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優化偵查權配置的調研報告

優化偵查權配置的幾點思考

優化偵查權配置是當前法學理論界、司法實務界研究司法體制改革中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目前的偵查權配置存在一些問題，不能完全適應日益復雜的社會治安形勢和人民群眾對于社會安全感的需要，因此亟需理論界和實務界從法律和制度層面探索出路。

研究偵查權配置的六大誤區

個人認為，目前對優化偵查權配置的研究存在六大誤區：

一是只看表面問題，不重視原因分析。許多人提到偵查權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會列舉立案不實、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問題，但往往沒有深入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

二是過分注重對偵查權力的監督，不重視對偵查權的保障。單從法律條文看，我國公安機關的偵查權似乎比一些國家的范圍要寬。但在實踐中由于相關制度不配套和存在缺陷，以及對公民違反程序性規定缺乏明確、有效的處罰措施，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權往往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很顯然，單一謀求將警察的手腳死死捆住，不應該是優化偵查權配置的基本方向。

三是過分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對被害人的權利重視不夠。在偵查活動中，應當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但同時更要注重使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使被害人遭受的損失及時得到彌補，只有這樣，偵查工作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訴訟活動也才能順利進行。

四是只就事論事設計制度，而忽視相關配套制度的研究。例如，為防止刑訊逼供，有人提出要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對訊問全程錄音錄像。這一制度對防治刑訊逼供的確有積極作用，公安機關也正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但是，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使錄音錄像制度發揮作用，相關配套制度也必須跟進。錄音錄像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全程”，如何保證有足夠的偵查人員承擔每一次訊問時錄音錄像的任務？此外，由此帶來的裝備、人員的保障方面的問題也需要一并考慮。如果沒有這些配套制度的落實，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五是只重視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而不重視對其他偵查機關以及審判機關的監督。學者一提監督制約，就必然奉“決定權、執行權相分離”是唯一的最高標準和最大價值追求。但是，在表述時往往只針對公安機關，走入“雙重標準”的思維模式，罔顧其他機關自己立案、自己偵查、自己批捕、自己審判等客觀事實。無論是對偵查權、起訴權實施監督，還是對審判權、執行權實施監督，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標準也應當是統一的。

六是關注確保公正的措施多，關注提高效率的措施少。“遲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偵查機關的偵查能力，不能有效提高偵查工作的效率，甚至過多地束縛偵查機關的手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破案率下降，被害人的權益得不到及時的補償，社會秩序得不到及時恢復。

影響偵查工作開展的四大因素

在我們這樣一個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正處于社會深刻變化的國家，偵查工作任務非常艱巨。與之相比，偵查權的配置遠遠不能適應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現實需要，公安機關面臨的困難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嚴重制約偵查工作開展。受經濟水平限制，我國對偵查機關的投入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高素質執法人員少、培訓體系不健全、辦案力量嚴重不足、經費緊缺及裝備匱乏等等。中國的警力配置在世界上屬于低水平，2007年公安機關實有人數約190萬，按人口比例只有1‰多一點，而日本為2.2‰，美國為3.5‰，俄羅斯為8.46‰。緊張的警力使絕大多數民警常年超負荷工作，偵查人員每人手中同時要經辦多個案件，往往只能先處置緊急情況，暫時先放緩其他案件，這就使得看起來很長的羈押期限遠遠不夠用，調查取證工作也無法深入進行，不得不采取先抓人再搜集證據的做法。經費緊張更是長期困擾公安機關的難題，國外警方普遍應用的高科技偵破手段在我國大部分地方都因經費原因而無法采用。

二是社會高速轉型給偵查工作帶來極大困難。中國社會正處于一種明顯不同于西方經驗的轉型期，一些在發達國家不是問題的事情在現階段的中國可能就會成為突出問題，如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日益嚴峻，一般大城市可以達到犯罪的一半以上，在深圳等一些外來人口集中的城市，流動人口犯罪達到90%以上。但社會管理遠遠沒有跟上，信用體制缺位，對于在本地沒有居所、沒有生活來源、沒有家庭親友的流動人口，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很難起到約束作用。另一個問題是犯罪的高發態勢。近年來，我國刑事案件發案數一直居高不下，犯罪立案數不斷增加，從2000年的360萬起不斷增長到近年來的460多萬起。同時，犯罪的手段不斷更新，智能化、組織化、暴力化的程度不斷提高，大大增加了偵查工作的難度。

三是執法環境給偵查工作造成很大困擾。受社會文化水平制約，公眾心理受傳統報應觀念支配，對犯罪持強烈憎恨態度，認為對犯罪分子就得“抓起來”，如果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就是放縱犯罪分子。相當一部分群眾還沒有養成尊重法律的習慣

第二篇：司法系統調研報告：關于優化偵查權配置的調研報告

這是一篇關于調研報告的范文，可以提供大家借鑒！

優化偵查權配置是當前法學理論界、司法實務界研究司法體制改革中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目前的偵查權配置存在一些問題，不能完全適應日益復雜的社會治安形勢和人民群眾對于社會安全感的需要，因此亟需理論界和實務界從法律和制度層面探索出路。

研究偵查權配置的六大誤區

個人認為，目前對優化偵查權配置的研究存在六大誤區：

一是只看表面問題，不重視原因分析。許多人提到偵查權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會列舉立案不實、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問題，但往往沒有深入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

二是過分注重對偵查權力的監督，不重視對偵查權的保障。單從法律條文看，我國公安機關的偵查權似乎比一些國家的范圍要寬。但在實踐中由于相關制度不配套和存在缺陷，以及對公民違反程序性規定缺乏明確、有效的處罰措施，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權往往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很顯然，單一謀求將警察的手腳死死捆住，不應該是優化偵查權配置的基本方向。

三是過分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對被害人的權利重視不夠。在偵查活動中，應當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但同時更要注重使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使被害人遭受的損失及時得到彌補，只有這樣，偵查工作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訴訟活動也才能順利進行。

四是只就事論事設計制度，而忽視相關配套制度的研究。例如，為防止刑訊逼供，有人提出要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對訊問全程錄音錄像。這一制度對防治刑訊逼供的確有積極作用，公安機關也正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但是，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使錄音錄像制度發揮作用，相關配套制度也必須跟進。錄音錄像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全程”，如何保證有足夠的偵查人員承擔每一次訊問時錄音錄像的任務？此外，由此帶來的裝備、人員的保障方面的問題也需要一并考慮。如果沒有這些配套制度的落實，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五是只重視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而不重視對其他偵查機關以及審判機關的監督。學者一提監督制約，就必然奉“決定權、執行權相分離”是唯一的最高標準和最大價值追求。但是，在表述時往往只針對公安機關，走入“雙重標準”的思維模式，罔顧其他機關自己立案、自己偵查、自己批捕、自己審判等客觀事實。無論是對偵查權、起訴權實施監督，還是對審判權、執行權實施監督，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標準也應當是統一的。

六是關注確保公正的措施多，關注提高效率的措施少。“遲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偵查機關的偵查能力，不能有效提高偵查工作的效率，甚至過多地束縛偵查機關的手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破案率下降，被害人的權益得不到及時的補償，社會秩序得不到及時恢復。

影響偵查工作開展的四大因素

在我們這樣一個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正處于社會深刻變化的國家，偵查工作任務非常艱巨。與之相比，偵查權的配置遠遠不能適應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現實需要，公安機關面臨的困難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嚴重制約偵查工作開展。受經濟水平限制，我國對偵查機關的投入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高素質執法人員少、培訓體系不健全、辦案力量嚴重不足、經費緊缺及裝備匱乏等等。中國的警力配置在世界上屬于低水平，2007年公安機關實有人數約190萬，按人口比例只有1‰多一點，而日本為2.2‰，美國為3.5‰，俄羅斯為8.46‰。緊張的警力使絕大多數民警常年超負荷工作，偵查人員每人手中同時要經辦多個案件，往往只能先處置緊急情況，暫時先放緩其他案件，這就使得看起來很長的羈押期限遠遠不夠用，調查取證工作也無法深入進行，不得不采取先抓人再搜集證據的做法。經費緊張更是長期困擾公安機關的難題，國外警方普遍應用的高科技偵破手段在我國大部分地方都因經費原因而無法采用。

二是社會高速轉型給偵查工作帶來極大困難。中國社會正處于一種明顯不同于西方經驗的轉型期，一些在發達國家不是問題的事情在現階段的中國可能就會成為突出問題，如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日益嚴峻，一般大城市可以達到犯罪的一半以上，在深圳等一些外來人口集中的城市，流動人口犯罪達到90%以上。但社會管理遠遠沒有跟上，信用體制缺位，對于在本地沒有居所、沒有生活來源、沒有家庭親友的流動人口，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很難起到約束作用。另一個問題是犯罪的高發態勢。近年來，我國刑事案件發案數一直居高不下，犯罪立案數不斷增加，從2000年的360萬起不斷增長到近年來的460多萬起。同時，犯罪的手段不斷更新，智能化、組織化、暴力化的程度不斷提高，大大增加了偵查工作的難度。

三是執法環境給偵查工作造成很大困擾。受社會文化水平制約，公眾心理受傳統報應觀念支配，對犯罪持強烈憎恨態度，認為對犯罪分子就得“抓起來”，如果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就是放縱犯罪分子。相當一部分群眾還沒有養成尊重法律的習慣，不配合公安機關的調查取證工作，暴力襲警、圍攻執行取證和抓捕任務的民警的事件屢見不鮮。國外人們普遍自覺履行的作證義務，在中國很難實行。

四是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手段、措施欠缺功效。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在立案方面，刑事訴訟對立案前的審查能夠采取什么樣的具體措施沒有明確規定。而對于多數案件來說，如不采取相關措施進行審查，難以判斷是否應當立案；(二)在強制措施方面，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逮捕條件比較原則，實踐中一些地方出于各種因素考慮，又將逮捕條件等同于起訴條件甚至定罪條件來掌握，使很多本應在逮捕之后做的偵查工作不得不在拘留期限內完成，偵查工作倉促。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條件不明確，執行方式單一，對保證人履行監督義務約束不夠，公安機關往往不敢采用這兩種非羈押措施；(三)在調查取證方面，沒有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措施，缺少強制作證等規定，偵查機關提取物證和其他證據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約，不得不依賴于口供；(四)現場處置權不明。很多國家規定，在執法現場嫌疑人或者相對人如果不聽從警察指令，警察可以依法采取任何可用的強制措施直至使用武器，而不用擔心承擔法律責任。我國因為法律規定不明確，警察往往會因為顧慮承擔責任，不敢采取必要的強制手段，不能有效控制現場和嫌疑人。

優化偵查權，絕不能通過簡單地“弱化”偵查權實現。如果法律沒有賦予偵查機關有效的偵破手段，就會迫使部分偵查人員在各方面限時破案的壓力下，采取非法的手段獲取證據。所以，不論是加強人權保障，還是推進依法治國，最根本的辦法是提高偵查機關打擊犯罪的能力，使之能夠依法有效地偵破案件，而不必冒險違法辦案，這也是優化偵查權配置必須著重解決的問題。

優化偵查權配置的總體思路

我國的偵查權究竟應當如何配置，個人認為主要應當考慮以下思路：

一是必須保障偵查機關能夠及時有效地查獲犯罪、收集證據。在犯罪手段不斷升級、危害不斷加大的今天，偵查機關必須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犯罪總是在暗處，要想徹底發現和清除并非易事，即使是在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非常發達的西方國家，破案率也難以超過30%，因此，他們對于偵查機關的授權是非常充分的。例如，在意大利特殊偵查措施是警方調查有組織犯罪的常規方法，偵查人員在懷疑某人可能涉嫌黑手黨犯罪時，可以向法官申請最長達5年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9·11事件”后，美國制定了愛國者法，賦予執法部門更大權力來預防、偵查和打擊恐怖犯罪，如第203條規定執法部門在未經司法審查的情況下有權獲得與美國公民有關的敏感信息。

二是必須處理好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公民基本人權的實現需要穩定的治安環境。保障人權要以提高打擊犯罪能力為前提條件，通過立法保障偵查權的有效實施，是加強人權保障、解決執法不規范問題的根本方法。如果偵查權的配置問題不解決，偵查機關打擊犯罪的能力仍維持在當前水平，而將“無罪推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非法證據排除”、“訊問時間限制”、“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律師全程介入偵查階段”、“聘請律師不需要批準”、“律師會見不受監聽”等內容全部寫入刑事訴訟法，就會使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之間的關系失去平衡，最終無法收到預期效果。

三是必須考慮立法、執法的成本與效益。勿庸諱言，與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法治需求相比，我國執法機關的整體素質和執法水平還不盡如人意，違反程序、濫用權力、執法不公的現象仍時有發生。這里面既有執法人員主觀意識方面的問題，也有客觀上成本投入不足的問題。就立法來說，很多國家在立法時會考慮執行法律的預算問題，出臺法律的同時，也會有專門的經費、編制到位。我國尚未建立這一制度，出臺法律后，需要執行機關向政府申請經費、編制。很多時候，經費、編制不能與法律生效時間同步到位，甚至嚴重滯后，對法律的有效實施帶來嚴重的影響。所以，今后制定、修改法律，都應當把成本核算作為立法和執法的關鍵問題。

四是必須深入研究偵查權優化配置的價值目標。偵查權的優化配置，必須堅決避免采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路和辦法，簡單地去改革某一個方面，用一種現象去掩蓋另一種現象。應當明確偵查權優化配置的價值目標，置放于整個司法體制框架內來研究、規劃，使之真正適合我國政治制度。

第三篇：試論檢察機關配置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合理性

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反思與重構

張慧

（江西科技師范學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我國進入經濟和社會轉軌時期以來，職務犯罪已經成為一項多發性犯罪，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權鞏固。因此，懲治職務犯罪，刻不容緩。我國現有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在獨立性、統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為更有效地預防和打擊職務犯罪，應從多方面完善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

【關鍵詞】：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反思重構

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合理配置與運作與否，不僅關系到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強化和檢察工作的科學發展，更關系到國家權力配置模式和運行方式的完善。但根據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和偵查體制，我國現有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在獨立性、統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試對目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和探討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使其更合理、更科學、更能整合偵查資源，提高偵查水平，從而更能體現職務犯罪偵查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保障國家法律的貫徹和實施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一、職務犯罪偵查的含義及特點

所謂職務犯罪偵查，是指職務犯罪偵查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為了查明案情、收集證據、揭露職務犯罪和職務犯罪人，享有的依照法律進行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有關強制性措施的一項活動。職務犯罪偵查的具有以下特點：

1、偵查程序倒置。與普通刑事案件“由案及人”的偵查過程不同，職務犯罪的偵查一般是“由人及案”的偵查過程。職務犯罪的偵查，往往一開始就會有明確的犯罪嫌疑人，而對于是否存在犯罪事實，該嫌疑人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怎樣實施犯罪行為并不確定。偵查部門必須圍繞確定的嫌疑人，通過調查取證，首先查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實，然后再查證是否為犯罪嫌疑人所實施。這是“由人及案”的偵查過程。而普通刑事案件偵查程序的啟動，是以一定的犯罪信息為前提的，圍繞發案的犯罪事實追查作案人，一旦作案人被查明，案件就視為偵破，這一偵查過程常被稱之為“由案及人”。

2、主動發現案件難。職務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在實施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活動中往往與國家權力結合在一起，并有合法的身份和形式作掩護，作案手段詭秘，又不直接涉及公民個人的切身利益，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屬于“隱性犯罪”，不容易被揭發，主動發現案件的難度很大。目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線索來源絕大多數是靠群眾舉報。

3、偵查取證難。職務犯罪是一種掌握權力的人的犯罪，這些人大多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權勢，具有較高的素質、較深的社會閱歷、較廣的社會關系，為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他們在案發時或案發中通常會動用各種政治權力資源對抗偵查活動，甚至采取威脅恐嚇等手段進行反偵查活動。由于其主觀上有反偵查愿望，客觀上具有反偵查條件和能力，因此偵查活動中的干擾多，阻力大，取證非常困難。

4、保密性強。職務犯罪的偵查，由于其“由人到事”的特性，決定了對保密性的要求更高。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犯罪嫌疑人固定明確，具體的犯罪事實卻需要通過偵查逐步查證核實。如果出現泄密情況，犯罪嫌疑人在覺察到自己成為偵查對象或知曉偵查部門的偵查方向后，必然會采取行動，設法阻止偵查部門接觸、獲取有關證據。另外，實踐中還常常會伴有各種各樣的說情、阻礙，這在初查過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最終的結果或困難重重、或一無所獲、1或停止調查。因此，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過程中，保守案件秘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外檢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之簡介

從國外關于檢察機關偵查權的立法例來看，可以說，當今世界各國對官吏的職務犯罪案件很多是由檢察機關偵查的，或者是由檢察官指揮警察偵查的。

在美國，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偵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別重大的貪污案、行賄受賄案、警察腐敗案、白領犯罪、智能犯罪等。

在俄羅斯，2001年《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由檢察院的偵查員進行偵查的案件包括濫用職權、受賄、玩忽職守、違反公正審判的犯罪等。在日本，檢察機關主要對部分經濟與公司案件、嚴重偷稅與漏稅案件、公務人員貪污受賄案件進行偵查。一些高等檢察廳還成立了“特別偵查部”，專門負責這類案件的偵查工作。

在韓國，檢察廳法規定，在大檢察廳及地方檢察廳內設置不正腐敗事犯特別搜查本部和特別搜查部（班），負責受理、偵查、起訴特別重大的公務人員貪污、賄賂犯罪案件。

聯合國大會1990年批準的《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特別指出：“檢察官應當適當注意對公務人員所犯罪行，特別是對貪污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人權、國際公認的其它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

由此可見，檢察機關擁有偵查權幾乎成為世界各國的通例，檢察官指揮偵查并提起公訴指控犯罪這也是各國的通例。

三、檢察機關配置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憲政基礎

1、我國根本政治制度決定檢察機關必然成為獨立的法律監督機關。中國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前提下，國家設立了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行使行政權、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從憲政層次上看，我國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實行國家權力機關的憲法監督與檢察機關的專門法律監督相結合的機制，在這種憲政結構下，相對于立法權、行政權、審判權等具有強大的實體性處分權的權能而言，檢察權只是一種程序性權力，相對而言最為柔弱，賦予其監督其他國家機關的權力，既可以保持權力之間的平衡，防止行政權、審判權的濫用，又不會導致檢察權的過分膨脹。

職務犯罪偵查權是檢察機關實現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這一憲政職能的主要方式，如果解除了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等于否定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也等于直接否定了作為我國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2、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和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質的同一性。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依法立案偵查和進行追訴，正是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體現。檢察機關對這類犯罪案件偵查，促使其嚴格執法、廉政勤政，是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的行為，是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法制權的過程，帶有監督執法和司法彈劾的性質，這正是我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所要解決的問題。可見，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偵查，無論從偵查對象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來看，還是從這類犯罪案件所具有的“職務性”特點來看，都具有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是否依法行使權力進行監督的性質，與法律監督的主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與公安機關對社會上一般刑事案件所進行的偵查具有本質區別。檢察機關通過懲治職務犯罪，保障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保持法律監督的威懾力，增強制度的約束力和教育的說服力。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不僅不是邊緣化和可有可無的權力，而且還是法律監督的重點，是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關鍵。

法律監督關系只能是一種基于訴訟法產生，并由訴訟法調整的法律關系。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執法活動的監督就是以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權作保障，以刑事偵查法律關系為依托的。脫離了刑事訴訟法律關系，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犯罪的行為就無從監

督，檢察制度對執法活動的監督就無從實現。同時，監督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查究活動。檢察機關對其獲得的職務犯罪的線索和材料必須進行審查和調查，才能了解和確認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是否犯罪。如果檢察機關自己不能積極主動地去調查，而必須依靠其他機關的審查、調查和偵查活動，那么，作為法律監督主體的檢察機關就不能決定是否啟動監督程序，就難以實行切實有效的監督，法律監督工作就會處于被動的局面，甚至喪失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基礎。

四、檢察機關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優勢分析

1、領導體制上的優勢。國家憲法和檢察院組織法都明文規定，上級檢察院領導下級檢察院的工作，由于這種領導體制而導致全國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上形成一體化工作格局。在反腐敗查辦職務犯罪大案要案上，可以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國統一協調指揮，統一調配偵查力量，密切開展區域間的偵查協作，進一步提高查辦案件的反應速度，進一步增加大要案的突破能力，這是在以往的工作實踐中已經取得的成功經驗，而這種優勢是其他部門所不具備的。

2、獨立行使職能上的優勢。國家憲法規定，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履行檢察權，不受任何組織、機關和個人的干擾。但在現實司法活動中，由于執法環境不夠理想，地方保護主義對檢察機關執法活動特別是查辦職務犯罪大案要案工作進行了嚴重的干預和影響，這種干預和影響始終困擾著反腐敗查辦職務犯罪大要案工作的深入開展。由于檢察機關依法享有執法獨立性，其抗干擾能力比較強，這一點是任何其他部門所無法比擬的。

3、偵控合力上的優勢。檢察機關擁有審查批捕權、審查起訴權，這兩種權力一方面是對偵查工作進行監督，另一方面是鞏固偵查成果并將其納入訴訟活動中的審判環節。由于職務犯罪的特殊性所決定，其偵查所獲取的證據大都是比較單一，一比一的證據較多，偵查工作的方向常常決定辦案的成敗，而檢察機關實行內部辦案協作機制，對于有影響、有震動的大要案，偵查監督部門、公訴部門提前介入案件偵查，一方面使監督工作前置，增強偵查監督的實效性，另一方面按照逮捕和起訴的證據規格，對偵查部門的調查取證和甄別證據給予一定的客觀性引導和指導，把握收集證據的方向，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偵控合力。有人提出職務犯罪的偵、訴權同為檢察機關所有，基于利益上的一致性，可能會影響監督的效果，其實這種擔心是片面的，也是多余的。

4、偵查隊伍素質上的優勢。有人提出，目前檢察官素質不高、專業化程度偏低不能適應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需要。持這種觀點的既不客觀，也不實際。由于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其業務的內容和性質要求廣大檢察官不斷強化自身業務素質。檢察官們所具有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較其他部門工作人員要高上一籌，特別是反貪部門的廣大干警多年與腐敗分子周旋、較量，了解和掌握了職務犯罪分子的心態和反偵查手段，積累了豐富的辦案經驗。而且多年處在腐蝕與反腐蝕的前沿，擔負著職務犯罪偵查重任的檢察官們早已在靈魂上、思想上形成了抗體，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這些業務和思想上的素質優勢，是反腐敗查辦職務犯罪大要案的致勝關鍵所在。

綜上，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憲政體制下，結合我國現有的技術偵查水平，由檢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第四篇：水務局開展地表水資源優化配置調研

水務局組織開展地表水資源優化配置調研

近年來，由于降水偏少，橫山嶺水庫以下丘陵地區的小水庫、塘壩大部分處于干庫或蓄水量很少的狀況，造成原來依靠小水庫和塘壩灌溉的農田、菜園和果樹得不到及時灌溉，局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影響了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

縣水務局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了解這一情況后，立即組織局班子成員和有關技術人員召開專題會，認真分析和研究了丘陵地區的地形、地貌和全縣的水資源狀況，認為利用橫山嶺水庫和燕川水庫較為充沛的地表水資源，通過磁右灌區渠系工程為丘陵地區的小水庫和塘壩等蓄水工程進行補水，即可發揮這些工程的效益。為盡早解決這一問題，推進我縣地表水資源優化配置，水務局明確一名副局長牽頭，組織50多名干部職工對灌區范圍內的小水庫、塘壩、輸水渠線進行了詳細的調查摸底。經調查，我縣磁右灌區范圍內共有小型水庫和塘壩49座，總庫容945.2萬立方米，現狀總蓄水量70萬立方米，需補充水量405萬立方米。磁右灌區灌溉渠系縱橫密布于丘陵地區，大部分渠道進行簡單維修可直接向小水庫、塘壩輸水。通過對這些小水庫、塘壩進行補水，既可解決近2萬畝農作物的灌溉問題，又能有效補充地下水資源，改善小水庫、塘壩周邊生態環境，推進我縣綠色產業發展，助力綠色崛起。目前，縣政府已同意水務局作出的向小水庫、塘壩補充地表水的工作報告，近期即將開始實施。

第五篇：當前我國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配置缺陷及完善

當前我國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配置缺陷及完善

摘 要 現行公安機關偵查權配置存在的突出問題，就在于缺乏硬性約束的制度設計對其進行有效制約。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對權力進行合理配置，妥善處理權力主體之間的關系，使權力之間形成合理的張力，進而通過必要的制度限制權力。鑒于公安機關內部，偵查權在刑偵、經偵、緝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網絡監察等警種中較為分散的實際，應當建立專業性的偵查部門統一行使偵查權，并在偵查系統內部強化上下級管理關系，實行上下聯動、整體作戰、快速反應的新型專業化偵查體制。

關鍵詞 公安機關偵查權 偵查措施 權力受制 優化配置

中圖分類號： D915.3 文獻標識碼：A

如何實現公安機關偵查權的優化配置，這是在我國法制化進程中值得深刻思考的問題。由于我國具有獨特的司法結構，要在公安機關中構建一個科學、有效、正當的偵查權體系，以平衡國家調查犯罪的需要，以及維護犯罪嫌疑人人權之間的關系，這顯然不是一項簡單的工程。有關公安機關偵查權配置的諸多現實問題，也不能簡單地僅僅從法律層面進行研究，只有充分注意到這些具體而現實的障礙，以務實和嚴謹的態度，在現有的憲政、法律框架下進行漸進式的探索，避免改革流于形式，才能在公安機關偵查權優化配置的改革之路上取得成果。

一、公安機關偵查權概述

（一）偵查權的概念界定。

在我國，偵查是指國家專門機關為收集證據、查明案情、證實犯罪和緝拿犯罪嫌疑人而依法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的有關強制性措施。而偵查權作為一種特殊的國家權力，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關國家機關為實現偵查目的而依照法定的偵查程序，依法運用各種合法、有效的手段對案件進行偵查的權力。

在當今世界各國，擁有偵查權的國家機關主要是警察機關。在英美法系國家，警察被設計成最主要的偵查主體，能夠獨立處理偵查事務，自主開展調查工作，享有廣泛的調查權。而大陸法系國家則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在德國，從法律規定上看，檢察官、警察被同時設計為偵查主體，但警察在刑事偵查中要接受檢察官的指揮。在法國，偵查的主體既有警察、檢察官，還有預審法官。

我國偵查權的配置狀況也有其特點。偵查主體包括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軍隊保衛部門、監獄、走私犯罪偵查機關等等。其中，檢察機關承擔著一部分自偵案件的偵查任務，其他偵查機關也在各自領域內對特定案件行使偵查權，其余絕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偵查任務均由公安機關承擔，公安機關是我國行使偵查權最主要的主體。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運用的程度既直接關系到案件的最終結果，也影響到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相對人人權的保障，在某種意義上必然涉及國家司法體制整體運轉的效率性，以及涉及國家對社會安全的控制力。為了防止偵查權的濫用，提高國家的控訴能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就有必要對公安機關偵查權進行優化配置。

（二）公安機關偵查權配置的現狀。

從規范層面及現實層面分析，我國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配置具有鮮明的特點，主要表現為：公安機關對絕大多數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偵查權十分廣泛并且高度集中；公安機關偵查權內部配置比較混亂；對于公安機關偵查權的監督主要以內部制約和法律監督等方式為主，等等。

1、公安機關對絕大多數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

我國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進行刑事訴訟，行使刑事司法職權，基本上圍繞著偵查權的行使開展。《刑事訴訟法》第3條對公安機關在刑事偵查階段的權力分工做出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由此可見，公安機關享有概括性的第一次偵查權（即對絕大多數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是行使偵查權最主要的主體。

2、公安機關的偵查權十分廣泛并且高度集中。

對于公安機關負責偵查的案件，公安機關有案件的立案權和撤銷權，有權自行決定除逮捕這一強制性措施以外的偵查措施，不僅包括在立法層面上的傳喚權，訊問犯罪嫌疑人權，詢問證人、被害人權，勘驗權，檢查權，搜查權，扣押物證、書證權，鑒定權，通緝權，技術偵查權等，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采取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強制性措施，以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同時還包括采取法無明文規定的秘密偵查手段，如監聽、偵查陷阱等，權力范圍非常大，自主裁量權也很大。

3、對于公安機關偵查權的監督主要以內部制約和法律監督等方式為主。

一是公安機關的內部控制。在實施有關偵查措施前，偵查人員必須取得其單位負責人的授權或批準，對于限制人身財產自由的強制措施，還必須由單位負責人簽發相關的許可令。二是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對公安機關的偵查行為行使監督權。但是，檢察機關除了決定批準逮捕之外，并不對公安機關的偵查行為進行直接的控制，而是多數采取事后監督的方式，不帶有強制性。公安機關的偵查權如若遭致濫用，無論從行政、民事、刑事方面都難以尋求到切實有效的救濟，缺乏有效的控權制衡機制導致了公安機關偵查權易于濫用的現狀。

二、公安機關偵查權配置的缺陷

（一）檢察監督不力，內部制約虛無。

檢察院的監督主要體現為立案監督、審查批捕監督、審查起訴等，監督方式基本依賴卷宗，脫離實際偵查活動，對隨時可能出現的非法偵查行為不得而知，是不可能起到實質監督作用的。對于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案件，則缺乏法律控制，檢察院可以動用任何強制措施，那么，誰來監督這個“監督者”呢? 顯然不能由其他檢察官進行法律監督，因檢察官均要服從檢察機關首長的命令，幾個檢察官所承擔的相互矛盾的訴訟職能最終還要集中到檢察長一人身上，這樣，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監督事實上也成了一句空話。

公安機關對偵查權的內部控制，主要是在實施有關偵查措施時，需要由公安人員或負責案件偵查的檢察官取得其單位負責人的授權或批準，并簽發相關的許可令，公安機關內部的法制辦、法制處等部門也具有一定的監督職能。內部審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偵查措施的質量，但是如果某項非法偵查行為可能帶來的收益遠遠高于風險，這種“關上門說話”的內部控制就極有可能演變為包庇與保護。

（二）警法關系缺位，偵查權缺少控制。

盡管“分工負責、互相獨立和相互制約”的機制原則似乎也涵蓋了警法之間的關系，但實際中卻沒有任何相關的規定。警法關系的缺位，導致審判權與偵查權、檢察權相比，在刑事訴訟權力結構中處于弱小的地位。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確立有關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但一些類似的規則卻存在于司法解釋之中，根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凡經查證屬實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法院既“不能就追訴活動的合法性舉行任何形式的程序性裁判活動”，也“難以對審判前的追訴活動進行有效的司法控制”。

（三）警民沖突屢現，偵查執法環境有待改善。

我國近期接連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甕安打砸搶事件、孟連警民沖突事件、上海襲警事件。這三件大事都是以刑事案件的偵查形式作為導火索的，暴露了民眾對刑事司法的不滿。對此，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在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曾經進行過調查，其中，關于“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機關”的調查中，62.7%的被調查民眾選擇了“不大信任”，11.5%選擇了“非常不信任”，而選擇“非常信任”的民眾只有2人。三機關相比，只有7.8%的民眾選了“公安機關形象比較好，比較有威信”。一方面是民眾對公安機關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安機關調查難、取證難，遭到破壞的執法環境使警民關系陷入了一段惡性循環，偵查執法環境有待改善。

三、公安機關偵查權的優化配置

現行公安機關偵查權配置存在的突出問題，就在于缺乏硬性約束的制度設計對其進行有效制約。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對權力進行合理配置，妥善處理權力主體之間的關系，使權力之間形成合理的張力，進而通過必要的制度限制權力。對于公安機關而言，重點應在維持和加強其偵查主角地位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鑒于公安機關內部，偵查權在刑偵、經偵、緝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網絡監察等警種中較為分散的實際，應當建立專業性的偵查部門統一行使偵查權，并在偵查系統內部強化上下級管理關系，實行上下聯動、整體作戰、快速反應的新型專業化偵查體制。

（一）檢警一體化改革。

檢警一體制度主要存在于大陸法國家，根據德國現行法規定，偵查權由檢察機關行使，司法警察為檢察官的助手，在檢察官領導和指揮下實施具體的偵查活動，檢察官享有廣泛的偵查權力，他可以自行偵查，傳喚和訊問犯罪嫌疑人、證人和鑒定人，在緊急情況下，還可以命令進行搜查和扣押，以及對犯罪嫌疑人或證人進行人身檢查。在法國，檢察官雖然不再是司法警察的組成部分，但仍享有司法警察的一切權力，并可以指揮所在法院轄區內的司法警察進行偵查，對拘留措施進行監督。司法警察在知悉現行犯罪時，必須立即通知檢察官。如果檢察官到達現場，司法警察即卸其職責，由檢察官接管案件的偵查;他可以親自偵查，也可以指派任何司法警察完成各種偵查活動，并有權延長拘留時間24 小時。因此，在偵查方面，檢察官相當于司法警察的上級長官。但在實踐中，檢察官很少親自負責偵查，也很少指令司法警察調查他們不愿意調查的事實。

（二）建立補充偵查的審查制度。

《刑事訴訟法》規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檢察人員發現提起公訴的案件需要補充偵查，并提出補充偵查建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延期審理，補充偵查應當在1個月以內完畢。可見，補充偵查往往是因為在法定的偵查期限內沒有獲得足夠的證據，致使無法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指控，故檢察機關要求偵查機關進行補充偵查，以獲得充分的證據的一種訴訟活動。雖然法律明文規定補充偵查應當在1個月內完畢。但司法實踐表明，由于多種原因，補充偵查期間常常被隨意拉長。為了提高司法效率，特別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經被采取逮捕等強制措施之后，從人權保護的角度出發，法院應該加強對補充偵查環節的制約，嚴格執行法律規定，防止無限期的補充偵查。

（三）完善非法證據的排除制度。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司法機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因此，這一規則設立的初衷主要是用來約束刑偵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就我國立法現狀而言，雖然司法解釋對這一規則已有了相應的規定，但《刑事訴訟法典》對此至今尚未確立。而且，有關司法解釋將非法證據的范圍限定在言詞證據上，將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排除在外。應該說，在審判階段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事后制約偵查活動的有力途徑。從證據制度上對偵查權加以限制，應當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范圍，制定系統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程序規定，明確排除申請提出、證明責任、審查主體、救濟途徑。同時，建立法院對證據的實體和程序審查，進而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適度平衡。

（作者：甘肅政法學院公安分院，助教，從事刑法學、犯罪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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