無可奈何的自嘲。方鴻漸做為錢鐘書諷刺對象的代表人物，錢鐘書賦于了他許多“言論”，其中不乏自嘲的片段。在想好準備買假文憑回國時他自嘲道：“撒謊欺騙有時并非不道德，柏拉圖《理想國》里就說士兵對敵人，醫生對病人，官吏對民眾都應該哄騙。圣如孔子，還假裝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對齊宣王也撒謊裝病。父親和丈人期望自己是個博士，做兒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們失望么?買張文憑去哄他們，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或英國殖民地商人向政府府庫報效幾萬鎊換個爵士頭街，光耀門梢，也是孝子賢婿應有的承歡養志，反正自己將來找事時，履歷里決不開這個學位。”這樣的自嘲，將方鴻漸及其家人的虛榮心活現在讀者面前，也將國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諷刺得淋漓盡致。方鴻漸跟唐曉芙的愛情情是發自真心的，然而這份感情在唐曉芙知道了他的過往之后突然破裂。唐曉芙當著他的面將他購買假文憑以及輪船上跟鮑小姐廝混的事情說出來的時候。他只反駁了一句文憑的事情是鬧著玩的，然后就自嘲道：“你說得對，我是個騙子，我不敢再辯，以后決不來討厭了。”其實他的內心并沒有真正覺得自己是個騙子，他是從內心喜歡唐曉芙的，所以在自己的過往被揭穿之后他憤恨自己，又不能遷怒于他人，就只能嘲笑自己。最能顯示方鴻漸生活苦惱的或許是他在三閭大學與好友辛楣難以交流情感掃興而歸的自嘲:“難得一團高興，找朋友掃盡了興。天生是教他們孤獨的，一個個該各歸各，老死不相往來。身體里容不下的東西，或消化，或排泄，是個人的事；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來分攤？聚在一起，動不動自己冒犯人，或者開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保持著彼此間的距離，要親密團結，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方鴻漸朋友不多，也很少有能推心置

腹的，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同”，所以現實中總是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這樣的多重壓迫下，他只能通過自嘲來聊以自慰，有點像“阿Q”的樣子。

三、反諷

反諷是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表達方式和寫作技巧，在文學作品中常表現為言非所指、正話反說、反話正說、表象與事實的對照、理想與現實的思考等。錢鐘書在《圍城》里不但用反諷的言語來諷刺一些人和事，還通過對人性和現實的反諷性思考來諷刺整個社會的病態。㈠、反諷話語

在方鴻漸和蘇文紈的感情糾葛上,錢鐘書通過大量的反諷話語把方鴻漸那種時刻提防的心理狀態進行了夸大敘述。真正的愛情本來就是盲目的,沖動的 ,而這兩個人的所謂戀愛卻是那樣的清醒,蘇文紈一步一步地設計著情感的陷阱,方鴻漸時時刻刻地為自己設防,這樣的情節設計本身就是對現代中人們愛情狀況的一種反諷。這兩個人情感糾葛的最終結束,都是因為一個親吻。作者是這樣描述這個親吻的:“這吻的分量很輕,范圍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場端茶送客時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邊,或者從前西洋法庭見證人宣誓時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經》,至多像那些信女們吻西藏**或羅馬教皇的大腳指,一種敬而遠之的親近。”作為反諷敘述,這段描寫潛藏著多重的反諷意味,由此達到一種對于人性的深度反諷。第一重的反諷意味,是把方鴻漸和蘇文紈之間的這次親吻,與清朝的官場、西洋的法庭、宗教中的信徒等所表現的嘴唇的動作比在一起,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用這種滑稽的類比突兀地表現了這場親吻的虛假和客套。第二重的反諷意味是錢鐘書作為一個敘述者，在描寫這個親吻的“分量很輕,范圍很小”的時候,用了各種比喻的句子來極力表現這個親吻在方鴻漸的心中確實是很輕,很無所謂的。但越是極力的形容這個吻的無關重要,我們越是感到事實的真相遠非如此。第三重的反諷意味來自于方鴻漸的命運,錢鐘書將這個吻描寫的很輕，而事實是個吻為方鴻漸以后的悲劇命運埋下了禍根。唐曉芙本來可以接受方鴻漸的愛,但正是因為這個虛偽的親吻,最終離開了他。而蘇文紈也就是因這個吻而由希望轉為失望,由勾引轉為忌恨,變成了方鴻漸人生道路上的一顆災星。在方鴻漸和唐曉芙感情糾葛的最后，錢鐘書寫了這樣一段對話：“‘方先生人聰明，一切逢場作戲，可是我們這種笨蛋，把你開的玩笑都得認真——’唐小姐聽方鴻漸嗓子哽了，心軟下來，可是她這時候愈心疼，愈心恨，愈要責罰他個痛快——‘方先生的過去太豐富了！我愛的人，我要能夠占領他整個生命，他在碰見我之前，沒有過去，留著空白等我——’鴻漸還低頭不響——‘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無量。’”這段對話其實只有方鴻漸的沉默和唐曉芙的數落，而正是兩個人之間截然不同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和反諷效果。㈡、反諷性思考

錢鐘書還在《圍城》里展開了對于知識分子群體、教育體制、現代文明狀態的反諷性思考。他通過方鴻漸這一人物形象的眼睛,看到的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整體的文化環境中的精神病態。錢鐘書以方鴻漸的佯裝無知和不如他人的心態,不露聲色展現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自以為是和自我欺騙中,把自己看做是現代科學知識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和掌握者,由此表現出形形色色的荒謬可笑的生活狀態、思維方式、心

靈結構,并最終達到反諷的目的。這種反諷的光芒,不僅指向了方鴻漸周圍的知識分子群體,同時也指向方鴻漸本人。這種反諷不僅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反思的功效,由此達到對于中國文化和現實情境的思考和質疑。錢鐘書在《圍城》中描繪的以三閭大學為中心的文化圈是當時社會知識分子失去精神家園的最好例證。錢鐘書對于這個文化圈的反諷嘲弄,主要采取的是一種置身其外的遠距離觀望姿態,也就是借助方鴻漸的視角,大多數的時刻都擺出一種客觀冷靜的姿態,讓反諷對象自身展現其荒謬和虛偽,讓荒謬者更荒謬,讓虛偽者更虛偽。但錢鐘書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又無法真正置身事外。所以我們可以體會到,在《圍城》的字里行間,其實深深潛藏著作者對于這群人物以及中國整個的教育體制和的反思。錢鐘書通過三閭大學的校長高松年,諷刺了大學教育的一整套政策和體系所具有的荒謬性和滑稽性。比如高松年的那段有名的治校的“科學定律”——“我的看法跟諸位不同。名教授當然好，可是因為他的名望，學校沾著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學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氣，他不會全副精神為學校服務，更不會絕對服從當局指揮。萬一他鬧別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學生又要借題目麻煩。我以為學校不但造就學生，并且應該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沒有名望的人來，他們要借學校的光，他們要靠學校才有地位，而學校并非非有他們不可，這種人才真能跟學校合為一體，真肯為公家做事。學校也是個機關，機關當然需要科學管理，在健全的機關里，決沒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個個單位。所以，找教授并非難事。”也就是說,高松年并不是本著廣納賢才想法,聘請具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教書育人,而是打著“科學治校”的幌子,滿足和發泄個人的權力欲望。也正是高松年的這條“科學定律”導致了眾多平庸無能的知識分子有機可乘,在三閭大學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鬧劇和丑劇。

錢鐘書先生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用半生的智慧和生活的沉淀鑄就了《圍城》。他在《圍城》中運用調侃、嘲諷、反諷等手法，透過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了知識分子失去精神家園后的劣根性和社會的黑暗與腐朽，將諷刺和幽默精妙的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靈動詼諧的諷刺藝術，處處耐人尋味，令人百讀不厭。

參考文獻：

[1] 錢鐘書.圍城.[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2）

[2] 周錦.《圍城》面面觀.[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3] 孟憲華.淺析錢鐘書《圍城》的諷刺幽默性.[J].文教資料，2009（3）

[4] 彭小球,周葉青.論錢鐘書《圍城》的諷刺藝術.[J].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4）[5] 張秀英.《圍城》話語建構的反諷藝術.[J].藝術廣角，2004（3）

第三篇：淺論《圍城》的諷刺幽默藝術

淺論《圍城》的藝術手法

撰寫人：廖成斌

導師：熊巖

《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作者錢鐘書（1910-1998），江蘇無錫人，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后留學英、法，是位學貫中西而富才情的學者。《圍城》動筆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時，作者正蟄居上海，耳聞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蠻橫，“兩年里憂世傷生”（1），同時又堅韌地“錙銖積累地”把自己對人生、對學術的感悟與思考付諸筆端，先后完成了小說《圍城》和學術著作《談藝錄》。

作者在《圍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創作意圖說：“我想寫現代的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參照小說內容，可以看到，作者著意表現的是現代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眾生相。通過主人公方鴻漸與幾位知識女性的情感、婚戀糾葛，通過方鴻漸由上海到內地的一路遭遇，以喜劇性的諷刺筆調，刻畫了抗戰環境下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彷徨和空虛。作者借小說人物之口解釋“圍城”的題義說：這是從法國的一句成語中引申而來的，即“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小說的整個情節，是知識界青年男女在愛情糾葛中的圍困與逃離，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則是表現一部分知識者陷入精神“圍城”的境遇。而這，正是《圍城》主題的深刻之處。

《圍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學中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杰作。自面世以來，至今已有英、法、德、日、俄、捷等多種文字的譯本，被譽為“新《儒林外史》”。它是一部以舊中國中上層知識分子病態畸形生活為描寫對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諷刺小說。作品中充滿豐富、形象、生動、令人叫絕的精辟比喻；各種機智的反語、雙關、諧音、對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聞，紛至沓來，琳瑯滿目；采用獨特的象征，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和人生哲理；常以幽默的筆法針砭時弊，描摹人物世態，調侃“蕓蕓眾生”，神形畢肖地描繪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場合下的所思所想，傳達出人物瞬間所萌發的心思和微妙的情緒，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筆鋒，一針見血。諷刺藝術高超，獨具一格。

下面就《圍城》的藝術手法試作分析。

一、精辟的比喻

《圍城》的成功離不開大量妙趣橫生、聯篇繽至的新鮮比喻的創造和運用。有人統計，一部23萬字的《圍城》中所用的比喻的數目，有數百之多。且堪稱妙喻也可以說是多不勝數，美不勝收。作者常常涉筆成趣，讓那些機智雋永的巧喻脫口而出。例如：他寫行人雨天在泥濘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說那“抵得貪官刮地皮”；說旅店里賣不出的變色變質的半生紅燒肉，“像紅人倒運，又冷又黑”，鋒利而貼切，逗人發噱。又如：說“鮑小姐那類女人”是不“傷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軟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時候才需要瓶塞",(2)一個生動的比喻就能使讀者對鮑小姐的生活作風了然于胸。還有方鴻漸在本縣省立中學作報告時大談鴉片、梅毒，“令那紀錄的女生漲紅了臉停筆不寫，仿佛聽了方鴻漸最后的一句，處女的耳朵已經當眾失去了貞操”，(3)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尋味。

《圍城》豐富的比喻，風趣幽默，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諷刺藝術效果。比如作者在嘲諷李梅亭時說他“臉上少了那副黑眼鏡，兩只大眼睛像剝開殼的煮熟雞蛋”。(4)又挖苦他“本來像冬蟄的冷血動物，給顧先生當眾恭維得春氣入耳，蠕蠕欲活”。(5)暴露出李梅亭貪圖虛榮，一頂‘高帽’就使其飄飄然。在描寫假哲學家褚慎明時：“褚哲學家害眼饞癆地看著蘇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學家謝林的‘絕對觀念’像‘手槍里的彈出的子彈’，險的突出眼眶，迸碎眼鏡。”(6)生動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其骯臟的靈魂。在描寫以嫖娼與賺‘外快’為其能事的‘侯營長’的長相時則形容他“他有個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帶一張臉，臉上應盡應有，并未給鼻子擠去眉眼，鼻尖生幾個酒刺，像未熟的草莓。”(7)尖酸刻薄地諷刺侯營長那丑陋的嘴臉??諸如此類顯示出作者豐沛聯想力的巧妙而生動的比喻，仿佛一枚枚辣味十足的野山椒、俯拾即是地散布在作品的情節、肖像、人物心理、細節、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類描寫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諷喻性，又增強了讀者的閱讀趣味，對于繪聲繪色地刻畫人情物態，常能收到畫龍點睛之效。

《圍城》有如此眾多的妙喻，這與作者對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關。錢鐘書在他的學術名著《宋詩選注》和《管錐編》等著作中強調“廣譬喻”。在《舊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學語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輔相成的兩個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愈多愈大，則相同之處愈烘托，分得愈開，則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對比喻藝術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類取譬能力，使他能夠在小說中把各種新鮮奇妙、生動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寫中，使《圍城》的諷刺語言更機智幽默。

二、蘊含深意的象征

讀《圍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驚喜，體會到妙趣橫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蘊含深意的象征。其中，最富于人生哲理的是關于“圍城”這一主題，小說中有一段對話說得很明白：

慎明道：“關于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用英國古話,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8)這段話為主人公的“婚姻”埋下了伏筆，也是全書的主題。暗示方鴻漸的婚姻是場猶豫不定的追尋游戲。在歸國途中，方鴻漸在鮑小姐的追求和引誘下，與她一起“勾搭”。在蘇小姐、方鴻漸、唐曉芙的錯位追逐中，他也終難成眷宿。最后，他被精明、柔韌、工于心計的孫柔嘉擒拿到手。開始，方鴻漸以為孫柔嘉只是個女孩子，事事都要請教自己，待到訂婚時才發覺，她在羞澀緘默的外表下有著“專橫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見，而且主見很牢固”。所以訂婚一個月，方鴻漸“仿佛有了女主人”。結婚之際經趙辛楣提醒，方才警醒。此時，卻已深陷“圍城”。從此，他們二人陷入傳統的瑣碎纏繞的日常生活。孫柔嘉日益成為方鴻漸的暴君與精神囚籠。方鴻漸最后與孫柔嘉決裂，準備到重慶去，而重慶未必不是另一個“圍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圍城”不僅象征了方鴻漸、趙辛楣等人在愛情、婚姻、事業上的追求、掙扎、幻滅、絕望的艱難生活歷程和矛盾心態，更象征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人們總是擺脫不了外在束縛的境遇，蘊含著重大的社會意義和豐富的人生哲理。

此外小說最后一章反復提及的方家那個傳家寶——老式自鳴鐘，方遯翁把它看作一個寶，“方遯翁挑好掛鐘的地點，分付女用人向房東家借梯，看鴻漸上去掛，替鐘捏一把汗。”（9）遁翁希望鴻漸把這只鐘作為傳家寶傳下去，也寄托著他對鴻漸光耀門楣的希望，然而這只老式鐘卻是那么不合時宜地每點鐘慢七分，“柔嘉笑道：‘照這樣說，恐怕它短針指的七點鐘，還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七點鐘，要它有什么用？’”（10）時間自己與自己不符，“她又說鴻漸生氣的時候，拉長了臉，跟這只鐘的輪廓很相像。”“我發現你說話以前嗓子里唏哩呼嚕，跟它打的時候發條轉動的聲音非常之像。你是這只鐘變出來的妖精。”（11）小說最后也是以這只老式自鳴鐘作為結束的，“那只祖傳的老鐘從容自在地打起來，仿佛積蓄了半天的時間，等夜深人靜，搬出來一一細數：“當、當、當、當、當、當”響了六下。六點鐘是五個鐘頭以前，那時候鴻漸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勸她別再為昨天的事弄得夫婦不歡；那時候，柔嘉在家里等鴻漸回來吃飯，希望他會和姑母和好，到她廠里做事。這個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12）作者把這只鐘安排在這里，也象征著方鴻漸就像這只自鳴鐘混淆時間自我迷離而找不到出路。

三、幽默的手法

凡是讀過《圍城》的人，無不被它那妙趣橫生的語言逗得忍俊不禁。用兩個字說，就是 “幽默”。“幽默”一詞是舶來品，在我的印象中我們這個文明故國似乎很缺乏，中國的笑話故事很多但幽默作品卻不多，即便有一些，那也只是如：《水滸》描寫李逵、魯智深，使人“或笑或哭、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刺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13）《西游記》描寫孫行者，豬八戒使人“于嘻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14）《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15)但比起《圍城》，未免幽默不足。錢鐘書猶如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運用各種機智的反語、雙關、諧音、對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聞，紛至沓來，琳瑯滿目。常使人笑中帶淚，淚中帶笑，風趣幽默。

錢鐘書在自序中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還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圍城》序）而這一類人物，就是當時的病態的知識分子。《圍城》中常用詼諧的鋒刃刺向這些所謂的“無毛兩足動物”。這主要表現在：

（一）、漫畫式的筆法

錢鐘書常用漫畫式的筆法勾勒“眾生”，他以鋒刃的筆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神情畢肖的漫畫形象，使人未見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態度，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如第七章開頭對汪處厚的肖像描寫：

“胡子常是兩撇，汪處厚的胡子只是一畫??他只想有規模較小的紅夌尖角胡子，不料沒有槍桿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樣，又稀又軟，掛在口角兩旁。既不能翹然而起，也不夠飄然而裊。他兩道濃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壽星的眉毛競賽，仿佛他最初刮臉時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腦兒全剃下來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換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會長，額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榮。??為了二十五歲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兩縷，剩中間一撮，??這也許還是那一縷胡子的功效，運氣沒壞到底。”(16)看到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畫，一幅活靈活現的漫畫就形象地浮現在讀者腦中了。作者在描繪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時，對他的歷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諷刺，使他一亮相，就給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對沈太太的描寫：“她眼睛下兩個黑袋，像圓殼行軍熱水瓶，想是儲蓄著多情的熱淚，嘴唇涂的濃胭脂給唾沫帶進了嘴，把黯黃崎嶇的牙齒染道紅痕，血淋淋的像偵探小說里謀殺案的線索。”(17)——連用幾個想象奇特的比喻來鋪陳渲染，讀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厭惡至極。

可以說，在《圍城》里的“蕓蕓眾生”中，幾乎每個人物（唐曉芙例外）出場時作者都對其肖像進行了一番諷刺性描繪。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畫式筆法，令其形神畢露。例如，那位出場一次的“哲學家”，他的名氣是靠同外國著名哲學家通信和會面獵取來的。當他沾沾自喜吹噓他同羅素會面的對話時，其實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虛和無聊。再如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自稱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學家，人們卻看不到他的科學家風范。其實是一位心術不正，好色貪杯玩弄權術的學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敗的大學的化身。在法國取得文學博士頭銜的蘇文紈號稱“才貌雙全”的“女詩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襲的一首德國民歌。自稱是“詩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盤姘伴》，令人發噱作嘔。這兩個最后卻結成秦晉，確是“珠聯璧合”。還有，韓學愈從美國的愛爾蘭騙子那里買了子虛烏有的“克萊登大學”博士文憑，騙取了大學教授的頭銜，還讓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國國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語教授。為了滅跡消蹤，杜絕后患，他勾結陸子瀟，教唆學生蓄意搞垮方鴻漸，勾勒出了一個厚顏無恥、奸險殘毒之徒。??像這樣的例子，在《圍城》中隨處可見。每一個人物，在錢鐘書的筆下都化作一幅幅諷刺性極強的漫畫。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品嘗到漫畫式的幽默。

（二）、調侃式的行文

作者常用半是諷刺半是悲憐的口吻調侃“蕓蕓眾生”，他是繞舌的、俏皮的、促狹的，聯想特別活潑、思維敏捷，下筆不能自休。他總是盡情地揮灑著那種博引經傳，融貫中西，聯類無窮的超越具體描寫對象馳向更廣闊思維空間的諷刺幽默筆墨，造出一種由博識、睿智、諧趣構成的有智性之類的審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縱橫恣意的獨特文體。在調侃方鴻漸購買假文憑時，作者引用《圣經》里的故事作比：“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18)在嘲諷他的自我解嘲時，又拉來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圖和孔子作陪襯：

“撒謊欺騙有時并非不道德，柏拉圖《理想國》里就說士兵對敵人，醫生對病人，官吏對民眾都應該哄騙。圣如孔子，還假裝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對齊宣王也撒謊裝病。父親和丈人望自己是個博士，做兒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們失望么？買張文憑去哄他們，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或英國殖民地商人向帝國府庫報效幾萬鎊換個爵士頭銜，光耀門楣，也是孝子賢婿應有的承歡養志，反正自己將來找事時，履歷是決不開這個學位。”(19)如此調侃，活畫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說“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虛，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在談到方老爺給孫兒取名“阿丑”時，作者也要引經據典戲謔一番：“人家小兒要易長育，每以賤名為小名，如犬羊狗馬之類，又知道司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頭，范曄小字磚兒，慕容農小字惡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獸、禿頭龜兒、獾朗等等，才知道兒子叫‘阿丑’還算有體面的。”(20)從中看出方遯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遺老”、“遺少”。

在調侃鮑小姐“只穿緋霞色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時，說她是“熟食鋪子”，因為只有熟食店會把那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列陳；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為“局部真理”。(21)寫出了鮑小姐的行為放蕩，惹得“那些男學生滿腔邪火，傷害及中國國體”。

在《圍城》中，作者不但對“知識分子”、行車走卒之輩進行盡情調侃嘲弄，就連那些沒有生命的機器也要對它們進行一番戲謔。如對方鴻漸、趙辛楣等人去重慶途中所乘的車就有這樣精彩的一段描寫：

這輛車久歷風塵，該慶古稀高壽，可是抗戰時期，未便退休。機器是沒有脾氣癖性的，而這輛車倚老賣老，修煉成桀驁不馴，怪僻難測的性格，有時標勁像大官僚，有時別扭像小女郎，汽車夫那些粗人休想駕馭了解。它開動之際，前頭咳嗽，后面泄氣，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東倒西撞，齊聲叫喚。(22)像這樣擬人化的調侃，讀過之余，每有會意，一種舒心的感覺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圍城》通篇都是戲筆。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調侃語調述說人生無奈的悲劇。

四、獨特的諷刺藝術

《圍城》是一部優秀的諷刺小說，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論《圍城》說，“《圍城》比任何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優秀”。雖然許多人不一定認同，但《圍城》的諷刺藝術之高超卻是事實。《圍城》的諷刺藝術也是獨具一格的，有人說《圍城》所表現出來的是錢鐘書式的學者式的幽默諷刺，錢鐘書用的是尖銳的長針，乍看之下，對患部沒有什么用，但像針灸似的對準醫療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舒暢無比，讓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錢鐘書抨擊人生病態、笑罵人性弱點，通過詼諧、輕描淡寫的筆調，把個個讀過幾本書的所謂的知識分子的齷齪靈魂一一勾畫出來。

“‘——哼，高松年還要我寫篇英文投到外國雜志上去發表，讓西洋人知道咱們也有牛津劍橋的學風，不知怎樣，外國一切好東西到中國沒有不走樣的。’辛楣嘆口氣，不知道這正是中國的厲害，天下沒敵手，外國東西來一件、毀一件。”（23）有些人懷疑中國是一個大染缸，無論什么外來的東西放進去就變了顏色，這未嘗不是事實。

“有時候一個人，并不想說謊話，說話以后，環境轉變，使他也不得不改變原來的意向。辦行政的人尤其難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報上各國政府發言人的談話就知道??”（24）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詞。

“那些學生雖然外國文不好，卷子上寫的外國名字很神氣，有的叫‘亞歷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有個人叫‘火腿’（Bacon），因為他的中國名字叫‘培根’??”（25）在語文水準日益低落的今天，這段嘲諷文字可說是現實最好的寫照。

“高松年直跳起來，假驚異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鴻漸的真驚惶自然得多。他沒讀話劇，是話劇的不幸而是演員的大幸。”（26）這樣譏諷人類假動作的方式，既生動又有趣。

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對于一位諷刺幽默作家來說：“一切瑣庸的、可憐的、鄙陋的東西，似乎都不能逃過他的眼睛。”（〈美學論文選〉）錢鐘書還善于用洞燭幽微、纖芥畢肖的筆觸刻畫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諷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體感。

首先，《圍城》的諷刺幽默大膽借鑒西方心理描寫的技巧，對人物的心理進行細膩的觀察和分析，深層次地進行藝術開掘。如《圍城》對少女唐曉芙初戀的心理，老處女范懿裝腔作勢的心態以及對汪處厚太太內心世界的刻劃，就十分的傳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這位“女生指導”僻處山谷，年華老去，無人問津，性格也變得古怪起來。她喜歡打聽消息，搬弄是非，對女性的同事總要在背后攻擊幾句，決不能輕易放過。聽說汪太太給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虛，強自矜持，經過一番自我克制，還掩蓋不了胸中的那點猴急的心情。汪處厚夫婦請吃飯，她五點鐘才過就到汪家。見過辛楣以后，“像畫了個無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圍在里面，談話密切得潑水不入”。(27)而且處處隨口湊趣。辛楣說這兒悶得很，沒有玩兒的地方，范懿說：“可不是嗎？我也很少談得來的人，待在這兒真悶。”辛楣說曹禺是個偉大的戲劇家，范懿快樂得拍著手掌道：“趙先生，我真高興，你的意見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長進來，辛楣乘機把首席讓出來，高校長想了想后不同意，仍舊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長讓給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條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幾次設法要把同行的方鴻漸、劉小姐支開，留下趙辛楣和她兩個人走。她一會兒說橋太窄，讓辛楣陪她走河底；一會兒說忘了手提包，讓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繪狀心理，逼真如畫。既不失幽默，又頗具諷刺色彩。

其次，他還善于透視人物言行舉止的心理基礎，挑開蒙在人與人之間的各種溫文爾雅的面紗，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揭示出諷刺對象靈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對象在言行舉止上的虛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閭大學就職的路途上所表現出的吝嗇心理就很有諷刺意味。啟程時，他搶著買低等船票，明明是為了自己省錢，卻偏要撒謊騙取別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別人的傘，他帶了一木箱藥品，準備在內地的學校賣個好價錢，卻不愿意給一些仁丹于身體不適的孫柔嘉服用。因為一包仁丹開封后就賣不到好價錢。但不給藥，又顯得過于小氣。左思右想，忽然靈機一動，記得前些天已打開一瓶魚肝油丸。雖然魚肝油丸比仁丹貴，但已開封的藥“好像嫁過的女人減了市價”。于是拿魚肝油丸，給孫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嘔吐。李梅亭這種吝嗇心理就這樣在一次次的心理活動中暴露出來，給人們以厭惡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層層撕下來。這樣的諷刺，不同于疾言厲色的抨擊，而是通過客觀地揭示真相來達到幽默的效果。可謂于平淡中寓諧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諷刺意味。

另外，錢鐘書還善于把作品中各種人物的心緒交織在同一場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沖突。《圍城》第三章寫到一次青年知識分子的聚會，便是一場不期而遇的心理戰。這次聚會由趙辛楣請客。有蘇文紈、褚慎明，董斜川，方鴻漸等人參加。趙辛楣請方鴻漸的本意是為了使方鴻漸喝醉，在蘇文紈面前出丑，以發泄妒嫉之情。結果讓方鴻漸喝醉酒的目的達到了，但蘇文紈卻當著大家的面給予方鴻漸關心愛護，這使趙辛楣感到一種勝利后的失望；褚慎明與方鴻漸在席間互相鄙視，唇槍舌彈，各不相讓；董斜川以會作舊體詩，懂“同光體”而自傲，又遭到趙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譏諷；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為美貌的蘇文紈跟他講“心”，竟激動過分，把夾鼻眼鏡都掉進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鏡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臉上逗留的笑”。后來方鴻漸酒醉嘔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厭。“可是心上高興，覺得自己潑出的牛奶，給方鴻漸的嘔吐在同席者的記憶里沖掉了。”（28）對褚慎明這種陰暗心理的諷刺，觸及了某些知識分子最敏感之處——面子。這種把諷刺形象的丑陋心靈，由隱到顯，由暗到明，通過心理戰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顯示出錢鐘書諷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總之，《圍城》是一部讀來如嚼橄欖、回味無窮的奇書。它時而讓你笑，時而讓你哭，在妙趣橫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著令過來人低徊輕嘆，令少不更事者惘然若失的悲劇底蘊。

注釋：

(1)、《圍城》序第一頁；（2）、錢鐘書《圍城》第三章第44頁；（3）、錢鐘書《圍城》第二章第34頁；（4）、錢鐘書《圍城》第五章第137頁；（5）、錢鐘書《圍城》第五章第137頁；（6）、錢鐘書《圍城》第三章83頁；（7）、錢鐘書《圍城》第五章第160頁；（8）、錢鐘書《圍城》第三章第89頁；（9）、錢鐘書《圍城》第九章第306頁；（10）、錢鐘書《圍城》第九章第308頁；（11）、錢鐘書《圍城》第九章第308頁；（12）、錢鐘書《圍城》第九章第335頁；（13）、林語堂《論幽默》載《論語》第33期；（14）、林語堂《論幽默》載《論語》第33期；（15）、林語堂《論幽默》載《論語》第35期；（16）、錢鐘書《圍城》第七章第217頁；

（17）、錢鐘書《圍城》第三章第56頁；

（18）、錢鐘書《圍城》第一章第9頁；

（19）、錢鐘書《圍城》第一章第10頁；

（20）、錢鐘書《圍城》第四章第111頁；

（21）、錢鐘書《圍城》第一章第4頁；

（22）、錢鐘書《圍城》第五章第147頁；（23）、錢鐘書《圍城》第六章第208頁；（24）、錢鐘書《圍城》第六章第212頁；（25）、錢鐘書《圍城》第六章第213頁；（26）、錢鐘書《圍城》第六章第187頁；（27）、錢鐘書《圍城》第七章第228頁；（28）、錢鐘書《圍城》第三章第92頁；

參考書目：

1、顧之川：《解讀圍城》，京華出版社2001版。

2、昭新：《中國文學名作欣賞》，科學出版社2001版。

3、鄭觀年：《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評》，浙江文藝出版社。

4、郭志剛、孫中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

5、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誼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論文提綱

淺論《圍城》的藝術手法

一、作者及作品簡介

二、分析《圍城》的諷刺藝術手法

（一）、精辟的比喻

（二）、蘊含深意的象征

（三）、幽默的手法

1、漫畫式的筆法

2、侃式的行文

（四）、獨特的諷刺藝術

第四篇：《儒林外史》與《圍城》諷刺手法之比較

《儒林外史》與《圍城》諷刺手法之比較

朱玲玲

摘要：《圍城》與《儒林外史》是中國文學史上兩部著名的諷刺小說，其諷刺對象都主要為當時的知識分子階層，但在作者諷刺的目的與主觀態度，及主要的諷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從中既可看出諷刺小說的發展，也可體味諷刺小說共同的深旨與作者共同的情懷。關鍵詞：《儒林外史》；《圍城》；諷刺小說

中國的諷刺小說并不發達，《圍城》與《儒林外史》無疑是其中的兩樹奇葩，并且兩書都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諷刺與批判，雖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紀中葉，一完成于二十世紀中葉，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們很容易看到，書中反映的知識分子的品性并無多大的改變。對這兩者的比較無論從文學上還是社會文化的發展上，都將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現從三方面加以比較，略陳其異同。

一、諷刺的對象

因兩書的兩位作者一處于帝王制的封建社會，一來自廢除帝制后的共和社會，作為社會基礎的社會制度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雖同樣作為知識分子，但不同的社會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評了三種人[1]：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2]《圍城》諷刺的對象主要集中于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包括官僚士紳，編輯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閭大學的教授們。[3] “功名富貴”是《儒林外史》諷刺的主要著眼點，所以圍繞各種人物對功名富貴的態度，作者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在當時的社會，功名的唯一途徑自然是科舉，科舉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誠地孜孜求知卻不為社會承認或賞識，那反映的是社會價值觀的歪曲，是社會發展的悲劇，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貴的知識分子身上，發現的卻并非如此。幾十年如一日發奮讀書，追求功名的范進會不知蘇軾何許人，足可見這些讀書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養與知識的獲取，更惶論治國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負，而不過是撈取錢財，賺得權勢以欺壓別人的手段而已。而這才是作者真正諷刺的意義所在。

這種狀況在《圍城》的知識分子身上并沒有多少改觀。大學教授并沒有真才實學，出國留洋的蘇文紈博士也只會剽竊別人的作品，教授韓學愈的文憑也是花錢買來的一紙遮羞布，與《儒林外史》一書中所謂的讀書人一樣，知識分子求學的目的明確地只在于邀取虛名，作吹噓的資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無一個以知識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為目標。

除了不學無術，《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圍城》中的知識分子，還大多都道德敗壞，并同樣地表現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虛偽面孔。范進守孝尊制得不用銀筷子，可偏偏揀大暇元子吃；嚴貢生剛聲明完“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來報說早上關的那口豬人家來討。《圍城》中褚慎明一再強調自己只有心靈，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會因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話激動得眼鏡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氣，比嚴監生差不到哪里去。這兩者都是兩書的諷刺要點所在，例子觸目即是，不消多舉。

總之，兩書中的知識分子在壞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馬，攀名附利，一樣地虛偽迂腐，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擔當社會脊梁、匡正社會風俗的責任感消失得徹底，愚昧和懦弱、虛偽和自私卻毫無遺漏地傳下來，在兩部書的眾生相中表現得清清楚楚。兩書都寫到了功名利祿對女性的影響，魯小姐與蘇文紈兩人都是當時制度的曲奉與受害者，不同的是魯小姐作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養成有其無可選擇的無辜，蘇文紈則是徹底地利用，兩者似不可同日而語。

對于家庭親情的炎涼，兩書也多有涉及。《儒林外史》中王德、王仁兩兄弟受人錢財后對妹妹的態度，嚴貢生對弟媳的態度，都是副喪盡仁德的嘴臉。而《圍城》中方鴻漸家妯娌兩

人對孫柔嘉的明槍暗箭，也并不比他們差。

但與《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圍城》不僅有對人追求功名富貴的諷刺，也有對人追求愛情及美滿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諷與感傷，并在書中占了不小的篇幅，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備的。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家庭的美滿并不以愛情的存在為標志，而是以父子有禮、兄弟有序為基本表現，所以《儒林外史》對家庭的諷刺仍然集中于知識分子對于孝、悌的背反上，與愛情無涉。

另外一點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層勞動人民除胡屠戶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對其他人大多并沒有太多的嘲諷，而是寫得樸實熱心有深情，但《圍城》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人，所有旅館的伙計、寡婦的仆人，無一不是作者諷刺的對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為正面描寫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圍城》中，即使對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識分子壞積習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諷刺傷嘆之列，全書并沒有一個理想人物的出現，如果說唐曉芙作為理想的女性形象顯示了作者的偏愛的話，作者并沒有意向構畫一個知識分子的楷模。

二、諷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態度

對于諷刺小說，人們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對許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熱諷，覺得作者對于社會只是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兩部書中開綜明義，都已表達了作者對于諷刺對象的態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開始就借一首詞闡明大意：“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蠟。自古及今，哪一個是看得破的。”這語氣不是象極了《圍城》在扉頁上那句話嗎——“人生就象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來，城里的人想沖出去，婚姻也罷，事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從這些直接闡明作者意旨的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于社會的現狀，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譏刺、嘲諷，而是憂世傷生，悲天憫人，哀嘆人性的弱點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們在《儒林外史》中不僅能看到作者對范進、梅玖等丑態嘴臉的無情諷刺，也有對周進、嚴監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儉守財的些許同情。《圍城》中不僅有對李梅亭、韓學愈等人體無完膚的揭露，也有對主人公方鴻漸不無正直、善良、聰敏而終不得自立于家庭與社會的哀傷與無奈。所以作者嬉笑怒罵的背后，無不隱隱表現出對整體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淪喪的擔憂，想匡正風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無法擋車，獨力難挽狂瀾的頹喪，甚至《圍城》中對于整個人類生存意義的質疑，而絕不僅僅是對個人、某種人的批判與諷刺。

相對來說，《儒林外史》諷刺的目的要具體一些，即主要針對封建社會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態扭曲的士人，而人對于自我角色選擇的自由作者給予了相對的肯定，即，人即使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選擇一種正確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對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還是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也即作者對人對自我命運的主宰和把握并沒有質疑，盡管這個社會是一潭爛泥，但我們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對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吳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會制度對人心靈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選擇。同樣的社會中，作者也描寫了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莊紹光、遲衡山，而并沒有以官與非官區別他們，也不以對科舉的態度區別他們。孜孜以求并不以為非的虞博士，與堅辭不就的莊紹光，同樣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揚的無非是一種人道的、真誠的態度，無論對社會還是對社會制度。“不以求之為恥，不以去之為高”，這是作者對于科舉的態度，而虔敬事親、盡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虛飾、夫妻和美，這就是小說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濟天下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盡情至性，便不失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作者對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思想。

《圍城》里則多了一種虛無，方鴻漸事業、愛情、婚姻的種種悲劇固然與他的個性相關，但我們在方鴻漸的性格與命運之間容易體會到一種無法選擇的悲哀，他未嘗不誠實，但他買了假文憑，又誠實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嘗不專情，他愛唐曉芙愛得那么純潔那么深情，可

他又有鮑小姐的污點；他也未嘗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與李梅亭類為伍，可他照樣斤斤計較教授與否的名份和在學校的地位；他也未嘗不尊重、體貼女性，可無法與孫柔嘉恩愛相處，于是方鴻漸的悲劇就不僅僅是他性格的悲劇，何況克服了他性格弱點并不懦弱，處事圓滑的趙辛楣在愛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謂事業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趙辛楣用了政治家的頭腦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謂被人艷羨的社會地位。所以方鴻漸的悲劇竟成為人類自身的悲劇，是人類自身的弱點無法克服的悲劇，例如情感與理智的矛盾，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個體對于自由與自立人格的渴求與對社會承認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為諷刺小說，有大致相同的諷刺對象，兩書諷刺的目的卻并不相同。《儒林外史》在期盼著一種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誠、樸實的倫理道德，剛直、誠實的士人品格，而在《圍城》里，我們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對問題解決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種無可奈何的凄涼與悲傷里，與喜劇的定義全不搭界。

對不同的人，兩位作者也表現了不同的態度。

《儒林外史》中對不讀書、不做官的樸實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寫，例如楔子中資助王冕的秦老人，樸實、正直；資助周進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義氣且有同情心，于樸實中做出“極豪杰、極義氣”的事（閑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來勢利、卑瑣的胡屠戶，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虛偽、奸詐之徒，而也有可愛之處。對周進“除了墨卷之外，了無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嚴監生時時憂貧、日日怕事，并不敢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諷之余，大多的態度還是同情。而這些迂腐、癡鈍的儒生如周進、范進盡管不學無術、年事已高卻最終走上仕途，而嚴監生空擁十數萬家貲并不見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卻作出懦弱不義之事，足可見作者對于世事的諷刺，一方面是對于人的狹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諷，另一方面也是對世事荒謬的辛辣諷刺。《儒林外史》中竭盡全力加以嘲諷的是無恥、混帳的嚴老大，空疏不學、沽名釣譽的婁氏兄弟等人，對其他人則表示了或同情或感傷的態度。

相對于《儒林外史》作者態度的復雜和層次性，《圍城》對于各種人物的態度要簡單得多，除對方鴻漸、趙辛楣有些許同情外，其它無論村民野夫、下人百姓、軍旅商賈、儒人才士，莫不諷刺其言談舉止、內心動機，可謂刻薄之至。從輪船上輕薄奸詐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劉，到方鴻漸家里兩個虛偽算計的弟媳，去三閭大學路上遇到的各種旅店骯臟、鄙俗的伙計，包括寡婦的男仆及軍人侯營長，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諷刺，且諷刺得不留余地，毫沒有同情的成份。對雖非知識分子，也是社會上流的幾個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顯赫的點金銀行行長周先生及太太，還是系出富庶之門的沈氏夫婦及蘇文紈一家，作者也一并毫無保留地刻畫他們裝腔作勢的滑稽可笑。對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憑的知識分子們，包括船上諸人及禇慎明、蘇文紈、三閭大學的校長、教授們，更是作者集中諷刺的對象，不僅揭露他們的空疏不學，更揭露他們為掩蓋自己的空疏不學所竭力附庸風雅、清高自許的丑態和滑稽嘴臉。所以對于《圍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諷刺其不識字的野蠻、粗陋、無知，或諷刺識字人同樣的無知和更加可惡的虛偽，除極個別的方鴻漸、唐曉芙外，作者沒有給我們人類發展以希望。閑齋老人的朋友說：“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2]這還只是說《儒林外史》道著了知識分子于人倫日用之間容易表現出的種種積習和社會風氣彌漫已久的種種不易改變的態度、規范，但《圍城》之讀，卻讓人覺得做人的可悲，幾近于無處藏身，輕易就入了被人恥笑的牢籠。

三、諷刺的藝術手法

首先從大的結構上，兩者有所不同。《圍城》中有貫串全書的人物方鴻漸，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敘事略顯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業、愛情為主要反映對象，結構完整，主旨突出。《儒林外史》“雖云長篇，頗同短制”[4]，基本是各種人物的群像素描，涵蓋的人物比較多，反映社會的面貌比較全面，與《圍城》因視角限于方鴻漸的見聞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時我們也比較容易看出兩者相似的地方。《圍城》雖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結構，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鴻漸不同的人生階段為目的作了劃分，在他求學、交友、戀愛、旅程、事業、家

庭的幾個階段，作者分別刻畫了許多人物，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樣，其起訖有自己的長度，并沒有陪伴方鴻漸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畫群像為其諷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鮑小姐、蘇文紈、唐曉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閭大學的各位教授們，或者說全書除方鴻漸、趙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書的出現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畫其嘴臉的某一方面以作為某種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這也就帶來了二書諷刺手法的同與不同。不同之處在于《圍城》通過方鴻漸人生的幾個階段寫明了人在社會中的艱難處境，同時通過群像的勾畫反映了社會的整體面貌和士人的幾種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則更多地從社會的廣度上全面、細致地刻畫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道德倫理及行為規范的滑稽與悖謬。

在具體的諷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處。最大、最顯著的相同之處是，二者所選的人物都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沒有或怪異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沒有為非作歹、殺人越貨的毒蛇猛獸，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倫日用之事，可謂最見其本質者。但兩書具體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顯著的。《儒林外史》最顯著的特點是“所謂直書其事，不加斷語，其是非自見也”[2]。而《圍城》最見作者匠心的卻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處，并以詼諧機智的語言附帶連累其他類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橫逸斜出，不僅極描摩之化工，且極義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觸類旁通，深有味旨。

這顯著的不同延伸出來，就是《儒林外史》平淡處的奇崛，從容著的詼諧。作者對于人物并無一字一語的挖苦、諷刺，而讀者自能從其語言、行動的細節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極至；而《圍城》除了用人物的語言、細節及事跡顯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闡發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語言幽默、詼諧，更加深了讀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觀描寫，因此對客觀景物并無意作為諷刺的對象，而《圍城》主觀揭示成為諷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觀景物也成為作者闡明大義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為調侃的對象，并從中影射對于有關人物的諷刺、評判，手到擒來，所有一切均成為諷刺的利器。

對比這兩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軒輊，而是在于對諷刺小說有一系統、完整的認識，并尋找其中的影響與演變。并且，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出諷刺作品都有其諷刺之外的深旨。于諷刺中我們不難洞見兩位作者的真性情，對具體作品的分析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兩位作者悲天憫人、替天下人擔憂的憂世傷生的情懷，及對于社會發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們不難看出，諷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娛人耳目或顯示作者才情的小伎倆，而是其中深寓著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懷，和以常式不能表達的深深焦慮與悲哀。諷刺不是一種對于理性、對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尋找理性、尋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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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淺論錢鐘書《圍城》的諷刺藝術

淺論錢鐘書《圍城》的諷刺藝術

摘要

《圍城》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風格獨特的長篇小說。作者錢鐘書在他所熟悉的生活環境里, 以其生動細膩的筆觸表達了他獨特的生活感受, 是五四以后新文學中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杰作。小說著力于描寫“現代中國的某一部分社會, 某一類人物”, 即主要由三、四十年代一部分歐美留學生和大學教授組成的知識社會、知識階層人物, 從剖析他們個性、道德上的弱點入手, 揭示其精神上所處的重重困境, 由此而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社會的腐朽和沒落。從而表述了作者——一個愛國的、信仰科學和民主的知識分子對于舊時代生活的深刻諷刺和感傷。小說廣泛全面深刻地揭露了知識分子的灰色人生, 在這個意義上, 它的確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在小說的表現手法上, 顯示了作者高超的諷刺藝術, 作者既能有聲有色地繪出人為的可笑可卑的行為, 以透視其五臟六腑, 又能以自己的博識, 設計精巧、超拔的比喻, 對人物作愚弄嘲諷, 筆酣墨飽, 無不淋漓盡致。

本文試從以下四個方面對《圍城》的諷刺藝術的手法和方法加以論述。

一、通過巧妙的結構安排, 以點帶面的描寫, 達到諷刺的目的

小說的結構非常的精致, 它以方鴻漸為中心人物, 通過他的生活經歷以點帶面地描繪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所特有的部分上層知識分子的生動群像, 深刻剖析了他們空疏、虛偽、卑瑣的靈魂。首先, 表現在社會對主人公方鴻漸生活遭際與個性弱點的描述。方鴻漸留學英、法、德國, 歸國途中與一些留學生“談起外患內亂的祖國, 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為它服務”。可是, 他一旦回歸封建家庭與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圈中, 便只能為個人的謀職與戀愛婚姻渾渾噩噩地忙碌。又由于他為人比較善良、軟弱, 故在名利場與情場上屢屢敗北, 最終不能不陷入精神上麻木困頓的絕境, 小說由解剖他的個性弱點與精神困境入手, 巧妙地諷刺、揭露了畸形的世態人情。

方鴻漸最突出的個性弱點是怯懦, 他學的本是中國文學, 卻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 可在殖民化的舊中國卻不失為時髦之舉。留學四年, 興趣雖廣, 卻學無專長, 最后迫于父親和岳父的壓力, 不得不于回國前買一個假文憑寄回去搪塞。不料岳父立即將他的博士照登報大肆吹噓。這些文字看來是寫方的經歷與個性弱點, 落筆處卻都巧妙地針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虛榮的社會風習。在戀愛婚姻方面, 雖然真心愛上了唐曉芙, 卻由于遭到蘇文紈的中傷而致失戀。后來他到內地的三閭大學任教, 又接連受到老奸巨滑的校長的欺騙, 卑劣無聊的同事的暗算, 在這里由于種種原因而與孫柔嘉結合了, 但孫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 她多疑善妒, 專橫有主見, 常動不動就與方爭吵, 最后在一次空前的吵鬧中導致決裂。作品往往由這類貌似鎖屑的人物個性弱點和家庭糾紛, 來抒發對舊時代生活的諷刺與無可奈何的感傷, 在藝術表現上更為獨到。

其次, 小說以方鴻漸的生活經歷為線索, 將諷刺的筆鋒伸展到中上層知識社會的各個角落。從對于人物個性與道德的批判入手, 揭露和抨擊畸形的社會世相。所謂西方文明的產物——歐美留學生, 是圍城中的重要角色。在法國取得文學博士頭銜的蘇文紈號稱“才貌雙全”的“女詩人”, 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襲的一首德國民歌。其才學便是在情場中播弄風云, 抗戰時, 依靠丈夫勢力謀到“戰時物資委員會”處長的肥缺, 成為利用飛機走私的高級商販。由法國歸來的沈氏夫婦, 則在抗戰中投敵附逆, 淪為無恥的民族敗類, 還有擅長欺世盜名的假哲學家褚慎明和以封建遺少自傲的董斜川。其中稍有才學的趙辛楣, 也只是由于情場失意才到內地教書, 又終因一場新的情場**而重蹈士途。

在作者的筆下, 還出現了一群頂著學者、教授招牌的丑類, 這便是抗戰后方所謂“國立三閭大學”的班底：如名為老科學家而實為狡猾政客與好色貪杯的校長高松年；貪吝鄙俗的流氓政客型的訓導長李梅亭；用假文憑訛取名利的歷史系主任的韓學愈；由革職的貪官而當上中文系主任的汪處厚；賣弄虛榮、擺弄是非的能手陸子瀟等。在民族危亡之際, 這幫人仍然只知狗茍蠅營, 追逐個人的名利與情欲, 明爭暗斗, 透過他們灰暗、丑陋的靈魂, 不難窺見其孽生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腐朽齷齪的本相。

二、通過人物肖像、言行和心理描寫, 獲得諷刺效果 小說圍城中涉及到的人物, 都是作者所諷刺的對象, 不論是書中的主要人物, 像李梅亭、高松年、汪處厚, 還是次要人物如沈太太、鮑小姐, 乃至于方鴻漸一行前往三閭大學途中所碰的妓女、侯營長一類的小人物, 作者在他（她）們一出場, 就采用漫畫式的手法對其丑陋的外貌進行描寫, 使人見其而惡之。李梅亭出場時, 作者是這樣描寫他的：“四十來歲年紀, 戴副墨晶眼鏡, 神情傲兀, 不大理會人, 并且對天氣也鄙夷不理, 因為這是夏歷六月中旬, 他穿的還是黑呢西裝外套。”又如： “胡子常是兩撇, 汪處厚的胡子只是一畫……他只想有規模較小的紅夌尖角胡子, 不料沒有槍桿的人, 胡子都生不像樣, 又稀又軟, 掛在口角兩旁, 像新式標點里的逗號, 既不能翹然而起, 也不夠飄然而裊。他兩道濃黑的眉毛, 偏偏根根可以跟壽星的眉毛競賽, 仿佛他最初刮臉時不小心, 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腦兒全剃下來了, 慌忙按上去, 胡子跟眉毛換了位置, 唇上的是眉毛, 根本不會長, 額上的是胡子, 所以欣欣向榮。……為了二十五歲的新夫人, 也不能一毛不拔, 于是剃去兩縷, 剩中間一撮, ……這也許還是那一縷胡子的功效, 運氣沒壞到底。”看到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畫, 一幅活靈活現的漫畫就形象地浮現在讀者腦中了。作者在描繪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時, 對他的歷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諷刺, 使他一亮相, 就給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在這群丑物當中, 算得上“丑中之冠”的是新回國的沈太太。她是一個崇洋媚外、賣國投敵的漢奸, 是民族的敗類, 作者對她是深惡痛絕的, 故此在書中毫不留情地勾勒了她的丑貌：“沈太太生得怪樣, 打扮得妖氣。她眼睛下兩個黑袋, 像圓殼行軍熱水瓶, 想是儲蓄著多情的熱淚, 嘴唇涂的濃胭脂給唾沫帶進了嘴, 把黯黃崎嶇的牙齒染道紅痕, 血淋淋的像偵探小說里謀殺案的線索。”作者連用幾個想象奇特的比喻來鋪陳渲染, 讀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厭惡至極。

還有好色的校長高松年, 滿嘴仁義道德, 其實是滿肚子男盜女娼。他常常借故去拜訪汪處厚。其實他訪的不是汪處厚, 而是他的太太, 因為貪戀汪太太的美色。因此, 當他看到趙辛楣和她偷情時, “憤怒得兩手握緊拳頭, 作勢向他揮著。”好像是為汪處厚鳴不平, 其實是吃趙辛楣的醋, 這點被汪太太一句話就揭開了他披著的華麗外衣：“哈哈!高校長, 你又何必來助興呢? 吃醋沒有你的份兒呀, 咱們今天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 嗯, 高先生, 好不好? ”當頭一棒喝醒了汪處厚、趙辛眉。

丑惡人物往往喜歡偽裝自己, 古今中外, 無不如此, 對于這種表里不

一、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最有力的諷刺莫過于剝開畫皮, 現其本質。《圍城》諷刺藝術的一個重要手段便是寫出諷刺對象的言論與行動, 現象與本質的矛盾, 使其原形敗露。李梅亭是一個吝嗇自私的小人。這點在他前往三閭大學的路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他帶的大箱子里的藥被方鴻漸他們發現時, 他說“內地買不到西藥, 各位萬一生起病來, 那時侯才知道我李梅亭的功勞呢” 后來又說“就是生病, 我箱子里有的是藥”。聽起來好慷慨, 其實怎樣呢? 當孫小姐生病向他要藥時, “他以為孫小姐一路上對自己的態度也不夠一包人丹的交情”, 更因為一包仁丹開封后就賣不到好價錢。“而不給藥, 又顯得過于小氣”。左思右想, 忽然靈機一動, 記得前些天已打開一瓶魚肝油丸。“魚肝油丸當然比仁丹貴, 但已打開的藥瓶, 好像嫁過的女人, 減低了市價”。于是拿魚肝油丸, 給孫柔嘉服下, 弄得她又一次嘔吐。李梅亭這種吝嗇鬼式的怪誕心理就這樣在一次次的吝嗇心理活動中暴露出來, 給人們以厭惡之感, 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層層撕下來。

小說中運用細膩絕妙的心理分析, 把人物丑陋的內核猛然外化, 展示了作者精湛的諷刺藝術。方鴻漸性格怯懦, 雖然有顆善良的心, 想有所成就, 但是在這個黑暗的社會里即處處碰壁, 一旦失敗便跌落到自怨自艾的幻想之中, 作者對他的這種心理曾多次加以反映。如在三閭大學, 由于情場**, 趙辛楣溜之大吉后, 方鴻漸也想離開, 并且想在離開前寫信批評一下校政, “借此發泄這一年來的氣憤”。但是由于學校聘書還沒來, 信的措詞不好決定。“有時他希望聘約依然是副教授, 回信可以理直氣壯, 責備高松年失信。有時他希望聘約升他做教授, 這么一來, 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 表示他的不滿意并非出于私怨, 完全為了公事”。“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寫信的麻煩, 干脆不送聘給他。”“這氣得他頭腦發燒, 身體發冷。”這段細膩的心理描寫把他想走偏又要找理由, 又不敢直接對高松年講的虛偽、膽怯的心理表露得一覽無余。

這段議論, 深刻精辟, 諷刺了當時社會上的崇洋媚外的風氣, 更令作者生氣的是, 即使是從外國學來的好東西, 一到中國“沒有不走樣的”。如三閭大學從英國牛津大學引進來的導師制, 卻被李梅亭之流的人把它改成防范男女戀愛的工具, 作者借趙辛楣之口議論道：“想中國真利害, 天下無敵手, 外國東西來一件, 毀一件。”同時作者的議論諷刺, 往往還涉及到封建婚姻制度、封建家庭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封建家長的代表方老先生心中根深蒂固, 作者借他之口, 對封建婚姻制度作了諷刺：“女人念了幾句書最難駕馭。男人非比她高一層, 不能和她平等匹配, 所以大學畢業才娶中學女生, 留學生娶大學女生, 女人留洋得了博士, 只有洋人才能娶她, 否則男人至少是雙料博士。鴻漸, 我這話沒說錯吧? 這跟‘嫁女必須勝吾家, 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一個道理。”這些話對著一個曾接受過西方男女平等觀念影響的人說出來, 豈不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封建大家庭是一個充滿爾虞我詐, 充滿斗爭的濃縮了的小社會。作者說：“在西洋家庭里, 丈母娘跟女婿間的爭斗, 是至今保持的古風, 我們中國大家庭里婆婆和媳婦的敵視, 也不輸他們那悠久的歷史, 只有媳婦懷孕, 婆婆要依仗了她才能榮升祖母, 于是對她開始遷就”。還說：“大家庭里做媳婦的女人平時吃飯的肚子要小, 受氣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 肚子真大了, 那時吃飯的肚子可以放大, 受氣的肚子可以縮小。”正是這樣的家庭, 最終導致了方鴻漸與孫柔嘉婚姻的決裂。

三、運用夾敘夾議的手法對黑暗時政, 社會惡習進行諷刺 錢鐘書先生在《圍城》中常常喜歡對一些事件和人物言行在敘述之后來一段議論。這些議論常常能一針見血地對當時黑暗的時政、社會的惡習進行尖銳的諷刺。

例如, 作者在敘述了方出國留學的過程后, 不無感慨地寫道：“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 惟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外國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都是從外國灌輸進來的, 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 還需要外國招牌, 方可維持地位, 正好像中國官吏、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換外匯, 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的價值。”

四、運用機智風趣的幽默藝術嘲弄丑惡事物, 加深諷刺的效果

諷刺是以譏笑、嘲弄的筆調, 夸張而帶刺的語言, 將敵對或落后的事物加以暴露, 讓讀者看到它的可笑、可鄙乃至可惡之處, 達到對諷刺對象貶斥、否定和令人警覺的目的。幽默是對某些生活現象進行風趣、機智的描繪, 使人在笑中獲得美的享受。諷刺藝術是笑的藝術, 它如果與幽默藝術相結合, 那么對于諷刺對象則更加犀利, 諷刺力量則會更加厲害。難怪我國著名作家老舍說：“諷刺是與幽默分不開的, 假若正顏厲色地教訓人便失去了諷刺, 它必須幽默地去奇襲、側擊, 使人發笑幾聲, 而后細一咂模, 臉就紅起來。” 錢鐘書先生在小說中正好利用了幽默對諷刺的巨大影響, 把二者緊密結合起來, 形成了小說特有的諷刺藝術——機智幽默型的諷刺。面對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丑類而言, 作者的幽默諷刺, 猶如一柄藏而不露的利刃, 常于談笑風生中脫穎而出；面對灰色平庸的靈魂, 又如犀利靈活的手術刀, 精于剖析肌理。

（一）“夸張”這一傳統手法在作品中得到極好的運用 例如, 作品中描繪老處女范小姐赴宴相親, 因為極想討得男子歡心, 所以打扮得格外起勁, 作者寫道：“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顏色, 就跟印第安人上戰場擦的顏色同樣勝利的紅。” 見過辛楣以后, 范小姐“像畫了個無形的圈子, 把自己跟辛楣圍在里面, 談話密切得潑水不入”。辛楣說曹禺是個偉大的戲劇家, 范懿快樂得拍著手掌道：“趙先生, 我真高興, 你的意見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長進來, 辛楣乘機把首席讓出來, 高校長想了想后不同意, 仍舊要辛楣坐, 辛楣不肯。高校長讓給范懿, “范小姐只是笑, 身子像一條飴糖粘在椅子里”。夸張而不失實透過范小姐的外貌與言行, 可看到老處女變態的性格。

（二）“比喻”是這部作品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種幽默手法 小說中的比喻內容別異, 形式各殊, 爭奇斗艷, 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如：用幾個喻體來說明同一本體的同一個恰似點：“物價象吹斷了線的風箏, 又象得道成仙,平地飛升”；用幾個喻體來說明一個本體的不同方面：“這輛車倚賣買老, 修煉成桀驁不馴, 怪癖難測的性格, 有時標勁象大官僚, 有時扭捏象小女郎”；用一組喻體分別說明相關連的一組本體：“科學家象酒, 愈老愈可貴, 而科學象女人, 老了便不值錢。” 本文只就比喻的一種形式博喻進行了說明, 其實文中按所使用的比喻形式還很多, 不過本文只是研究比喻的諷刺作用, 而不是比喻本身。

（三）作者的幽默諷刺藝術還表現在于巧妙的變異法上 有時諷刺之火借臨時拆開雙音節詞的方式噴發而出：“跟中國‘并肩作戰’的英美兩國, 那時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 立也根本立不住, 結果這‘中立’變成只求在中國有個立足之地, 此外全讓給日本人。” 對詞語作“借詞發揮”形象化的解釋, 小說中也很常見, 對那些動輒“國家至上”, 實則大飽私囊的權貴, 作家 嗤之以鼻“好哇!國家, 國家, 國即是家? ” 有時, 作者又用轉換詞義與“借詞發揮”結合的方式揶揄人物“高松年身為校長, 對學校里三院十系的學問, 樣樣都通——這個‘通’就像‘火車暢通’‘腸胃通順’的‘通’, 幾句門面話從耳朵里進去直通到嘴里出來, 一點不在腦子里停留。” 總之, 《圍城》是一部讀來如嚼橄欖、回味無窮的奇書。它時而讓你笑, 時而讓你哭, 在妙趣橫生、妙喻迭出的幽默諷刺外表下, 深藏著令過來人低徊輕嘆、惘然若失的悲劇底蘊。

參考文獻：

1、錢鐘書 《圍城》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版

2、楊 絳 《記錢鐘書與<圍城>》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版

3、顧之川 《解讀圍城》 京華出版社2001版

4、昭新 《中國文學名作欣賞》 科學出版社2001版

5、鄭觀年 《中國現代文學作選評》 浙江文藝出版社

6、郭志剛、孫中田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 高等教育出版社

7、寧云峰 《錢鐘書在比喻理論與實踐上的突破》

8、楊繼興 《錢鐘書小說諷刺語言三題》

9、邱文治 《錢鐘書〈圍城〉藝術漫議》

10、陳文虎 《錢鐘書研究采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