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述你對我國當前政府信任關系的評價及其對策（定稿）

1、結合實際，論述你對我國當前政府信任關系的評價及其對策。答：（1）我國當前政府信任關系評價。主要結合實際說明：我國目 前正處于轉軌變型的特定歷史時期，政府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 水平、質量和意識與社會和公眾的價值期待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導 致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戰，并影響到現代化建 設的質量和速度。

（2）引發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行政人治色彩濃重；第二，行政權力缺乏制約；第三，政府行政效 能與社會和經濟發展要求之間存在一定差距；第四，行政機關和行 政人員固守舊的行為習慣；第五，公共行政缺乏績效評價體系，責 任機制薄弱。而行政道德的匱乏是引發政府信任危機的直接原因。

（3）我國當前政府信任關系對策。主要說明：解決信任危機問題或 重塑信任關系是各級政府的當務之急。要從根本上克服信任危機現 象并建立起普遍的信任關系，一方面需要社會成員個體道德素質的 提高，另一方面，是要確立起一種能為社會成員普遍信任的制度性 安排與制度性承諾。政府信任關系作為普遍信任關系中的重要部分，對于普遍信任關系的建立起著率先垂范的作用。而在更廣泛的意 義上說，社會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承諾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職責。

2、如何理解社會輿論在行政道德評價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正確引 導社會輿論的基本方向？

答：（1）輿論監督是行政倫理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社會及輿論監 督的方式主要有：第一，直接向各級行政機關提出詢問、要求、批 評和建議；第二，申訴、控告和檢舉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 違法、違紀、倫理道德失范行為；第三，通過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等新聞媒介揭露問題，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監督力量。

（2）在重視社會輿論的行政道德評價作用的同時，我們應區分各種 不同輿論在性質和力度上的差別。在大力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政治 體制改革，去舊從新的過程中，總是會觸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面 對可能帶來甚至是已經形成的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行政人員應通 過倡導積極的、正確的輿論去抵制和壓倒錯誤的輿論，努力消除和 減少錯誤輿論在社會中的不良影響。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提出 “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堅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正是為了解決改革 進程中在社會文化領域、社會輿論評價中由于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 的矛盾沖突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堅持“發展是硬道理”是我們當前 引導社會輿論的主線，同時，只有高度重視社會輿論的評價作用，協調好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穩 定、健康、全面發展。

第二篇：談談你對當前我國外交新理念

1.談談你對當前我國外交新理念、新布局的認識。

隨著新一屆中央領導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中國的外交新理念，新布局也得到展示。不難看出當前我國外交的新理念如下：

第一，關于“中國夢”。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人民正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世界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關，因此我們還要同國際社會一道，與不同文明開展對話、彼此包容，推動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相互借鑒、共同發展。

第二，關于中國對外交往的旗幟。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第三，關于新型大國關系。大國關系是國際局勢的導向性因素，也是國際格局的重要塑造性因素。當前我國外交新布局：

第一，全方位、多邊的外交政策。從領導人的出訪和接待外國領導人的活動中不難看出在兼顧發達國家的同時兼顧了發展中國家，兼顧了周邊國家、相同或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兼顧了雙邊合作與多邊舞臺，也兼顧了公共外交與熱點問題。第二，多形式。

第三，寬領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外交活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人文等各個領域。

第四，謀長遠。習近平主席的“莊園外交”謀的就是中美關系及世界和平發展的長遠，訪問非洲亦體現了中非長期合作的大計。

2.怎樣理解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

中美建立新型大國的核心內涵是：共同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是雙方著眼世情國情以及中美關系未來發展達成的重要共識, 關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習主席在會晤中用三句話作了精辟概括:

一是不沖突、不對抗。就是要客觀理性看待彼此戰略意圖,堅持做伙伴、不做對手;通過對話合作、而非對抗沖突的方式,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鑒,共同進步。

三是合作共贏。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對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世界大國的關系是國際形勢的導向性因素。中美中美之間共生共存、既競爭又合作的復雜關系一直是世界各國對社會趨勢的關注焦點之一，中美兩國合作得好，世界穩定和平的愿望就更進一步。我們都知道中國倡導的新型大國關系始于中美關系，但遠不止于中美關系。新型大國關系理念將成為引領中國發展未來與世界各大國關系的指針，也將成為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

第三篇：當前我國政府審計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龍源期刊網 http://.cn

當前我國政府審計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作者：王學龍

來源：《財會通訊》2003年第09期

第四篇：我國當前政府績效評估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對策

中國政府績效評估的現狀

在我國，政府績效評估大致劃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普適性的政府機關績效評估。即績效評估作為特定管理機制中的一個環節，隨著這種管理機制的普及而普遍應用于多種公共組織，實踐中的例證包括目標責任制、社會服務承諾制、效能監察、效能建設等等；第二種是專項績效評估。針對某一專項活動或政府工作的某一方面。如北京市的國家機關網站政務公開檢查評議，江蘇省紀委的“應用制表分析方法對反腐敗五年目標實現程度上的測評”等等。目前我國政府績效評估基本處于探索階段，尚存在著很多問題，歸結起來便現在以下幾方面：

1.有關政府績效評估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不足。我國學術界有關政府績效評估的理論和實踐起步較晚。還處于不成熟的狀態。目前對政府績效評估從基本概念、作用機理、操作原則、實施步驟等都還沒有形成共識，許多地方把績效評估與公務員考績混為一談，政府績效的不同層次沒有明確區分，對國外公共組織績效評估的理念與實踐也缺乏系統地介紹和研究。由于缺乏系統理論的指導，我國政府績效評估實踐中常常出現盲目跟風，過度炒作，一陣風等偏差。

2.政府績效評估的規范化程度不足。我國政府績效評估存在的最突出問題是規范化程度明顯不同。政府績效評估多處于自發、半自發狀態，沒有相應的制度和法律作保障。表現為：第一，缺乏統一規劃和指導，績效評估分散在目標責任制、社會服務承諾制等多種管理機制中，評估內容和側重點差別很大，評估方法不一致，評估程序存在很大隨意性，因而結果很難做到客觀公正，有的甚至完全流于形式。在這些問題當中，缺乏制度化的評估標準，使政府績效評估的主要保障。第二，政府績效評估還是一個短期行為，缺乏對政府績效的持續性測定。這就導致了運動史的行政管理，管理者很難把工作重點放在政府績效的持續改進上，而往往采取“嚴打”之類的階段性突擊方式去解決問題。政府績效的非規范化導致評估中的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許多大檢查、大評比不僅沒有取得效果，而且使這種檢查、評比成為成為基層單位的一種負擔，某些檢查團成員索要禮品，收受賄賂的行為更是直接損害政府的形象。

3.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權重設置不合理。政府績效評估的考核以數量化的經濟指標為主，過多地強調了經濟總量的增長要求。只要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稅收能夠按要求保持一定的增長，一切就萬事大吉。至于人民的實際收入、就業比例、住房面積有沒有切實的增加，就很少有人關心了。盡管，后面的指標與前面的數據有著密切的聯系，但要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前提下保證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還需要政府作更多的工作。而且，在這種只側重經濟增長的指標體系引導下，為了完成任務，積極干預經濟活動，常常親自“登臺唱戲”，盲目出資辦企業，以求用大投資換取高增長的“政績”。有的地方甚至不擇手段，以編造假數字或走私等造反形式來達到目的。

另外，我國政府績效評估體制的過于單一，政府績效評估多以官方評估為主，缺乏社會公眾對政府的評估；在官方的評估中，多是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的評估，缺乏政府機關的自我評估。政府績效評估過程不公開，具有封閉性、神秘性，缺乏媒體監督，缺乏政府績效評估的激勵機制。不是把評估作為提高管理水平的反面措施，而是作為消極的防御手段---當某一方面的問題成堆，社會反應強烈時，才采取諸如大檢查、專項檢查、大評比等方式謀求改正，因而總是陷于被動。

政府績效評估面臨的困難：

績效評估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客觀、系統、全面的評估是公共管理不可缺少的基本環節。

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來自公共評估項目本身的問題

首先，政府部門的產出難以量化。績效評估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將所有績效都以量化的方式呈現，此項做法在私營部門基本不構成問題，因為私營部門的服務是可以出售的，并且可以以金錢價值衡量。政府部門的績效評估遠比私營部門復雜。著名公共行政學家詹姆斯．威爾遜認為：“要度量一個機關的輸出量常常是很困難的---實際上即使是只對什么是國家部門的輸出作一番設想都足以令人頭暈目眩。”由于行政組織是一種特殊的公共權力組織，所生產出來的產品或服務是一些“非商品性的產出”。它們進入市場的交易體系不可能形成一個反映其生產機會成本的貨幣價格，這就帶來對其數量進行正確測量的技術上的難度。其次，政府部門目標缺乏準確性。政府部門絕大多數體制中存在著多重的甚至相互沖突的目標。對于這些多重目標的選擇和權重排序往往受到權力因素的干擾而難以取得共識。隨著領導人的更迭，績效的側重點隨之轉移，原定的目標可能就要重新排序，其穩定性較差，易于影響績效評估的效果。不僅如此，公共部門所設定的目標經常具有抽象性和籠統性。政府部門的決策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或是不愿受明確目標的限制，或是希望獲取更多的支持，往往故意把目標表述的模糊不清，這就給評估測度標準的選擇帶來混亂，造成衡量和評估政府公共部門目標實現程度的難度。

2.來自政府管理部門內部的困難

首先，績效評估是對政府的管理績效、社會效果和公共管理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的衡量，自然也就涉及對政府部門決策者和管理人員的能力高低的鑒別。這種鑒別使決策者和管理人員感到威脅，擔心自身利益受到損害，因而抵制評估。其次，績效評估是一個消費資源的過程，需要投入相當數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目前，國家沒有單獨的評估經費撥款，評估費用大都是攤入具體的評估項目中，致使評估的資金投入不足。再次，評估常常意味并伴隨著批評和改革，在評估日益成為一種政府公共管理監督手段的今天，這種作用更加明顯。然而，現實中要做到這一點卻很困難，傳統觀念傾向于政府總是正確的，很難接受政府也有失誤的指責，這也極大的影響績效評估工作的開展。

3.來自績效評估理論與技術上的困難

績效評估在我國是個新興領域，還未形成規范化、制度化的評估體系，這就給開展具體評估工作帶來許多操作上的困難。首先，缺乏系統理論指導，實踐中具有盲目性。現階段我國政府進行的績效評估并沒有把評估作為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而只是作為績效預防的一種手段---當某一方面問題成堆，社會反應強烈時，才采取諸如大檢查、轉向調查、大評比等方式謀求改進，因而總陷于被動。其次，由于對績效評估的概念認識不一，對績效評估的內容范圍界定不清，無法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府績效評估的指標體系和方法。不同部門采用不同的評估形式和規范，造成實際評估過程中的千差萬別。并且，分散于各個分支機構的績效，能否總結起來當作中央機構的績效，不僅在技術上有其困難，在實踐上也令人懷疑。第三，開展評估所需要的相關配套措施不完備。比如，沒有建立全國性的評估信息數據網絡，致使評估資料不足，評估結果反饋核擴散能力差；缺乏評估的管理保障體系等這些無疑也加大了評估的難度。

以人為本，新時期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核心價值取向

促進以人為本，是十六大后新一代領導集體逝世后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發展理念與價值取向，這標志著中國政府的發展目標已經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清晰的突顯出以人為本的新政績觀。可以斷定，以人為本的發展思想和執政理念將成為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核心價值取向。

我國政府績效評估人本取向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以人為本簡單的說就是政府管理是一種尊重人、關心人、信任人、造就人、成全人、發展人的管理模式。政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人，一切為了人，一切服務人，一切要有益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是古老而又嶄新的話題，是幾千年來人本思想及其價值演變的最終歸宿。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以人為本更具有深刻的理論和現實依據：

第一，以人為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馬克思指出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認識社會活動的主體，也是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21世紀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價值取向上，鮮明的突現以人為本的特征。因此，現代政府管理和決策應該一切從人出發，把現實的人作為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充分反映人的利益、愿望、要求。

第二，以人為本是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的執政方針和理念，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理念。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2003年9月1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國家行政學院省部級干部專題研究班講話時，又提出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這是十六大后新一代領導集體嶄新的執政理念和管理價值觀。政府的績效管理必然受到以人為本價值取向的制約和支配；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強調的不僅是經濟的增長，更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發展的社會，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尺度和根本目的。

第三以人為本，是迎接政府入世挑戰以及回應公眾需求的需要。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目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仍與入世后的承諾有較大差距。政府入世首先要明確政府職能定位，切實解決政府職能缺位、越位和錯位的問題，把政府職能轉變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實現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的轉變，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況且，現代社會公共事務紛繁復雜，公眾需求不斷變化，這對政府的行政能力建設提出了諸多新的嚴峻挑戰，要求政府必須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快速回應公眾需求，提供優質、高效服務，實現政府與公眾的良性互動。

盡管如此。由于在思想認識、體制制度、評估方法技術等方面還不成熟和健全，政府績效評估的人本趨向尚未得到全面、真正的落實。出現了價值上的偏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績效評估中的思想問題不利于人本思想的真正落實。由于兩千多年來傳統的封建主義政治文化的影響，當前政府部門中的官本位思想、機會主義、平均主義傾向還有一定的市場。不少政府官員觀念轉變滯后，對政府績效評估認識不夠，甚至是抵觸，認為績效評估是個耗費資源的過程，需要投入相當數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而沒有認識到績效評估是政府改進行政管理的有效工具，通過績效管理能提高行政效率，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建立和鞏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對政府績效評估的認識滯后，不利于績效評估的推行，從而難以保證政府績效的提高，也就很難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以人為本的理念在績效管理中也就很難得到真正落實。

2.績效評估中的政府本為模式淡化了人文關懷。這種政府本位理念容易市政府偏離公共性，而專注于評估中單純的經濟指標，忽視了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以及公眾滿意程度等社會、人文發展指標。

3.績效評估過程中存在的單向性和不平衡性忽視了社會公眾的參與。這種單向性和不平衡性突出表現在把績效評估當作政府內部的事，多為上級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評價，缺乏社會公眾和相對人的參與。在績效評估中政府往往重視自身評價，而忽視社會公眾的評價、認可、支持，很難保證政府績效評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這樣政府績效計劃就難以很好地貫徹與執行。

結論與建議

顯而易見，我國行政績效管理方面還存在較大缺陷，重點是在績效評估方面，改革是刻不容緩的，迫切要求建立健全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加強績效管理。基于資料的限制。尤其是筆者能力的缺乏，深入探討這一問題很難，下邊是筆者立足于我國現狀，從我國國情出發提出的幾點關于構建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建議：

1.建立政府績效評估組織。可考慮成立由中央政府垂直領導的各級政府績效評估委員會，負責組織各級政府績效評估工作。并建立多沖評估體制，包括政府機關內設的評估機構和國家專設的評估機構，以及黨組織、人民代表大會、社會輿論評估等。

2.制定政府績效評估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定法律法規，借助法的力量推動行政管理改革，是近年發達國家的一項措施。可通過制定“政府績效評估法”，將政府績效評估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使各級政府績效法律化、制度化。

3.把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提高到落實科學發展觀、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的高度。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轉變觀念，提高認識，高度負責，狠抓落實，建立健全績效評估的指標體系、方法體系，特別要建立健全績效評估的責任體系。從根本上說，政績評價是歷史的評價、人民的評價。因此，政府績效評估要建立責任制，落實責任人，樹立人民政府“為民、務實、清廉”的形象。

4.績效評估制度的制定和執行已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人民群眾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政府績效評估的根本基點。目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加關注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把人的地位放在突出位置。政府績效評估制度的制定和執行，首先要關注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應始終貫徹在政府績效評估制度的整個過程中，如貫穿在績效評估的理論框架、指標體系、操作程序、方法技術等個具體環節中。

5.政府績效的主要內容凸現人的全面發展。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是貫徹和實施政府績效評估工作的基本前提。政府績效不再等同于單純的經濟增長，應包括經濟、社會、政治三個具體維度：經濟績效是績效體系的主要內涵和外在表現，社會績效是績效體系的價值目標，政治績效是政府績效體系的中樞和核心。無論是經濟績效、社會績效還是政治績效都應從人的需求出發，重視人在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最大限度的滿足人們在物質、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6.政府績效評價必須重視公眾的滿意度。政府績效的目標與計劃是否實現，實現得如何，最有發言權的是廣大公眾。好的績效指標評價體系不僅包括投入、產出、結果和效率等定量指標，還包括公平、民主、服務質量以及公眾滿意度等一些定性的指標。顧客導向是新公共管理運動中的一個比較時髦的詞，政府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確定應首先與顧客、公眾溝通，明確公眾的需求與愿望，在此基礎上共同確定政府績效評估的各項指標，而不是由政府方面決定。這樣，確立的績效指標才是可行的、公正而科學的，績效計劃地執行就更加順暢。

第五篇：對我國當前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的評價

對我國當前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的評價

【摘 要】當前我國高校重視輔導員隊伍建設，在輔導員招聘、培養、晉升等方面大力投入。本文對當前輔導員隊伍建設進行簡要的評價。

【關鍵詞】高校；輔導員；隊伍

一、當前高校輔導員職業發展的積極方面

（一）輔導員職業素養顯著提升

輔導員作為高校學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力軍，他們的職業素養直接關系著高校的發展和學生的成長。近年來，高校普遍將人才隊伍培養作為學校的重點工作來抓。不僅在人才招聘方面嚴格要求，而且在教職工培訓方面大力投入。當前高校在輔導員隊伍建設方面，普遍堅持“嚴把入門關”的原則，對學歷、政治面貌、學習經歷等有著很高的要求，有的高校在輔導員招聘時竟出現“百里挑一”的現象。許多高學歷、綜合素質強的優秀青年人才加入到輔導員隊伍中來。這部分新生代輔導員在開展工作時普遍能夠堅持“立德樹人”的教育原則，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力軍”，漸漸成為高校管理發展工作中的堅實力量。

（二）輔導員隊伍結構日益合理

高校輔導員作為高校教師的組成部分，在隊伍配置方面必須要考慮到工作的特殊性。由于?^去的高校管理體制下，很多高校的輔導員工作由任課老師兼任，或者專職輔導員普遍存在著年級較大、工作積極性不高的問題。當前高校新進輔導員在招聘時普遍要求是研究生以上學歷、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這部分青年輔導員的加入使得高校輔導員隊伍日益合理。不僅在年齡結構上更加合理，而且很多高校要求新進教師要有兼職輔導員經歷。這樣使得輔導員隊伍更加豐富，專兼職結合、老中青結合的結構使得輔導員隊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

（三）制度化保障日益完善

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對輔導員隊伍建設、職業發展以及工作內容進行了進一步闡述，明確了輔導員是高校教師隊伍的組成部分。各高校也出臺相關規定，對輔導員招聘、考核、培養、發展等方面進行了規范和完善，專職輔導員比例逐漸增加，對輔導員的職業發展定位更加清晰。在職稱評定方面，設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為輔導員職稱序列，使得輔導員群體更加注重結合工作實際開展科學研究，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更好地開展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職業地位不斷提升

隨著輔導員職業化的發展和輔導員隊伍職業素質的提升，輔導員在高校的職業分工更加明確，對高校發展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作為高校教師隊伍的組成部分，學生對輔導員的工作評價也越來越好。各高校積極開展輔導員職業技能培訓和專業技能競賽，不斷提升高校輔導員的職業技能素養。在科研及學歷提升方面，很多高校積極鼓勵輔導員考博，設立高校輔導員專項科研項目，在工作、學習、業務提升、職業培養等方面全面保障，輔導員職業地位不斷提升，吸引了一大批優秀青年人才加入到隊伍中來。

二、當前高校輔導員職業發展的消極方面

（一）輔導員隊伍穩定性不足

當前各高校的輔導員工作普遍具有工作量大、工作內容繁瑣、工作時間較長的問題，特別是輔導員作為直接面對學生群體的職業，不僅工作較為復雜和艱苦，而且要求有很強的責任心，因此很多輔導員在工作一段時間后都感覺“身心俱疲”。這就導致輔導員崗位往往都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許多年輕輔導員僅僅是將輔導員崗位當做自己職業發展的“跳板”，或者是許多優秀的輔導員直接被某個行政機關“看中”，直接轉為行政崗位工作。所以，輔導員隊伍的流動性較大，沒有穩定的職業隊伍，使得高校輔導員職業化發展受到影響。

（二）輔導員工作內容不斷泛化

高校輔導員作為高校教師隊伍的一部分，主要工作應該是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隨著近年來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學生事務的增多，輔導員工作內容不斷增加。當前高校輔導員不僅要負責學生的思想指引，還要負責團學活動、獎助工作、就業指導、心理輔導等等，可以說工作內容是面面俱到，涉及學生入校到畢業的全部培養過程，工作內容繁雜而瑣碎。而且很多高校二級學院的輔導員還要負責許多行政事務，經常是被各種事務纏身，對于學生心理輔導、思想工作往往是“分身乏術”。工作內容的不斷泛化，導致輔導員無法分配充足的精力去關注學生成長。

（三）輔導員職業素養有待進一步提升

正如前文所述，當前高校輔導員工作內容不斷增多，涉及學生培養的方方面面，這就對輔導員的職業素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當前我國高校輔導員普遍存在著政治理論學習不夠，影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同時，近年來學生思想困惑、心理焦慮、學習倦怠等問題越來越突出，高校輔導員職業素養遠遠無法滿足學生發展需求，輔導員對于許多學生問題無法合理的解決，大多只能采取簡單粗放的傳統學生管理模式，只注重以簡單的管理紀律來約束學生，影響了學生的健康成長，也不利于高校科學管理的開展。

（四）輔導員隊伍結構尚需優化

輔導員隊伍結構指的是輔導員人員數量、年齡搭配、學歷層次等方面，合理的人員配置能夠使隊伍發揮更大的效力。當前我國高校輔導員隊伍結構方面依然存在著問題，首先表現在人員配置數量不足，嚴重影響著高校學生工作的開展。此外，當前高校輔導員學歷層次有待提升，輔導員隊伍要想有好的發展，首先要在職稱、科研等方面有所突破，當前大多數高校輔導員學歷整體還是較低，只是近年來許多高校開始招聘碩士研究生充實輔導員隊伍，但隊伍整體學歷較低的現實，制約了高校輔導員在職務晉升、職稱評選等方面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余曉玲、劉同舫.現代性場域下高校輔導員身份重構[J].思想教育研究，2016（6）.